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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是中央办公厅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的一所下放干部劳动和学习的学校。“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绝大多数干部被揪斗、被定罪,以致中办工作秩序陷入混乱。后中办为了对这些“有问题”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和审查,将他们安置在“中办学习班”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然而,学习班并不能使广大干部走上所谓的五七道路。1969年10月,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名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的文章后,意识到创办五七干校既能贯彻落实他的《五七指示》,又能将全国引上五七道路,还是个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于是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此项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大批的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是为其中的一所。
  1969年1月,原中办干部、军代表、工勤人员等1500余人一同下放至中办五七学校,直到1979年1月该校才被正式撤销。其十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开办与成名阶段,办校一年多,该校就凭借出色的办学经验获得了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称赞,一跃成为全国五七干校的典型;第二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后至粉碎“四人帮”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调整与巩固阶段,学校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及分配政策皆有所调整;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动摇和消亡阶段,粉碎“四人帮”以来,该校学员对五七道路及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产生了厌恶及抵制情绪,甚至不断与校领导进行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学校撤销。
  中办五七学校在创办和成长的过程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为指针,坚持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的原则。换言之,创办以来,该校以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为目的,以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及生产劳动为主要教育内容,辅之以插队锻炼。其中就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而言,校内广大学员不仅要接受政治思想路线教育,还要参加批“刘修”、“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就生产劳动而言,广大学员不仅要参加各类农业活动,还要参加各类工业活动。
  中办五七学校在其创办的十年间,凭借着出色的办学成绩、中共中央的重视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对全国各地五七干校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外,该校也给广大学员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对学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伤害了学员及其亲属的情感;助长了学员“左”倾错误思想。另一方面:磨练了学员的品格;锻炼了学员的身体;密切了学员与群众的联系等。然而,该校给学员带来的消极影响远高于积极效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逐渐燃烧到中国边境,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支援在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起了一场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积极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本文以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0-1953)为背景,把广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来研究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的宣传动员工作。主要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开展经过、主要内容与形式以及成效和社会影响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理论上思考和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在导言部分,主要研究选择该题的缘由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国外学术界对抗美援朝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本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即刚刚解放的广西经济遭受破坏,土匪、恶霸、特务等反动势力威胁新生人民政权,对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起到一定阻碍;建国初期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建立比较健全的政府组织机构为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平签名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宣传动员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过程。本部分通过从初步发展、普及、持续三个阶段归纳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过程。
  第三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本部分论述了宣传动员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声援朝鲜同胞;揭露美帝暴行,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美国的侵略本质;歌颂中朝友谊等。宣传动员的主要形式包括通过报纸宣传、广播宣传、广泛采用各种艺术宣传等展开论述。
  第四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社会成效。包括全省各族人民积极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等物资,支援前线,推动了爱国捐献运动的广泛开展;广大青年工人和学生踊跃参军,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去;前线医务工作者短缺、医疗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医务工作者纷纷报名奔赴前线,参与援助;饮水思源,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感恩之心,促进了广西优抚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五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动员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宣传动员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重视宣传队伍建设是宣传动员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宣传形式的灵活性、多样性是宣传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必要因素。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在宣传动员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形式与时俱进,注重宣传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农民对于土地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土地可以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生计来源、养老保障乃至生活的希望所在。对广大的中国乡村民众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渴望的一种生存方式。农民离不开土地,同时土地也是关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核心问题。迫于战争、灾荒、残酷的封建剥削等因素的严重影响,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主地现象。因而趁乱占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不会轻易转让自己的土地,在自给自足为主要土地关系的时代,如何名正言顺地占得土地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出发,对农村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并翻身做了主人。同时,这场运动由于处在政权重建和资源再分配的时期,不少农民抓住机遇多占得土地,并使其利益合法化。
  本文以安徽省阜阳市曹寨村为口述史调研点,以经历过当时土改运动的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老人口述资料的梳理,探讨这一地域特殊的“占地行为”。本文按照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从占地原因、占地过程、占地后的影响再现这个地区土改占地过程的全貌。结合当地特殊的占地传统,分析当地土地改革时期占地如何高效地进行。通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土改前夕,农民在自家生计受到威胁、在无政府保障权益的混乱情况下出现占地现象,这是农民迫于生存需要的选择;土改时期,在政权重建和资源再分配的大背景下,农民在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情形下,紧紧抓住翻身和产权重构的机遇,将占地的传统带入土改之中,成为当时特殊的订婚占地现象。而这一现象反映了特殊时期农民的土地观念的改变及不断深化,以及在当时的地权实践,进一步也引发了作者对占地行为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对湖北省赤壁市文清村土地改革的调查中发现,在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众动员运动,这些“因地制宜”的民众动员运动在当时的文清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广大农民树立了阶级意识并且打垮了地主阶级,从而巩固了党的新生政权。当时对文清村进行的民众动员运动是经过了中共的精心选择的,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选择性”的民众动员?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前后三次进村调研,通过对湖北省赤壁市文清村17位老人进行深度口述访谈,再现历史原貌,试图找出这些“选择性”民众动员出现的原因,以及其表现手段和对土地改革的效应影响。调研表明,“选择性”民众动员是在一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通过这些“选择性”的动员手段对当时土改的进行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选择性”民众动员手段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巩固了新生政权,密切了党群关系,还提升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与政治地位。
法律史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写作思路是从1955-1958年重庆市江北县法院的判例出发,研究肃反运动在重庆市江北县的实施情况以及效果反思。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肃反运动的背景。通过对肃反的国际环境,理论渊源,国内的反革命形势的分析,了解当时中国的状况。1955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反革命分子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的破坏时有发生。在农村,他们造谣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这种情况引起群众的不安。还有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混入了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民主党派内部。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来指导并规范这次肃反运动。
  第二部分分析了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严肃与谨慎的相结合”的方针、“少杀、慎杀”的政策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等实施的具体分析,了解了当时各项政策法律形成的社会效果,进而更好全面认知肃反运动。
  第三部分探析了1955-1958江北县肃反运动的实施情况。主要通过考察江北法院肃反典型判例,具体分析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治反革命条例》和《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实施情况。
  第四部分在前三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1955-1958江北县肃反运动的实施效果以及对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予以反思。江北县在肃反运动中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清除了暗藏在社会中的一批反革命分子,最终肃反运动取得了胜利。在肃反运动开展前,国内局势很不稳定,大批反革命分子伺机进行破坏活动,而肃反运动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反革命势力基本消除,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以上都是肃反运动所取得成就,但是在肃反运动中也出现了“左”或者“右”的错误倾向。这些左右摇摆的现象,大多是发生在斗争形势转变的关头,说明我们掌握情况不够深入,有些地方没有正确贯彻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并且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由于强大的群众舆论给当时的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进而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这些经验教训,可资今天和今后健全完善我国司法裁判制度提供借鉴。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五七干校在“文革”极“左”的干部教育路线指导下,全国各地为响应毛泽东“干部革命化”号召而创办的对广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种特殊干部学校。广东五七干校特指“文革”时期广东地区所办的五七干校。它不仅与全国其他省份的五七干校有共性的联系,还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是研究全国五七干校史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广东五七干校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广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并就其区域特征和对广东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力图还原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广东五七干校群体。广东五七干校植根于“文革”的大历史背景。“文革”初期,广东干部群体遭受严重冲击,大批“靠边站”干部急待重新安置;而当时的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既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现实难题,又不能全面落实《五七指示》的精神。1968年10月,在毛泽东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下,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在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在广东应运而生。
  在发展历程上,广东五七干校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68年10月至次年2月为建校阶段,侧重于五七干校数量的扩展,在这一阶段全省干校建校数量多达300余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被下放;从1969年3月的“大检查”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为调整阶段,侧重于五七干校的内部整顿,在这一阶段干校内部管理不断强化,干校总数随着部分学员的分配和干校的迁并而逐渐较少;从“九一三事件”后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为衰落阶段,在这一阶段干校的发展日益式微,干校中心工作转入轮训在职干部,干校总数则随着省直干校的归口重组和地方干校普遍裁撤而锐减;“文革”结束以后为消亡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省干校难以为继并全面停办,截至1982年惠来县五七干校被撤销,五七干校最终在广东的历史舞台上消失。
  在办学内容上,广东五七干校以《五七指示》为办学方针,坚持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社会调查和批判“资产阶级”相结合,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其中不乏可取之处,但作为“左”倾思想的产物,它在办学内容上也体现出了浓厚的“左”倾主义色彩。
  在区域特征上,广东五七干校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它在鼎盛时期超过300所的办校数量,其中包括省直单位超过30余所的办校数量,全国其它省份无一能及。此外,从办校时间而言,它主要集中在1968年10月到12月间;从办校类型而言,它主要以地方五七干校为主,中央部门在广东所办的五七干校仅仅只有一所;从空间分布而言,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粤北山区;从人才分布而言,英德的省直五七干校几乎聚集了全省一流的文化人士。
  在社会影响上,广东五七干校虽使大部分经受了一定的磨炼,但也给部分干部造成了难以治愈的身心创伤;它还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广东地区的发展,并把“左”倾主义的错误干部教育路线在广东推向极致。全省为此而收获的正能量跟一代下放干部与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广东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乃至国家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五七干校是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的事物,是应该予以否定的。广东五七干校集体命运的转变历程和由此而带来的负效应,实际上也证明了五七干校最终在全国消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三反”、“五反”运动沉重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改造工作,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风气,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反腐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继续深入开展长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认真总结和学习“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本文重点研究了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各项举措,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反腐工作的具体举措,提出在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过程中,应着力借鉴“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继续保持“零容忍”的高压反腐常态化,继续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政治学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牵涉范围广、涉及人群多、影响意义深远的一次政府组织的社会历史活动。这场运动产生了约1700多万知识青年,改变着几代人的人生轨迹和中国的政治生态。因此,客观全面的认识知青运动这段历史蕴含的政治学意义对于深入分析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论文旨在通过分析知青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运用知青历史叙事这种主要研究形式,借助社会学领域的集体记忆理论而衍生的政治记忆理论为分析视角,聚焦于探究知青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政治记忆及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并着重反思这一历史事件的权力要素、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填补知青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空缺。
  文章的逻辑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对本文的选题依据、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章着重探讨了集体记忆和政治记忆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集体记忆的三个特征,它是一种当下社会的建构、一种社会的认同力量、一种社会传承的实践活动;又阐述了社会学代表性人物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解读。接着引出了政治记忆的含义和共时性、历时性和社会形态性的三个特征,并论述了历史事件与政治记忆的关系,得出政治记忆可以成为理论分析依据的结论。第三章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叙事。本章主要从知青上山下乡的缘起、有计划的展开、“文革”时期、落幕这四个阶段对知青运动进行历史叙事解读,并简明扼要的分析了其蕴含的政治学话语。第四章侧重探讨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事件的政治意蕴。本章主要从政治合法性话语、公共政策话语和“接班人”话语进行分析,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产生丰富的政治话语。第五章是对知青上山运动的再反思。本章主要从历史事件蕴含的体制化和人格化权力要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制度要素,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文化要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不仅记录着过去,也建构着当代政治生态,影响着未来政治走向。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微观层面上,上山下乡这一特定历史事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制度安排性,其塑造着政治合法性、公共政策、“接班人”等政治记忆;上山下乡历史运动尤其受到领导人人格化权力结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这与当时的宏观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环境中的潜在因子,对作为历史事件主体的知识青年们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或思考。宏观层面上,历史事件影响并塑造着政治记忆,政治记忆具有共时性、历时性和特定形态性特征;宏观社会政治环境对特定历史事件具有深刻影响,使得历史叙事中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话语;权力、制度和文化等要素的反思对于深入解读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的社教运动,是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的湖北省社教运动六个试点县时期的典型单位之一。金星大队的社教运动,始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底,结束于次年的五月底,历时近八个月。运动涵盖了“四清”阶段和建设阶段两个时期,并且每个时期的运动过程又相对完整,为了解整个社教运动的历史特色提供研究典范。本文根据湖北省档案馆和湖北省图书馆的大量材料,对金星大队的社教运动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全文分为前言、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正文分为五章,分别从运动的历史背景、历程、运动内容和综合评价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介绍了湖北省社教运动的历史背景和运动的阶段性划分;第二章系统介绍了孝感县、区、社的社教进展和运动前金星大队的基本情况;第三章主要论述了社教运动的“四清”阶段,即从发动群众、组织串连到清经济、清政治的具体过程和典型案例;第四章介绍了运动的建设阶段,并从组织建设、生产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对金星大队社教运动的综合评价,从工作队本身及运动带来的实际变化入手进行分析。
  综合来看,整个运动仍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虽然给当地生产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带来切实的改观,但是在全国政治大背景下,金星大队的社教运动仍然出现了许多“左”的偏差。从运动初期的阶级分析严重化,到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其中由于过急、过快也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与此同时,金星大队工作组又能坚持策略,没有出现打骂、关押等过激行为,这些都是叙述金星大队社教历史所不能忽视的。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是探讨黄泛区的特殊土改改革方式形成的过程及其经济社会基础。通过对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进行口述史调查,在收集整理民间资料和既有官方史料的基础上,首先从黄泛区自然环境入手,分析黄泛前后地权的变动状态,导致“地无常态”的土地占有状况;接着从地权关系的变动,展现黄泛前后原有社会阶层关系出现的转变,富人失去土地沦为贫民,贫民开垦荒地而上升为富人,形成“人无常命”的社会阶层结构。最后,在“地无常态”和“人无常命”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黄泛区的土地改革因地制宜,针对其特殊的土地关系和社会阶层关系,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有黄泛“前三年”经济情况和“后三年”开荒情况之分,将黄泛前后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纳入到土地改革当中,形成区域性的土地改革形式,最终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黄泛区的土地改革方式是全国性的土地改革政策与地区经济社会相结合的产物,黄泛区土地改革方式遵守了土地改革的政策精神和主要目标,同时兼顾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土地改革政策执行上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因此,从区域角度来看,黄泛区的土地改革如果按照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政策进行,尽管与土地改革的目标一致,但就会出现政治悖论,这种悖论是基于政策与区域条件而形成的。那么为避免政治悖论,将影响降低到最小,从黄泛区的土地改革经验来看,在政策的制定当中就要结合区域政治背景,因地制宜,执行也要有一定的柔性力度,这样政策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达到政策目标。
政治学·中共党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新生政权,尽快改变国民经济和生产一片凋敝的境况,新中国的奠基者们做出了向苏联学习的政治决策。但是基层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学习苏联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和抵触心理,思想认识始终无法同政治高层保持一致,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无疑给中共领袖推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决策带来了阻碍,使国家各个领域学习苏联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中共领袖们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学习苏联的高潮”运动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1953年,为了使社会各个阶层在学习苏联方面达成共识,进一步统一国家意志和民众思想,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决定,很快将全国学习苏联的运动引向高潮。这个高潮发起于1953年,一直延续到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明显裂痕为止。1950年代,新中国“学习苏联的高潮”阶段不仅是中国建设史上一段极具争议的时期,期间通过学习苏联获得的各种成果,也对中国日后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它是由新中国政治精英们酝酿发起并引导的、自上而下的,以实现国家民族重新崛起为目标的全民政治运动,因此它的运动过程始终伴随着政治环境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中共政治领袖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深层原因,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的高潮”的发起、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等情况作了一定的考察,并试图以全国各个领域学习苏联的具体案例和中苏关系的变化为线索,进一步解读“学习苏联的高潮”这段历史。
  通览全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习苏联的高潮”运动尽管存在不恰当地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其起到的重要的历史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长足有效的发展和进步,就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和学习,并结合自身实际有选择性地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既要礼貌地请进来,也要自信地走出去,只有这样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才能使国家实现持久的繁荣富强。
专门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亟待稳固新生政权和重建国家秩序,中国共产党着手在新解放区展开大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年多的土改运动,贫雇农分得了赖以生活的生产生活资料,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乡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但革命的内容远不仅此。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将其权力的触角渗入乡村基层、个体家庭,实现了对传统家庭、社区关系的厘定和改造,深化了农民对政权合法化的认同。
  本文以当阳县(1988年撤县改市)为研究对象,第一部分论述当阳县土改前的社会生态。该县在土改前地权分配相对分散,自耕农占地比例较高,并非中共官方建构的那样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但地权分散并不意味着地权平均,当阳县土地整体占有极为不均衡。第二部分论述当阳县的土改大致经过。该县从1950年9月以麦城、佟湖、渡门、胜河四个乡为试点,逐步展开,土改大致经过宣传发动、整顿组织、划分阶级、没收分配几个阶段,至1951年9月结束,转入复查。本文在第三部分中论述了农民对诉苦的因应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揭示了在国家权力的驱使之下,农民作为诉苦的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情感选择对革命作出回应。在传统文化网络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革命者通过内部团结与外部打压的双重方式以及对农民国家观的重塑,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达致整合乡村社会的目的。文章第四部分以乡村基层干部为视角,刻画了该群体在革命运动中的处境与抉择。面对基层干部的“反行为”,党和国家借用“评功表模”、政治再教育以及民主监督等方式对干部群体施以规训和整顿,力图培养忠于革命的乡村代理人。
  在整个土改过程中,一些传统结构依然固着、夹杂于革命之中,例如平均主义思想、道义经济观、宿命论等思想暗流左右着农民、干部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革命工作的推进和开展。虽然传统的乡村伦理与政治化的阶级界说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张力,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在传统结构不可能完全消解的情况下,革命还需借用某些传统因子,所以,二者之间不仅仅是破与立的对立关系,更有着某种程度上互补和共生关系。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贵州省思南县塘头镇作为研究选点,依据十多位土改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及相关档案文献,重点考察了塘头镇解放初期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试图研究土改政策在当地的持续性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对农村及党和国家所产生的政策的影响。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分析:首先,在导论部分介绍研究背景、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研究意义,并解释了相关核心概念和调研村庄的基本情况;其次,从土改政策、工作队、政策执行模式这三个重要的因素考察分析了政治血统的重构过程;再次,着重考察分析阶级划分及其背后的权利等级和由此产生的进一步影响即政治血统的形成;最后,考察分析这种权利等级对于个体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对党和国家自身的影响即政治血统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如下:土改政策效应的持续性表现为筛选、形成了各种政治血统的个体;政治血统的形成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社会整体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具体来说,首先,军事胜利的取得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塘头按照自己的设想和方式来强力、高效地推行土改政策,进行政治血统的重构;其次,土改政策实施后,塘头的阶级划分实现了对个体的标记、经济等级的抹平和政治等级的建立,在塘头形成了以贫雇、中农、地富为主的不同的政治血统;最后,权利等级不同的对塘头的所有个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每个个体都希望通过自己良好的政治表现即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来改善自己的政治血统,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塘头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高农民阶级觉悟,贯彻国家政策,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兼顾各民族利益,实现各民族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改革运动的目标。多民族聚居、各民族杂居村是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一种民族聚居形式,由于各民族自身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体系,在不同的文化认同体系下各民族聚居、民族杂居的村庄形成了具有各民族自身特有的利益体系。笔者所调查的元江县安定村属于汉族、白族和哈尼族的杂居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族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汉族、白族在历史上长期占据坝区,而哈尼族多半居住在半山腰上,使得几个民族间土地、经济状况、人员交往相差甚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按国家的政策要求,在不同的民族村实行统一标准的成分划分,而按统一标准的成分划分在各民族地区却显得“不公平”,众多清清贫贫的哈尼自耕农被划成和丰产有余的汉族、白夷统一成分的中农,统一标准的划分极大的损害了哈尼中农的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哈尼族群众进行了维护利益的抗争,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哈尼族中农的积极抗争,哈尼人的成分得到公平的认定,在土地分配中得到了公平分配。笔者认为国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政策在一个地区的适用性,如果政策不适用,那么就会损害政策接受者的利益,而利益的损害就会激发民族利益意识,笔者认为在哈尼中农积极抗争的行为背后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以及民族自身的民族认同感。村庄发展、民族团结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多民族聚居、各民族杂居村庄的研究既包含对民族村庄发展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包含对民族利益问题的研究,笔者的研究对于扩充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鲁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全国土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的改革既具有全国土改的总规律,又有着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鲁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经历了多次土改,并在此背景下,土改的暴力慢慢激进、层层升级,到最后愈发不可收拾。
  本文选取山东省鲁西南菏泽市鄄城县J镇为研究地点,以十二位土改亲历者的口述研究为依据,旨在利用口述资料分析,探讨鲁西南地区土改时期的暴力体现形式和层层升级的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作用机制。
  首先,阐明研究背景,提出问题,梳理前人观点,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界定清楚文章的核心概念,并针对个案村庄土改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描述。其次,描述在土地改革以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既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看似稳定其实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和外部矛盾,这种矛盾的潜能构成张力,使得乡村中部分有革命意识的农民有参与建立新秩序的可能。第三,鲁西南地区第一次土改党是如何带领农民击破旧格局,拉起新仇恨的。第四,阐述返乡团来袭的暴力体现;第五是农民和地主的主导角色再次互换之后产生的层层加重的暴力现象。描述国家新政权建立后不同阶级的的分化、斗争是如何愈演愈烈的,在新政权整合过程中不同的身份和个人在面对新的生存状态下的选择和退出,以及如何被历史的浪潮层层夹裹着向前走的。最后,得出结论,鲁西地区的土改斗争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暴力失控”状态的,土地改革的上层指挥和群众运动的不稳定性是土地改革暴力层层升级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鲁西南土改中的暴力产生机制可以从国家以及群众两个层面来论述,在这两个层面下分析政权更迭下的社会矛盾。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传统的农耕大国,农民向来是国内革命斗争和工业化建设发展中的主角,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构成的“三农”问题是中国从始至终发展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中农是农民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在政策上始终十分看重对中农的团结,但因为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地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导致个别区域出现了侵犯中农土地和财产的现象。笔者于2016年对浙江省义乌市Z村进行口述史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如上现象。基于此,笔者采取结构访谈法对Z村10位老人的土地改革记忆进行深入发掘,从而对局部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政策执行偏差的相关讨论。本文主体内容先是描述Z村土地改革面临“无地可分”的困境,即“分中农”的发端;接着是阐述村庄采取灵活策略的土地平均分配策略,即“分中农”的具体过程;最后是讲述土地改革过后村庄社会结构的调整,即“分中农”的结果。结论部分重点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政策偏差对土地改革大局的影响,得出是偏差是由于土改政策宣传解释不足、基层干部缺乏土改经验、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三大原因所致。土改政策偏差最终也纵容了权力任性,损害了土改的政策权威性、迫使中农“离土”,导致土改失去中间盟友、加剧阶级对立,影响村庄秩序的稳定。
  本文通过对局部地区土地改革的“分中农”政策进行深入剖析,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政策的偏差现象。通过全面论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农的土地政策与实践内容,企图能够填补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农政策和实践研究的空白。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选取河南省义马市(渑池地区)石门村作为研究土地改革的个案,通过对12个经历土地改革老人的深度访谈,运用深度访谈法、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石门村的土地改革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笔者在对老人的访谈中发现,石门村的土改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从一开始的蜻蜓点水隐藏着农民对于这一新政策的种种顾虑,到蠢蠢欲动后的政治参与躁动,到最后积极热情的全身心投入。了解其心理变迁和行为逻辑之间的差别关系,有助于理解农民在土改中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心态,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探索农民的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对于还原,探索历史有着更为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文章认为,在土改政策推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历史,现实,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心理变化促使农民从众行为方向的转变。由于政策刚开始时的不成熟,村庄大环境没有得以彻底翻转,在心理上导致农民不敢出头,到解除农民心理负担后,农民心理上开始接受土改政策,再到土改营造的浓烈氛围中农民对土改的热烈支持心理。在行动上农民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行动。从一开始表现的群体性的沉默到普遍性在行动上的一种萌动状态,以及随后表现在对土改政策的积极行动上。本文也试图通过对农民行为的描述揭示传统的文化认知,生存环境,群体行动等因素对农民与政策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运动,它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成功地将农村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
  土地改革以前,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上饱受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生活贫苦、地位低下、思想保守,难以自发的产生阶级意识,土改工作队作为国家自上而下下派驻村领导农民土改的外来者,如何在短时间内动员农民,培养农民的阶级观念,让农民的阶级意识从无到有,不断强化,最终形成阶级认同?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选择从阶级意识层面来研究土改工作队,进而分析背后的机制与方式,无疑是一个创新之处。此外,本文还把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特色与工作队的行为表现结合起来,将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作为研究个案,以该县土改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档案史料为依据,运用文献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着重阐述了在土改过程中工作队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塑造农民阶级认同的过程和机制,再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土改过程。
  本文认为土改工作队作为党和国家在乡村的权力代表,作为强大的外源性力量,主导了整个土改过程,在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和塑造农民阶级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在进村之初,清匪镇反,打击敌对阶级,向农民表明阶级立场,在村中树立威信,取得农民的信任;宣传造势,营造浓厚的土改氛围,触动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中,对症下药,通过身体力行、情感诱导、阶级身份构建等方式实现了乡村社会的阶级分化,激发了农民的阶级仇恨,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阶级划分之后,又通过打压地主阶级,赋予农民政治权利,向农民输送经济利益等恩威并施的手段塑造了农民的阶级认同。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先后经历了多项土地改革指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实行的土改政策也是不同的,采取了不同土改措施地区土改的形式在东北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人认识到的东北土地改革都是暴风骤雨般,事实上这并不是东北土改的全部情况,在东北解放后的土改地区相反贯彻了和平土改,减少流血斗争,稳定了地区农民尽快恢复了生产为全国地区的解放提供后方支援。
  辽沈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解放后土地改革的地区称为东北新解放区,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对农民的生活影响较大加之面临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吸取老区在土改中“左”的错误的经验,新区实行和平土改的政策。本文以东北新解放区的地区之一作为调查对象,是十位亲历土地改革的老人作为访谈对象,探究东北新解放区如何实现和平土改。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和平土改政策的提出是以东北地区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背景条件,基于此提出了和平土改的政策目标,和平土改政策是实现东北新解放区禁止武斗的土改保障,基于政策的规定东北新解放区从土改宣传动员到最终分地要以“文斗”为具体指导思想实现土地改革的目标。一九四七年共产党部队进入调研地区首先成立了农会以分浮产,没有进行其他的土改过程。一九四八年正式开展土改后,执行和平土改的政策,初始宣传阶段采取了组织农会干部学习政策、以典型宣传和群众大会集中宣传这一由小及大范围的方式,树立农民和平土改的意识;在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工作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农民的斗争情绪被激发,而农会干部脱离了政策原则没有制止农民的跑偏行为,从而出现了偏离和平土改原则的武斗行为;在此情况下以工作队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贯彻和平土改的政策规定及时采取了从斗争对象规定、引导农民对政策有先进的政治觉悟和现场的监督三方面的纠偏机制,并最终以有序、无争执的分土地结果实现了和平土改政策的落实。最后本文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层面出发,对跑偏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国家对土改政策执行跑偏的纠正机制两方面探讨和平土改的实现。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是近代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一场伟大而彻底的社会变革,它通过政治宣传、串联诉苦、批斗地主、分配财产等革命斗争运动,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转变了农民的权力地位,重组了乡村的经济结构。山东省滨城区B镇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民生活自给自足,农民个体封闭保守。但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农民保守封建的传统思想被破除,阶级意识和斗争思想被唤醒,在与地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发生过激化行为。那么,土地改革运动民众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导致过激化行为的失控,其中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影响作用在那些方面?
  为此,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滨城区B镇土改运动过程的回顾,选取当地10位土地改革运动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以口述史此类调查方式重现山东省滨城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滨城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化行为”并对其进行剖析,探讨产生“过激化行为”背后的动因和形成机制。作者认为,土改运动中政治动员和分配土地是有创新意识的,但这也无疑激发了封建思想的农民对土地和权力的“欲望”,其高涨的斗争意识激发了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产生复仇心理,歪曲了农民群众对“平等”的理解,以致于土地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过火”的过激化行为,进而掀起了土地运动无序散乱的开端。结合田野调查,通过对土地改革中各群体的行为研究发现:时间紧、任务重的土改运动其革命的“激烈性”是引发过激化行为产生的根本因素;农民群众对于利益的争夺,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政治意志,引导农民群众的斗争行为逐渐偏激,是导致过激化行为的内生因素;利益的争夺也刺激了权力的争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在掌控权力时,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土改任务而“积极表现”,对权力的欲望和滥用造成了权力“冲动”,推动了土改过程中过激化行为的产生;而且当时土改制度不健全,造成土改标准不规范,行为监督机制缺失,给土改过程中过激化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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