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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董俊
行政管理 山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社会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改变的同时,也造成了“垃圾治理”等一系列公共管理难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作为破解“垃圾围城”的关键举措,其执行好坏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管理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关系到推行绿色城市、践行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太原市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是山西省唯一的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如何有效的执行垃圾分类政策,构建科学合理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对全省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辐射和带动示范效应。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是一项需要各主体共同执行的政策,太原市自开展试点以来,动员公众和社会主体参与分类,初步构建了试点地区的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但也面临政政府推进迟缓、政策不能有效指导实践、各主体参与不足和双方互动协作不强等现实困境。为此,论文以政策执行互适理论为指导,将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先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将获得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挖掘制约公众意愿和行为的内在因素;同时对政府和社会参与主体访谈交流,了解分类政策的实施状况和社会主体的参与现状。经过详细调研发现,造成分类实施效果不明显主要是由于政府未制定强有力的激励机制,缺乏与执行主体的沟通协作,政策议题“漂浮”于政策议程之中,参与群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再加之近年来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有限,导致分类工作的推行步履维艰。
  综合太原市分类政策执行现状、问题和原因分析,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公众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执行模式;政府构建公众的民主参与机制,深化政策认同,激发公众参与分类管理的热情;加大对社会主体的激励力度,明确分类职责,保证分类服务的优质供给。以此,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不断调适政策,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以期推动太原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展。
[硕士论文] 王婷
公共管理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堪忧,环境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在观念意识、利益需求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导致环境冲突频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对环境冲突治理公共参与的研究现状,从理论上对环境冲突治理中公共参与问题进行分析,梳理环境冲突、公共参与和政府治理的概念,对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治理理论和参与理论进行学习,在这些概念理论的基础之上探索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应遵循的原则和目标。然后,主要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对环境冲突中的公共参与问题进行研究,对环境冲突不同阶段治理过程中公共参与缺失现象进行分析,找到我国环境冲突中公共参与失灵的症结。
  本文结合我国目前环境冲突治理中公共参与的现状,分析我国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活动的优缺点,从参与主体、参与客体、参与方式、参与范围和参与过程等方面来找出我国环境冲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根据这些问题来探索解决我国环境冲突治理中公共参与困境的出路。环境冲突不同于一般社会冲突,它影响范围广、时间长,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不同于一般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中公共参与的主体范围相比其他公共参与更广泛,对参与方式的要求更多样。环境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的时机非常重要,及时处理好反馈信息,才能提高环境冲突中公共参与的效力。论文还提出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环境文化,激发参与主体在参与活动中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环境保护组织的作用等一系列建议。笔者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提高我国公共参与环境冲突治理的有效性,找到治理环境冲突的方法。
[硕士论文] 赵澍
公共管理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着快速增长的速度,高楼大厦层出不穷,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富足,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随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地方政府将环保问题提上日程,重点提出改善生态环境的发展思路。在新形势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核心之一。东川区位于云南高原昆明市东北部,是昆明市目前唯一一个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县区,是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川铜矿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家铜工业原料生产源源不断的提供高品位的铜矿,为国家工业化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以铜矿生产为主的矿业,长期以来一直是东川工业的主要产业和传统产业,占全区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上。区域内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规模小、工艺落后,污染治理水平较低,环保意识跟不上发展的脚步,导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压力巨大,不利于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均衡发展。如何提升地方职能部门监管效力,增强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升民众的参与度,落实“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发展全民参与环境保护,是本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以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紧密结合东川区经济社会产业结构与环境保护现状与趋势,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调查分析的方法,找出突破口,深入研究,发现东川区环境保护在经费保障、工艺技术、人才管理、信息传递4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存在的问题,寻找适合东川区实际情况的发展新思路,有针对性地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管理制度和队伍建设、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管理4个层面,提出昆明市东川区环境保护的策略,努力破解制约资源城市发展的新难题。
[硕士论文] 廖晓晨
行政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排污收费政策是一项最基本的环境保护政策之一,也是我国政府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环保工作的立法日趋完善,排污收费政策经过了30余年的执行探索后不断发展,我国环境管理方式实现了从行政指令性手段向经济刺激手段转变的一次重大变革,实现了由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由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的转变,实现了从污染排放物排放深度控制转变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实现了从污染物末端治理转变到污染物预防为主,为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转变为环境保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情况,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要求。
  本文以湖北省潜江市排污收费政策的执行现状为研究对象,以霍恩-米特政策执行模型为主要理论依据,分析了潜江市排污收费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分析了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本研究能为潜江市政府进一步开展和完善排污收费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同时也能为其它地区政府有效执行排污收费政策提供借鉴,为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作些有价值的参考。研究发现,政府不断加强与优化排污收费政策执行系统建设,并且对相应配套设施进行升级与改造,使得潜江市在湖北省环保厅组织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考核中位列前茅。随着环保、地税、财政三联动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建立,潜江市排污收费政策执行在政策征收标准和征收力度的提高、技术资源与信息资源的完善、政策执行行政方式的适用性、政策执行政治环境的完善、政策执行流程的规范性、政策执行人员对政策的认同感的培育等各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具体的排污收费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较为显著的问题,分别表现为现行的排污费征收总额偏低,政策执行中人力资源的缺乏,政策执行的行政手段执行力不足,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效率有待提高,政策执行缺乏有利的社会环境,政策执行人员对排污关系户的非理性价值取向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相关原因在于当前执行的排污收费政策的征收面较窄;潜江市环保局对各科室的人员分配不合理,并且内部人才结构失衡;企业的自利行为以及当地政府的绩效观都削弱了政策的执行力度;政策执行的横向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困境,并且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管理也不够到位;不仅排污企业对排污收费政策的认知不足,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活动的参与也不足;政策执行人员的自利心理以及道德责任感的缺失导致了自身非理性价值取向的出现。本文从政策的标准与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方式、执行机构的特性、系统环境以及政策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的角度提出改善潜江市排污收费政策有效执行的对策。对策主要包括:第一,提高和规范排污收费标准,扩大排污费的征收项目;第二,加大政策执行中人力资源的投入,完善潜江市环保局现行的招聘机制,并且提高组织内部人员的理论素质;第三,加强政策执行行政手段的执行力,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潜江市政府应当摒弃不当的绩效观;第四,提高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效率,加强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并健全和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第五,构建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增强当地企业对排污收费政策的认同感;第六,引导政策执行者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加强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感和政治素质。
[硕士论文] 张令文
行政管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凸显,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影响力人们的正常呼吸,大气污染防治力度落后于污染速度。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并将大气治理提升到了重要高度,要求创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为此,国家相应的加强了大气环境相关的制度管理,文章以大气污染防治中政府政策执行力为基点,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入手,着力分析和研究政策的执行和运用情况,归纳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得失利弊并总结、寻求改进途径。
  文章主要从行政主体、资源要素等几个方面分析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情况。首先是行政主体角度分析,阻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顺利良好施行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行政主体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生态价值观的缺失,以及政策执行主体相关认知的匮乏、执行能力的薄弱,另外,行政主体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域内缺乏区域合作、府际合作的开阔理念。其次是资源要素角度的分析(这里主要侧重于制度资源),造成行政主体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情况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在于现行政府绩效考核制的不合理、科学执行制度的缺失和问责机制的不完善。最后是从施政环境角度的分析,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顺利的前提在于施政环境的好坏,最直接体现在官民关系方面。文章力图从以上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相应合理的解决措施,以期能够在改善政府在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执行问题上有所贡献。
[硕士论文] 杨文怡
公共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破坏,这些问题将会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线环境监管执法机构,地方环保部门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从韶关地方环保部门的现状入手,立足于当地的环境特殊性,分析韶关环境监管形势、机构、人员及效果,并围绕当前环境监管执法遇到的现有执法能力难以满足工作需要、环境监管合力尚未形成、环境监管执法处置监管效果待改善、环境保护意识未能真正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剖析,并从加大投入,强化环境监管自身能力;完善机制,营造良好环境监管环境;加强联合,提高环境监管执法合力;转变意识,树立正确环境保护理念等方面提出解决执法难题的对策建议,从而期望对韶关市环境监管执法工作的加强起到积极的作用。
[硕士论文] 何嘉铭
公共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于2009年开展党政机关“简政强镇”改革,俗称“大部制”改革。次年,顺德各基层政府亦随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改革。通过本次改革,一方面完善了基层环保部门的机构设置,另一方面,基层环保部门获得行使多项事权的职能。可以说,本次环境保护行政机构改革,实现了基层环保部门从“零”到“全”的变化,为基层环保部门的绩效带来新的变化与挑战。研究本次机构改革对顺德基层环保管理产生的影响,对新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发挥基层环保部门的环保管理作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基层环保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进行两方面的研究:一是结合笔者在工作单位—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伦教分局的工作经历,研究行政机构改革后伦教分局环保行政机构及其职能的具体设置情况,以及历次规模较大的调整过程,分析本次改革对基层环保行政机构设置的影响;二是结合改革前后伦教分局各项环保行政绩效数据,分析本次改革对基层环保部门行政绩效的影响。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研究,笔者发现本次行政机构改革在为基层环保行政管理带来一系列新优势的同时,亦令基层环保行政机构面临不少问题与困境。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与困境,结合笔者历年来工作的切身体会,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为上级环保部门优化基层环保行政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硕士论文] 杜雪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开始,环境保护就一直是国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应对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已成为近年来的世界性难题,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也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目前被认为是大规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有效的技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要求对该技术广泛应用,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积极开展CCUS技术的研发与部署,并为此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出台相关法律。2013年,国际能源署(IEA)和碳封存领导人论坛(CSLF)分别对之前的CCUS技术路线图做了修订,同时强调了要加强该技术的工程部署。我国政府在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后,也开始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有所行动,并且加快了CCUS技术的研发,同时也制定了CCUS技术的一系列政策。
  本文主要内容建立在对CCUS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介绍CCUS技术政策在国际上的发展现状,包括国际公约、欧盟成员国、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并对他们所制定或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法律进行统计分析;第二章对1971年至2015年间中国制定的169项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了数据统计,同时针对中国CCUS技术政策制定进行SWOT分析,并且论证了无论是源于技术本身的驱使还是国际社会环境的影响,都表明我国有发展该技术的必要性;通过前两章的比对,第三章对中国CCUS技术政策制定作出了思考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方向,通过对国内外已出台政策进行比对,分析出我国在这些政策方面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不足。同时分析了我国已有政策自身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在该技术政策制定方面需要提高公众意识,促进人才培养,重视企业意见,加强跨行业合作以及跨国合作。最后,文章从行政、法律和金融三个角度进行CCUS技术政策制定与管理的构建。
[硕士论文] 刘亚军
公共管理 新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生态优先发展道路,是我国一项长远发展大计,事关人民福祉,事关民族未来。跨界污染作为一种地区间污染溢出效应,因为常常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利益博弈、治污脱节现象比较突出,既影响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加强跨界污染治理公共政策选择理论研究,正确应对环保公共事务挑战,以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共政策选择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治理为例,客观评价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效,分析指出跨界污染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治理公共政策选择路径。主要通过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并对相关资料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国内外关于跨界污染治理研究成果,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理论,分析研究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治理公共政策问题。首次运用博弈论工具,在对跨界污染事件政府博弈动因深入分析基础上,建立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政府博弈模型,指明政府策略选择的内在机制。通过进一步分析研究,建立起跨界污染治理公共政策选择博弈模型,直观表述苏鲁边界跨界污染公共问题、公共政策目标、公共政策内容和公共政策选择路径。针对苏鲁边界跨界污染公共问题,围绕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在公共政策环境下,从法律、经济、行政乃至社会等多层面丰富公共政策方案,优选公共政策选择路径,就完善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治理公共政策规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
  本文结合苏鲁边界跨界污染治理实际,就解决苏鲁边界跨界污染问题,提出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丰富跨界污染治理公共政策,形成多层次的公共政策规制,从而提高跨界污染治理成效。一是从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加大环境污染前端治理特别是面污染防治工作力度等方面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区域跨界污染治理走向合作共赢道路;二是从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立法进程、改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严格环境执法等方面着力完善区域跨界污染治理法制环境,将区域跨界污染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三是从改革环境产权制度、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税制体系等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经济手段提高对跨界污染外部性水平的调控水平;四是从严格环境治理问责制度、推行绿色GDP考核、加强执法环境伦理建设等方面强化行政手段,促使环境污染防治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五是从推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发挥大众传媒监督作用等方面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努力形成推动区域跨界污染治理的社会合力。
[硕士论文] 薄涵文
科学技术哲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环境关乎着人类的福祉和整个民族的希望。然则,近些年,雾霾天气频仍出现,给了人们极重的打击,不但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康健与正常生活,而且制约着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稳定。雾霾气候的出现映出我国现今大气环境的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我国解决环境污染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整治雾霾天气。雾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本文旨在从技术的角度去解析我国雾霾的形成根源,并从生态技术的角度探讨解决雾霾问题的可行之路。本文采取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综合研究、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对雾霾的产生背景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析了当前雾霾问题的窘迫近况,针对产生雾霾的原因探寻其解决途径。本文通过对传统技术的生态负效应进行分析,找到雾霾产生的源头所在。笔者认为,生态技术既能改善被污染的环境,又能控制日后污染的发展,是解决雾霾问题推进“五位一体”总战略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交待雾霾的研究现状,对生态技术治理雾霾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进行阐释。第二章生态技术概述讲述了生态技术的概念、特征、功能,生态技术经历了末端控制阶段、综合治理阶段、自动化阶段、广泛应用阶段,发现生态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存在着学科基础、系统结构、运行效果上的不同。第三章雾霾产生的技术根源分析论述了雾霾的界定、雾霾在自然和人为的作用下形成,给人们带来身体危害、自然环境危害、社会发展危害,总结其产生的主要技术根源是传统技术的错误价值定位、传统技术的生态负效应、传统技术中生态价值理念的缺失导致的。第四章阐述生态技术对雾霾治理的价值、生态技术的优点及应用到雾霾治理中带来的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经济价值、保证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促进社会系统可持续的不断进步的社会价值。第五章生态技术视域下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力图从两方面来根本解决,雾霾问题:一是观念问题,二是如何做的问题。要彻底解决雾霾问题,应从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层面树立生态技术观,推动生态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实行节能减排、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核心创新科技,不断提高科技治理环境的能力。
[博士论文] 贺璇
行政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当前的大气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如何改善大气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成为考验党的执政智慧,塑造政府行政权威的重要一环。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政策执行,但政策执行过程却常常处于“黑箱”之中,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多次遭遇政策执行困境,造成政策执行偏差甚至失败,现有的政策执行研究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领域、地方、程度的动态变化,更无法解决政策执行者“选择性”执行行为。因此,现实需求和理论盲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动机和逻辑起点。
  结合场域理论、模糊冲突模型、制度-行动者理论和地方官员激励理论,论文一方面借鉴政策执行的块状分析思路,选取“行动者”作为政策执行分析的核心模块,提出了“情景和行动者”分析框架;同时,借鉴线性分析思路,通过政策阶段梳理解构“情景”的基本构成及其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因为“情景”构成的模糊性,论文选取了京津冀地区的污染企业搬迁、风沙源治理和APEC蓝三个案例开展探索性研究,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和跨案例比较分析,总结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四个关键阶段及其因子构成。通过理论升华对这些阶段和影响因子进行整合,提出了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EGSA模型。
  EGSA模型将影响大气政策执行的“情景”分解为政策议题的环境支持度(Environment)、政策传达过程中的目标锁定状况(Goals)、政策执法过程中制度系统的激励和控制机制(System)。政策环境支持度又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政治需要、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国内外社会关注度三个指标加以衡量。目标锁定状况通过政策目标的清晰性、目标的冲突性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有效性三个指标加以衡量。制度系统通过政府威权程度、央地权责划分、中央对地方的激励与控制以及合作机制四个指标加以衡量。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行动者是政策执行的核心,论文主要关注行政系统、规制对象和社会公众三个方面的行动主体。行政系统中的政治精英和行政精英、规制对象中的污染企业和污染民众、社会公众里的积极群体和消极群体分别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会根据外部“情景”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行动策略,采取不同的政策行为,从而对政策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267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借助SPSS和Amos分析软件,对模型数据的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分析了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并进行了结构方程的模型检验,实证化检验过程证明了EGSA概念模型的存在性和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效执行受政策议题的环境支持度、政策文本的目标锁定状况、制度系统的激励和控制能力、各参与行动者行为意愿与能力的影响。其中,就直接效果而言,政策的环境适应性对政策执行过程产生最为显著的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57,环境性因素的影响能够贯穿政策执行全过程。政策的目标锁定状况对行动者行为产生最主要的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33,政策目标的清晰与分解是行动者执法推进的前提。行动者行为意愿和能力则是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核心,制度系统能够以0.72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也能够以0.71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因此,制度系统是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对京津冀一体化治理雾霾的政策案例进行了应用分析,发现京津冀一体化治霾政策具有良好的外部机遇,得到了中央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成立了中央和区域性领导组织、调整了央地责任关系并试图重构制度化的激励和控制体系,这些有利的“情景”能够改变地方政府、规制对象的利益格局,进而影响其行动策略,改变行动选择,更好地执行大气政策。但是治霾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的低效率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价值选择困境、目标困境和治理技术困境,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动力,给规制对象提供了投机的能动空间,阻碍了大气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京津冀一体化治霾政策的执行前景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和支持,制度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分解并细化政策目标,加强科学研究,创新并提高政策工具的时效与针对性,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动力,监督并规制其政策行为,并通过宣传教育改善公众环境认知和行为,拓宽社会公众参与渠道,提升政策执行力。
  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创新点和不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硕士论文] 孙夏
行政管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成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群众关注的焦点。环境作为公共产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非政府组织的责任。众所周知,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合作,需要协同治理。再者,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因为其力量薄弱,资金来源主要是捐款,如果遇上经济危机或者慈善组织财务不透明产生的信任危机,会使捐款急剧下降,从而影响其解决环境问题的效力。传统的商业企业虽然也有企业社会责任,具备盈利能力,但不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因此,用商业运营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社会企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实地调查的案例研究作为主要方法对清水同盟、时尚环保联盟、北京市绿色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发展概况与现状进行介绍,在具体分析我国环境类社会企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以下观点:第一,社会企业虽然也是一种营利模式,但其最终目的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它在实际运营中主要是以环保问题作为基础设计产品和服务,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经营,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第二,环境类社会企业是治理环境污染的优选途径。在多元治理主体的环境治理领域,环境类社会企业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既可以接收社会和政府的捐赠,也可以运用商业模式创造经济利润,从而实现治理环境的社会目的,它处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交汇处,是社会创新的发展结果,对治理理念的一种创新。最后,在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环境类社会企业经验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环保类社会企业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阐述了环保类社会企业在我国发展的思考建议,目的在于明晰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关系,以及环保类社会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创新协同治理的理念,实现多元治理。
[博士论文] 谌仁俊
经济统计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实行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的关键,也是对波特假说理论思想的现实实践。作为应对大气污染最重要组成部分SO2排放的现行主要环境政策,本文以排污权交易机制和“两控区”为例,充分利用两类环境政策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特征,使用省份和城市工业数据,采用倍差法和DEA模型对其进行全方位剖析,首先分别从大气污染减排效应、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和波特效应三方面证实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与理论相悖,继而从市场(市场建设)和政府(环境规制)内外“双引擎”全面揭示现行环境政策面临的现实挑战并解答悖论之谜,进而从政府执法、个体参与和媒体报道三方面深入剖析现行环境政策的动力机制,并由此得出环境政策在“新常态”阶段的可行路径。本文研究主要发现:
  (1)能否协调环境、健康与经济三者关系已成为检验环境政策实践的新标准,也是评判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与理论是否相悖的标尺。本文通过对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的梳理发现,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已从能否协调经济与环境两者关系的传统标准,发展到能否协调环境、健康与经济三者互动关系的新标准。对于中国的环境政策,始于1998年的“两控区”是目前实施力度最大的命令—控制机制,始于2002年的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利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先驱。理论上,相比于“两控区”,排污权交易机制能解决排污权配置无效率问题,为节能减排释放巨大潜能,留住“绿水青山”,改善公众健康,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创造“金山银山”,不失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然而,受制于对市场较强的依赖性,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步履蹒跚。而“两控区”尽管在理论上处于劣势,但仍能在长时间保留下来并推广至全国范围。由此,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很可能与理论相悖。使用新标准,从大气污染减排效应、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和波特效应三方面评估比较两类环境政策,不失为证伪悖论的科学标尺。
  (2)两类环境政策均未能降低SO2排放,但排污权交易机制是中国未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手段。本文一方面采用一阶段倍差法和两阶段倍差法两类分别适用于省份和城市宏中两组数据特征的研究方法,对环境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进行现实(短期)检验,另一方面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进行潜在(长期)识别。研究发现:无论是省份数据的初检验,还是城市数据的再检验,均未找到支持两类环境政策降低SO2排放的证据。相比于命令—控制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在长期可以推动大幅度减排。2002-2012年试点政策平均潜在降低11.2%的工业SO2排放量,如果在全国推行,潜在减排将达到52.7%,这将是中国在“新常态”环境能源强约束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3)两类环境政策均未能有效控制疾病发病率和疾病死亡率,尤其未能控制疾病高发人群的发病率。本文根据获取的健康数据特征,一方面从微观角度采用基于多元选择Logit模型的倍差法,识别环境政策对微观个体心脏病发病概率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采用两阶段倍差法,检验环境政策对心脏病发病率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影响,接着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中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厘清环境政策对心脑血管病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发病概率变化的初检验,还是发病(死亡)率变化的再检验,均未找到支持两类环境政策有效控制疾病发病(死亡)率的证据。考虑到不同人群对大气污染的暴露时间与免疫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提供的个体信息区分不同人群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两类环境政策对部分人群疾病发病率产生出显著改善效应,但未能对老年人口和婴幼儿童这两个疾病高发人群给予有效控制,“两控区”甚至对老年人口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影响显著为正。
  (4)两类环境政策在城市层面短期均能实现波特效应,但排污权交易机制不可持续,而且在省份层面短期和长期均不能实现波特效应。本文一方面采用一阶段倍差法和两阶段倍差法两类分别适用于省份和城市宏中两组数据特征的研究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波特效应进行现实(短期)检验,另一方面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对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潜在波特效应进行潜在(长期)识别。研究发现:城市层面的短期检验显示,两大现行环境政策在短期均能显著提高工业总产值。其中,“两控区”政策的波特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5年效应显著为正。而排污权交易机制对工业总产值促进作用不及“两控区”,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4.5年扭转为负向影响,不可持续。省份层面无论是短期检验,还是长期分析,相比于传统的命令—控制机制,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均未能实现波特效应,短期没有显著提高工业总产值,长期不存在可持续的潜在经济红利。
  (5)破解环境政策内外现实挑战重在加强环境规制,而激活三方共治以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实施环境政策。针对识别三大效应证实的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与理论相悖的事实,本文依据波特假说和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基本思想发现:低效的交易市场与较弱的环境规制所形成的现实挑战,促使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外引擎,是导致排污权交易机制未能发挥理论优势的根本原因。其中,加强环境规制是促使交易市场有效运转的关键,而较弱的环境规制也是导致“两控区”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破解现实挑战重在加强环境规制,而从政府执法、个体参与和媒体报道三方面提升环境规制可以成为环境政策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无论是政府环保立法较多的地区,还是个体参与关注较多的地区,抑或媒体报道事件较多的地区,均有助于两类环境政策实现三大效应,尤其对于两类环境政策有机结合的地区。此外,政府执法更为严格的地区相比于单纯环保立法更能提升环境政策在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和波特效应的表现。
  本文的研究对“新常态”下应对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优化政策设计、加强环境规制与革新治理体系是助推“新常态”施行环境政策的三条可行路径。具体地,继续施行各类环境政策的组合拳,渐进式过渡至市场化手段为主;加强环境规制,破解推行环境政策尤其是市场化手段的关键性问题;革新环境治理体系,推行三方共治启动中国环境政策新引擎。其中,推行三方共治革新环境治理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新要求,对此本文的研究还可以提供以下有益的政策启示:加强政府严格环保执法,不仅要改变无法可依,更要扭转有法不依;调动个体参与关注环保,引导其在环境保护上发挥出最大的正效应,比如通过环保社团进行有效指引;鼓励媒体报道污染事件,合理利用媒体力量,为社会还原真相。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正视环境规制在短期带来的额外成本,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需要优化环保激励政策,使企业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以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用创新补偿部分或全部弥补由环境保护额外带来的成本。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三方面存在着创新与特色:研究内容方面,对两类现行主要环境政策进行全面比较;采取省份、城市和个体宏中微数据分析相互补、现实(短期)和潜在(长期)检验相结合的经验评估方式;对环境政策的现实挑战和动力机制进行细致的探究。研究方法方面,结合中国特殊情景合理扩展构建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严格遵循“方法服务于问题、方法适用于数据”的原则,合理运用一阶段倍差法和两阶段倍差法,以及组合多元离散选择模型进行省份、城市和个体宏中微的多层面检验。研究数据方面,选取宏中微三个层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即省份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工业数据以及个体微观层面的健康数据;合理选择指标识别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一方面同时使用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另一方面考察并比较不同人群的公众健康;尝试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中提取疾,病数据应用于环境政策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
  然而,本文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妥之处,未来可能展开的研究主要有:研究危害中国公众健康的污染源,证伪工业污染排放是否为最大污染源。本文聚焦工业SO2排放的环境政策,实质上默认工业污染排放对中国公众健康已造成很强的危害。然而,根据2015年发表在《Nature》上的权威研究,危害中国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大气污染源可能并非工业污染排放。当然开展这部分研究还亟待中国增强在居民生活、商业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环境数据披露。研究中国能源结构改革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探寻改善公众健康的有效环境政策。本文的研究显示,两类环境政策对公众健康的改善效应均有限。而2016年的一份研究发现土耳其从1998年开始大力推进天然气使用有助于缓解由大气污染引起的婴儿死亡率。然而,中国大量的能源消耗仍主要来源于煤炭,2013年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5.8%;分行业计算,2012年商业活动天然气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7.0%,居民生活的比重也只有10.5%,其中乡村居民生活的比重不足1.0%,仅为0.4%。由此可见,调整能源结构,尤其是居民生活和商业活动,将是未来降低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影响的重中之重,与之匹配的能源结构改革政策也极有可能是改善公众健康最有效的环境政策。研究环境政策在其他污染排放以及行业维度的经验表现,识别更具推广价值的结论。考虑到环境政策在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复杂性,本文基于SO2排放环境政策得到的结论,能否推广至其他污染治理,乃至行业维度排污治理,还有待更为严格的经验论证。
[硕士论文] 高玲玲
英语语言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利益集团作用的发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商业组织财政资金雄厚、政治资源广泛,在游说政治中占据有利地位,而环保组织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保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制定了众多有关环保的法律条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更是被称为“环保的十年”,环保组织开始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新多元主义作为理论框架,因为它结合了多元主义和交换理论的长处,更适用于分析环保利益集团的影响。文章先描述了环保利益集团的发展历程,环保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策略和途径。通过对1977年和1990年清洁空气修正法案的分析,可以看到环保利益集团因时制宜选取游说手段,联合众多组织共同推进法案的努力。
  最后,得出结论环保组织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在影响政策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影响环保组织游说成败的因素包括公众和媒体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不同政党对环保的观念以及环保联盟的建立。
[硕士论文] 李黎
公共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作为首都的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以及餐厨垃圾急剧增加。多年来北京相继出台各项关于餐厨垃圾回收利用的公共政策,但是由于政策执行的梗阻,环卫设施处理能力不足,监督管理缺失以及居民环保意识有待提高,回收成本过高以及利益驱使等原因,政策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生活及餐厨垃圾回收处理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政府部门资源配置职能的表现,更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基础上对北京市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的现状、存在问题、原因、国内外先进经验以及完善对策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为政府持续完善餐厨垃圾回收利用公共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全文包括六章:
  第一章是本文的绪论,首先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现状综述,并对论文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主要有政策执行理论和餐厨垃圾概念。
  第二章主要对北京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存在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北京市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的现状,具体包括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的相关机构,相关政策介绍,并介绍了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的效果。然后,重点分析了北京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就北京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问题成因分析,首先分析了史密斯模型与本文的适用性,接下来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北京市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问题,从政策本身的缺陷、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方面找出造成执行问题和障碍的原因。政策本身的缺陷包括政策目标不具有前瞻性,政策目标不具体不明确,政策目标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政策目标不具有协调性。执行机构引发的执行问题,其中包括管理因素、认知因素和利益因素。目标群体方面的问题是指北京是个人口密集的城市,且外来人口众多,难以形成统一管理。环境因素方面的问题是指政府政务公开的局限性、长期的官僚思想以及人力资源不足等原因,忽视政策环境,致使政策执行失败。
  第四章对国内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经验进行说明,提炼总结出可以借鉴的启示。国外的先进经验包括从源头减量、以法制为本、有偿化服务、回收体系正规化等;国内可吸取的经验有政府部门重视推动责任落实、过渡期应急处理侧重无害化、探索收运处理一体化模式等。
  第五章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对北京市下一步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执行的完善提出建议。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北京市餐厨垃圾回收利用政策有效执行给予对策建议:从理想化政策方面,完善政策执行的反馈机制和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从执行机构的维护方面,建立权责合理的组织框架和提高公职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从目标群体方面,全方位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和全社会营造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从政策执行环境优化方面,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和优化政策执行的经济环境。
  第六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对本文的不足提出下一步研究方向。
[硕士论文] 王碧玉
行政管理 山西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的高速运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二者在带给人们生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城市生活垃圾。垃圾问题作为影响城市美观的重要问题,急需有针对性的措施对该问题进行解决。而有效执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作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应给与其高度重视。纵观我国主要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存在进程缓慢,收效甚微的问题,对城市环境以及“垃圾围城”的现象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改善。究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该政策的可接受性差。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即要求政府在对该政策有清晰界定与解释、大力宣传与倡导的前提下,使目标群体对政策内容有透彻的理解,提升政策认知与政策感知,从而达到认同和内化的目的,使目标群体的行为逐渐趋于规范化,进而实现政策目标。该论文在文献阅读法、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描述性研究法等方法的指导下,整合相关资料,将理论与实际做到有效对接,从而完成整篇论文的写作。
  本文的论述,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为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理清了所要研究的内容与实质。以上述理论铺垫为前提,通过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可接受性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在遵循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增进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角度的创新,一是对策建议的创新。创新点即为本文中的亮点之所在。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就是要求目标群体与政策本身有较高的契合点,就是要求政策执行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就是要求目标群体增强政策感知,从而逐步认同、服从、内化政策内容,从而将垃圾分类成为了自觉的行动。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于分析该政策的政策本身、相关的目标群体,若二者可以足够吻合,那么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策的可接受性就会有显著增强。以此,使“垃圾围城”的城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而能够改善居民的城市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
[硕士论文] 李婉嫕
公共管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环境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为研究如何更好地开展政府环境政策审计,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作者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并开展实际调查,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深入剖析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试图总结开展政府环境政策审计的路径。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政府环境政策审计的理论基础和内容,第二部分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深入剖析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三部分是提出政府环境政策审计的实施路径,即加强环境政策制定审计、加强环境政策执行跟踪审计和加强环境政策终结审计。
[硕士论文] 邓坤
公共管理 山东财经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都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水的使用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水资源,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但是很多人一直认为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由于这种错误观点的驱使,水资源的质量越来越差、水资源的供给也越来越相对短缺,进而更引起了一系列危及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拥有世界20%的人口但是仅拥有世界6%的淡水资源,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近10年,我国城市污水排放量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水污染治理已被提上重要地位。我国污水治理行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目前的污水治理能力尚不能跟上用水规模的迅速扩张,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和不足,污水治理行业发展缓慢,运转不良,经济性差等问题影响了该行业的发展。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我国水污染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制定与完善当前污水治理方面税收政策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在对促进污水治理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依托外部性理论、双重红利假说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绿色税收理论为基础,论述了税收是促进水污染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的的有效经济制约与激励手段,随后通过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水污染治理税收政策的成功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情况以及税收政策现状,通过税收政策促进污水治理产业发展的角度,为实现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文献法。通过查找历年环境统计年鉴查找相关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污水排放情况。并找出有关促进污水治理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分析当前税收政策对促进我国污水治理产业带来的效应,通过分析得出我国税收政策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通过查找国外税收政策中促进产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水污染治理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经验。
  在完善我国相关税收政策的建议方面,建议开征绿色环境税;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及提高消费税税率;完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中激励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政策,扩大污水治理产业融资渠道。改变思路,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促进产业发展,达到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目的。
[博士论文] 李占一
财政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以网络信息、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人类已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但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也带人类带来了新的挑战,全球气候变暖、国际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面临的难题。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往往就是供给国际公共品的过程,国际公共品已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国际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国际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供需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适应全球化浪潮,有效解决超越传统主权国家范畴的国际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全世界共同应对的严峻挑战。当前国际公共品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提供,中国参与程度还不够;而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公共品供给与国际治理中,既是维护自身利益与保持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赶超发达国家创造了良机。因此,应加强对国际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研究,以此为指导积极参与国际公共品的提供,以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
  我国对国际公共品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樊丽明等,2003),主要局限于基本概念和政策措施的研究,或仅针对特定公共品分析,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同时国内学者运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的较多(樊勇明,2008,2010;蔡拓等,2012),经济学研究较少。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是否适用于中国现实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辩证看待;同时对该问题的现有博弈研究基本建立在静态非合作博弈框架之下,缺少合作博弈研究与动态分析。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构建了博弈理论框架,运用国际公共品理论,深入研究了国际公共品供给问题,分析影响国际公共品供给与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博弈困境的产生原因与机理,寻求相应的破解之道,并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1)不同性质的国际公共品由谁提供、如何提供更为有效?(2)产生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足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影响合作形成的具体因素又有哪些?(3)国际公共品供给中,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均衡转变的条件与措施是什么?(4)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公共品供给合作,如何进行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摊?维持合作继续进展的条件和措施是什么?
  论文共7章,第1章为引言,第2至4章为论文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前提,第5、6章为现实分析,第7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1章,引言。主要论述问题的缘起,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大体框架等。
  第2章,文献述评。主要梳理了三部分的内容和成果:即国际公共品的基本理论、国际公共品的供给研究与博弈分析、国际环境治理的一般理论与博弈研究等,对该领域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论述与简短的评价。
  第3章,国际公共品供给的非合作博弈分析。本章主要研究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非合作博弈,即各相关利益主体和参与国如何进行决策行为,以实现本国的最优策略选择。首先研究了最为普通也最具代表性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体的“理性”反而带来集体的非理性;然后将加总技术等四种供给方式结合不同性质的国际公共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参与国在选择合作或背叛策略的原因,并注重研究合作均衡形成的条件。接下来对非合作博弈的一般模型进行了数学推导,比较了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时国际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差异,以及策略行为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最后,简单介绍了具有领导者存在时的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的领导—跟随者行为。
  第4章,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合作博弈分析。主要研究在合作博弈中的收益分配问题。首先讨论了“讨价还价”与合作的关系,研究了非合作到合作的转化过程,并求解讨价还价问题中两国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针对两个参与国的效用配置与效用比较,确定了“意见不一致点”。然后研究在已经形成的合作中出现违约以及由此导致的重新谈判,推导了“防重新谈判均衡”,提出可采取以“赏罚分明”的机制激励参与国信守承诺、并对单独背叛者进行惩罚,从而保证合作的持续进行。最后,分析了国际公共品供给的联盟博弈,通过求解“核”与Shapley值的方式,来计算在合作联盟中合意的收益分配或成本分摊方案。
  第5章,国际环境公共品供给案例分析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本章结合前面的理论研究,对国际公共品中的国际环境治理进行了案例分析。首先回顾了目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全球气候大会的形成与历史变迁过程。然后将气候治理中的参与国视为同等能力、同等地位的单独理性个体,在此基础上运用线性加总技术分析了合作困境产生的原因,并引入最低门槛技术、补偿机制与成本分担机制,讨论了从非合作向合作的转变可能。接下来引入利益集团的划分,区分了不同参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与能力差异,主要分析了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在气候治理中的博弈关系,兼顾分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然后对框架公约中讨价还价与重复博弈的困境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此时的纳什均衡解。最后利用联盟博弈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基金中不同地位的国家所具有的决策权力,进一步指出合作难以形成的原因。
  第6章,国际环境公共品供给案例分析Ⅱ:莱茵河国际治理合作。莱茵河的治理是国际环境治理合作中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首先对莱茵河被污染与治理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回顾。接下来使用加权加总技术模型分析了莱茵河合作中存在的博弈,特别是“桑多斯事件”前后各参与国策略选择的变化。接下来研究了治理过程中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国际环境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差异,指出相关参与国的供给量在纳什均衡下小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情况,并且这个差距将随着参与国的数量增加而变大。然后对合作过程中流域各国的讨价还价行为行进了分析。最后以防治莱茵河洪水的合作为例,运用联盟博弈分析了国际合作中的成本分摊问题。
  第7章,结论与建议。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回应了篇首提出的四个问题,并思考了中国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策略,最后提出了促进合作、破解博弈困境的政策建议。
  论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摒弃了原有的以非合作博弈方法对国际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范式,首次采取同时引入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理论方法的分析框架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了破解供给困境的对策。论文对已有研究的缺憾进行了补充,创新性地引入相关合作博弈模型对合作条件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如何使得讨价还价的谈判达成一致,如何使用赏罚分明的措施对待信守承诺或背叛协议的国家,以消除偏离合作、进行重新谈判的激励,以及利用“核”解和Shapley值作为国际合作中各国能够共同接受的分配方案。
  (2)本文较为系统地从理论研究角度解释了国际公共品供给合作中的种种现象与问题,如博弈困境是如何出现的、如何破解博弈困境、如何促进合作出现以及如何维持合作,这是对现有研究的完善与深化。一方面,国际公共品供给的经济学研究不足,许多问题的分析还不够透彻,没有形成被共同认可的有效供给机制,本文的研究是对现有成果和文献的补充。另外一方面,本文也对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不合作向合作的转化以及合作中的分配、分摊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是对现有研究的深化。
  (3)本文是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以经济学为主,以公共品理论为研究基础,采取博弈论方法,并结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进行研究。论文选取了两个典型且有对比性的案例:温室气体减排属于大气污染的国际治理合作,国内外学者涉及较多,但以从环境学与国际关系学等角度切入为主,很少以公共品视角进行分析;莱茵河治理属于水体污染的国际治理,是国际合作的典型成功案例,但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较少。论文对两个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比较,并发现公共品性质、参与国数量、参与国能力差异、领导国的存在与否、国际公共品与国家收益之间的关系等各个因素的对合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影响。
  
[硕士论文] 徐纯正
西方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自2013年起,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相继出现了雾霾天气。雾霾的发生不仅会影响出行人车的视野,更会携带有害病毒和有毒物质,引起呼吸道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雾霾的流行使污染问题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但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环境污染正在全国各地蔓延。
  污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环境政策手段正确地选择。根据诺斯的观点,下层的制度设计要符合上层的制度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政策手段应该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经济刺激型手段将在未来的环境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系统地介绍了环境政策手段、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并以此作为比较环境政策手段实施效果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环境政策手段基本做法的介绍,说明了在减排活动中,各种手段在对减排收益的剩余索取权分配上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不同的激励。利用巴泽尔的产权模型,我们重点从政府与企业在减少污染物排放中获得的剩余索取权以及相互间的监督费用比较了环境政策手段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政府与公民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利用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我们分析了政府风险承担大小与所获得的剩余索取权的关系。通过两个模型的论证,可知环境政策手段的实施效果,取决于企业和政府对减排的影响能力、相互间监督的难易程度,以及风险承担的大小。影响力大、监督困难且承担着更大风险的一方应该在减排活动中获取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对应的环境政策手段会被选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约束下,政府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现阶段理应在环境保护中获取更多的剩余索取权。企业是市场的主体,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影响力和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也会相应提升。因此,在经济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排污最高限额、排污费和可交易排污权会相应取得最优效果。在我国,环境容量为全民所有,但作为所有者的全民在对待排污行为时会存在“搭便车”的问题,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央政府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但各政府部门除了受中央政府管理,维护人民的利益以外,也会追求自身利益。考虑政府部门与公众的相互作用,我们的分析表明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政府部门的努力程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若行政效果与政府收益无关,则政府将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使政府部门承担一定的风险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无论是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还是从政府部门与公众的关系来看,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框架下,排污费以及由此发展的环境税应该成为环境政策手段的主体。排污最高限额与可交易排污权在某些地区和特定领域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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