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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李胜辉
科学技术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物种”对于几乎所有生物学分支来说都是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虽然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都在频繁地使用着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对于它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却很少达成共识。人们把围绕着它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统称为“物种问题”。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物种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它就是:物种究竟是什么呢?是自然类,个体或其他?
  传统上,对“物种的本体论地位问题”的回答是“生物学本质主义”。生物学本质主义认为物种是自然类,每一物种都由具有共同本质的相似个体所组成,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并且每一物种都是恒定不变的。生物学本质主义曾经在生物学中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提出,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达尔文的物种“渐变论”观点认为物种是渐变的,物种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种观点对生物学本质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随着达尔文思想的不断传播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生物学本质主义逐渐为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所放弃。在当代,生物学本质主义不能兼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成为一种“公认观点”。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们吸收新的生物学成果试图在修正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复兴生物学本质主义。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版本的生物学本质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与传统的生物学本质主义不同的“新”特征,因而被冠以“新生物学本质主义”之名。其中的主要观点有,DNA条形码理论、历史本质主义、关系本质主义和混合的生物学本质主义等。这些不同版本的新生物学本质主义在复兴生物学本质主义的过程中大致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进路:第一种以DNA条形码理论为代表,它放弃了传统上以形态特征和生理特征作为物种本质的观点,尝试以更为基本的基因属性作为物种本质来复兴本质主义;第二种进路以历史本质主义和关系本质主义为代表,它们放弃传统上以内在属性作为物种本质的观点,尝试以关系属性作为物种本质,从而开辟了复兴生物学本质主义的新路线;第三种进路以混合观点为代表,主要有内在生物学本质主义和稳态属性簇理论,它们可以视为前两种进路的混合。这三种进路看似为生物学本质主义的复兴带来了希望,然而,实际上它们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以致并没有真正完成复兴生物学本质主义的使命。
  新生物学本质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新生物学本质主义的本体论预设与现代生物学实践之间所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为生物学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张力。我在分析生物学本质主义的起源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生物学本质主义可能对物种的实在本性做出了错误的断言,而新生物学本质主义又延续了这种错误,这才造成了生物学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张力。现代生物学家们对物种的本性的理解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猜测。现代生物学家们与生物学本质主义者们在如何理解物种的本性的问题上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前者认为物种是“个体”,物种的不同成员是“异质的”,它们通过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后者认为物种是“类”,物种的不同部分是“同质的”,它们必须具有适当的相似性。我认为消除生物学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张力的最佳方式是放弃生物学本质主义,把物种视为“个体”而非“类”。
  不过,我们把物种视为“个体”并不意味着物种不能被视为“自然类”。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理解物种的方式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都可以被整合到对物种的本性的理解中。这种整合的结果是,我们获得了关于物种的本性的新理解。那就是,物种可以被视为“异质类”。这个概念不仅允许我们把物种视为“个体”,而且也允许我们把物种视为“类”。这种对物种的本性的新理解在放弃生物学本质主义的同时,保留了以“自然类”来理解物种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
[硕士论文] 郑磊
法学理论 西南交通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生物遗传资源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生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因为其具有巨大的价值,发达国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发展中各国都加强了自我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因为各国在国家性质、政治体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公众的意识、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的主管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模式有所不同。在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模式上,主要有分散管理模式、跨部门联合委员会模式、管理委员会模式、单一主管模式和社区共管模式。
   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强调多方共同参与资源管理,参与者共同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共享权力和收益,共同承担相关责任,社区共管就是让社区居民参与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决策、实施、监测和评估的整个过程,是社区与保护区共同管理生物遗传资源的模式。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情况严重,国家在立法上加强了对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制度设计,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分为国家级法规、地方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制度的概念,但对该制度的内容却有所体现,而且在部分生物资源的保护中也进行了相关实践。
   论文介绍了生物遗传资源共管制度的概念及特点,论证了该制度有利于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通过分析相关法律原则,得出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制度的法律基础;通过考察国外相关制度,结合我国实践,认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制度在应用范围、对本土居民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缺陷,经过考察国外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了完善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制度的建议:完善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的指导原则,在国家主权原则、利益相关者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增加民主的原则和协调的原则;将生物遗传资源社区共管制度扩大到所有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中,注意遗传资源保护中本土居民权益的维护,保障本土居民更多的参与遗传资源的管理等。
[硕士论文] 李辉芳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过程中,留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从西方引入了近代生物学理论,在大学里成立了生物系,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形成了符合当时国情的生物学学术规范,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体制,组织了中国自己的生物学学术团体,创办了相关用于科学交流的生物学刊物,使近代生物学在中国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的体制。 首先,本文介绍了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最初引进与移植的概况及留学生对近代生物学理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贡献,包括明确生物学的概念,确立生物学发展的基础和目标,推动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等。 其次,介绍中国近代生物学的早期发展状况。1921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中国近代生物学主要奠基人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揭开了国内自办生物学系的序幕。之后,以留学生为主要力量,全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陆续建立了生物学系。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生物学科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组织规程,中国近代生物学高等教育的组织、规范和制度在国内基本建立。留学生们是当时首选的师资来源,他们编写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材,采用当地的动植物资源为标本进行教学研究,使得国内近代生物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及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等逐渐确立,教学思想、方法渐趋成熟,促进了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归国留学生秉志、胡先骕、钱崇澍等人1922年筹备创建了中国近代生物学的摇篮——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制定了近代生物学早期发展的研究方向,开启了民间科研机构研究生物学之先声。其他主要研究人员陈桢、裴鉴、方文培、郑万钧等归国留学生均不计报酬,在所内埋头苦干,广泛开展了国内各地生物的调查与采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为中国生物的分类学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29年秉志、胡先骕等人在北平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这是中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归国留学生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骨干研究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其后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是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其前身是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又被扩大为动物、植物研究所两部分。文章主要介绍了在王家楫、裴鉴、罗宗洛等留学人员的带领下,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近代生物学本土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动植物资源的调查、采集和分类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有计划地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刘慎谔、张玺、陈焕镛等人领导的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和生物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等其他一些研究机构也都以归国留学生为骨干。 第四,通过分析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的发起成立过程,介绍了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生物学各分支学科学会的创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留学生是各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他们还创办了相关刊物。这些生物学期刊的创建说明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已开始逐步走出摹仿学习阶段,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科学普及在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没有生物学家向公众传播、普及科学的动力作用,生物学的本土化将难以想象。文章在第五章着重介绍了中国科普之父——高士其。他为培植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顺利发展所需的不可或缺的社会空气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本文肯定了留学生对近代生物学在中国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也指出,科学乃铢积寸累之事业,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近代生物学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仍然任重而道远。
[硕士论文] 喻莉姣
科学技术哲学 华南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生物学中关于目的论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的争论很多。内格尔主张目的论解释可以被翻译为D-N解释,但他对目的和功能等概念的定义是不恰当的,并且它所用的D-N模型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因而他对目的论解释进行的还原也存在问题;阿耶拉主张目的论解释在生物学中具有自主性,试图通过限定目的论解释的适用范围来对目的论解释自主性进行辩护,但阿耶拉的这种辩护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他对生物学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进化生物学的层面,这致使他对目的论解释适用范围的划分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他忽视了某些语境下目的论陈述并不增加解释力的情况。内格尔和阿耶拉都没能给出生物学中关于目的论解释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一个较为满意的解答,本文的观点在于生物学中的目的论解释是具有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是与人们的认知程度相关的。当在知道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并不知道如何由输入得出输出时,找出这种输入与输出的对应关系就是目的论解释的解释力所在,也正是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所在,但是在知道如何由输入得出输出时,目的论解释不增加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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