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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是中央办公厅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的一所下放干部劳动和学习的学校。“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绝大多数干部被揪斗、被定罪,以致中办工作秩序陷入混乱。后中办为了对这些“有问题”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和审查,将他们安置在“中办学习班”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然而,学习班并不能使广大干部走上所谓的五七道路。1969年10月,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名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的文章后,意识到创办五七干校既能贯彻落实他的《五七指示》,又能将全国引上五七道路,还是个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于是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此项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大批的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是为其中的一所。
  1969年1月,原中办干部、军代表、工勤人员等1500余人一同下放至中办五七学校,直到1979年1月该校才被正式撤销。其十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开办与成名阶段,办校一年多,该校就凭借出色的办学经验获得了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称赞,一跃成为全国五七干校的典型;第二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后至粉碎“四人帮”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调整与巩固阶段,学校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及分配政策皆有所调整;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动摇和消亡阶段,粉碎“四人帮”以来,该校学员对五七道路及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产生了厌恶及抵制情绪,甚至不断与校领导进行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学校撤销。
  中办五七学校在创办和成长的过程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为指针,坚持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的原则。换言之,创办以来,该校以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为目的,以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及生产劳动为主要教育内容,辅之以插队锻炼。其中就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而言,校内广大学员不仅要接受政治思想路线教育,还要参加批“刘修”、“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就生产劳动而言,广大学员不仅要参加各类农业活动,还要参加各类工业活动。
  中办五七学校在其创办的十年间,凭借着出色的办学成绩、中共中央的重视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对全国各地五七干校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外,该校也给广大学员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对学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伤害了学员及其亲属的情感;助长了学员“左”倾错误思想。另一方面:磨练了学员的品格;锻炼了学员的身体;密切了学员与群众的联系等。然而,该校给学员带来的消极影响远高于积极效应。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五七干校在“文革”极“左”的干部教育路线指导下,全国各地为响应毛泽东“干部革命化”号召而创办的对广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种特殊干部学校。广东五七干校特指“文革”时期广东地区所办的五七干校。它不仅与全国其他省份的五七干校有共性的联系,还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是研究全国五七干校史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广东五七干校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广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并就其区域特征和对广东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力图还原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广东五七干校群体。广东五七干校植根于“文革”的大历史背景。“文革”初期,广东干部群体遭受严重冲击,大批“靠边站”干部急待重新安置;而当时的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既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现实难题,又不能全面落实《五七指示》的精神。1968年10月,在毛泽东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下,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在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在广东应运而生。
  在发展历程上,广东五七干校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68年10月至次年2月为建校阶段,侧重于五七干校数量的扩展,在这一阶段全省干校建校数量多达300余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被下放;从1969年3月的“大检查”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为调整阶段,侧重于五七干校的内部整顿,在这一阶段干校内部管理不断强化,干校总数随着部分学员的分配和干校的迁并而逐渐较少;从“九一三事件”后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为衰落阶段,在这一阶段干校的发展日益式微,干校中心工作转入轮训在职干部,干校总数则随着省直干校的归口重组和地方干校普遍裁撤而锐减;“文革”结束以后为消亡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省干校难以为继并全面停办,截至1982年惠来县五七干校被撤销,五七干校最终在广东的历史舞台上消失。
  在办学内容上,广东五七干校以《五七指示》为办学方针,坚持学政治、学工、学农、学军、社会调查和批判“资产阶级”相结合,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其中不乏可取之处,但作为“左”倾思想的产物,它在办学内容上也体现出了浓厚的“左”倾主义色彩。
  在区域特征上,广东五七干校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它在鼎盛时期超过300所的办校数量,其中包括省直单位超过30余所的办校数量,全国其它省份无一能及。此外,从办校时间而言,它主要集中在1968年10月到12月间;从办校类型而言,它主要以地方五七干校为主,中央部门在广东所办的五七干校仅仅只有一所;从空间分布而言,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粤北山区;从人才分布而言,英德的省直五七干校几乎聚集了全省一流的文化人士。
  在社会影响上,广东五七干校虽使大部分经受了一定的磨炼,但也给部分干部造成了难以治愈的身心创伤;它还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广东地区的发展,并把“左”倾主义的错误干部教育路线在广东推向极致。全省为此而收获的正能量跟一代下放干部与知识分子所付出的代价、广东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乃至国家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五七干校是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的事物,是应该予以否定的。广东五七干校集体命运的转变历程和由此而带来的负效应,实际上也证明了五七干校最终在全国消亡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农村经济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其调整和改善不仅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作为我国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党的十八大将城乡统筹再次升级为国家战略后,不仅有利于拉动农村经济的增长,提高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缩短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因此,研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颇具意义。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调研法和系统分析法,在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通过六次实地调研,分析入市改革的初步成效以及潜在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可能的完善路径,从而对未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浙江省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推广提供案例借鉴和经验总结。
  德清县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成效上,主要有:(1)通过流程再造,实现了城市土地市场与农村土地市场的直接对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壮大了农民集体经济,使其成为主要的收益主体,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3)创新了农村土地金融,为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提供金融杠杆,促进了产业机构升级。但是,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作用,也将产生以下的潜在风险:与征地制度产生冲突导致财政紧缩的风险,与土地储备制度冲突导致政府管理角色缺位的风险;由于批后监管顶层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村委会干部权利寻租的风险、村民对于入市地块的收益风险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闲置风险;由于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利益博弈中处于劣势而产生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风险等。
  参照德清县的经验,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后期推广过程中,各地区应该注重专家学者的作用,将改革提升至理论研究层面,同时在新土改过程中同步推进与其相关的各项改革工作,并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完善批后监管制度,同时探索地方经济发展资金新来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共党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饱受战乱的东方民族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面对着国家极度贫弱的现实,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千头万绪中择出要点,恢复和发展农业,解决三多亿农民殷切期待的土地问题。1949年10月8日,衡阳地区解放。以四十六军指挥部为主要班底,成立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衡阳市人民政府,开始了衡阳地区的建设。同全国当时形势一样,衡阳地区的建设首当其冲的是农业问题。在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和结合自身建设的需要下,衡阳地区在全境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首先,本文综合考察了土地改革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接着进一步深入分析土改前衡阳地区的具体情况。其次,本文第三章分析了从土改前的准备阶段到土改收官阶段的各个重要环节,对衡阳地区土地改革过程展开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土改工作单位如何学习和领会中央和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若干政策与建议,选拔和培养干部;土改工作单位如何派遣工作人员,帮助村民进行土改;土改工作组和农民如何巩固土改的胜利果实以及发展生产。最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其他区土改,本文第四章对衡阳地区土地改革进行评析,总结出衡阳土地改革的特点,并结合当前衡阳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新中国成立初期衡阳地区土地改革运动成功解决了本区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争取了民心,稳固了新生政权,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土地改革。同样它也为后来衡阳地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其中许多经验对衡阳市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也不无裨益。
中共党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抗美援朝运动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在中国国内发起的从物质上、道义上直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群众性运动,它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始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比较成功的一次运动。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地位颇为重要。对开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从细节和局部感受当时抗美援朝运动的盛况,寻求历史的启示。
  为了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开封市委市政府进行了深入而广泛地宣传动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通过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政治动员,使民众认识到抗美援朝的正确性,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增进了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通过以保障供给为指向的经济动员,为抗美援朝前线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供给,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保障了后方;通过以三视教育为核心的精神动员,使民众认清了美帝的本质,树立了仇美、鄙美、蔑美的心态,增强了战胜美帝的信心。通过以党群组织为依托的组织动员,保障了宣传动员工作的合理有序开展。
  开封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开封人民的积极响应。他们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通过努力开展生产竞赛提高了产量,保障了抗美援朝前线的物资供应;通过积极参军参战,为抗美援朝前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通过踊跃捐款捐物为抗美援朝前线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通过开展拥军优属解除了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后方。
  开封市抗美援朝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消除了民众的消极思想,增强了民众的信心和爱国热情,而且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促进了开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开封市抗美援朝运动顺利开展的经验表明: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是保证,强有力的宣传动员是基础,民众的广泛参与是关键。
  总之,开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开封人民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到运动中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以史为鉴,开封市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开展的经验,对解决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现代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中共党史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中共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土地改革的作用是其他任何运动不可比拟的。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夺和角逐的重要区域,能否得到广大东北农民的支持,关系到中共能否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关系到国家未来的走向,因此在东北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史料的收集与梳理,客观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详细了解东北土地改革的具体过程,力图还原历史原貌,深入挖掘东北土地改革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开展东北土地改革运动,适应了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东北站稳脚跟和扭转时局的关键。首先,日本统治东北长达14年,东北地区的土地具有殖民性和封建性的双重特点,东北农民对土地极其渴望;其次,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东北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起东北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地改革运动大体分为三阶段,东北土地改革的初步发展(1946.5-1947.6)。在《五四指示》的指导下,进行清算分地运动,清算地主和日伪土地分配给农民,针对清算不彻底地区,解决“煮夹生饭”问题;东北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1947.3-1948.3)。广大东北农民由于长期受压迫,家底子薄弱,缺少生产工具,为了解决农民春耕问题,开展“砍挖”斗争,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由于中共缺乏经验,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侵犯民族工商业和中农的偏差,但中国共产党立即认识到当前错误,将其纠正;东北土地改革的顺利收尾(1948.4-1949.3)。这一阶段充分吸取之前东北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东北土地改革在1948年新解放的东北区域顺利收尾。
  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实施,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得农民翻身做主;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丰厚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人力保障;为全国土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教训,同时对当今农村工作仍有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经济发展,从1950年6月开始,社会上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场土改运动中,妇女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党的指导下初步实现了翻身。本文主要介绍了土改前湖北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妇女参与土改的过程,深入挖掘史料,力图还原湖北省的农村妇女在土改时期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积极参与土改,最终实现自身解放的,并对其中显现的问题和对现实的借鉴意义作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建国前湖北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妇女被剥夺了经济继承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且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还多少会受到娘家或婆家的虐待。建国前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与后来土改时期农村妇女的变化做出对比,更能体现出妇女翻身的主题。其次探讨了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时,国家对农村妇女进行动员宣传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妇女在国家动员之下走出家庭、分得土地、投身生产的过程,并讲述了经历土改之后,农村妇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她们开始主动争取经济、文化及参政的权益。另外,在土改时期,农村妇女借着宣传《婚姻法》的运动进一步追求自身权益,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妇女动员亲属参加战争,争取家庭话语权等,这些都体现了农村妇女经历土改后自我意识进一步提高,更加珍惜并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自身解放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总结概括了湖北省土改之后农村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特点和局限性,重点通过国家政策与妇女本身两个方面来探讨农村妇女解放究竟应怎样前行,并与李小江、何平等人的观点做出比较,一方面国家应制定正确的妇女政策推动农村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妇女本身也要对国家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回应,并努力发展自己,掌握解放的主动权。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复查更是土改运动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有关建国初期河南省土地改革运动的研究相对匮乏,其中专门以建国初期土改复查为背景的研究,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因此,对建国初河南省土改复查内容的研究十分必要。
  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河南省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基本完成,但是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乡干部思想混乱、贪污腐化;农民发动不彻底,阶级、政治觉悟不高;妇女权利仍受限制;乡干部及先进群众歧视后进群众等。此外,土改遗留问题很多,农民的经济要求未得到彻底满足。在复查运动中,通过查田查阶级,查出了土改中地主隐瞒的土地,纠正了土改中错划的成份,重新分配土改中积压的果实,颁发土地证,解决了土改遗留问题。乡干整风,整顿了乡村基层组织,纯洁了干部队伍。复查中再次强调从扎根诉苦串连做起,彻底发动后进层,尤其是广大妇女,农民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实现了团结。在充分发动群众,实现农民内部团结的基础上,调整农村中各种基层组织,最后由群众选举代表组成新的乡基政权,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然而,复查过程中由于领导上思想急躁、求快,赶时间,赶任务,乡村干部中存在着盲目的骄傲自满情绪,不少地区的复查工作发生了偏向。问题发生后,河南省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复查后河南乡村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动,地主阶级被彻底打倒,贫雇农政治经济地位上升,进一步认可新政权,广大妇女在运动中得到解放,积极参与政治,农村经济进一步得到恢复发展。
  土地改革时期需要同时解决乡村经济、政治问题,而在复查时期政治问题优于经济问题被解决。复查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土改遗留问题,但更重要的通过运动整顿乡村干部,建立纯洁坚强的基层党政组织,在运动中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土改后的乡村内部秩序,尽早恢复发展农村经济生产。
中国史 苏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63年至1966年发生的“四清”运动,是在国内形势严峻、周边环境紧张、中苏分歧不断激化的情形下以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后而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是有关地方执行中央政策的必然结果。1962年10月至1963年春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江苏省第四次党代会精神指示下,结合整风整社,对广大干群普遍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为随后而来大规模的“四清”运动做了准备。“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双十条”下达地方后,苏州专区和苏州市郊分别选择部分社队进行试点,然后逐步在面上铺开,对干群进行了以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清账目为中心的“小四清”运动。自1964年下半年起,刘少奇主持中央“四清”工作以来,“左”倾思想进一步加剧,苏州地区的“小四清”也逐步向“大四清”演变,不再局限于清经济,而是进行以清政治为中心,联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全面“四清”。《二十三条》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运动中的过“左”做法,但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发展了以前的“左”的观点,使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最终,“四清”运动以纳入“文革”而宣告结束。“四清”运动的积极性虽不可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改善了干部作风,但毕竟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过积极方面,进一步激化了基层干群矛盾、扰乱了正常政治秩序、助长了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行政管理 苏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旨在建构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都是不一样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志与时代气息,同样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突发事件也是各有特色,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千变万化,政府、媒体和公众始终都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三大主体,尤其在事后的舆论引导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目前,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在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着信息发布不够精确、与社会机构沟通存在障碍、应对社会不良言论的监督体制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应提高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努力加强与各界媒体的沟通交流,努力推进网络舆论监督体制改革,提高自身公信力,从而为更有效的引导社会舆论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迄今为止,在彰显政府对突发公众事件的舆论规范作用的重要性研究的学者较少。因此本文将从行政管理、传播学、公共关系管理等多门学科融合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舆论引导作用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此文对当前的社会突发工作事件的引导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认为分析舆论引导的问题必须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层次进行,在对本文三个层面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总结出解决政府问题在三个层面中最为关键。并且进一步强调了政府规范社会舆论的发展过程和具体规范措施,以此来进一步凸显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并以研究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报道、公众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分析当前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报道、公众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现状,为政府、媒体和公众三维主体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这一方面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合理解决提供良好的舆论基础。除此之外,本文通过搜集数据、调查研究之后,结合自身对当前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协调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存在着,而在这一模式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模式,不再像以往一样单单只是依赖着官僚体制和垄断模式,而是更多地依赖各种契约、协商、协作三者之间所组成的网络关系来进行运转并且高效能地为社会大众供给公共产品。
行政管理 苏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深入了解江苏省Q市发生的一次环境邻避事件,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手段,对事件的全过程进行分析,首先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明确不同的参与主体,及各个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描述此次环境邻避事件从诱因形成,矛盾激化,直至冲突爆发,到事态平息的全过程,分析各方行为的内因;同时选取典型事件,结合公共选择与群体心理等相关理论,分析这些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接着,对上述主体和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在此次事件之中,群体信任与冲突的逻辑关系图,即环境邻避事件的“压力阀”结构图。最后,从政府的视角出发,结合西方应对与预防环境邻避事件的具体措施,提出转变政绩观等一系列应对及预防环境邻避事件的具体对策。
公共管理 山西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利益日益冲突,矛盾日益复杂,社会热点相互叠加,各类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恐怖事件等突发情况频发,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加上手机、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互联网舆论的日益发展,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日益增多,社会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关注越来越多。新闻发布工作在突发事件的处置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处置突发事件的时候,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地召开新闻发布活动,发布事件的相关信息,公众的恐慌心理能够得到有效安抚,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护和保障,也有利于政府调节公共关系,塑造良好的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发布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新闻发布的内容、方式等方面都有了切实的改进,增强了政府舆论引导的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规范信息发布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新闻发布制度不健全;新闻发言人的整体素质不能与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要求相匹配,专业化能力有待提高;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前信息搜集工作还不到位,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新闻发布的效果,也使得我们丧失了国际舆论场,失去了主动权和发生权。
  为了更好地做好我国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进一步提高发布的水平,加强和完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建设,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政府新闻发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大力推动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向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要推动相关机制的完善和健全,做好发布前的信息搜集工作、舆情研判工作;发布会后要对事件的发布进行效果评估,吸取经验和教训推动以后工作更好地完成。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1950年至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和镇压了一批公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但是也有一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满的人,仍然存在于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组织之中。1955年至195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肃反运动”。这样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政治运动,确实清除了不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也发生了一些误判误杀的虚假错案。这场运动不仅给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和运动“重灾区”的上海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影响,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国肃反运动的发展进程。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场运动少有专题研究,利用原始档案,还原当时上海肃反运动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动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法,它对发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期,武汉市为动员广大知识青年积极投身于农村生产与建设活动,采用了多种动员方式,主要有宣传动员、组织动员、教育动员、示范动员等。通过这些社会动员方式,党和国家关于上山下乡的路线方针不仅在武汉市得到了有效的传播,而且人民群众参与这场运动的积极性也被广泛地调动起来,为运动的发生及发展都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虽然,武汉市通过运用这些社会动员方式把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成功地转变为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个人行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运动后期被过分地突出政治意义,成为了文革的一部分,武汉市知青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方式也被错误的决策所利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动员效应。
  总而言之,对武汉市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方式进行详细的介绍与分析,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从“社会动员”这一独特的视角丰富我国对于知青运动史的研究,帮助我们加深对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运动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今时今日发动社会运动,创新其社会动员方式也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方面。
经济史 山西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由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而组织群众,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来,潞城大地分割为沦陷区、根据地、日伪占领区、游击区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秩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并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潞城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经历过的最为重大的革命性事件。土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居多的统一大国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地权如何分配,是一个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头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起点。建国前后在广大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发生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就潞城土改史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尚缺乏直接相关的研究可资参考。仅有的研究就是广为学界评价和使用的美国学者韩丁有关潞城县张庄村的两部纪实性著作——《翻身》与《深翻》。但是,就潞城土改的过程而言,既有老区土改,又有新区土改。错综复杂,并非一个村庄就能够完全代替。幸运的是,笔者在潞城县档案馆发现了大量反映新老区土改的档案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记录的是土改进行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调查、经验交流和统计数据。笔者相信,通过梳理这批资料,再辅之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一定能够对潞城土改史研究有所裨益。也希望通过本研究,推动山西区域的土改史研究。
  潞城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的土改运动中是有典型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韩丁的《翻身》使潞城张庄闻名世界,更是因为地处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潞城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潞城的土改,不仅具有老解放区土改的特点,而且具有新解放区土改的特点。与张庄土改相比,本文通过个案的形式,对抗战期间潞城老根据地不同类型村庄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思想、心态的变化,曾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革命活动心脏的潞城县北村的反奸清算运动的个案分析,以及1946-1947年潞城县新老解放区开展的查田运动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潞城土改的整体历史进程。这些区域的群众运动及其土改历程,与张庄土改,才构成了潞城土改的整体面貌。韩丁所揭示的张庄土改的确为人们尤其是海外学界了解中国的土改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遮蔽了张庄所在的潞城之土改运动的完整面相。进一步而言,潞城土改作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土改运动的核心地带,也受到了相邻区域尤其是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长治武乡、河北武安等县区的影响和推动,从而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获得民心,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通过对潞城土改历史的研究,可以为当前广为关注的农村土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从土改时候的地权私有,到集体化时代的地权国有、集体所有,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土地下户,农民拥有自主生产的权力,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极大的激发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到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推动的又一轮新的农村土地改革——允许土地流转,即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把土地以一定的条件流转给第三方经营,获得财产性受益。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再次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不难发现,历次土地政策的调整,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励。
  从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潞城和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只要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能够带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谐、正义的举措,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地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最核心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古至今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做好改革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必将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起点。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存在着支撑政治统治的“权力的文化网络”,20世纪上半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和抛开了这一网络,因而未能获得足够的政治认同,最终归于失败。然而,土地改革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体系,或者说杜赞奇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建构了农民高度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生产关系调整的一次有益探索,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土改运动的顺利实施,使党与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建立,使农民产生了新的政治认同,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 河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为赢得民众的继续支持在新解放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土地改革。此次土改与以往土改的区别在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中共主导的国家强制力量为依托,在政权指导下,采取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群众运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渗透、控制和改造。它不但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领域取得了农民的继续支持,而且打破了中国农村传统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建立起以新型的社会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基层社会政权。党的基层组织及其领导的土改工作,如果不使以地主阶层为代表的旧式精英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就不能确保深入乡村基层的资源动员站稳脚根、拓展局面。因此中共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新整合与改造的过程,也是农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心态发生变迁的过程。本文以临颍县的土地改革为主线,通过对土改中农会、政府委员会、国家基层政权重构的描写,再现和研究建国初期土改背景下临颍县的乡村社会变迁。
  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首先描述临颍县进行土地改革所要遵循的政策,即“中间不动两头平”作为解决河南问题的基本点,临颍县也正是在此一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其次描述全县在土改前的土地占有状况,通过对该县土地占有情况和与全国情况的对比,可发现临颍县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非占主要地位,而且存在着一定的中农平均化趋向。
  第二章主要分析临颍县剿匪反霸的过程和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在临颍县以后的土改运动中再次发生。另外由于在土改运动中,人民的情绪是否被调动和是否积极参与直接影响着这次土改的成败,所以第二章专门用一节来描述在全县土改运动即将全面开展前,人们是如何被拉到这一改革运动中的。
  第三章主要研究临颍县土改运动全面展开的过程,以及土改运动后全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第四章主要分析在临颍县的土地改革过程中,基层组织是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共的统治是如何通过这一过程深入基层的。而在深入基层的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哪些问题。通过对1949-1952年临颍县土地改革的研究,认为该地的土地改革有以下特点:(1)临颍县的地富数量并不多,而且多以小地主为主,土地也并不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中农化趋向明显,土改完成后土地仍然趋向平均化、中农化。因此本文认为临颍县进行土地改革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2)通过对临颍县“诉苦划阶级”斗争时农民、地富、中农的心态变化的描写,分析中共是如何通过这一过程打破了乡村的原有社会格局。(3)土改中一系列政权组织的建立,不但是农村进行土改运动的必备场所,更成为中共建立与稳定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认为建国初期以国家强制力量为依托进行的临颍县土地改革,首先将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地变成了“谁养活谁”的道理直接传递给农民,也为后来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演变作了观念上的准备。另外,由于土地改革是无偿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并无偿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也从观念上极大冲击了私有制,增长了人们靠政治、运动和服从政府来保护或提高社会地位的倾向。在土地改革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中,错误地把“贫穷”当“善美”,此种思想的束缚使得许多农民不敢再发家致富,任何超出生存需求的行为都会受到强烈的抑制甚至是阻挠。国家的外部力量在迅速改变乡村社会的同时,并没有向制度化、规范化、法侓化的道路发展。土地改革虽然消灭了农村旧有的传统精英阶层,但是又在新基础上重造了小农经济,事实证明土改后所建立的新秩序不但不能彻底消除乡村的阶级分化,而且更与新政权的革命理想相差甚远。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运动是新中国进行政权建设的主要方式,整风整社运动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党在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将农村社会卷入国家政权体系中,但是却致使农村的经济出现反复,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村的客观实际,其中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乡土社会宗族势力的存在。本论文立足于整风整社的政治运动,以乡土农村的宗族矛盾为主线,解读在集体化时期的政治运动中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威之间的此消彼长,分析在政治运动过程中国家、宗族权威、普通农民三个主体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行为反应,进而探索基于宗族矛盾的整风整社运动在农村所受到的软抵抗以及被政权介入后的村庄变化。
  整篇论文框架分为三个部分:导论、史料整理论述和结论反思。导论主要是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文献综述以及个案村庄的基本情况。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以鲁西南张庄为个案,描述张庄村在政治运动前后,由平静变得不平静的过程,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权建设的介入,村庄内的宗族矛盾不断升级演化,导致一个原始的、和谐的村庄变成政权建设过程中争权夺利的舞台。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对整风整社运动在张庄的始末进行理论分析,阐述政治运动在传统村庄的路径输出、宗族争斗在国家政治运动中的升级演化以及政治运动中农村个体的社会行为表现。
中共党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天津市县为中心,重点考察建国初期的土改进程。本文认为,土改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一种是斗争权力,另一种是规训权力。斗争权力将一部分人作为阶级敌人予以消灭,而规训权力则是要将地主和农民全都置于其控制和改造之下,使整个社会纳入到同一种模式中,所以规训权力的核心是监控。
  建国后的土改中,中共既要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对地主和农民进行改造,又增加了工业化的目标,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规训。在工业化的口号下,这种规训权力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监控体系。其一方面仍旧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另一方面则将这些阶级塑造成有待工业化改造的行为主体,比如地主、农业资本家和农民,然后不断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造,使之纳入到同一种模式中。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时期,同样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口号下,中共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监控体系,力图将整个社会置于其控制之下。
  通过对于天津土改的考察,本文意在表明,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共土改的动员口号,它是一种规训的文本,有着其必然的局限性,社会需要更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齐鲁工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1952年春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了细菌战,致使中朝两国疫病的大范围流行,给两国军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有效地控制疫情和减少疾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地群众性卫生运动,我们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广泛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地开展不但有效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争,而且也减少了疾病,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从运动发起一直到现在,爱国卫生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移风易俗和改造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其1952—1965年期间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对1952—1965年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进行概括,总结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具体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对这期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所取得的经验进行概括总结。
  论文正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1952—1965年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情况。主要对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原因、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过程中采取的政策措施、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成就以及山东省部分地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典型做法进行介绍。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的蔓延。期间,山东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采取了设置省、市、县、乡四级防疫机构,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环境卫生等措施,彻底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改善了城乡卫生面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有效地控制了流行性疾病,推动了山东省医疗机构建设,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完善了各级妇幼保健组织,探索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1952—1965年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卫生部门工作开展不平衡,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对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保护重视不足以及粪便、垃圾和污水的利用上存在着问题。存在上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缺乏深入细致地宣传教育,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经费不足,缺乏人才,缺乏卫生运动与生产结合问题的经验。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1952—1965年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经验及其对当今的启示。爱国卫生运动在山东省的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取得的基本经验主要是有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专业的机构和专业队伍,爱国卫生运动与生产结合起来,健全制度,保持经常。对当今的启示主要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宣传先行,坚持科学性,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近现代史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为考察对象,探究在解放战争与土改运动相结合的背景下,乡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变迁。此次土改运动中,乡村民众被划分为四个阶级:贫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对象与土地改革运动的革命对象有很大的一致性,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国内时局的变化。贫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这四个阶级面对土地改革运动或相同或不同的应对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革。
  土改运动中贫雇农民大致经历了充分发动、积极参与、贫雇路线与左倾纠偏四个阶段。经过这一次土改运动的历练,广大贫雇农民逐渐成为革命与生产的核心力量,贫雇干部也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
  中农在土改运动中从动摇到坚定的支持中共革命与中共对中农的政策变化密不可分。土改运动中的左倾倾向使广大中农恐慌不安,而中共领导上与政策中的团结中农倾向最终安抚了广大中农,使其积极投入生产与革命。
  地主和富农是解放战争与土改运动共同的革命对象,地主和富农面对《中国土地法大纲》从阻挠、破坏到接受、支持。土改运动中的左倾倾向不仅乱打乱杀了一批地富分子,而且严重破坏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些问题最终在纠偏运动中得到有效解决,从而推动了革命与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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