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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学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传播的持论与认知,深邃而精辟,恢宏且具象,极大地彰显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思辨特质与价值判断维度,为推进近代政治交往及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作出了伟大贡献。一般而言,政治沟通是政府机构或人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向公众开展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规模的政治信息交流活动,目的在于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确保政府各项工作有效运转。从总体来看,我国政治传播在价值观构建、政治形象塑造、社会整合与控制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全方位地发挥了其功能。然而,受媒介生态从“政府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轨制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我国现行政治交往还面临着传播机制滞后、公众信任危机与职业人才队伍匮乏等发展困境,且这些难题及其弊端在网络化时代暴露得更加明显和剧烈,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鉴于此,本文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实境况,借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技术成果,试就如何推动政治沟通走出桎梏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破题之策,并使公众对社会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特征产生全面、客观、理性的觉解与判断,以增进识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集美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平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公共政策对改善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公共政策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合理调整和分配公共资源作为其最基本的目标。造成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根源是城乡居民的公共利益没有得到公平有效维护,没有完善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平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平等观、马克思主义政策理论构建实现城乡居民健康平等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根据相关数据研究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以教育、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医疗保障、生活方式和环境角度来研究造成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状况分布情况采用的指标为人均期望寿命、人口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这六种总体健康水平指标,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体原因致病死亡率的数据、卫生费用支出相关数据,辅以我国近年来城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部分省份居民受教育程度抽样调查数据来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了构筑均衡平等的教育政策、重构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完善全面平等的医疗政策和构建和谐友好的环境政策等实现城乡居民健康平等的公共政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意识形态一词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是学术界研究的话题之一,进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话语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网络新兴技术的兴起、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面临机遇时又受到严峻的挑战,其控制力、吸引力、影响力、认同度受到削弱,话语权危机逐渐显现。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化解危机,有效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然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探索有效的路径,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本课题在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路径。首先,阐述本课题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本课题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其次,梳理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等相关概念,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说明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再次,论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危机表现及产生危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社会整合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道德危机是其主要表现,并从西方社会思潮、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等方面分析产生危机的因素。最后,论述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选择。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时俱进;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强话语权的物质基础,丰富文化资源;必须利用新媒体创新宣传方式,建立与完善网络平台;必须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两者相结合,以此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安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科技的飞速发展,将各种信息终端设备变成人的外置器官,以网络和通信为技术基础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和革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自媒体拥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时效性,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没有了特定的界限,公众日益强烈的话语权意识与自我表达需求得以实现。公民政治表达渠道多样化,权利意识增强,使政治伦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政治伦理问题在自媒体背景下显现并且加剧。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综合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关政治伦理的研究成果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将政治伦理与自媒体传播相结合。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对自媒体语境下我国的政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自媒体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首先对自媒体的概念进行阐释,总结出自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继而对政治伦理的内涵及其中西方历史发展脉络进行阐述,基于以上内容分析总结出自媒体对政治伦理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自由、民主、信任和理性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在自媒体境遇下政府与民众、社会与个体之间所产生的政治伦理问题:言论自由界限模糊,公众言论自由不可干预和政府的网络管制之间的出现悖论;自媒体背景下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民众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娱乐至死”成为潮流的网络环境下,社会民主意识无法达成共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常常因意见表达不畅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自媒体产生以来,民与民、官与民之间互动交流机会逐渐增多,但这种交流却显现出更为明显的信任危机;在网络环境匿名性的庇护下,网络言论更趋于感性而非理性,导致网络整体呈现情绪化,网民易被感染和利用,人云亦云的过激言论成为促成网络暴力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研究,从自媒体参与主体、网络话语权以及社会价值观三个角度,剖析我国自媒体政治伦理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针对上述问题及其原因,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观为指导的人文关怀为最终归宿,初步探索出自媒体时代下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伦理引导路径。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邻避问题日益凸显,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邻避设施政策涉及到公众,尤其是其周边社区居民的各种切身利益,如果在这种公共政策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那么很容易导致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的邻避冲突的发生,从而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公众参与是化解邻避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邻避情境中公共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仍属于表面参与,存在公众参与意愿不足和公众参与有效性不高的问题,使得公众参与化解邻避问题的作用多具有局限性。面对这一困境,政府亟需加深对邻避情境中影响公众参与意愿和有效性因素的理解,探寻提高公众参与意愿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有效方法。
  本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结合计划行为理论、政策过程理论、人因系统理论和公众参与有效决策模型分别构建了邻避情境中,公共政策过程时间维度下的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和公众参与有效性影响因素模型。然后分析了各阶段公众参与意愿差异,影响因素对公众参与意愿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情况,最后依据数据分析的结论分别提出在政策过程中提高公众参与意愿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结论具体如下:1.邻避情境中,政策制定期和实施期相比,公众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政策的实施期和评估期相比,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实施期和评估期的参与意愿比制定期的略高。2.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制定期,行为态度对公众参与有意愿存在显著正影响;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3.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实施期,行为态度对公众参与有意愿存在显著正影响;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4.邻避情境中,在政策评估期,行为态度对公众参与有意愿存在显著正影响;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5.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制定期,参与能力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环境在政策制定期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过程在政策制定期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正向显著影响。6.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实施期,参与能力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环境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过程对公众参与有效性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7.邻避情境中,在政策评估期,参与能力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环境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过程对公众参与有效性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相关建议:加强公众参与文化建设;制定和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政府领导应当积极改善自身形象,提升在公众中的“榜样”作用;完善相关信息发布体系,加强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强化信息公开;政府加强文化教育建设,细化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各方面的规定,引进NGO来加强对政府在关于公众参与权益方面的监督等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安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法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有效促进了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实现。对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进行深入理解和分析,可以实现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治国理政方式的研究和探索,对我们更好地巩固宪法的核心地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和落实,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全面小康的建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政治局学习资料、中央文件中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并由此得出时代价值。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说明了写作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研究方法,从而得出这一主题研究的可行性。第二部分阐释了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由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马克思列宁的法治思想及我党四代领导集体的法治思想产生,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三部分,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研究了主要内容和特点。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相互依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第四部分探究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它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指导思想,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
  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体现,国家治理体系调整也是国家和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社会自主性空间不断扩大,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国家治理思想为指导,从国情世情出发,从建构政府和社会分治体系与合作体系两方面系统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方向,引导国家和社会关系良性发展,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完善社会自治机制,拓展民主参与渠道。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序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本文的研究主要分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探讨其核心要义和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基础,重点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一届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次,从建国,改革开放和本世纪初三个时间节点分析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变化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重点研究当前国家和社会关系现状,在社会自主意识日趋增强的条件下,我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和现代化出路。再次,从国家与社会分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梳理政府、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作用,确定政府权力的边界,从政府放权、社会组织成长和基层民主自治机制完善等方面探讨政府和社会之间“分开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对策。最后,从国家与社会合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公共权力运行的民主化,提升公众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探讨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具体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山东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形态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转型。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制度保障,也为新时期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与实践,首先要对“人治”、“法治”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法治”的特点进行分析。相比于“人治”,“法治”具有政治权威弱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利竞争优化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方略演进的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依法治国的方略虽然未被提出,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已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清晰地阐述出来;第二阶段是形成与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随后将其写入宪法中,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并且我党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于2010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三阶段是全面推进阶段,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概念,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其中主要是我国的立法有待进一步健全;执法有待进一步提高;法律监督有待进一步完善;法治观念有待进一步培养等。面对以上挑战,应着力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应对:第一,坚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相结合,提高我国的立法质量;第二,全面深化我们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第三,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第四,加大法律监督实施力度,维护法律的权威,特别要提高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第五,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公共管理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企业是运用商业运营的手段来达到其社会目的并实现社会价值的组织,其不仅能够解决传统非营利组织造血能力低下的问题,同时还能比实施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加注重社会价值,更单纯有效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20世纪末,相继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之后,加之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西方福利国家期望通过社会组织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也遇到了瓶颈,由于缺乏长期的资金供给,非营利组织普遍难以提供持续有效的公共服务,很多甚至无法生存,形成了志愿失灵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社会企业这一兼具社会性与营利性双重特征的混合体制组织应运而生。社会企业逐渐增多的成功案例使公共管理学界意识到了社会企业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而在社会企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中,不难发现其利用相关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在我国,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公共管理学界也已认同了发展第三部门的重要性,而社会企业作为第三部门中的新型组织模式也日趋得到了认可和关注。发展社会企业对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提高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高效配置社会资源、解决民生问题以及促进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面临着各种发展障碍,纵观其他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社会企业发展,可以发现社会企业发展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基本都建立了符合自身环境的公共政策体系。我国目前的社会企业发展缺乏必要的支持政策,而我国的准社会企业现有的相关管理政策也不成熟,不利于我国社会企业环境的培育,在此背景下,探究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策缺失问题则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内外社会企业的相关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国内外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以及相关理论。第三部分是对社会企业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对国外社会企业的现状总结出其发展所需的公共政策。第四部分是针对我国的社会企业发展历程及现状总结了现有的相关政策法规,并探讨了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公共政策缺失问题。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中公共政策缺失问题的成因。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是针对我国社会企业发展中公共政策缺失问题的成因,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政策体系构建的建议。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资本是影响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其中,信任,不论是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的构建都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前提条件,而制度、规范也是国家认同产生和维持的保障性因素,公民参与网络更是国家认同产生的生成条件。这三者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发展。本文将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去阐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通过构建现代社会资本来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陈述社会资本的理论概述和国家认同的理论概述。并指出社会资本对国家认同是有影响的。第二部分,指出作为社会资本核心部分的信任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公民参与网络----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非正式制度规范是国家认同的重要保障。第三部分,构建现代社会资本,促进国家认同的构建。
公共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广州“禁电”政策自出台以来,业已成为学者探讨的争议性议题和公众关注的话题。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禁电”政策关系到每一个社会公众的直接利益和行为价值导向,波及的利益场域较广,与建立稳固的城市交通安全秩序、促进社会的良性协调发展具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相比常态化的政策改进,广州“禁电”政策的变迁却呈现近似“非常态化”特点,具体体现为:2006年广州首次提出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市行政区域内登记及上牌上路,在历经8年后,2014年又创设“五禁”规定,即禁止销售、禁止加油、禁止上路、禁止停放、禁止营运。这一变迁内容客观表明“五禁”规定是“禁电”政策的“加强版”,尽管在变迁中没有对政策工具和路径做出调整,政策目标却明显增加了。即便如此,“禁电”政策变迁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政策效益,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陷入了愈发混沌的境地。广州“禁电”政策为什么得以维持和存续,政策的调整为何难以达成共识,“禁电”政策何以失效等,成为本文探索的动机和主要方向。
  政策变迁的研究内容涉及结果面向和过程面向,前者侧重政策本身变迁的幅度与方向,后者着重说明影响政策变迁的因素,单靠一种理论无法完整诠释这一复杂的过程。在公共政策科学中,政策过程理论在解释政策现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该视角,多源流理论主要是分析政策变迁的决策前过程,倡导联盟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则可以分别从不同行动者的信念和利益层面详解其策略性互动过程,进而分析对政策变迁的影响。两种理论的并用主要源于在许多情形下,价值观念和利益政治对政策过程来说是同时发生作用且相互影响和补充的。鉴于此,政策过程理论为广州“禁电”政策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本文在对广州“禁电”政策的变迁过程、结果和存在争议进行分析后,先是应用多源流理论探究这一政策何以被提上政府议程,并对金登的多源流理论进行一定的中国式修正,论述不恰当的多源流构成是如何导致广州“禁电”政策的形成,据此洞察“禁电”决策前过程。研究表明,形成广州“禁电”政策的政治源流、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地位和强弱程度各不相同,表现为容易识别的问题源流、不全面的政治源流以及相对缺失的政策源流。正是广州“禁电”决策前过程中上述源流的不完善和不畅通,包括“禁电”方案与判定标准的不相吻合、政策共同体的封闭等因素,为“禁电”政策的执行遭遇挫折以至失效埋下了隐忧。之后,为补充多源流理论中对行动者层面研究的不足,结合倡导联盟和政策网络理论探讨“禁电”政策过程及缺陷,解释这一政策何以失效以及愈加严格的“五禁”政策能否最终产出。前者基于对行动者信念体系的深刻剖析,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支持“禁电”联盟和反对“禁电”联盟资源力量的变化情况,解释政策变迁的动力障碍;后者基于对行动者利益互动关系的分析,探寻不同行动者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特征和互动模式,同时分析政策网络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政策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制约广州“禁电”政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包括深层次的原因,具体包括:支持“禁电”联盟和反对“禁电”联盟不同的稳定信仰体系难以有效调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反对“禁电”联盟的力量不断壮大、政策网络行动者因资源和权力差异导致的互动缺失以及从属型的网络结构的作用。
  在运用上述政策过程理论对广州“禁电”政策变迁过程和结果予以深刻剖析后,总结三种理论各具优势,可互补,的确有助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多元化。具体而言,多源流理论解释了政策变迁的决策前过程行为,论证“禁电”政策的多源流构成及不足,指出决策过程的缺陷,为今后推动恰当的多源流进入政府议程提供具体性指导;倡导联盟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则从行动者信念和利益互动层面详解制约政策变迁的各种因素。由此针对性的提出优化广州“禁电”政策变迁这一过程的若干政策建议: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获得广泛认同,例如政府部门应培育议题网络的公共理性,利用政策共同体实现政策方案的“软化”,对公众开展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宣传教育以减少政策分歧,对政策反对声音要有应对预案,并配套补偿措施等;打破封闭的“禁电”政策网络,扩大政策网络的边界,提高网络的开放度和集成度;重视倡导联盟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政策取向学习,以此调整政策信念、达成政策共识;积极降低或者消弭“禁电”政策对主要利益群体的影响;优化“禁电”政策议程的设置模式,使多方利益相关者得以展开有效互动。
政治学理论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十六大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之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依靠侵蚀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来满足自利动机的“特殊利益群体”逐渐进入高层和大众警惕的视野。特殊利益群体有独特的政治特征,其形成、壮大并扭曲公共政策,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正视特殊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共识。
  论文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我国特殊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追问以下问题:我国特殊利益群体的发展现状如何?特殊利益群体为何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特殊利益群体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特殊利益群体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如何?基于此,笔者以利益分析为主线,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案例研究以及政治团体分析方法,从特殊利益群体的视角寻求我国政策过程的解释框架。论文选取当前我国牵涉利益面广、影响力大、社会熟知度高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为案例样本,以中国发展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特殊利益群体——房地产利益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这一具体框架下的公共政策的影响,以期为研究添加些许实证色彩。
  据此,全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研究现状进行了大致梳理,并指出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对我国特殊利益群体的界定,即通过辨析“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和“特殊利益群体”等核心概念来厘清我国特殊利益群体的内涵,并分析其类型和特征。第三章是对房地产利益群体的概述,其构成涉及房地产商和相关协会组织、银行等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媒体和研究机构以及房地产投机者,利益实现途径分为制度化途径、准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第四章旨在分析房地产利益群体影响调控政策的行动逻辑,以行动者为主体、以行动过程为重点、以行动结果为目标来审视“121文件风波”,分别从政策共同体、博弈过程和政策结果三个方面微观解读特殊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第五章从社会公平、执政理念、政策效能、政府权威等方面剖析特殊利益群体渗透公共政策的危害,提出以强化责任、建构秩序、优化策略、引导善念四个关键词为统领来治理特殊利益群体。
  总之,本文从西方利益集团概念出发,借鉴利益集团相关理论来研究我国特殊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廓清我国特殊利益群体的内涵,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第二,搭建系统分析框架,以我国房地产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宏观调控政策为蓝本,从行动主体、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果三方面探讨特殊利益群体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逻辑;第三,数据图表分析直观体现我国房地产领域的主要问题、政府调控的目标指向和政策手段。与以往有关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更多从利益分析的视角解读公共政策,关注特殊利益群体对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将抽象的研究对象转化成具体的房地产利益群体和特定的“121文件风波”,进行实证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西华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放开,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日益幸福,国家日益富强,民族振兴指日可待。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既有一些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也有一些反科学反社会的极端势力的不法活动,诸如此类的力量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崛起都起着不小的阻碍作用。近年来,膜拜团体作为一种较有争议的团体组织日益被我国政界和学术界所关注,膜拜团体的界定和定性问题以及对膜拜团体的态度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本研究在综合分析国内外膜拜团体的含义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膜拜团体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宗教、邪教、其他膜拜团体;对发展迅速的膜拜团体进行行之有效的法治化管理迫在眉睫。膜拜团体的法治化管理是依法治国总目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产生活稳定正常的保障,是阻止西方不良文化渗透的需要。本研究的重点是对膜拜团体进行法治化管理,详细分为对宗教、邪教、其他膜拜团体三类团体的管理。只有管理好我国的膜拜团体,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甄别膜拜团体提供理论指导、才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环境、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障碍。
行政管理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政策学习源自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
  研究政策学习的问题研究是广泛的学习,由于本人的学术水平有限,以及论文的篇幅,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在转型时期政策学习的研究,而对于微观的各个部分,例如组织,国家,个人,团体等,有待于以后的学者进一步探讨研究。本文从政策学习基本理论开始,列举了政策学习的演变及其规律,分析我国政策学习的提出以及存在的问题,梳理古代,国外的经验来找出可借鉴的机制,最后找出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及途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思路。
  本文更多的使用定性和演绎的方法。本文认为:我国的公共政策学习包括国家,组织,个人,团体等相关利益者,这些主体都存在中国转型期这个大的环境背景下,学习的内容也都与之相关,学习的模式有基本的五个模式,学习的内容从理论到机制再到价值观这样的层层递进。
行政管理 东华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如何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论述。如何才能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改革各方面间的协调,从而促进协同发展、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完善国家治理方式、促进国家治理民主,成为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并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现代化国家治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对民主决策、高效运行、制度建设、协同发展有更高的要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行为方式在内的整体,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体制机制的合理化、方式与手段的科学化共同构成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所以,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取向具体表现为主体多元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协同化、高效化。
  伦纳德·怀特,美国20世纪早期的行政学家,也是第一位系统研究行政协调并将行政协调思想理论化的行政学家。怀特行政协调思想内容精髓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减少协调量和难度;二是设置行政协调机关;三通过精密协调,获得较优协调结果;四是行政首长的裁定;五是实行协调的原则。其行政协调思想精髓在于实现政府机构间的协调,提升行政效率。
  加强对怀特行政协调思想的深入研究,能对协调思想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切实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协调理念的功能发挥。怀特行政协调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价值。将怀特行政协调思想借鉴应用于我国国家治理中,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和国家治理协同发展。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协调”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今后的国家治理中会更加强调统筹、协调发展。协调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怀特行政协调思想产生的背景、思想精髓、应用实践、合理性与科学性几个方面,对怀特行政协调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然后结合怀特的行政协调思想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核心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在深入研究怀特行政协调思想价值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缺乏协调的表现,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展开了论证,将怀特行政协调思想借鉴到我国国家治理中,对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公共管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在建国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其缺陷日益凸显,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应当看到,大部分户籍改革政策并没有真正触及城市公共资源供给和分配的利益根源,并没有出现对大多数流动人口有实质性意义的破冰举措,因而难以对城镇化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各地开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意义,同时各类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在各地实施过程中存在缺陷。
  通过比较全国不同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将其归纳分类为小城镇采用的“先三后一”型,大中城市及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的“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合二为一”型。江苏省采用的“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其产生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全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全国领先,但省内差异巨大,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居民福利等各个方面。其次,江苏省已开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措施内容,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缺陷也十分明显。通过比较上海市、广东省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寻找值得江苏省借鉴的优秀经验。在此基础上,江苏省户籍制度改革应当遵循尊重地方区域差异和居民意愿等方面的改革基本思路,在改革具体措施上,重点在分类设定城市落户条件、推动人口信息系统的建设、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向文明演进。自阶级分化出现起,社会的裂变与发展就已不可避免。从奴隶社会的产生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期间的历程漫长且曲折,但是这种客观的历史演进推动着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走向高级。生产力的提高激化了其自身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同时也导致了上层建筑难以完全适应其经济基础。尽管以上两组矛盾存在着制约关系,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在此进程中,人类则是社会发展的主导,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作为其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加强,目前世上所存在的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国度的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但所有国家管理者均需处理好与生产力相关的矛盾以求发展。一般来说,现代国度中的管理者多为政党,而被管理者则是该政党的统治基础及所辖的其他社会阶层。在政党引领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他们都注重和所辖群体的互动,而正是这种互动所产生的效应更好的促进了其所处社会的发展。
  目前,我国执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党自建立以来经过多次摸索而得出的适合实际国情的政治制度。就是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使中国的发展走向世界大国之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就是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的磨合过程史。党群关系问题是一个带有基础性的政治问题,它事关中国发展的全局,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何方,成为当代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课题。据此,笔者在引言中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相关领域研究状况及撰写思路做出交代,并另分四部分对现阶段我国党群沟通机制的相关理论阐释、运行现状、运行中的不利因素等方面对党群关系进行了探索,为解决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的问题提供参考依据。除引言外的四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对党群沟通机制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在对党群关系部分阐释中,笔者着重从政党的定义入手,进而对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展开分析,以期给我国党群关系做出精确的概念界定。至于在本部分对政治沟通的引入和详述,笔者则意欲把有关党群关系众多的方面细化为沟通之于党群联系工作的绝对重要性。把两种理论相结合并以此为角度去分析党群工作,这是本文的创新点。
  其次,在确立了我国党群沟通的理论依据之后,笔者把党的发展过程进行细化,按照党所面临的任务、工作对象等因素的变化把党群沟通的整体过程分成相应阶段,藉此寻求现阶段党群沟通工作中的不足。本文对各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全景式梳理,从中可知各个阶段彼此联系密切,但党群沟通作为主线贯穿全程。
  再次,现今党同全国人民群众团结一致,齐心致力于共建小康社会主义的任务。笔者在本部分阐述了现阶段党与群众关系的发展状况,找出了大量的有关当前两者在前进道路上因各种沟通不当而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为了找出诸多此类问题的成因,笔者分别从沟通机制的构成要素层面、我国现行制度的缺陷层面以及世界时局变化影响层面入手,较为清晰的分析了其来龙去脉,为机制运行中问题的对策探索做好铺垫。
  最后,笔者力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解决我国党群沟通机制运行中的问题寻求对策。在理论层面上,本文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总则,实事求是的印证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符合我国、我党发展的绝对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继续运用这些哲理解决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难题实乃必须之举;在实践层面上,笔者则从加强党的建设、加大公民自身素质提升、拓展党群沟通渠道畅通性、加快政治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较有深度的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 宁波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层次及其关系进行了研究。自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直呈现“井喷式”增长。在总结现阶段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三个倡导”,尝试以多维层次视角来探究核心价值观培育之道。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江泽民全面发展的价值思路;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等一系列战略思想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核心价值观的完整历程。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层次。此部分主要以社会主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四个维度为线索来阐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方法。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层次间的关系。此部分主要以“三个倡导”为中心,围绕社会主体来论述其他维度与“三个倡导”之间的关系。首先阐明了“三个倡导”中国家、公民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然后论述其他维度与“三个倡导”之间的关系。第四,探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层次需把握的基本问题。对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一些误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特性决定着多维层次的研究方式、“三个倡导”基本内容的表述为多维层次研究留有余地、“三个倡导”为多维层次研究指明方向三个方面。第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层次研究的现实启示。主要分为进一步深化对“三个倡导”的研究、建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机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彰显中国元素三个方面。
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安庆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价值观是人们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撑和文化条件。互联网时代,引领网络舆论导向的网络媒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巨大影响,既有便利也有冲击,如何规范、高效运用网络媒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要在充分认识网络媒介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巨大影响,深入研究、不断探索网络媒介的建设、运用和管理方法,解决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效传播问题,努力推进网络空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本文探讨研究了互联网和网络媒介的特点规律、作用机制,分析了网络媒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影响,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丰富内涵、增强宣教成效、增强辐射力和影响力、提升思辨性等;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造成冲击:使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加剧、瓦解了传统宣教体制、降低了全社会的道德观感和氛围、冲击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等。提出要努力打破西方的互联网技术、信息、话语霸权,落实管理责任、增强主流引领、改进宣教方式、加强网络监管、加强舆情处置等举措,努力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网络传播机制,规范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强大作用。
  本文用五章篇幅来阐述: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分析互联网及网络媒介的涵义、特征,评述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三章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概念及重要意义;第四章阐述互联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影响;第五章探讨互联网时代规范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对策。
项目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不断进步,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一方面,听证、信访等制度的逐步建立是我国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开放性的尝试。另一方面,在经济开放、跨国并购兴起的浪潮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逐步建立是我国在跨国并购政策制定中对国家利益的封闭性维护。但是,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跨国并购决策惹争议等问题仍时有发生。因此,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开放性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旨在对中美两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开放性进行比较,探讨公共政策制定中哪个国家更开放,其开放性从哪些方面体现,并试图提出对策建议。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内容以及技术路线做以详细介绍,进而对本研究的创新点予以说明。其次,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现有的关于公共政策相关属性的研究以及以利益博弈为视角的公共政策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论证了本文基于利益博弈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制定开放性这一视角的创新性和合理性。紧接着,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美国为比较对象,选取价格听证和国家安全审查作为样本事例,搜集了政策法规、事实案例以及文献资料作为研究数据,分别对一般性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特殊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编码分析,并对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开放性的主要维度进行了识别和评价,构建出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体系理论模型”,即“利益—影响—制定”模型,进而对中美公共政策制定的开放性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在一般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美国相对于中国更具有开放性,而在公共政策特殊领域的政策制定中,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具有开放性的结论,并结合理论模型提出了对策建议。最后,对研究成果和结论做出了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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