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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童丽珏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浙江农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权益是人类的基本权益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越来越关注人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林农的生态权益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人类经过前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时期、后工业革命时期,对于自然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和转变,生态权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最后发展升华到可持续发展观的历程。在我国,“生态权益”一词在学术界的提出和应用主要是在十八大之后。生态权益是一项基本人权,应当受到法律上的保护。“天人合一”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生态权益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过程来分析生态权益的内涵,确定生态权益的内容,通过探讨林农生态权益保护的现状,发现林农的良好生态环境享有权、生态资源使用权、生态保护补偿权、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救济请求权等都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从立法不够健全、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尚待构建、林业生态补偿机制仍不完善、环境知情权有实现障碍、参与环境事务途径较为狭窄、司法救济难以实现等几方面来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林农生态权益的路径选择,即分别从立法、农村环境执法、现代林业产权制度、林业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知情权、环境事物参与权、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维护好林农的生态权益。
[硕士论文] 葛未央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格障碍的基本特征是内心体验和行为明显偏离个人的文化期望,在认知、情感、人际功能或冲动控制中两方面存在持久的模式。人格障碍共病会增加病情的复杂性,更易出现心理、精神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究成年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特点,以及服刑人员中相对突出的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共病偏执型、共病边缘型三组共病人群特点的差异,讨论影响人格障碍共病形成的危险因素,识别人格障碍共病群体,有助于监狱方面的高效管理。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南京市某监狱2088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804份,分为单纯反社会型(n=161)、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n=338)、反社会型共病偏执型(n=307)、反社会型共病边缘型(n=224),根据人格障碍分量表在人口学变量不同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服刑人员人格特质的差异,分析共病人群人格的差异,探讨不同人格障碍及人格障碍共病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19.0、EXCEL2010进行数据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服刑人员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检出率为34.65%,偏执型人格障碍检出率为28.16%,边缘型人格障碍检出率为16.46%。
  (2)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反社会型共病偏执型、反社会型共病边缘型在焦虑、抑郁、自杀意念、儿童期虐待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单纯反社会组,具有显著差异(P<0.05)
  (3)在对单纯反社会人格障碍组和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组、反社会型共病偏执型组、反社会型共病边缘型组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发现,自杀意念中的绝望OR值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OR值分别为1.309,1.327,1.400。
  本研究得出结论,相比于单一人格障碍组,共病组存在更严重情绪问题,冲动性更高,童年期虐待经历更为突出;影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因素有父亲养育、文化、吸毒、年龄,影响边缘型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因素有父亲养育、文化、吸毒、吸烟;人格障碍共病人群自杀意念中绝望因子突出,情绪问题及自杀意念突出。
[硕士论文] 陈慕花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一个宪法意义上的法定听审请求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保障,它体现了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它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在裁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时,针对证据材料、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等问题,给予其机会表达观点,可有效地参与法院解决纠纷的权利。它是各方所享有的一项程序基本权利,同时其也体现了维护人权的宪法理念,旨在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本文对民事法定听审请求权进行了较为体系化、具体化的研究,主要包括内涵界说、法律性质、具体内容、权利人的具体范围以及实现意义,其具体内容主要包含知悉权、陈述权、证明权、意见受尊重权等权利,与此相对应的是法院应该遵守的义务,主要有法院之审酌义务以及突袭性裁判之禁止等。本文将以此为理论研究基础来探求法定听审请求权对民事诉讼相关制度所带来的价值所在。对国内当下立法实践和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国内宪法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不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健全制度的急切需要等,详细阐述了民事诉讼的立法理念以及法定听审请求权完善的对策,希望能够在国内民事诉讼法改革与理论的健全上带去帮助。法定听审请求权是现代社会所共同遵循的法则,但我国对其重视程度却不够,应尽快地将其予以实定法化,并健全相关的制度来进行保障。
  近年来,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并不高,通过分析其原因,发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当事人的法定听审请求权保障不够充分,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加强当事人的法定听审请求权保障是一件尤为重要的事情。国内现行的《宪法》中并未在法定听审请求权方面给出具体的规定,民事诉讼立法中的部分制度对法定听审请求权进行了阐述,然而并不健全,且现有的部分规定也不尽科学。制度设计矛盾相对较多,比如公告送达应用不合理、直接送达不顺利;证据交换机制不健全;举证时限制度规定存在漏洞;法官释明及心证公开义务规定不够全面;突袭性裁判时有发生等等。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来看,我国应该明确对法定听审请求权的规定,制度的构造需要理念先行,树立法定听审请求权的理念,将其明确规定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对其制度进行完善来保障权利的实现。事前保障部分要对当下的送达制度与举证时限制度进行完善,明确落实法官义务,实现法官心证相关制度的公开健全;事后保障部分主要是健全国内法定听审请求权中的民事救济程序,比如把侵犯法定听审请求权中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到提起再审的事由范围,同时借鉴他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确有困难的人可通过申请法律援助来保护自己权益,加大对法定听审请求权的保护力度,以期设计出更合理、可操作的民事诉讼程序救济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法定听审请求权的实现。
[硕士论文] 杨景
诉讼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让司法能为普通大众所接近,减轻法院“案多人少”的诉讼压力,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然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设定存在一定的偏差,忽略了对当事人一些最低限度的程序权的保障,影响了该程序的适用。立法者主要是站在法院审判者的角度,将其主要功能定位为提高诉讼效率、缓解审判压力,这是导致小额诉讼程序现状的症结所在。本文着眼于分析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剖析出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缺失的原因所在,并对如何完善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提出了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应赋予小额诉讼当事人基本的、必要的程序权及提出完善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配套措施。本文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我国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经研究发现小额诉讼程序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诸多不完善之处,有程序选择权保障不充分、程序参与权被弱化、程序救济权保障不足等问题;
  第二部分:从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定位,小额诉讼立法与实践中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分析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缺失的原因所在;
  第三部分:论述保障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的理论基础,有保障当事人平等诉诸司法的权利,费用相当性原理,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的衡平,部分适用非讼法理等;
  第四部分:对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完善提出建议。首先是提出保障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次,明确提出立法应赋予的小额诉讼当事人的一定的合意选择权、程序性裁定的救济权等程序权,针对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规范法官释明制度,完善小额诉讼程序与非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等角度,提出了一些完善小额诉讼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的配套机制,以期对此程序的完善及当事人程序权保障方面有所裨益。
[硕士论文] 薛桂菲
法律(非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外来物种入侵现象早已存在,但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下,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科技不断进步,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越来越大,经济、人身健康以及生态安全遭遇极大危机。外来物种原本在一定的条件制约下,是不足以造成巨大危害,但达到入侵的状态下,则会引起严重危机。外来物种入侵是指通过人类有意或者无意活动或者自然环境自身的发展,将外来物种引入本土生态环境中,在本土生态圈成长和迅速扩散,以至于给本土人身、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入侵问题。
  生态侵权,是指生态环境因为人类有意或无意的活动、或自然因素的发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因此紊乱,导致生态系统失衡乃至消亡的状态。主要是指生态利益的损害,不单单是传统环境法所指的财产、人身利益的破坏。我国越来越重视生态问题,现也明确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但我国生态安全立法保护相对匮乏,难以全面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正文第一章首先以两个事件为问题切入点,引出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经济、人身、生态侵权问题的严重性,分析研究现状、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二章对我国外来物种生态侵权法律规制问题进行分析,明确环境侵权与生态侵权的区别,以示明确本文所提到的生态侵权与传统环境法意义上的不同之处,责任方面分析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和主体构成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现有管理机制权责不明,监管不力的问题,分析现有救济程序不够完善;第三章主要借鉴域外国家的经验,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个国家现有法制经验着重分析,从中汲取对我国构建相关法律制度的启示;第四章结合上述研究内容,提出完善我国外来物种生态侵权法律制度的建议。
[硕士论文] 陈萍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稳定的乡村秩序是发展的前提,而乡村法律秩序的构建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乡村社会失序问题日益严重,整饬与重构乡村秩序必然要求注入新的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一节中提到:“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乡贤这一命题被提了出来,乡贤是对古代“乡绅”这一制度的延续与发展,乡绅对于古代农村地区的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村民自治制度不能完全解决农村治理的情况之下,将乡贤治理嵌入到村民自治这一制度之中,不仅能够弥补村民自治的不足,更好的建设新农村,也必将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设一个符合依法治国要求的新农村。
  本文第一部分对村民自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主要分析了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造成村民自治乱象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述了乡贤的历史渊源以及乡贤的产生、培养等方面,本部分对乡贤的产生发展做出了说明,分析了为何在现代采用乡贤这一称呼而不是乡绅。然后在乡贤产生方面,首先,将乡贤分为在地乡贤和在外乡贤,故而他们产生的办法和标准也是不同的;其次,要鼓励在外乡贤返乡参与治理,通过精神鼓励、成立专门机构以及解决好在外乡贤返乡后的居住等问题来鼓励他们返乡;最后,要有意识的去培养乡贤,通过宣传乡贤事迹去感染村民,在精神、物质上去帮助有困难的村民,通过奖励去激发村民奋斗的精神,培养村民的归属感。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乡贤参与治理下农村法律秩序的构建,第一是要完善现有的村规民约,国家要承认其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还要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使其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第二是要建立纠纷解决机制,让乡贤成为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其单独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不受村民委员会的干涉。第四、五部分主要是分析乡贤治理的优势及其劣势,以及乡贤的法律规制,乡贤治理有其优势不仅可以及时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帮助在外村民及时了解本村的动态,代他们行使权利,而且可以为农村引入新的产业。但其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不对乡贤加以制约,乡贤治理最后极有可能变成人治,故而应当在村规民约中明确对乡贤的制约。
[硕士论文] 张严
法学理论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斯里兰卡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与印度相隔一条保克海峡,古代盛行佛教文化,灿烂的宗教文明和丰饶的物产曾使斯里兰卡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自古以来居住着多个民族,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占斯里兰卡人口七成左右的僧伽罗族和约占人口两成的泰米尔族。斯里兰卡僧伽罗族人为岛上原著居民,信奉自印度流传来的佛教,归属于小乘佛法范畴。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最早由印度东南部地区泰米尔人迁入,信奉印度教。宗教信仰的差异造成了两族持续不断的争斗和冲突,特别是近现代两族冲突逐渐上升到流血暴力冲突,其背后是宗教不同带来的民族、政党的矛盾。
  文章通过对斯里兰卡民族和宗教问题现状入手,历数斯里兰卡从古至今民族冲突的历程。将斯里兰卡历史发展历程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用历史发展的视角归纳斯里兰卡宗教冲突的变化。古代斯里兰卡民族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后来由于殖民活动给斯里兰卡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思想,冲击了斯里兰卡原有的种姓制度和社会结构,后来英国又为斯里兰卡带来了三权分立的先进理念,斯里兰卡宗教冲突加剧,其目的和诉求也变为对经济地位的追求。1972年宪法改革加剧了斯里兰卡宗教冲突的局面,斯里兰卡宗教冲突逐渐转向对政治权力的争夺。现行宪法中对斯里兰卡宗教自由问题的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宗教冲突的紧张局势,但是其中还是存在与现代国际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地方。对于斯里兰卡国内民族矛盾的研究一般多以政治学、社会学角度进行探讨,并没有对斯里兰卡特殊的宗教法律规范深入研究。通过历数斯里兰卡从古至今两族争端,分析两族斗争的变化,从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斯里兰卡宗教问题带来的民族矛盾。从法律的视角,通过从古代到近代殖民活动之后,再到当代斯里兰卡关于宗教自由的宪法规定,对斯里兰卡古今宗教冲突、政策制定和当代宪法的解读,并对斯里兰卡现行宪法中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逐条分析。肯定现行宪法中对宗教自由保护的进步,但同时分析出现行宪法中的不足。针对斯里兰卡宪法中宗教地位不平等、宗教自由问题缺乏宪法治理规范等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办法,提出将政教分离、宗教平等、自主办教等原则写入宪法。
[硕士论文] 孙赫
刑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对职业禁止制度作出了规定,尽管这一制度与《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制度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的行政从业禁止制度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作为初次写入刑法的新规定,职业禁止有着其独立的性质特征。本文通过分析对比这一制度与相关制度的不同之处,研究《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施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已有裁判和全国范围内新闻报道中的部分案件,发现这一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的这些问题,结合这一制度初入刑法,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的现实情况,对这一制度进行解析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为这一制度的改进提出一些看法。
  职业禁止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的三到五年内从事特定职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职业禁止具有宣告主体和适用对象的特定性,时间上的附随性,程序上的刑事程序性,违反后果上的严厉性等特征,在对象的行为性质上,职业禁止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被禁止从事的职业之间具有必然的具体的联系性。根据作者搜集的案例资料,职业禁止的适用在时间上呈现出适用率逐年上涨的趋势,在空间上东部地区适用多于西部地区适用,在类型上适用的种类较为集中,主要适用于涉及食品安全类犯罪、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者责任事故犯罪和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犯罪中。在方法上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尝试对重点领域加大适用职业禁止制度的专项试点活动。面对职业禁止制度在实践中被发现的问题,可以用下面的几种方法来解决:立法上要明确被禁止职业的内容;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职业禁止的主体;明确当犯罪分子被判处管制时,对其职业禁止的宣告时间;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为职业禁止的执行机关,行业协会为职业禁止的监督机关;针对部分地区在专门领域统一使用职业禁止的问题,要注重相关法律的配套完善。在司法上,法律工作者要注重对法律的解读,区分法律名词的含义,统一职业禁止的适用时间,防止同案不同判。同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也可以对职业禁止的适用领域做进一步的拓展。此外,作者认为职业禁止制度还有一些可以探索改进的地方,并且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了一些展望:如探讨职业禁止的适用期限可否扩展到终生禁止,探讨职业禁止能否作为可以单独适用的附加刑,从而将其性质上升为资格刑等。
[硕士论文] 陈恬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司法拍卖作为民事强制执行领域的重要执行措施,对实现已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业在我国地迅速发展,网络司法拍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司法拍卖呈现出“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由于网络平台的公开透明,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司法拍卖可以较好地解决司法拍卖中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沉疴,并且还具有受众范围广、参与度高、竞拍充分、成本低廉等优点。网络司法拍卖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合理的改革思路。各地高院先试先行,对网络司法拍卖的模式进行探索,上海模式、重庆模式、浙江模式等多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取性。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优先的原则,同时通过但书方式对法院采取其他方式处置责任财产留下了空间。法院自主网络拍卖模式让司法拍卖权重新收归法院,可以杜绝拍卖机构暗箱操作、不正当营利的可能性,同时利用网络平台的公开性,将法院自主拍卖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其与网络委托拍卖相比所具有的的优势为降低拍卖成本、拍卖主体的中立性、公正性更强。但是,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也有着明显的缺点:我国缺乏类似域外执行法官的配置导致在拍卖方面法院的专业性、技术性不够强,部分拍卖标的物不适合在网上拍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中所降低的成本是转移给了竞买人,竞买人需要自己了解拍卖标的物的情况以及拍卖的相关法律制度,并且在“卖方缺位”的情形上,竞买人的风险增加。因此,在对法院自主网络拍卖方式进行肯定和推广的同时,也应该对其适用范围、程序、相关主体责任进行完善,并且对不同类型的责任财产设置不同的司法拍卖方式,一刀切地适用法院自主网络拍卖存在不合理性。立足于我国网络司法拍卖的制度背景以及司法实务,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网络司法拍卖基本理论的概述。从司法拍卖的内涵入手,归纳梳理出司法拍卖与商事拍卖的不同之处,进而阐述网络司法拍卖的内涵与性质。
  第二部分是对我国网络司法拍卖改革模式的对比分析,具体分析了引入第三方交易平台的重庆模式、设立公共资源拍卖中心的上海模式、纯粹网络拍卖的浙江模式的运行机制、改革点、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
  第三部分对我国网络司法拍卖存在的缺陷进行探讨,主要从缺乏对网络司法拍卖制度的系统性规定、网络司法拍卖主体责任规定不明确、网络司法拍卖适用范围有待确定、运行程序存在不足、对竞买人权益保护不足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我国网络司法拍卖制度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统一的网络司法拍卖规则;厘清网络司法拍卖主体的相关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明确网络司法拍卖适用范围;规范网络司法拍卖运行程序;完善网络司法拍卖竞买人的救济权配置制度。
[硕士论文] 郑思俭
法律(非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思想是表达的前提,环境保护思想指导着环境影响评价中的表达自由。通过对环境影响评价中表达自由的研究,加深对我国环境保护思想的理解,区别出不同的主体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表达程序的不同和表达内容的差异,并分辨出他们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章首先回顾了表达自由概念的流变和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表达自由的规定,结合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确定出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表达自由的主体。以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为基础,精确其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表达自由的范围。通过程序的梳理和客体的认证,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环境影响评价中表达自由的现状。其次,通过对环评听证首案和代表性的厦门对二甲苯项目案例的概览和分析,指出我国当下环评中表达自由的不足,并对不足之处做出总结。最后,以规范公开程序和推进信用信息共享为契机,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表达自由。
  具体的,相应的单位和机构,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意见咨询书以及调查文书表达自己对相应项目的思想观点,并由此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公众关联到相应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专家学者和公众,通过意见回复以及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和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来表达自己对相应项目的思想观点。
  在具体的案例中,项目建设单位不按法定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擅自开工建设以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不考虑公众的环境权益,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以行政决策为由,不遵守审慎原则,在没有分析清楚项目与环境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前提下,仓促实施相关项目,从而引起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效力的质疑,损害了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
  公开是表达的前提,引导公众理性参与到环境影响评价中,呼吁大家依法依规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回函制度的建立,赋予公众和专家制衡相关单位的手段,以弥补环境影响评价中信息不对等的现状。规范专家学者的信用信息共享,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更科学更合理。
[硕士论文] 李金致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管是对我国司法民主建设还是实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方面的监督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就世界各国(地区)陪审制度的实践情况而言,陪审员的职能均包含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存在较大差异的则是陪审员职能是否包含适用法律的问题。我国人民陪审员的职能范围,不仅包含了对事实部分的认定,也具有对法律适用的权利。从该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由于人民陪审员在参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常常出现“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制度功能的发挥。基于此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以下称《决定》)指出,要循序渐进的实现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到事实问题的审理之中。《决定》对现在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职能作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明确了方向。
  对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分离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发现人民陪审员在对事实部分认定时所面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措施,继而落实人民陪审员在认定事实方面所具有的价值,避免再次出现“陪而不审”的现象。本文结合改革试点的实践状况,从人民陪审员职权配置现状、改革动因、改革困境、改革进路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人民陪审员审理事实与审理法律相分离的路径和有关措施。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配置的现状进行概述,包括现有的法律规定、职权合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动因。第二部分结合改革试点情况,分析审理事实与审理法律分离机制改革的困惑,探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难以区分的难题,以及审理事实与审理法律分离可能导致审判程序、合议庭组成、评议规则等多方面的变化。第三部分是基于对第二部分中的分析以及对域外的考察提出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法律审与事实审分离的改革进路。根据对两大法系关于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问题列表制度的运用、法官指示制度的践行等方面的考察并结合我国的制度实践的现状,剥离出具有一般性且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完善路径。第四部分是关于人民陪审员独立地、有效地参与事实审的配套机制研究。法律审与事实审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仅仅依靠自身的作用,很难切实的做到两者的真正分离,还需要全方位考虑各项配套机制的构建,包括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履职保障机制和退出、惩戒机制。
[硕士论文] 姚耀宗
经济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民法总则》、《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了决议的成立和不成立,因此,从立法上来讲,我国民法总则将股东大会决议的性质认定为民事法律行为,但在理论上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性质仍然存在争议,其主要观点是股东大会决议属于公司的意思形成,不属于法律行为,不存在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其次关于股东大会决议为何种法律行为也存在争议。本文系统整理了理论中关于决议的性质的观点,并系统探讨了决议与意思形成的区别、其他类型法律行为的区别,从而认定其为独立类型的法律行为,并发现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对决议效力的评价有适用的空间。具体来说,全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提出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解读为引子,指出理论中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性质仍然存在争议,并总结关于股东大会决议性质争议中涉及的其他争议。
  第三部分,理论中关于决议的性质主要有法律行为说、非法律行为说之争,本部分首先梳理了两种学说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非法律行为说的观点进行检讨,认为决议属于法律行为,最后明析决议与单方法律行为、契约、共同法律行为的区别,认为决议属于独立类型的法律行为。本部分提出了新型的法律行为的划分标准,认为应当以意思表示及意思表示的构造来区分各种法律行为。通过这种标准能较为严格的区分单方法律行为、契约行为、共同法律行为、决议之间的差别。
  第四部分,在认定决议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上,评析我国《民法总则》、《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将决议引入法律行为制度,我国的决议效力评价体系,从无效、可撤销的“二分法”评价体系,变更为不成立、无效、可撤销“三分法”评价体系。
  第五部分,关于决议为法律行为,但法律行为理论中的意思瑕疵理论是否能用以评价决议,理论中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意思瑕疵理论只能评价决议构成要素中的表决行为,因为决议具有团体法属性,意思瑕疵理论无法用以评价决议的效力。但法律行为理论中的显失公平理论、公序良俗理论可以用以评价决议的效力。
  第六部分结语,《民法总则》、《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承认了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行为属性,将决议引入法律行为理论,丰富了法律行为理论的内涵。同时,决议效力“三分法”弥补了“二分法的”不足。法律行为理论中的显失公平理论、公序良俗规定可以用以评价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
[硕士论文] 薛佳红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张获得支持和法官公平公正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就是证据,而作为证据表现形式之一的书证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被广泛使用,当事人收集书证的权利和收集书证的方式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将直接影响诉讼活动的进程和结果。为了当事人能够在诉讼活动进行中实现“武器平等”情形下的公平对抗,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书证收集权。特别是近些年由于现代型诉讼的出现,如环境侵权案件、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等,新型诉讼案件的显著特点之一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出现了明显不对等的情况,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证据收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基于此,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得以建立和发展,用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偏在现象。
  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式一直存在阻碍,当事人的证明权没有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我国2012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其中包括证据收集制度。新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渠道不能满足司法实务的需要,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于2015年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民诉法解释》)中予以规定。由于相关法条规定过于粗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证据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细致的立法规范,如当事人文书提出义务、申请书的内容、违反书证提出义务的法律效果等进行了规定。但是与域外相关立法与司法实务相比较,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起步较晚,且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经验作为支撑,法律规定亦过于简单。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一定的研究,以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为完备的法律规定,以便保障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价值。
[硕士论文] 陶觉逊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电信诈骗犯罪是诈骗罪在信息时代的新形态,行为人利用手机、网络等通讯设施和新型技术实施诈骗犯罪。该类型犯罪的手段翻新速度快,欺骗性强,属于高智能型犯罪。其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了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司法机关出台了办理电信诈骗案件的司法解释,使电信诈骗犯罪的猖獗势头得到了遏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电信诈骗犯罪具有作案手法隐蔽,诈骗方式方法会隧技术进步不断升级换代的特点。因此,在对该类案件的认定上,还存在有待研究的问题。
  文章通过收集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的相关资料,结合图像和相关数据,对电信诈骗犯罪的现状以及诸多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之后,通过对取款人、改号软件提供者、网络平台提供者以及电信运营工作人员的分别分析,推导出以上帮助行为各自成立电信诈骗犯罪帮助犯的相关条件。再次,根据电信诈骗犯罪既未遂形态的不同,将电信诈骟犯罪的数额分为犯罪既遂情况下、犯罪未遂情况下以及既未遂并存情况下三种情形来加以认定,对不同情形下电信诈骗犯罪数额认定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其后又通过相关案例,结合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各学说,推出了以被害人财产的实际损失数额为主,结合诈骗犯罪团伙成员在电信诈骗中所起作用和地位进行认定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对电信诈骗共同犯罪中的各行为人犯罪数额进行了认定。最后,认定了不同类型电信诈骗犯罪的罪数问题,并提出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型电信诈骗之所以实行数罪并罚是为了打击相关灰色产业链的观点。
[硕士论文] 张玉燕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就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来看,国家征税对象主要为工薪阶层,而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流失较为严重,如果不加以管制,“马太效应”将会更加恶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后果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影响到法律的公正,因此对于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一起高收入者偷逃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出发,分析我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现状及其成因,发现在实践中,高收入者通常通过个人消费冒充企业费用、用福利代替工资、企业分散员工收入、逃避自行申报、以及“一元年薪”合理避税等方式来偷逃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税收征管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以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研究表明,这些方式正是利用了法律制度的缺陷才能达到偷逃税收的目的。法律制度的缺陷体现在税收制度不合理、税收征管不科学、以及处罚激励机制不健全三个方面,税收制度不合理包括个人所得税法税制模式选择有缺陷和费用扣除设计不合理,税收征管不科学包括纳税评定不具体、自行纳税申报制度不完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不科学、以及税务代理相关法德制度不完善。对此,我国需要在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寻求防止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法律对策。首先,应当实行混合所得税制,对连续性或经常性收入实行综合申报纳税,对一次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设计合理的费用扣除,不考虑税源种类,对费用扣除进行最高限额的限定,并将按次扣除更改为每月扣除或者每年扣除。其次,应当将税收评定程序分为建议评定程序和普通评定程序并纳入《税收征管法》,采用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联合申报的办法,在个人申报与单位申报之间建立起双向交叉稽核体系以完善申报制度,将规定的实行统一识别号的主体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扩大到工商局等各个行政部门,以及银行等相关机构。最后,去除逃避税款数额在应纳税额中占比的限定,将偷漏税记录纳入征信系统,并且建立绿色申报制度,根据申报信用来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能够防治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流失,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个人所得税公平,最终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注入资金支持,提供发展动力。
[硕士论文] 顾永云
民商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传统上的侵权损害赔偿作为一种补偿性赔偿方式,无法对受害人具有财产性的人身权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规定了一种新型的权利救济方式——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这种救济方式通过剥夺侵权行为人非法获利实现对受害人财产性人身权的救济。目前,将第20条作为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的法律依据,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在该条的适用对象、构成要件、适用基础及价值功能等问题上,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还需要深入地探究和不断地发展。本文通过解释论的方法对《侵权责任法》第20条进行剖析,进一步探讨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与传统损害赔偿主要的区别是:“损失”的表现形式不同。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中,侵权人侵犯受害人财产性人身权益并获利,使得受害人可得利益受有损失,是一种无形损失。而传统损害赔偿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了实际损害,是一种固有利益的损失,可以说,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同时,通过分析实践中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的案例,可以发现,相比于一般损害赔偿案件中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和获利间的关系,只有当获利超过损害时,适用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才是受害人维权的最佳法律途径,才更能体现获利赔偿的功能和意义。
  其次,在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的适用对象问题上,本文认为其适用对象应限于财产性人身权益,并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包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权利体系动摇,在人格权商品化背景下,出现了侵权人擅自利用他人财产性人身权侵害权利人人身权益现象。而我国在侵害财产性人身权益的法律救济方面还不够完善。新的法律关系的出现必然要求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也是侵权法第20条产生的现实背景。二、财产性人身权益不同于物质性财产利益,它是“无形的财产”。在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方面存在较大难度。为了降低受害人的举证难度,我国侵权法从保护受害人角度出发,规定了受害人只需举证侵权人的获利,无需证明侵权行为对自身造成的实际损失,解决了受害人遭受损失难以证明的现实问题。三、侵害人格利益与侵害财产利益有所不同,前者难以通过金钱进行事后的救济和填补的,但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对受害人是有抚慰作用的,并且对企图非法获利的侵权人也起到威慑预防作用。
  再者,目前在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观点不一。有的主张“不当得利”,有的主张“不法无因管理”,有的主张“惩罚性赔偿”等。本文介绍分析了几种主要的学说观点,在研究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建议将“获利返还”作为一种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使得其成为传统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二者融合的中间地带。文章从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特有的价值功能、意义以及这一请求权存在的现实需要性方面进行论述,同时介绍了域外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和理论学说,希望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最后,本文分析了获利型人身权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获利”如何认定和计算的问题上,介绍了德国“许可费丧失说”,并通过有关案例分析我国法院在审理中对此类案件“经济损失”的认定情况,笔者总结了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会综合考量的一些因素,包括受害人肖像的市场价值、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可能获利等。本文认为,只有将侵权人实际上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从其获得的总收益中独立出来,再综合考虑对受害人的赔偿数额,才能体现法律的衡平和公正。在举证责任如何合理分配问题上,笔者认为,证明存在侵权获利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受害人承担,而获利具体数额的证明材料和获利中应当扣减部分的举证责任由侵权人承担。
[硕士论文] 周思宇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既是一个概括性条款,又是一个授权性条款,它具有授权执法机关据此认定法律明文列举之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功能。我国立法并未明文规定一般条款的实施主体为何,理论界对一般条款的实施主体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过在实践中,一般条款因为其兜底性功能,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广泛应用,认定法律列举之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得以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上取得良好成效。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授权,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法律实施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第45号指导案例的发布,在实际上承认了司法机关适用一般条款的主体地位。在修法过程中,2006、2008和2017年的修订草案也都出现授权行政机关适用一般条款的法律条文,虽然最后并未出现在2017年正式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但至少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实施主体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思考一般条款的实施主体的模式以及制度设计,这也将对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公民的权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及法教义学方法对本文的问题进行分析,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对一般条款的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以论证文章中心观点,即一般条款的实施主体应当采取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均可适用的双向模式;对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制度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探查各国的立法目的和历史文化区别,以求立足我国国情,选择合适的立法模式。
  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从最高人民法院第45号指导案例发布的意义出发,提炼本文中心问题,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能否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实施主体;第二部分,通过对一般条款的理论学说梳理及分析,为论证本文观点奠定基础,又分析不同选择模式原因及利弊,试图进一步彰显本文观点的亮点;第三部分,通过对国内外的实践考察,主要是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立法,对相关案例和立法文件进行梳理并分析论证,试图佐证文章观点;第四部分,对现有制度进行检讨,主要是分析修法过程中的相关条款存废,在立法者意图的基础上,分析现行立法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再对制度设计提出一些完善建议;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得出结论。
[硕士论文] 孙来凤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在民事基本法层面上确立了个人信息权,体现了大数据时代社会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这一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确立个人信息权有利于保护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有利于司法实务界对个人信息权相关案例进行科学裁判。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阐述了目前我国个人信息权民法保护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信息权民法保护的建议。在对个人信息权保护方式上,本文不赞成采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法的方式,而是建议以民法典人格权编加以保护。在对个人信息权进行保护的同时,基于个人信息权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的价值博弈,本文提出了对个人信息权保护的限制。同时为了提高对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可操作性,本文建议从合同法角度完善个人信息许可使用合同,并重申信息控制者的个人信息妥善保管义务。无责任则无从救济,本文建议完善个人信息权侵权救济制度,明确了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具体侵权救济方式以及免责事由。
[硕士论文] 朱悦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民法总则》第184条确立了对紧急救助行为人的免责规则,其旨在鼓励见义勇为,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但是第184条在表述中,却未对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时的例外情形予以规定,如何调和救助人与受助人的利益冲突便成为摆在司法者面前的一项难题。救助人自愿实施救助行为意味着其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且以救助受助人为主观目的。救助人的责任范围应依其过错程度而定,即救助人一般过失时无责,重大过失时减轻责任。当自愿紧急救助制度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发生规范冲突,基于最大限度保护救助人,应优先适用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规则。
  对于“见义勇为”行为,《民法总则》第184条将其表述为“紧急救助行为”。关于紧急救助行为所引发的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应将其纳入无因管理制度中予以调整,但我国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涉及受助人向救助人求偿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无因管理制度并不能解决受助人向救助人求偿的问题。
  讨论《民法总则》第184条的适用,是否应区分情形的对救助人责任予以减免这一问题在紧急救助行为免责规则的设立之初即有体现。当我们将眼光转向英美法系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和大陆法系的紧急无因管理制度时,发现其二者都包含相同的客观前提,即紧急情况的存在,并且为担保救助人或管理人的责任都设立了以主观过错程度为标准的责任承担方式。我国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规则与该两项制度的前提一致,所承载的社会互助功能也相同,因此有必要借鉴二者对救助人的责任范围应依其过错程度而定的经验。
  因为救助人在实施救助行为时面临的往往是受助人权益陷入急迫危险的情形,所以救助人此时注意力与常人相比大幅降低,因此需要对其倾斜性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紧急救助的行为后果往往会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规范发生竞合,司法者应充分考虑救助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状态,在已经确立的自愿紧急救助制度基础上,同时可以引用公法上的比例原则,最大限度的保护救助人。
[硕士论文] 张雪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前身是已经被废除的投机倒把罪。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非法经营罪在司法判决中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尤其是第四项兜底条款的存在。为了正确合理的适用该条款,司法机关相继公布多个司法解释,不断扩充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行为方式,扩大非法经营罪适用的范围。但由于颁布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学界多有学者认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入罪口径越来越大,具有与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相背离的潜在危险,由此,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一直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
  但本文认为,我国市场经济自由快速发展以及成文法本身具有的滞后性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设立提供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基础,其并没有偏离罪刑法定主义,也没有违反刑法的谦抑性,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政治经济等背景相适应。因此本文试图以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重申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体系性解释的具体对象,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相当性解释原则,倡导体系解释与相当性解释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根据内容布局,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立法背景,从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两部分分别予以论述,主张非法经营罪及其“兜底条款”的存在是立法者有意选择的结果,从根本上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适应社会变化并严密法网,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秩序服务。
  第二部分论证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现状,并通过案例加以分析,其后总结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现存争议,并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
  第三部分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一般解释对象,因为对该条款的解释便是其运用的方法和路径的体现,以体系解释为基础,通过具体阐述“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国家规定”、“情节严重”的解释对象来进一步确定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解释的重点所在,以达到明确其规制范围的目的。
  第四部分倡导引入相当性解释原则。相当性解释原则与体系解释的方法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所以本部分在保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构非法经营罪的解释原则,希望能合理恰当的厘清其规制范围,使其更好地体现立法初衷更好地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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