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到十八大明确‘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十九大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各项文化发展理念，文化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新，‘文化建设是灵魂’已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离不开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问题。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需求共同驱使下，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优良民族文化成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本文针对通辽地区蒙古族传统文化流失问题，在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利用问卷数据分析与无结构访谈的方法，对通辽地区城市、旗县与乡镇蒙古族的文化现状进行数据收集、整理，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通辽市科尔沁区市民、库伦旗居民以及茫汗苏木农牧民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结论：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辽地区城市蒙古族文化流失现象明显，传承蒙古族传统优秀文化，防止中国文化软实力流失。
　　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由四章内容组成。
　　第一章对通辽市基本情况进行系统介绍，从自然地理环境、建置沿革以及人口、民族、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将调查数据以及调研情况进行分类归纳。
　　第二章将对通辽市传统文化传承与应用现状所调查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语言文字与艺术、衣食住行文化、宗教信仰、本民族历史文化以及节日与日常习俗等方面，将不同数据以城市、旗县与乡镇为维度进行分析，揭示通辽地区蒙古族对传统文化在意识以及行为层面上的现状，得出通辽地区蒙古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疏离感与陌生感的现状。
　　第三章总结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辽地区蒙古族的文化应用现状中存在的明显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得出语言文字明显流失、历史文化教育缺失，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弱化的三个问题，并分析出以下四点原因：即现代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冲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蒙汉杂居散居导致的文化融合以及族际通婚导致民族成员民族文化保护意识严重缺乏。
　　第四章对通辽地区蒙古族文化流失问题提出实际可实行的解决对策以及建议。一是提高民族教育，主要强调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管齐下，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教育以及精神文化教育三方面进行分析。二是提高民族成员民族自豪感，恢复审美。三是保护非遗文化，促进民间组织、民族文化产业化，解决少数民族成员实际问题。
　　本文通过对通辽地区蒙古族传统文化流失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意图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并顺利传承得以发扬的现实问题产生一定影响力，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受到充分重视，对保护中国软实力与世界文化多样性能够有所帮助。

摘要：内蒙古天主教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紧密相连的同时，也会呈现出独特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必然受与本土文化长期不断的相融碰撞影响。因此，天主教传入内蒙古之后，对本土文化内容的取舍及渗透到民俗生活中而构成的独特群体文化是重之重。
　　本文基于民族学研究视角，选取内蒙古四子王旗古营子堂区为个案，试图通过对古营子堂区教友的调查，分析内蒙古乡村天主教群体宗教认同的获得与强化。全文共由五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由问题提出的缘由、意义、文献史料、研究思路与方法、相关概念界定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章，通过梳理古营子堂区天主教发展历程和现状，对该堂区发展历史沿革及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第二章，通过对古营子堂区教友群体的调查，分析该堂区信仰获得的途径和辨别身份的界定因素。乡村天主教认同的获得，尤其是老教友村信仰的获得，多来自于她们所在的家庭、婚姻及熟人。而界定其身份的因素，往往表现在她们特殊的语言符号、物质符号、独特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上的不同。
　　第三章，通过对该堂区教友宗教信仰生活及民俗生活的调查，探讨内化宗教信仰，加深宗教情感和加强宗教认同的因素。随着现代化通讯设备的普及，乡村社会天主教徒，不仅通过传统的参与仪式、朝圣等方式来实践信仰，而且还通过利用智能手机等现代化通讯设备加强实践。
　　结语部分。总结上述内容之外，分析天主教信仰对民俗生活的影响及对策。正确认识负面影响，发挥积极影响，服务于村民生活。

摘要：族学在国家治理宏观大局中，是承担教育与教化的基础单位。明朝廷为推广儒家教化，在府县官学之外，更于乡里立社学，然教育与教化之普及更需凭借民间的自发力量。明清宗族组织中的族学不仅是知识教育的场所，也是宣扬教化的场所，社会儒教化之起始正是宗族内部的自我教化。
　　在宗族建构微观层面上，族学是宗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宗族设学兴教首要目的在于追求科举功名，藉此提升社会地位，建构本族地望，从而在与周边势力争端中赢得主动。明清汀漳地区的族学通常为族中士绅、商贾身份者创办，商贾大都有追求科举功名的经历，具备文化修养及好学精神。为振作宗族文风，更连带着兴起一些文化活动，大抵为助学与劝学之分。助学则包括创设儒资为族学运营之物质基础，为子弟助学、奖学之基金，进而在省、府城以合族祠形式修建试寓，以便赶考族人之起居。劝学则组织文课会模拟科举考试，并嘉奖成绩优秀者。在信仰层面、风水层面也都体现宗族兴起文教之美愿。诸如此类活动无不寓以敬宗收族之意，强化宗族认同感与向心力，此为族学宗族性之体现。
　　施政以敷教为先是儒家治道之显著特征，教育与教化是治国理政之首要策略。明中叶以来汀漳地区的动乱通过军事手段得以镇压，为强化边远地区之管控而增置新县，同时建立学校，教化黎庶，是为长治久安之策。经历晚清社会新一轮社会动荡，深受儒教涵养的族绅乡贤成为维系地方秩序的中流砥柱，而以恢复、发展文教事业为当急之务。他们在本宗族中创设族学，重倡文风，宣扬儒家教化，以此维系地方秩序。

摘要：本文将回族置于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关注其在异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传承的现状和问题，以山西省大同市马家会村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马家会村回族的教育文化、宗教生活和婚俗、葬俗方面分析，从个体、社会和国家层面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笔者认为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缩短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族际沟通和交往日益频繁；加之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涌现出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着各族群的传统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导致回族文化传承面临种种问题，因此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在异文化环境中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值得思考。
　　本文的研究调查点——马家会村是一个典型的处于异文化环境中的回族村，第一章介绍了马家会村的地理位置和村落概况、建制沿革、回族族源。本文以马家会村回族的教育文化、宗教生活和婚俗、葬俗为立足点，分析在异文化环境中马家会村回族在文化传承中出现的若干问题。马家会村回族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社区教育功能淡化、经堂教育日趋消减、学校教育的两难境地。在宗教生活中笔者以念、礼拜、封斋、天课、朝觐五项功修为基础，研究马家会村回族宗教生活的基本情况，揭示马家会村回族宗教信仰传承出现的问题，如宗教信仰逐渐淡化、宗教趋于世俗化以及制约力减弱等问题。笔者通过描述马家会村回族婚俗和葬俗的过程，揭示其文化要素的变迁和传承过程。
　　在本文最后笔者讨论了马家会村回族文化传承的困境和出路。笔者对马家会村回族文化传承的特点进行分析，马家会村在异文化环境中文化传承特点集中表现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文化内容传承和变迁不平衡，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对其文化传承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笔者为马家会村回族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提出对策，如开展清真寺假期班、开展多种形式的回族文化活动、父母为子女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等。本文希望通过马家会村这一个案为处在异文化中的回族文化传承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对策。

摘要：达斡尔族是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拥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随着经济与时代的发展，闭关自守越来越变得不可能实现，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资源任何民族与个人都必须打开门走出去。但在走出去的时候，为了适应新环境，许多传统的文化、习俗等被发现已经不适合新时代与环境，渐渐的被遗忘、丢失掉了，同时融入了新的文化与习惯，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认同，海拉尔区达斡尔族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要调查海拉尔区达斡尔族群体的文化特征来推测内蒙古达斡尔族群体文化变迁的趋势。本项研究运用族群理论、文化传承来解释海拉尔区达斡尔族的文化特征。在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有利于对各处于城市中的少数民族集体，至少是达斡尔族城市中的少数民族集体的理解和进一步的研究，并发现新的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理论与方法。并且可能有利于城市达斡尔族与他文化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论文作者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进行的2个月的实地调查，访谈了52位海拉尔达斡尔族成员，问卷调查了51位海拉尔区达斡尔族成员。
　　本论文的内容是从传统达斡尔族文化开始，将其作为标杆，而后介绍目前海拉尔区达斡尔族文化现状，使用族群理论、亚文化群体理论、文化传承理论，配合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收集的访谈资料和问卷资料，总结并分析了海拉尔区达斡尔族的传统文化保留情况、变化情况和海拉尔区达斡尔族对本民族的认识以及其文化留存或遗失或改变的原因。
　　本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如同巴斯的边界理论揭示的那样，海拉尔区达斡尔族只是一个“族内”的亚文化群体。虽然他们接受了这个群体文化的变迁，接受“他文化”，乃至于形成“个人乃至一部分人的认同多样性，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他们对于母体的认同，他们的族群认同仍然保持。海拉尔区达斡尔族仍然在保有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进行着努力。

摘要：生态问题和贫困问题是制约宁夏西海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加快地区经济发展顺利走出贫困，地方政府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生态移民工程。泾源县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资源匮乏。为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自治区政府在“十一五”期间积极组织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的基础上，将泾源县设为“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区域。对其山区农村人口进行有序转移，将劳务创收、特色种养业和特色旅游业作为移民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增进回汉搬迁群众在新移民环境中的交流互助，实践出一条以工促农、以川济山、山川互建地具有宁夏特色的发展之路。
　　在此背景下，泾源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回族个体所处的社会基本细胞—家庭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之一。任何家庭都受国家制度规范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结构和功能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反之，家庭结构和功能作用的发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因此，本论文以泾源县县内回族移民作为切入点，探讨其移民后，随着经济基础方式的转变，在民族文化特征逐渐减弱的现代生产生活环境中，以传统家庭父子轴的关系位置变化为线索，回族家庭经历了何种变迁。通过对其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家庭结构中的夫妻轴开始与父子轴共同居于家庭核心地位，加速了移民区回族家庭向现代化变迁的步伐，同时，回族家庭在生态移民的发展中践行出一条民族特色嵌入式的现代化变迁之路。其中，国家力量是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它通过体制改革、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等手段，引导着变迁的方向。国家对于回族村落管理模式的变化，决定了回族家庭变迁的不同模式。回族传统文化的适应性走向是家庭变迁发展的源生性动力。回族社会内部个体的继续社会化则形成了传统家庭的内在张力，是加速变迁的主要内源动力。三者合力，相互作用，共同呈现出生态移民工程前后回族家庭变迁的轨迹。
　　回族家庭的变迁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影响:家庭功能社会化、养老模式外化和因婚返贫化。基于此，笔者分别从制度伦理与美德伦理的构建、移民区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方面提出相应建议，共同促进回族乡土社会的都市现代化转型与发展。
　　最后，笔者认为，回族家庭作为回族乡土社会的镜面性组织，将“家庭”置于“个体—家庭—国家”的结构体系中，在夫妻轴逐渐与父子轴共居家庭核心地位的过程中，既可以把握回族家庭的内涵，又可以强调回族家庭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功能性作用。应该说是回族家庭方面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

摘要：本文以日常生活为视角，研究新疆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汉族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对混合居住的三个民族之间的日常生活互动进行详细描述，并对H村长期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进行总结概括。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汉族三者民族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与挑战提出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思路，为多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S乡H村为田野调查点，分别于2016年的夏季与冬季，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实地调研。实地调研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放问卷、入户访谈、补充调查等方式进行。
　　第一章对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S乡H村蒙哈汉三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现状进行描述，主要描述了蒙哈汉三个民族的人口分布与居住格局、经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风俗习惯与节日互动、语言宗教与通婚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章运用互动理论在日常生活视角下分析蒙哈汉之间的民族关系。阐述了三个民族之间互动关系所呈现出的外在表象和内在现象，以及在外在表象和内在表象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
　　第三章探讨蒙哈汉之间的民族关系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认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民族关系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具有覆盖性和全面性。一方面，民族关系的状况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中猝发的日常群体行为对民族关系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很重要互推作用。
　　第四章提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角度提出相应的思路。认为从宏观来看，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适和完善民族政策、高度重视多民族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坚持城乡互动发展原则推动农村综合性改革。从中观来看，应该推动均衡性经济发展，缩短民族间经济差距；拓宽群体视野，提高多民族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凝聚情感，完善民族日常互动平台。从微观来看，应该弱化民族意识，增强民族个体和群体间自我发展意识；增强生活互知，减少因生活差异而引发的民族问题；保护民族文化，延续日常生活中多民族文化的传承。

摘要：民族习惯法作为我国民族地区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矛盾冲突的民间规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根基和生存土壤。从法社会学、人类学立场来看，民族习惯法产生于民族禁忌以及人类的模仿，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习惯法发展到今天，更加丰富完善，即使在法制大一统的趋势下习惯法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着活力，如在刑事领域、婚姻家庭领域等。民族习惯法对我国刑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方面，始终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活动。
　　在刑法解释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分。形式的刑法解释论所主张的是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合目的的解释。虽然形式的解释论在解释法律时力求体现立法原意，否定了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横，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文本时不带有自身对法律的理解或者说偏见，而完全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去阐释法律文本的含义。即使解释者的解释达到了上述要求，但这种立法原意在适用时可能会因社会发展而导致不公平。在形式解释论下，民族习惯法是独立于立法原意的规则，因而在刑法解释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即偏执地强调法律的安定性和安全价值，从而忽视了法律的实质正义和保护机能。
　　实质解释论认为刑法解释的意义不在于探明立法者当时的意思表示，而在于对法律文本进行时代性的解读，在当今的情况和现在的语境下阐述法律文本的意义。实质解释论在适用中并不与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反而促进了这一原则的发展，它有助于树立刑法的权威以及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所以实质解释论在我国的存在是合理的。虽然形式的刑法解释论有助于实现刑法的安定性，但无法维持我国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平衡；但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却有助于我国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民族习惯法进入刑事司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摘要：目前，多数城市社区正经历着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H社区作为多民族社区，良好的民族关系是社区稳定、社区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旨在通过H社区治理现状探索社区治理的成效与困境，进一步提出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文章分为五部分，具体为:
　　第一部分，绪论。概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社区、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界定核心概念并提出相关理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基础，结合问卷法、访谈法及参与观察对塔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研究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概述塔城市社区治理的总体情况。以塔城市概况为起点，介绍近年来塔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情况，最后引出塔城市社区治理的示范性社区，即本文的研究对象——以民族团结为主要特色的塔城市H社区。
　　第三部分，着重研究H社区治理现状，研究发现H社区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六类，这成为多中心治理的基础；社区治理的途径以行政手段、法律制度手段、教育手段、服务手段为主。文末添加了具有居民自组织特点的升国旗案例，通过案例进一步体现H社区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通过邻里间的互动交往提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第四部分，通过探索H社区治理现状，发现社区治理取得一系列成效与特色。然而，地处边疆地区的多民族社区治理仍存在许多问题，进而提出了H社区治理困境及其成因。
　　第五部分，结合三项理论，提出优化塔城市H社区治理的思考与建议。期待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及其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借鉴，进一步形成具有边疆多民族社区治理特色的治理模式。

摘要：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最有效、最直接的载体，也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石。占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新疆，幅员辽阔，区情复杂，民族与宗教众多、文化与利益多元，民族分裂与宗教极端思想长期渗透蔓延，且新疆一盘棋，南疆是“棋眼”，因此，南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事关全疆乃至全国的稳定大局。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为指导，对南疆阿克苏阿瓦提县、喀什麦盖提县和巴楚县、和田墨玉县部分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从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内部与外部两大视角出发，着重立足于南疆农村宗教、文化、经济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权威格局、社会秩序状况等，将该地区政权建设置于这些外部客观环境中，探讨政权主体如何完善自身，以及协同多元主体的力量，共同加强政权建设，实现对南疆农村各方面事务的有效治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
　　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导论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已有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界定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内涵、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的主要思想、论述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对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第二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生产形式、政治制度、财税体制、社会网络等基础的变迁及其对基层政权的影响。第三章从内部和外部视角分析了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现状与困境，尤其是“三非”的顽固存在、家族黑恶势力的滋生以及农村精英的流失对政权建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基于南疆农村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内部不足与外部危机，探讨了加强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路径，最终认为南疆农村基层政权主体应强化乡镇党组织建设、发挥乡镇人大监督作用、提升乡镇政府服务意识与能力，同时，凝聚传统权威、“村两委”以及驻村干部等多元力量，坚持法治，获取民众认同，巩固政权建设。

摘要：我国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社会治理需要多种规范共同作用，习惯法作为本土资源，有着独立于国家法的价值，与国家法共同调整公民的社会生活。通过大量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和多年的法律宣传，人们的法律意识有了长足进步，但法律不能穷尽所有可能，国家法延伸不到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会因为文化和资源的不平衡不能起到立法时期待的效果，而习惯法以具有独立于国家法价值调整着社会的运行。同时，习惯法与国家法在法律来源、适用范围、应用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可避免会引起冲突，这些冲突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对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冲突和互动的过程作出探讨，期待找到良好解决办法，促进习惯法和国家法的有益发展，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我国在坚持国家制定法的权威地位的基础上，应当允许习惯法发挥应有之功效，国家的法律制度应当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沟通交流提供必要的空间。
　　本文分四章对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作出阐释。第一章是习惯法的理论阐述，对习惯法的定义、特征、作用和分类进行了论述，阐释了习惯法具有独立于国家法的存在价值；第二章论述了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原因和表现形式，解释了二者冲突的身份伦理心理因素和深刻的二元制社会背景和现状；第三章论述了习惯法与国家法互动的原因与过程，这两种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共同作用的价值和秩序追求，在立法、执法、司法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碰撞与交流，本章还从实证法的角度重点剖析了司法过程对习惯法的运用和说理；第四章论述了习惯法和国家法互动的结局，总结了英国等国习惯法发展历史及对我国的经验，提出我国习惯法和国家法互动的结局，在尊重国家法的权威基础上，应当保持国家法必要的适用范围，允许习惯法在民事领域的适用，国家法与习惯法相互接纳、融合。

摘要：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命名制度和交换体系同属于聚落文化的结晶，也是聚落文化的显性表现。命名制度就其本身而言，仅是聚落文化的符号表征系统。但将其放置于聚落之中，是由在聚落中生存的群体对其命名，并掌握命名规则，其中蕴含该族群的思维逻辑。而交换体系作为族群的人际互动纽带，是族群结群逻辑的体现。
　　本文基于对清水江流域柳富苗寨的长期田野调查，通过分析苗寨的命名制度和交换体系，阐释苗寨聚落和族群文化。首先通过对命名制度的总结，阐释其与聚落文化的关系。聚落的迁徙历史如何被铭记与聚落记忆之中，地名记忆是重要的记忆方式之一。在记忆的过程中，产生了用支系名称命名的地名、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以历史人名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丰富的聚落文化。人名命名中房族姓氏的延续和传承，既是房族血缘的传承，也是区分房族、区别义务的标志。据此发现，更进一步的人名命名研究，甚至可以标的族群界限。柳富王姓群体、姜姓群体的汉变苗案例，甚至整个清水江流域苗族聚落中汉变苗、侗变苗、其他民族变苗族，都可以通过追溯祖先的名称、后代的名称进行分析研究。
　　命名制度体现了聚落内家族的结群逻辑和生存智慧，交换体系则显示族群向外发展的界限和繁衍后代的需求。交换体系中除市场交换、帮工体系和献祭交换，其他的交换形式和交换原则都与婚姻有关。苗寨交换以寨内和寨际的物与人流动为主。无论寨内还是寨际物与人的流动，其流动的场合都脱不开新生儿、丧葬、婚姻、建房等仪式，也脱不开仪式中的人。既使是祭祀性的仪式场合，也脱不开参与献祭的人，这种脱不开人的交换表现最为直接的就是婚姻中人的交换。所以，由人主导的交换体系，最终体现的是人群的关系体系，即结群逻辑。以命名制度和交换体系为研究切入点分析聚落与族群的文化内核，为人类学聚落与族群研究增添新视角。

摘要：环境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其理论来源多样，用更加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等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因素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对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给哈萨克牧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的这些措施使牧民的生计方式走向“多样化”和“去游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北方牧区的草原生态环境问题和牧民的生计方式变迁问题成为学界所关注的话题。
　　本项研究以红星一牧场为调查点，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对红星一牧场近六十年来哈萨克牧民的生计方式变迁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变迁的互动过程进行了探究，并探讨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和牧民贫困原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如何解决红星一牧场当地的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和牧民贫困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包括研究的缘起、相关研究述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对红星一牧场的历史变迁情况和生态环境变迁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第二章从牧场的牧工、草场、牲畜及牧场一年的主要牧业活动这四个方面对红星一牧场从1959年成立到1984年牧业改革期间的牧业生产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第三章对红星一牧场哈萨克牧民生计方式调适中的国家权力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牧业改革、牧民定居政策和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当地哈萨克牧民生计方式调适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了市场机制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牧民适应市场机制的策略；并探讨了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当地牧民环境观念和生计观念的转变。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也就是在民族生计方式调适过程中环境人类学理论方面的思考。
　　基于田野调查，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影响一个民族生计方式的因素是复杂且多样的，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相较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
　　2.我国北方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常常伴随着牧民贫困这一社会现象；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到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等方面。解决我国牧区当前存在的问题在尊重地方游牧文化，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外需采取包括政策、经济和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措施。
　　3.红星一牧场哈萨克牧民生计方式的整个调适过程是当地牧民与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当地牧民在外在社会、自然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对自身生计方式的一种主动调整也是牧民在外在自然、社会环境变化下被迫作出的调整，在不同时期牧民在生计方式调适过程中发挥的主动性有所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地方游牧社会间的互动。

摘要：在1958年以前，部落是裕固族重要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和平时期的游牧区域安排、邻里纠纷调解、税赋安排与收取，还是冲突、战争期间的兵源组织、后勤补给、战斗指挥均依赖部落组织来完成。同时，由于游牧生产的延续，裕固族部落中保留了历史上一些北方民族中古老而显赫的氏族，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和族群互动的关键线索。1958年以后的公社、大队、乡、村等国家结构的嵌入基本上是以原来的部落为基础，使得裕固族部落从集政治、军事、社会为一体的实在的组织演变成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种心理认同的单元。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频繁，裕固族部落的记忆逐渐模糊，血缘认同逐渐向地域认同转变，而伴随这一转变一同消失的还有裕固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内部文化多样性。与此同时，又表现出依托部落强烈的文化恢复与重构的热情与努力。
　　鄂金尼部落是裕固族部落中长期被当做“藏化”严重的部落，“藏化”与部落形成的历史紧密相关，清初西北民族格局的改变、清政府《青海善后十三条》及相关政策实施引起大头目部落活动中心北移与康隆寺的修建、本民族人口减少与周边强邻崛起是鄂金尼部落分立的主要诱因，中央王朝的政策变动致使鄂金尼部落成为裕固族各部落中的“文化边区”。鄂金尼分立、迁移到如今的共同体认同表明裕固族传统的部落的内生逻辑是自下而上的游牧生产，其上层结构变动之后，基础结构仍然可以维持其基本结构。鄂金尼部落在衣食住行方面为“文化边区”所形塑的特点一方面依存于其生计方式，自然环境影响突出。另一方面又打上了族群互动、政治运动、现代技术、符号化的民族文化建构等的烙印，是外源性文化变迁。物的鄂金尼变迁最为频繁，作为边界也是变动最为迅速的，但由于物的可塑性又成为表达“传统”的符号而被不断重构。鄂金尼部落的语言中，保留了较多蒙古语族语言古老的语音和词汇，同时，藏语在鄂金尼部落的兼用也一度达到了近乎替代裕固语的程度。鄂金尼部落的文化边区地位既是语音保留古老特征的原因，也是其语言借用、替代的原因。边区的鄂金尼人试图以语言为边界时，与裕固族其他地区出现了差异，而藏语的兼用又使鄂金尼与藏族的认同模糊。作为受藏文化影响最深的部落，裕固族最早的寺院建在鄂金尼，民众家中普遍设有佛龛或者佛堂，逢节煨桑诵经，许多老人坚持每日诵经，体现出较其他部落更为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在鄂金尼的鄂博祭祀中，出现了在藏区普遍存在的有阶序的山神概念，表现出典型文化传播特点。鄂金尼部落的婚姻形式在1958年前后有重大转折，之前曾以传统游牧社会约定俗成的多元的较为松散的婚姻形式为主，现代国家话语和法律秩序强制下转变为一夫一妻形式。家庭居住模式也经历了由数代同堂的扩大家庭向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的转变。节庆与人生礼仪为视点，发现鄂金尼部落传统节日中恢复与变迁并存、外来节日呈边缘化传播的特点。鄂金尼部落的剃头礼、传统婚礼、传统葬礼在经历了1958年的变局之后，表现出恢复传统与个性化、创造性并举的特点。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在部落组织消失以后，部落的服饰、语言、宗教信仰、仪式、节庆等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成为鄂金尼人表达边界的有形载体，在变动中延续了一个文化的人群。部落作为有形的政治组织已经终结，但部落内生的逻辑仍然存在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作为相对于裕固族核心地区和藏文化核心地区之间的亚文化区，文化边区理论是解释鄂金尼部落文化特异性的钥匙。但不仅如此，正是诸文化之间的挣扎维系了这个曾经衰落的群体，鄂金尼部落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北方民族形成、历史、文化和族群互动的缩影，其存与续是裕固族乃至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的缩影。鄂金尼部落的社会文化变迁，呈现出政治力量主导之下的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外源性变迁中，鄂金尼部落中心到边缘的地位转换、文化上古老与变迁的交替、特征的趋同与趋异的并存，甚至出现文化认同的“我”—“他”之间的摇摆。但仍然可以看到其调适当中显性的和隐形的选择。在变换不定中鄂金尼人始终在寻求一种自我认同的边界，而这恰恰是缘于其边区位置，频繁的族际接触和交往迫使其寻求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直至今天，它仍然是裕固族地区“自居特色”的组成部分。“传统”虽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在鄂金尼的变迁过程中，它却是一种心理结构，隐藏在每个个体心中，在外力统一的模式中有选择地，隐秘地起伏着。鄂金尼的在接连的外力推动下有形的文化变动不居，但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鄂金尼”始终在维系着这个边缘群体，给予每一个个体“我是谁”的慰藉。

摘要：婚姻家庭从本质上来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是家庭产生的条件，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婚姻家庭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关系。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彝族乡村女性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婚姻家庭中彝族乡村女性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基于文化的传承性与传统性，彝族乡村女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虽然她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与她们在彝族社会中的作用及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地位极其不匹配。
　　在一定程度上，女性的婚姻家庭状况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雨村女性一方面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洗礼,另一方面又有着几千年彝族乡村传统文化的本土烙印。本文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以雨村彝族女性婚姻状况作为研究对象，在彝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中，探讨雨村女性从改革开放至今，其在婚姻家庭中的现状。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个案法等研究方法。将研究所得到的材料贯穿于文章中，展示了今日凉山彝族乡村女性婚姻家庭的生活百态，了解他们的价值观。
　　本研究拓展了对彝族女性的认识，展现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艰辛，突出了她们在彝族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研究显示：彝族乡村女性是推动乡村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力军，但是，雨村女性受人文、教育、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生计上依托粗放的农牧业，缺少科学技术的指导；在家务劳动的分工和家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上女性的地位严重不平等，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在婚姻家庭中仍然存在很多困境，婚姻的自主权大部分流于表面，尤其在家支观念面前，女性对婚姻的解除和重组以及对子女的归属权上深受束缚；在生育观上，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男性偏好思想根深蒂固；家庭暴力和子女的教育成为影响夫妻关系的主要准绳。
　　全文分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状况，阐述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提出了研究的难点；第二章主要对雨村的地理位置、文化形态、彝族文化传承中的雨村女性及其当代发展进行介绍，然后结合案例对雨村的生计方式进行深入的解析；第三章着重介绍了雨村的女性婚姻缔结现状，以及婚姻的解除与重组中所产生的系列问题和影响；第四章主要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典型案例对雨村的女性家庭观、生育观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行深入解析；第五章是对彝族文化传承与变迁中乡村女性婚姻家庭的思考，针对性的对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摘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伴随社会发展变迁，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又与朝鲜半岛文化有所差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深深植根于其身。在以这样的文化作为民族符号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的进程中，朝鲜族的他者“镜像”也随之构建。此镜像并非一成不变，在持续地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或消解。因此，在研究朝鲜族社会及族群特征时有必要对朝鲜族的他者镜像给予关注。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形象、他者镜像的成果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如从社会学、形象学、比较文学等学科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基于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库利的“镜中我”为理论背景，结合关于他者、镜像的相关论述，选取朝鲜族人口数量较多且互嵌居住历史较长的吉林市作为田野点，利用一年以上的时间多次开展田野调查，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面向目标社区汉族居民收集第一手田野资料并进行汇总。经整理得出受访者提及次数较多、提供信息丰富的七个领域的文化表征，即朝鲜族易于辨识、勤于交际、体面讲究、注重教育、精制饮食、能歌善舞、热衷体育等方面。以此为据，从历史性因素、区域性因素、文化性因素，以及主位的交往互动和外界的信息接受这五个方面，对朝鲜族他者镜像的成因进行了归纳与理解。从中可以发现，媒体介质、教育学习、信息简化等这些因素对他者镜像产生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同样，依此形成的他者镜像也影响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日常生活、和谐相处。这一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行为选择、社会认同等方面。
　　通过对朝鲜族他者镜像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功能的分析，为使朝鲜族在了解他者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认同和反思提供现实性依据，为作为他者的汉族提升自我认识、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辅以参考，为协调民族关系以促进多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互动、深化推广民族互嵌格局给予一定启示。

摘要：社区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位，社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它位于祖国的最西部，国土面积约为我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周边与八个国家相邻，它的地位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新疆这个地区有多个民族成分，地理环境相对薄弱、文化环境比较特殊、发展环境较为复杂，共有四十多个民族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新疆的社区发展与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能否在促进新疆多民族社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地区安定与和谐，对新疆多民族社区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何促进民族社区发展是值得广大学者深思的问题。
　　本文是以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视角，以新疆多民族社区为分析对象，以社区的发展资源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昌乐园社区为例，对昌乐园社区周边的资源优势与困境进行分析，以此来促进昌乐园社区自身发展，促进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昌乐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积极性较高、社区居民在文化层次、思想觉悟上普遍较高、社区的活动场地、娱乐设施较完善、社区的服务功能覆盖范围广、社区服务内容全面、社区治安环境良好、社区在管理上、地理位置上占优势、交通较便利、政府对昌乐园社区比较关注等，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同时我们也发现昌乐园社区居民在日常互动交流上存在困境、社区活动内容单一、社区居民在语言交流上存在困难、社区居民间文化差异较大、居民对彼此的生活习俗与风俗习惯不了解、社区内专业的人才队伍缺乏、与其他社区的联系不紧密、与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组织间的联系也不紧密等，这些是昌乐园社区存在的困境。
　　本文会在运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结合该社区的实际情况分析昌乐园社区发展的资源困境出现的原因，并从生态系统的视角为昌乐园社区提出适当的发展策略。

摘要：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是否完整、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以及人民是否平安幸福。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党的生死存在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探索寻找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关键力量，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延边朝鲜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曾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随着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民族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上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推动实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本文就党的民族政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在民族区域自治下廓清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正确解读和科学把握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积累有益经验。
　　首先，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延边朝鲜族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延边朝鲜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以深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的认识。
　　其次，对党的民族政策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分别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政策。
　　再次，对党的民族政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探析。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对推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从中解析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并指导我们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其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其所处地理区位及生态环境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具有多民族聚居的特殊性，扶贫攻坚任务更为艰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要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目标的实现，目前的精准扶贫实质上就是在包容性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本文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现阶段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分析框架，试图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的包容性政策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实施效果。进而分析现阶段精准扶贫实施面临的挑战，并以四川凉山州为样本进行了案例分析。最后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的改进建议，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更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包容协调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本文按照文献研究—理论解析—综合分析—案例分析—政策改进的逻辑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及主要内容、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对文章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精准扶贫和包容性发展的内在关系，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的综合分析。本章首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概况进行了介绍，然后梳理了该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的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最后分析了精准扶贫在实施中所面临的挑战。指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实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目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不足问题仍然较为明显，精准扶贫中面临地区社会事业发展未跟上经济增长、贫困群体发展机会和能力受到限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等方面的挑战。第四章选取四川凉山州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凉山州的贫困现状和贫困的多元属性，介绍了该地区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实施现状，认为在政策实施中还存在脱贫增收长效机制尚不健全、脱贫主体自我责任意识不强、扶贫资金的管理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第五章在前面挑战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包容性政策的改进建议，认为在接下来的精准扶贫中，应该优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结构，注重二者的配合，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包容发展。首先要通过科学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发展西南地区民族特色产业、强化经济发展的资金和金融支持等手段来推动经济长效发展，创造平等参与机会，夯实脱贫的物质基础，增加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同时要更加注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促进贫困地区发展能力提升和社会公平。要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贫困群体有能力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并在其中做出贡献和共享成果。最后，要明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创新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