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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跃
马克思主义理论 成都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正处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关头,他们以严谨的态度研究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当时国人尤其是青年群体反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时代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起到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的革命工作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掀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也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如今,中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伟大时代,处在中国话语权不断提升的伟大时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这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具有许多相似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系统总结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成绩、经验和不足,对于更好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之间在理论方法与研究特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初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必要准备,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初步成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这几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理论方法上坚持唯物史观与史料并重,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合理继承,善于借鉴西方先进史学研究方法,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才的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在研究特点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答现实问题,紧扣现实的革命需要,关注时代发展主题。这些理论方法与研究特点方面的经验,对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理论方法上要注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双向互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史学遗产,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在研究特点上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努力解决社会的现实文化需要,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
[硕士论文] 袁欣宁
新闻传播学;新闻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太雷作为与瞿秋白、恽代英齐名的“常州三杰”之一,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其谦逊低调、干实事轻名利的个性也造成了张太雷所著文章史料留存颇少的局面。前辈学者的研究多着眼于张太雷作为党史人物的历史意义,然而他更是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杰出的组织家与演说家。
  本文主要借助报刊、传记、纪念回忆性文章等材料概要重建张太雷之生平,梳理出张太雷是如何从一位拥有满腔爱国主义热情的激进青年转变到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进步青年的,这一过程也是其从一个懵懂的受传者向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转变的过程。张太雷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之变迁,大抵经过四个阶段:青少年时期初步宣传事业与早期报刊活动的尝试;苏俄时期红色外交使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宣传阵地的开辟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广东区时期红色政治机关报的建立。全文分为四个章节加以论述:
  第一章是张太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起步期,分析探讨他如何从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少年成长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红色青年,从幼时的家庭环境、学生时代的人生际遇,五四时期的浪潮激荡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拓展期,论述张太雷在苏俄国际舞台所展现的组织家的才干、敏捷的思维和出色的口才,此次远东之行奠定了他作为我党首位红色外交使者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践探索期,围绕重整青年团进行展开,通过《先驱》《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报刊实践,展现了张太雷作为青年运动指挥家的风采。
  第四章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发展成熟期,重点评述《人民周刊》作为早期地方政治机关报的历史意义,归纳张太雷马克思主义传播成熟期的传播活动与报刊思想。
  张太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革命经历中不断成长,“运用舌头与笔杆”作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为己任,“尽宣传与组织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一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家与革命家。
[硕士论文] 许都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深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在互联网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为各大领域的拓展创新开辟了多片新蓝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环境也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传播者、传播目的和传播方式等要素的改变,这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探寻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互联网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行之举。
  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能够有效缓解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传播媒介三者之间的矛盾,提高信息传播的时效性。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知识沟”的形成,让民众更好地享有“知”的权力。能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渠道。然而,运用网络技术推动理论传播,正逐渐偏离其技术使用的初衷,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魅力不断下降,“传而不受”的现象日益突出。网络信息繁杂多样,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相互冲击,理论话语主导权危机频频……这些问题都亟待得到关注。
  在网络技术驱动下日新月异的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需秉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贴近人民大众的需求,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平台上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强化建设网络舆论阵地。最大化发动群众的力量,扩充发展大众化的新队伍。在网络传播视域下,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模式。如科学设置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议题;优化适合群众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架构;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环境等等。同时,夯实传统媒体传播基础,扩大理论传播覆盖面;加强网络媒体责任意识,实现信息的公信传播;促进新旧媒体优势互补,提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互动,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硕士论文] 张莹莹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河南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课题,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无不做出了独特性的历史贡献,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除引言外,本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阐述了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并概括了早期领导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的基本认识;第二部分重点阐述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三位中共早期领导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总结了三人基于革命斗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诠释、创新发展的历史贡献。第三部分从总体上进一步全面总结中共早期领导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并初步揭示了造成这种共性与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部分基于重点从四个角度阐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展、构建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因家庭背景、生活实践、革命斗争、知识积累、理论水平、阅历见闻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彼此间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而且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不同的理解,从而造成了彼此间的差异。这种共性与差异,说明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又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做出独到的分析,形成独到的观点。这些观点,既可能是结合中国革命和斗争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也可能是导致革命出现挫折的错误思想,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永远借鉴和汲取。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共早期领导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对新时代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硕士论文] 王敬
马克思主义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信仰既是人类社会生存实践活动产物,又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方式;信仰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是真理与价值的历史性统一,体现着人类超越性的精神需要和对于终极性价值目标的执着追求。对于个人来说,信仰关乎着人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对社会而言,信仰则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与凝聚的灵魂和精神支撑。然而,具有终极意义的信仰,其具体的历史表现形态,又体现出非终极的历史性的一面。任何信仰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面临其与人们历史地变化了的价值需要的矛盾,产生这样那样的信仰问题,甚至是信仰的危机。当代全球性的信仰危机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文明的伴生物。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信仰问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从本质上来说,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是信仰的困惑而不是信仰的危机。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社会信仰,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使人们对之的信仰产生疑惑与动摇,但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身的真理性与价值性来看,还是就当代中国信仰的历史性选择及现实的国情而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社会信仰,仍是理性的唯一选择。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信仰,或宗教信仰,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下,对其予以科学的与时俱进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当代中国信仰的重塑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长期的工程,既要广泛吸收人类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价值成果,更要凸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在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党的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全方位建设中,夯实信仰的坚实基础,使人们逐步真正确立并坚定以马克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社会信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博士论文] 耿海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基于此,本研究既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也依据逻辑发展要求,从历史考量、逻辑演进、理论成果、路径选择以及当代启示等方面,列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阐释。
  延安时期具有不同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时代条件,那么如何把握时代特征,回应群众关切,亟待共产党人在时代的考卷上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答。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到大革命时期之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辛探索以及如火如荼的抗战实践,都为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新经济政策都对毛泽东的探索产生了问接影响或直接的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在延安时期之前探索的理论成果,并注重汲取党内其他领导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养料,这些都为毛泽东延安时期一以贯之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延安时期毛泽东个人素养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都成为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主体保障。
  为了全面把握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探寻其内在的逻辑演变规律尤为重要。毛泽东首先充分发挥哲学这一思想武器的作用,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基础,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命题的提出及系统的展开、深入推进、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通过这种层层的逻辑展开,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实质。
  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毛泽东从事理论创作,延安时期毛泽东取得了丰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区别于两种世界革命的新的世界革命理论,非资非社的第三种社会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理论的多方面展开并达到成熟。实际上,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都使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有效指导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这些理论创新成果都是毛泽东牢牢扎根中国土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诠释。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自觉,毛泽东致力于使其成为全党的共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首先应是思想的认同,毛泽东注重从思维层面解决问题,倡导全党学习哲学,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头脑,但单纯学习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理论的价值在于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通过开展延安整风,培养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同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牵引,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借助于这些路径,旨在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全党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吸收传统文化思想养料的基础上,善于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文化内核,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达到高度融合,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力求为现实服务,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滋养。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为严峻和复杂,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理论自觉为本质规定,以问题意识为内在动力,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旨归,以历史思维为必要条件,借鉴历史经验,运用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从而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在变迁,实践在发展,但贯穿其中不变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永恒的主题。
[硕士论文] 张蔚
马克思主义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坚持创新发展为第一要务,将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价值指向到思维模式,从立场情怀到策略选择与科学发展观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具有继承、发展、创新的时代特征,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光芒。是一种既注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注重环境的绿色、低碳、环保型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既注重社会生产力的实效,又注重自然生产力的高能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科学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在新时代的科学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从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内在要求、价值目标、理论意义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着重从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来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从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特征,界定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有别其他发展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向心力和外在驱动力;从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马克主义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性特征。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对传统发展理念的超越。
[硕士论文] 王奉丽
政治学原理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关于“三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将马列“三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列“三农”思想的中国化。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新的形势下,对20世纪50年代马列“三农”思想中国化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一共有四个章节,第一章对马列“三农”思想进行了简单介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做了概括;第二章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国化马列“三农”思想的文化历史底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和中共自1921至1949年的土地革命实践对其影响较大;第三章具体论述20世纪50年代马列“三农”思想中国化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土地改革为切入点,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第二阶段是以农业合作化为道路,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阶段是以人民公社化为突破口,尝试向共产主义过渡;第四章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马列“三农”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启示,理论成果包括:必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根据当地条件发展农业;高度重视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农民的利益;以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出发点,通过农业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理论,指出了农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启示为:一是应当正确认识国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始终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三是夯实“三农”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四是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维护农民利益。
[硕士论文] 洪玉娟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为大众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构建通畅的渠道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具体表达,在理论发展和实际行动之间起着连接作用,必然能够搭建起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桥梁。因此,通过公共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人民群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公共政策的内在联系出发,寻求两者的契合点,并探讨了公共政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的内涵与实现机制,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研究提升公共政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的路径。
  首先,公共政策能否产生良好的执行效果,会影响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进程中,公共政策将其基本理论具体化为一项项可以具体操作的措施,在公共政策的利益实现中促进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在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引导中构建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同,在公共政策的程序解读中增强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在公共政策的规约引导中促进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协同,从而让人们群众在实现社会发展与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切实感受指导思想的理论魅力与真理力量,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同。
  其次,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公共政策的活动过程中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完整的宣传系统、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拓展多样化的人际传播途径,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手段。分析利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也为探索公共政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的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最后,要提升公共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应该加强公共政策公众参与的力度,丰富公共政策传播解读方式,提高公共政策传播主体素养,构建良好的“传—受”关系。
[硕士论文] 杨亚男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四大方面军经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进行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这一革命壮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自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广大无产阶级就始终存在着双向互动的过程,尤其在本论题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极其艰苦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未停止,这项工作对两万五千里长征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实现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广大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不断理解、掌握和运用,使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不断地转化为物质力量,为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践证明,长征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着一种“双赢”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梳理了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及其实现基础、主要形式、特点和基本经验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实现政治任务的需求、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确立领导核心的需要以及争取人民群众支持的需要等四个方面来分析长征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对该时期大众化的实现基础主要是站在理论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基础等四个角度来展开的。接下来创造性地把该时期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形式总结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习和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教育活动,并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地概括总结。最后,总结概括出了长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深入阐释党的历史,以史明智;同时,在新的长征路上,蓝图已经描绘完成,这一代人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要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永远在路上。
[硕士论文] 李文
中共党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共产国际成立不久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它的下级支部,接受它的领导。共产国际最初指导中国革命是以向中共派遣代表实现的,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并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国情,因而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屡屡犯错,再加上白色恐怖的威胁,共产国际决定不再派代表到中国,而是由中共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工作,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的纽带。此后,瞿秋白、王明、王稼祥、任弼时先后担任代表团团长。
  1928-1940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在完成自己份内工作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代表团成员大多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参加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升了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其次,代表团成员还通过创办报纸、校译《教程》、翻译撰文、向共产国际坦率进言,代表团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具有重要意义。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工作的代表团,传播的内容不可避免的受到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人家长作风的影响,使对于中国革命陷入危机,导致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严重挫折,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负有一定责任,存在历史局限性。后期,代表团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其内容风格上更符合中国的需求,促使中共党人在挫折中独立自主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学习和运用,更加深刻地贯彻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结合历史背景,正确审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影响,总结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坚持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真谛。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要义,继续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
[硕士论文] 赵原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中国日益成为显学,郭沫若、范文澜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在野”到“正统”的转向。与此同时,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追随他们的学术方向和学习他们的治学素养也开始迅速发展成长,他们是以李新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他们的学术历程与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密切相关,他们的学术生态和学者心境更加缜密复杂,更值得后人探讨研究。此外,他们接过和高擎前人已经点燃的唯物史观史学“火种”,照亮了21世纪史学的发展路向,这无疑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现实影响。
  李新(1918-2004),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研究与通晓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而著称。李新的前半生是战士——多次参加学校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并以领导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的后半生是学者——为推动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毅然放弃官职,加入到教育和史学研究领域。李新钻研史学五十多年,以匠人身份时刻紧握岁月的“如椽大笔”,不仅组织编写了多套多卷本丛书,而且撰写了多本个人著作及回忆录。李新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功绩卓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贡献,故而值得对其在做人与做学问方面深入研究。2018年是李新诞辰100周年,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概括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其人与其学术成果最好的缅怀方式。
  导论主要阐释学界对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现状,论述本文研究的理由,阐释本文的写作思路与方法,表明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正文部分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写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分析与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有关的革命实践活动、唯物史观理论功底及其学术交往。第二、三章主要概述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李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成果繁富。他不仅亲自编著书籍,更是担任主编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多卷本书籍,李新对辛亥革命史、对军阀史都有自己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四章在分析李新著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李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李新关于中华民国史编撰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曾影响众多学者,有些被沿用至今。他对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和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也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本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总结概括了李新在编写史学著作时的主要特色。李新作为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在注重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秉笔直书,保持谦虚谨慎、勇于创新的态度,同时李新提倡史学研究采取大协作的方法。
  结语概括总结了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李新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先驱与大师、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推动者。
  论文运用文本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法等写作手法,对李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较为深入、多角度地探析,这不仅有利于深入探讨李新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而且有利于总结与反思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经验与不足之处,也对当前及今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产生积极的理论创新效应与深远的现实影响。
[硕士论文] 刘敏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合肥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蔡和森不仅是早期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上开创时期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他短暂的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组织新民学会,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革命斗争等等。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发展史在微观维度上的学术研究仍有待加深,有必要从蔡和森个人角度来探究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蔡和森作为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代表人物也对新时代青年不忘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
  正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试图较全面系统的阐述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贡献从而得出现实启示:第一章节首先阐述了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把响应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的号召作为切入口,指出研究该课题的缘由。接着从多方面全面的梳理了学术界关于蔡和森整体研究的情况,并得出了从总体上把握蔡和森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待深入的结论。绪论结尾处简介了本课题利用文献和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突出强调结合实际对蔡和森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性研究,这种在体系结构上的创新突破和学习研究过程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第二章节,促进蔡和森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传统文化、革命家庭背景、以及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三大方面。挖掘其深层原因才能准确把握其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过程,从而为后文探究其传播与发展所起到奠基作用。第三章节部分,运用历史分析法阐述了蔡和森在不同阶段是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侧重于理论层面。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建党前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国内外传播其基本理论;留学归国后的蔡和森担任宣传重任,通过报刊等形式不遗余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强大冲击时,蔡和森毫不畏惧严词批判,致力于科学理论被更为广泛的认同。第四章主要是关于蔡和森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运用而不是照本宣科,蔡和森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理论。最后章节主要阐明蔡和森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多种传播形式和从国内外视角出发,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值得借鉴。蔡和森结合中国国情,他的生平思想实践活动都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张斌
马克思主义理论 浙江工商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分析研究,较为系统地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演进过程,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新发展。
  引言部分说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等基本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家庭思想的现有成果进行综述,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论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家庭思想。这些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最终形成的过程:他们分析了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初步形成了他们家庭思想的轮廓与形态;然后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家庭形态;最终在批判吸收摩尔根家庭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家庭观。
  论文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家庭功能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与家庭形态演变以及不同所有制下的家庭状况,阐明家庭在原始社会条件下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解体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新发展的过程。
  论文的第四部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发展,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以及习近平家庭思想的分析,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结语部分对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有待完善之处。
[硕士论文] 杨星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合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着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解决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在实践中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推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体,这些理论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如今,理论的传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让理论接触到更广的受众群体,如何把理论传播与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如何让更加通俗、具体和形象,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与改进的地方。
  媒介是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是宣传党中央方针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普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社会公众的价值理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传播媒介走过印刷媒介、广电媒介进入了网络媒介,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更加快捷和方便,受制于不同地域的传播限制越来越少,而来源于技术差异所导致的信息鸿沟却依然存在。在这一技术革新的浪潮下,媒介传播格局与生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必须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优势,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才能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最大效果。
  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在内容结构上,主要由理论基础,现状及原因分析和对策三个板块构成。理论基础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范围和媒介的相关概念,现状即是对当前不同类型媒介在理论传播方面做出的成效,也包括传播过程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传播现状的原因分析,文章则深刻地阐述了造成以上传播问题存在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和理念因素,分别从四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探究。最后一章,主要针对上文的理论、现状和原因分析做出了相应的策略,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有效路径。
[硕士论文] 李晓萌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兰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1919年7月,李大钊在五峰山度假期间写的长篇论著,《新青年》分两期载完。该文章的发表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促成了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想。这篇文章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在文章中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虽说李大钊把马克思理论为以上三部分,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却着重阐述了其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及经济论,所以我们这里也着重论述这三个部分。其次,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仔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认真及谨慎的态度。同时李大钊从不迷信和盲从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三次大的论战得以向中国人民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开始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运动,最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和传播,不仅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序幕,指明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硕士论文] 于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青岛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对国民革命的失败等特定历史事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为全面、深刻地考察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历史实证等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研究陈独秀的早期思想,分析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转变,从文化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三个方面入手总结陈独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的历史贡献。
  总的来说,陈独秀是一个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抱有满腔热情且无私无畏的历史人物,他具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追求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硕士论文] 贺驰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施存统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属于“五四”期间“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①他在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中,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尽管其一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但他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基本方法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获得了涉及哲学思想、政治理论、经济学说、社会问题等多领域研究成果,构成了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②。本文拟就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整体化探析,梳理其形成发展、曲折前行、实践升华、理论价值四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挖掘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内涵和整体化演变特征,以期从一个侧面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发展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
  此篇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研究施存统思想的理论成果,为论文研究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部分以思想轨迹与实践路径为基点,展现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历程,即经由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变,直至初步确立其马克思主义观。第三部分阐述了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在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徘徊与突围,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新的认识,坚持利用党内或党外的有利条件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第四部分阐述在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施存统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学术救国运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完善自己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及实践成就。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经济哲学价值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反思及实践批判价值两个方面,展示施存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王彦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正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家庭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本文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忠实于原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系统的梳理了恩格斯的家庭观,并结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探究解决家庭问题的途径。文章的第一部分探究恩格斯家庭观的形成,一方面从恩格斯家庭观的理论基础着手,分析巴霍芬、摩尔根和马克思等人的家庭思想及对恩格斯家庭观形成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梳理恩格斯家庭观的形成过程,从马恩青年时期出现家庭思想的萌芽开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马恩家庭观的形成,再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家庭观的丰富和成熟。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要部分,系统论述了恩格斯家庭观的主要内容,梳理家庭形态从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变过程,从中揭示家庭发展的规律及唯物主义本质:两种生产是家庭形态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家庭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及婚姻关系、血亲关系和供养关系的统一体,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最后描绘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展望,给人类社会家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使人们对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第三部分以恩格斯家庭观为理论背景,分析我国当前社会家庭的发展状况,反思以利益至上为主要矛盾的家庭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和途径: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组建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明确自己的道德标准,家庭才能幸福美满,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硕士论文] 刘丹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正义问题的探索,将其作为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重要依据和道德判断标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正义的标准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都对应着不同的正义观。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再到罗尔斯,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正义理论和新意迭出的真知灼见。马克思也在探究正义问题的悠长历史中,以历史的视角、科学的理论以及对现实的关切,形成基于现实的人以及人与社会辩证统一的正义思想。因此,为了回应当代中国对正义的诉求和呼唤,学界开始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学界大多关注的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后的正义思想,对于早期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鲜有问津。本文试图通过挖掘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正义思想,探寻“正义”是如何进入马克思视野的,以及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使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隐形线索——对人的自由本性复归的追求明朗化,为此开展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自由的正义思想的探求。
  本文主要从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评析三个方面对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进行探寻和论述。首先,考察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在家庭熏陶和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批判汲取了古希腊哲学、近代自由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及其正义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正义思想。其次,对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总结,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博士论文》中的理性正义思想,从“自我意识”哲学出发探寻人的价值;第二,《莱茵报》时期政治权利的正义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揭露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描绘了包含自由与平等的正义图景;第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蕴含的正义思想,通过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以及法的关系,对自己的正义观念进行审视;第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的正义思想,从物质关系视角出发,运用异化劳动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忽视人的现实性。通过对内容的总结概括,可以分析出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具有革命性、人本性和批判性的特点。最后,对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进行评析,第一,阐释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论述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时代局限。第三,阐释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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