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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草原牧区水环境变迁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伴随着世界各国水环境问题的研究的增多和环境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逐渐完善,草原牧区水环境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趋于开阔。该论文以乌拉特前旗A嘎查(按照学术论文有关要求,均采用拼音大写字母代替具体调查地地名,以下部分中同上)及周边的W湖(按照学术论文有关要求,均采用拼音大写字母代替具体调查地地名,以下部分中同上)为以例,研究了牧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水环境问题及变迁,对当前人为的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导致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的应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该论文通过采访当地牧民,收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调查地概况,梳理了水环境概念及内涵和蒙古族水文化概述。同时介绍调查地水环境现状,对A嘎查牧民与周围水环境变迁进行分析,发现当地水环境变迁趋势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水环境变迁和水污染成因与后果,讨论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发掘草原牧区水环境文化与生态保护知识等议题,由此提出保护水环境安全的相关对策。
  该论文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优势,有所克服自然科学研究脱离人文因素的局限性,较为深入研究草原牧区水环境变迁问题,探索复合视角下的水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在水环境问题治理方面,尤为注重分析本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牧民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对牧区水环境问题的应对与治理而言,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关于土司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学者们的研究历程跨域了一个世纪,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唐崖土司作为鄂西民族地区重要的土司之一,由于历史原因,现存于世的史料并不丰富,关于唐崖土司的研究,目前也仅仅处在初级阶段。
  唐崖土司城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是目前已知城市功能格局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土司遗存之一。自元朝1346年设立以来,先后历经了元朝、明朝乃至清朝三朝的发展。从第一代土司覃启处送开始,绵延相传了18代,并在覃鼎继位之时达到了鼎峰。由此可见,唐崖土司在中国土司历史的发展中占有着一席之地,关于唐崖土司的研究,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2015年,唐崖土司城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界对于唐崖土司进一步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土家族文化走向世界,通过文化开发带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
  唐崖土司从1346年功授宣慰司至1735年自请“改土归流”为止,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传承了近4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土司王朝之一。覃鼎继位土司首领以后,将唐崖土司的文治武功推向了顶峰。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唐崖土司吸收、消化、融合、创造、发展中域文化,造了灿烂的土司文化—唐崖诗文、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文化世象。
  如果用黄仁宇的历史事件分析法来看的话,我们在梳理唐崖土司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可以看出其认同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唐崖土司的设立,是民族认同的集中体现;唐崖土司自请“改土归流”,是国家认同的集中体现;唐崖土司《覃氏族谱》的修订,是文化认同的集中体现。从民族层面上讲,唐崖土司的设立,体现的是四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土司自身的民族认同、中原王朝对土司的认同、土司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及中原王朝对土司地区的属己认同。是中原王朝承认土司的特殊性,是统一国家向边缘民族地区延伸。既强调统一性,又承认多样性。民族认同的背后,反映的是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应该说,这是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初始表现形式。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唐崖土司自请“改土归流”,向中央王朝表明自己维护统一的决心,是国家认同的有力证明。从文化层面上讲,编谱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自觉、文化自觉。一方面是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显示了边缘民族从边缘到中心寻求中心文化的上进心。
  唐崖土司城址目前保有二十多处重要遗存,例如张王庙、荆南雄镇牌坊、天灯堡、夫妻杉等。这些重要的文物遗存,是我们研究和挖掘唐崖土司历史沿革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凭证。从整体角度来看,唐崖土司城的规划布局、建筑特色,体现的是土家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高度融合。唐崖土司的特色,体现在“一街道”和“一牌坊”。街道在古代社会是商品流通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体现的是唐崖土司文化价值的一面。“一牌坊”指的是明朝天启皇帝为了表彰覃鼎战功御敕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牌坊,这反映的是唐崖土司战功赫赫的一面。总之,通过唐崖土司的重要遗存,我们不难看出它在历史上的文治武功。同时,这些遗存的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无一不体现着土家文化和中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唐崖土司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丰富的资源,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具备了进行文化资本化的历史基础、资源基础和开发基础。唐崖土司文化资本化,先后经历了文化认同的变迁、文化样态的变化、历史视野的发展和参与主体的丰富这一系列发展过程。目前,唐崖土司文化资本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申遗成功带动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提升了当地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和社会凝聚力。限于地理、交通等因素,唐崖土司文化资本化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配套的旅游服务有待完善,也未能同周边景点形成集聚效应。当然,唐崖土司城址作为一种可复制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其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的挖掘和开发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本文以唐崖土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唐崖土司文化资本化作为研究主题,在充分阐述唐崖土司文化资本化的历史基础、资源基础和开发基础的前提下,结合唐崖土司文化资本化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综合唐崖土司城址作为可复制遗址的特点,重点探讨了后发民族地区走民族文化资本化道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民族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盟旗制度”是清代蒙古史以及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某个盟为案例对盟旗制度及其发展演变情况进行探讨的研究著作比较少见。同时,盟旗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在这一领域做出些许贡献。
  清代的乌兰察布盟由四子、乌拉特、茂明安、喀尔喀右翼四部组成。到17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一个盟。该盟因会盟于四子王旗的乌兰察布地方,故称为乌兰察布盟,是清代内扎萨克蒙古六盟之一。乌兰察布盟位于内蒙古西部,东接锡林郭勒盟,南与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毗连,西同阿拉善厄鲁特旗相邻,北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及赛音诺颜二部交界。大体相当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固阳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中、后三旗、五原县,以及杭锦后旗等旗县的部分地区。清初,乌兰察布盟地理位置举足轻重,为以后招降漠北喀尔喀,征服准噶尔汗国,屏藩朔漠,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从清代乌兰察布盟所属六札萨克旗的设立、游牧地界的划定和不同时期各部会盟情况,以及盟旗制度等几个主要方面入手,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尔喀右翼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茂明安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蒙古文)》、《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行辕档》,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阿拉善札萨克衙门档(蒙古文)》以及新近出版发行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蒙古文)》等大量档案文书和《清实录》、《王公表传》等基本史料为支撑,结合传统文献、方志游记、调查报告,并参阅前人著作,力求以新的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对清代早期乌兰察布盟形成过程以及社会历史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旨在展现清代盟旗制度的发展完善的过程。
  全文由以下四章组成:
  第一章,四部附清及六札萨克旗设立。包括四子、乌拉特、茂明安、喀尔喀右翼部源流,归附爱新国/清朝,以及札萨克旗的设立等内容。
  第二章,六旗游牧界厘定。划分游牧界是盟旗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章通过对《大清一统志》、《蒙古游牧记》、《大清会典事例》及清代扎萨克旗游牧图等文献,以及现存的原始档案资料所记载清代乌兰察布盟六旗游牧界,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考证了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之前的六旗游牧界四至八到,及会盟形成之后的疆域全貌。
  第三章,清代乌兰察布会盟的形成。本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时期四部会盟情况进行梳理,并利用档案中的新发现对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作了考述。
  第四章,清代乌兰察布盟管理体系。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对清代乌兰察布盟的盟-旗-苏木三级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出盟旗制度特点以及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结束语,对全文的主要收获及创新点做了归纳,对不足及今后的研究做了展望。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根本,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农业生产对国家治理及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从先秦统治者“教民稼穑”到汉代出现我国第一个农业盛世,再到唐代统治者“助国劝农”等①,都体现出农业生产在国家治理中举足轻重之地位。基于农业在传统社会的重要性,本论文以具体的哈尼族村落中的农业生产为主,分五章论述村民以农事节律为核心而展开的村落日常生活及其现代变迁。
  本文第一章,通过对咪哩村及其特定地域空间结构和农时节令的描述,从村落季节更迭的时间制度中,细致描述哈尼族村寨的农业生产活动。结合村民在梯田上的耕种安排,包括种什么、怎么种及谁在种等,展现咪哩村哈尼族的集体耕作场景;第二章,从个人层面叙述村民围绕梯田种植所展开的农业合作,包括哈尼梯田耕作中所需农具及借用,如传统农业中的耕作、收割、运输、加工工具等;以及传统村落合作下互惠式的帮工、换工、请工、搭套等;第三章,立足村落层面进一步描述村民围绕梯田种植所进行的开发和管理工作,包括哈尼梯田的开垦及修缮、用水及管理等;第四章,通过对村民围绕梯田所举行的农田仪式及与梯田耕作相关的传统节日描述,展现村民与梯田耕作相关的精神信仰,其中,农田仪式包括祭竜、开/关秧门、祭田等,与农业耕作相关的传统节日包括春节、火把节和过冬等;最后一章,结合前面各章内容,描述并分析哈尼族村寨日常生活的嬗变,包括哈尼族村寨的农业现代化及村落多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影响、市场经济大潮下村民以劳动力为资本的多元经济交往、村落管理中新村落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全面治理相结合、新时代条件下农业耕作知识的传承问题等。
  本文以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按一定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前四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传统哈尼族村落的梯田耕种生活。通过咪哩村哈尼族的梯田农业生产,包括梯田耕作、村民互助、村规民约、村落信仰等,以农业耕种为视角剖析传统哈尼族村寨以农事节律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最后一章为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传统村落日常生活的变迁。以农田为舞台,展现村民围绕梯田耕种变迁而形成的日常生活的嬗变。本文欲通过描述咪哩村的哈尼族以梯田农业为主的生命历程,以民俗学的学科视角呈现地方民众在梯田耕作中的传统与变迁,同时简要地讨论传统村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建构出的村落秩序,从而进一步彰显村民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的张力与活力,以期推进民俗学关于日常生活的个案研究。
民族社会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逐步增长。内蒙古牧区资源丰富,其工矿业开发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背后却隐藏着负面的代价。牧民作为这一环境中的主体,其可持续生计面临风险。
  本文从可持续生计视角出发,以乌拉特后旗S嘎查为例,基于文献梳理和田野调研访谈资料的整理,综合分析牧户生计资本现状、影响及策略,最终提出工矿业和牧民可持续发展“双赢”的建议。
  本论文由引言、主体四章、结论建议、参考文献及附录组成:
  引言包括研究背景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方法和概念界定。
  第一章主要说明研究地概况及工矿开发情况。
  第二章集中分析了牧民六种资本现状。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每项资本出发分析了工矿业开发对牧户生计资本的影响。通过案例的方式阐述了矿区牧民生计策略的类型、当前生计的满意度和生计调整意愿情况。
  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并总结。
民族社会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使用文献分析、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结合社会统计法,对阿鲁科尔沁旗的蒙汉通婚进行缜密研究,展现了当前蒙汉通婚的现状,以及蒙汉通婚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风俗习俗、民族教育、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从而思考族际通婚普遍化下传统的蒙古族文化的传承问题。
  绪论部分综述了族际通婚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对于族际通婚的研究状况,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第一章笔者主要简述了调查点的民族构成及人口变化。
  第二章讲述2011-2015年间阿鲁科尔沁旗蒙汉通婚的现状和特点。本章以阿鲁科尔沁旗初婚男女民族分布的总体情况和初婚夫妇的民族组合情况来分析。总结族际家庭的年龄特点、平均学历、族际通婚者的教育文化水平的分布和蒙汉通婚夫妇教育程度相差等特点。并研究了在婚姻迁移状况、城村流动情况和族际通婚的婚姻圈等特点。最后分析蒙汉通婚夫妇的职业分布情况和职业声望比较。
  第三章笔者通过对蒙汉通婚者、通婚者的子女和亲朋好友的深度访谈,阐述了蒙汉通婚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主要表现在对蒙古族风俗习惯、民族教育民族认同和蒙古族文化传承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城镇化已经是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锡林浩特市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集聚居住的边远地区,也进入了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据锡林郭勒盟盟公署公布的2016年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的城镇化率来看,锡林浩特市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90.57%。城镇化是一个具有深刻变革意义的历史进程,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则需要城镇做好接纳进城农牧民的工作,而进城农牧民自身也要更好地去融入城镇。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非常切合我国农牧民城镇化中的重要问题。在少数民族农牧民城镇化过程中,强调城镇化接纳与农牧民融入是国家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开展民族政策、民族理论调查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
  本文主要从城镇政府接纳措施、市民接纳态度、行为以及移居城镇的蒙古族牧民融入态度和行动方面,论述了锡林浩特市蒙古族牧民城镇化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在经过调研收集到的资料基础上,从住房安置、就业扶持、社会保障、教育保障、社区接纳5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及社区接纳状况,从日常交往、心理接纳、认可度3个方面论述了城镇市民对于移居城镇的蒙古族牧民接纳状况,从经济层面、生活层面、心理层面论述了移居城镇的蒙古族牧民社会融入现状。在笔者实地调查中,发现城镇化相关政策宣传不到位,牧民对政策了解不足,当地市民与移居城镇的蒙古族牧民相互沟通与了解较少,存在个别市民对牧民心存偏见、牧民自身技能欠缺、权利意识淡薄等问题。在论文的最后部分,笔者根据调研情况以及笔者自己的思考所得对蒙古族牧民城镇化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点建议。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涉县娲皇宫庙会期间,“社”是地方百姓参与娲皇宫神灵祭祀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本文所讲的“村落结社”,在地方意义上有“起社”和“摆社”之说。村民结合起来参与上社的过程叫做“起社”,各村落以“社”为祭祀单位共同营造神圣空间的仪式行为谓之“摆社”或“上社”。本文正是通过对村落结社过程及组织的关注,力图展现地方民众在跨村落的区域性神灵祭祀活动中,如何共同营造区域性共有仪式,进而探究“社”在村落共同体乃至地域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在关注“村落结社”信仰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注意到地方百姓如此热衷于参加“村落结社”活动,可能包含着当地民众在文化实践上再造村落的努力。
  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中简单交待了本研究的选题缘起、研究方法及相关研究综述,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种跨村落的地域性神灵祭祀传统。第一章从地方百姓共有知识角度出发,对女娲祭祀仪式生发的现实背景进行梳理和勾连,借以言明正是这些地方百姓的共有内部知识,促成了广为认可的地方性神灵祭祀仪式的生成。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一个村干部的视角和一个家族的视角入手,对唐王蛟社和弹音社两个社的村落结社过程进行民俗志深描,着重刻画地方百姓村落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感是如何生成的。地方百姓对于“村落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的感觉,正是在结社的过程中一步步加深的。第四章展示了由娲皇宫旅游景区的身份所带来的一系列旅游、文化开发,这些对娲皇宫的上社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对2016年娲皇宫女娲祭祀的仪式过程进行记录。第五章以参与娲皇宫上社的各社为例,展示在跨区域的神灵祭祀活动中,各社是如何通过信仰仪式实践展现村落力量和村落认同感的。
民族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苗族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在迁徙、整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特色传统文化。文章从文化传承角度出发,研究苗族的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分析苗族传统文化得以承继和弘扬的原因,并提出传承和发展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内容可摘要概括如下:
  文章首先探讨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不仅是炎、黄,而是炎、黄、蚩尤,即不是“二祖”,而是“三祖”。因为苗族公认的始祖是蚩尤,苗族及瑶族等南方一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都是蚩尤的后裔或有蚩尤族的血统。二十多年前已有学者力主“三祖”说,但至今还存在争论。文章以苗族历史为例,探讨中华民族的始祖应是“三祖”,“二祖”说的渊源及其局限性,苗族始祖是蚩尤,苗族及瑶族等南宁一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都是蚩尤的后裔或有蚩尤族的血统。文章力图通过苗族族源发展的分析论证,为“三祖”说提供理论支持及相关佐证。
  其次,论述苗族传统社会组织——鼓社组织长期存在的原因和作用,苗族古代至近代社会所以形成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组织——鼓社,鼓社是苗族在民族大迁徙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源于同一男性祖先的人组合起来的集团,是一个集政治、军事、宗亲、祭祀、地域管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男性族长领导的由氏族组织发展成的宗族组织,但在迁徙过程中这些由同一血亲集团发展起来的父系宗族集团又定居于同一地区村寨。因此鼓社的实质就是同族同村聚居的宗族组织与村社组织相结合的组织。它在苗族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三,论述苗族的多种原始婚俗及其存在的原因,对学术界一些不同的说法进行评议,提出个人的看法。文章研究了苗族的以下传统婚俗:聘娶婚是苗族在长期与汉族交往和融合交流中也受汉文化的影响十分流行的一种婚俗;姑舅表婚是苗族固定的传统婚姻,反映了父权社会的特权;转房婚有利于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积极性的发扬。苗族还有女性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融水苗族自治县存在“兀纽”崇拜现象。
  第四,文章对苗族传统妇女地位进行评议。相对其他民族而言,苗族传统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自父系家长制确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父权、族权、夫权成为统治妇女的工具,但在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妇女仍然在家庭和生产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苗区地处偏远,山高林密,政治上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思想的影响较小;二是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日常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必须依靠妇女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两种因素结合,使苗族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五,文章对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坡会文化进行探讨。以融水的苗族坡会群为例,介绍了构成坡会群各地坡会的举办时间、主要内容和特点,并提出借助坡会文化发展融水苗区旅游的具体建议。
  第六,文章从仫佬族、毛南族形成过程,论证苗族等民族对明清时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的重大贡献:在苗族和汉族长期通婚融合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如仫佬族、毛南族。仫佬族、毛南族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了苗族等民族和汉族融合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第七,文章还从四个方面总结苗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弘扬的原因:自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反抗压迫,追求平等,勤劳务实;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虚心进取,开放包容;崇本务农、凝聚向心,与其他兄弟民族和谐团结。并分析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对当前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第八,最后,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在现代化背景下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途径:(1)正视苗族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针对苗族传统文化难免有精华与糟粕并存,先进与落后同在的现象,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批判和继承这些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和发挥体现民族特征或民族文化的精华成分;(2)理性对待社会改革开放与民族传统保存的关系,改革开放必然会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凡是有利于群众身心健康的、体现以人为本原则、符合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的传统文化都应予以保存,但亦应该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适当做出一些改革;(3)高度重视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文化技艺传承人的传承机制,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培养新的文化传承人,另外,改善传统文化传承人的相关待遇,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文化传承队伍;(4)进一步协调处理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制定经济发展方针,加快苗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做好苗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
社会学;民俗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学术界对畲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畲族聚居地之一的安徽宁国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即是以宁国畲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探讨畲族民间信仰在畲族民众迁入宁国之后的变迁。传统时期,受到以汉族为主体的“夷汉”思想的影响,畲族民众在与汉族杂居相处的过程中,多是采借汉民族群众的民间信仰为本民族所利用,畲族民间信仰中较多地蕴含着汉民族民间信仰的因子。作为从迁入地带来的民问信仰,宁国畲族民间信仰同样内含着汉民族民间信仰的因子。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宁国畲族地区的政府为争取经济发展的资源而大力“复兴”畲族传统文化,使得原本处在“隐藏”或是消失状态的畲族文化又重新在畲族民众生活中“活跃”起来。民间信仰作为畲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活于宁国畲族民众的民俗生活中。无论是传统时期的“采借”还是新时期的“复兴”,宁国畲族民间信仰都是以当时的社会语境为基础而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的。
  本文在结构方面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其内容主要包括选题缘由、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为“田野点概况”,其内容主要包括畲族概况和田野点简介。
  第三章为“宁国畲族凸显性的民间信仰”,其内容主要是从祖神信仰、汤氏娘娘信仰及灶神信仰三个方面对畲族凸显性的民间信仰进行描述,指出宁国畲族凸显性的民间信仰处在一种式微的状态。
  第四章为“宁国畲族非显性的民间信仰”,其内容主要是从人生仪礼方面对非显性民间信仰进行描述,指出宁国畲族非显性的民间信仰在民众的生活中日渐消失,甚至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处在一种缺失的状态。
  第五章为“传统文化‘复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其内容主要是对宁国千秋畲族村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的梳理,指出传统文化的重构,势必会影响到畲族民众对民间信仰的重新理解。这些不仅表现在显性的民间信仰当中,也在隐性的民间信仰当中有所体现。无论是凸显性的还是非显性的民间信仰,笔者认为这都与宁国畲族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与民俗生活世界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联。
  第六章为“结语”。尽管宁国畲族民间信仰因为民众的迁徙、族群的互动和国家制度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而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然而,应该注意到,畲族传统文化的因子一直深藏在宁国畲族民众的血脉之中,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之下,其将会在宁国畲族民众的生活中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显现。
社会学;人类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交融从属于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我国各民族之间已有过悠久的民族文化交融历史。各个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特征不尽相同,现代社会中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也呈现出不同特征。
  文章以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为研究对象,以安徽省N镇为调查点,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运用访谈、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获取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初步掌握当地回汉文化交融的基本特征。文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回族文化变迁和回汉文化交融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对N镇回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和发展指向作深度探究。
  本文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第一章导论,由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五个部分组成。
  第二章田野点概述,详细介绍了N镇基本概况,自然地理特征,社会文化及民族和宗教特征。
  第三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相关内容介绍,具体地选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格局、谋生方式、语言使用、族际通婚、节日变迁、宗教观念作为主要调查研究对象。
  第四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分析,从发展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和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方面加以说明。
  第五章指出现今N镇民族文化交融更多地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应注重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社会道德对推动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作用。
  结语部分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和“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核心要义,并表示N镇回汉文化交融的良好发展得益于上述政策的具体指导。
社会学 南京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Kyrgyzstan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populated with people of various religious confessionsthat coexist on one land.Most of the people in Kyrgyzsta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traditionally Muslim ethnic groups, such as the Kyrgyz's, Uzbeks, Tatars, Tajiks, Kazakhs.
  Due to the outflow of Russian and the influx of refugees, high birth rates in Muslim ethnicgroups, the percentage of Muslim population is growing.In the states of the Central Asia, as ithas historically developed, Islam holds sufficiently extensive part of everyday life.Islam is in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f the CIS so systematic that we can identify it as a factor.This factoris present in almost all spheres of human activity, especially in politics.So, against the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Asian CIS states, we can talk about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The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Kyrgyzstan, movement indefining the essenc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Islamism".The objective of thiswork is also to define the role of the Islamic factor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of the CIS.
  As the tasks of the research is put the allocation of basic socio-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ofthe birth of movement with Islamic slogans, strengthening its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people and to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as a whole and the forecast of thefurther development of Islamic extremism.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青海省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青海省各地区分布着80多万的回族人口。青海回族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宁地区、海东的化隆民和、海北州的门源,黄南州的尖扎,海南州的贵德。这些地区的回族的先民因各种因素,从唐宋时期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最早借助于丝绸之路的南道,这些回族先民乘着商路发展的便利条件进入西宁地区。蒙元时期在政府数次西征,蒙元帝国的建立的影响下,大量的中亚穆斯林因商业往来、传教而进入西宁地区,成为西宁地区回族先民。明清时期,回族或以军事移民的身份,或因商业贸易、或因避祸逃难等迁移到西宁。
  而海东、海北、黄南的回族多因避难逃荒、政府招民屯垦、经商、其他民族皈信伊斯兰教等方式成为当地回族。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迁入的回族组成了青海众多回族人口。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回族是山东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从山东回族的历史来源入手研究山东回族聚居区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对回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本文首先在宏观上论述元明时期进入山东的回回穆斯林,元代以军屯中的穆斯林落籍山东发展成最初的回回聚居区,明代主要以来自江苏、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中存在回族而在山东自发形成聚族而居的回族聚居区。其次在微观上以济南回族聚居区的发展为例,着重论述了历山顶、西关等几个重要回族聚居区的历史变迁。最后总括历史环境下的民族政策、以水运为主的交通环境、市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教各派别对穆斯林的影响是山东回族聚居区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教思想与儒释道文化的对话交流和回族重视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维系了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纵观山东回族聚居区的发展变迁,我们发现聚居区的规模经历了从小到大,分布从零星到相对集中的过程,聚居区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回汉聚居区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是山东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以民族村寨为载体,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联动效益。民族村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动和影响的,在看到民族旅游为民族村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因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如民族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社区关系结构等也会因旅游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探求民族村寨在旅游介入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理清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制,对于实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均衡发展、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视角研究民族村寨社会的时空变迁,并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西江的旅游发展实际,设计并检验适用于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问卷量表;第二,在“时空置换”的思想下,对西江村寨群落进行时空判定,为后续研究时空变迁做基础;第三,通过ROST文本挖掘软件探寻构成西江自然村寨社会结构及功能的要素成分,进而构建理论基础,为研究框架做依据;第四,实证研究旅游介入下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演变规律,从而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很多地区借助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陆续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并取得经济和社会的显著发展。当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时,其也带来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变迁。因而,思考在民族旅游驱动下,如何引导目的地社会结构及功能朝着正方向变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可以丰富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在空间上将肇兴侗寨划分了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采用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区域的一手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标准化,之后构建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分析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空间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规律,从而构建旅游驱动下肇兴侗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时空演变模型。
  最后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肇兴民族旅游驱动下社会结构调控政策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局限性进行相关论述。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注重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乡村社会,通过利用文献资料、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南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柯克亚乡阿克美其特村为例,对其在1949年前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变迁进行调查和研究,并试图提出一种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新思路和新认识,从民族学的文化研究描述本村塔吉克的人口、家庭、婚姻、经济、物质生活、宗教、人生礼仪与节庆以及教育的变迁,以便发现和解释其内在意义。
  1949年前,阿富汗的瓦罕地区迁入的塔吉克人用元宝购买维吾尔人居住的阿克美其特村以后,开始分散各大草原从事农牧生活。从此以后,两个民族农牧和物质生活的交换正式拉开帷幕。随着接触和交往的频繁,塔吉克人为了维持生存和适应社会环境,接受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和农业技术。
  1949年到1958年,国家政权在地方社会实行以后,本村塔吉克人的公民身份得到确认和村里设立最初的管理机关,从而村民摆脱了地方地主的欺负和压迫,生活得到保障。
  1958年到1981年,按照上级的安排,年轻人搬迁普萨大队与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23年过程中,村民和维吾尔族人各方面的往来更加密切。由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村民普遍使用维吾尔语,穿戴维吾尔人的服饰以及维吾尔人杂居生活。
  1981年到现在,按照政府的批准,村民重新回到家乡。为了改造生活环境,利用改革开放的号召和政府提供的资助,着手重建家园、畅通马路和水路等。随着现代性媒体和交通工具的普及,村民的思想意识开阔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这样村民单一的文化互动转变和进入多族群文化生存的环境,因此单靠维吾尔人生活的文化模式被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模式取代,倾向单一方向的文化涵化减缓和始终存在的文化维系进一步增强。
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社会工作 贵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以湖南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散居少数民族,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和现代化的冲击,自身的族群文化处于消失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本民族的青年在与外界族群的交往过程中,其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并对自身的民族身份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一个对自身民族身份都不认同的人是无法接受和传承自身的族群文化的。本课题是一个尝试性的探究,希望通过小组活动的开展使得组员可以了解自己族群的来源和历史,从而能够正视自己的民族身份,减少对此的困惑。
  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对课题背景的阐述和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第二部分是民族认同困惑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对湖南维吾尔族这个群体的概述,具体地描述维回新村中的维吾尔族村民的困惑;第三部分是小组工作开展的具体过程,分为六次小组详细地描述了小组开展过程中组员的表现和变化,以及他们对自身的思考;最后一部分是对本次研究的总结和反思,通过为期六次的小组的开展,可以发现散居维族青年的民族认同虽然是建立在历史记忆和国家政策的主观建构之上的,但是他们的民族认同仍然存在,并可以通过诸如开展小组的方式使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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