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稚晖是现代著名的语文运动家，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探索的道路上，他留下特殊的足迹、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清代末年，他以《新世纪》报为主要阵地，以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进化主义为思想基础，先后提出了万国新语、切音简字、注音字母等改革策略，并在现代语文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五四时期，他继续坚持现代语文改革，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钱玄同、胡适等人的废除汉字思维和白话文改良思路，无一不打上吴氏深深烙印。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科学主义、进化主义等，也和吴稚晖如出一辙。本文在分析清末民初语言文字改革的社会思想现状和时代语境之后，着重探究吴稚晖在语文改革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早年，吴稚晖提倡以“万国新语”完全替代汉字，继而创造切音简字代替象形文字，后又提出字母注音等系列改革策略。除了汉字改革，吴稚晖还提出了翻译外文书籍应该做到存原文、直译当注、释译当疏的观点。同时他还致力于探索现代语文统一的方法。
　　其次分析吴稚晖与五四时期思想、理论及实践方面的关联。在思想上，主要从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进化主义三种思想探索吴稚晖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期间思想上的前后相继的关系，理论上他们二者都运用了西方语音中心论和工具论思想，但在实践过程中二者都陷入了激进主义策略的漩涡，都主张彻底废除中国语言文字。
　　最后论述吴稚晖语言文字改革的贡献与缺陷。吴稚晖在语文运动中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他客观的推动了汉字改革，同时促进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还推动了教育从封建形态逐步转型，但是他忽视了中国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无限崇拜西方，同时忽视文字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也压制了语言文字多元化发展。

摘要：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与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对象之一;通过制定语言文字政策来实施语言文字的管理与规划活动，亦是其治理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于语言文字的管理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依靠语言系统本身的理论做支撑，还必须考量其社会现实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判断语言文字政策是否适应国家发展与社会需要。因此，今天的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主要是对语言文字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多样的社会语言生态和悠久语言文字规划历史的国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语言规划与各项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引导与保障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成就显著。纵观新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语言文字政策内容，不难发现，不论是语言文字政策所规定的工作重心，还是语言文字政策与规划研究者们所采取的研究视角，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呈现着新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并存与我国“文化强国”、“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提出，使得语言除交际工具以外的功能和价值日益突显，并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依托、国际博弈的工具、经济发展的资源、科技创新的推手与社会安定的要素。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及语言文字政策的效用与意义需要加以重新认识。
　　本研究选取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为探究对象，结合社会语言学、行政管理学中涉及语言文字与社会之间关系和政府行政模式等相关理论知识框架，通过梳理建国以来语言文字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情况，从宏观角度来考查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重心在各个社会转型时期的转变与它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关系，并对各阶段的互动关系模式加以归纳和论证，以期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教学、科研等方面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以社会语言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语言与社会、语言政策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转型对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为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互动关系提供合理性与基本逻辑;并按照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国家政府行政职能模式的转变，将新中国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的发展脉络分为四个时期:立国建设期(1949-1965)、“文化大革命”异变期(1966-1976)、改革开放恢复期(1978-1999)和全面发展新时期(2000至今)，并由此将我国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模式设定为:(1)立国建设期(1949-1965)的“指令—服从”模式;(2)“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失控—异动”模式;(3)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9)的“调整—恢复”模式;(4)全面发展新时期(2000至今)的“服务—需求”模式。然后，结合具体史料、政策法律文件和现实语言国情、舆情事件，对以上四个社会发展时期的互动关系之具体表现进行论述。
　　本研究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研究的新课题。在此基础上，可以从国家战略发展层面考虑语言文字工作，突出语言文字工作的社会性、全局性、服务性的特点，拓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空间。

摘要：人们将感觉感知客观世界中的现实现象后所得经验进行范畴化，其结果（即形成的“范畴”）依附于语词储存在大脑中，同时以概念的形式存在。就此而言，体概念就是指人脑中对体范畴这一现象的认知和形成的知识系统。因此汉语体范畴形式表征的认知研究需要基于其概念知识结构的探讨——即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并立足于体概念及其形式表征的生成。现有汉语体范畴研究还缺乏对体范畴的上述认识，对其形式表征的该角度研究也还未见到。
　　缘起于上述现状，本研究立足于生成，以形式单位概念框架理论为基础，辅以原型范畴理论、百科知识语义观、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以及语法化理论探讨了汉语体范畴定义的再修正、体原型范畴的构建和形式表征三个主要问题。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有:1）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方法。基于相关工具书提取汉语体概念形式单位的使用情况，根据语料库对汉语体概念形式单位的表征规律及其背后的概念知识结构进行全面细致的描写归纳，并对部分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2)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语言材料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条理清晰、目的明确的归纳后，再辅以认知视角的合理解释。主要的研究内容及结论概括如下:
　　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形式单位概念框架（包括事件框架理论）为指导对汉语体范畴定义进行再修正，并重新表述如下:体是对事件框架元素，主要指行为、状态、领有和存现这四类，内在的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时间状态的形式表征。基于此定义，主要以原型范畴为理论支持构建汉语体原型范畴。首先，本研究从横向维度构建汉语体原型范畴。汉语体范畴以“切割性”、“流动性”和“单向性”客观时间属性为其最原始的构成要素，因此可看作其基本属性/特征。同时具备三项属性/特征的阶段体被视为汉语体原型范畴的典型成员;具备“流动性”和“单向性”属性的透视体被视为中间成员;只具备“切割性”属性的视点体和量化体则被视为边缘成员。前人研究所得出的“完结体＞完成体＞完整体”的概念扩展路线也说明三者出现顺序与其成员地位是相符合的。然后从纵向维度讨论汉语体原型范畴成员的次范畴化:阶段体次范畴化为起始体、延续体、完结体和结果体;透视体次范畴化为完成体和进行体;视点体次范畴化为完整体和未完整体。其中，完成体和完整体还进一步次范畴化为结果类完成体、过程类完整体等体概念。并指出，位于阶段体所在层级之下的起始体、完成体等所在层级才是汉语体原型范畴内的基本层次范畴，具有认知优先性和交流便利性特征。
　　2)本研究对汉语体原型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不同成员的形式表征规律及其背后的概念知识结构进行比较。比较发现，它们在事件框架类型限制、其它类别事件框架元素的凸显或隐略规律、所在事件的上层级事件框架结构等三个方面存在差异。本研究从原型范畴角度解释这些差异，即在起始体、完成体、完整体等各次范畴内部构建出一个典型性差级序列。确定典型性差级的主要因素有概念内容、对事件框架的依赖性、理解难度、使用频次、语法化程度等。主要结论概括为:在阶段体次范畴内，起始体次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差级表现为“起来体＞起体＞上体、开体”;延续体次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差级表现为“下去体＞下来体”;完结体次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差级表现为“完体＞过体1＞好体”。在透视体次范畴内，完成体次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差级表现为“过体2＞来着体、了体2”;进行体次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差级表现为为“在体＞正体＞在V/adj着体＞呢体、着呢体”。在视点体次范畴内，完整体次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差级表现为“了（过程类）＞了（终点类、起始类）”。
　　3)本研究还简要分析了汉语体概念形式单位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概念转喻和隐喻是建构汉语体概念形式单位的主要途径。起来、下去、过、在、着①等表征的空间概念（如“动态位置”、“存在”、“附着”等）在转喻机制的作用下发生变化，如着所表征“附着”转喻为“（附着式）持续”，最终实现空间范畴向体范畴的投射。此外，了的“完结体＞完成体＞完整体”的概念转换模式与空间范畴内“离开＞趋近＞到达”的动态位置变化也具有隐喻关联。

摘要：汉字研究在中国历史悠久、成果宏富，但汉字学的学科建设历史并不长，基础理论建设尚显薄弱。本选题以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为时间维度，以两岸三地为空间维度，从普通文字学的角度全面、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两个汉字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论成果和研究进展，理清学术发展脉络，丰富学史内涵，以促进汉字学史建设。
　　本选题系统研究汉字属性和汉字形体演变两个汉字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汉字属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汉字属性，即指汉字的定义和构成要素、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等;广义的汉字属性，则在狭义的汉字属性基础上，将汉字的性质包括在内。本文在研究划类时取广义，分章论述时取狭义。汉字形体演变研究包括字体演变、形体演进两大方面。字体演变重在从字形特点和总体风格的宏观视角研究汉字的字体更替和代际变化;形体演变则重点研究六种不同的形体演进方式给汉字形体发展带来的影响，揭示不同汉字形体演变规律对常规演进方式的制约作用和阶段性特征。
　　文章共分六章，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四章，分别论述了汉字的属性、汉字的性质、字体的演变和形体的演进等四方面问题。
　　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对象、成果综述、研究方法。重点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进展，期望通过对汉字属性和形体演变两个基本汉字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为深化汉字学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和材料。
　　第一章“汉字的属性”。全面清理了文字和汉字的定义、汉字的构成要素、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产生的理论基础、学术背景及相关成果;以学界的主流观点为主线，围绕不同观点流派的代表人物、重要著述、学术交锋，理清研究发展脉络。
　　汉字的定义，是汉字属性问题研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理论命题，既是厘清汉字学与其他学科界限的依据，也是建立科学的汉字观并正确开展后续研究的逻辑起点。重点梳理文字本位、语言本位的两种文字观，以及各自代表性的汉字定义。
　　汉字的构成要素，是汉字定义问题研究的深化。重点分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传统文字学的三要素、普通文字学的三要素，以及李运富的新“三要素”的内涵、性质，以及理论背景。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是区分汉字学不同学派的分水岭。将汉字和汉语关系研究置于宏观的文字和语言关系研究背景下，不涉及汉字与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微观层面研究。重点研究了文字和语言关系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先后论”、“平行论”、“渐近论”。
　　第二章“汉字的性质”。系统阐释中外不同汉字性质观的学理依据，全面梳理表意文字、语素文字、意音文字、表音文字等不同汉字性质说的源流发展、代表观点、内容特点以及学术论争。提出了评价汉字性质不同学说的三点看法。
　　关于表意文字说。从文字记录语言的主要方式、文字发展的阶段论、汉字直接表示概念三个不同的分类标准，系统研究了每种分类内中外代表人物及其观点流变，从产生的历史语境剖析各种观点的内在本质。
　　关于语素文字说。系统梳理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的划分依据，比较语素文字说与表意文字说的差异，回答语素文字说是否是本质属性，及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比较问题。
　　关于表音文字说。重点分析围绕汉字是否是表音文字引起的学术论争，评价其历史价值。
　　关于意音文字说。比较分析了周有光、裘锡圭两种意音文字说的学理基础和不同内涵，评价了两种观点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
　　第三章“汉字的字体演变”。梳理了百年来汉字字体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清理了字体、正体、俗体、古体等基本概念，分析了汉字字体演变分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理清了主要字体的名实关系及其演进序列。全面梳理了隶变的性质、时间、产生方式，以及给汉字发展带来的影响。指出了汉字字体发展的渐变性、层累性特点。
　　第四章“汉字的形体演进”。重点研究了形体演进的六种常见方式，即简化与繁化、分化与类化、声化、规范化，具体分类了不同演进方式的产生途径、原因、类型及特点。对汉字形体演变的非正常方式——讹变进行了专题研究，全面梳理了学者们对讹变的界定、现象的列举、原因的分析等多角度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王凤阳提出的汉字形体演变三大规律:简易律、区别律、表达律。围绕三大规律的内涵、对汉字形体演进方式的影响、发生作用的时段和相互关系进行了阐释。

摘要：本文研究的“一V一个A”格式，是由变项“V”、“A”嵌入常项“一…一个…”所形成的组块内嵌型类固定短语。用于表现说话人对动作与结果或者状态之间对应关系的强烈主观肯定。
　　该格式在元代开始被使用，在汉语普通话以及方言中的使用较为普遍，在口语以及书面语中也均有使用。但少有文章对该格式进行专题性的探索与研究，该格式的语法、语义、语用特点有待进一步明确。
　　本文将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相结合，依据“表——里——值”小三角理论，兼用语义特征分析来全方位地分析该格式。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以及有关动词前的“一”、“一个”和“一V一个A”格式的研究现状。此外还介绍了文章所用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以及语料来源等情况。
　　第二章到第四章从共时的角度考察“一V一个A”格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句法方面:分别考察“V”“A”进入该格式的条件以及“V”“A”之间的句法关系，并分析了该格式在句中的句法成分以及与其他成分的共现、复现情况。语义方面:从内部结构考察其构成成分的语义要求，从整体考察该格式的语义特征。此外，还分析了该格式内部语义关系和外部语义关系。语用方面:着重考察“一V一个A”格式表达特点及语体色彩。
　　第五章从历时层面来考察“一V一个A”格式。主要分析该格式的历时使用情况、产生的原因、总的发展趋势及其原因;此外，还分析了“一V一个准”的盛行的表现及其原因。
　　第六章是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的观点并分析此次研究的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摘要：一个国家出于独立与统一的需要应有一种共同语言为基础。民国时期,全国文化中心北京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开展以推广“注音字母”为中心的国语统一运动。在该运动过程中,北京市政府机构采取多种方式推广注音字母,包括颁布相关条令、设立传习所、开展广播宣传以及举办失学民众注音识字表征区等。
　　在注音字母推广过程中,由于时局的变乱和经济、民众思想的落后以及宣传教育不够深入等原因使得该运动举步维艰。但历经几十年的国语注音字母的推广在客观上对于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推动各地国语运动开展及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等方面都起了较大作用,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的顺利推广积累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摘要：传统语言文字学着述丰富，文字、音韵、训诂三门素为历代学人所重；唯音义一门的研究，一直颇为冷清。从各公私书目看，音义书基本没有独立的类属，多分门别类地附列于经典文献之后。
　　实际上，早在六朝时期，音义书已然作品宏富，作为传统语言文字学典籍，音义书应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地位。不应把音义书与训诂书混为一谈，甚或与韵书混淆不清。因此，有必要对音义书作一个跨书类的梳理，敦煌音义书写卷作为一个"天然"异质样本，较能集中体现音义书的学术价值。早期音义书多已亡佚，敦煌音义书写卷能反映早期音义书的原始面貌，其异质性和特殊性令写卷的许多方面难以定性，对敦煌音义书写卷的整理和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第一章、引论部份，交待选题缘起，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计划，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第二章、主要围绕敦煌音义书写卷数字化问题，进行敦煌音义书写卷文本及敦煌音义书数据库的开发。经校录、整理的敦煌音义书写卷文本须从数字化角度分析文本结构，提取可用的词条及音注等信息，将分析方法写成算法，转换到计算机框架内，运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为观察、筛选、比对、分析等系列研究活动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
　　第三章、将在此基础上对敦煌音义书写卷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之前，先交待写卷特点；然后根据写卷所对应之刊本音义书的存佚情况，分别作对比研究。一类是同源的敦煌写本和传世刊本之间的比较，一类是同经本的相关文献之间的比较。
　　第四章、敦煌音义书写卷体制研究，着重于音注、正字等方面的体例和术语整理。一般而言，编排体例往往反映了作者的编纂思想，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书宗旨。由于敦煌音义书写卷编撰年代不一，且其中尚无一部卷帙完整的卷子，只能在吸收传世本音义书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通过残卷所反映的体例、术语等梳理，以期从宏观上把握敦煌音义书的材料性质。
　　第五章、从"音义"的逻辑内涵入手，剖析音义书产生、编纂的背景，梳理敦煌音义书写卷音注所反映的多层次音义关系。从历时的角度看，这其中有传统书音，也有后起的音义联系。
　　第六章、是对全文的总结，重申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及已取得的研究进展，也说明了本文研究之不足与展望。
　　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音义书与韵书、义书的体例、撰写方式均不同，应该为独立的门类。为了解读经典文献，音义书按卷次行文摘取疑难字词，梳理音释，以音释义，兼及正字、整理异文、校勘断句。敦煌本音义书不是可有可无的抄本，而保存了多种反映了早期音义书体制形态的古本，从残本的体制面貌来看，音义书可分三类：一类是衆经音义写卷，第二类是单经音义写卷，第三类是难字音。

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会遇到民族语言问题，或多或少地制定出相关的语言政策、措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成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当今社会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和消亡，除去文化的自身功能之外，跟民族语言政策也有着极大的关联。科学的民族语言政策可以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从而为整个国家经济文化力量的壮大做出贡献，而不合理的民族语言政策则有可能阻碍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的政权稳定。
　　本文通过分析民国（1911-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两个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为我国未来制定民族语言政策提供借鉴，同时论述科学合理的民族语言政策对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重要作用。首先，通过相关论文资料的搜集，笔者发现学术论文中有研究美国、加拿大、苏联、新加坡等国家的语言政策的，也有相关论文论述我国的语言政策，但是从历时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我国民国以来的各阶段民族语言政策还比较少，所以笔者认为这样一个时代跨度较广和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涉及算得上是一个创新之处。另外，因为有较长的时间跨度，所以在本论文中可以涉及到民族语言政策分阶段转变的原因，这也是本论文的创新点之一。
　　首先，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在边疆或偏远的地区，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都会落后于主体民族。要想使整个国家快速稳步的发展，就必须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对我国整体实力的提升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民族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范畴，民族语言政策体现的是执政者的意志。晚清时期我国的当政者是满族，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意志。而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以来我国的当政者都是党派，体现的是阶级的意志，因此这时期的语言政策较晚清时期有所转变，这就表明了民族语言政策制定是有多种因素影响的，背景是复杂的，过程是曲折的，实施过程是多变的。
　　其次，民族语言政策最重要的还是以语言发展理论为基础。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必须要以语言理论为基础，所以深刻的挖掘每个阶段民族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理论基础，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可以为新的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教训。本文通过历时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力图客观展现各时期民族语言政策实施的成败得失，以及民族语言政策对国家文化经济发展的影响。
　　最后，民族语言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近现代对民族语言政策做一个系统科学的研究是我国各学科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步骤，首先是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分布状况进行阐释，然后对我国民国以来各阶段的民族语言政策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总结，分析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和成因、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的目标与依据，以及民族语言政策实施的结果。其次，阐释我国民国各个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民族语言政策的演变发展，通过对每个阶段民族语言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来分析每个阶段民族语言政策的成功之处与不足之处。最后，通过对每个时期民族语言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提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所要遵循的规则以及所要注意的问题，并通过上述研究目标来达到可以制定科学的民族语言政策的目的，而制定科学的民族语言政策，以及本论文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是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引出本论文。第二章为中国的民族语言，这一章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分布的特点，以及为什么分布的不平衡做出具体的阐释。为本论文的后面章节做铺垫。第三章是民国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第四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语言政策，第五章是各时期民族语言政策的比较。这三章是本文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是从民族语言政策引出民族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和理论基础，然后再具体论述民族语言政策的实施，最后审视这一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并指出成功有效之处以及存在的不足。第五章是对第三章和第四章内容的总结升华，这一章里笔者对前几个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进行了比较优劣，并提出制定民族语言政策所要遵循的规则，最后指出民族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
　　本文仅从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论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审视，以期对我国民族语言政策的历史和走向有初步的认识并给予启发。

摘要：本文从语体角度，考察否定副词的来源和历时演变。主要遵循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思路，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否定副词进行集中探讨。
　　第一章绪论部分对否定副词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论述。
　　第二章对单音节否定副词的发展演变进行概述。本章分三节:古代汉语中否定副词的发展和演变，对在占代汉语时期出现的否定副词“不、非、匪、弗、否、靡、蔑、莫、末、罔、微、未、无、毋、勿”等的历时演变进行论述;近代汉语中否定副词的发展和演变，对在近代汉语时期出现的否定副词“别、没、休”等以及预设否定副词“白、空、徒、枉”的历时演变进行论述;现代汉语中否定副词的发展和演变，对在现代汉语时期出现的否定副词“甭、瞎”等的历时演变进行论述。
　　第三章对双音节否定副词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论述。这一章分为五节:“不”类双音节否定副词“不必、不免”等的产生和发展;“未”类双音节否定副词“未曾、未免”等的产生和发展;“无”类双音节否定副词“无须、无不”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毋庸”等的产生和发展;最后对双音节否定副词的形成和动因进行分析。
　　第四章对否定副词的语体分布及其功能变化进行论述。否定副词的发展演变在语体上呈现的特点有:“没、别、甭、白、瞎”等呈现出口语语体特点;“未、非、莫、勿”等呈现出书面语语体特点;在特定语体或专著中出现的否定副词，如:《诗经》中的“匪”;法律条文中的“非”等。
　　第五章为结论，否定副词的发展演变有三种情况:一是被取代，逐渐消失，如“莫、否、微、靡、弗”等;二是功能虚化，如“无、非”等;三是使用范围变小，如“没、勿”等。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外的许多人士开始关注中国的各个方面,国内也开始注重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工作,实施各种推广措施,如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纵观历史,唐朝文化繁荣,综合国力强大,其文化传播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形成了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来唐的外国使者功不可没,他们为唐文化的传播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本文从时间维度上选取了唐朝时期的文化,在空间维度上选取了唐文化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察当时遣唐使对唐朝文化的传播及影响,然后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对当今汉语言文化教学及国际推广的启示。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这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首先广泛收集中外有关日朝遣唐使传播唐朝汉语言文化的史料和研究成果,然后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遣唐使是如何将唐朝的汉语言文化传播到本国的,并尝试探讨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遣唐使的成功经验对当代中国汉语文化的国际推广有什么值得借鉴地方。
　　(2)理论与例证相结合的方法
　　在对遣唐使对唐朝文化传播及启示的分析中,借鉴传播学者拉斯维尔“5W”传播理论,根据理论中的五个因素,结合本论文研究的内容,从遣唐使兴盛的原因、传播途径、传播内容及启示几方面进行论述。
　　遣唐使中包含了官员大使、留学生、僧人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员,他们入唐之后积极的学习唐朝各种先进文化知识,他们将唐朝的汉字、儒家文化、佛教、律令制度以及其他文化知识传播到本国,并取得了显著地成果。现代的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让其他国家更好的了解中国及其语言文化是非常重要及必要的。本文可以为汉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摘要：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具有信息属性。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运用信息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的熵成为语言信息研究的重要任务。目前关于汉语信息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的信息化，却极少发现有人运用信息理论来研究语言本体。本文从语言的信息属性出发，系统梳理了信息学、语言学、数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领域内关于汉语汉字信息熵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结合语料库语言学阐述了书面汉语的“字熵”、“词熵”等概念和计算方法。运用书面汉语“字熵”“词熵”的原理和算法，在经过分词标注词性等“熟语料库”支持下，分别对介词的语法化、文本风格比较、红楼梦作者考证等问题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为汉语本体和应用研究提供了“信息熵”视角的研究范式。并从信息视角，验证了齐普夫分布的普遍性，对于缩略、简称以及词汇双音化等语言演化规律都将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言;第二章汉字的熵及其在汉语本体研究中的应用;第三章汉语的词熵及其在汉语本体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汉语的熵和齐普夫定律;第五章结论。
　　 第一章从语言的信息属性入手，对利用熵理论来研究语言本体的可行性、研究的意义、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了综述;介绍了本研究的指导理论及研究方法，并对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必要的说明。
　　 第二章首先总结了前人关于汉字熵研究的成果和结论，论述了汉字平均熵的测定方法和历史，对字频和熵两种方法做了比较，结合不同类型的汉语抽样语料进行汉字熵的定量分析，得出了语料的平均字熵，并结合古龙、金庸的武侠作品风格的分析，提出了汉字熵在语言本体研究中的应用方法。
　　 第三章是本研究的重点和中心。词是语言中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由于书面汉语以汉字为书写单位，因此，以往都以汉字熵的研究结论代替了汉语的信息熵。本章首先区分了汉字熵与汉语熵的不同，给出了词熵的测定数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汉语的冗余度，对词熵在汉语本体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重点阐述，对词熵在语法化研究、不同语体之间的比较、文本历时比较、计算风格学等领域中的应用，结合大量的语料库给出了实证。
　　 第四章介绍了语言中一个重要的统计分布规律——齐普夫定律。运用齐普夫定律分析汉字熵和汉语熵的关系，结合多个汉语语料库文本熵的统计结果，论证了汉语字词熵的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同时，发现不同文体的样本的熵分布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进一步提高了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余论部分对本论文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同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设想。

摘要：《问奇集》是明代张位撰写的指导读音写字的实用性著作。该书涉及张位对文字、音韵、官话、方言四个部份的观点与论述。《问奇集》中展现出张位的语言文字学思想兼具继承性与创新性,并且张位第一次从学术意义上提出“官话”术语,为后世深入研究官话奠定理论基础。因此对《问奇集》深入研究不仅能了解张位语言文字学思想,对补充完善中国语言学史也大有裨益。
　　 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问奇集》及作者、版本、研究情况、本课题的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章探索研究张位的文字学思想,根据张位各门所举例字验证其理论的然否。第三章介绍张位的音韵学思想,主要是根据张位的论述对比已有的研究成果,归纳张位的音韵观。第四章研究张位方言学思想,著重论述“官语”的形成、基础方言等问题,肯定张位“官语”术语提出的历史地位。最后是结语,总结本文得出的成果,肯定张位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摘要：汉字是汉语言的物质形式，其形成与发展与汉语言文化密不可分。通过研究汉字进而了解其所表征的地理环境特征，对于研究地球历史状态及人类早期生活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将汉字研究纳入地理学研究范畴，使文字学与地理学两大传统基础学科得以结合，拓展了传统研究范畴。
　　 本文选取“气”、“雨”、“风”、“日”四类与大气环境相关的事物类部首字研究汉字表征的大气环境特征；选取“氵”部汉字研究汉字表征的水文环境特征；选取“山”、“石”部汉字研究汉字表征的山地环境特征；选取“田”、“土”、“石”部汉字来研究汉字表征的田地状况；选取“艹”、“竹”、“木”、“禾”、“虫”、“鸟”、“鱼”、“马”、“牛”、“羊”、“鹿”、“豕”等部汉字研究汉字表征的生物环境特征。文章拟通过对这21类部首汉字的研究，总结出其所表征的大气环境、水文环境、山地环境、田地环境及生物环境等地理环境特征。
　　 文章通过筛选统计，共从《中华字海》选取出这21类部首中3907个分别与大气环境、水文环境、山地环境、田地环境和生物环境相关的汉字，并将这3907个汉字根据《中华字海》中的释义作了分类分析，分别总结出其表征的不同地理环境特征，揭示出汉字的产生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中寻求到传统文化中人地和谐的因素，构建新时代的人地和谐环境。

摘要：在我国语言学界，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南亚语系与汉藏语系属两个不同的语系，但在近几年的研究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属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言与传统所划分的汉藏语系所属的汉语、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等语言，在语言的语音结构类型上非常相似，认为孟-高棉语与汉藏语在语音结构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提出了孟-高棉语同汉藏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观点。本论文基于学术界对孟高棉语族语言系属的争议，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汉语、高棉语里，找出在语音结构、词汇意义上有着密切关系的词作为例证，对汉语、高棉语之间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研究汉语、高棉语语音的对应关系。分析从高棉语次要音节的语音结构、构词(构形)形态进行历史比较研究(高棉语言的次要音节语音演变规律：1、简化，2、脱落，3、与主要音节合并为一个音节，4、成为一般音节与主要音节连成为连绵词)，找出汉语在语音方面的历史演变规律，揭示出它们在构词(构形)形态上的历史演变进程，从而找到汉语、高棉语之间的语言共性。论文将汉藏语研究和南亚语研究贯通起来，不但为越(孟高棉)语是汉语底层的说法提供切实的依据，认为高棉语同汉语之间具有同源关系，而且也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理念。

摘要：近二三十年来,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理论不断成熟,研究内容日渐丰富。从研究对象上看,已不仅局限在各国的主流文化,更加细化的共文化群体及其交际行为研究逐渐成为本学科研究新的趋势。其中对于残疾人共文化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西方此领域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涌现,但在国内却未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从残疾人共文化角度出发,以非语言交际为切入点,来考察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群体与主流非残疾人文化群体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通过问卷调查及面对面访谈等形式获取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分析,本研究主要总结出如面部表情、眼神、体距等非语言交际行为对于残疾人与非残疾人面对面交际过程影响的因素,并根据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各自的特点,结合非语言交际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相关理论,对双方提出相应的交际策略,以促进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

摘要：从文言文到传统白话文，直至现代标准汉语，汉语历行已久。文言文居于正宗地位，白话文“不登大雅之堂”，长达两千多年。汉语和英语接触，过去三百年汉语发生的变化远远多于文言文从秦汉到清朝的变化。国内学者痛批中式英语，然“清算欧化”，规范汉语，过问的学者相形见“少”。本文利用语言接触理论，分析汉语欧化的原因、特征、表现、影响，论证文言有助于肃清汉语恶性欧化，并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引入汉语欧化，理顺汉语的发展历程，文言文、白话文和现代汉语的关系，界定“欧化”等关键术语，审视汉语欧化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回顾王力、贺阳、余光中、谢耀基等学者的研究，总结研究得失。
　　第二章解释并应用语言接触及竞争理论，引入“语言接触”、“语言干扰”、“双语现象”、“语码转化”。结合汉语发展实际，解释汉语欧化的原因，中外语言接触的特点，论述间接接触。汉语欧化并不依赖双语者面对面交流，相反是书面语欧化并扩散开来的结果。汉语欧化有方向性、过渡性、文体性、扩散性。即强势语言（英语）影响弱势语言（汉语），语言接触的影响不对等;语言接触的深度、广度和时间，决定接触的结果向母语还是外语靠近;汉语欧化主要是间接接触的结果，存在于书面语，尤其是政论文，口语中鲜见.
　　第三章阐述英语对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词汇方面谈英汉借词;语法方面:谈介词、名词、动词、连接词、助词及“被”动式、语序欧化。英语重形合，关系词、介词、连词必不可少，而汉语重意合，倚重上下文、逻辑、语序。汉语欧化，形式上得其精密，但呈现从重“意合”到“意形”兼顾的倾向。双语夹杂现象反映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
　　第四章论证文言有助于肃清恶性欧化。白话文运动掀起西学翻译高潮，翻译成为恶性汉语欧化之源，文言文成为陌生的“外语”系统，造成了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的分野。然而，文言语体审美价值独特，简洁凝练、典雅古朴、文雅隽秀、庄重严肃、富于美感，在翻译中有较强的适用性。比较用白话、文言的译作，本文得出结论:汲取文言精华，彰显汉语传统的语言习惯，有助于避免恶性欧化.
　　过去数百年，在英语的影响下，汉语词汇、语法等显著欧化，有些欧化已经融入标准现代汉语。但变化过快，英语的影响并未完全由汉语消化吸收，出现了“欧而不化”。翻译则是欧化的根源，欧化又是现代汉语的来源之一。充分利用文言，规范汉语，提高其审美功能，翻译质量，有助于肃清欧化的不良影响。

摘要：汉字作为一种工具，它本身并没有政治性和阶级性可言，但是在从清末开始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很多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汉字，对汉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甚至要摒弃汉字，改写拉丁文字，这种“汉字落后论”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汉字改革者。从1840年开始，中国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强烈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政治愿望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汉字。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他们认为是中国的汉字落后、难学、民智难开，所以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挨打。于是他们纷纷参与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求改革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在这样的思潮之下，改革者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如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等，但都没能成功。于是国人开始寻求另外一条道路，减省汉字的笔画，使用简体字，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发表，标志着汉字进入了简化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字简化运动也受到了“汉字落后论”的影响。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所以汉字改革者们只把汉字简化作为一个过渡，而不是最终目标，没有对其做出长远的、承前启后的考虑。因此，这样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汉字简化运动，必然会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汉字简化方案》中类推简化的范围模糊，同音代替造成用字的混乱，繁体字和简化字不是一一对应，造成计算机转换的困难等等。所以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恢复繁体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1956年至今，汉字简化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简化字。但是对于汉字简化，历来就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对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不绝于耳，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恢复繁体字的意见，也有学者提出“识繁写简”、“识繁用简”的想法。因此，只要简化汉字不被废除，那么关于汉字繁简之争的讨论就不会消失，总会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的建议。且纵观汉字改革运动的历程，“汉字落后论”的思想贯穿始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字简化运动也不例外。因此，汉字简化运动的成果《简化字方案》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恢复繁体字的观点，并对恢复繁体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了分析。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是汉字改革运动。本章对从清末开始的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叙述。汉字拼音化运动和简化运动都为我国的汉字改革作出了贡献，但是“汉字落后论”的思想一直贯穿始终，汉字改革运动受其影响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章是汉字繁简之争。本章对汉字繁简之争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第三章是恢复繁体字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分析。本章对恢复繁体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了论述，提出了恢复繁体字的观点。

摘要：蒋礼鸿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敦煌学家。他治学涉猎甚广,文字、训诂、音韵、目录、校勘等无一不通,尤其擅长俗语词研究、古书校释和辞书编纂。学术研究有鲜明的风格和特色,选材上旁征博引,理论上融会古今,方法上善于创新,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有研究中对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语言研究,尤其是俗语词研究方面的评析、补证、借鉴等较多,但是对他在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词典编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不多,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论文,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还比较缺乏。
　　 本文试图对蒋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及方法等各方面的贡献作出总结和评价。参照《蒋礼鸿集》前言的分类,将蒋先生生平著述分训诂、古书校释、辞典编纂、教材与其它四类来分别阐述,并将其成就放在语言学史当中,分析归纳他在研究基础、理论、方法等方面的继承源流和开拓创新之处,以及他对前人之继承和后学之影响。

摘要：汉语典故历史悠久，能在有限的词语中展现更为丰富的内涵，增加韵味和情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贡献巨大。目前关于典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视角，从语言视角来研究典故的文章并不多见，对典故源流的梳理、形式及意义变化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饱含传统“和文化”意蕴的用语仍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这其中便包括涉“和”典故。因此，本文选定涉“和”典故为研究对象，以典故的语言视角为突破口，运用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统计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汉籍检索系统》，以朝代为线索，以丰富翔实的例证，对涉“和”典故的形式和意义的演变轨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从源头的角度来说，涉“和”典故的典源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贯穿着典故历史演变的整个过程。典源产生年代越久远，典源的故事元素越多，后代使用得越频繁，所产生的典故形式就越多。但典故形式的产生又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使用者很强的主观性，更多的是为了行文或表义的需要，而不太注重是否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律。
　　 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涉“和”典故演变主要体现在形式和意义方面的演变。形式方面的演变较大，既有通过调换典形的语序而形成不同的典形，如“和光同尘”又作“同尘和光”；也有通过改变典形中相近或相关的语素而形成不同的典形，如“羲和鞭日”在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羲和驭日”；还有通过增加助词“之”，如“寡和曲”在后代出现了“寡和之曲”的形式。涉“和”典故意义的流变，除了因为使用者另外加字而使典形具有附加的意义外，还有感情色彩发生转变，如“曲高和寡”在产生之初是中性词，发展到现在有偏贬义的趋势；或者意义范围扩大，如“灵和柳”本用来咏柳，后也可以指人；或者出现了与典源毫无关联的新意义，如“调和鼎鼐”的相关典形如“和鼎事”、“和商鼎”可以用来咏梅。
　　

摘要：语言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研究历史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关於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英国学者罗宾斯认爲“不仅应该研究出版物、新概念和新系统的出现和发展，研究一代代学者的成果，而且应该研究形成和限定这些观念産生和发展的方式和环境”。
　　 在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古代学者对一些概念、术语的定义往往不很明确，即使是对某些术语作解释，也常常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变，有些术语的名称未变而内涵却发生了变化，有些术语甚至在流变过程中未被後人采用而消失。本文所要讨论的死字、活字就是在流变过程中逐渐消失了的一对术语。这些术语是後来语法发展的源头，梳理清楚这些术语的流变过程及涵义，是研究中国语法学史及具体语法问题的基础。
　　 因此，本文通过搜集清代及清代以前关於死字、活字论述、实践及运用的相关语料，梳理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人雅士笔下的不同内涵，并将它们与同时代出现的动字、静字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对它们的流变历程及内涵进行再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人的语法观念。同时，也爲中国语法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运用的资料。
　　 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共四个小节：第一节对死字、活字的沿革历程进行梳理，第二节介绍研究现状，第三节説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四节説明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共六个小节：第一、第二节分别对死字、活字的内涵进行分析，第三、第四节分别介绍死字、活字与实字、虚字的关系和死字与活字的关系，最後两节分别説明死字、活字与现代汉语词类的对应关系和死字、活字划分的语言学意义。
　　 第三章，共两节，第一节介绍动字、静字的内涵，第二节分析死字、活字与动字、静字的关系。
　　 第四章，从语义、分布等方面对死字、活字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