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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以民族村寨为载体,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联动效益。民族村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动和影响的,在看到民族旅游为民族村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因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如民族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社区关系结构等也会因旅游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探求民族村寨在旅游介入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理清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制,对于实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均衡发展、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视角研究民族村寨社会的时空变迁,并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西江的旅游发展实际,设计并检验适用于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问卷量表;第二,在“时空置换”的思想下,对西江村寨群落进行时空判定,为后续研究时空变迁做基础;第三,通过ROST文本挖掘软件探寻构成西江自然村寨社会结构及功能的要素成分,进而构建理论基础,为研究框架做依据;第四,实证研究旅游介入下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演变规律,从而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很多地区借助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陆续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并取得经济和社会的显著发展。当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时,其也带来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变迁。因而,思考在民族旅游驱动下,如何引导目的地社会结构及功能朝着正方向变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可以丰富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在空间上将肇兴侗寨划分了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采用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区域的一手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标准化,之后构建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分析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空间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规律,从而构建旅游驱动下肇兴侗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时空演变模型。
  最后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肇兴民族旅游驱动下社会结构调控政策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局限性进行相关论述。
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社会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795年的湘西苗疆爆发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乾嘉苗民起义”。在至今的这两百多年的现代国家变迁的进程中,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变迁规律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以往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很多都是通过民俗等文化表征的发展变迁来考察,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单纯的文本研究来探索。这些研究很多都缺乏深入社区或村落中对苗族人民实际生活的访问与观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资料。另外族群认同变迁本身从时间上来看,它的研究范围是纵向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所以本身也有很浓的历史学意义。本文通过对乾嘉苗民起义大本营坪云村的田野研究并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试图从社会变迁与话语体系变迁的角度来探索近两百年来湘西苗族的族群身份认同的变迁历程。
  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内容以及田野点概况。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二章介绍了湘西苗族早期强烈的本族群认同意识,论述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至民国时期的苗疆教育体系与新精英阶层的兴起,以及分析汉族文化的深入对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影响。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苗子”到“农民”主体身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新中国成立时期构筑起的农民阶级身份及意义。第四章探讨文革前后一段时期,国家话语的强势再介入巩固了“阶级”身份的意识,同时民间故事的重构印证了这一意识。第五章探讨了现今苗民从行为模式透露出的还不完善的公民身份意识;从反叛的“苗族血性”中再次发现苗民的复杂的身份建构;另外坪云苗人对祖先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其特殊的族源认同。第三部分为结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叙述了湘西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复杂现状与历史过程。
中国少数民族史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凉山彝族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可谓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家支组织模式:家支协会。家支协会应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在沿袭和传承“家支”合理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以传统家支“德古”为中心转变为以家支协会“会长”为轴心,以“尔普”为维系情感的经济纽带转变为以“会费”为强化互助的责任义务等方面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凉山彝族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与调适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中的一个焦点,无疑就是家支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家支是彝族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集团组织,一直以来对凉山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城镇化过程中家支协会产生的原因、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与传统家支进行对比研究。
  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凉山彝族家支,主要就民主改革前的彝族家支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家支恢复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回顾。第二部分为家支协会的出现及发展现状,主要就家支协会的出现、发展现状及其规章制度做一简要简绍。第三部分为家支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影响,主要从可以更好地与传统家支区别的家谱编纂、会费管理及会议及聚会三种家支活动方式进行了描述,进而分析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第四部分对家支协会和家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对比分析和阐释。最后,得出结论。笔者认为,家支协会是城镇家支对家支的延续和再造。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家支协会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凉山彝族家支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向。
  本文通过对凉山彝族传统家支与当代家支协会之间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活跃在当下凉山城镇中的家支协会的发展现状、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以及其社会职能进行了研究。纵观家支协会的产生及其运作模式等方面,笔者认为,它是城镇家支在与主流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不断调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继承了传统家支的组织文化结构,而且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延续和再造。因此,对家支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应该从农村家支转向城镇家支或者说是家支协会为主,传统家支为辅的角度进行,才是符合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凉山彝族家支实际的正确研究方向。
人类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锡伯族原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偏远的大兴安岭地区,以渔猎为生,由于他们善于打仗,清政府得知后便将他们迁至盛京等地委以重任。锡伯人迁至盛京后自己筹集银两修建了一座家庙,用以供奉神明,锡伯人有个大事小事都来此地祭拜,香火十分鼎盛,这里可谓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但至解放前夕家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消失殆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政府、锡伯族人以及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使得家庙得以修复。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家庙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一方面,修复后家庙的面积仅占原貌的二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应的领导组织,难以在家庙内形成有规模的活动来增进族人之间的感情,缺少宣传力度,在家庙中除了西迁节这天能将散居的锡伯族人聚集到家庙中,再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其他时间来家庙的锡伯族人都是个人的,人数不多,但在清朝时期家庙的香火是很旺盛的,锡伯先辈们的西迁壮举,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学习榜样,2006年锡伯家庙被评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锡伯家庙被授予国家级的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可见家庙的文化内涵是得到国家及社会认可的。
  现在人们都能够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缺少的恰恰是精神上的慰藉,就如同刚入盛京的锡伯人一样,需要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现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锡伯人都会在家庙中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这已经形成规模。在锡伯族人眼中,祭祖仪式是神圣的,体现的是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在国家看来重要的是其内容符合国家的标准,不仅表现在宗教仪式上,还体现在家庙内的各种展厅的设置上,这些都充分表露出国家标准化的痕迹。笔者试图从建国后的家庙入手进行研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探讨家庙的变迁,并探讨在家庙的演变过程中各方力量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主要包括四章,第一章是对论文大体思路进行梳理以及文献的整理;第二章描述家庙建立之初的建筑格局及其内部的宗教信仰以及现在的建筑格局和经营管理方式;第三章阐述家庙刚建起至今的演变过程,即从喇嘛庙到家庙再到展览馆的转变以及家庙内的宗教活动的变化;第四章试图对家庙的变化进行理论分析,从国家层面和锡伯族人这两方面入手分析他们对家庙的转变都有哪些影响。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生育是人类实现生命延续的唯一手段,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人类的生育活动自古有之,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这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文化体系构成了生育文化体系。
  本文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为实地调查研究点,通过文献收集、田野调查、个体访谈等方法记录黔南州毛南族传统生育文化的内容,分析当地村民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生育制度上的认知,利用SPSS软件了解并分析了毛南族生育文化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不同,结合贵州省毛南族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归纳出贵州省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并给出其向新型生育文化转变的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贵州省毛南族的人口结构及发展现状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统计年鉴、出版书籍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了解贵州毛南族的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
  (2)卡蒲毛南族乡生育文化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问卷、深度访谈、数据分析了解卡蒲乡生育文化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生育制度、生育风气四个层次上的现状。通过分析得出卡蒲乡毛南族处于传统生育文化向新型生育文化过渡的阶段,以40岁为年龄段区分节点划分老年组和年轻组,发现传统生育观念对老年组的影响非常大,而年轻组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上都趋向于向新型生育文化转变。
  (3)贵州省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及建议。结合贵州省毛南族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得出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并给出合理建议。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区域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产生的特殊群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与推进,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少数民族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纷纷流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日益扩大。这也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开始冲破地域上的界限,城乡之间、各民族之间、城市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多元化并日益频繁。因此,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必须将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严格实施国家各项政策,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各项合法权益,使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得到公平对待,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对山西省太原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的省会,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依靠特有的资源优势,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因此,吸引了大批来自省内其他地区、周边省市的流动人口。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增大,少数民族人口也越来越多的流入太原市内。由于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人口规模日益壮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不断显现,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回族是太原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因此将回族作为本次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本选题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太原市内的回族主要聚居区域人口的不同方面的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以“多元一体”理论、“文化适应”理论和“推拉理论”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状况背后所存在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为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本文寻求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顺利适应城市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对策,即从制度改革、民族政策的制定、加强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为国家民族工作提出建议,进而为实现少数民族适应城市生活理清思路与方向。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并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在有权利享受自然的馈赠之外还有义务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去改善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让每一个在自然界中生存的生物能更好的生存下去,但现代的人们更多的去依赖科技往往忽略了从自身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选取贵州少数民族之一的侗族(南侗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地区)作为研究民族,其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和理念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长期与自然融合而总结出来的生产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其传统知识理念中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崇敬自然等朴素的生态意识,在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更彰显出新的生命力和价值,对维护各地区生态平衡、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生态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们研究侗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要将传承、保护和开发、创新很好的结合起来。如何促进侗族和其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保护以及当地居民的发展结合起来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侗族传统生态知识和理念的调查研究,要用一种学习借鉴的态度去与侗族的居民、社会进行交流、接触和互动,要理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本质,其传统的生态知识和理念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希望试图找出一条保护和发展侗族传统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和开发的有效道路,为侗族地区乃至整个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态文化保护和利用以及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行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民族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1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在推动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在这现代化转型中发生了许多的改变。藏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缓慢且前景单一,旅游业逐渐成为藏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本文希望以嘉绒藏区索村为案例,来阐述和分析藏区村寨的权力结构在旅游开发推动的现代化转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借鉴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对该村的权力结构现状及变化进行分析。
  基于对索村历史文献和现实资料的积累,本论文在第二章首先对索村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重点在于该村的亲属制度与宗教文化,这是该村乡村权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即村寨之中权力的关系网络核心。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在第三章对旅游开发前索村的权力结构进行描述与分析。旅游开发之前索村的权力结构以宗教组织和村委会为主体,二者在职能上分工明确,形成了村委会主外,宗教组织主内,互不干涉但相互合作。除此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该村出现的老人协会则成为短暂出现的,补充宗教个人权威的权力主体,这三个权力主体分别依靠宗教、亲属以及个人权威获取自身的权力。而旅游开发的出现为索村带来了全新的权力主体,打破了之前三个权力主体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本文第四章首先对索村旅游开发状况进行描述,并以时间为顺序,介绍了索村之中因旅游开发而出现的两个全新权力主体:旅游协会与管理局,最后通过新旧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分析权力结构的变化过程。
  通过以上的阐述与探讨,本论文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旅游的发展在给村寨带来种种变化之时,亦会改变原有村寨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网络,但这一改变并不是破坏性的,更多的是一种非结构性的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之中,传统的文化网络并未因此被完全破坏,村寨原有权力的文化网络拥有其自有的内生的力量,能通过转变自身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新的外部权力主体在进入村寨的权力结构之中时,也必须依托自身原本的权威优势,将自己扎根于当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才能保障其权威的稳定及政策的实施。
  本文对锁村村寨权力结构及其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的变化进行的分析与阐述的目的,是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乡村,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的转型之研究给予一定的关注。在对锁村的考察中,本论文认为,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之中,乡村自身的能动性不可被忽视。乡村自身的文化特质,是乡村现代化转型之中的重点,唯有尊重乡村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特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才有可能避免陷入“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于传统,为现代化的新生而又抛弃传统”的困境。
世界史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公元1428年,黎太祖黎利建立后黎朝。后黎朝前期是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有了较大发展。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追溯民族起源,确立雄王始祖形象;追述民族历史,编纂国史;发展民族文化,倡导用字喃作文以及对本民族的认同。后黎朝前期的民族客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与周围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表现为后黎朝前期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下,积极改变在与明王朝邦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以及谋求在与其他地区交往时的优越地位。
  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外部环境是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发展的空间基础;后黎朝重建独立自主的王朝,国力日趋强盛,这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后黎朝立国之初,儒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盛,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义、忠君爱国思想,切合了越南民族情感,适应了越南社会,并被不断加入本土因素。后黎朝前期“华夷观”的发展,使得后黎朝前期民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攀升。儒学和“华夷观”的发展,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身处宗藩关系中的后黎朝对越式“亚宗藩关系”由尝试上升到实践,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契机;身处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和广泛出入仕途的士大夫阶层通过对民族意识进行整合和引导,规整补充了民族意识的内容,为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基础。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较前代在层次、内涵、影响方面都有显著发展,在越南民族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丰富了越南民族意识的内涵,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凝聚了民族力量,使得后黎朝前期发展成为越南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并深刻影响到越南社会的发展。
政治学理论 苏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下正处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而如何建构一套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民主生根发芽,同时维护不同民族群体的利益是其面临的一大挑战。缅甸的民族问题,历史久远,缅甸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本文从缅甸政府当局的民族政策出发,一并考察活跃在缅甸政坛的民主派人士、少数民地武装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力量在民族问题上的行为和态度,力图分析在缅甸既有的社会情景和政治转型背景下,民主化能否推动合理的宪政设计,为解决缅甸长时间的民族问题提供机遇。本文认为,基于协和民主的一套包容性政治建构能消弭政治分歧,其倡导的大联盟、精英和解以及提升民族间的交叉认同都能够促使多元分裂的异质性缅甸社会得到稳定。缅甸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上的重要成员,其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政治转型的进程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
民族学·民族社会学 兰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多民族聚居地区,族群关系的良好发展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地处甘肃省南部的洮州是一个多族群聚居之地,洮州的龙神信仰已然发展成为了多族群共同参与并共享的地方文化,也成为了族际互动的重要平台,为当地族群关系的良性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文正是以龙神信仰为中心,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民间信仰的视域来探讨当地的族群互动。厘清汉族龙神信仰的形成,他族加入的过程之后,探讨多族群在祭祀组织、仪式、庙会等面向中的互动情景。最后分析了龙神信仰构筑的多元互动网络,以及互动建构的洮州地域共同体的认同和交错互动型族群关系的形成。纵观全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洮州龙神信仰的生存环境,洮州多族群面临的共同的生态环境和共同的庄稼丰收的精神诉求,促使洮州龙神信仰的形成,而信奉就要组织民众举行仪式和庆典来祭拜龙神,如此,族际间的互动不仅在信仰层面展开,还在组织、仪式、庙会的层面展开。
  第二,洮州的十八位龙神,其原型是明朝配享太庙的功臣,最初由戍边将士供奉为军神,后随着汉人社会的形成,军神与地方神灵结合,最终形成了以驱灾禳福为目的的十八龙神,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龙神庙遍布洮州各地。在龙神文化传播到藏区之后,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分析得知,从事半农半牧的藏族和土族以“马路”的形式加入了龙神信仰,并与汉族发生互动,而回族整体上也认同龙神文化。这就形成了一种多族群共同参与的龙神文化,这为族际间的深入互动提供了可能。
  第三,多个族群通常在祭祀组织、仪式以及庙会场景中发生互动。汉族与他族在青苗会中的互动形式具化为大会与分会、帮会以及马路上的民间组织之间的协同;仪式通过族群的整合与地域的整合建构了和谐的族际关系;庙会中洮州内部符号资源和情感资源的互动促进了洮州地域共同体的形成,而洮州与外部区域以及洮州作为一种地方力量与国家的互动为内部互动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保障。
  最后,龙神信仰构筑了多元互动网络,最终形成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与地域上的一体认同”的交错互动型族群关系,这体现了“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宏观理论在微观社会中的地方性差异。
民族学 贵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结群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在未来学科理论的发展中,其研究热度将会只增不减。在讨论和总结学者关于结群理论研究之后,本文在丰富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借鉴宗族研究范式,以血缘结群——家屋和家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贵州南部佯僙人的结群方式进行讨论。研究得出,在家屋层面上,家屋不仅包藏着男女共同孕育生命力的能力,也包藏着寨上人和家门族下的劳动成果,这种分担与合作的精神是佯僙人人群结合的基础。虽然实行两可性的继嗣原则,但家屋的继承偏父系,招赘、过继、抱养都是对父系继承的补充,其目的在于保证家屋的延续。在家族层面上,家族经历从家(屋)-房-家门族下-家族的裂变过程,每个裂变支之间以某种方式互动。同时,佯僙人的亲属称谓以家屋为中心,家屋内讲求血缘,家屋外只讲辈份和性别,不讲直系和旁系,姻亲关系亦同。家族排位既是亲属称谓体系的补充,又是亲属关系的延续。佯僙人用两套不同的称谓系统来区分己/异、内/外、生人/熟人,本质上不是为了区分人群,而是结合人群。在村寨层面上,寨上作为“己”群,具有排他性,它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在聚落层面上,从节庆、信仰体系和市场三方面分析佯僙人的族际交往,得出佯僙人市场范围与宗教活动、节庆活动、通婚范围有很大的一致性,响应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在空间层次上,本篇论文围绕家屋、宗族和聚落这三个层次逐步展开,在研究佯僙人血缘结群的同时,从祭祀圈、婚姻圈和市场圈三个层面,研究佯僙人的地缘结群。力图为今后群体行为、结群方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赣、闽、粤毗邻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区,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促进畲族地区社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和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畲族村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江西田垅村、福建青水村、广东蓝村在当地政府优惠政策的倾斜下,经济上,三个村落立足地方特色,发展现代农业和民俗旅游业;文化上,田垅村通过移植“三月三”乌饭节、青水村采借地方民俗文化“马氏真仙”信仰、蓝村恢复传统民俗文化“蓝大将军节”,村落文化得到重新建构,成为展示当前民族村落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本文选取这三个村落为调查对象,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政策视野下,通过对三个畲族村落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展现了村落经济发展现状和文化建构的内容与方式,并通过分析畲客族群认同,试图回答当前畲族村落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畲客族群关系问题,并提出对我国民族政策的一点认识。
  畲族一直以散居形式分布于赣、闽、粤毗邻区,与客民杂处。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村落被认定为少数民族村落,纷纷恢复民族村落建制,田垅村、青水村和蓝村也于此时恢复畲族村落建制。恢复畲族建制后的田垅村、青水村和蓝村在当地政府民族优惠政策倾斜下,政治、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当地村落发展典范,畲客族群关系也呈现新的形态。因此,研究这三个村落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本研究认为:一、畲族村落在政府优惠政策倾斜下,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要警惕由此造成的政策依赖性,应探索和形成村落内在的动力机制,在文化上,也应建立起传承、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二、历史记忆、政府主导以及共同的经济诉求共同铸成了当前畲客友好互助的族群关系,但透过畲族村落的发展,还应重视村落精英对族群关系的调试作用;三、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在内容与适应性上出现偏差,我们应综合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发展水平,实行“差别性”的优惠政策。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赤土畲族乡位于南康市西南部,2001年9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镇改设民族乡,是赣州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赤土的畲族在1984年——1988年之间逐渐恢复了畲族身份,在这一过程当中,当地的畲民是怎样看待自己身份转变的?在更改畲族身份之后当地畲民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赤土畲族乡的成立对当地的影响是什么?政府在民族乡成立后做了哪些努力?国家对于民族政策的支持在当地有哪些体现?这都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赤土畲族乡为个案,采用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首先梳理了中国的民族识别过程与民族乡的设立,并介绍了田野点概况以及赣南畲族识别的经过。其次分别从民族教育与族群建构、挖掘特色与畲乡打造、民族特色村寨的打造三个方面阐述了政府行为对族群建构的影响,从中梳理了政府是如何挖掘民族文化以及对民族特色村寨打造的具体实施计划过程。再次,分别从蓝氏族谱的修订、蓝氏宗祠的建设、历史记忆与族群建构三个方面阐述了民族精英在族群建构中的作用,以及民族精英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当地族群建构的。最后文章主要讨论国家政策影响下族群身份的建构,即国家民族政策对当地村民、民族乡的影响以及笔者通过对当地的调查所做的一些思考。
  本文认为,当地畲族族群认同的建构有政府主导的因素,也有民族精英的宣传和引导,民族乡的成立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今后民族乡的发展会趋于哪个方向,民族关系和族群认同在民族政策的影响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都是国家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族学 吉首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苗族人民在长期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并不断地丰富、修正,使其完善。湘西苗族长期面对脆弱的自然生境,频繁遭受自然灾害,在应对自然灾害时也有其独特的方式。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基于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千工坪乡板当禾行政村的考察,通过参与观察、访谈法和文献搜集法,将自然灾害与当地的传统生计、社会文化相结合,分析当地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是如何防灾减灾、应对自然灾害的,并剖析其在当代实践中的运用及其价值。以期对该地区当前的防灾减灾工作对策制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材料,降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风险,并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防减灾对策提供借鉴。
  第一部分,导言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等进行交代,并对自然灾害相关理论的研究作了综述。第二部分,勾勒本文的田野调查点板当禾村的生境,并对其主要自然灾害进行梳理,归纳其主要自然灾害的特点。第三部分,讨论苗族村民在长期适应和利用大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生境相适应的丰富社会文化中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及村民的感知。第四部分,基于人类学的反思,综合分析该地区当前的防灾减灾方略,对自然灾害防减灾技术体系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价,以期发现传统生计中的生态智慧对当地防减灾的作用。第五部分,通过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讨论当地苗族村民在传统生计和日常生活中的禳灾与防灾减灾举措。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贵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从民族学理论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相关理论方法,选取较具地方民族特性的部分黔西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研究对象,以企业、个体经营、家庭作坊三种模式为综合考察案例,主要考察以布依族服饰、龙溪石砚、小屯白棉纸、窑上制陶为代表的民间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实践,既探讨了生产性保护对这些民族“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影响,又分析了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而为贵州整体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做出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开头和结尾分别为引言与结语,主体部分共三部分分四章:第二章梳理“非遗”生产性保护相关理论,包括其发展过程、内涵、适用范围及优越性分析;第三、四章对黔西南州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证分析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难点,其中第三章在介绍黔西南州民族“非遗”生境基础上回顾生产性保护历程,概括了主要的三种模式并分别举例,第四章总结了生产性保护对黔西南州民族“非遗”的影响及尚存在问题;第五章为概括升华,由黔西南州扩展至整个贵州,探讨贵州省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路径,突出生产性保护的基础在于坚守核心手工技艺不变,为“非遗”在其特定文化空间里的赓续提供手段,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提供一定借鉴意义及以个案为基础的学理层面思考。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礼俗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固定的、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它涉及到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客家先民经过了千百年的漫长的移民生活后,才得以在南方各省定居下来,进而迁播台湾。由于同根同源,海峡两岸客家之间同种而相近的文化特质,通过人生礼俗中的众多事象,得以充分呈现。人生礼俗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呈现出的具体表现方式为:诞生礼、婚姻礼、庆寿礼、丧葬礼。这些人生仪式是为了帮助客家人能够顺利度过这些人生的关口,而衍生出的礼仪和习俗。其人生礼俗有非常明显的年龄分际,更重要的是充分显示出客家人的每个阶段都有应享的权利以及应承担的责任。
  当然,传统习俗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某一时或某一人创造的,而是不同时代人们的经验积累和选择而成。在原地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习惯与在他乡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经验和方式肯定有所区别。客家人迁徙并定居台湾,与台湾其他族群共同生活,而且其文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场域中,在“变化”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态。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外来文化不断地吸收与重组,在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后,演化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客家地域习俗,这种习俗成为两岸客家人共同的文化身份。通过对两岸客家人生礼俗的比较,可以证明:客家礼俗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在地化展演”勾勒出客家坚韧的族群性格,客家礼俗文化还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它随着地域与时代的变迁不断进行文化再生产,繁衍出带有地方与时代性特征的文化系统,促进了海峡两岸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将二者置于同一视野下,从实证的角度对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发展中所呈现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进行客观对比,以期进一步揭示两岸客家的渊源与承递关系。从两岸客家文化的礼俗传承上找出更深层次的交流点,对于台湾客家人以及其他民众对和平统一大业的支持,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社会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将朝觐仪式作为一个结构完整的通过仪式,引入个案并运用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将朝觐仪式分为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段进行描述,以社会角色理论为视角阐释朝觐仪式中朝觐者社会角色转变的过程,以及朝觐归来后朝觐者对新的社会角色的学习、认知和实践。研究发现,对于每一位朝觐者而言,朝觐是一次心灵、身体和精神的神圣体验,是完成社会角色转变的重要途径。朝觐为穆斯林带来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实现了从普通穆斯林向哈吉的转变,哈吉通过对新的社会角色的学习、认知和实践,更好的实现角色扮演,对促进穆斯林群体团结、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整合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传承伊斯兰文化和人文教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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