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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正蓝旗“唐古特”是20世纪20年代迁居到内蒙古正蓝旗的土族人。他们来到正蓝旗的约90年里与正蓝旗的蒙古族共同居住在一起。他们在语言、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已与在青海时期发生改变,融入到当地蒙古人当中。他们如今在正蓝旗的身份已经相同于蒙古族。与此同时,他们还保留着一些土族文化成分,记忆着自我的土族身份,并在服饰、饮食、祭祀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原有的与蒙古族有差异的传统土族文化。这些“唐古特”在经历迁居、生活的变迁后他们的文化以及民族认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怎样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及认同,是很值得研究的。本文通过访问及问卷调查,对正蓝旗“唐古特”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了正蓝旗“唐古特”的文化与民族认同状况。
  本文由序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
  序论:论述本文的选题原因及意义、相关研究状况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对正蓝旗“唐古特”分布的地理位置、人口做了论述,从他们迁居到正蓝旗的过程、刚迁居到正蓝旗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现在的生产生活状况等方面入手做了详细地论述。
  第二章:整体论述了正蓝旗“唐古特”的文化与现状。分别从婚姻、日常交往、居住环境及居住距离等方面探讨了正蓝旗“唐古特”与当地人蒙古人的关系。又从服饰、饮食、宗教与祭祀等方面论述了他们保留原有传统土族文化的状况。
  第三章:从正蓝旗“唐古特”的自我认同和正蓝旗的其他民族对于他们的他者认同两方面探讨了正蓝旗“土族人”的认同情况。论述了正蓝旗“唐古特”从迁居到现在与青海故乡联系的状况。
  结论:总结出了本文的结论。正蓝旗“唐古特”迁居到正蓝旗与当地蒙古人共同居住的近九十年里其文化与民族认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文化上发生了变迁,逐渐融入到了当地蒙古人的文化中。民族认同逐步地趋向蒙古族与土族的双重认同。
民族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史学注重对民族关系的研究,而民族文化关系又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塔城历史悠久,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中国西南史上名声煊赫,纳西族和藏族文化早就在此发生交流。当代塔城纳西族既是有名的“东巴文化之乡”,同时也是丽江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有远近闻名的达来寺和塔城白塔,藏传佛教活动丰富,藏文化盛行。塔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以纳西族和藏族为主体的纳、藏、汉、傈僳、白等多个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这里。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得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研究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本论文通过分析田野调查资料,结合史料,梳理了塔城的历史、塔城纳西族与藏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史以及当代塔城的民族与分布现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宗教、婚姻家庭和语言三个方面来展现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和特点。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对形成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关系的原因加以分析,并结合塔城地区的现状,提出塔城纳藏文化关系中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后通过对当代塔城纳藏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全面展现当代塔城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存在着和谐共生的关系,且具有双向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由于纳西族和藏族相近的族源关系,战争与随之而来的民族迁徙和纳西族木氏土司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等历史原因,当代塔城地区纳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地理环境关系,以及在长时间的族际通婚下所形成的多元民族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现代语境下纳西族和藏族文化转型的需要等现实原因,是形成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和谐共生关系的主要原因。当代纳西族和藏族和谐共生的文化关系,对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民族团结,纳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通过开发塔城地区特色旅游民族文化从而提高塔城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分五个章节对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状况开展研究论述,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田野点塔城乡概况和主要的民族及其分布特点,第二章,回顾了纳西族和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历史,并对发生在塔城地区的纳藏民族交往历史进行简单描述,由此构筑当代塔城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三、四章中,分别从宗教、婚姻家庭和语言的角度展现当代塔城的纳藏文化关系;第五章,对当代纳藏文化关系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其特点,从历史、地理与现实的角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纳藏和谐共生的文化关系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与意义。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群际冲突中,“竞争受害性”是指群体认为本群体比对方群体遭受到更多伤害的信念。尽管这种信念可以提高内群体凝聚力,但会降低群际宽恕水平,不利于缓和群际矛盾,改善群际关系。竞争受害性在解决群际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国内外鲜有研究探索减少竞争受害性的途径。
  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大的民族,藏族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两个民族关系历来错综复杂,整体和谐,局部有小摩擦。以汉族人、藏族人为被试探讨竞争受害性,可以为民族关系研究提供新视角。
  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以江苏、西藏等地近350名汉族、藏族人为被试,通过3个实验研究了竞争受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1)在群体冲突中,汉族与藏族之间存在竞争受害性。(2)在群体冲突中,想象接触会影响群体的竞争受害性。与中性想象相比,积极想象接触条件下的被试竞争受害性程度更低。(3)在群体冲突中,民族变量与想象接触没有交互作用,即不管是汉族还是藏族被试,与中性想象相比,积极想象接触条件下的被试竞争受害性程度更低。(4)在群体冲突中,群体认同的主效应显著,相对于对照组,上位群体认同能够降低群体间竞争受害性程度。(5)在群体冲突中,民族与群体认同的交互效应显著。对于汉族被试,启动上位群体认同后的竞争受害性程度低于对照组竞争受害性的程度。而对于藏族被试,启动上位群体认同后的竞争受害性程度高于对照组竞争受害性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唤起全民族的自信心,积极地发挥其指导性作用。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民族自信心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民族自信心不是自发生成的,它的产生,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每一阶段历史进程中的优秀文化,并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趋于理性,而非盲目自大。
  本文对全球化进程中民族自信心的构建从五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部分首先对民族自信心进行了详细的读解,阐明民族自信心是指一个民族对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及其发展前途的信心,是对本民族的认定和确信,是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并对与民族自信心相关联的民族、民族认同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从一般性上对民族自信心的概念、特征及作用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二部分进一步深入论述民族自信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作为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民族自信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让民族成员忠于自己的民族,以民族文化为自豪,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它促进中华儿女的精神觉醒并对开辟历史新时代注入崭新的时代内涵;它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精神源泉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精神基础。
  第三部分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民族自信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相互融合,使各民族都有了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舞台,而当我们面对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再加上文化的多元化与利益的多元化,民族自信心则面临了相应的冲击和挑战,遭到了弱化甚至动摇。
  第四部分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从物质层面、文化层面及其有机统一的角度,通过历史、现实和未来三方面,阐明了中华民族自信心的确立根基。
  第五部分从策略及方法上提出全球化视域下构建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根本途径:对内,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坚定不移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把握现实契机开展家国情怀教育;对外,我们更要积极汲取他民族国家一切为我可用的优秀文化,使中华文化得到丰富与充实,提升综合国力,进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达斡尔族,黑龙江省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围绕着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以及手工业、放排业等副业的生产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成为“黑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与满汉文化等异质文化的交流以及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呈现濒危趋势。为了探寻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保护现状及保护与传承措施,以实现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作者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莽格吐村作为调查点,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地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并结合现有的保护理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方法,分析当地文化传承的成绩与问题,最终提出可行性保护对策。论文主要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概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综述、主要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调查点莽格吐村达斡尔族概况的简述。
  第二部分为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论文两大写作重点之一的民俗文化现状调查分析。主要对莽格吐村达斡尔族民俗文化过去与现在的变化的比较记录。重点在于突出当地民俗文化保存的现状以及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部分为第四章,是本论文对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问题研究的重要阐释部分。本部分从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入手,分为国家、民族两个部分来探讨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提出具有民族针对性的文化传承措施。
  第四部分为结束语,作为最后对论文整体性的概述部分,是对整篇论文进行的最后总结。
  对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现状及传承问题的研究旨在提高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对黑龙江省达斡尔族民俗文化的重视程度,并期望能为今后达斡尔族民俗文化传承的保护措施尽绵薄之力。
中国语言文学 湖南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股“民族文化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大陆悄然掀起,并一直持续至今,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课题。湖南瑶族文化也因其历史的悠久性、文献的权威性和民俗文化的独特性,成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部分。作为支撑与构成民族文化特色的两大重要部分,族群记忆与身份认同近年来也成为了学者们的热议焦点。
  族群记忆与身份认同,就其本质而言,二者是本体论的关系,相辅相成。族群记忆为民族身份认同提供强有力地支撑,身份认同是族群记忆延续与传承的重要方式。族群记忆通过生产生活、宗教文化等方式的外在表现,以口头文本、流传文献和民俗习惯三种方式,建构出与之相对应的民族身份,并在这种独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民族身份中不断地确认自身的民族身份。
  与此同时,随着对瑶族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更能深刻感受到湖南瑶族文化的珍贵性,而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渗透,导致湖南瑶族文化的传承危机重重。在这样一个外来文化不断冲击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其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本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保留又能适应时代的文化潮流,不被时代所遗忘,这是亟待我们去研究与探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青海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发展也会与其当下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经过历史的沉淀,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下的人们便对这种文化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逐渐形成民族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建立在以民族认同基础之上的文化体系对人们的实践起着巨大的内在作用,以至于其经济基础改变之后,其社会文化依然会沿着原有的轨迹向前运行,这种文化现象被称为“文化惯性”。青海哈萨克族几代人因种种原因,不断反复迁移,令人意外的是,频繁的迁移以及与不同民族的接触与融汇,自身的文化不但没有完全消失,其哈萨克民族的社会文化维系依然比较完整。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来分析,“文化惯性”是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且这种独立性不会永远存在,当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化发展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时,这种异性就会消失,从而寻求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轨道。总之,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必然要以经济为基础,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也仅仅局限于经济基础所限定的范围内,青海哈萨克族的社会文化同样也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论,其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群际接触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交流、交往活动。群际关系的相关研究认为,群际接触能够通过增进对彼此群体成员的信任,降低外群体偏见和消极的态度,减少焦虑情绪等方面,从而达到促进群际关系的目的。近年来,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事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如何促成不同群体之间成员的融合成为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研究认为,个体的基础的视觉加工过程会受到高级的认知、情感过程的影响。本文结合神经生理研究的方法,来考察群际接触是否能够影响维吾尔族被试对本族和汉族种族面孔加工过程,以及群际接触、内隐种族态度与N170的种族效应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实验一考察了维族大学生被试对维族和汉族面孔识别过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面孔识别的种族效应如何在N170成分上来表达的。本研究使用了ERP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引用了序列启动任务的实验范式。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说维吾尔族和汉族的面孔所引发的N170振幅不存在差异。但是,个体的态度差异和种族之间的N170振幅差存在显著相关性。内群体偏好越高的被试,汉族面孔与本族面孔所引发的N170振幅差越大。
  实验二考察了高低群际接触组的被试对种族面孔识别的加工过程。本实验使用了和实验一中相同的实验任务。通过问卷调查取样,被试分成两组,高接触组和低接触组。结果发现,高接触组比低接触组在看到种族面孔图片时会引起更小的N170振幅。说明群际接触的经验降低了被试在识别过程中所需要的注意资源。
  由此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维吾尔族被试在对本族和外族的面孔加工过程不存在显著差异。
  2、本族偏好影响被试对两种面孔的面孔识别过程,本族偏好越高,维族被试在N170振幅上所产生的种族效应越明显。
  3、群际接触能够影响被试的种族面孔识别过程。高接触组被试在对两种种族面孔图片的面孔识别过程中所引起的N170振幅要显著小于低接触组被试的。
中国近现代史 河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世界各地民族冲突的频发,国家认同研究逐渐升温。回族作为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历代政权保持良性互动,因此对于回族国家认同的研究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是回族民族意识、文化意识逐渐觉醒,国家认同不断加强的时期,本文将在介绍河北回族族源,分析历史视阈下河北回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从文化认同、爱国主义方面对民国时期河北回族国家认同作进一步研究,爱国主义虽不等同于国家认同,但它是对国家认同更为强烈和更高层次的表述。另外,在回族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除回民自身的主动调适外,还有国家政策的促进作用。本文最后一章,将分析国共两党民族政策对回族国家认同的构建。
  经过分析认为,我国回回共同体的国家认同古而有之,民国时期河北回民的国家认同是以往国家认同在新时期的转变与升华。民国时期河北回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体现在教育改革、武术、戏曲等多方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侮回案的发生,但多是因误会而起,侮回案的解决过程正是两种文化进一步融合的契合点。爱国主义则更多的通过抵抗外侮来体现,爱国主义的原动力是国民意识的建立、爱国与爱教相统一思想的深入人心。而国家对于回族国家认同的构建,主要是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调动了回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同时在其爱国实践中也起着指导作用。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河北,开始在一些回族聚居地组织抗日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民主政治”的原则下,河北回民开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不懈努力。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自中韩建交以来,中韩贸易额不断上涨。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韩国发展急需劳动力的背景下,许多中国的朝鲜族看到了一个“契机”。因为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导致了两国工资水平同样也有着不小差距,因此中国的朝鲜族利用文化上相近,语言共通的优势纷纷奔赴韩国追寻他们的“韩国梦”。
  但是这些赴韩务工的朝鲜族群体有着文化水平低,社会适应能力差的一些特征,而且大多数人员都从事韩国人不愿从事的“3D”产业,因为工作本身的特性以及朝鲜族自身的原因很难接触到当地的韩国人。所以大多数韩国人对朝鲜族的形象大多数来自阅读,感性的体验以及媒体宣传,他们通过媒体和一些零散的感性接触完成了对朝鲜族形象的认识。
  这些原因造成了韩国社会对朝鲜族“形象”的误读与“污名化”的问题。例如电影《黄海》中落后的延吉,利欲熏心的男主人公“久南”的形象,《舞女的纯情》当中“土里土气”的朝鲜族女主人公形象,又如《搞笑演唱会》中电话诈骗团伙的形象。这种以偏概全的“污名化”形象严重影响了在韩朝鲜族的日常生活也同时对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焦虑感、隔离感和被剥夺感。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本文通过分析第二章对韩国电影当中朝鲜族形象分析,以及第三章韩国小说当中朝鲜族女性形象和第四章韩国媒体报道中的朝鲜族形象来解读造成这种“丑小鸭”形象的原因,同时研究朝鲜族成功适应韩国社会的案例来寻求建构一种“白天鹅”形象的方法。
  同时,作者也希望通过的本文研究改善这种“丑小鸭”的形象,树立一种新的形象“白天鹅”形象,改变韩国社会一直以来对勤劳勇敢的朝鲜族所存在的一些误读。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里,中国朝鲜族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很快,其中朝鲜族女性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贫困问题备受政府和学界的关注。而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出现了贫困的女性化、女性的贫困化现象,而女性贫穷的程度因区域而异。在界定和理解女性贫困内涵方面,除了收入贫困,还要把女性非收入方面的权利、机会的被剥夺、福祉的缺失,多界定为贫困的原因或结果,从人类发展终极目标的高度,从人类福祉的角度,从女性贫困不同维度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从收入增加转换为女性其他福祉提升中的制约因素等方面全面界定和理解女性贫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调査了解朝鲜族的女性贫困规模、贫困性质与特点,探索政府、社区、民间团体的扶贫政策与活动如何介入对朝鲜族贫困女性的赋权和反贫困问题上,消除朝鲜族女性和家庭的贫困。
  本论文采取文献调査和定性研究方法,发现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妇女贫困与反贫困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还没有把少数民族妇女,尤其是朝鲜族妇女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划分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本研究的选题创新点就在于此;地方政府的贫困统计数据只有城乡区分,没有分性别、民族、年龄统计数据,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研究通过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朝鲜族女性贫困的多维性,社区和民间团体介入朝鲜族女性的赋权与反贫困上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为此,笔者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社会学 西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经济学领域,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行为,但并不能全方位诠释作为经济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中个体行动者间的行为互动模式.社会资本理论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最具影响的理论概念之一,为解读社会关系结构中个体行为间的互动模式,社会资源的聚集及其社会身份的认同等问题引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将其放置于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社会互动模式中,承载着一定信任和互惠性社会关系的宗教,通过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行为活动在实现其社会资本聚集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共识性”文化形成了包括社会规范、社会道德等制度性的“新“身份。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域的西南部拥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彝族,作为西南腹地少数民族之一,在其历史变迁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并创立出独立的语言文字、社会制度、天文历法等丰厚的文化精髓。毕摩作为具备一定科学知识的社会阶层,在成为彝族这一特定群体共同感知、认同且信仰的主体时,其传承的一系列社会规范、社会道德也成为彝族群体内成员进行自我行为界定和组织身份归属的判断标准。毕摩文化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综合性文化,不能单纯的只分析其对彝族社会意识领域的控制性功能而忽略其对彝族社会关系的建构性及彝族社会成员行为的指引性作用。毕摩的社会行为在凝聚起以血缘、宗族为强关系的族群力量时,也链接起彝族先民社会结构中社会各阶层间的弱关系。毕摩文化成为彝族社会群体对于世俗环境最为直接的意识反映与行为方式的思想溯源,也以其“权威性”的认同协调着彝族社会结构内各种社会关系,在历史经验中成为时间凝聚的民族特质,在文化情境中成为民族性的标识。
  本研究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出发结合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在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主要以我国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M县为主,探讨作为存在于彝族社会关系中的毕摩阶层,无论是在彝族先民社会结构中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地位,还是当代彝族社会关系中极具文化标向的气质领袖,其建立的与生产、生活相联系的神灵思想,在成为个体成员理性选择的判断标准和社会群体集体认同的精神意识时,也完成了包括情感互惠、思想一致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聚集。并以其“是谁,职责是什么,能够完成什么”的特定行为,在内部传承与外部链接中成为彝族社会成员理解社会环境,参与社会实践的思想根源。这种“神圣化”的职责在成为毕摩建立与巩固其在先民社会中居于统治阶层的社会身份的同时,也伴随着宗教性质的嬗变性演化成为现代彝族社会结构中满足群体心灵归属,寻求身份判断的文化象征。毕摩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符号,在彝族社会结构中,因时间的进程给予了其社会关系足够运动的量,因空间的特定给予了其社会行为足够变动的质性范畴,在实现毕摩自我身份的不断强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其社会资本的“增值”。
哲学学科;伦理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部大开发、援疆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当前南疆维吾尔社会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面临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相对封闭保守的南疆维吾尔族文化及传统婚姻伦理面临巨大文化冲击。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及民族文化特征,以婚丧嫁娶为代表的南疆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世界正面临着境内外宗教极端思想的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再加上传统宗教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南疆维吾尔族婚姻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早婚、婚外情、违法婚姻、家庭暴力等伦理失范问题,这些失范问题不仅对婚姻主体造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导致南疆维吾尔族离婚率居高不下,而且还引发南疆维吾尔族婚姻生活的动荡,成为影响南疆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前学者主要从社会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维吾尔婚姻展开研究,对维吾尔婚姻伦理的研究多集中在高离婚率的表现与原因的一般性分析上,对伦理失范问题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和工具,观察、分析、反思、批判南疆维吾尔族婚姻家庭中两性角色及其建构,探索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的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新的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视角和工具,将男人、女人和性别看作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关系密切相关、互动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是社会权力关系运作的表现和结果。这种研究视角拓展了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新思路。因此,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理论结合实践,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宗教和传统文化规范下的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探寻性别化社会下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失范的原因,寻找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的重建路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第二部分论述了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会性别相关理论;第三部分梳理了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演变;第四部分分析了当前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的失范表现及原因;第五部分提出了重构新时期南疆维吾尔族婚姻伦理路径建议。
伦理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女性是一个能够使社会健全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如今大力倡导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培养品行端正,高素质新型人才之际,为社会培养一批高素质﹑品行端正且富有知识的女性队伍是当前社会紧迫的任务。目前,在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应当有意识地重视女性传统道德。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观,补充了当今社会女性道德存在的弱点,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培养品行端正女性队伍的基础,因此,在健康发展维吾尔族女性道德的过程中,发掘丰富的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遗产,以及古老人文思想和经典作品中的女性道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面临新世纪的挑战,我国思想界、理论界都呼吁对于人本身的重塑和对道德传统的重建,试图寻找出一个适应新世纪的社会道德规范。女性因其重要的社会伦理地位,其道德观念和行为表现,对全社会、全人类的发展而言具有很强的催化作用,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题中的应有之义。
  维吾尔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伊斯兰教和各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女性道德观念。这些伦理道德表现在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婚姻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女性道德在道德修养和道德建设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研究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对于弘扬维吾尔族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侓的时代女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论文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论文选题的意义、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不足之处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从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观的基本概况入手,对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观的形成及其发展历程。
  第三部分对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认为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女性道德观涵盖了婚姻家庭道德,社会道德,环境道德等方面,并阐述了其基本特征,即女性道德是多源、多层次的复杂体,融于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及风俗习惯之中,并且以戒规的形式持续呈现于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
  第四部分重点分析和研究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应该批判地继承维吾尔族传统女性道德观中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传统女性道德观中的积极成分,以实现传统女性道德观的批判与继承,从而为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提供一种科学的思路。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维吾尔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多子多福、嫡、至亲结婚、男女平等、早婿早育为主的一种生育文化,这类生育文化对增进家庭和睦、提升儿童存活率、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维持女性合法权益和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等各个方面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维吾尔族生育文化是由维吾尔族特殊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性、宗教信仰、礼仪、习惯、价值观、风俗习性、道德、伦理等诸多因素形成的,拥有独立特性、结构、功能的文化系统,都是代代沿用、传承下来的,专门针对婚姻家庭、生产问题的根本观点、道德行为规范等文化积攒的。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泽普县维吾尔族传统分娩仪式进行描述,分析其变迁过程和原因,社会因素对生育习俗的影响,生育过程和生育禁忌等。为此,笔者认为需要吸收祖辈传统生育文化的科学成分,坚持当代新式科学生育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正确的引领传统生育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
中国语言文学 湘潭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族群认同的情境化与文化阶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受王明珂所提出的情境与文本、“社会本相”与“表征”之间互映、互生这一观点的启发,笔者选取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田野重镇——大理喜洲十六村进行“再研究”,以白族普遍流行的本主信仰为切入点探讨十六村人的认同内涵及表述策略。经过田野调查与论证,笔者认为,喜洲人的身份认同是在“族内—族际”这一并不割裂的框架中实现的,其核心内涵是在“中心”与“边缘”的定位上,最大限度地借助既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提升自身地位并尽可能地使之成为一种共识。正是这种策略使得喜洲十六村的本主信仰空间与其现实生存空间之间表现出极强的同构性。
  首先,在族内认同的层面上,喜洲人通过对大理白族地区最为尊贵的本主的选择与集中,在其与“山脚海边”村落的对比框架中,建构了其作为区域性信仰“中心”的位置。与此所对应的社会情境,是喜洲历史上长期作为大理地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存在的事实。为了凸显这种中心身份,喜洲人强调自身与周围村落之人的区别并在仪式空间中严格坚守喜洲内外之界限。
  其次,在族际认同的层面上,喜洲的本主信仰则通过接受异文化的元素而表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这与喜洲名家大姓追溯祖源时常常在汉、白之间摇摆的现象一样,反映的是喜洲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向更高级的权力“中心”靠拢的意愿以及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
  然而,喜洲人在族内和族际两个层面上的认同意识并不是割裂存在的,它们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于是在“绕三灵”这个与本主信仰密切相关的白族传统盛会中可以看到,喜洲人在白族传统和汉族礼教这两重文化的作用下,折中做出了参与朝圣但拒绝带有性暗示的狂欢的选择。
  总之,尽管喜洲人和所有白族人一样曾经遭遇族源、族性的困惑,但他们真正在意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身份”,而是力求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求得平衡并使利益最大化。为此,本主信仰的叙事、仪式、禁忌等也就作为活态的文化资源,一度被喜洲人灵活应用于自身身份建构的过程之中。
民族学 云南民族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排角人是居住在中老边境地区的一个人口较少族群,现全球仅有400多人,分别生活在老挝乌德以及中国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曼岗村,曼岗村现有48户198人。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边缘化”族群,排角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仪式庆典中有族群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表达,有着自身独特的族群认同意识。由于历史、政治和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排角人在不同时期的族属身份表达方式也呈现不同的特点。排角人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被归属为哈尼族,但是排角人对新的族属身份并不认同。因此,近年来地方精英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寻找族群归属,他们利用传统文化彰显族群意识,不断重塑族群的身份认同,试图寻找一条“最大化”族群利益的发展路径即归属为基诺族。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经历,并对中外学者关于族群认同理论的研究以及学术界关于身份认同与排角人的研究现状作简要梳理。
  正文部分分为四章。
  第一章从勐腊县与勐伴镇概况、曼岗村自然地理环境、排角人历史源流与迁徙传说、人口与家族、经济生活与生计方式等方面对田野点基本情况进行概述。
  第二章分析排角人族属身份的确立与选择过程,国家通过对排角人的识别与归属,使排角人完成了由人到族的身份转变;排角人从历史至今民族成份一直十分复杂,随着排角人族属身份的转变,排角人逐渐意识到族属身份对族群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文化精英开始了对族属身份的民间选择与社会动员过程。他们通过重构传统文化强调族群的独特性,表达自身与哈尼族的区别,希望归属为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并进行着族属身份认同的实践。
  第三章以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作为个案,探析排角人的族属身份意识与文化表达。他们从早期迁徙与生存时期对族属身份的“无意识”,到现在在日常生活与仪式庆典中的身份意识表达,分析排角人在不同时期族属身份意识的变迁;从语言文化、服饰文化、民间信仰、传统节庆以及仪式方面,对自身的族属身份进行文化方面的表达,强调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同时也从族群互动方面对自己族属身份进行多方面的表达与阐述。
  第四章通过对排角人身份认同的思考,分析确定族属身份前后排角人身份认同变迁过程,探析他们族属身份认同变迁的原因及身份表达的困境。
  结语部分在正文对曼岗村排角人族属身份选择与表达过程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排角人的族属身份选择与表达的过程具有功利性、灵活性和流变性的特点,我们应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云南民族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同时,该研究视角也对中国音乐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不断探寻文化的“声音”与社会的“身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性,社会性别理论逐渐成为音乐研究中一个独特而有效的路径。一方面,音乐活动中的音声与行为为性别提供了一个隐喻式的“舞台”,另一方面,性别亦成为探析乐舞个体的角色分工、社会地位转变及文化传承变迀的一扇独特窗口。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一一云南巡检司镇陶瓦村阿哲人祭龙仪式,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祭龙仪式的“女子祭龙”仪项,整个仪式强调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参与。以陶瓦村阿哲人祭龙仪式作为个案,将社会性别理论与祭龙仪式不同仪项中所充斥的音声信息与肢体行为动作形成互动链接,一方面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阿哲乐舞文化,另一方面也将为社会性别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仪式乐舞研究中的“本土化适应”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全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的乐舞社会性别理论以及彝族阿哲人以往的相关研究作回顾和评述,提出通过社会性别理论视角研究陶瓦村阿哲人“祭龙”仪式的学术意义。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分别从口述神话传说和历史文本介绍祭龙仪式的来缘,从田野纪实的角度呈现当下祭龙仪式的展演过程。第二章则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出发,将音乐与舞蹈同时纳入研究视角,从音乐的曲式、曲调、旋律性以及舞蹈的动作、道具、服饰、队形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三章基于第二章的艺术本体分析,对仪式中所隐藏的社会性别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包括:仪式乐舞中的性别空间秩序、排演过程中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乐舞中性别气质的呈现三个方面展开。第四章则是对祭龙仪式乐舞中性别差异与互动形成原因的剖析以及差异背后所存在的意义的探讨。
  通过论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仪式乐舞中两性不同的角色塑造、角色分工以及乐舞表达方式中可以反观出村落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社会群体在仪式当中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具有功能性,它对陶瓦村日常的村落秩序具有一定的平衡作用,是当地日常人际交往的稳定剂与良性催化剂。其次,陶瓦阿哲人祭龙仪式乐舞中所呈现的社会性别差异与互动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这种差异与互动总是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与过去的历史和现时的形势产生共鸣。最后,在社会性别的差异与互动背后所呈现的是人为的权力构建,这种建构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和默许,在当地已逐渐成为“约定成俗”的规约。
  总体而言,当我们走出书斋,去探寻一个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乐舞文化时,社会性别是不可忽视的视角和工具。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贵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国家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国家整体安全大局意义重大。特别是对于拥有一整套自我平衡、自我维系的生存智慧的(南部)侗族款约文化区来说,其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倡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相得益彰,是当下民族国家关系有效统和的关键。本文以黎平“十洞”十三寨款约文化区为研究对象,将款约文化还原到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民族认同状况的考察。
  论文首先介绍了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认同内涵、理论建构,以及款约文化的认同圈结构,随后从款约文化滥觞和款约文化认同价值两个角度切入,探讨了侗民内部认同感的生成机制,并从地方和国家两个语境开展对“十洞”十三寨款约文化中的民族认同分析与讨论。在地方语境下,笔者认为款约文化组织纽带和价值观纽带的规范行为功能、调解关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和改革社会惯习功能,形成了强有力的民族内部认同。在国家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正确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有效维护了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款约“互相盟誓、真诚结交”内涵在当代民族关系领域的重构和再现,所以侗民的内部认同又反作用于其自身,呈现出民族国家双重认同趋向。进而得出了本文的论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确立及其与款约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共识,使得款约文化极具当下整合民族国家双向认同的意义空间。同时,笔者认为,在各种重叠共识的交织与互动中,民族政策的正确落实最为关键。只有符合侗民切身利益,才能赢得其对国家的认同感。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该论文对新疆精河县大河沿子镇哈萨克族婚礼中的礼物流动进行为期五个月的实地调查的一次微观层面的质性研究。无疑是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体验、深度访谈是该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哈萨克族婚礼中礼物的流动是以人的流动为前提的,因此,跟踪一个或两个完整婚礼的过程是了解婚礼中的礼物流动的主要方式。把哈萨克族婚礼中的礼物流动为主线或视角,对哈萨克婚礼中的彩礼和嫁妆在时空上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而了解生产方式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否导致彩礼和嫁妆的种类、数量等的因素,并在此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观察点。把人际关系网络放在仪式中研究,会在不同社会结构中人类社会的众多文化变迁的轨迹,因此,该论文中我主要观察了作为仪式性婚礼中的礼物流动,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分类出仪式性(规定性)礼物流动和非仪式性(随意性)礼物流动,这种分类是站在仪式中(婚礼中)不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和已经变为习惯或习以为常的习俗来划分的,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复杂的婚礼仪式中的多层交换进行了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析,从而解释仪式结构背后的各层文化涵义,并解析当今哈萨克族婚礼中礼物交换在建立社会组织关系中的重要性并生机方式、经济水平等对礼物交换的影响和传统哈萨克族婚礼习俗的变迁。
  该论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包括回顾文献综述、研究目标、方法、思路、研究框架以及田野点的概况。第二部分为哈萨克族婚礼概况,该部分笔者使用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微观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哈萨克族婚俗、婚礼仪式过程以及在这仪式过程中的礼物交换的层层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为第三部分的内容做铺垫。第三部分是关于婚礼过程中的赠礼习俗,主要是围绕两个核心概念:彩礼和嫁妆,两种仪式主线仪式性礼物流动和非仪式性礼物流动(婚礼过程中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和习以为常的各层关系来划分的)进行了全面性的描述及解析。最后一部分是对婚礼中的赠礼习俗进行一般性的人类学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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