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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舞蹈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以广场舞、群众合唱、戏曲表演、民乐演奏为代表的城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已成为当代我国城市景观中一道靓丽夺目的风景线。凭借城市社区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贴近生活的娱乐属性、暗寓其中的教育引导功能、鲜明的艺术实践属性,发挥出了“移风俗”、“和邻里”、“促团结”、“助稳定”、“扬正气”、“利民生”的良好功效。因此,对当代城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研究,将是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体系当中一个全新研究与探索方向。对于邢台市的精神文化建设来说,研究并提炼、归纳城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发展规律、发展要求,也是贯彻“文化强市”战略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本课题以邢台市社区的群众音乐活动开展为切入点,借助文献研究法、调研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梳理社区群众音乐活动的开展现状,从而进一步完善社区音乐活动的组织和实践。本课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课题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内容、本课题研究将要突破的难点、概念界定等等相关的信息;第二部分分析了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日常娱乐性”、“教育引导性”、“社会实践性”等各种属性以及开展实践的意义;第三部分从历史音乐文化传统、社会文化氛围以及群众的集体性精神向往这三个角度,来揭示支持邢台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因素以及揭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产生的社会意义;第四部分从“音乐文化活动类型”“参与者老龄化”“活动场所及设施”“政府部门对社区文艺活动重视度”“专属财政支持”这几个方面,分析当前邢台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推动邢台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发展的若干对策与建议;第六部分为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
工程硕士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利于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析,有利于从源头上缓解矛盾纠纷,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由于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数量众多,本文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分析风险因素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避免了以往研究方法缺乏客观性、预测结果缺乏科学性等缺点,使指标体系更具可操作性。
  建立健全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为项目建设中的风险防范提供参考,使决策科学化,对于开展科学合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预防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化解社会矛盾等有深远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相关文献,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以定量为主的方法,专家调查法,阐述国内外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现状,并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概念进行界定。通过系统总结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确定了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指标维度,引入层次分析法构建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滨州市沾化区刘彦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为案例,结合实际情况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关系,并针对计算结果对项目的风险级别进行界定,进一步印证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公共管理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同样也要担负相应职责,发挥重要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为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天地,全方位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有效实现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重要途径。社会治理的实践主要在基层,对民主党派来说,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治之路有机遇也有挑战。本研究认为,只有正视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中通过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探索,扩大社会基础,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为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做出努力。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济南市民建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基层组织的发展为主要案例进行了探究。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关键性范畴,民主党派作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作用,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本文在分析国内社会治理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分析了社会治理行为主体的构成以及社会治理格局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作用空间。本研究重点从济南市民建基层组织建设状况入手,展现了济南市民建立足社会治理背景,在探索基层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时,直面经济发展方式转轨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变革,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需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健康、积极的参与,论文从加强市级组织指导帮助、提升基层组织自身建设水平的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努力,能对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基层组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多党合作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益的参考。
公共管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显著,成果喜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繁荣,随着这些进程的加快,物质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精神文明的需求不断提高,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承载了精神文化发展的巨大责任。因此,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本文根据郑州市二七区的基本情况和实际现状,经过调研取证,熟悉并掌握郑州市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的概况,指出该区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原因进行分析,根据运用国内外该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作出了有关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本章节是该论文的立题核心,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比较了国内和国外对于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领域的现状研究,同时阐明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第二部分,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方面的理论基础进行阐明。交代了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方面的基本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理论,对于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方面的相关意义进行了介绍,对于我国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方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强调。
  第三部分,郑州市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现状。采取调研的方式对郑州市二七区的社区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郑州市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举措。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分析在新形势下郑州市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成因。
  第五部分,完善郑州市二七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针对第四部分分析得出的结论并分析其成因,对于国内外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行分析并善于扬长避短,对于相关问题指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第六部分,结论。对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方面的研究前景做出了展望,对论文的不足之处进行了阐述。
公共管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实现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及框架设计,和治理工具的有效运用,发现、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降低、控制乃至去除、消弭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消极因素,是所有公共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关注解决的问题。目前,探索推进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更多的是由审判机关主导,更注重事中的调处和末端治理。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治理形势的不断变革下,如果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和公共管理者们的当务之急。在倡行多元共治的格局下,舞钢市创新实施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着眼预防预测,突出依法调处,注重全程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夯实和谐局面、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有效选择,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有益的尝试。
公共管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林州市地处三省交界区域,位居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交汇地带,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有利于加快集聚各种发展要素,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强大的红旗渠精神,有利于新时期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率先完成;国家级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强大的发展载体,有利于支撑林州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加速崛起。省委书记谢伏瞻曾7次到林州调研,明确提出,林州要在全省争当排头兵。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也多次强调,林州要当好排头兵,不断提升守卫度。这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既是压力,又是动力。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体验经济、养生经济、休闲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属于林州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发展迅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林州市社会经济发展一直重要力量。
  本文通过汇总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数据和走访个别党外代表人士,掌握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现状,并结合相关文献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深入分析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对策,不断完善培养、推荐、选拔、使用等机制,充分发挥党外队伍力量,助推林州早日建设成世界人文山水城市。
公共管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城镇化的速度随着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不断加快,同时社会工业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由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农村转移至各大城市。相对于农村儿童而言,他们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变得很少,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便自然成为了孩子们的主要监护者,如此这些农村儿童便成为了留守儿童。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贫困地区的人们都会选择到经济发达的地区进行发展,造成我国留守儿童问题进一步严重。因为这种现象的不断发展,导致我国留守儿童数量的逐步增多。由于无法享受到父母的关爱,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为了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很多研究学者已经展开了对该方面的研究,国家也出台文件对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从更深层次的方面考虑,之所以会出现农村留守儿童的现象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农民工为了进一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就会选择去经济发达的地区进行发展,还有就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建立健全相关的体制机制。因此,政府部门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方面必须积极作为,而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正视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科学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从留守儿童的角度出发,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形势,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关爱他们的健康成长。
  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研究过程中严格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首先对相关的研究文献以及理论成果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对固始县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了解该地区留守儿童的情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包括落实管理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制;调动家庭教育活力,加强亲子沟通;发挥教育主体作用,引导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统筹协调社会力量,营造广泛关爱大格局等对策建议。
公共管理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城市管理部门必须转变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模式,提高对社区居民的回应性,以社区居民满意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社区的治理就需要全部的社区居民参与进去,共同来进行社区的治理。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全部人民的监督。针对于此,政府也应该加强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权力下放,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保障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共同来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就社区治理而言,其全部的居民可以说是进行治理的主要角色,而且需要全民参与进去,如今,高水平的社区治理主要体现为越来越广泛的居民参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为了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必须要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城市精神文化水平,尤其是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可是,就我国传统的社区治理而言,没有真正的体现出全民参与,忽视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针对于此,我国必须要采取多样化的措施来共同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推进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首先应该提高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开拓出更多的社区治理渠道,动员全社会的人们来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去。
  在本文主要针对于城市居民的社区治理进行了相关概述,具体研究城市为济南。在本论文中,不仅仅总结分析了相关社区治理过程中暴露的各种问题,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策以及相关应对措施。具体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实现广泛的居民参与,能够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进而推进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要提高居民的主动参与意识,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为社区人民服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让居民为政府解决相关问题,进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广泛的居民参与还能够极大的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居民如果能够广泛的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去,社区就可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相关体制机制的运作水平;广泛的居民参与还能够直接推进社会的变革。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由社区来承担政府的部分职能,如此一来,就能够极大的提高整个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发展,整合社会资源,规范社会发展,赋予居民相关权力,进而直接完善基层民主的相关体制机制。在本文中,主要是对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参与进行了相关概述,总结了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建议,由此来提高居民参与度,进而加快推进城市社区发展水平的提高。
艺术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更多女性走进“新手妈妈”的行列。同年,亲子真人秀节目《妈妈是超人》开播,这档将视角定位于家庭生活的亲子节目,再次引发了受众对于亲子关系的思考、对母亲角色的关注。从社会角度来看,女性角色经历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刻板印象不断被解构、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在被重塑;从女性自身角度来看,女性角色随年龄增长,呈现出不同角色的转变和叠加,而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对女性来说有着特殊意义。
  《妈妈是超人》播出两季,共有八位明星妈妈参与。在这档亲子真人秀节目当中,“超人妈妈”承担着双重角色。亲子关系中,她们是平凡的母亲,扮演着和所有母亲一样的工具性照料角色、情感性陪伴角色以及对孩子的教育性角色;她们不是完美的母亲,即使冠之以“超人”,也经历着强烈的角色冲突和不适,“超人妈妈”的角色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角色。与此同时,在真人秀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当中,“超人妈妈”是女明星,无法规遍地被物化、符号化,承担着被消费的女性角色,一方面,她们迎合着受众的窥私欲,无论是身体、情感、人际交往还是生活方式,都处在被消费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在消费社会的鼓吹下,她们又在客观上充当了消费主义的推销者和消费文化的代言人。
  在“母亲”和“女明星”双重角色的基础上,分析《妈妈是超人》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超人妈妈”呈现出家庭角色重于社会角色、温柔依赖多于独立自我、美貌多于高知、传统多于现代的角色特点。《妈妈是超人》中的女性角色,受到文化因素和商业因素的制约,终究没有摆脱男性霸权主义的束缚。真正实现女性的独立自主、构建和谐的性别文化,需要女性自身、媒介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心理健康教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春节结束,一篇“如何为留守儿童撑起爱的蓝天”成为焦点,全国再次掀起关爱留守儿童的热潮。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大批未成年的孩子被迫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及亲戚监管,成为农村小学一种普遍的现象。通过对河南滑县农村学校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比例较大,据统计,留守学生占了学生人数的60%多,他们相比于其他学生在学习,生活,成长等方面往往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因此,本文以留守儿童为对象,旨在了解农村留守儿童教养方式、教师管教方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提出三项假设:假设一,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有关;假设二,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教师管教方式有关;假设三,控制家庭教养方式后,教师管教方式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仍有显著的预测性。
  本研究以河南省滑县老庙乡七所小学农村留守儿童为对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资料收集。据统计分析结果,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有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越采取开明权威的的教养方式,则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越高;但是,农村留守儿童中独生子女的亲社会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并无显著关联。
  (2)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生与女生在关照行为、救助行为、合作行为与整体亲社会行为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
  (3)控制家庭教养方式的后,教师管教方式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仍有显著的预测性。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讨论建议,以供家长、农村学校老师及未来研究者作为参考。
社会工作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性别平等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性别平等问题,但是由于国情的限制,目前的性别平等程度比较低。瑞典是世界上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已成为成功的典型案例,研究瑞典在这方面的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是瑞典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实施了哪些政策,这些政策如何推动瑞典性别平等进程。笔者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运用政策分析的视角,以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从瑞典的政策层面着手研究性别平等状况。瑞典政府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重要指导理念,在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促进性别平等的考虑。其中财政预算环节的性别预算是政府落实女权主义、推动性别平等的中心环节。财政预算就是从性别的角度评估政府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除此之外,政府实施了大量具体的社会政策来保障性别平等,包括对父母双方共同享受育儿假的规定,鼓励女性进入就业市场,重视女性政治参与度和影响力,提高女性受教育的水平以及对女性人身权益的保障等。通过政府、政党及教会等主体的共同努力,性别平等在瑞典已经达成了共识。瑞典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构建出自己特有的全方位模式,笔者在文中称为“四维五体模式”,这一模式在推动瑞典性别平等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瑞典性别平等状况的分析,笔者总结了几点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通过转变传统产假政策、推行性别预算来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落实力度提高政策落实效率;通过完善立法保障体系、健全监督机制和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加强立法监督的支持,构建全方位保障模式;在意识层面,实现传统性别保护观念的转变,并且积极引导新的性别平等观念的树立。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特殊,人口基数大、发展不均衡和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等。因此借鉴瑞典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不是直接照搬,才能更好的为促进我国的性别平等进程服务。
社会工作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因此家庭养老模式在过去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应运而生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异地养老等多元化模式取代了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多样化也有了充分的发展条件。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老年人作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与各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就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能更好地帮助老年人寻求适宜的养老服务模式,从而为构建合理的养老模式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本文首先收集了我国养老形势的相关资料,并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养老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同时叙述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模式发展进程(以日、英两国为例),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其次,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逐一分析了微观系统(老年人自身与家庭系统)、中观系统(人际关系系统)、宏观系统(政府、社会与文化系统)影响我国养老模式体系的因素。强调老年人“人在情境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态中的各个系统相互作用下进行养老生活的。最后,对邢台市桥东区的塔林南社区、新兴南社区、南羊市道社区三个社区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主要针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收入情况以及老年人对子女和社区的满意度这四个方面进行调查,这些问题分别代表老年人生活的客观环境条件和主观感受;在此基础上,调研并探讨了邢台市桥东区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对于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行合理的理论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环境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养老模式构建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谐的党际关系不是从政党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两党和谐党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主体问性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主体间性认知的发展,主体间性共存的实践,就是和谐党际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两党皆没有树立主体间性意识,没有将对方当作平等、完整的主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视对方为对立面,采取抵抗、不合作的对策。因而在这个阶段,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两党之间也没有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可以作为合作对象的,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两党具有政治共识,能够结成同盟。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尊重彼此的主体地位,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1957-1978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间性意识弱化,误将民主党派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两党的合作遭受挫折。可见,主体间性意识强,则两党关系和谐,主体间性意识弱化,则两党关系不和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重新确立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完善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和谐党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党交往合作中主体间性意识不坚定,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弊端。针对党派交往中的不足,笔者提出要进一步坚持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彼此关爱的原则,增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间的互主体意识;要认识主体间平等关系中的差异性,改善共产党民主、科学的领导方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最后,党际协商、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交流、协作的重要方式,要推进党际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推动民主监督公开、组织、法制化发展,以此促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问的理性交往。
法律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案件总数、判处监禁比例逐年下降,犯罪类型、团伙犯罪增多等趋势,为各界所关注。中国对未成年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正原则,符合未成年犯的特征和矫治要求,但在惩罚与教育的平衡上尚有不足之处。监禁矫正作为未成年犯矫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矫正措施上既不同于成年犯的监禁矫正,也不同于未成年犯的非监禁矫正,具有特殊性。本文在明确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相关概念、分析中国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特点的基础上,以J省在押未成年犯为研究对象,对J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服刑人员基本情况和J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矫正措施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未成年犯监禁矫正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未成年犯监禁矫正规定法律位阶低,内容没有针对性;其二,未成年犯矫正目标上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其三,对未成年犯个性化矫正措施不足;其四,对未成年犯矫正方式单一、灌输式教育为主;其五,矫正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其六,矫正质量难评估。在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的矫正法律体系、矫正机构改革、矫正运行机制、矫正者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社会工作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居委会,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明显,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重管理轻服务,引发了一系的问题,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较低,缺乏社区归属感,社区服务效率低、社区服务质量低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解决我国目前社区治理困境的一个选择。基于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结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本文采取了社会策划理论作为本文的讨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主要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并论证本文采取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理性。此外,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国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本文最后提出的模式做理论参考。个案研究是本文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淮安市城西社区治理项目)进行跟踪、分析,总结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遇到的困境和成功经验,并以此作为实践基础,最后结合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提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社互动模式”。
  政社互动模式是结合城西社区治理项目的实践和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得出的,具有明显的社会策划理论特征。政社互动模式具有合理分工、策划指导、地位平等三大特征,政社互动模式的实现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强化社会组织的地位,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取得与社区居委会平等的地位,社会组织负责社区的社区服务,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的行政管理,二者在社区治理中合理分工、和谐共治。在政社互动模式的实施路径上,本文提出从四个方面经行介入:自上而下的策划指导、法律层面的制度保障、街道层面的服务计划、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经济进入转轨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进入了转型时期。这种转变首先是从城市基层社会展开的,作为社会治理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是基层民主最好的实现形式,也是实现居民自治的最好平台。然而现实中,社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充满了行政化色彩,居委会行政化现象日益突出,俨然成了街道办事处的延伸机构。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浪潮的掀起,基层民主的实现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国陆续开展了社区治理模式探索改革活动,出现了比较典型的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等。当前,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仍然处于实现自治和去行政化的两难境地。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也是社会治理涉及面最广、最复杂的一块。治理好社区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的繁荣。城市社会由城市社区构成,城市社区聚集了各类社会群体,是涉及社会利益最复杂的地方,同时也是滋生各种社会矛盾的场所。城市社区居委会一端联系着政府,另一端联系着居民,稍有偏颇就会失去平衡,难以回到最初的定位。随着国家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入到基层,社区尽快找准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对社区角色的定位,关系到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基层民主自治能否实现,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状态以及实然状况,强调实然状况的社区行政化的形成是有一定现实原因的,而且去行政化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具体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状况;运用自组织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区是一个自治组织,然而当前的社区治理由于还不具备自治条件,需要经历一定行政化下的多元主体相互信任、协同合作的阶段,再随着条件的变化最终走向自治;文章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力求做到逻辑严密。试图在社区自治和行政化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合理的点,构建当前城市社区“自治-行政”混合模式。主要观点有:面对当前社区行政化的趋势,要承认其在一定阶段内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社区的最终定位是自治组织,回归自治是社区的必然发展方向。可以先平衡好社区自治与行政化的关系,在社区“自治-行政”混合模式中渐进式地回归社区自治。
工商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是不争的社会现实。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养老困境,主要体现为养老服务、养老设施不足与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适合老年人居住的住宅问题。当前,中国大多数的老年人口居住的是普通住宅,没有适老型的建筑设计,对于老年人群居家养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尤其是介护、介助老人。社会上适老型房产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因此,这对我国政府、房地产开发企业、社会养老服务产业等提出了要求,在当前中国老龄化社会不断发展之际,应该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以及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养老地产项目。
  本文通过研究成都市A养老地产项目开发的可行性,以成都为例探讨中国当前养老地产的发展情况。通过引入最新数据指出,成都在中国诸多省会城市当中,老龄化情况处于首屈一指位置,因此,研究成都养老地产发展现状有其现实性代表意义。笔者在研究当中指出,成都老年地产存在巨大的市场缺口,老年消费群体既需要适老型的住宅产品,同时也需要人性化、系统化一体化养老服务。同时,根据老年群体普遍的消费水准,养老地产的价格应该是在老年人接受范围内的,这样的养老地产,才是成都乃至中国下一步养老地产发展的方向。
  因此,引入A养老地产项目开展可行性分析,通过SWOT态势全面分析A养老地产项目的优势、劣势和机会、挑战。根据态势分析进一步推进A养老地产项目开发模式、项目规划设计、融资方式、营销策略、成本费用、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最终指出,A养老地产项目有其可行性。这一项目在规划当中充分考虑到目标市场消费群体需求,通过全龄复合社区的打造,引入养老综合体等项目内部服务管理体系,为社区老年人口提供养老养生一体化服务的同时,也把相关的服务延展到社区周边区域,因此,是当前成都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解决方案之一。
工商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银发时代的到来,养老话题风靡全国,城市养老备受社会关注。在老龄化背景下,四川省成都市的老龄化问题尤其严重,且成都市的老龄化程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老龄化危机带来了成都养老行业的高速发展,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养老行业发展时间短,目前还没有找到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能够完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养老模式,由于基本国情、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时代发展的差异,国外成熟的养老模式在中国并不适用,因此,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多方力量的加入,共同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如何养老,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重要问题,找到经济、适用、有效的养老模式是应对银发危机的根本出路。近几年,成都市养老市场涌现出许多不同的城市养老模式,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以房养老、保险养老、异地养老等。我国对城市养老模式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并且获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但仍然面临如何对现有的城市养老模式进行评价,如何健康生存,如何长远发展等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养老模式,不仅经济有效,而且多方共赢,产生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养老模式的选择也会对城市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养老模式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重要课题。
  本文以成都市安康年养老服务中心为具体案例,以其养老模式为研究对象。安康年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模式是日间照料中心模式与小型机构养老模式的结合,并对其养老模式进行分析,得出安康年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模式的理论构想和解释,是一种公私合营、公益与商业合璧、“三合一”(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结合安康年养老服务中心的实际运营情况和成都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对其养老模式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此模式的对策及建议。并基于上面的研究,对安康年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提出设想。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长期的养老制度改革,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现阶段国内的养老服务还不健全,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却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市场。由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名存实亡,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家庭养老辅助方式兼顾了亲情和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逐渐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在我国部分城市已开始实行。但目前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还不完善,仍存在着诸如传统观念束缚,民众接受率低、政府支持不足,保障资金不足、理论研究滞后,缺乏分层设计、医疗保健网络不健全、人才队伍匮乏,缺乏标准机制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加大对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投资力度,积极发展社区家政服务业和构建社区医疗保健体系等措施以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养老保险水平也还处于中低水平,根据目前我国的国情,仅仅依靠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这就需要养老服务市场的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保障公民在老年时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二者缺一不可。
  为了探究成都市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基于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认识,本论文选取成都市朗力养老服务中心为例,对社区居家特色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并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完善和如何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对策与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有分为: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目前我国现行的社区养老模式和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以及成都市朗力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所具有的典型性。第三部分:着重对成都市朗力养老服务中心社区特色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案例进行描述,介绍了它的建立背景、运营管理模式、成效等多方面的内容。第四部分:对成都市朗力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动因、成效进行详细分析,并就成都市朗力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成果得到启示。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日新月异,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但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具体表现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思想不断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开放[1]。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纠纷和不和谐的因素越来越多,呈激烈复杂的状态。面对基层社会的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则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进而会影响国家的稳定。面临激增的基层社会矛盾如果采取法律诉讼途径来解决,会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以及当事人的时间和财力。如何加强基层社会矛盾调解处理,强化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为国家的稳步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研究范畴。建立健全多元的矛盾纠纷调处体系,把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眉山市东坡区实现基层社会矛盾“三不出”调解处理案例研究》为题,详细论述眉山市东坡区在社会矛盾调处中以实现“小矛盾不出村(社区)、大矛盾不出镇(街道)、重大疑难矛盾不出县(区)、问题不上交”的“三不出”目标化解矛盾的做法。
  运用公共管理的理论,通过分析矛盾调处的组织运行体系要素、联动机制要素、配套保障要素对眉山市东坡区社会矛盾调处案例做深入研究,以使其成为典型并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从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技术路线等进行分析论述;第二部分是国内矛盾调处的现状及发展描述以及本案案的典型性分析;第三部分是对眉山市东坡区社会矛盾调处“三不出”案例描述。从眉山市东坡区社会矛盾调处社会背景、调处实践、取得的成效三个方面介绍眉山市东坡区社会矛盾调处的状况;第四、五、六部分是对案例的关键因素分析;第七部分是案例的启示和结尾部分,对眉山市东坡区实现社会矛盾“三不出”调处的案例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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