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摘要：第二国际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1889-1916)，但在民族问题上，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当时的民族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试图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利益从属于阶级利益，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第二国际却因内部右倾思想的错误引导，未能正确对待民族问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以至于一战开战之后，大多数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为帝国主义战争背书。这样的举动不仅分裂了欧洲无产阶级，也撕裂了第二国际本身，可以说，未能正确对待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第二国际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第二国际的民族理论因其实践上的失败长期受到批判，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第二国际思想家的部分理论和政策仍有可取之处，全盘否定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观并不可取，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与观点，依据当代民族问题的新发展、新特征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理论及政策进行评述，并挖掘其中合理的理论因素。
　　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第二国际思想家们民族理论形成的背景，背景分为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的主要内容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然后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卢森堡、鲍威尔、考茨基等人的民族及民族国家理论，以及这些思想家们民族理论的异同点。接下来是民族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相互影响，包括民族主义对第二国际的影响以及第二国际的具体民族政策。最后是对第二国际民族理论、政策的评述，以及第二国际民族理论及政策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最后部分是结语。

摘要：文化交融从属于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我国各民族之间已有过悠久的民族文化交融历史。各个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特征不尽相同，现代社会中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也呈现出不同特征。
　　文章以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为研究对象，以安徽省N镇为调查点，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运用访谈、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获取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初步掌握当地回汉文化交融的基本特征。文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回族文化变迁和回汉文化交融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对N镇回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和发展指向作深度探究。
　　本文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第一章导论，由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五个部分组成。
　　第二章田野点概述，详细介绍了N镇基本概况，自然地理特征，社会文化及民族和宗教特征。
　　第三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相关内容介绍，具体地选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格局、谋生方式、语言使用、族际通婚、节日变迁、宗教观念作为主要调查研究对象。
　　第四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分析，从发展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和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方面加以说明。
　　第五章指出现今N镇民族文化交融更多地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应注重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社会道德对推动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作用。
　　结语部分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和“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核心要义，并表示N镇回汉文化交融的良好发展得益于上述政策的具体指导。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很多地区借助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陆续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并取得经济和社会的显著发展。当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时，其也带来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变迁。因而，思考在民族旅游驱动下，如何引导目的地社会结构及功能朝着正方向变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可以丰富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在空间上将肇兴侗寨划分了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采用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区域的一手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标准化，之后构建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分析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空间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规律，从而构建旅游驱动下肇兴侗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时空演变模型。
　　最后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肇兴民族旅游驱动下社会结构调控政策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局限性进行相关论述。

摘要：近年来，以民族村寨为载体，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联动效益。民族村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动和影响的，在看到民族旅游为民族村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因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如民族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社区关系结构等也会因旅游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探求民族村寨在旅游介入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理清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制，对于实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均衡发展、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视角研究民族村寨社会的时空变迁，并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西江的旅游发展实际，设计并检验适用于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问卷量表；第二，在“时空置换”的思想下，对西江村寨群落进行时空判定，为后续研究时空变迁做基础；第三，通过ROST文本挖掘软件探寻构成西江自然村寨社会结构及功能的要素成分，进而构建理论基础，为研究框架做依据；第四，实证研究旅游介入下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演变规律，从而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思想意识日趋多元，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现状，以往对少数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研究多从制度、政策方面进行进行，而实际上从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研究少数民族乡镇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不仅必要，而且还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以大方县民族乡镇为例，通过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力求为我国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参考。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提出的背景和民族乡镇的特点进行分析，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大方县民族乡镇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总结大方县民族乡镇社会治理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通过分析大方县民族乡镇的现状，以及大方县民族乡镇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措施，总结提炼大方县民族乡镇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
　　文章第三部分论述了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途径，具体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系统；净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环境；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为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摘要：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摘要：1795年的湘西苗疆爆发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乾嘉苗民起义”。在至今的这两百多年的现代国家变迁的进程中，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变迁规律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以往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很多都是通过民俗等文化表征的发展变迁来考察，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单纯的文本研究来探索。这些研究很多都缺乏深入社区或村落中对苗族人民实际生活的访问与观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资料。另外族群认同变迁本身从时间上来看，它的研究范围是纵向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所以本身也有很浓的历史学意义。本文通过对乾嘉苗民起义大本营坪云村的田野研究并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试图从社会变迁与话语体系变迁的角度来探索近两百年来湘西苗族的族群身份认同的变迁历程。
　　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内容以及田野点概况。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二章介绍了湘西苗族早期强烈的本族群认同意识，论述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至民国时期的苗疆教育体系与新精英阶层的兴起，以及分析汉族文化的深入对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影响。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苗子”到“农民”主体身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新中国成立时期构筑起的农民阶级身份及意义。第四章探讨文革前后一段时期，国家话语的强势再介入巩固了“阶级”身份的意识，同时民间故事的重构印证了这一意识。第五章探讨了现今苗民从行为模式透露出的还不完善的公民身份意识;从反叛的“苗族血性”中再次发现苗民的复杂的身份建构;另外坪云苗人对祖先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其特殊的族源认同。第三部分为结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叙述了湘西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复杂现状与历史过程。

摘要：家屋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但瑶族传统家屋却较少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江华瑶族传统家屋建筑形式、建造、使用、继承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家屋既是江华瑶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空间，也是独立的社会再生产空间，空间结构具有群聚式、社会性的特征。在江华瑶族社会中，他们将家屋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重视次序结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建立和实践是以家屋为追溯原则。他们建造和延续家屋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其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本文以家屋为切入点，来审视江华瑶族社会文化内在特点和变迁过程，从而获得对瑶族家与社会结构的理解。江华瑶族聚居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多以同姓家族小聚居。江华瑶族的家屋空间是生态环境、生计模式、社会文化等持续互动的结果，空间的阻隔造成了家的内向发展。家屋的建造过程也是各种社会关系调整和巩固的结果，内部空间布局受宗教文化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蕴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宇宙观、位序观等诸多文化内涵。岭东地区瑶族家屋受汉族家规和礼仪制度影较少，家屋格局相对自由灵活，岭西地区瑶族家屋与汉民居无明显差异。从功能上来看江华瑶族家屋还是结群的媒介，具有社会群体和亲属群体的两面性。江华瑶族为适应移民搬迁新环境，采取“两栖”摆动生活模式的生存策略。通过大量实例表明，江华瑶族杉木生产过程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充分体现了弱小民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温柔对抗”。

摘要：《亚鲁王》是西部方言区苗族的一部活态史诗，讲述了万物起源、英雄首领亚鲁王带领族群迁徙、征战的历史，吟诵了不屈不挠的西部苗人的命运，是西部苗人珍贵的口传族谱。这一民族文化瑰宝主要流传于贵州贫瘠的麻山地区，对祖先亚鲁的崇拜与尊敬在麻山体现得最为明显，集中表现在丧葬仪式中。仪式执行者东郎通宵达旦唱诵的亚鲁史诗，赋予了麻山苗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坚定了祖先信仰。强烈的祖先信仰渗透在生活方式中，形成了麻山苗族别具特色的家、家族与村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家、家族研究的日常互动视角，探究在家族仪式与生活实践中，亚鲁王信仰之下的麻山苗族如何建构家与家族，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介绍田野点的大背景：麻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期对麻山的生存环境、历史、祖先崇拜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接着到笔者的田野点——芭茅寨，讲述芭茅寨的衣食住行、节日制度和空间安排，把读者带入笔者的田野。
　　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从家到家族、村寨，从血缘到地缘，从日常生活到典型仪式展开研究。第二章讨论文章的主题——家，分析家是如何形成的，对家形成的两个必经过程——房屋的建造程序及婚姻缔结程序作一介绍。第三章过渡到家族，家庭之间的血亲关系是构成家族关系的基本因素，分家是血亲关系分散、家族形成的直接原因，抱养、上门是家族形成的不可测因素，对分家、抱养、上门进行讲述。第四章放眼于村寨，探讨村寨视域下的家与家之间、家族之间互动的场合与仪式，互动的空间与时间，互动的具体方式。
　　第五章是文章的升华，通过最繁杂最庄重、最大程度上凝聚家、家族、村寨的人生礼仪——丧葬仪式，考察麻山苗族的灵魂观。分析生命终结后，灵魂如何回到祖先亚鲁之处，灵魂如何在看不见的家（阴间）生活，怎样对待不同性质的灵魂等。

摘要：作为瑶族的一个分支，白裤瑶大多长期深居高山密林，与外界的联系较少，生产、生活水平较同时期其他民族要落后很多。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旅游开发项目的启动，原本封闭落后的白裤瑶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愈加频繁，使得拉片村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
　　通过对拉片村进行实地调查，综合分析所获的深入访谈资料，以了解白裤瑶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状况，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拉片村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取代了传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畜牧业的经济和生活功能已逐渐由家庭养殖业所代替；发展旅游业后，拉片村的商业从无到有，旅游商业、服务业已初具规模，传统的手工业品除了自用以外，更多的用于外销，与商业密切结合；婚姻家庭方面，白裤瑶的婚恋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择偶范围不断扩大，婚恋自主性增强，初婚年龄不断后延，家庭逐渐取代了油锅组织，家庭规模出现小型化趋势，核心家庭成为拉片村的主导家庭结构；白裤瑶人民的饮食结构日益丰富化、多样化；白裤瑶民族服装的穿着率逐渐降低；房屋建筑以砖石瓦房为主，改变了过去木质房屋的落后村貌；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娱乐手段多样化。分析发现，促使白裤瑶生活方式变迁的动力因素主要是制度变革与政府推动、外界文化的冲击、外出务工的推动、民族主体性选择等。白裤瑶生活方式在短时间的剧烈变迁也导致了许多困境，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农地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扩大化、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过度消费带来新的贫困化。为了保证白裤瑶人口、生态、经济和文化间的可持续发展，要着力做好控制人口的增长、协调人地冲突，先富带动后富、缩小贫富差距，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摘要：拟制亲属关系作为亲属关系的补充，一直以来都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点关注。本文以石河子市六宫村为田野，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中的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并结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六宫村回族女性认“卧曲利”中的拟制亲子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回族认“卧曲利”就是在回族女性结婚前寻找到合适的人选在尼卡哈仪式上为新娘“应声”。通过认“卧曲利”，新娘与卧曲利之间形成了拟制的亲子关系。在六宫村中，大部分已婚的回族女性都认有“卧曲利”，且相互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卧曲利”人选的确立、认“卧曲利”以及尼卡哈仪式中二者关系的正式确定，新娘与卧曲利获得了“子女”与“父母”的社会角色及其赋予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而对这一拟制亲子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特点主要有三个：具有宗教色彩、借助亲属关系和接受舆论监督。通过分析这一拟制亲子关系，可以发现它为六宫村已婚的回族女性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这些社会支持不仅增加了女性在夫家的权力，提高了她们的地位，也为女性能动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一关系还有利于规范家庭秩序、加强社会联系。随着时代的变化，六宫村认“卧曲利”产生的拟制亲子关系也经历了关系的延续、转变和开始消逝这三个阶段。而通婚圈扩大、经济水平提升、城镇化进程加快、女性地位提高和宗教影响力减弱是这一变迁的原因。笔者认为，六宫村这一特殊的拟制亲子关系为已婚的回族女性在进入新的社会环境中提供了庇护，它所提供的家庭秩序和道德规范也促进了回族家族的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虽然这一拟制亲子关系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其发挥的功能也越来越小，但这一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摘要：近年来，学科之间交叉发展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方向。逻辑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各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彝族作为研究对象已有百年历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彝族纠纷解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和法学领域，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彝族进行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
　　通过对彝族社会文化及纠纷现象的深入了解，笔者发现彝族社会并不完全遵从法律诉讼的判决结果，其所接受的结果与法律诉讼的判决结果也是截然不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猜想彝族社会存在一种不同于法律诉讼的论证模式。为了证明笔者的猜想，即得到彝族人独特的论证模式，笔者先后使用了广义论证的逻辑方法、比较逻辑学的方法、历史学与民族志的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彝族研究资料及案例，通过系统的分析比较，最终形成本文。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鉴于彝族社会独特的文化背景，笔者希望找到一种既能揭示论证模式（或逻辑形式），又能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路径，广义论证的逻辑理论恰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总的说来，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基于彝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分析，笔者旨在表明本文的研究起点在于明确彝族纠纷的形成及解决与彝族人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密切的联系，进而主张将彝族人的论证模式置于有关纠纷解决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
　　第二，根据彝族人在处理同家支与不同家支间纠纷的不同，本文将分别得出两种不同的有效论证，分析比较两种有效的相同与不同点，并依此讨论彝族论证模式的参与主体、规范保障及判决依据等多个方面。
　　第三，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将得以揭示彝族纠纷解决的论证模式，并指出其中的生效论证及特点，进而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概而言之，作为广义论证框架下的彝族论证模式研究，本文将以一种“据彝释彝”的研究范式呈现彝族说理活动，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继承与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摘要：近年来,凉山彝族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可谓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家支组织模式：家支协会。家支协会应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在沿袭和传承“家支”合理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以传统家支“德古”为中心转变为以家支协会“会长”为轴心，以“尔普”为维系情感的经济纽带转变为以“会费”为强化互助的责任义务等方面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凉山彝族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与调适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中的一个焦点，无疑就是家支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家支是彝族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集团组织，一直以来对凉山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城镇化过程中家支协会产生的原因、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与传统家支进行对比研究。
　　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凉山彝族家支，主要就民主改革前的彝族家支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家支恢复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回顾。第二部分为家支协会的出现及发展现状，主要就家支协会的出现、发展现状及其规章制度做一简要简绍。第三部分为家支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影响，主要从可以更好地与传统家支区别的家谱编纂、会费管理及会议及聚会三种家支活动方式进行了描述，进而分析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第四部分对家支协会和家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对比分析和阐释。最后，得出结论。笔者认为，家支协会是城镇家支对家支的延续和再造。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家支协会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凉山彝族家支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向。
　　本文通过对凉山彝族传统家支与当代家支协会之间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活跃在当下凉山城镇中的家支协会的发展现状、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以及其社会职能进行了研究。纵观家支协会的产生及其运作模式等方面，笔者认为，它是城镇家支在与主流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不断调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继承了传统家支的组织文化结构，而且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延续和再造。因此，对家支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应该从农村家支转向城镇家支或者说是家支协会为主，传统家支为辅的角度进行，才是符合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凉山彝族家支实际的正确研究方向。

摘要：锡伯族原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偏远的大兴安岭地区，以渔猎为生，由于他们善于打仗，清政府得知后便将他们迁至盛京等地委以重任。锡伯人迁至盛京后自己筹集银两修建了一座家庙，用以供奉神明，锡伯人有个大事小事都来此地祭拜，香火十分鼎盛，这里可谓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但至解放前夕家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消失殆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政府、锡伯族人以及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使得家庙得以修复。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家庙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一方面，修复后家庙的面积仅占原貌的二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应的领导组织，难以在家庙内形成有规模的活动来增进族人之间的感情，缺少宣传力度，在家庙中除了西迁节这天能将散居的锡伯族人聚集到家庙中，再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其他时间来家庙的锡伯族人都是个人的，人数不多，但在清朝时期家庙的香火是很旺盛的，锡伯先辈们的西迁壮举，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学习榜样，2006年锡伯家庙被评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锡伯家庙被授予国家级的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可见家庙的文化内涵是得到国家及社会认可的。
　　现在人们都能够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缺少的恰恰是精神上的慰藉，就如同刚入盛京的锡伯人一样，需要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现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锡伯人都会在家庙中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这已经形成规模。在锡伯族人眼中，祭祖仪式是神圣的，体现的是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在国家看来重要的是其内容符合国家的标准，不仅表现在宗教仪式上，还体现在家庙内的各种展厅的设置上，这些都充分表露出国家标准化的痕迹。笔者试图从建国后的家庙入手进行研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探讨家庙的变迁，并探讨在家庙的演变过程中各方力量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主要包括四章，第一章是对论文大体思路进行梳理以及文献的整理；第二章描述家庙建立之初的建筑格局及其内部的宗教信仰以及现在的建筑格局和经营管理方式；第三章阐述家庙刚建起至今的演变过程，即从喇嘛庙到家庙再到展览馆的转变以及家庙内的宗教活动的变化；第四章试图对家庙的变化进行理论分析，从国家层面和锡伯族人这两方面入手分析他们对家庙的转变都有哪些影响。

摘要：生育是人类实现生命延续的唯一手段，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人类的生育活动自古有之，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这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文化体系构成了生育文化体系。
　　本文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为实地调查研究点，通过文献收集、田野调查、个体访谈等方法记录黔南州毛南族传统生育文化的内容，分析当地村民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生育制度上的认知，利用SPSS软件了解并分析了毛南族生育文化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不同，结合贵州省毛南族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归纳出贵州省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并给出其向新型生育文化转变的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贵州省毛南族的人口结构及发展现状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统计年鉴、出版书籍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了解贵州毛南族的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
　　（2）卡蒲毛南族乡生育文化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问卷、深度访谈、数据分析了解卡蒲乡生育文化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生育制度、生育风气四个层次上的现状。通过分析得出卡蒲乡毛南族处于传统生育文化向新型生育文化过渡的阶段，以40岁为年龄段区分节点划分老年组和年轻组，发现传统生育观念对老年组的影响非常大，而年轻组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上都趋向于向新型生育文化转变。
　　（3）贵州省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及建议。结合贵州省毛南族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得出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并给出合理建议。

摘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区域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产生的特殊群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与推进，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少数民族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纷纷流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日益扩大。这也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开始冲破地域上的界限，城乡之间、各民族之间、城市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多元化并日益频繁。因此，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必须将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严格实施国家各项政策，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各项合法权益，使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得到公平对待，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对山西省太原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的省会，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依靠特有的资源优势，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因此，吸引了大批来自省内其他地区、周边省市的流动人口。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增大，少数民族人口也越来越多的流入太原市内。由于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人口规模日益壮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不断显现，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回族是太原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因此将回族作为本次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本选题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太原市内的回族主要聚居区域人口的不同方面的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以“多元一体”理论、“文化适应”理论和“推拉理论”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状况背后所存在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为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本文寻求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顺利适应城市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对策，即从制度改革、民族政策的制定、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为国家民族工作提出建议，进而为实现少数民族适应城市生活理清思路与方向。

摘要：民族村寨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漫长的过程。在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下，在内、外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民族村寨在社会治理结构、经济结构和观念体系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本文的研究以城镇化为背景，以民族村寨在县城扩建过程中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城镇社区的过渡为线索，在挖掘民族村寨社会转型诱导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民族村寨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村寨文化变迁等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来探讨民族村寨社会转型的实现方式以及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为民族村寨成功实现转型提出合理性的对策和建议。笔者所调研的大稿午村是典型的在外力推动作用下实现社会转型的案例。社会转型过程中村寨的社会管理在国家权力渗透下实现了国家权力与村寨传统权威的整合，形成了独特的“三级网格”精细化管理结构；农田被征用使村寨的生计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第三产业在民族村寨兴起；外来文化与村民传统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使村民观念体系发生了变化。
　　社会转型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对民族村寨社会突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表达方式不合理；发展后劲不足、民生问题突出；民族文化重视不够等问题的分析，提出适合民族村寨特殊情况的发展策略，即建立适合民族村寨特殊情况的体制机制，实现村民与政府的和谐互动；充分利用民族村寨的特色资源，主动参与发展村寨经济；村寨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积极学习新技能、新思想，为民族村寨建设出谋划策。

摘要：21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在推动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在这现代化转型中发生了许多的改变。藏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缓慢且前景单一，旅游业逐渐成为藏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本文希望以嘉绒藏区索村为案例，来阐述和分析藏区村寨的权力结构在旅游开发推动的现代化转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借鉴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对该村的权力结构现状及变化进行分析。
　　基于对索村历史文献和现实资料的积累，本论文在第二章首先对索村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重点在于该村的亲属制度与宗教文化，这是该村乡村权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即村寨之中权力的关系网络核心。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在第三章对旅游开发前索村的权力结构进行描述与分析。旅游开发之前索村的权力结构以宗教组织和村委会为主体，二者在职能上分工明确，形成了村委会主外，宗教组织主内，互不干涉但相互合作。除此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该村出现的老人协会则成为短暂出现的，补充宗教个人权威的权力主体，这三个权力主体分别依靠宗教、亲属以及个人权威获取自身的权力。而旅游开发的出现为索村带来了全新的权力主体，打破了之前三个权力主体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本文第四章首先对索村旅游开发状况进行描述，并以时间为顺序，介绍了索村之中因旅游开发而出现的两个全新权力主体：旅游协会与管理局，最后通过新旧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分析权力结构的变化过程。
　　通过以上的阐述与探讨，本论文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旅游的发展在给村寨带来种种变化之时，亦会改变原有村寨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网络，但这一改变并不是破坏性的，更多的是一种非结构性的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之中，传统的文化网络并未因此被完全破坏，村寨原有权力的文化网络拥有其自有的内生的力量，能通过转变自身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新的外部权力主体在进入村寨的权力结构之中时，也必须依托自身原本的权威优势，将自己扎根于当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才能保障其权威的稳定及政策的实施。
　　本文对锁村村寨权力结构及其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的变化进行的分析与阐述的目的，是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乡村，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的转型之研究给予一定的关注。在对锁村的考察中，本论文认为，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之中，乡村自身的能动性不可被忽视。乡村自身的文化特质，是乡村现代化转型之中的重点，唯有尊重乡村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特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才有可能避免陷入“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于传统，为现代化的新生而又抛弃传统”的困境。

摘要：公元1428年，黎太祖黎利建立后黎朝。后黎朝前期是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有了较大发展。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追溯民族起源，确立雄王始祖形象；追述民族历史，编纂国史；发展民族文化，倡导用字喃作文以及对本民族的认同。后黎朝前期的民族客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与周围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表现为后黎朝前期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下，积极改变在与明王朝邦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以及谋求在与其他地区交往时的优越地位。
　　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外部环境是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发展的空间基础；后黎朝重建独立自主的王朝，国力日趋强盛，这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后黎朝立国之初，儒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盛，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义、忠君爱国思想，切合了越南民族情感，适应了越南社会，并被不断加入本土因素。后黎朝前期“华夷观”的发展，使得后黎朝前期民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攀升。儒学和“华夷观”的发展，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身处宗藩关系中的后黎朝对越式“亚宗藩关系”由尝试上升到实践，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契机；身处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和广泛出入仕途的士大夫阶层通过对民族意识进行整合和引导，规整补充了民族意识的内容，为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基础。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较前代在层次、内涵、影响方面都有显著发展，在越南民族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丰富了越南民族意识的内涵，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凝聚了民族力量，使得后黎朝前期发展成为越南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并深刻影响到越南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