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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姣阳
应用心理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突发事件频发,我国也进入了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突发事件直接威胁到大量人员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广为人们重视的问题。传统对于突发事件的观点认为,人群受到灾害影响会表现出一定的群体脆弱性,呈现出“群体性恐慌”。灾难社会学也认为,危机灾难面前并非人人平等,某些群体由于贫困、族群、健康状况等原因灾难应对能力更差,更容易遇到灾害打击。因此,改变群体脆弱恐慌状态和增加脆弱个体的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非常重要。
  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入手,通过设计群体行为实验,使得突发事件研究尽可能保持真实良好的生态效度;采用2(高低社会资本的群体)×2(高低个人资源者)的被试间设计,记录突发事件实验场景下的人群的行为模式和互动表现,关注其中社会资本对于群体突发事件应对有效性的影响。
  通过对视频观察系统的编码,采用扎根理论的思路和ATLAS.ti5.0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社会资本组和低社会资本组在突发事件下的群体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模式,有不同的应对效果。高社会资本组在群体过程中在协作、沟通、领导均有丰富的体现,低社会资本组在群体过程中仅有协作行为,且表现较少,转化僵化。
  通过群体行为动态分析系统结合问卷测量和应对有效的绩效指标测量,结果表明:
  (1)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源对突发事件应对有效性的交互作用显著,说明高社会资本群体能够提供一种先觉条件,让其中低个人资源的个体能够利用到高个人资源的个体的资源,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应对的能力。
  (2)资源分配越达到或靠近最优分配值,群体绩效结果越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资本通过资源分配对突发事件应对有效性起作用。
  (3)社会资本对分工模式的形成和变化有影响,分工模式是应对有效性的保证性因素之一。因此提高群体社会资本对于突发事件应对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硕士论文] 卓福云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创伤后成长,是指个体面对创伤性生活事件或情境时,在抗争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心理积极方面的变化。而智力残疾儿童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抚育残疾儿童时,他们一方面要忍受着这一创伤带来的痛苦,而另一方面如此不同的经历往往也触发他们产生新的人生感悟。所以本研究把智力残疾儿童父母的“创伤后成长”为研究主题,同时结合自己作为志愿者和实习生的学习经验,决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使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对十位智力残疾儿童父母为进行深度访谈来倾听他们的声音,对所获访谈资料用解释性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编码和分析。
  研究结果得到以下三个类群主题内容:首先,智力残疾儿童父母会经历创伤后成长的五个阶段,依次是痛苦期、斗争期、耗竭期、被动接受期、主动成长期;其次,他们的成长主要体现在人格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调节、责任感、忍耐、同理心等方面;最后,孩子的成长、内部信念系统以及外部支持系统是促进父母创伤后成长的三个核心促进因素,并形成创伤后成长的支持系统。最终根据本研究发现,并结合相关理论提出促进父母“创伤后成长”的三点建议:第一,充分利用普校和特殊学校的资源开展各类活动帮助家长克服“创伤”;第二,通过非政府公益组织或家长自发组织的机构展开同类型残疾儿童之间家长的互助活动;第三,开通针对有心理求助需求家长的心理咨询服务。
[硕士论文] 胡珂溢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不恰如其分的体验(not just right experiences,NJRE)指的是个人主观上感觉到某些事物不是它们本应该的样子,怀疑自己或身边的事情不恰当的一种未完成的感觉,与强迫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试图对不恰如其分体验问卷(NJRE-Q-R)进行中文版修订,了解NJRE在中国被试中的发生情况,并探讨NJRE与无抽动伴随的强迫症以及各类强迫症状之间的关系,最后对适应不良完美主义、NJRE、强迫症状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并探讨强迫信念在NJRE与强迫症状之间可能的调节作用。
  研究被试包括强迫症患者47人和普通大学生236人,使用NJRE-Q-R中文版、强迫症症状分类量表、强迫信念问卷、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以及耶鲁-布朗强迫量表进行测量。
  研究结果表明:修订后的NJRE-Q-R中文版信效度良好,NJRE在强迫症患者和普通大学生中的发生率分别为89.36%和84.38%,NJRE严重性在两组被试中差异显著。NJRE与无抽动伴随的强迫症严重程度关系密切;NJRE与各类强迫症状之间关系密切,尤其是强迫检查、强迫洗涤和强迫观念;NJRE对强迫症状有独立的贡献,独自解释了8.00%左右的变异。适应不良完美主义与NJRE之间显著相关,但相关较弱。将强迫信念进行高低分组,发现低强迫信念组的NJRE与强迫症状的相关均强于高强迫信念组;仅在低强迫信念组中,NJRE与排序这一强迫症状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对适应不良完美主义、NJRE、强迫信念与强迫症状之间进行路径分析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最终的结果显示了适应不良完美主义—NJRE—强迫症状的机制模型成立,强迫信念的调节作用不成立。另外,年龄对模型中的NJRE和强迫症状均产生着影响,而强迫信念与适应不良完美主义密切相关。
  因此,NJRE-Q-R中文版能够作为NJRE的评估工具;NJRE在中国强迫症被试和大学生被试中广泛存在,并在强迫症病理心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NJRE以及相关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当前强迫症理论的完善,并为强迫症的识别、干预、治疗以及预后做出贡献。
[硕士论文] 孙玉婷
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联合Simon任务又称社会Simon任务,通常用来考察人们在共同行动中同时表征自己和他人任务的能力。采用联合Simon任务范式考查冰毒成瘾者共同表征能力的变化情况,以及探讨共同行动者群体内外性及被试性别对其影响。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研究一采用3(任务类型:标准Simon任务、单人Go/NoGo和联合Go/NoGo任务)×2(刺激反应位置一致性:一致、不一致)×3(被试类别:短期戒断者、长期戒断者和大学生)混合实验设计,主要考查不同戒断时间的冰毒成瘾者共同表征能力变化情况,并与大学生样本进行比较。从强制隔离戒毒所抽取了72名戒断短期(小于6月)和67名戒断长期(大于12月)男性冰毒成瘾者作为实验组,并从某大学抽取59名男性大学生作为对照组;研究二采用2(共同行动者群体内外性:内群体成员(冰毒成瘾者)、外群体成员(大学生))×2(刺激反应位置一致性:一致、不一致)重复测量实验设计,主要探讨共同行动者是否来自于自己所在群体表现的共同表征能力的差异,从某女子强制戒毒所抽取了30名冰毒成瘾者作为被试。
  结果显示:(1)短期戒断者、长期戒断者和大学生样本在标准Simon任务、单人Go/NoGo任务和联合Simon任务上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差异均不显著;(2)在反应时上,大学生的刺激反应位置一致性效应最大,戒断长期者次之,戒断短期者最小,并且差异显著;而在正确率上差异不显著;(3)共同行动者来自于内群体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快于来自外群体条件,而在正确率上差异不显著;(4)在反应时上,共同行动者来自于内群体条件下的刺激反应一致性效应显著大于来自外群体条件;而在正确率上差异不显著;(5)在反应时上,女性被试的刺激反应一致性效应显著大于男性被试;而在正确率上差异不显著。
  研究结论:(1)冰毒成瘾者和大学生在联合Simon任务中均表现出共同表征能力,而大学生表现出更大的效应,冰毒成瘾者的共同表征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2)随着戒断时间延长,冰毒成瘾者的共同表征能力表现出一定的恢复,但共同表征能力的改善可能需要更长戒断时间;(3)冰毒成瘾者与大学生之间的社会群体分类可以调节冰毒戒断者的共同表征能力;(4)女性冰毒戒断者的共同表征能力优于男性被试。
[硕士论文] 罗丹
基础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编制一份可靠有效的阅读障碍儿童字形加工的神经心理测验,为阅读障碍儿童字形加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测评工具。
  方法:(1)通过参考以往的文献以及已有的与字形相关的认知诊断测验,建构理论,并从以往的阅读诊断测验中选出与字形相关的测题,然后按错字辨认、真假字辨认、正反字辨认和结构辨认四个方面进行分类整理建立项目库,形成各分测验40个项目,共160个项目的测验初稿,且项目质量良好。(2)首先抽取300名被试施测测验的初稿;然后在正式施测时,再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长沙市4所小学3-4年级的1200名学生参与测验的第二稿,共获得有效问卷1177份,其中,男生共585人,女生共592人。(3)本研究主要是通过ERP实验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来筛选测验的项目,从而形成测验的第二稿;并且对阅读障碍儿童在对错字、真假字、正反字和字的结构进行加工时激活的脑部区域进行探讨。(4)采用CTT和IRT对本测验的项目质量进行分析,并运用SPSS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测量学的方法来考察本测验的信效度水平。
  结果:(1)项目筛查:通过正常与阅读障碍儿童在ERP实验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差异比较,筛选出70个项目,形成正式测验。(2)项目分析:项目的区分度参数为0.25~2.89,平均区分度为1.37,其中区分度b≧0.5的项目约占总项目的91.4%;难度参数为-2.38~2.52,平均难度为-1.10,其中介于-3~0之间的项目占92.8%,难度水平总体偏低。(3)测验的信、效度:测验的最大信息函数为38.5,α系数和分半信度均在0.7以上,效标效度均在0.55以上,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都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4)脑区差异比较:真假字辨认、正反字辨认、结构辨认三个分测验上在P1成分的01和02上的均于0.01水平差异显著,且阅读障碍儿童的波幅均大于正常儿童的波幅。错字辨认、真假字辨认两个分测验在N170成分P7和P8上于0.01水平差异显著;结构辨认分测验则在P7和P8上于0.05水平差异显著,且阅读障碍儿童的波幅均大于正常儿童的波幅。
  结论:(1)阅读障碍儿童的字形加工神经心理测验由错字辨认、真假字辨认、正反字辨认和结构辨认四个分测验,70个项目构成。(2)测验的项目质量优良且信效度良好。(3)阅读障碍儿童在错字辨认上主要激活了枕颞区;在正反字辨认上主要激活了枕区;在真假字辨认和结构辨认上则对枕颞区和枕区都有激活。
[硕士论文] 郭明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1)编制一份可靠有效的阅读障碍儿童字义表征的神经心理测验;(2),利用该测验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具体存在哪种字义表征缺陷,以及该缺陷对应的具体脑区,为阅读障碍儿童在字义层面上的缺陷干预和矫正提供依据。
  方法:(1)文献法:通过查阅以往的文献结合字义同时受字音和字形影响的特殊性,进行理论建构,并从以往的阅读诊断测验中选出与字义相关的测题,然后按同音异形字、同形异音字、同形同音字、异音异形字四个方面进行分类整理建立项目库,即形成168个项目的初稿。(2)实验法:本研究包括四个单因素实验,自变量都是被试类型,有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两个水平;因变量是反应时、正确率和脑电数据,在控制识字量、熟悉度等条件下,要求被试判断两个加点字的字义是否相近。采用阅读障碍儿童的诊断标准,选取某市四所小学的汉语阅读障碍儿童20名,同班级匹配正常儿童20名,进行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筛选出能同时在正确率和反应时上区分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的项目,形成测验第二稿。(3)测量法:首先抽取300名被试,对其施测测验的初稿;然后正式施测时,某市7所小学的1115名学生参与了测验的第二稿,共获得有效问卷1049份,其中男生486名,女生563名;四年级600名,五年级449名。
  结果:(1)项目筛选:采用ERP行为学数据分析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在两者上均有差异的项目,共有69个(测验第二稿)。并且在这69个项目上正常儿童的正确率高于阅读障碍儿童,反应时快于阅读障碍儿童;对测验第二稿进行IRT分析,剔除区分度低于0.6的项目1和38,形成测验第三稿,共67个项目,(2)项目质量:项目的区分度参数介于0.67-2.97之间,其中介于0.8-1.25之间的占62%;平均区分度为1.30项目难度介于-2.12-2.88之间;平均难度-1.12,其中介于-2-2之间的占95.52%,总体难度水平偏低,项目的信息函数为在0.2-0.4之间。(3)测验的信效度:测验的信息函数为32,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4,分半信度为0.84;各个分测验的Cronbachα系数在0.76-0.87之间,分半信度在0.73-0.86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都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测验的内容效度良好;总量表及各分测验与效标测验的相关系数在0.53-0.93之间。(4)字义表征与脑区的关系:在N200成分上,同音异形分测验和同形异音分测验在F4和F3上的差异均显著,且阅读障碍儿童的波幅均小于正常儿童的波幅。异音异形分测验和同音同形分测验在N200成分上的波幅差异均不显著。在P300成分上,同音异形分测验和异音异形分测验均在P3、P4、P7和P8上差异显著;同音同形分测验在P3、P4上差异不显著;但在P8和P7上差异显著;同形异音分测验在P3、P4、P7、P8上的差异均不显著,且阅读障碍儿童的波幅均小于正常儿童的波幅。
  结论:(1)字义表征的神经心理测验共67个项目,四个分测验:同音异形、同形异音、同音同形、异音异形。(2)字义表征的神经心理测验的项目质量优良并且信效度良好。(3)阅读障碍儿童在同音异形分测验上激活异常的脑区是枕颞区、顶区和额区;同形异音分测验上的是额区;同音同形分测验上的是枕颞区;异音异形分测验上的是枕颞区和顶区。
[硕士论文] 惠泺潼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际合作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为达到共同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配合的一种互动方式,人际冲突则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因对同一目标的争夺而展开的互动方式。它们是组成人际互动的最重要形式,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面对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时,人们对合作和冲突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个体更倾向于同群体内成员合作,这对于群体利益最大化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尚不清楚与群体内外成员进行合作与冲突决策时,个体大脑皮层区域的激活情况。本研究借助近红外光学成像扫描仪(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采用了经典博弈范式“懦夫博弈”(Chicken Game),对20名大学生被试在与群体内外成员完成合作和冲突任务时的皮层激活区域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1、个体对群体内成员的合作率为57%,对群体外成员的合作率为35.16%。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个体对群体内成员的合作率显著高于群体外成员的合作率。
  2、个体无论对群体内成员或群体外成员进行合作和冲突选择时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3、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位于通道5的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互动条件(群体内vs群体外)和决策策略(合作vs冲突)存在交互作用。对决策策略(冲突vs合作)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冲突决策诱发的脑区激活存在显著的互动条件主效应,表现为群体内互动条件下冲突选择诱发的该区域激活程度显著高于群体外互动条件下冲突选择诱发的脑区激活程度;对互动条件(群体内vs群体外)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群体外互动时大脑激活程度存在显著的决策策略主效应,表现为与群体外成员互动时,个体合作选择比冲突选择诱发更强的大脑激活。
  4、位于右侧额极的通道11决策策略(合作vs冲突)主效应显著,表现为个体选择合作比选择冲突诱发更强的大脑激活。
  5、位于右侧眶额叶皮层的通道43互动条件(群体内vs群体外)主效应显著,表现为个体同群体内成员博弈比对群体外成员博弈诱发更强的大脑激活。
[硕士论文] 柴瑶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诱因-易感化”理论认为,成瘾者长时间的接触致瘾信息,导致其神经系统对致瘾信息易感化,进而产生对成瘾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既往的网络成瘾研究也证实了网瘾者对网络信息存在注意偏向。然而,网瘾者对网络信息的加工,更多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因此,对网瘾者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意识注意层面,还应探索在无意识注意的层面,网瘾者是否同样存在对网络信息的偏向,即是否存在前注意偏向。网络信息的形式丰富多样,本文选择了网瘾者接收到的最主要的视觉图片信息,进行了如下的两个研究:
  研究一选取网瘾者和非网瘾者各15名,采用视觉点探测掩蔽范式进行了研究。实验要求所有被试对探测点出现的位置进行按键反应。结果表明,当探测点位置与网络图片位置一致时,网瘾者的按键反应时显著短于二者位置不一致时,而非网瘾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网瘾者对网络图片存在前注意偏向,根据Franken的认知加工模型,这可能是因为网瘾者频繁接触网络信息,产生了与网络信息相关的记忆偏向,因此能够更加自动化地加工网络信息,但也更难转移对网络信息的注意,从而使得其他信息被忽略。
  研究二采用翻转的双Block-Oddball范式,探讨网瘾者在神经反应上是否存在对网络图片的前注意偏向。选取被试与研究一相同。研究结果发现,在枕区和颞枕联合区,四种图片的颜色偏差均诱发出了MMN,但存在图片类型和被试组间差异。就图片类型而言,网瘾组由网络图片诱发的MMN波幅显著高于非网络图片,而非网瘾组由网络图片和非网络图片诱发的MMN波幅无显著差异。被试组间差异主要表现在:①网瘾组由网络图片诱发的MMN波幅均显著大于非网瘾组;②非网瘾组由非网络图片诱发的MMN波幅均显著大于网瘾组。这表明网瘾者在神经反应上存在对网络图片的前注意偏向,根据“诱因-易感化”理论,网瘾者长期接触网络信息,与网络有关的快乐体验不断被强化,导致网瘾者视觉初级皮层的特征探测细胞能够快速分辨网络信息并进行优势加工,以促使具有网络特征的信息能够优先通过前注意的预筛选阶段达到选择性注意阶段。
  上述两个研究说明,网瘾者在行为表现和神经反应上对网络图片均存在前注意偏向,即在前注意阶段,网瘾者对网络图片的特征探测具有明显的优势加工,这可能与网瘾者奖赏回路和动机环路相关脑区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有关。
[博士论文] 陈楠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第一部分 中国南极考察长城站和中山站越冬队员心理适应模式对比研究
  目的:越冬队员在南极居留一年以上,面临着自然环境因素(极端寒冷、暴风雪、干燥、强紫外、剧烈的光周期变化)和社会环境因素(长时间隔绝、孤立、封闭、缺乏隐私、情感与人际剥夺)的双重挑战,会经历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本文通过对中国两个常年南极考察站越冬队员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的同步、动态对比研究,探讨两站队员对极端环境的生理心理适应模式。
  方法:本文对第20次中国长城站(位于亚南极,62°S)越冬队员(N=12)和中山站(位于南极圈内,66°S)越冬队员(N=16)进行了从国内出发前、越冬期间(南极)、越冬结束(南极)和返回国内四个标志性时间点的生理心理综合动态监测,评估队员情绪状态,检测血中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激素、儿茶酚胺和免疫细胞因子的水平。
  结果:在越冬期间,中山站越冬队员疲劳、愤怒、紧张、困惑等负性情绪增加,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降低,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降低。返回国内时,中山站越冬队员促甲状腺激素(thyrotropin,TSH)和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otaltriiodothyronine,TT3)水平增高。而长城站越冬队员情绪无明显波动,仅TT3增高。两站队员白细胞介素2在返回国内后均处于低值。
  结论:两站越冬队员在极端、隔绝环境下的生理心理适应模式有所不同。与位于亚南极的长城站(62°S)相比,位于南极的中山站(66°S)自然环境更极端、社会环境更隔绝;与长城站越冬队员相比,中山站越冬队员表现出更明显的“越冬综合征”和“极地T3综合征”,负性情绪升高更明显,甲状腺激素变化程度更大,这与已报道的西方考察队员“环境越差适应越强”的表现不同。这项工作是对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心理研究的补充,为中国南极考察队员医学保障、防护、干预提供科学数据和建议。
  第二部分 长期居留南极中山站对越冬队员昼夜节律和睡眠的影响
  目的: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南极的考察队员受到极端的自然环境和隔绝的社会环境的双重挑战。中国南极中山站(69°22′24″S,76°22′40″E)不寻常的光-黑暗周期,尤其是在漫长冬季中的极夜期,可能会增加越冬队员昼夜节律紊乱和睡眠问题发生的风险,诱发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给身心健康带来长期风险。因此,监测中山站越冬队员昼夜节律和睡眠变化,为中国南极考察队员医疗保障、后勤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南极越冬与月球和火星任务宇航员经历的许多环境和心理挑战十分相似,故也是长期空间任务高保真模型研究。
  方法:研究对象为第27次(N=17)、29次(N=15)、30次(N=15)三支中国南极考察越冬男性队员,均在中山站居住1年以上。动态采集国内、越冬前(南极)、极夜期(南极)、越冬结束(南极)四个时间点连续48小时尿液或动态采集越冬期间每月连续24小时唾液,检测尿中相对6-羟基硫酸褪黑素(6-sulphatoxymelatonin,aMT6s)浓度和唾液中褪黑素浓度,余弦拟合后得到的峰值相位是昼夜节律的生物标记物。用腕表式睡眠活动监测仪或多导睡眠监测仪(polysomnography,PSG)获得国内、越冬前、极夜期、越冬结束四个时间点的客观睡眠指标,或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估主观睡眠质量。采用季节性行为模式评估问卷(Seasonal Pattern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SPAQ)评估队员情绪和行为的季节性变化和SAD的发生率。采用清晨型与夜晚型量表(Morningness-Eveningness Questionnaire,MEQ)评估队员的日周期节律类型。
  结果:昼夜节律变化—第27次中山站越冬队员尿液aMT6s节律在南极期间显著后移(P<0.05),第30次越冬队员唾液褪黑素节律在极夜期推迟(P<0.05)。
  睡眠变化—腕表结果显示,第27次中山站越冬队员入睡时间、清醒时间、睡眠中点显著后移(P<0.05),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和睡眠潜伏期无显著变化;PSG结果显示,第29次中山站越冬队员总体睡眠结构无显著变化;PSQI结果表明,第30次越冬队员在极夜期主观睡眠质量降低、睡眠受干扰、日间表现受影响(P<0.01)。
  季节性行为模式的变化—在极夜期,三支越冬考察队的队员情绪和行为受季节性变化影响程度增加(P<0.01),患SAD的队员数量分别为0(27次)、2(29次)、2(30次),患亚综合征性季节性情感障碍(Subsyndromal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SAD)的队员数量分别为2(27次)、2(29次)、1(30次)。
  日周期特征的变化—在极夜期,三支越冬考察队的队员睡眠模式和作息节律显著推后(P<0.01),更趋于夜晚型。
  结论:中山站越冬队员在越冬期尿液aMT6s节律和唾液褪黑素节律发生改变,相位显著后移。同时,睡眠时相显著推迟,作息更趋于夜晚型,主观睡眠质量降低,但客观睡眠效率无明显变化。队员在越冬期季节性情绪和行为倾向性增大,出现SAD和S-SAD。建议在中山站区营造适宜的室内光环境,采用恰当的光疗,补充适量的褪黑素,鼓励队员规律作息。本研究首次获得了中国南极考察队员昼夜节律和睡眠的变化规律,后续可开展光疗或褪黑素干预研究。
  第三部分 南极冰穹A低氧复合高寒环境对考察队员睡眠的影响
  目的:南极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2009年,中国在冰穹A地区建成了海拔最高的南极科考站——昆仑站(80°25′S,77°6′E,4087m),具有低氧、极寒、干燥等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已知平原人进入高原或久居高原人进入到更高海拔地区,生理适应不良易发生急性高原反应(acute mountain sickness,AMS),睡眠障碍是主要症状之一。高原睡眠功能紊乱会导致白天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降低等,影响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因此,研究中国队员赴昆仑站考察期间AMS发生率、夜间睡眠结构、睡眠呼吸模式和血氧饱和度变化,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保障队员的身心健康,使其更安全、高效的完成考察任务,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方法:采用指端脉搏血氧仪动态检测第31次中国南极考察昆仑站内陆队员(N=27)由平原渐进冰穹A及在昆仑站期间的血氧饱和度,用Lake Louise高原反应症状自评问卷评估队员AMS发生率,用睡眠研究的金指标——多导睡眠监测系统(polysomnography,PSG)对10名志愿者进行整晚睡眠监测,记录其脑电图、眼电图、肌电图、胸腹式呼吸运动、鼻气流及夜间血氧饱和度。
  结果:昆仑站内陆队员AMS发生率为55.6%(15/27),日间血氧饱和度越低,AMS症状越严重。与海平面值相比,慢波睡眠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显著减少(P<0.01),总睡眠时间、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效率等无显著差异。总的呼吸事件次数和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 hypopnea index,AHI)在昆仑站显著增加(P<0.05),多为中枢性。周期性呼吸普遍存在,占总睡眠时间比例显著增加(P<0.01)。睡眠期间每小时血氧饱和度下降次数显著增多(P<0.05),睡眠期平均血氧饱和度和最低血氧饱和度显著降低(P<0.05)。下撤平原后均恢复正常。
  结论:在南极昆仑站“高、寒、孤”极端环境下,半数队员出现AMS。睡眠结构发生改变,深睡眠减少,出现高海拔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普遍存在周期性呼吸。日间和夜间血氧饱和度均显著降低,睡眠期更甚。建议完善昆仑站队员选拔标准,加强高原预适应训练,站区设立富氧室或使用制氧机。本研究为中国考察队员在南极高原的医学防护提供了科学数据,是对高原人体睡眠医学的拓展。
[硕士论文] 李衷恕
基础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权力意味着对他人进行操纵与控制,它是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最基本和核心的概念,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着重大且深刻的影响。以往对于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权力的知觉表征以及后续的心理行为效应两个方面,例如研究发现了权力的知觉表征分布在垂直空间上,与垂直空间上的位置和高度有关联,权力对后续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以及社会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等。但是以往研究忽略了权力本身的最基本核心的过程——权力行使。我们的研究分别采用了EEG和fMRI技术来探讨权力行使的神经基础。
  研究一的目的是采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EEG)技术考察权力行使过程中大脑的神经机制,使用改进的权力事件回忆范式,分析结果基于32名被试的脑电数据。对α波的频谱分析显示:当被试代入行使权力事件的过程中时,左侧额叶的α波功率显著低于右侧额叶;当被试代入被行使权力事件的过程中时,左右两侧额叶的α波功率差异不显著。对α波的溯源分析结果显示,被试行使权力时主要激活左侧额内侧回(BA9/10)和左侧前扣带回(BA32)等部位,被试被行使权力时主要激活右侧额内侧回(BA10)和右侧前扣带回(BA32)等部位。
  研究二的目的是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考察权力行使过程中大脑的神经机制,采用为fMRI实验特性而做出改进的多回合情境想象角色扮演范式,分析结果基于21名被试的磁共振成像数据。结果显示,在被试想象行使权力时主要激活了左侧中央前回(BA3/4)、左侧中央后回(BA3)以及双侧枕颞区(BA19/37)等部位,在被试想象被行使权力时主要激活了双侧枕颞区(BA19/37)、左侧额内侧回(BA9/10)以及左侧额下回岛盖部(BA44/13)等部位。
  研究结果主要发现了顶叶感觉运动区和前额叶区在权力行使/被行使过程中得到了激活。感觉运动区的激活支持了具身认知理论,即把抽象的权力行使行为加工为具身的肢体操纵控制行为;前额叶区的激活支持了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提供了在不同权力条件下个体产生接近和抑制倾向的生理来源。此外,研究还可能涉及到顶叶的社会功能假说以及枕颞区参与权力识别与判断等方面,这也说明了权力行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别于以往研究认为的额叶偏侧优势模型,而是需要大脑各部位共同参与,也就是权力行使的全脑模型。
[硕士论文] 息晓龙
基础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毒品成瘾被定义为因反复使用某种依赖性或成瘾性药物而引起的周期性或慢性中毒症状,它常常伴有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在种种精神类障碍当中,人格的冲动性在越来愈多的研究中被认为与毒品初次体验、新型毒品滥用、毒品连续使用与复吸紧密相关。Dawe和Loxton等研究者将毒品相关的冲动性主要可分为两个维度:“奖赏驱动型”和“行为鲁莽型”。根据Gary的强化敏感性理论的观点来看,奖赏驱动是指当个体获得或接近喜好刺激时,会表现出的敏感性的差异,而行为鲁莽型是指不能在做出反应之前及时、良好地评价刺激性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并作出恰当反应的行为倾向。过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毒品种类的单一冲动性维度的相关及因果关系的探索,而对于不同成瘾类型所造成的冲动性维度的差异的相关研究鲜见。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和女子戒毒所的参与戒治人员为被试,通过采用延迟折扣任务和停止信号任务两项经典范式来分别探索非成瘾者及不同成瘾类型成瘾者的奖赏驱动型和行为鲁莽型冲动情况。
  研究结果发现:
  (1)冲动性两维度可同时存在于同一成瘾者人格特质当中;
  (2)毒品成瘾被试的冲动性两维度均高于非成瘾被试;海洛因成瘾者行为鲁莽型冲动性强于冰毒成瘾者;新型毒品成瘾者在行为鲁莽型冲动上受到毒品损害弱于传统毒品成瘾者;多药物滥用者在两维度冲动性上均强于单一毒品成瘾者;
  (3)成瘾者在行为鲁莽型冲动性上随成瘾时长的增长而增强,但在奖赏驱动型冲动性上表现不明显。
[硕士论文] 申权威
应用心理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考察精神障碍患者汉字笔迹特征的因子结构;探讨精神障碍患者与正常人群笔迹特征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精神分裂症、神经症、躁狂症、抑郁症等不同精神障碍之间笔迹特征的差异;了解教育程度对精神障碍患者笔迹特征的影响;考察笔迹特征与SCL-90各因子的关系,探求笔迹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内在联系;考察笔迹特征对精神障碍与正常人群、不同精神障碍之间的区分度。
  方法:以唐诗《春晓》做为标准化的文字抄写材料;使用电子书写屏(ESP1020)在三所医院住院部采集精神障碍患者的笔迹;采用自主研发的“汉字笔迹特征量化识别系统(CCQAS5.0)”对笔迹特征进行量化处理,即CCQAS5.0自动提取书写平均压力等36项客观笔迹特征数据;由主试人员对笔迹样本的整体美观度等4项主观笔迹特征进行量化评定,共获得主客观笔迹特征40项。采集精神障碍患者笔迹特征的同时,辅以自编“患者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并采用SCL-90调查其精神健康状况。采用同样的方法在全国各地采集正常人群的笔迹,并辅以SCL-90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使用Excel对CCQAS5.0获取的笔迹特征数据进行批量管理,并利用编号一致性与被试量表数据和个人信息数据进行拼接合并。最后,使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因素分析、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判别分析。
  结果:(1)对精神障碍患者的40项主客观笔迹特征进行多轮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提取出“空间占用”、“笔划特征”、“首字大小”、“笔压”、“整体特征”、“字面积及间距”和“边距及斜度”7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达75.72%;(2)精神分裂症、神经症、心境障碍和正常人群四组被试在横笔压等22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P<0.05,P<0.01,P<0.001);(3)精神分裂症、神经症、躁狂和抑郁症四组被试在书写平均压力等23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P<0.05,P<0.01, P<0.001);(4)不同教育程度的精神分裂症、神经症和心境障碍患者分别在最大字间距、书写总时间、标题倾斜度等多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P<0.05,P<0.01);(5)精神分裂症、神经症、躁狂和抑郁组的SCL-90各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6)正常组被试在字压、布局、字面积、书写斜度等笔迹特征上与SCL-90的焦虑、强迫、抑郁等因子显著相关(P<0.05),躁狂症、抑郁症、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组被试的笔迹特征与SCL-90各因子及总分存在不同项目与数量的显著相关(P<0.05);(7)SCL-90总分高低两组的正常人群被试在占用率等6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P<0.05,P<0.01);SCL-90总分高低两组的精神障碍被试在正文右边距等5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P<0.05);(8)笔迹特征对精神分裂症-正常人、精神分裂症-神经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症-躁狂症、神经症-抑郁症的正确判别率分别为80.8%、78.3%、82.3%、74.1%、73.9%。
  结论:(1)精神障碍患者40项主客观笔迹特征可提取为“空间占用”、“笔划特征”、“首字大小”、“笔压”、“整体特征”、“字面积及间距”、“边距及斜度”7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5.72%。同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的笔迹既有与正常人相同的因子结构,也有自身独特之处。
  (2)精神障碍组与正常组在横笔压等22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表明精神障碍组与正常组笔迹特征有差异。
  (3)精神分裂症、神经症、躁狂和抑郁组在书写平均压力等23项笔迹特征上差异显著,表明不同精神障碍之间的笔迹特征有差异。
  (4)教育程度对精神分裂症、神经症、心境障碍患者的笔迹特征有不同项目和数量的显著影响。
  (5)正常组被试的字压、布局、字面积、书写斜度与心理健康状况(SCL-90各因子)存在内在联系;躁狂症、抑郁症、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组的笔迹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SCL-90各因子)存在内在联系。
  (6)SCL-90总分高低两组的被试在书写平均压力、占用率等方面差异显著。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对笔迹特征有影响。
  (7)笔迹特征对精神分裂症-正常人、精神分裂症-神经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症-躁狂症、神经症-抑郁症的判别效果理想。
[硕士论文] 刘威
基础心理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压力性生活事件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给个体带来压力的负性生活变动(如:恋爱失败,亲人,好友重病死亡)。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更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一系列的认知,行为,情绪或躯体问题。焦虑障碍,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发病也直接和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有关。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我们对于压力的反应转化为情感障碍?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以磁共振成像为代表的无创神经影像技术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人们现在对于大脑是如何处理和加工压力信息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包括杏仁核,海马和前额叶的三维神经环路上。这个环路在不同的物种身上都起着管理即时和长期压力影响的作用。结构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针对此环路在应激性压力和压力性疾病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很少有研究采用静息态磁共振的方法,探索压力性生活事件是如何影响人类自发性功能连接网络。
  静息态磁共振是一种大脑功能成像的方法,可以用来描述被试在没有进行外显任务时的脑部自发活动以及脑区与脑区之间的交互。静息态磁共振成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功能连接。功能连接描述的是大脑不同脑区之间血氧依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功能连接越强,说明脑区之间活动有着更好的同步性,可能的信息交换越流畅。
  本研究结合假设驱动和数据驱动的静息态磁共振分析方法,使用杏仁核子区种子点功能连接方法来探索杏仁核网络的情况,使用脑网络体素水平度中心度的方法来探索全脑网络的功能连接情况,最终目的在于探索压力线生活事件对于静息状态下大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实验一中,研究者分析了一个大样本(样本量=97)的磁共振纵向跟踪数据,主要关注于两次扫描之间(平均扫描间隔=515天)发生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对神经影像学指标纵向变化的影响。在脑影像网络度中心度的纵向分析中,压力性生活事件得分与楔叶/楔前叶,中脑/海马旁回,脑岛,内侧前额叶/膝下扣带的度中心度变化显著负相关,与小脑的度中心度变化显著正相关。在杏仁核功能连接分析中,发现了生活事件得分与杏仁核与内侧前额叶,被外侧前额叶,梭状回,小脑间的功能连接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且更高的生活事件得分伴随着杏仁核与小脑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异常增强。
  虽然实验一可能发现一些受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的网络环路或者节点,但大学生经历的生活事件性质往往大相径庭,且其强度往往只是中低强度。为了控制生活事件性质不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并考察对个体冲击较大的生活事件对于大脑功能网络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实验二的研究。
  实验二中,研究者比较了“失独”老年人和正常控制组在心理量表和大脑功能网络上的差异。心理上,发现失独老年人抑郁水平更高,且表现出效率较低的应对方式。神经水平上,他们在楔前叶,左侧顶下小叶表现出异常降低的长距离和短距离度中心度;在被外侧前额叶表现出异常降低的长距离度中心度。这些脑区降低的长距离/短距离度中心度以及降低的被外侧前额叶与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在失独老年人身上与负性应对方式得分负相关。采用杏仁核及其子区的全脑功能连接的分析方法,发现了失独老人在杏仁核子区与诸如内侧前额叶,脑岛,眶额叶,膝下扣带,顶下小叶,小脑等脑区的功能连接显著降低,左侧杏仁核的表面核子区与顶下小叶之间的功能连接与独生子女死亡的年限显著负相关。
  结合实验一,二的结果,压力性生活事件在行为层面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状态和应对方式;在神经层面,会影响大脑关键节点(如楔前叶,顶下小叶)在整体网络信息交换中的连接效率,也会影响杏仁核和前额叶这条自上而下情绪调节环路,以及杏仁核和小脑,这些参与情绪反应脑区之间的连接。观察到的这些大脑静息状态下功能连接的变化,可能是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大脑产生影响的生物学标记,是未来精神病学风险的生物底层机制。在未来,随着对压力的神经影像学研究的深化,可能会产生基于磁共振影像学的重大创伤后精神疾病风险评估的客观测量手段。
[硕士论文] 侯玉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幽默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它发生在人们的嬉笑逗乐中,在感受到事件或者言语中的“失谐”后通过笑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能引发人们产生愉悦的体验,是一种重要的高级认知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幽默具有很多适应性价值:能帮助人们调节情绪,调整人际间的距离,提高认知能力,提升创造力,还有益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是一种富有魅力的人格特质。可见幽默对于人类是大有裨益的,研究幽默对于人类的幸福美满生活意义重大。
  幽默笑话的笑点会诱发出顿悟,这种顿悟来源于对情境或者问题的一种新的突然的理解。Suls(1972)的不一致解决理论认为,幽默笑话的认知成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不一致的探测及其分解,幽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分步骤的过程。基于不一致探测理论,国外很多研究都曾探究幽默理解的神经机制,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两种材料:图形笑话(卡通,视觉双关画)和言语笑话(音韵的或者语义的),但鲜少有研究同时使用两种材料并进行直接比较,且国内关于幽默的脑机制研究也比较少。此外,格式塔理论认为,幽默理解可能与顿悟存在一些共同加工过程,而有关顿悟的认知神经结果也发现幽默和顿悟的脑区存在某些重合之处。因此,本研究探究幽默笑话中的顿悟现象,利用言语和图形两种类型的刺激,直接比较两种刺激情况下的大脑激活模式,考察在不同刺激类型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共同的大脑激活。
  本研究采用磁共振技术探究幽默中的顿悟现象的脑机制。实验一为预实验,收集材料阶段,将从各种途径收集到的幽默材料进行等级评定,并最终筛选出信效度良好的材料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实验二以图形笑话和文字言语笑话为实验材料,比较幽默条件与非幽默条件下的大脑激活。结果显示,在图形刺激下,幽默条件相较于非幽默条件更多的激活了左侧额上回(SFG)、右侧额中回(MFG)、左侧额下回(IFG)、双侧颞中回(MTG)、左侧颞上回(STG)、左侧梭状回以及海马旁回等区域,文字刺激下,幽默条件相较于非幽默条件激活更强的区域有左侧额上回(SFG)、右侧额中回(MFG)、左侧额下回(IFG)、左侧中央前回、双侧颞中回(MTG)、右侧颞上回(STG)、左侧颞顶联合区(TPJ)、双侧枕中回(MOG)、后扣带皮层(PCC)、前扣带皮层(sgACC)以及海马等区域。不管实验刺激材料是图片还是文字,激活的脑区基本集中在左侧额上回(SFG)、右侧额中回(MFG)、左侧额下回(IFG)、双侧颞中回(MTG)以及扣带海马等脑区,这些脑区不仅和以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且还和顿悟的一些脑区重合。研究结果说明,幽默中确实存在顿悟现象;刺激材料的不同属性并不会影响幽默的关键脑区,图片和言语刺激存在着共同的大脑激活;中、西方对于幽默的脑激活反应没有很大的文化区别。
[博士论文] 王婷
基础心理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种控制能力在个体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些人能够有规律的节食,而有些人明明害怕长胖又无法抵御食物的诱惑。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种个体差异便是认知控制能力的差异。认知控制能力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监测干扰或冲突,来动态调整个体的行为,从而完成目标导向的行为(Botvinick,Braver。Barch。Carter,&Cohen,2001;Egner,2011)。在实验室中可以通过―冲突适应效应对这种动态调整过程进行研究。冲突适应效应指的是先前试次中的冲突会导致个体对当前试次的冲突解决能力增强,冲突效应减小的现象(Gratton,Coles,&Donchin,1992)。
  比如在色词Stroop任务中,给被试呈现颜色词,其中颜色和词的意义一致(比如红色的―红)或者不一致(如绿色的―红),要求被试识别字体颜色而忽视字的意义。通常由于字的意义对颜色辨别的干扰,被试对不一致试次的反应更慢,这就是所谓的干扰效应,计算公式为I-C。而冲突适应效应是指不一致试次之后的干扰效应(II-IC)小于一致试次之后的干扰效应(CI-CC),即冲突诱发了动态调整(Gratton et al.,1992;Mansouri。Tanaka,&Buckley,2009),而冲突适应效应量的大小就用[(CI-CC)-(II-IC)]来表示(Egner,2011)。冲突适应效应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可能反映了个体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差异(Wolff。Kronke,&Goschke,2015),对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与精神分裂症特质有密切关系(Volter et al.,2012)。因此,研究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对于理解正常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理解精分病人的认知功能缺陷,以及寻找病人认知功能紊乱的准确生物学靶点具有重要意义(Egner,2011)。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多种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探讨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内在神经机制,同时探讨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与日常生活中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一从静息态角度,结合自发神经活动的局部属性和功能连接方法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脑区及神经网络基础。实验1选取了两个独立样本,采取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指标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我们首先采取数据驱动的方法针对样本1进行分析,寻找跟冲突适应效应有显著相关的脑区,结果发现,冲突适应效应分数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左侧腹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的ReHo值具有显著相关。随后我们将这两个脑区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应用于样本2,提取两个脑区的ReHo值,作为自变量,用来预测冲突适应效应分数,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VLPFC被剔除方程,而DLPFC能够解释冲突适应效应变异的48%。
  该结果说明:
  (1)DLPFC对于冲突适应效应非常重要。
  (2)DLPFC的ReHo值能够用来预测个体的冲突适应效应。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选取跟冲突适应效应具有显著相关的两个脑区—DLPFC和VLPFC作为感兴趣区,进行基于ROI的功能连接分析,试图寻找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网络基础。
  结果发现,双侧脑岛(Insula)及右侧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tate cortex,ACC)与DLPFC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负相关,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与DLPFC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正相关。双侧脑岛及ACC是凸显网络(the cingulo-opercular salience network,SN)的重要节点(Seeley et al.,2007),而DLPFC和IPL都是中心执行网络(the fronto-parietal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CEN)的重要节点(L.Wang et al.,2010)。因此我们推测,当面对冲突时,低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可能需要SN来探测刺激,进而通过DLPFC来执行控制;而对于高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他们能够在任务中一直保持高的控制水平,更多依赖CEN来解决冲突。
  研究二从任务态角度,采用色词Stroop任务考察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并结合心理生理交互分析(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analysis,PPI)分析手段考察冲突适应效应的内在神经机制。我们首先针对所有被试考察个体完成色词Stroop任务时的脑区激活情况,fMRI数据显示激活脑区包括ACC、VLPFC以及后顶叶(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等。随后我们进行PPI分析,结果发现ACC和PPC有着不同的功能连接模式,与ACC有正向连接的脑区包括双侧脑岛,右侧前额皮层(right anterior frontal cortex)以及小脑(cerebellum),这些脑区正好是SN网络的重要节点(Seeley et al.,2007);与PPC有正向连接的脑区包括左侧前额皮层(left anterior frontal cortex),左侧额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以及左侧顶叶(left parietal lobe),这些脑区正好是CEN网络的重要节点(L.Wang et al.,2010)。随后我们根据冲突适应效应的行为结果将被试分为两组:高分组和低分组,比较两组被试完成任务时功能连接模式的差异。结果发现,高分组被试存在更强的PPC连接模式(CEN网络),而低分组被试存在更强的ACC连接模式(SN网络)。为了检验该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又进行了PPI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分数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CEN网络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正相关,而SN网络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负相关。SN网络主要负责对凸显刺激进行探测,支持自下而上的加工,而CEN网络主要负责高水平的控制性加工。因此我们推测,高冲突适应效应个体解决冲突时更多依赖CEN网络,进行控制性加工;而低冲突适应效应个体更多依赖SN网络,进行自下而上的加工。
  研究三从大脑结构的角度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基础。实验4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分析方法考察大脑灰质体积与冲突适应效应的关系,结果发现,右侧顶上小叶的灰质体积与冲突适应效应正相关,左侧颞上回的灰质体积与冲突适应效应负相关。实验5采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技术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与大脑白质完整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右侧缘上回和右侧中央前回的白质完整性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正相关;右侧枕外侧回,左侧颞上回以及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dACG)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负相关。研究三在灰质体积和白质完整性方面都发现了PPC在冲突适应效应中的重要作用,说明PPC结构上的个体差异影响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目前一般认为顶叶主要参与刺激知觉层面的冲突解决,其主要是在大脑控制水平提高时,通过自上而下的注意引导来保证目标相关信息的加工,从而减少干扰信息的影响(Soutschek,Taylor。Muller,&Schubert,2013)。同时在白质完整性和退化程度上的结果都说明背侧扣带回dACG的白质完整性与冲突适应效应负相关,该结果说明dACG的白质完整性更小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冲突监测能力,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冲突适应效应。
  双重控制模型(Braver,2012; Braver,Paxton,Locke,& Barch,2009)认为主动性控制主要由DLPFC和顶叶完成(Boulinguez,Ballanger,Granjon,& Benraiss,2009;Braver etal.,2009);而反应性控制与ACC和脑岛有关(Menon&Uddin,2010)。结合前三个研究结果以及双重控制模型的假设,我们推测,高分组被试在冲突任务中运用主动性控制策略,能够有效的利用先前的冲突信号来解决当前的冲突信息,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更大的冲突适应效应。而低分组被试运用的是反应性控制策略,先前的冲突信号很难影响当前的冲突解决,而是在每一次面对冲突时才进行监测和控制,因此表现出很小的冲突适应效应。
  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而实验室中关于某个认知任务的神经基础只能帮助我们理解行为,无法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预测。为了使研究更具生态学效度,也为了确定冲突适应过程是否包含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控制能力中,研究四基于实验1的研究结果定义种子点,考察冲突适应效应相关脑区对自我控制能力的预测力。结果发现,DLPFC的ReHo值能够预测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中的两个维度:工作和行为表现(维度2)和健康习惯(维度5),这两个维度与调节自我和计划有关;而对其他的三个维度(维度1:冲动控制;维度3:抵制诱惑和维度4:节制娱乐)没有预测力,这三个维度主要体现在控制冲动方面。该结果说明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与实验室中的认知控制能力确实相关,利用认知控制能力的相关脑区能够预测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说明我们可以将实验室中的研究运用到对日常生活表现的预测中,使其更加具有生态学效度。另外,该结果还间接说明,DLPFC在冲突适应效应可能并非只是抑制的作用,其可能在计划和调整中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本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进行了考察,发现DLPFC及PPC在冲突适应效应中起重要作用;而脑网络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高冲突适应效应个体更多采取主动的自上而下控制策略,低冲突适应效应个体更多采取反应性的自下而上的控制策略。最后,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生态学效度,我们将实验室中的研究拓展到生活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发现DLPFC的ReHo值能够预测个体生活中自我控制能力的两个维度,说明可以将实验室中的脑成像研究运用到对日常生活表现的预测中。
[硕士论文] 徐艳萍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以往关于环境风险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环境风险知觉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较少关注时间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在不同时间上的环境风险偏好特征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考察了不同时间距离对环境风险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公众环境风险决策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心理机制。
  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研究一包括两个实验,分别考察环保方案实施的时间距离对环境风险偏好和环保捐款数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和方案实施时间近相比,人们在方案实施时间远时更偏好风险方案,更愿意为风险方案捐献更多的金钱数额。研究二通过让被试对由不同环境结果属性组成的环保风险方案进行吸引力评价,考察了时间距离对环境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人们在评价实施时间较近的方案时,受环境改善概率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采用低识解水平的心理表征,而在评价实施时间较远的方案时,受环境改善量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采用高识解水平的心理表征。研究三分别采用聚焦于目标和行动的识解水平启动任务来操纵被试的心理表征,然后呈现环境风险决策任务,以考察不同时间距离下被试的环境风险偏好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相比于低识解水平启动,高识解水平启动下的个体更偏好风险方案。此外,在近时间距离下进行高识解水平启动和远时间距离下进行低识解水平启动会改变人们的环境风险偏好,证明识解水平确实影响了人们的环境风险决策。
  本研究结果为环境风险领域的决策提供了启示,为政府决策者在制定环保方案的过程中如何加强环境风险控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公众做出亲环境的决策。
[硕士论文] 杨蕾静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中事关全人类健康的重要国际议题,而各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对不同减排原则的公平理解却大相径庭。主权国家间各自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发展步伐、经济实力、灾难应对能力,在气候问题上的迫切性也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以欧盟、美国、金砖四国、小岛国联盟等为主体的几大联盟阵营,各主权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权力地位。同时,气候问题作为环境结果之一,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延期性等特点,导致各国很难做出理性的减排决策。因此各国很容易出于自利服务的倾向而在气候议题上产生权力滥用的不公平谈判行为。本研究通过模拟全球气候谈判事件,设计双边谈判实验范式,考察权力差异对于减排分配任务的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公平性造成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引入质询制度,探索能够削弱这种不公平程度的方法。
  研究分为两部分。研究一赋予双方谈判代表以不同数量的盟友国,表示在投票环节中的选票支持率高低,从而操控谈判双方的权力高低,比较权力不平等的两人谈判组和权力相当的两人谈判组在妥协让步程度和不公平感知等方面的差异。实验采用气候问题模拟谈判范式,让权力不平等的谈判者基于公平的减排原则,就各自应承担的减排义务如何分配进行协商谈判。结果表明,在个体水平上,高权力方比低权力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让步程度更低,且对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的主观公平性显著高于低权力方,谈判双方在公平性感知上出现明显的分离。在群组水平上,与权力相当的谈判组相比,权力不等的谈判双方的让步程度差异明显更高,且双方对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的主观公平性感知差距也显著更大。这说明,谈判双方权力大小不平等的谈判组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更加偏离客观公平。
  研究二引入质询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试)对谈判双方的碳排分配理由进行质问,以探究质询能否缩小由权力带来的谈判双方的不公平程度差异,以及权力感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引入质询后,在个体水平上,高权力方和低权力方的让步程度和公平感相当,而在群组水平上,权力不平等的谈判组相对于无质询的谈判组,谈判双方的让步程度差异也有所下降。这说明,质询降低了谈判组在气候谈判结果的不公平程度。在个体水平上,对低权力方而言,质询通过提高其角色权力感,从而提高了个体对谈判结果的公平感知,在群组水平上,质询显著地缩小了谈判双方的角色权力感差异,从而促进谈判达成一致。此外,质询也能通过显著地缩小谈判双方的过程权力感差异,进而缩小谈判双方的让步程度差异。从而证明,质询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削弱谈判结果的不公平程度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结果,研究者认为,在全球气候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自利服务倾向,气候谈判中的权力变量会影响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的不公平,而通过引入外部质询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高权力方,并提高低权力方的权力感,从而缩小谈判的不公平程度。
[硕士论文] 王文超
心理健康教育 石河子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酒精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可使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致使中枢神经受到损伤。摄入酒精会损害个体的认知功能,对计划、注意、决策、问题解决和行为控制等认知功能存在干扰作用。执行功能是一种高级认知功能,指在完成复杂的认知任务时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保证认知系统以灵活、优化的方式实行特定目标的一般性控制机制。执行功能的主要成分包括抑制、刷新和转换。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项目的提取、加工类型的转换、无关信息的抑制等活动。执行功能负责整个创造性思维的总体计划、监控和评价。
  本研究选取90名大学生社会饮酒者为被试,随机分为饮酒组、控制组和安慰剂组,通过Stroop任务、1-Back任务、局部-整体任务和《创造性思维测验》考察中等剂量的酒精及饮酒期望对大学生社会饮酒者执行功能及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研究发现:
  1.饮酒组与控制组相比,在执行功能各维度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饮酒组执行功能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安慰剂组与控制组相比,在执行功能各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饮酒组中,积极期望与执行功能各维度任务的反应时均存在负相关,说明积极期望与执行功能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积极期望与抑制功能和转换功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消极期望与执行功能各维度任务的反应时均存在正相关,说明消极期望与执行功能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消极期望与转换功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发现,积极期望对抑制功能和转换功能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具有较高积极期望的大学生,酒后抑制功能和转换功能受损较轻。
  2.在创造性思维的总分及流畅性、独创性和言语创造性得分上,饮酒组低于控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变通性和图形创造性得分上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安慰剂组与控制组相比,在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言语创造性得分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安慰剂组得分低于控制组,在总分、变通性、独创性和图形创造性得分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饮酒组中,积极期望与创造性思维流畅性和言语创造性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相关分析发现,除抑制功能与独创性维度外,执行功能各维度与创造性思维总分及各维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相关趋势表明,执行功能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其创造性思维得分越高。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摄入中等剂量的酒精后执行功能及创造性思维的部分维度出现损伤;在创造性思维上存在酒精的安慰剂效应,在执行功能上酒精的安慰剂效应不显著;不同饮酒期望的个体酒后执行功能和创造性思维的损伤有差异;执行功能与创造性思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硕士论文] 林瑞文
基础心理学 闽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执行功能是个体对自身思想和行为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高级认知功能,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缺的关键技能。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反映了“执行功能”这个更为宽泛的概念里的一些核心维度,如抑制注意、解决冲突和抵抗干扰等。前人对注意执行控制网络的个体差异的研究缺乏在大脑神经加工机制方面的关注和探讨。为了更深入了解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在行为上的个体差异背后的大脑神经机制包括在大尺度脑网络上的交互作用,本文设计了三个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使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共同探究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在大脑加工机制上的个体差异。第一个研究关注被试完成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的表现,以及在任务态的脑区激活和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的时间序列上的差异;第二个研究采用心理生理交互作用分析方法进一步地了解注意执行控制网络效率的不同在大脑网络及网络间的交互关系上的表现;第三个研究应用局部一致性和功能连接两个指标探索被试任务表现的不同在静息态下大脑活动的差异。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被试完成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的效率存在个体差异,这种行为上的个体差异不仅反映在任务态下大脑激活的程度与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的时间进程上,还反映在大尺度脑网络的关键脑区与大脑其他相关作用脑区的反应协调关系上。
  (2)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表现不同的两组被试在调用不同的大尺度脑网络的程度与方法上存在差异,不同的大尺度脑网络在个体认知活动中的作用方式不同。额顶控制网络与其相关作用脑区的连接强度可以正向预测被试的执行控制功能,而突显网络与其相关作用脑区的连接强度可以负向预测被试的执行控制功能。额顶控制网络和突显网络在功能上的分离反映了个体对双重认知控制理论中主动性控制与反应性控制的权衡。
  (3)注意执行控制网络的个体差异表现在各个大尺度脑网络的相互作用模式的差异上。对任务态下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在大尺度脑网络上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可以从额顶控制网络与默认模式网络之间的关系,额顶控制网络和突显网络功能上的分离及默认模式网络内部功能连接这三个方面探讨。
  (4)静息态下大脑的局部活动及功能连接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注意执行控制网络的个体差异,可用于预测个体完成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的表现,是研究心理与行为的个体间差异在大脑神经机制的表现的可行手段。
[硕士论文] 王雨晨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天气是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极其重要的组成要素,和人类的生活、工作和行为决策密不可分。Howarth和Hoffman将“天气效应”概括为“天气变化影响投资者的情绪,而情绪会导致投资者有特殊行为的倾向”。而在已有的天气与投资者行为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由于天气影响而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果如股市收益率等因素,鲜少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究天气对投资者个体行为倾向及心理偏好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天气类型(晴天、雨天)为自变量,探讨其对于个体决策中十分重要的风险偏好水平的影响情况,并试图探究其作用机制。
  本文通过现场研究与情境问卷结合的方式,进行了三个研究。研究一通过对253名被试的调查,探讨了晴雨天气对个体风险偏好水平的影响,并验证了情绪对此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二包含被试134人,通过引入情绪稳定性这一人格特质,探讨了情绪稳定性对于天气和风险偏好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三包含被试258人,通过对天气情境进行细分,探讨了晴雨天气的变化对于个体风险偏好水平的影响作用。
  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
  1.天气类型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晴朗天气状况下,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较低;而阴雨天气状况下,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较高。
  2.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介“天气-风险偏好”的关系。
  3.情绪稳定性作为个体特质,调节“天气-风险偏好”的关系。
  4.晴雨天气的交替变化影响个体风险偏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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