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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朱碧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死刑作为一种严厉的的刑罚方法,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在古代,中外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都把死刑作为刑罚制度的核心,广施滥用。直到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思想家宣传人权思想,死刑开始在理论上受到质疑、在实践中受到限制。1764年,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的发表,吹响了废除死刑的号角。此后,欧洲各国都对死刑的利弊优劣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之争。
  在马克思法律思想宝库里,亦有关于死刑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与推行、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传播构成了马克思死刑思想的时代背景。在批判继承刑事古典学派、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和旧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措施》等文章中,集中阐发了自己的死刑思想。马克思认为,死刑并不能够制止犯罪的发生,用死刑来恫吓罪犯是没有成效的,应当认真考虑怎样去改变产生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赞扬这些残酷的刑罚。透过马克思死刑思想,我们可以深切感悟到其中蕴含的唯物立场、人本精神和自由取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系统梳理、深入研究马克思死刑思想,对于助益在当代中国客观认识死刑的作用、指导死刑政策的制定、完善死刑制度富有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而丰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亦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陈昱
法学理论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死者名誉指的是人们对死者生前所持有的观点、做出的行为、为人品德及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有人视名誉甚至重于生命,如果生命是人的本体,那么名誉就是生命的外衣。社会如此注重人们的名声,无论何人,无论此人在社会上的经济政治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名誉,名誉事关一个人的精神利益及财产利益。
  在权利主体不复存在之后,对于他生前作为的不实描述以及评价而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法律该以何种方法规范?对于一个已经过世的人来说,他已不再是权利主体,此时对他的名誉保护究竟保护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抑或是死者的近亲属利益?在司法实践中,保护死者名誉保护的是死者名誉权还是名誉,尚未有定论。在学界,关于死者名誉保护的理论基础存在着权利保护说、人格利益继承说、法益保护说以及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几种学说,以近亲属保护说最符合民法原理,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补正。
  文章一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章从名誉与名誉权的定义入手,引出死者名誉问题。通过死者名誉保护的经典案例的思考以及司法解释对人格利益的确认引入问题——死者是否有名誉权?从权利能力角度以及名誉、名誉权、名誉利益的概念区分来看死者是否还有权利存在。第二章主要介绍死者名誉保护的主要学说,包括权利保护说、人格利益继承说、法益保护说以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第三章为各学说的优缺点评析,其中权利保护说与现有民事主体理论相悖,人格利益继承说忽视了精神利益不能被继承也违反了人格权的独立性,法益保护说不仅混淆了公益与私益也没有认识到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第四章从公益和私益角度探讨了死者名誉保护的实质,从公益角度,看保护死者名誉受传统思维的影响也是公序良俗原则的要求,部分身份特殊死者的名誉保护本质在于保护公共利益。从私益角度看死者名誉保护关系到近亲属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及地位以及死者利益相关人的利益保护。从中外各国对死者名誉保护的态度及方式中可看出不同国家对死者名誉保护公益与私益的侧重各有不同。第五章解释近亲属保护说的合理性包括肯定近亲属请求权及其间接救济作用,也提出了学说有待改进之处包括间接保护的不充分,需要考虑存在于他人的人格利益标的,在身份特殊死者名誉保护中还需要衡平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以及对死者名誉保护时间作出限制。第六章为结语,总结死者名誉问题,强调法律现世性。
[硕士论文] 王林
诉讼法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相关的热点案件频现媒体,不仅引起群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质疑,也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完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规范的分析和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错误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往往经历了从侦查的扩大查扣范围、不移送有关财物,违规先前处置,程序、手续不当等,到检察机关的“层控”失职,一般不进行财物的控诉,到涉案财物庭审调查的缺失,判决的不明,再到执行的一错再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有规则的不甚完善,但更重要的是“侦查中心主义”整体诉讼构造和部门利益驱动导致的实践异化和虚置。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进行司法化、诉讼化的改造是走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必经之路,信息化条件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平台也为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净化和转型提供了契机。
[硕士论文] 杨多特
法律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常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发生冲突。然而,普遍而言,公众人物大多是自愿投身于公共领域或参与公共事务,以期获得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他们清楚自己的言行举止必然会受到公众格外的关注,因此在上述冲突发生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经常是被要求退让的一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所谓的公众人物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普通群众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偶然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非自愿公众人物。虽然皆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性,但是前述过去用来要求公众人物隐私权退让的理由,非自愿公众人物不一定全部都具备。因此,为了避免其隐私权受到过度侵犯,有必要确立非自愿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受保护的范围,他们理应享有相较于自愿公众人物更多的隐私权保障。此即为本文撰写的目的,全文共分为四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公众人物与非自愿公众人物的相关概念,同时界定非自愿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第二部分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两个方面论述当前对非自愿公众人物隐私权侵害的主要表现并提出问题;第三部分分析非自愿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包括价值位阶、法律制度、行业机制以及权利意识四个方面,认为保护非自愿公众人物隐私权存在一定的必要性;第四部分根据第三部分总结的问题所在,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具体讨论建立非自愿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有关制度。第三、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论述部分。
[博士论文] 徐曲毅
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化工) 广东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在世界各地,溺水死亡是仅次于交通事故的第二大非正常死亡原因,其中多数溺水死亡为意外造成,但也有个别为自杀或他杀案件,因此,科学和准确地对水中尸体的死因进行法医学鉴定,对于解决案事件,缓解社会冲击与消除社会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溺死诊断还存在取材工具较为粗放易于污染,诊断技术过于单一和评价方法较少等影响诊断稳定性的的问题,亟需通过科学研究加以解决。本研究整合电路设计,机械制作,现代分子生物DNA技术与扫描电镜观察等系列技术,着重从溺死诊断取材工具、检验方法到结果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科学实用溺死诊断技术的研究,旨在尝试发明更为适用于快速准确诊断溺死的骨骼取样工具和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诊断溺死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一、以机械夹具及电动控制相关部件的构思,借助立式机械钻床的工作原理,设计制作了一种骨骼前处理的专业设备,共包含4个功能模块:1、供电电源,提供4路工作电路回路,分别对照明、紫外消毒、上下运动的钻头电机、水平移动的夹具电机进行控制;2、样品取样腔,以金属机械夹具,步进电机,可拆卸钻头配合形成取样工具替代手工取样;3、样品收集腔,大于30°的收集漏斗和连续切换的档位机构配合组成,支持样本的连续收集;4、整体采用304不锈钢材料,加上大于50千克的承重单元,确保设备运行中的稳定。
  选取了检案积累的尸体白骨20例,作为取样工具研究的材料。设备与手工取样所得的样本对DNA检验结果无显著影响(p>0.05)。设备取样过程未检测到发生污染现象。而对照的手工取样过程则检测到3例样本疑被污染。本设备取样过程耗时仅约为是手工取样的1/2。在一次检验成功率上,手工取样与设备取样则无显著性差异。
  分别使用骨骼设备和手工取样法对溺死尸体骨骼取样,结果表明检测到的硅藻种类和数量没有显著性差异,尸体的骨髓含有溺死相关硅藻,能满足溺死诊断要求。
  二、以建立溺死诊断的PCR-CE技术为主要目标,设计和筛选获得高特异性和灵敏度的引物,在筛选与溺死过程可能涉及的生物物种的标准株基础上,构建PCR-CE检测方法对溺死尸体进行初步验证,以便为后续的复合扩增检测体系奠定研究基础。
  1.通过Primer premier5.0软件,Oligo7.0软件对引物进行设计和评价,PAGE方法验证,成功地筛选得到高特异性、强灵敏度和可靠稳定的3对引物(rbcL197,UPA159,A457),3对引物分别针对硅藻的rbcL基因,UPA基因,18S rDNA基因,具有特异性。以16种藻类标准株、3种水生细菌、3种人体共生细菌和人的DNA进行特异性实验,研究结果表明,rbcL197和UPA159同为叶绿体上的基因片段,对针杆藻、直链藻、舟形藻、菱形藻、小环藻、脆杆藻均具有特异性;A457可对多个种类的藻类具有特异性,如念珠藻、针杆藻、舟形藻、直链藻、蛋白核小球藻、普通小球藻、斜生栅藻、镰形纤维藻、小坏藻、菱形藻、脆杆藻等。扩增产物长度分别为197bp,159bp,655bp。应用引物PCR-CE建立的方法对案件检材样本(30例溺死尸体,3例陆地死亡空白,2例死后入水)进行初步研究和应用验证,引物rbcL197、UPA159和A457构建的PCR-CE方法的总检测阳性率分别为85.9%,83.7%,52.8%。引物rbcL197和UPA159所构建的PCR-CE检验方法的检出率及阳性率均比引物A457高,而利用引物rbcL197和UPA159建立的PCR-CE检验方法,两者对溺死尸体各种脏器及水样中藻类DNA检验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通过Primer premier5.0软件和Oligo7.0软件对引物设计和评价,PAGE方法验证,成功地筛选得到高特异性、强灵敏度和可靠稳定的4对引物(AH,Ah,AHH,AER),分别针对嗜水气单胞菌的gyrB基因、16S rDNA基因、hly基因、aer基因,具有特异性。以16种藻类标准株、1种水生细菌、1种人体共生细菌和人的DNA进行特异性实验,仅嗜水气单胞菌显示有阳性PCR结果,扩增产物长度分别为195bp,350bp,127bp,175bp。应用这4对引物建立PCR-CE检测方法,对案件检材样本(36例溺死尸体,4例陆地死亡空白,1例死后入水)进行初步研究和应用验证,引物AH,Ah,AHH,AER构建的PCR-CE方法的总检测阳性率分别为86.1%、52.8%、83.3%、44.4%。比较引物AH,AHH构建的检验体系的检验阳性率,两者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三、比较目前诊断溺死的硅藻形态学检验的主要分离富集方法,以确认形态学分离富集的最佳选择。并使用该方法对建立的PCR-CE检测技术进行比较评价。
  1.通过60例溺死的实验兔,比较目前法医实验室3种主要应用的硅藻检验方法:(A)强酸微波消化-尼龙膜抽滤-电镜检测法,(B)强酸微波消化-PES膜抽滤-电镜检测法,(C)强酸消化-离心富集-电镜检测法(传统的强酸消化离心富集方式),结果证明:(A)方法在硅藻的总回收率(76.9±20.2%)和回收过程对硅藻的破坏率(0.9±1.1%),及酸液耐受性上等多个方面指标为最优;(B)方法的硅藻总回收率与(A)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抗酸耐久能力上不如(A),但PES膜可透明化,可应用于成本较低的光镜检验,更有推广的可行性。
  2.以(A)方法,评价构建的浮游藻类和浮游细菌(嗜水气生单胞菌)DNA的PCR-CE检测方法。浮游藻类DNA的引物UPA159和rbcL197构建的PCR-CE检测方法(总阳性率分别为85.9%,83.7%)和MD-VF-Auto SEM法诊断溺死的阳性率(总阳性率为97.2%)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而引物A457则具有统计学差异。利用引物AH和AHH建立的PCR-CE检测方法,对嗜水气生单胞菌进行检测,总阳性率分别为86.1%,83.3%。和MD-VF-Auto SEM方法检测硅藻的总阳性率为97.2%比较,两者对诊断溺死的阳性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而引物Ah和AER(52.8%,44.4%)的方法则具存在统计学差异。
[硕士论文] 叶晓霞
公共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维度,考察和研究政府部门助力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问题,有助于政府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也有助于NGO组织朝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促进NGO组织的自我发展。安置帮教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助于刑释人员顺利完成再社会化,早日融入社会走上正轨,防止重新犯罪,有效维护社会环境的稳定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本项研究以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Z省个案分析和近年来刑释人员生活、就业等情况的监测数据,考察了刑释人员回归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剖析了安置帮教工作难点产生的原因,探讨并提出若干对策,以期为今后政府部门实施安置帮教工作提供参考,促进相关工作进一步深化。
  我国安置帮教工作起步较晚,相较已形成出狱人保护体系的国家来说,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缺乏相关经验,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例如:缺乏专门的刑释人员社会保护法律法规,责任难以落实;对刑释人员的社会接纳度低,社会参与帮教较薄弱,专业NGO组织发展缓慢;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大,刑释人员的异地管理更是处于真空地带,而这一群体本身就存在着整体素质较低、心理障碍较大的问题。
  改进并完善安置帮教工作,助力刑释人员回归社会,需要制度上的合法保障,职责落实到位才能确保安置帮教工作切实有效的开展,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才能确保刑释人员享有特殊社会保护,避免因自身的弱势饱受社会歧视。而安置帮教工作最大的参与力度应当来自于社会,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度是关键,只有形成社会广泛共识才能消除对刑释人员的歧视,提高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信心,社会参与度提高,才能促进安置帮教工作的发展。刑释人员作为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出狱后会遇到难以维持生计的问题,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也不存在政策上的难题,给予刑释人员生活、医疗方面的保障也是重视人权的体现,契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达到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刑释人员流入异地谋生,造成脱管漏管现象,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纳入刑释人员管理平台,录入信息后便于全国联网查询,实现异地接收管理工作,确保刑释人员特别是需要重点帮教人员的帮教工作,有效的管理能够降低重新犯罪率,维护好社会稳定性。政府在参与公共管理过程中要发挥好监督和指导作用,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如加大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从而降低行政成本,同时也有助于NGO组织的发展,促使他们能够提供更为高效、专业的服务。另外还应给予刑释人员人格尊重,在当前的社会中还是会存在歧视刑释人员的现象,充分的人格尊重才能使刑释人员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才能使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回归社会。
[硕士论文] 王琳
法律(法学) 东北林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师源型性侵频频发生,经过媒体曝光,引起大众一片哗然,这类案件施害主体和受害主体都很持殊、持续时间长、受害人数众多、犯罪手段令人昨舌,关键是对未成年人的身心伤害特别严重。在此种背景之下,应该重视师源型性侵案件,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和最高限度的保护。
  本文以未成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大连瑞格中学李某猥亵男学生案”、“湖南攸县邓某猥亵女童案”和“秀水梁幼儿园黄某性侵幼女案”为例,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观察研究获得的资料,对师源型性侵的特点作了分析,显示了建立师源型性侵的防控机制的必要性。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以及法律五个方面探讨了预防与救助的漏洞与不足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师源型性侵的研究,提出相关防控举措,同时为有需要的个人、家长、学校和其他组织提供参考。
  同时,针对上述困境,结合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外防治师源型性侵的措施,对我国的防控模式提出了建议,防控师源型性侵应该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未成年人自身方面,应该加强未成年人对性侵犯问题的预防认知。在家庭方面,家长应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意识与能力;面对师源型性侵行为要通过法律维护未成年人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在学校方面,应该建立完备的防控体系;加强校园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教师的师德监管。在社会方面,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将学校、社区、医疗、司法等多方力量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系统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法制方面,完善法律体系,填补法律漏洞;加大对师源型性侵的处罚力度;推行从业禁止制度。本文通过对师源型性侵成因的探讨,为建立一个有效的防治和救济机制提出了建议,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从而杜绝师源型性侵的发生。
[硕士论文] 江蕾喜
民商法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缔约、履行过程中存在着财产利益的变动,而无效合同财产利益的处理旨在恢复原状和平衡利益。利益原状的恢复之道与利益的衡平之法应遵循利益变动和失衡的路径进行,不同利益变动模式对应着不同的处理规范。无效合同中存在着三种利益变动模式:其一是一方利益的损失即对方所得利益,所失之利益与所得之利益为同一利益,此为利益的转移导致的,因此可称为“一失一得”;其二是一方受有利益的损失,但对方并未因此得到利益,此为利益受损方将利益转移给第三方等原因导致的,因此可称为“有失无得”;其三是一方获得了利益,但非建立在对方的损失之上,对双方而言属利益的增加,此为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或得益一方以给付财产为资本投资所得等原因导致的,因此可称为“有得无失”。“一失一得”的利益变动模式显然通过返还规范可达回复原状之目的,“有失无得”的利益变动模式通过赔偿规范并考虑过错因素以填补损失,“有得无失”的利益变动模式则需要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利益的分配,根据具体合同的类别或平均分配或根据双方资本比例进行分配。增值利益、使用利益、添附利益与经营利益都存在着特定的利益变动原因,但使用利益和添附利益属于第一种利益变动模式,固应适用返还规范,仅当添附行为不构成利益时,添附利益才属第二种利益变动模式而适用赔偿规范。增值利益和经营利益属于第三种利益变动模式而应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分配。
[博士论文] 魏鲁彬
西方经济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新古典产权理论,通过归纳和分析数据资源的性质及类型,探讨数据产权的界定原则和具体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数据市场的运行和相关政府职能;此外,通过讨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和数据产权的关系,进而阐明数据产权对于数据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有必要说明,从事本项研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也需要承担很大的研究风险。一方面,本研究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困境,缺乏直接而坚实的文献基础,因此,研究成果很可能相对粗糙且富有争议;另一方面,本研究需要开拓精神和创新思维,其中的概念、观点和结论,有可能超出已有的知识范围,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但是,服务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的根本追求。在经济社会进入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数据资源的产权分析意义重大。因此,为本项研究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许是值得的和必要的。
  数据资源具有独特的性质。数据资源具有伴生性,伴随真实世界而生成。真实世界由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组成,因而,不同于客观物质资源,数据资源可能与人身权利有关。此外,数据资源又具有独立性,可以独立于指向对象。与之相比,物质资源无法独立于自身;人力资源则无法独立于人身。而且,数据资源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由于排他性并不意味着采取排他行为;并且,合理设置的排他限制,能够使资源呈现出竞争性。因而,依据不同的限定条件,数据资源可以是私人数据、俱乐部数据、准公共数据、纯公共数据中的任何一种。数据资源的产权配置,由此具有与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同的特征。
  数据资源具有鲜明的伴生性,因而可以具有私密性。当数据资源指向自然环境时,数据是对客观物体的记录。数据资源与产生数据的物体可以完全分离,并作为普通资源处理,而不受被记录客体的约束。但是,一旦数据资源指向人类社会,就涉及对人类个体、群体属性或状态的记录。数据资源与产生数据的经济个体相关联,因而,其使用必然要受到被记录个体的约束。由此,数据资源的产权配置不同于物质资源:物质资源的产权配置,可以直接追求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数据资源的产权配置,强调寻求资源利用的帕累托改进,不得损害经济主体的合理利益。
  此外,尽管人力资源也具有伴生性,其使用也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但是,人力资源不具有独立性,只能依附于人力资源载体存在。所以,个人可以及时判断是否涉及隐私,并对个人隐私予以控制。而同样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资源,却具有独立于指向对象的性质。因而,数据资源的使用是否涉及个人隐私,难于及时得到判断;进而,当发生隐私侵权行为时,也难于及时得到制止。与之相似,数据资源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因而,数据资源的产权界定原则具有独特性。数据产权的初始界定不能依据占有原则,而应依据生成或伴随原则。即:来自人类社会以外的数据资源,由采集或记录数据的经济个体所有;来自人类社会的数据资源,由伴随对象或伴随对象的所有者所有。其他采集、记录或持有数据资源的经济个体,尽管也可以拥有特定范围的产权,但却取决于对应所有者的授权。根据上述原则,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应分别由个人和企业所有,公众数据和政府数据则应由政府管理。
  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数据资源的产权调整则通过数据市场进行。由于数据资源具有非竞争性,数据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因而,仅仅依靠纯粹的数据交易,即数据产权的全部让渡,并不利于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反之,通过分解数据产权或重复出售,将其配置给多个经济主体,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所以,在数据市场中,数据交易的实质是相应产权内容的交易。数据市场中的价格则是数据产权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对应数据资源的价值,还取决于数据产权的内容。通过市场化合约的方式,交易双方得以约定数据的使用权限及期限,并通过对数据产权的估值,以拍卖或谈判的形式达成交易。只要市场交易成本小于产权调整的潜在收益,数据市场将实现产权的动态调整,那么,数据产权交易将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数据市场的运行中,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界定和保护产权、制定交易规则、维持交易秩序和处置交易纠纷。其他事务则可交由市场自发运作。但是,政府也需要承担公共数据的管理职能。一方面,根据数据产权的界定原则,公众数据和政府数据应由政府管理。另一方面,许多数据只能由政府依法收集,因而也只能由政府依法公开。此外,由于数据市场中存在显著的外部性和自然垄断,特别是,数据产权具有专有权的特征,当特定数据资源缺乏可替代性时,数据产权就成为合法的数据垄断权,政府不得不承担规制数据市场失灵的职能。
  在数据资源使用过程中,隐私保护与知识产权是引起争议的关键。在网络数据时代,数字化信息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导致社会的公私边界越来越模糊。从而,公民“隐私”的边界也越发难以认定,产生了关于隐私侵权的诸多冲突。与此同时,法律对隐私权的界定和保护,却仍然非常的不确切和不完善。此外,具备知识含量的数据资源已经逐渐成为商品。但是,众多数据资源却不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范围内。不同于普通商品,数据资源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复制和传播却几乎不需要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产权保护,数据资源的生产者很难通过数据出售回收其价值,最终,将抑制对数据资源的有效投资、生产和利用。
  庆幸的是,隐私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困境,可以通过合理的数据产权安排得以有效解决。通过界定数据产权,可以将隐私信息充分界定给个人,实现对个人隐私的全面保护;通过数据产权让渡,则可以实现个人隐私范围的自主划定,并且避免隐私范围的不确切。因此,尽管隐私权属于人权范畴,数据产权属于产权范畴,但是,数据产权的界定和交易,不仅不会与隐私保护产生冲突,反而可以辅助隐私范围的界定。而且,通过建立和保护数据产权,不仅可以有效衔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数据化的知识产品和服务,也可以弥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不足,保护其他具备知识含量的数据资源。总的来说,无论是数据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是隐私和知识的保护,都要回归到数据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上。
  在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上,本文得以实现以下创新:
  第一,以数据资源为分析对象,构建了数据资源的产权分析框架,并通过分析和归纳数据资源的基本性质、多维度划分数据的基本类别,为数据资源的相关研究奠定概念基础。
  数据资源已经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源类型。作为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数据资源的合理配置相当必要。因此,本文以数据资源为研究对象,并分析数据市场化配置涉及的相关问题,构建起相对完整的数据资源产权分析框架。即,以新古典产权理论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重点分析数据资源的产权安排、数据资源的市场交易、数据市场的政府职能、数据资源相关的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等基本内容,解决数据经济面临的现实困境,促进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作为新兴的资源类别,数据资源具有复杂的性质。数据资源具有伴生性和独立性,伴随真实世界而生成,却又可以独立于伴生对象,构成明显区别于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特征。而且,根据数据资源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具体限定条件的不同,完全可以将其区分为私人数据、俱乐部数据、准公共数据和纯公共数据中的任何一种。此外,本文对数据资源进行了更多维度的划分,深入认识多样化的数据资源,从而确保产权界定依据合理的分类标准。
  第二,探讨了数据产权安排的基本原则,并深入分析了数据市场的本质,确保数据产权安排契合以公平为基础的效率目标,并促进数据交易市场的规范和深化。
  数据资源的产权配置,不能损害伴生主体的合理利益,只能寻求数据利用的帕累托改进。因而,数据产权的界定不能依据占有原则,而应依据生成或伴随原则。不仅如此,根据具体来源和提供能力的差异,数据资源存在类别差异,因此,不同类别数据资源应当设置与之匹配的产权类型,可以是公共产权,也可以是私人产权、俱乐部产权等其他类型。
  数据资源的产权调整通过数据市场进行。但是,数据资源具有非竞争性,特定数据在技术上可以重复销售。数据产权具有可分解性,针对不同的交易对象,可以为同一数据设定不同的使用权限。因而,数据市场的本质是数据产权的交易市场。产权交易的内容由双方约定,购买者使用数据的权限取决于购买获得的产权内容。所以,为充分利用数据资源,产权交易的内容可以灵活确定,从而促进数据市场的深化。与此同时,数据交易必须明确交易的产权内容,而非简单的数据转移,从而规范数据市场的交易秩序。
  第三,研究了数据资源的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并阐明隐私权、知识产权和数据产权的关系。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都可以成为数据产权的特定方面,因而,数据产权不仅可以衔接隐私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而且有助于弥补二者的不足,更加适应网络数据时代的发展。
  通过明确区分“隐私侵犯”和“隐私权侵犯”,提出“公众隐私权”的概念,深化对于“隐私”和“隐私权”的认识,本文在法律人权隐私界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数据产权隐私界定模式。将个人数据界定给数据生成者,并以数据产权的让渡的形式,确认隐私的范围,将有助于实现隐私的充分保护、自主选择和清晰界定。
  数据产权的界定和交易,与隐私保护没有冲突,而且有助于隐私范围的自主清晰界定。此外,数据产权的建立和保护,不仅可以覆盖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范围,保护数据化的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弥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不足,为具备知识含量的其他数据资源提供保护。因此,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都可以成为数据产权的特定内容,隐私和知识的保护完全可以立足于数据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硕士论文] 高澜琳
免疫学 福建医科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研究福建汉族人群31个非CODIS系统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并对共有基因座等位基因一致性进行验证。
  研究方法:(1)应用HD plex和AGCU21+1荧光复合扩增体系对福建汉族人群228例无关个体进行31个非CODIS系统STR基因座检测,采用Chelex法提取DNA、复合扩增、毛细管电泳、片段分析等技术。通过Modified-powerstates软件统计31个非CODIS系统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A)、等位基因频率(F)、杂合度(H)、个体识别力(DP)、多态性信息含量(PIC)、非父排除率(PE)等遗传学参数。
  (2)在上述228例中随机选取21例DNA样本,分别采用HD plex和AGCU21+1体系进行STR基因座检测,对共有STR基因座D5S2500和D6S474的等位基因分型结果进行比较;并合成两个共有STR基因座的单基因座引物,通过基因测序技术检测等位基因的DNA序列,对共有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一致性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1)在HD plex和AGCU21+1两套检测体系中,D5S2500和D6S474基因座为共有STR基因座。HD plex体系的D5S2500基因座检出8个等位基因,F介于0.0066~0.3289、H为0.770、DP为0.911、PIC为0.740、PE为0.545;D6S474基因座检出5个等位基因,F介于0.0987~0.386、H为0.680、DP为0.856、PIC为0.650、PE为0.398。AGCU21+1体系的D5S2500基因座检出8个等位基因,F介于0.0022~0.4079、H为0.684、DP为0.842、PIC为0.650、PE为0.404;D6S474基因座检出5个等位基因,F介于0.0987~0.386、H为0.689、DP为0.834、PIC为0.670、PE为0.411。其余29个STR基因座共检出276个等位基因,F介于0.0022~0.6031,DP介于0.733~0.983、PIC介于0.520~0.940、PE介于0.297~0.857、HE介于0.6050~0.930;31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F)进行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除了D10S128、D22S1045、D2S1776、D3S4529、D2S441、D10S1435、D19S433、D3S1744、D8S1132、D4S2366等10个STR基因座外,其余21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F)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以上10个不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的STR基因座,经Bonferroni’s校正后P>0.05,其等位基因频率(F)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
  (2)应用以上两套体系检测21例福建汉族人群中D6S474和D5S2500基因座的等位基因,经过等位基因分型结果的比较,两套体系中D6S474和D5S2500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型结果均不一致;两个STR基因座经过测序所得的等位基因分型结果与HD plex体系的等位基因分型结果一致。
  研究结论:(1)31个非CODIS系统STR基因座在福建汉族人群中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能够作为良好的分子遗传标记应用于群体遗传学、法医学亲权鉴定和个体识别等领域。31个非CODIS系统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分布及基因频率等遗传学参数丰富了福建汉族人群的遗传资源,为选择适合福建汉族人群乃至中国汉族人群的STR基因座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以SE33基因座为代表的具有高度多态性的非CODIS系统STR基因座能够作为疑难亲权鉴定案件的有力补充,提高STR基因座检测体系的系统效能,而D1S1627及D1GATA113基因座的基因多态性较低,应用价值有限。
  (2)在研发不同STR基因座扩增体系时,相同的STR基因座在引物设计方面应尽量选择相同来源的引物序列,并采用相同的引物设计方案,从而保证STR基因座分型结果的一致。实验室具备多套STR基因座复合扩增体系时,对不同STR基因座扩增体系中共有STR基因座必须进行验证以保证分型结果一致,避免因为共有STR基因座分型结果不一致导致法医亲权鉴定和个体识别的错误判断。
[硕士论文] 钱枫欧阳
法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动物作为有感知的生命,与我们人类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同样能感受快乐和痛苦,良知告诉我们,让动物遭受痛苦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把动物纳入到道德体系中来,给予动物道德上的关怀。动物与人类的相似之处是动物具有权利的基础,与人越相似的动物,越应当获得与人相接近的权利。关于动物权利的论述,已有诸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为争取动物权利的运动带来了曙光。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数时候看起来是相当激进的,忽略了实现动物权的现实可能性问题。本文将从介绍现有的动物权利理论出发,论述动物的道德权利基础,并分析动物权利在人类社会或者说法律上实现的可能性,包括动物权利与人类利用动物之间的冲突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试图描绘出一个大致的动物权利框架体系,并根据动物自身的特性对其权利进行一定的分级,以符合社会现实之需要。最后,从限制人们的动物财产权利出发,探讨动物权利保护的各个具体方面,并对西方国家现有的一些动物法实践作简要的介绍和评价,指出其中的不足,进而试图描绘出一条进一步改善动物权的可能路径。尊重动物权利将伴随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成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硕士论文] 陈曦
法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结社自由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结社自由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各国人权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结社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对结社自由进行限制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要对结社权及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结社自由是私人间为了自身发展或抵御他人危害、自然灾害而结成特定组织的权利,是仅次于自身活动自由的一项最自然的自由。随着1919年的《德意志国宪法》首次将公民的结社自由列入宪法,至今已有119部宪法确立了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地位。毫无疑问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它同时具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属性,兼具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的双重特征。
  其次,为了保障人权和维护公共利益,各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在严格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同时也附加了对结社自由的限制性条款。除此之外,在制度层面上,各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结社自由限制制度设计,从而合理解决公共利益和公民结社自由之间矛盾。
  再次,在结社自由限制的实践中,“非平等性限制”做法对公民自由行使结社权构成了挑战,该做法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国对拥有不同政治信仰、民族、宗教的社团组织及公民的结社自由实施了不合理的限制,侵犯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因此,为了有效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各国应消除歧视,摒弃“非平等性限制”的做法。
[硕士论文] 郑学文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共同犯罪中,不作为犯是否存在以及其究竟是正犯还是共犯的问题由来已久。笔者认为,不作为犯既可以成立正犯,也可以成立共犯,在不作为者因其不作为引发他人犯意后又不加以阻止的特定情况下还可以成立教唆犯。就现有理论来说,原则正犯理论不是过分偏赖主观因素就是扩大化地设定了所有不作为犯中的义务因素,排除了支配要素的适用情形;原则共犯理论明显不足以解决不作为参与的所有问题;而折中理论也有自身的问题存在。上述种种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行为结构上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客观差异。值得庆幸的是刑法惩治犯罪并非基于犯罪的行为构造,而是根本上着眼于隐藏在构造之后的抽象的刑法评价,这是Jakobs教授所秉持的机能主义规范论思想的体现。“管辖”是其犯罪原理体系中的核心,作为与不作为的归责原则围绕着该核心得以被真正统一。Jakobs教授的义务犯理论将犯罪划分为支配犯和义务犯,两者基于人们对于社会规范寄以两种不同类型的希望:一方面是消极层面上的,希望所有成员个体都可以严格的规范自己的组织行为,避免因自己的行为而妨害其他人的利益,如果这种希望没能实现则产生了基于组织管辖的犯罪,也就是支配犯;另一方面是积极层面上的,在行为人进入到和他人共同占据的相应领域后,人们此时会开始期待被额外赋予了构建责任的人的出现,希望他可以带来体制层面上的福利,如果这种希望没能实现则产生了基于体制管辖的犯罪,也就是义务犯。在此框架下,违反命令性规范中作为义务的不作为犯与违反禁止性规范中作为义务的不作为犯可以被巧妙地归于一体的正犯性原理之内。
[硕士论文] 谭阳阳
法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以及网络科技发展,国民的整体知识水平不断提升,原先对于医生的绝对权威也逐渐消失,医生与病患之间的关系也由原先不对等的地位逐渐平等化,医疗权利意识更为高涨。病患在医疗的过程中要求知道其病情以及医疗方式,并且主动参与其医疗决策权。
  医生在医疗过程中应当向患者说明其病情以及采取怎样的医疗措施,这是对医生告知义务的一般规定。但是在医疗实践中,患者身体状况具有复杂性,医疗行为具有风险性,而法律并没有对告知说明的内容和判断标准进行具体的阐述。一旦发生纠纷,医生在没有医疗过失的情形下,患者往往以医生未履行告知义务侵犯了自身的知情同意权作为理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医生告知义务的内容会被扩大化以用来保护患者的权益。如果过多地强调患者的知情权往往加重医生的义务,最终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实践中,患者的亲属往往扮演不可忽略的角色,亲属代理权是否有效并没有法律具体规定。对于医生在履行告知义务时面对亲属的代理权,尤其是亲属的代理行为可能会不利于患者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处理,患者由此产生的损害结果医生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医生履行告知义务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正文的第一部分对相关的司法裁判进行梳理,分析了目前法律对医生告知义务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医生在履行告知义务的过程中面对亲属代理权时产生的争议。正文的第二部分是对争议点进行系统的论述。前半部分是对医生告知义务的来源、性质以及判断标准进行详细说明,后半部分是针对亲属代理患者作出决定时,这样的代理效果分析以及产生的冲突。正文第三部分是针对医生告知义务履行产生的纠纷,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意见和处理方式,以致于医患之间达成共识,在面对患者的自主权和亲属的代理决定权时实现合理的平衡,最终保障患者的最佳利益。
[硕士论文] 王顺明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监狱对罪犯死亡信息一般不公开,一旦出现非正常死亡,更是容易引发罪犯近亲属和监狱的矛盾。死者近亲属为寻求救济而盲目跟风哄闹监狱,索要赔偿,导致监狱善后处理工作非常棘手,不仅不利于监狱安全稳定,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本文通过研究监狱内罪犯非正常死亡的界定和分类,从国家赔偿、民事赔偿、补偿救济等三个方面梳理了目前对罪犯非正常死亡法律救济的立法现状。深入剖析了国家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指出了罪犯缺乏法律援助救济和罪犯近亲属在维权时遇到刑事赔偿和民事赔偿交叉情形存在诉累,同时着重分析了罪犯工伤死亡补偿救济遗留的问题。进而提出可行性、合理化的建议,完善罪犯非正常死亡法律救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罪犯非正常死亡救济基金和提供法律援助制度,改进司法救济程序,减轻非正常死亡罪犯近亲属诉累。从而为今后非正常死亡罪犯近亲属如何维权指明方向,让罪犯近亲属可以依法维权。同时更是有助于化解监狱和罪犯近亲属的矛盾,推动依法治监进程,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硕士论文] 王婧楠
法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一个船运企业面临破产,债权人会想方设法地通过扣押船舶或者查封其他财产等海事程序来保障本地债权人的利益。海事程序和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便产生了。若该企业为跨境公司,两套程序之间的冲突在多法域的背景之下,则更为复杂。
  管辖权冲突问题是在解决跨境海事破产案件中首先要面对的。这里的冲突既包括海事特别程序与破产程序的管辖冲突,又包括各国法院之间的管辖冲突。本文从韩进海运破产案件这一个案入手,通过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等方法,以代表三种不同价值理念的新加坡、美国、中国为例,对其各自的法律规范、司法实践进行剖析,由点及面地对当前各国处理跨境海事破产案件管辖冲突时的应对方法进行呈现。本文将比较其各自的特征和代表的价值取向,试图对处理此类案件时,中国应当坚持的一般性标准和较优做法给出建议。
  本文包括引言和结论在内,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介绍了韩进海运破产案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管辖权冲突问题。第三部分主要对跨境海事破产管辖权冲突的基本概念、主要问题及相关国际规则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选取了新加坡、美国、中国为例,通过分析其在韩进海运破产案中的司法实践以及各自的法律规范、过往判例,总结各自处理跨境海事破产案件管辖权冲突的基本理念和特征。第五部分,根据前述分析得出处理跨境海事破产案件的一般性标准和较优做法,并给中国实践提出建议。
[硕士论文] 陈雅冰
诉讼法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网络犯罪侦查,一大重点在于锁定犯罪嫌疑人,即回溯案情,完成虚拟空间的作案人与现实空间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同一性认定。网络犯罪侦查中的身份同一性认定困难既源于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天然阻隔,也源于现实中的技术障碍和制度缺陷。
  找寻虚拟空间行为与现实身份的连接点是破获网络犯罪案件的关键。实践中,这些连接点主要有上网终端和网络身份。因此,进行身份同一性认定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网络定位的身份同一性认定、基于上网终端的身份同一性认定、基于网络账户信息的身份同一性认定、基于网络交互信息的身份同一性认定、基于数据挖掘和分析的身份同一性认定、综合分析法等六种。在身份同一性的认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循程序法定原则、目的限制原则、数据质量原则等调查取证的原则,以保障侦查取证的合法性,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
  网络犯罪侦查中的身份同一性认定高度依赖电子数据。电子数据的生成方式特殊,证据调查时必须同时判断其形式上的完整性和意思表达上的真实性,以及载体上的关联性和内容上的关联性。只有同时具备完整性、可靠性和双关联性的电子数据,才可作为网络犯罪身份同一性认定的依据。电子数据作为科学证据,其运用过程的专业性将对传统证据运用方法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
  要从根本上解决网络犯罪侦查中身份同一性认定的难题,还有待未来身份同一性认定技术平台的构建和有利于身份同一性认定的网络环境的营造。
[硕士论文] 黄家嬿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刑事庭审是一项旨在认定被告人所犯何罪、刑罚为何的司法过程,其关系到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攸关生死。刑事庭审语言中,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闪避现象,或者不答或者答非所问。对此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语言学还是从法学角度来看,目前都是寥若晨星。
  本文受目的原则的理论框架指导,旨在更好地总结闪避现象在刑事庭审中的客观规律,引发对该规律背后因素的深层次理解。本研究以公开的刑事案件庭审视听资料作为数据来源,以几则案例中出现的闪避为研究对象,归纳出刑事庭审中闪避的分类,总结出闪避在刑事庭审中的使用特点,并对闪避与目的关系的关系、与目的层次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刑事庭审中出现的目的冲突关系是催生闪避回答的关键因素,而闪避回答一方面支持了目的层次的构建,另一方面也受己方平衡几个交际目的的偶发冲突所限而反作用于目的层次,并尝试性概括出了应对闪避回答的一些适用措施,进而丰富对闪避现象以及对庭审语言的理解,并希望对语言学研究者以及法学研究者在开展刑事法律语言的研究和实际运用中提供一定的借鉴。
[硕士论文] 季晨
法律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电子取证已成为涉网案件中的重要取证手段。为此,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将电子证据规定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与此同时,倚仗网络安全漏洞、地下灰黑产业链交易的薄弱监管,互联网时代下的网络诈骗也日益嚣张肆虐。面对严峻的发案形势,电子取证必须发挥起应有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电子取证现有的法律概述、对电子取证制度应然定位的思考、在探寻现有的电子取证理论基础及域外立法模式之后,运用案件串并、数据分析、问卷调查、网络搜集和个案分析等方法,在公安网络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和其他与电子取证有关人员间展开调研。根据侦查阶段、质证阶段的不同特点,深入研究电子证据在两种阶段的状况,梳理网络诈骗案件中电子取证的状况与困境。笔者针对还未成熟的电子取证制度现状,探讨了电子取证进一步完善的发展方向,分析2016年“两高一部”司法解释的不足,提出了深化其实质内容,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现实需要而司法解释未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意在使电子取证顺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同时做到与时俱进地发展。
[硕士论文] 张勤
刑法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是指以信息为媒介或工具实施恐怖主义的犯罪现象,通常为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因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的防控已经逐渐成为当前反恐工作的重点。本文通过对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的特点、治理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的治理困境及成因,以期寻求合理有效的防控措施。
  本文立足于对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及案例的分析,认为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相比,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具有速度快、范围广、主体散、操作易的特点,这为反恐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目前各国尽管对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已逐步重视,但是对其的预防与控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刑法主要通过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等方式实现对刑法法益前置性保护,以此预防与惩治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然而,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的犯罪手段、方式更新极快,通过修订立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全面防控。对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的防控应当究其成因,从根本破解目前的防控困境。
  基于对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治理困境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互联网数据信息保护缺失、监管不善是造成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数据保护立法缺失、信息监管不完善,恐怖分子能够轻易收集、利用数据信息实施恐怖主义活动,而对数据治理保护及监管立法、运行机制缺失致使反恐机构在应对涉恐数据时裹足不前。此外,对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的治理还存在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的均衡、信息共享机制缺失以及数据治理技术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要打破当前的治理僵局应当以数据治理为切入点,从搭建数据治理体制架构及完善数据治理技术两个维度防控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因此,本文从数据反恐组织体系、运作体系、立法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预测、监管及数据共享等方面给出对信息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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