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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回族是山东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从山东回族的历史来源入手研究山东回族聚居区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对回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本文首先在宏观上论述元明时期进入山东的回回穆斯林,元代以军屯中的穆斯林落籍山东发展成最初的回回聚居区,明代主要以来自江苏、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中存在回族而在山东自发形成聚族而居的回族聚居区。其次在微观上以济南回族聚居区的发展为例,着重论述了历山顶、西关等几个重要回族聚居区的历史变迁。最后总括历史环境下的民族政策、以水运为主的交通环境、市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教各派别对穆斯林的影响是山东回族聚居区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教思想与儒释道文化的对话交流和回族重视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维系了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纵观山东回族聚居区的发展变迁,我们发现聚居区的规模经历了从小到大,分布从零星到相对集中的过程,聚居区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回汉聚居区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是山东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青海省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青海省各地区分布着80多万的回族人口。青海回族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宁地区、海东的化隆民和、海北州的门源,黄南州的尖扎,海南州的贵德。这些地区的回族的先民因各种因素,从唐宋时期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最早借助于丝绸之路的南道,这些回族先民乘着商路发展的便利条件进入西宁地区。蒙元时期在政府数次西征,蒙元帝国的建立的影响下,大量的中亚穆斯林因商业往来、传教而进入西宁地区,成为西宁地区回族先民。明清时期,回族或以军事移民的身份,或因商业贸易、或因避祸逃难等迁移到西宁。
  而海东、海北、黄南的回族多因避难逃荒、政府招民屯垦、经商、其他民族皈信伊斯兰教等方式成为当地回族。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迁入的回族组成了青海众多回族人口。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注重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乡村社会,通过利用文献资料、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南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柯克亚乡阿克美其特村为例,对其在1949年前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变迁进行调查和研究,并试图提出一种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新思路和新认识,从民族学的文化研究描述本村塔吉克的人口、家庭、婚姻、经济、物质生活、宗教、人生礼仪与节庆以及教育的变迁,以便发现和解释其内在意义。
  1949年前,阿富汗的瓦罕地区迁入的塔吉克人用元宝购买维吾尔人居住的阿克美其特村以后,开始分散各大草原从事农牧生活。从此以后,两个民族农牧和物质生活的交换正式拉开帷幕。随着接触和交往的频繁,塔吉克人为了维持生存和适应社会环境,接受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和农业技术。
  1949年到1958年,国家政权在地方社会实行以后,本村塔吉克人的公民身份得到确认和村里设立最初的管理机关,从而村民摆脱了地方地主的欺负和压迫,生活得到保障。
  1958年到1981年,按照上级的安排,年轻人搬迁普萨大队与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23年过程中,村民和维吾尔族人各方面的往来更加密切。由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村民普遍使用维吾尔语,穿戴维吾尔人的服饰以及维吾尔人杂居生活。
  1981年到现在,按照政府的批准,村民重新回到家乡。为了改造生活环境,利用改革开放的号召和政府提供的资助,着手重建家园、畅通马路和水路等。随着现代性媒体和交通工具的普及,村民的思想意识开阔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这样村民单一的文化互动转变和进入多族群文化生存的环境,因此单靠维吾尔人生活的文化模式被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模式取代,倾向单一方向的文化涵化减缓和始终存在的文化维系进一步增强。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凯尔特人是铁器时代生活在不列颠的古代民族,建立了不列颠最早的铁器文明。公元前l世纪到5世纪初,罗马帝国入侵并征服了不列颠,在不列颠东南部建立行省。东南部的不列颠凯尔特人在罗马的统治下接受了罗马文化,并逐渐和威尔士、苏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人区别开来。罗马征服和罗马化给不列颠凯尔特人带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不列颠凯尔特人不但接受了罗马的物质文明,也接受了一部分罗马的宗教观念,行省凯尔特人和原生凯尔特人地区的隔离初步建立。5世纪罗马撤离后,不列颠陷入内乱,苏格兰人向南侵扰,东南部的不列颠凯尔特人为了反抗苏格兰人请来撒克逊雇佣兵,却被随之大批迁来的撤克逊人屠戮,压缩了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在凯尔特地区建立了凯尔特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凯尔特人文化有重要的影响作用。5世纪以后在不列颠逐步形成了凯尔特人区域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区域的对照,与罗马时期行省和凯尔特边区的地图大致吻合又有所不同,这些凯尔特地区与当代英国的民族构成地图一脉相承。在不列颠凯尔特人发展变迁的过程中,罗马征服和撒克逊入侵两次外族入侵对凯尔特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凯尔特人在被征服、被侵略时对外族文化的吸纳丰富了凯尔特文化的内涵。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西迁新疆博州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人。察哈部是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部落之一,清代,他们为充实边防,加强西部边防的安全,从张家口、热河一带迁徙至新疆驻防。文化能塑造一个族群的个性,察哈尔蒙古人在西迁的过程中塑造了热爱祖国、守卫边疆、勤劳朴实的西迁精神,成为祖祖辈辈延续和传颂的瑰宝。察哈尔蒙古族祖辈们的光荣历史永存记忆中,不断的唤起人们对西迁的记忆。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能彰显察哈尔蒙古族西迁戍边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记述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这个群体西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来诠释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之后的社会生活状态及其文化自觉、记忆的“自我建构”。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立足当下的族群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重构方面分析,不仅了解察哈尔蒙古内部的族群认同,而且为察哈尔蒙古自我认同的历史现状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论文分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6章构成,绪论部分介绍文章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第2章主要介绍察哈尔蒙古族西迁新疆博州的概况,第3章主要叙述察哈蒙古的历史记忆;第4章主要介绍察哈尔蒙古的风俗习惯和族群认同;第5章介绍西迁250年纪念活动和族群认同;第6章主要介绍集体记忆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人的茶会。
法学(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塔城地区柯尔克孜族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具体了解了他们的历史流变的渊源、人口及地域分布、现存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认同的整合机制,认为塔城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先民在17世纪前从未经历伊斯兰化过程,而是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准噶尔蒙古人的统治而皈信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因此,这塔城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在20世纪70年代前,绝大部分的人信仰的都是藏传佛教,只有两个家族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以及民族意识的兴起,其中的一小部分柯尔克孜人开始改信伊斯兰教,这也就是形成今天塔城地区柯尔克孜族80%的民族成员信仰藏传佛教,20%的民族成员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成因。与此同时,在塔城地区柯尔克孜社会中,宗教的差异以及偶尔由此带来的矛盾或摩擦并不妨碍信仰不同宗教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认同,因为在其民族内部有三种超越宗教的整合机制,即历史记忆和想象共同体的凝塑,亲属网络的维系以及民族意识的强化,这三种整合机制共同构成了塔城柯尔克孜人三百年来在蒙古人、哈萨克人之间融而未合、同而未化的柯尔克孜族民族认同的核心。
民族学 青海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潮流中,不同民族和文化如何共存发展、携手共进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它影响到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未来发展水平和趋向。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较多观点和分歧,但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和文化持有者都认为,只有相互尊重、多元互补、共存共享才是各民族和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本论文以处在热贡社区文化区域中的年都乎村宗教文化为个案,呈现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的意义。文章以绪论开头,结语结尾,共有四个章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讲了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以及本论文的重难点;第一章主要以文化背景的考察为主,在热贡社区的宗教文化背景的铺垫下,解释了年都乎村地名的由来以及背后的文化含义,同时对其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究;第二章主要为年都乎寺的历史现状、僧人情况,以及莫兰仪式的展演形式,解释了佛教在当地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意义;第三章以土族传统的於菟仪式及其变迁为切入点,强调对社会记忆和历史积淀的抚今怀昔,也能窥见仪式对多元文化元素的容纳和整合过程;第四章也是整个论文的主要部分,以热贡社区藏族、土族等多民族共享的民间仪式文化—周贝鲁茹为点,解释其文化背景,用民族志方法详细记录仪式展演程序,着重解释“拉哇”及其就职仪式的阈限,降神和它的多元功能,并对成为仪式中主要部分的多种祭祀方式、信仰对象的功能和意义做了解释。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及文献资料搜集等方法,并把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与历史文献、口述史等相结合呈现年度乎村宗教文化共存共享的局面,同时扩展到审美观、洁净观、伦理道德等更加广阔的领域。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赣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既有丰富的南方少数民族神话信仰又有汉族客家族群神话信仰的文化空间,本文以赣南畲族、瑶族、客家族群为研究视点,主要据以地处赣粤交界处的全南县陂头镇瑶族村为例,通过分析盘古信仰的源与流,揭示盘古信仰与盘瓠信仰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考察因二者关系的嬗变而从侧面反映族群的互动与融合,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因社会历史变迁、族群互动与融合而产生的诸多矛盾、问题与出路。
  本文首先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参考了全南县陂头镇瑶族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天祥老人的《盘王歌本》文本。于2013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多次对全南县陂头镇瑶族村,龙南县畲族村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走访了全南县文化馆,对全南、龙南等地瑶族、畲族、客家族群在盘古信仰方面的民俗活动进行细致观察。文章还引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对本文关注的问题进行多角度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第一章《导论》,通过一连串问题的提出将文章论述的视角与抓手进一步厘清,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互见提出本文研究的意义。继而展开叙述前人相关研究的成果,为本文的立论和辨析提供坚实的出发点。交代了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章《田野调查点概述》,针对本文研究的表层对象,范围从大到小,简要描述盘古(盘瓠)信仰相关区域概况和主要田野调查点的概况,陈述调查点的主要民间信仰及相关民俗事项。
  第三章《称谓的多元与混同:盘古、盘瓠及盘王考辨》,是“所指-概念”层面的论述。承接《导论》部分提出的若干问题,结合田野调查呈现的情况,从所指的意义上做概念的辨析,逐步揭示在称谓的多元混同特征背后隐含着的民间信仰融合、族群互动与融合的源起与脉络。
  第四章《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盘王歌说经文解析》,是“能指-象征”层面的论述。主要参考全南瑶族师公王天祥老人的《盘王歌本》文本,通过内容解析,从所指的意义上,对文本呈现的多元融汇的天神地祇与人鬼进行解析,以期对文本建构的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元素进行论证阐述,揭示文本象征体系中呈现的民间信仰融合、族群互动与融合的过程与意义。
  第五章《结语:一个村落渐行渐远的传统与信仰》,微观展开一个现代性背景下的民间信仰融合、族群互动与融合的少数民族村落生活画卷,把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引入现实的关切。
民族学 吉首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乡村聚落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类聚居环境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然而快速的城镇化正吞噬着乡村聚落的原有风貌,乡村聚落中民居建筑形态、景观空间格局等逐渐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被放大突显,使得伴随着自然状态演变而成长的、丰富的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层次逐渐退化、消失。广大农村的民居建筑景观形态异化、景观空间层次混乱、乡土文化特征丧失殆尽,因此,地域特色鲜明的乡村聚落景观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年来,针对乡土文化与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从单一的研究学科演化为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已经成为乡村聚落理论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本文以湘西德夯苗寨聚落景观为对象,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德夯苗寨的聚落景观文化进行解读与阐释。
  文章首先对湘西德夯苗寨从地理区位概况、自然环境及德夯聚落景观载体等方面进行田野点介绍,对德夯苗寨聚落景观展开初步研究,并取得德夯苗寨村落的第一手资料,为苗寨聚落景观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依据;其次,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德夯苗寨聚落景观文化研究,一方面从宏观上对德夯苗寨聚落景观空间布局(风水理念、原始崇拜、风俗习惯等因素)展开分析,证实了文化人类学在乡村聚落景观领域的可行性,接着对聚落景观内部空间(寨门、傩堂、跳歌坪、巷道、风雨桥等景观要素)进行中观层面的文化人类学解析;另一方面结合景观人类学的理论从微观层面对吊脚楼特色建筑景观蕴含的文化深层结构进行了透彻的阐释;最后在文化分层基础上解读德夯苗寨聚落景观的文化深层结构,并对聚落景观中的文化传承机制进行探索,进而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的文化传承提出建议。
  本论文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湘西苗族乡村聚落景观展开研究,一方面证实了文化人类学在乡村聚落景观领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究乡村聚落景观文化传承的机制,以此希望能够促进多学科知识在聚落景观空间研究和文化传承中的应用与借鉴。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通过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捋清了赣南水上居民来赣南这片土地定居的族源历史,迁徙路线等,然后重点调查了水上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社会交往。通过长时段的参与观察后,发现他们因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陆地居民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
  三姓水上居民之间流传着祖先义结金兰的兄弟情义,并统一字辈排行,约定互不婚配,这些传统至今都还在发挥着力量。但是随着人口增殖,三兄弟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料经常大打出手,甚至流血冲突。萧郭李三姓各姓氏有着自己独特的捕鱼技艺,密不示人,不但成为各自区分的标识也成为了他们争斗的导火索。
  三姓水上居民来赣南虽已历数百年,人数相对于陆地居民来说是少数,加之互不婚配的约定,导致三姓水上居民在风俗习惯上与岸上陆地居民之间逐渐趋同。但是水上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终究是不一样的,在他们之间流传着浓厚的禁忌习俗。
  在社会交往方面,三姓水上居民之间既有联合也有矛盾。对于岸上陆地居民,水上居民通过日常生活、节日习俗、人生礼俗、信仰习俗等,参与到社区各项活动当中来,有融合也有摩擦。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水上居民也面临着诸多的生存困境。例如:相对经济收入低、生产环境恶化、生活环境恶劣等。有一定能力的水上居民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的摆脱水的束缚,在岸上盖房、买房、租房等方式开始在岸上定居生活。年轻一代逐渐由水而陆,相伴而生的则是对于自己“水上居民”这个身份的不认同。这一独特的群体已经开始凋零。
中国史;历史文献 南京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据现有资料发现自魏晋时期敦煌地区就有粟特人居住,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到了唐代就有部落迁移敦煌,直至五代时期完全汉化成为敦煌人。由于材料的缺少以及该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最后消失,关于敦煌粟特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对敦煌粟特人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一些看法。
  本文利用收集到的敦煌粟特人相关资料,展现当时敦煌粟特人活动状况。敦煌很早就有粟特人活动,笔者认为粟特人在此定居最迟为曹魏时期。唐代以前,粟特人因商业活动来到敦煌,基本是个体或者小群体行为。这些粟特人后因某些因素成为敦煌的编户齐民,散居在敦煌的村落。我们综合昭武九姓的姓氏、名字及职业等因素认为在唐代敦煌除了具有粟特人居住的从化乡外,还有散居在其它乡的粟特人,他们或是先来的粟特人亦或是搬出聚落的粟特人。关于从化乡的来源,我们赞成陈国灿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从化乡就是唐初迁居且末河流域康艳典部落的后裔移居而形成的。就移居时间问题,陈国灿认为在唐朝景龙年间,但是通过分析,我认为时间大约在714至720年之间。粟特人擅于经商已经成为民族特征,就目前资料来看敦煌只是其销售商品的中转站,并没有形成类似姑臧那样的大商品集散地。唐代的粟特人,发挥着擅于经商的本性参与到敦煌的市场管理,他们担任市场管理的职务“捉钱”与“市壁师”。笔者通过对敦煌粟特人婚姻类型的统计,分析得出敦煌粟特人共有三种婚姻类型,族内婚、胡胡婚,胡汉婚三种情况。通过敦煌粟特男性婚龄的数据统计,虽然发现他们的婚龄与当地其它乡居民一样与户等的高低相关,但是总体上其婚龄高于当地的其它男性。吐蕃以后婚龄区别消失,逐渐趋于一致。总之,粟特人的整个社会活动演变,都考虑到当时整个社会大背景变化以及其汉化程度加深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河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河南省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同时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作为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河南省回族总人口数仅次于宁夏和甘肃,位列全国第三,可谓全国回族人口大省。全省回族呈大杂聚、小聚居形式分布。目前,全省共建有21个回族乡镇。这些回族乡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基本反映了散杂居地区回族发展的概况,河南省回族作为全国回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社区的变化发展和全国其它回族社区的发展主体上是相同的,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但是河南省回族在中原文化的漫长洗礼和融合中,其社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又有许多区别于其它地方回族的特殊性。同时作为当代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回族社区的发展也受到社会主流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其发展方向的必然性。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繁城回族镇地处中原腹地,民族风情、商贸氛围浓郁,社会发展安定和谐,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全省总共21个民族乡镇中经济社会发展相对靠前。本文通过对临颍县繁城回族镇这一样本的选取,从微型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对临颍县繁城回族镇的文化、经济、政治现状进行深入梳理,对其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存在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又对繁城回族镇的发展提出了相对应的方向和实现路径。文章通过对繁城回族镇这一典型案例的剖析和展现,努力向人们展示一个真实的回汉文化共生的生活画卷,通过这个展示能让人们更加真切的了解、认识和把握散杂居地区民族乡镇的现状。有利于对相关民族乡镇发展现状的研究,并为其他散杂居地区民族乡镇的发展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有利于加强对河南省甚至全国民族社区全面健康发展的研究和保护,对民族工作的指导,实现各民族团结奋斗、共荣发展、和谐相处也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探讨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发展路径和构建民族乡镇新型经济、文化、政治模式等问题,也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全面的介绍了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繁城回族镇的基本概况,并指出了繁城回族镇的人口构成和当地回族的源流。第二章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繁城回族镇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对实地调查出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进行相关的梳理和理论分析。第四章在前面对繁城回族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并指明当地文化、经济、政治的未来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河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河南省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居省份,其中蒙古族是河南省第二大少数民族,位于滑县的张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聚居村庄,该村蒙古族在与周边汉族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能够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周边汉族融为一体。因此,本文选取滑县张营村蒙古族为典型个例,通过追踪张营村蒙古族的来历与族属,考证了五姓始祖的宁山卫世袭军户身份。并对张营村这一小群体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及民族身份的变迁过程加以梳理,厘清历史发展脉络,从多角度阐述文化变迁的形态和路径,进一步揭示远离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轨迹及未来走向。这对研究散杂居蒙古族文化变迁以及蒙古族在中原及全国的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介绍张营村蒙古族基本概况;其次是在实地考察查的基础上,根据有关家谱、碑文、地方志记载,并参照正史资料,对张营村蒙古族的源流及族属等问题进行考论;第三是通过对张营村蒙古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及民族身份等方面文化变迁的描述,厘清文化变迁的脉络。最后,基于对张营村蒙古族文化变迁过程的梳理,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变迁的特点和原因,并就张营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建及未来发展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笔者认为,通过对滑县张营村蒙古族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及促进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族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众所周知,村庙与庙会活动,在传统村落社会里扮演着多重角色,并发挥着重要功能。庙宇的存在,是村社文明发展繁衍的象征,而庙会活动,则是文明的一种活化、动态的交流和互动传播仪式,二者是传统村落社会存在和发展,村民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和基因。笔者以福溪宋寨为田野调查点,开展为期一段时间的,涉及到村落社会各个方面的田野调查,以期通过在调研收集的材料基础上,通过运用民族学理论和观点,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当地独有的庙宇与庙会活动为特别关注点和切入点,以小见大来展开对当地族群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从微观到宏观,以期认识和理解到整个传统村落社会生活的全貌,解析福溪宋寨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传统民俗村落的村落文化和村落建筑保存完好的原因;通过对庙会活动的探析,通过庙会这种形式来窥探与认知当地族群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从而为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号召的践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理念的贯彻落实,为民族地区“三农问题”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全文分三个部分。文章在绪论部分交代笔者作此研究的选题缘由,主要介绍选题的现实意义与背景;接下来明确选题研究目的和意义,选题意义主要说明在学术理论层面的意义和对现实社会的直接意义;继而进行了相关学术回顾,主要是从国内和国外学界两个视阈对之前中国庙会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同时阐述前人对福溪宋寨的研究情况,包括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福溪的内容、期刊杂志中对福溪村的介绍、以及有关福溪宋寨研究的专业学术论文。随后,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文章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建构与结构等方法来展开研究。在绪论结尾部分,就研究内容和文章框架进行了简单介绍。
  正文部分主要分五大章节来展开,第一章首先介绍作为行政村的福溪基本概况,先介绍了富川瑶族自治县的基本概况,作为一个引入和铺垫,随后介绍了福溪村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背景、人口与经济等方面情况;第二章主要从社区角度去分析和理解福溪宋寨,介绍社区的概念、福溪宋寨社区因素和框架构成、村落布局与功能分区、族群来源和民间信仰及社区元素互动分析,并且进一步阐述历史上繁荣发达的福溪盛况和今日福溪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分析福溪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为后文提出的“乡土重构”福溪模式进行铺垫。
  第三章详细介绍了福溪宋寨的庙和庙会,列举和介绍了福溪宋寨现存较为完好的村庙和历史上存在,现在已经毁坏的村庙情况,分析福溪宋寨历史上庙宇分布,并对庙宇损毁的原因做出一定总结。第二节主要介绍福溪宋寨的庙会情况,包括对历史上庙会概况、发展历程、组织形式、仪式内容和活动过程一一记述,并以灵溪庙、马王庙会为例,对福溪宋寨庙会过程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主要是探索了福溪宋寨村庙与庙会的族际交往功能,揭示了村庙和庙会在村落中充当的公共空间、族群象征、社区治理、通婚依凭等角色和发挥的功能;第五章,是文章的收尾和核心、重点的所在,主要解释如何通过福溪宋寨村庙、庙会实现在现代背景下的“乡土重构”,在本章中首先阐述何为“乡土重构”?以及村庙与庙会在“乡土重构”中的角色和作用,还有如何在既有理论的指引下通过对庙和庙会的还原与延伸来实现村落社会“乡土重构”,从而实现本文写作的核心意旨: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和探索,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相关研究案例。
  结论部分,通过对全文内容的总结,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然后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论文写作的核心意旨和目的,从而实现与前文呼应,深化主题。笔者认为现代要复兴村落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土重构”,可以有效的利用村庙和庙会作为承载村落社会记忆和传承族群文化的有效工具,通过此工具调和社群关系,实现在传统文化层面对村落的还原重构,并借助当前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和生态休闲旅游发展契机,双管齐下,促进调动本土自生力量和嫁接外部支援,同时着力,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真正的“乡土重构”,从而为地方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和经济建设事业发展做出努力,并为其他地区复兴村落社会,融洽社群关系,提供参考借鉴。
民族学 云南民族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排角人是居住在中老边境地区的一个人口较少族群,现全球仅有400多人,分别生活在老挝乌德以及中国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曼岗村,曼岗村现有48户198人。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边缘化”族群,排角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仪式庆典中有族群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表达,有着自身独特的族群认同意识。由于历史、政治和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排角人在不同时期的族属身份表达方式也呈现不同的特点。排角人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被归属为哈尼族,但是排角人对新的族属身份并不认同。因此,近年来地方精英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寻找族群归属,他们利用传统文化彰显族群意识,不断重塑族群的身份认同,试图寻找一条“最大化”族群利益的发展路径即归属为基诺族。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经历,并对中外学者关于族群认同理论的研究以及学术界关于身份认同与排角人的研究现状作简要梳理。
  正文部分分为四章。
  第一章从勐腊县与勐伴镇概况、曼岗村自然地理环境、排角人历史源流与迁徙传说、人口与家族、经济生活与生计方式等方面对田野点基本情况进行概述。
  第二章分析排角人族属身份的确立与选择过程,国家通过对排角人的识别与归属,使排角人完成了由人到族的身份转变;排角人从历史至今民族成份一直十分复杂,随着排角人族属身份的转变,排角人逐渐意识到族属身份对族群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文化精英开始了对族属身份的民间选择与社会动员过程。他们通过重构传统文化强调族群的独特性,表达自身与哈尼族的区别,希望归属为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并进行着族属身份认同的实践。
  第三章以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作为个案,探析排角人的族属身份意识与文化表达。他们从早期迁徙与生存时期对族属身份的“无意识”,到现在在日常生活与仪式庆典中的身份意识表达,分析排角人在不同时期族属身份意识的变迁;从语言文化、服饰文化、民间信仰、传统节庆以及仪式方面,对自身的族属身份进行文化方面的表达,强调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同时也从族群互动方面对自己族属身份进行多方面的表达与阐述。
  第四章通过对排角人身份认同的思考,分析确定族属身份前后排角人身份认同变迁过程,探析他们族属身份认同变迁的原因及身份表达的困境。
  结语部分在正文对曼岗村排角人族属身份选择与表达过程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排角人的族属身份选择与表达的过程具有功利性、灵活性和流变性的特点,我们应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人类学 云南民族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介入—影响—变迁”的视角,考察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传统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变迁与重构的动态过程,选取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回傣”村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峦回村作为田野点展开调查研究。本文在遵循人类学经典民族志整体观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参与观察、个案访谈、深入调查等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对现代化茶厂大规模进入之后,曼峦回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具体变化过程进行了初步探析,对村民家庭内部、村民相互之间、村民与周边外村人、村民与外来商人等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展开了描述与分析,以文化的视角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和其中的文化蕴含进行了思考与探究。
  全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正文部分共四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田野点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笔者的田野调查经历,并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以曼峦回村所在地与茶叶的历史渊源为背景,沿着曼峦回村的纵向历史发展脉络,分三个主要时期对该村的生计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历史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着重介绍了勐海工业园区建成以后,村里土地利用结构和生计方式的重大改变。
  第二章详细描述了曼峦回村内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主要分为家庭内部的关系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切入,考察村民们在各项活动中社会关系网络维持与构建的具体情况。
  第三章进一步描述了曼峦回村民与周边邻村以及外来茶商的互动交往情况。田野调查资料详细清楚地呈现出,村民们在新生计方式下面对新的社会关系时,在对外社会交往方式上做出的调整与选择。
  第四章综合总结了前三章的具体描述,阐述了曼峦回村在现代化茶叶经济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情况,结合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
  经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快速的社会变迁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互动行为模式,但在这种改变中,经济理性并没有完全代替人的全部理性。村民们一方面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寻找各种机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原有的关系模式及相应的道德体系中。其次,曼峦回村的“强关系”并非总是像有的社会科学家说的那样“强加给人们令人窒息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人们能够通过调动这种“强关系”资源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古高原上活动、建立国家的游牧民族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突厥民族。蒙古国的中央地区和西部地区为突厥族的分布和迁移的主要地带。此外,还分布于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
  除了通过史籍研究突厥的生活、物质和精神文化外,突厥遗留下的考古遗存更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源。突厥考古遗存的主要部分是石人像。
  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实物和资料,对突厥石人进行研究,对蒙古国的突厥石人的含义、造型形式、分布情况和保存现状等方面提出最新和综合的研究成果,并给出自己的评价。本沦文仅对蒙古国的突厥石人的情况做讨论,研究概述也将只限制在蒙古国的突厥石人的研究资料。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鲜虞中山国的族属以及源起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而对鲜虞的族属、源起以及白狄东迁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在文献资料方面,首先对《国语·郑语》中西周时期的狄族“鲜虞”进行了考辨。认为,《国语·郑语》中的“鲜虞”是后人取春秋之事而作的托辞。然后以《春秋》、《左传》为基础文献,梳理出“白狄东迁”以及“鲜虞属于白狄支系”的细微证据。同时,对鲜虞、肥等白狄支系名称的由来及其源起进行了考证。在考古资料方面,主要将鲜虞中山文化区的考古遗存与山西忻州盆地的狄族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占学对比。从两区墓葬制度和随葬品中的人量共性文化因素来看,两地的族属文化应同属白狄,从而证明白狄确曾东迁。但从两区典型器物铜鳆、马衔的不同形制来看,两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义有着一定的区别。结合文献记载,我们认为:鲜虞中山文化区的遗存应为白狄族群支系鲜虞部所遗留,而忻州盆地的狄族遗存应主要为白狄族群支系无终部所遗留。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石河子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曾统治中国长达278年的民族,满族在民族构成、民族文化、民族认同上受到以八旗制度为代表的系列独特制度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期间,满族由统治民族变为被歧视和排斥的对象,在这场反满浪潮中扮演与汉族对照的“种族的他者”。迫于压力,许多满族人将民族身份改为汉族。在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中,由于满族零散分布的特点和某些历史原因,对于满族成员的调查和统计存在一定漏洞。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满族人口总数为1038万余人,在55个少数民族中位列第三。如此庞大的一个民族,其文化却与汉文化日渐趋同,满族成员面对文化变迁将如何强化对本民族的认同?满族认同研究意义重大。
  本文立足于伊犁满族及苏拉宫满族口述史,以伊犁苏拉宫满族村的社会变迁为主线,研究苏拉宫满族群体在历经历史断层、社会变迁、文化涵化之后,如何在身份错乱边缘进行文化重构与民族认同。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就国内外族群认同理论及国内满族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同时对伊犁苏拉宫村进行简要介绍;第一章苏拉宫村落史,根据现有史志资料和村民口述尽可能客观、全面地描述苏拉宫早期生计模式,还原伊犁九城以及各旗屯分布图;第二章族际互动与混合文化的生成,以文化变迁的视角归纳苏拉宫多民族互动和文化涵化的主要形式,为第三章奠定基础;第三章身份困惑与民族认同重构,首先通过案例展现苏拉宫满族身份困惑的表征,进而从历史记忆、节日展演、通婚排序等三个方面再现苏拉宫满族群体的民族身份表达,并探究苏拉宫满族如何通过精英指导来完成文化重构,强化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边界;结语部分对满族身份与苏拉宫模式进行思考,针对当前民族识别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民族身份、民族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建构、苏拉宫满族认同的未来展望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府州折氏是鲜卑折倔氏族裔,折倔氏在鲜卑全盛时期的史料中记载极少。约在八世纪时,折倔氏世居云中的一支西过黄河,迁居麟府地区,并与当地的其它各族融合,逐渐党项化。历经折宗本、折嗣伦、折从阮父子三代的努力经营,折氏以府州为据点,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强势崛起,成为麟府党项各部畏服的一地豪杰,族姓位列党项五大姓氏之中。北宋建国,因循五代任用酋豪御边的策略,允许折氏世袭府州。历北宋一朝,折氏共传6代、12位知州。
  府州地处宋、辽、西夏三国边境,政治地理形势复杂;境内居民以党项部族为主,折氏统帅的蕃部子弟兵,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在北宋消灭北汉、防御契丹、征讨西夏一百多年的战争中,折氏发挥了侧翼牵制、配合作战的积极作用,并且使河外的麟府地区终为宋朝所有;金军南下兵围太原、开封之际,折氏兵出河东、进入宋军抗金的主战场。北宋灭亡,府州折氏失去中原王朝的支持,又遭到西夏军强势攻击,最终衰落。历唐末、五代、北宋三个时期,这支鲜卑族裔,在政治上崛起、兴盛、衰亡,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折氏由鲜卑而党项、由党项而汉化,整个家族的文化和婚姻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历史上也涌现出一大批折氏家族杰出人物,他们北抗契丹,西御党项,世代忠于中原王朝,积极地维护了麟府边疆的稳定,使其成为河东路的安全屏障。
  由于史料匮缺,民族史学界对鲜卑折氏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2012年,府谷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新近收藏《折惟正墓志铭》、《折克柔墓志铭》、《慕容夫人墓志铭》、《折克俭墓志铭》、《折克禧墓志铭》、《折克臣墓志铭》志石6方、《折惟信墓志铭》残志1方。折氏家族成员墓志的发现,为这支鲜卑族裔家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本文又搜罗了折氏家族成员以及相关墓志资料总计有30篇之多。在对墓志资料进行文献学解读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史料,分上、下两篇展开论述。上篇以研究性内容为主,分以下八个章节;
  序言,介绍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和史料情况。
  第一章,系统梳理府州折氏族源的研究情况,并公布新出土墓志铭中关于其族源的记录,肯定府州折氏族源鲜卑折掘氏的观点,并进一步讨论了折倔氏改姓折氏和崛起府州的时间,前者或在贞观时期,后者约在公元8世纪。
  第二章,主要探讨北宋因何给予折氏特殊的世袭政策,其中包括折氏在唐末五代的崛起、折氏与北汉的关系、折德扆和折御勋入朝的政治意义、折御卿在北宋灭北汉、讨继迁、防契丹一系列战役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干等几个方面。主要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北宋对折氏特殊政治待遇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具体化、细致化。
  第三章,探讨麟府路军马司与府州知州的关系。围绕宋初在麟府丰三州的军事部署、麟府路军马司的设立、管勾麟府路军马司将领索引、府州知州的任命以及与军马司将领的关系四个问题展开,以翔实的史料说明北宋通过麟府路军马司对府州折氏进行了严密的防范,进而扭转学界对府州折氏在北宋为一高度独立的地方势力的认识。
  第四章,探讨折氏与辽、西夏和金的关系。作为北宋的一个边境军州,府州折氏从来没有对宋朝有贰心,所以对辽和西夏的关系,主要以战争为主,以招纳蕃族人口为主,不可能与之私自发生政治关系。在宋与辽和西夏的战斗中,折氏发挥侧翼牵制的配合作用。北宋末,金军南下中原,府州折氏兵出太原,成为抗金力量的主力之一。折氏最后力尽降金,在丧失中原王朝积极支持后,折氏的政治势力在历史上烟消云散。
  第五章,主要从家族史的角度,探讨折氏武风、文风、姻亲关系,从而揭示这支鲜卑族裔汉化的缓慢历程。
  第六章,以文献检索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办法,考察了府州境内的蕃族和军事堡寨。综合显示:府州境内居住和生活着近30个蕃族,设置有近20个堡寨。作为府州党项各部大首领,折氏以堡寨为中心,招徕和聚集人口,又通过军功赏赐、马匹交易和蕃族法等措施行使权力。
  第七章,主要关心了几个极具历史趣味的问题,如“折”字的读音、历史上折太君的人物原型、折氏的形象、是蕃官还是汉官等。
  下篇汇集了笔者搜罗到的30篇金石史料,同时作了详细的注释。结束语部分总结全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本文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问题。附录部分以《折氏家族成员传略》为题,以墓志史料和传统史料结合的方式,以人物为轴,对史料进行细致解读,为读者树立一个庞大的府州折氏家族群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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