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摘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伴随社会发展变迁，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又与朝鲜半岛文化有所差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深深植根于其身。在以这样的文化作为民族符号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的进程中，朝鲜族的他者“镜像”也随之构建。此镜像并非一成不变，在持续地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或消解。因此，在研究朝鲜族社会及族群特征时有必要对朝鲜族的他者镜像给予关注。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形象、他者镜像的成果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如从社会学、形象学、比较文学等学科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基于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库利的“镜中我”为理论背景，结合关于他者、镜像的相关论述，选取朝鲜族人口数量较多且互嵌居住历史较长的吉林市作为田野点，利用一年以上的时间多次开展田野调查，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面向目标社区汉族居民收集第一手田野资料并进行汇总。经整理得出受访者提及次数较多、提供信息丰富的七个领域的文化表征，即朝鲜族易于辨识、勤于交际、体面讲究、注重教育、精制饮食、能歌善舞、热衷体育等方面。以此为据，从历史性因素、区域性因素、文化性因素，以及主位的交往互动和外界的信息接受这五个方面，对朝鲜族他者镜像的成因进行了归纳与理解。从中可以发现，媒体介质、教育学习、信息简化等这些因素对他者镜像产生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同样，依此形成的他者镜像也影响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日常生活、和谐相处。这一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行为选择、社会认同等方面。
　　通过对朝鲜族他者镜像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功能的分析，为使朝鲜族在了解他者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认同和反思提供现实性依据，为作为他者的汉族提升自我认识、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辅以参考，为协调民族关系以促进多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互动、深化推广民族互嵌格局给予一定启示。

摘要：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是否完整、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以及人民是否平安幸福。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党的生死存在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探索寻找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关键力量，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延边朝鲜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曾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随着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民族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上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推动实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本文就党的民族政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在民族区域自治下廓清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正确解读和科学把握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积累有益经验。
　　首先，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延边朝鲜族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延边朝鲜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以深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的认识。
　　其次，对党的民族政策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分别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政策。
　　再次，对党的民族政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探析。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对推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从中解析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并指导我们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第二国际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1889-1916)，但在民族问题上，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当时的民族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试图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利益从属于阶级利益，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第二国际却因内部右倾思想的错误引导，未能正确对待民族问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以至于一战开战之后，大多数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为帝国主义战争背书。这样的举动不仅分裂了欧洲无产阶级，也撕裂了第二国际本身，可以说，未能正确对待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第二国际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第二国际的民族理论因其实践上的失败长期受到批判，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第二国际思想家的部分理论和政策仍有可取之处，全盘否定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观并不可取，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与观点，依据当代民族问题的新发展、新特征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理论及政策进行评述，并挖掘其中合理的理论因素。
　　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第二国际思想家们民族理论形成的背景，背景分为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的主要内容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然后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卢森堡、鲍威尔、考茨基等人的民族及民族国家理论，以及这些思想家们民族理论的异同点。接下来是民族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相互影响，包括民族主义对第二国际的影响以及第二国际的具体民族政策。最后是对第二国际民族理论、政策的评述，以及第二国际民族理论及政策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最后部分是结语。

摘要：文化交融从属于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我国各民族之间已有过悠久的民族文化交融历史。各个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特征不尽相同，现代社会中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也呈现出不同特征。
　　文章以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为研究对象，以安徽省N镇为调查点，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运用访谈、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获取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初步掌握当地回汉文化交融的基本特征。文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回族文化变迁和回汉文化交融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对N镇回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和发展指向作深度探究。
　　本文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第一章导论，由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五个部分组成。
　　第二章田野点概述，详细介绍了N镇基本概况，自然地理特征，社会文化及民族和宗教特征。
　　第三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相关内容介绍，具体地选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格局、谋生方式、语言使用、族际通婚、节日变迁、宗教观念作为主要调查研究对象。
　　第四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分析，从发展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和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方面加以说明。
　　第五章指出现今N镇民族文化交融更多地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应注重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社会道德对推动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作用。
　　结语部分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和“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核心要义，并表示N镇回汉文化交融的良好发展得益于上述政策的具体指导。

摘要：近年来，以民族村寨为载体，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联动效益。民族村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动和影响的，在看到民族旅游为民族村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因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如民族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社区关系结构等也会因旅游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探求民族村寨在旅游介入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理清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制，对于实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均衡发展、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视角研究民族村寨社会的时空变迁，并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西江的旅游发展实际，设计并检验适用于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问卷量表；第二，在“时空置换”的思想下，对西江村寨群落进行时空判定，为后续研究时空变迁做基础；第三，通过ROST文本挖掘软件探寻构成西江自然村寨社会结构及功能的要素成分，进而构建理论基础，为研究框架做依据；第四，实证研究旅游介入下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演变规律，从而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很多地区借助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陆续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并取得经济和社会的显著发展。当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时，其也带来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变迁。因而，思考在民族旅游驱动下，如何引导目的地社会结构及功能朝着正方向变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可以丰富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在空间上将肇兴侗寨划分了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采用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区域的一手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标准化，之后构建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分析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空间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规律，从而构建旅游驱动下肇兴侗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时空演变模型。
　　最后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肇兴民族旅游驱动下社会结构调控政策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局限性进行相关论述。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宝贵的文化财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同时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视要求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文化传承行为有利于提升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作为文化载体体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能带文化推动力的作用下带来规模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效益。
　　本研究通过对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实地调研为基础，探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文化传承中起到的作用的意义，同时探索其在推进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和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整体的规划进行一个合理的评估同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以完善和监督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文化传承的行进路线上把自身的存在价值具体的落到实处。然后把对文化场域理论和文化再生理论的讨论结合到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研究当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中对于文化传承方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联系起来，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模式的构想。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再生产相结合，得出文化再生产对文化传承活动的影响和作用。

摘要：内源发展模式是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它与外源发展的模式不同，外源发展的思路是由外来力量例如外来企业或政府部门来主导地区发展，而内源发展强调发展应以本地的资源为基础，以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为动力，以提高发展主体的个人技能和生活质量为目标。在研究乡村发展的具体可行的发展模式中，内源发展模式与外源发展模式相比更注重当地人的发展和乡村自身的利益。
　　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高罗乡板寮村为田野调查地点，详细阐述了板寮村自然环境、人口构成、生计方式的基本情况。从其产业发展、社会建设、环境治理三个方面阐述板寮村的发展实践与对策，总结板寮村现阶段经济建设、乡村文化、社区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成效，分析板寮村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一是发展观念存在偏差、二是发展能力建设不足、三是发展模式依赖外源力量。基于前文的基础上，文中最后一章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实行内源发展的可行性和对策，即现有政策对内源发展的支持机制，以及民族地区乡村实行内源发展的对策：挖掘本土资源、提高发展主体的参与性、鼓励合作发展方式、处理好内源和外源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内源发展模式能够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达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平衡，同时整合乡村的现有资源、建立良好的发展秩序、追求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现阶段的板寮村享有政策优惠，项目发展前景良好，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正逐步完善，阻碍板寮村的村民实行内源发展的根源在于人的发展没有跟上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步伐。正因为人的发展没有跟上，板寮村才会出现众多可持续发展困境。将板寮村树立为民族地区乡村内源发展的典范，抑或作为批判民族地区乡村外源式发展的靶子，只是希望通过板寮村发展实践的考察，分析其中显现的内源发展的因素或特点，以及困境。通过这样一个个案来对民族地区乡村内源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板寮村是众多民族地区乡村的一个缩影，对板寮村的发展的研究与思考能给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提供思路，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过程中，在整合当地资源的情况下应高度重视当地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增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只有人的发展成功，才能实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长期从事习惯法研究的高其才先生曾经指出：习惯法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附于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土家族习惯法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土家族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系统认识，具有显性的生态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对土家族习惯法的利用，不仅对有利于土家族地区生态建设，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参照。本文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土家族习惯法生态保护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于习惯法的运作机制和传承机理做了全面分析，并探讨了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加强习惯法的利用。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叙述了在白云村的调研所得的习惯法生态保护内容，包括习惯法对森林资源，水土资源以及动物资源的保护。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土家族习惯法的生态价值的体现，对其生态价值的来源、体现以及作用方式做了学理分析。第三部分探讨了土家族习惯法的现代利用机制，分析了土家族习惯法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现代传承利用机制做了探讨。第四部分总结了全文并就习惯法的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思考。

摘要：在国家大力倡导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湖北省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于2005年制定并通过了《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要求该州六县二市政府必须按照条例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开发民族文化旅游，恩施土家女儿城应运而生。女儿城以土家族文化为依托，是土家民族文化再生产新的旅游场域，囊括恩施州八个县市的土家族传统民族文化品牌。本文以恩施土家女儿城为研究案例，分析其民族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进而探讨女儿城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和困境问题。通过调查，发现恩施市女儿城在进行民族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产业化，并深入探析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开发背景、文化品牌的打造、建设主体如何进行文化产业化，以及参与主体在文化开发利用中的功能和他们的经营方式，从而进一步分析文化参与者在开发利用土家文化的动因，分析其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阐述参与者之间如何合作与博弈。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分析恩施市女儿城建设的背景及动因，客观描述女儿城的发展现状。其次具体描述女儿城内民族文化再生产的项目：包括女儿城的服饰、饮食、建筑、手工艺品、节庆、习俗等。然后介绍民族文化再生产过程：包括民族品牌打造的内容及体现、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分析文化再生产的主体与参与经营机制，完整展现恩施土家女儿城文化资本化的过程。第二部分：深度分析在女儿城规划建设、开发实施、民族文化挖掘、展示经营等一系列过程，女儿城建设参与者如何进行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再诠释，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分析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创造性转换，将土家文化资源规模化、产业化再生产从而为大众提供娱乐消费服务。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进一步分析，参与开发建造主体包括：政府、文化精英、商业资本等，他们在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以及论述女儿城的整个经营机制，企业式经营和家庭作坊式经营，分析他们经营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探讨女儿城文化再生产的机制，探析女儿城场域中各个行动者发挥自己的作用构建场域，每个行动者在重构场域的过程中诉求不一，因此矛盾必然存在，并详细分析参与开发建设主体的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并论述在女儿城中各个行动者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很符号资本转换，将女儿城最终打造成现如今恩施的旅游符号之一。第四部分：分析女儿城中文化再生产中民族文化传承以及其现有的困境。女儿城这样一个新型的民族文化旅游场域的重构，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新的场域重构过程中也存在先天的困境，且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全部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实质内涵，发生文化断层。

摘要：近年来，学科之间交叉发展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方向。逻辑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各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彝族作为研究对象已有百年历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彝族纠纷解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和法学领域，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彝族进行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
　　通过对彝族社会文化及纠纷现象的深入了解，笔者发现彝族社会并不完全遵从法律诉讼的判决结果，其所接受的结果与法律诉讼的判决结果也是截然不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猜想彝族社会存在一种不同于法律诉讼的论证模式。为了证明笔者的猜想，即得到彝族人独特的论证模式，笔者先后使用了广义论证的逻辑方法、比较逻辑学的方法、历史学与民族志的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彝族研究资料及案例，通过系统的分析比较，最终形成本文。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鉴于彝族社会独特的文化背景，笔者希望找到一种既能揭示论证模式（或逻辑形式），又能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路径，广义论证的逻辑理论恰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总的说来，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彝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分析，笔者旨在表明本文的研究起点在于明确彝族纠纷的形成及解决与彝族人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密切的联系，进而主张将彝族人的论证模式置于有关纠纷解决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
　　第二，根据彝族人在处理同家支与不同家支间纠纷的不同，本文将分别得出两种不同的有效论证，分析比较两种有效的相同与不同点，并依此讨论彝族论证模式的参与主体、规范保障及判决依据等多个方面。
　　第三，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将得以揭示彝族纠纷解决的论证模式，并指出其中的生效论证及特点，进而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概而言之，作为广义论证框架下的彝族论证模式研究，本文将以一种“据彝释彝”的研究范式呈现彝族说理活动，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继承与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摘要：作为瑶族的一个分支，白裤瑶大多长期深居高山密林，与外界的联系较少，生产、生活水平较同时期其他民族要落后很多。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旅游开发项目的启动，原本封闭落后的白裤瑶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愈加频繁，使得拉片村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
　　通过对拉片村进行实地调查，综合分析所获的深入访谈资料，以了解白裤瑶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状况，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拉片村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取代了传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畜牧业的经济和生活功能已逐渐由家庭养殖业所代替；发展旅游业后，拉片村的商业从无到有，旅游商业、服务业已初具规模，传统的手工业品除了自用以外，更多的用于外销，与商业密切结合；婚姻家庭方面，白裤瑶的婚恋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择偶范围不断扩大，婚恋自主性增强，初婚年龄不断后延，家庭逐渐取代了油锅组织，家庭规模出现小型化趋势，核心家庭成为拉片村的主导家庭结构；白裤瑶人民的饮食结构日益丰富化、多样化；白裤瑶民族服装的穿着率逐渐降低；房屋建筑以砖石瓦房为主，改变了过去木质房屋的落后村貌；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娱乐手段多样化。分析发现，促使白裤瑶生活方式变迁的动力因素主要是制度变革与政府推动、外界文化的冲击、外出务工的推动、民族主体性选择等。白裤瑶生活方式在短时间的剧烈变迁也导致了许多困境，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农地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扩大化、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过度消费带来新的贫困化。为了保证白裤瑶人口、生态、经济和文化间的可持续发展，要着力做好控制人口的增长、协调人地冲突，先富带动后富、缩小贫富差距，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摘要：拟制亲属关系作为亲属关系的补充，一直以来都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点关注。本文以石河子市六宫村为田野，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中的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并结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六宫村回族女性认“卧曲利”中的拟制亲子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回族认“卧曲利”就是在回族女性结婚前寻找到合适的人选在尼卡哈仪式上为新娘“应声”。通过认“卧曲利”，新娘与卧曲利之间形成了拟制的亲子关系。在六宫村中，大部分已婚的回族女性都认有“卧曲利”，且相互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卧曲利”人选的确立、认“卧曲利”以及尼卡哈仪式中二者关系的正式确定，新娘与卧曲利获得了“子女”与“父母”的社会角色及其赋予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而对这一拟制亲子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特点主要有三个：具有宗教色彩、借助亲属关系和接受舆论监督。通过分析这一拟制亲子关系，可以发现它为六宫村已婚的回族女性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这些社会支持不仅增加了女性在夫家的权力，提高了她们的地位，也为女性能动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一关系还有利于规范家庭秩序、加强社会联系。随着时代的变化，六宫村认“卧曲利”产生的拟制亲子关系也经历了关系的延续、转变和开始消逝这三个阶段。而通婚圈扩大、经济水平提升、城镇化进程加快、女性地位提高和宗教影响力减弱是这一变迁的原因。笔者认为，六宫村这一特殊的拟制亲子关系为已婚的回族女性在进入新的社会环境中提供了庇护，它所提供的家庭秩序和道德规范也促进了回族家族的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虽然这一拟制亲子关系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其发挥的功能也越来越小，但这一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摘要：家屋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但瑶族传统家屋却较少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江华瑶族传统家屋建筑形式、建造、使用、继承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家屋既是江华瑶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空间，也是独立的社会再生产空间，空间结构具有群聚式、社会性的特征。在江华瑶族社会中，他们将家屋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重视次序结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建立和实践是以家屋为追溯原则。他们建造和延续家屋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其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本文以家屋为切入点，来审视江华瑶族社会文化内在特点和变迁过程，从而获得对瑶族家与社会结构的理解。江华瑶族聚居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多以同姓家族小聚居。江华瑶族的家屋空间是生态环境、生计模式、社会文化等持续互动的结果，空间的阻隔造成了家的内向发展。家屋的建造过程也是各种社会关系调整和巩固的结果，内部空间布局受宗教文化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蕴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宇宙观、位序观等诸多文化内涵。岭东地区瑶族家屋受汉族家规和礼仪制度影较少，家屋格局相对自由灵活，岭西地区瑶族家屋与汉民居无明显差异。从功能上来看江华瑶族家屋还是结群的媒介，具有社会群体和亲属群体的两面性。江华瑶族为适应移民搬迁新环境，采取“两栖”摆动生活模式的生存策略。通过大量实例表明，江华瑶族杉木生产过程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充分体现了弱小民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温柔对抗”。

摘要：1795年的湘西苗疆爆发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乾嘉苗民起义”。在至今的这两百多年的现代国家变迁的进程中，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变迁规律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以往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很多都是通过民俗等文化表征的发展变迁来考察，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单纯的文本研究来探索。这些研究很多都缺乏深入社区或村落中对苗族人民实际生活的访问与观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资料。另外族群认同变迁本身从时间上来看，它的研究范围是纵向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所以本身也有很浓的历史学意义。本文通过对乾嘉苗民起义大本营坪云村的田野研究并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试图从社会变迁与话语体系变迁的角度来探索近两百年来湘西苗族的族群身份认同的变迁历程。
　　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内容以及田野点概况。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二章介绍了湘西苗族早期强烈的本族群认同意识，论述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至民国时期的苗疆教育体系与新精英阶层的兴起，以及分析汉族文化的深入对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影响。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苗子”到“农民”主体身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新中国成立时期构筑起的农民阶级身份及意义。第四章探讨文革前后一段时期，国家话语的强势再介入巩固了“阶级”身份的意识，同时民间故事的重构印证了这一意识。第五章探讨了现今苗民从行为模式透露出的还不完善的公民身份意识;从反叛的“苗族血性”中再次发现苗民的复杂的身份建构;另外坪云苗人对祖先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其特殊的族源认同。第三部分为结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叙述了湘西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复杂现状与历史过程。

摘要：《亚鲁王》是西部方言区苗族的一部活态史诗，讲述了万物起源、英雄首领亚鲁王带领族群迁徙、征战的历史，吟诵了不屈不挠的西部苗人的命运，是西部苗人珍贵的口传族谱。这一民族文化瑰宝主要流传于贵州贫瘠的麻山地区，对祖先亚鲁的崇拜与尊敬在麻山体现得最为明显，集中表现在丧葬仪式中。仪式执行者东郎通宵达旦唱诵的亚鲁史诗，赋予了麻山苗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坚定了祖先信仰。强烈的祖先信仰渗透在生活方式中，形成了麻山苗族别具特色的家、家族与村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家、家族研究的日常互动视角，探究在家族仪式与生活实践中，亚鲁王信仰之下的麻山苗族如何建构家与家族，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介绍田野点的大背景：麻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期对麻山的生存环境、历史、祖先崇拜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接着到笔者的田野点——芭茅寨，讲述芭茅寨的衣食住行、节日制度和空间安排，把读者带入笔者的田野。
　　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从家到家族、村寨，从血缘到地缘，从日常生活到典型仪式展开研究。第二章讨论文章的主题——家，分析家是如何形成的，对家形成的两个必经过程——房屋的建造程序及婚姻缔结程序作一介绍。第三章过渡到家族，家庭之间的血亲关系是构成家族关系的基本因素，分家是血亲关系分散、家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抱养、上门是家族形成的不可测因素，对分家、抱养、上门进行讲述。第四章放眼于村寨，探讨村寨视域下的家与家之间、家族之间互动的场合与仪式，互动的空间与时间，互动的具体方式。
　　第五章是文章的升华，通过最繁杂最庄重、最大程度上凝聚家、家族、村寨的人生礼仪——丧葬仪式，考察麻山苗族的灵魂观。分析生命终结后，灵魂如何回到祖先亚鲁之处，灵魂如何在看不见的家（阴间）生活，怎样对待不同性质的灵魂等。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思想意识日趋多元，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现状，以往对少数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研究多从制度、政策方面进行进行，而实际上从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研究少数民族乡镇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不仅必要，而且还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以大方县民族乡镇为例，通过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力求为我国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参考。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提出的背景和民族乡镇的特点进行分析，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大方县民族乡镇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总结大方县民族乡镇社会治理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通过分析大方县民族乡镇的现状，以及大方县民族乡镇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措施，总结提炼大方县民族乡镇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
　　文章第三部分论述了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途径，具体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系统；净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环境；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为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摘要：近年来,凉山彝族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可谓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家支组织模式：家支协会。家支协会应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在沿袭和传承“家支”合理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以传统家支“德古”为中心转变为以家支协会“会长”为轴心，以“尔普”为维系情感的经济纽带转变为以“会费”为强化互助的责任义务等方面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凉山彝族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与调适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中的一个焦点，无疑就是家支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家支是彝族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集团组织，一直以来对凉山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城镇化过程中家支协会产生的原因、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与传统家支进行对比研究。
　　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凉山彝族家支，主要就民主改革前的彝族家支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家支恢复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回顾。第二部分为家支协会的出现及发展现状，主要就家支协会的出现、发展现状及其规章制度做一简要简绍。第三部分为家支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影响，主要从可以更好地与传统家支区别的家谱编纂、会费管理及会议及聚会三种家支活动方式进行了描述，进而分析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第四部分对家支协会和家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对比分析和阐释。最后，得出结论。笔者认为，家支协会是城镇家支对家支的延续和再造。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家支协会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凉山彝族家支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向。
　　本文通过对凉山彝族传统家支与当代家支协会之间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活跃在当下凉山城镇中的家支协会的发展现状、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以及其社会职能进行了研究。纵观家支协会的产生及其运作模式等方面，笔者认为，它是城镇家支在与主流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不断调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继承了传统家支的组织文化结构，而且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延续和再造。因此，对家支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应该从农村家支转向城镇家支或者说是家支协会为主，传统家支为辅的角度进行，才是符合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凉山彝族家支实际的正确研究方向。

摘要：邕江疍民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族群，历代浮生江海、以船为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等和陆上居民存在很大差异，长期以来被其他族群称为“贱民”，备受歧视。如今邕江疍民已全部上岸定居，由于生活背景的差异，邕江疍民对土地感情还不深，暂时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事实上就如同处于社会“夹心层”一般的境地。
　　本文以登岸定居后的富宁新兴苑的疍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性研究，进行客观、写实的描述，通过族群文化和族群互动来阐释疍民的族群认同，对进一步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应用性意义，对补充疍民研究具有学术性意义。由于族群偏见的遗存、政策制度的制约以及疍民自身的局限，邕江疍民陷入了水上文化被淡化、居住方式不适应、就业择业困难的认同困境。“水底鸭”的形象已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烙印，无论是在族群文化上，还是族群互动上，他者对邕江疍民的认同也陷入了认同氛围淡薄、社区功能缺位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邕江疍民的根已被从水中拔起，他者不应该忽视或者轻视他们，因为他们与其他族群一样，和社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是和谐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