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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白露露
农业经济管理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受制于收入水平,食品价格上涨时,城镇低收入家庭的食物保障水平可能面临更大冲击,按照优先主义,处境更糟的家庭应该获得优先救助。本文从家庭规模、人均劳动强度、有无未成年人等三个维度实证研究家庭热量摄入状况,以及面临食品价格上涨时,家庭人均热量摄入受到冲击的情况,并据此确定食物保障政策在家庭规模、人均劳动强度以及有无未成年人等家庭特征维度实施的优先次序。
  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家庭规模对人均热量摄入现状没有显著影响,但当食品价格上涨时,家庭规模越大其人均热量摄入下降越多,这意味着食品价格上涨时,规模越大的家庭越容易面临食物危机或陷入食物危机的程度越深;随着人均劳动强度增强,家庭人均热量摄入显著低于标准值,但食品价格上涨对其影响与劳动强度没有显著关系,这表明劳动强度越大的家庭,其食物保障水平的现状越差,但食品价格对食物保障水平的作用并不受劳动强度的影响;有未成年人的家庭更容易面临食物危机或者面临的危机更严重,食品价格上涨时,其食物保障水平受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其食物保障现状更令人担忧,当食品价格上涨时,他们更容易陷入食物危机或者陷入危机的程度更深。
  为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的食物安全,需要进一步加强食物保障工作,有序实施食物保障政策。当食品价格上涨时,食物保障政策实施的优先次序应该由规模大的家庭向规模小的家庭、由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向没有未成年人的依次覆盖城镇低收入家庭;但就人均劳动强度而言,政府在实施食物保障政策时没有必要特别考虑这一家庭特征。
[硕士论文] 王子君
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理念迅速被人们接受,欧洲、亚洲、非洲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学界开始反思民族国家制度的合理性。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领域广泛、成果突出。民族国家理论是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吉登斯从民族国家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逻辑主线、主要内容及特征等方面构建系统的民族国家架构,提出超越现代性等一系列理论措施,以实现民族国家内在困境的超越。总体而言,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内容丰富、结构完整。虽然说,吉登斯本人也强调他是以资本主义背景下西方民族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实际上,他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民族国家,在学术价值上已经跨越了地理空间。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大形势下,对吉登斯的民族国家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分析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制约瓶颈,对促进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孙美玲
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一个“刮去油彩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思想家、革命家,葛兰西以其超群绝伦的思考力和哲学深度透视了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未来走向,并以超越常人的勇气和耐力在极端困苦的监狱里建构了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理论汲取了意大利的本土理论资源,如马基亚维利的君主理论和克罗齐的伦理哲学思想,并且充分吸收了马克思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和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基于全新的文化视角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与政党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宏观控制、对群众主体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解构的隐蔽渗透的形式来实现其稳固的统治。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要实现革命的成功,就要培育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这个关键场域里实施阵地战的隐蔽文化战争模式,最广泛的争取社会各阶层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培育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应该承认,葛兰西的理论构想并不是一个理想、完备的体系。他的市民社会场域去掉了经济交往的物质属性,体现出他唯物主义的不彻底;阵地战的革命方式条件不足、难以实行;用有机知识分子置换人民大众的革命主体地位,导致了革命的动力不足。但瑕不掩瑜,文化领导权仍然是闪耀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块宝石。它揭示了文化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理论;论述了有机意识形态在夺取和维护政权中的关键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其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涌入、多元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付忠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庆交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广义上民粹主义,即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双重作用。本文所讲的民粹主义,特指产生于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其基本特点是主张东方落后的农业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仅仅依靠革命领袖、革命政党与群众运动的结合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文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目的是要认清俄国民粹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区别,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章阐述了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研究的背景和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文章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讲述民粹主义的历史根源,梳理和分析民粹主义的表现以及影响;第三章应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俄国民粹主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着重介绍了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所进行的批判;第四章分析讨论列宁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第五章分析讨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分析讨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的民粹主义问题。
  文章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中国和俄国这两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从一个理论上的“该不该”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历史场景中的“不得不”问题,从而揭示了俄国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列宁、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准确把握。
  第二,运用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站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度,对苏俄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把握,一方面对当今中国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的极“左”派民粹主义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另一方面对当今中国借批判民粹主义空想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右派思潮进行了充分的揭露。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俄国民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原则区别,在新时代,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干扰,都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科学认识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吕倩
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同为关注人类命运和时代困境的哲学家,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吸引着学者们的视线,二人的公共领域思想颇受关注。阿伦特走进公共领域来厘清人的积极生活之境况;哈贝马斯考察公共领域来阐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前途。但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二人可谓是同中见异,异中有同。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均对公共领域有所界定,且都是从私人领域进入展开论述的。同时二人区分了二者的界限,阿伦特尤其指出人类应摆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其中平等对话和行动,其间人们因差异使政治活动富有意义;而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本就是由私人领域集合而成的,人们是在一定保护下借以公共舆论开展讨论,形成意见,进而达成共识是人们理性交往的目标,亦是公共领域的目标。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均可以析得完整路径。首先二人同样认为公共领域有其存在前提,只是阿伦特看中的是人的复数性;而哈贝马斯看重的是公众的公共理性。其次,二人都看到了公共领域重要的批判意蕴,阿伦特本人并没有使用批判一词,她是从公共领域的显现功能与开创性展开阐释的;哈贝马斯在阐释了批判意蕴的同时,也将话语民主视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意蕴之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政治解放与自由,并且二人同样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论证的。最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同样的关注到公共领域的衰落,我们将它归结为崩溃的缘由,在阿伦特那里,已不仅仅是人的异化,而是世界的异化;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已经无处可寻,它被消费和操纵取而代之。至此,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并未结束,阿伦特将视线移至对世界的爱以期重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则将公共领域的重建之路的重点放到交往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之中。在深入比较二人的公共领域思想之中,可以见得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关心现实处境和人类命运的拳拳之情丝毫不减,同时必然能够触动我们思考其理论的价值和对我国公共领域建设的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徐晶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与探索,并且一直将其作为解决社会各类现实问题的价值观依据。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正义的内涵和实现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政治哲学又一次掀起了对正义的探索热潮,在这一热潮中,罗尔斯的《正义论》也面临着学界的诸多质疑,比如他所提出的契约论证明方式以及正义原则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等。当然,罗尔斯本人在考察美国民主社会之后也意识到在《正义论》中所提到的“公平正义”原则确实不一定被所有人认同,《正义论》中的正义思想作为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学说,依赖的是康德式的“观念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力,这种正义思想不可能被所有现实的人接受,从而不能确保其稳定性。因此,出于现实性和稳定性的考虑,罗尔斯正义思想从80年代后期发生了转变,由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学说演变为政治的正义观念。
  本文主要从罗尔斯的主要生平、《正义论》的产生背景、《正义论》的主旨内容、罗尔斯正义思想演变以及罗尔斯正义思想评析等四个方面对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演变进行探索和论述。首先,笔者梳理了罗尔斯的主要生平与《正义论》的产生背景,家庭教育及童年成长、学校教育及军旅生活、社会危机局面的交织下,罗尔斯批判汲取了西方伦理学、功利主义、传统社会契约说中政治哲学中的正义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正义理论体系。其次,聚焦《正义论》中罗尔斯正义思想的集中表达,阐述“原初状态”下的正义、政治层面的公平与正义以及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再次,辨析罗尔斯的正义思想演变过程中受到的质疑和不满,把握《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罗尔斯正义思想的终极取向,梳理罗尔斯正义思想演变脉络及其理论质点;最后评析罗尔斯正义思想,一方面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来看,罗尔斯观照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其正义思想及其演变并没有真正地摆脱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思想及其演变更像是一次对立宪民主社会的内部辩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罗尔斯正义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走出正义何以可能的现实困境,提升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正义观认知,认清未来正义思想发展的多元化等。
[硕士论文] 冯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平民公共领域是在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背景下产生。从近代以来,它的发展虽然是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参照,但是它是作为独立的形态而存在。较之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解放潜能。总之,平民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发展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和社会的进步。
  平民公共领域大体经历了平民文学公共领域、平民政治公共领域以及网络平民公共领域等三个历史形态。它的三个发展形态表明了平民对民主追求意愿的增强以及公共领域范围的不断扩大,是实现真正意义上“自由、民主、平等的整合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憾,即他忽略了平民公共领域。从其思想深处找原因,主要有四点:一、一定层面的空想性;二、平等问题的缺失;三、忽视“亚文化”群体的作用;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悖论。实际上,哈贝马斯忽视平民公共领域的错误,已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批评。
  九十年代后,哈贝马斯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理论缺陷。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1990年新版序言”中也坦承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平民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唇齿相依的特殊关系。事实上,平民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的特殊关系,受其赖以存在的阶级利益差异性的影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政治诉求相似时,两者紧密合作;而当利益相悖时,它们则彼此抗争。在合作与抗争的过程中,双方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平民公共领域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也更加突出。
[硕士论文] 聂驿骁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是系统连续的,并且在他系统的、动态的思想体系中,始终隐匿着一条使社会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路线。充分发掘、厘清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思想的脉络及其本质,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整合哈贝马斯的庞大的思想体系,而且对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和意义。
  本文试图对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思想作出较为完整的梳理,力求形成整体连贯的把握和认识。
  首先,在社会合理化的解释框架上,哈贝马斯严厉批判了马尔库塞等人的合理化思想的缺陷,认为他们的社会解释框架、研究方向和结论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进步,与具体的社会状况相去甚远,因此必须加以摈弃和替换。通过分析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发展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必须重建人类历史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新的解释坐标系,亦即:必须构建以劳动(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交往活动)相互区分为坐标系的解释框架来取代以单一劳动(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的解释框架。
  其次,在合理社会的内部基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科技在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同时也作为意识形态侵占实践生活的领域。必须突破实证主义的唯科学论和客观主义缺陷,通过批判理论将人们从意识形态的迷惑中解救出来,回归反思的经验,恢复反思的力量,使人们把目光投注于自身的生存状况,因此必须重新定义认识论,批评偏见和错误意识,通过自我反思调整个人的自我构成并摆脱压抑,实现主体间的解放。这就意味着,必须释放理性的积极力量,建立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
  最后,在合理社会的出口上,哈贝马斯提出,真正救赎社会的方案是通过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即通过营造自由平等的交往环境和通过对话进行沟通和协商而形成理想、公正、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总之,哈贝马斯把社会合理化解释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人们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境况,摆脱压抑,重视讨论伦理、道德、政治等实践问题,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现人本身的解放。因此,哈贝马斯的社会合理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硕士论文] 李淑琴
马克思主义理论 黑龙江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是解决俄共(布)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以推动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强基固本以实现“四个伟大”新征程的重要理论。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分别代表了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执政党建设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对列宁、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领会列宁、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完整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为切入点,以列宁与习近平对执政党建设所进行的思考与实践为主脉,并贯穿于研究始终,并从二者形成条件、理论建构、基本内容进行比较探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既一脉相承,又随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具体而言,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整理,总结当前学术界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发现对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尚存在空白,进而明确对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并从时代背景、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明确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各自包含的主要内容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范畴内;在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比较中,发现二者理论来源、执政挑战、实践目的、实践主线四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并找到习近平在借鉴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基础上所做出的新发展;最后,在两人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比较中探索党建规律,为新时代进行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提供理论借鉴。
  从一定意义上讲,列宁对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灵丹妙药”。而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发展史上矗立起的又一座理论高峰。因此,对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探索式地比较研究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新时代开辟从严治党新境界的现实需要,同时有助于增强党领导一切的工作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硕士论文] 史馨月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给世界带来新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诸多弊端。基于全球化弊端出现了反全球化思想,但反全球化始终是少数人的思想主张,反全球化者并非想要逆全球化,而是反全球化的弊端。娜欧米·克莱恩就是反全球化份子中颇有媒体影响力的一位。
  娜欧米·克莱恩是当代著名的作家、媒体人、社会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和反全球化人士,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克莱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长,既享受了全球化的益处,也观察到了全球化的种种弊端。克莱恩认识到当今全球化的本质,近年来凭借多本反全球化著作名声大噪。
  基于克莱恩本人大量著作文章的研究,大致上将克莱恩的反全球化思想归纳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对品牌化的批判、对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环境保护。这三大部分是有机的整体。品牌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超额利润的常规方式,对品牌化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既定全球化利润分配机制的批判,揭露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利用全球化主导权剥削其他国家的。而灾难资本主义则是资本家利用社会短暂休克侵吞国家资产的非常规方式,政府也乘机联合资本家出卖公共财产并削减人民福利,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成果不但没有被全体人民共享,人民反而被资本家进一步剥削财富。通过对品牌化和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克莱恩对当今不合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提出质疑。而环境保护既是人类生存的必要,也将成为重塑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契机。发展中国家抓住绿色产业的时机,有望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优势,进一步实现平等。
  诚然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全球化的弊端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克莱恩以及其他反全球化人士的思想观念只是少部分人的小众观点,然而仍是值得研究思考的。批判性地研究克莱恩的反全球化思想,一分为二地看待克莱恩提出的反全球化相关主张,辩证地吸收其思想的合理部分,为探索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冯媛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A.柯亨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内,对平等思想研究最为透彻,也是影响最广泛的。柯亨早年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研究,而后转向政治哲学。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选用分析哲学的理论范式,批判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并提倡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时柯亨对西方政治哲学代表人物如罗尔斯、诺齐克、阿玛蒂亚·森等人的反思,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问题探讨的新角度,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开启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路,也为世界自由主义丛林构建了不可多得的社会主义话语平台。
  本文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当代西方平等观产生与发展的背景:从西方平等问题的演进史到19世纪政治哲学的衰落,再到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的复兴,这奠定了柯亨政治学转向的基础。接着描述了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当代西方平等问题的一个大致图景,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一是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二是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平等主义,三是以柯亨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他们都围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平等而提出了自己的平等理论。第二章主要通过对柯亨平等观基本内容的介绍,包括批判自我所有原则、承认自由与平等的相容性、提倡“可得利益平等”来阐释并展现了他的社会主义平等观。接着阐述了柯亨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批评与重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存在的不足以及他们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并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过程中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由于柯亨平等观的构建理路是建立在批判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所以第三章主要阐释柯亨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平等观的争论,争论的对象主要包括罗尔斯、诺齐克和阿玛蒂亚·森,在与他们争论的过程中,柯亨系统展现自己的平等观。第四章主要是对柯亨的平等观进行一个评判,首先是基于马克思的视角,对柯亨的一个批判性解读,他在批评马克思平等观时对马克思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的,但与此同时,柯亨平等观是源于马克思并拓展了马克思,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上都具有相当的意义。柯亨的平等观为社会主义平等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把握当代社会主义取向以及为当今中国解决深刻复杂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博士论文] 聂大富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是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饶勒斯和鲍威尔思想中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伦理社会主义指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伦理社会主义倾向指的是对伦理社会主义的部分认同或接受。论文在界定了伦理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倾向的内涵后,分析了三位理论家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的表现,并将他们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对比和评析,最后对他们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及其影响进行评价。
  论文选题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伦理社会主义在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影响突出。20世纪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它们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属性,淡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研究伦理社会主义倾向的相关问题,可以从宏观上把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二是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对今天思考社会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选取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作为切入点,可以在新的视角下探究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三是三位理论家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他们来自德国、法国和奥地利,这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在当时的欧洲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们恰好处在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向伦理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当时社会主义相关重大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受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思想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的伦理社会主义转向提供了理论和思想资源。
  伦理社会主义以唯心史观和主观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主义看作是所有人的道德追求,主张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主张改良而非革命;伦理社会主义有着抽象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否认或淡化国家的阶级性,主张利用和改造现存国家去实现社会主义。三位理论家的思想上之所以出现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主要是由于他们哲学观和思想方法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折中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部分接受了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在三位理论家的社会主义观中的具体体现是他们都强调社会主义作为某种价值追求,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进行批评,反对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追求正义的运动、一种法权关系的实现和合作制度的建立,认为社会主义无论从时间顺序上来说,还是从精神内容上来说,都是自由主义“正统的继承者”。饶勒斯将社会主义的起源归结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他试图在这两种思想之间实现调和,将两者结合成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道德,共和制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拓展就是社会主义。鲍威尔的社会主义观集中体现在他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上,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需要充分的经济条件;他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道德的目标,是人类共同生存的方式,必须维护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类的主要价值都可以得到充分实现。
  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对三位理论家的策略思想产生了影响。伯恩施坦主张社会进化的改良主义,通过民主逐渐实现社会主义。饶勒斯在策略问题上虽然与伯恩施坦存在分歧,但他同样主张阶级合作,强调以民主渐进的策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鲍威尔对民主制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民主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可通过合法的民主手段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统治方式上,他承认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它的暂时性。主张通过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工作,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反对暴力占有企业、剥夺资本家。
  三位理论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伦理社会主义影响;试图从伦理道德层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论证,把社会主义视为对理想价值的追求;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自由,反对专制、暴力和强制;主张积极参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强调以渐进改良的方式逐渐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区别在于,伯恩施坦明显地更加偏向右派,他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最明显;饶勒斯则居于中间,试图调和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调和科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鲍威尔基本上是一个考茨基派的中派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维度和价值多元性。
  对于三位理论家的评价,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哲学观和思想方法、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观和策略问题上都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如果从他们思想的实际影响和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出发,他们三人当时有的只是伦理社会主义倾向,而不是全盘地接受伦理社会主义。从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他们恰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即社会民主主义从偏向于马克思主义转向偏向于伦理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实质上,他们三人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出了一种折中主义和中庸的精神,试图在科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之间进行折中。三位理论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而言是一种温和化,一方面是为了论证他们当时所主张的改良策略,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注重文明的延续性,强调文化和道德进化的继承性。三位理论家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是为改良主义实践、渐进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辩护和论证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转型,还推动了社会民主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型。
[硕士论文] 朱晓玮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那个特殊的“天崩地解”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在目睹了那个特殊时代下社会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自身作为党人和抗清义士的政治实践活动所积淀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并以此为目的写成了《明夷待访录》这部蕴含其极具创造性和远见性的政治思想巨作。本文以《明夷待访录》为基础,在研究了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时间及建构方法之后,从形下角度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进行三方面的解读。首先,从“人性论”以及《明夷待访录》全书的角度对其提出的“自私自利”说进行了诠释,认为这一观点仅仅是对人类社会产生初期的社会现状的描述,以及对满足个体“自利自足”的欲望的肯定,因为每个人都只关注自身利益,对群体的公利却无人关注,导致了无人为群体兴公利,除公害,正是这种弊端才使得君主出现,君主在牺牲自身利益的同时付出千百倍的辛劳为群体的公利服务由此而进一步引出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另一组成部分——君主论。黄氏的君主论突破了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君权天授理论,创造性的提出了其君主论的三个方面即:以“职责”立君论,君主“禅让”传位论和“君国分离”理论。君主的职责就在于为群体兴公利,除公害,保障群体共同的利益以及让每一个个体得以自利自足,只有切实履行职责,才能坐君主之位。同时在君位的传承上,黄宗羲深知已延续千年的世袭制难以打破,因此创造性的提出了一套混合继承方式,在君位继承上依然是“世袭”,但在宰相的传承上却采用“禅让”制,既保证了政权的稳定性又使得宰相可以传贤,对君主进行制衡,使君主可以尽责履职。最后,黄宗羲在“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论断中提出了“君国分离”说,其将“君”与“国”加以区分,“君”不仅不是“国”的主体,相反,却是为“国”的公共利益服务的客体,“国”是固定不变的,“君”却是流动可变的,流动变化的目的便是更好的为“国”之公利进行服务。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就是“法”思想,其“法”主要从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尺度以及“法”的地位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提出了“为公立法”说、“宽疏立法”说和“法”为“本”,“人”为“末”的治法优先理论。黄宗羲的“法”思想与其自私自利说以及君主论是一脉相承的,黄宗羲强调立法的目的就是在于保障群体的公利而非君主的一己私利,反对严刑峻法,突破了千百年来以荀子为代表的“治人”优先的理论,将“法”放在了治国理政,保障群体公利的突出地位。在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的三大主要方面进行解读之后,又对其为实现自身的政治思想而建构的一套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其制度建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制”约“权”,以“制”保“民”,“民”为“制”本,“士”为“制”基。具体来说,黄宗羲建构了新型“宰相”制度制约君主的权力,避免君权的滥用,建构新型“学校”制度,赋予学校参与政策决断的权力,以制约君主和各级官吏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对其进行监督,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或者渎职的行为。建构新型“方镇”制度,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制约中央集权。在保障民众的权利,使民众得以自利自足方面,黄宗羲则从革新税收制度、建立新“井田”制、建立“兵民一体”的兵役制度入手,减轻民众的税赋负担,使民众得以更好的自利自足。最后,应该看到,黄宗羲所建构的这些制度显然是以秉着以“民”为“本”的原则,而制度的核心却是“士”,“士”是其政治制度得以施行、实现的关键所在,而“士”与“民”之间则可以通过学校的教育实现流通,使“民”皆有机会成“士”。尽管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及其制度建构还只是停留在设想的层面,但对今天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依然有可以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硕士论文] 季昀
政治学理论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动荡不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且自由主义正义观指导下的社会,出现自治的缺失及对共同体的腐蚀等缺陷,致使当前西方社会处于一种贫瘠的生活窘境。因而,社群主义站在挽救当前社会危机的立场,重新对正义进行考量,其中,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独树一帜。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立足于当前社会的实际状况,通过借鉴亚里士多德德性观、黑格尔集体主义观及泰勒“语言共同体观”等理论,提出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前提、优先性原则、构建规范等内容,不仅对自由主义正义观进行了的理论批判,而且对于解决西方当前社会的窘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并非完美无瑕,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也具有个体差异的蔑视、极权主义的导向及乌托邦色彩的缺陷。
[硕士论文] 周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大部分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有所增长,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新变化和新特点,它们以政治、经济政策为主,文化灌输为辅,干预广大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干预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手段虽然与以“发动武装斗争,抢占原料产地”为主要手段的“旧式”传统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但其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本性是一致的。
  列宁在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本质、时代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了详尽地阐述,且对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地论断。列宁对帝国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科学阐释对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和新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深入地挖掘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宋凯丞
外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有关欧克肖特在政治哲学光谱中的定位问题,学界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将目光集中于其前期对理性主义政治观的批判,在这一阶段中,欧克肖特将“传统”作为论述的核心内容,同时采用的是一种修辞学式的表达风格,因此其被划分入保守主义阵营。还有学者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欧克肖特后期对公民社团理论的阐发上,在这一阶段中,欧克肖特重视了逻辑层面的概念推演,其将抽象的人性分析作为论证的起点,继而推论出国家的形式和职能,这种论述方式十分契合霍布斯式的建构主义风格。同时,公民社团理论凸显了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有限政府理念,因而这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其视作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同欧克肖特在政治光谱中的双重面向,其思想既彰显了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同时又可被纳入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这些不同观点使得学界无法对欧克肖特进行清晰的定位,由此导致了研究过程中的混乱,这个障碍的存在也使该领域的研究无法深入,本文的讨论旨在尝试减轻这一困难。
  对于学界的分歧而言,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公民社团理论的奠基原则问题。坚持欧克肖特自由主义面向的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浓厚的建构主义风格暗示着欧克肖特在后期偏离了保守主义的思想进路,不再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对传统的解读上。本文的讨论旨在尝试说明,公民社团理论是奠基于保守主义核心理念之上的,这个观点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欧克肖特论证逻辑的不严密性,这也使公民社团理论无法被视作一种强意义上的构建式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二是从公民社团理论中可以透视出浓厚的历史底色,这意味着欧克肖特后期没有忽视传统之于政治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倾向于将欧克肖特归入保守主义阵营,从而尝试回应学界的争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公民社团理论的提出背景及其内涵,在此之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详细探析从人类行为的解读到国家职能这一论证过程的内在逻辑。欧克肖特对人性的分析建立在其英国观念论的哲学基础之上,从自由的能动者这个前提出发,欧克肖特将国家看作一种以权威性规则作为联结纽带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形式的共同体能够有效维持秩序,同时为公民的自由行动提供平台。在此基础上,本文反思了欧克肖特的论证逻辑,从而试图说明不应仅在抽象逻辑的层面理解公民社团理论,而应将其纳入历史维度的考察。第二,重点挖掘公民社团理论的保守主义底色,本文的观点是,欧克肖特视域下的国家形式与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形塑的政体结构具有相互契合的因子,同时,欧克肖特认为近代欧洲的政治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保持着张力。诉诸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传统这一维度在公民社团理论中的显要位置。
  此外,欧克肖特的公民社团理论对政治哲学领域讨论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对于保守主义应当保守何种传统的问题,在欧克肖特看来,值得保守的是以秩序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传统,并且这种秩序在英格兰的历史语境下恰好能够维护人们的自由,这一理念也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局势中得以呈现。最后,本文所持守的是开放式的态度,并且尝试以一种对话的姿态对欧克肖特的政治思想进行讨论。
[硕士论文] 夏治安
通信与信息系统 西安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巡防工作是指工作人员在重要区域内徒步或者乘车巡检,对突发事故做出最快的反应,对于防止违法活动、维持社会秩序具有重大意义。执勤人员遇到突发事件时,指挥组要能对巡防勤务工作做出最及时的反应,并可以最快的时间了解现场情况,及早处理事件。更多情况下在追踪案件的线索时,由于执勤人员处于随时移动的状态,远程指挥组若无法获取外勤人员实时位置,容易造成警务力量不能及时到达现场增援。论文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设计了远程巡防系统,实现巡查现场与指挥中心的实时联动,提高了巡防管理工作的信息化作战水平。
  论文以警务巡防工作为研究背景,首先对系统工作需求进行分析。根据实际巡防工作提出巡防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完成了巡防系统设计的软件平台搭建。其中巡防移动终端采用STM32F4主控芯片,程序设计采用KEIL MDK5编译环境开发。其次,对整个系统定位中存在的两种误差进行了深入分析,即移动终端的定位误差与远程管理平台上由于地图加密造成的坐标偏差。提出卡尔曼滤波算法解决定位数据漂移问题,建立卡尔曼滤波系统模型和观测方程,并通过MATLAB平台对模型与滤波算法进行仿真分析。对定位模块采集的原始经纬度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从仿真结果可以得出:采取卡尔曼滤波处理后的轨迹收敛于目标的真实轨迹,提高了定位精度。提出了数据库纠偏算法,通过构建本地特征数据库以解决管理平台上百度地图加密造成的偏差。然后,采用Myeclipse开发工具与MySQL数据库对远程巡防管理平台进行软件设计和功能开发,界面采用响应式bootstrap+SSM架构。通过花生壳“内网穿透”功能实现本地服务器的对外映射。最后对巡防系统软件和硬件各模块进行了联合调试。
  实验测试表明,移动终端能够完成定位数据的采集与上传;远程信息管理平台能完成实时定位数据接收与存储、历史轨迹查看、消息发送等功能,可以完成对多组多终端巡防工作的管理调度。滤波后的系统跟踪性能得到提高,采用纠偏算法处理后的定位坐标可以正确标定到百度地图上。设计的系统运行稳定,兼容性较好,满足了基本工作需求。
[硕士论文] 毛嘉文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长久以来,人们为洛克政治哲学和神学的关系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是我们把握他的政治思想性质的关键。本文认为,无论从洛克政治哲学的问题视域还是从它的理论逻辑出发,两者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洛克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神学政治的独特的神学政治。
  第一章包含两节内容。第一节介绍几种解读洛克政治哲学的方式,包括自由主义的解读、斯特劳斯的解读、剑桥学派的解读和其他的解读,并简要评论这些解读。第二节介绍洛克政治哲学的问题视域,包括政治背景和思想脉络。政治背景包括宗教改革和英国内战。它们动摇了传统神学政治的根基,英国的政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为回答这个问题,卢瑟福通过解释《圣经》初步阐述了主权在民的契约论思想,但是对人本性的强调埋下了政治哲学从以上帝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转变的种子,反过来进一步吞噬了传统神学政治的基础。后来,霍布斯以唯名论彻底分离了上帝与人,从人类自身出发推导出为绝对王权辩护的契约论,几乎宣判了传统神学政治的死刑。按照霍布斯的逻辑,政治要么走向某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要么走向分裂。在霍布斯的强大压力下,洛克要论证人民主权的契约论,采取的策略是重新建立上帝和人类的联系。但是,不同于卢瑟福的《圣经》解释路线,洛克以人类自身理性为起点进入神-人关系。这使得洛克政治哲学的气质更加接近他的保王派对手霍布斯,而非同属议会派的前辈卢瑟福。
  第二章探讨了洛克的道德理论,这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首先,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解释了人类认知的起点、方式和范围,认为虽然人类能够获得有限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但这足以让建立以上帝的奖惩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成为可能。这套体系中,人类遵循“趋乐避苦”的天性,以带来快乐的东西为善,以带来痛苦的东西为恶。这一点和霍布斯如出一辙。但是,洛克加入了大能的上帝的奖惩之后,这套体系实际上变成了以上帝之好为善,以上帝之恶为恶。然后,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得知上帝的意志和法律。洛克认为可以通过自然法和《圣经》。这两种途径优缺点都很明显。一般而言,《圣经》通俗易懂,但是因为文字天然的缺陷也容易误读;自然法植根于人类的理性,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但是受理性的限制,获得的具体内容相当有限。因此,洛克强调信仰和理性的内在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
  第三章正式探讨洛克的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了一套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人类的善恶判断活动有了公共标准。洛克认为,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人类对上帝负有保存自身的义务,因为获得了生命权和财产权。在自然状态下,它们划出了人类自由的范围,自然状体中人类得以避免霍布斯描述的糟糕生活。虽然洛克描绘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还不错,但是因为人类堕落造成的物理缺陷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特别是在惩罚尺度上的分歧,所以人类同意让渡一部分的权利,建立政府统一执行。但是,人类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是不可让渡的,任何人或者机构都不能侵犯。总之,从上帝到人类到政府,这就是洛克政治哲学的逻辑结构。可见,洛克的政治哲学和神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以神-人关系为起点,试图通过建立政府回归这种关系,所以是一种神学政治。不同于传统的神学政治在实践中以教会或政府为中心,洛克的神学政治在实践中以人类为中心,通过理性和《圣经》去获知上帝的意志和法律,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约束政府权力的力量。
  第四章作为结语,简要讨论了洛克政治哲学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和启示。
[硕士论文] 杨柳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来到中国,并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得以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由介绍到选择,由选择到信仰,不仅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而且还为民族解放找到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因此,研究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尤其是探寻早期知识分子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较为详细地分析了1919-1923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动因、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及特点,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早期传播的因果联系与规律性。具体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是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中国现实社会需要双重作用的结果。在传播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十月革命后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了解,到五四运动后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理论与现实的初步结合。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含义、特点、性质以及重大意义逐渐被广大工人阶级所认可和理解,并日益成为了其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指导思想。
  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研究与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给予人们以深刻的现实启示。回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艰难历程,认真梳理和客观分析其发展脉络,对于更好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进程,对于深刻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对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均有所助益。
[博士论文] 张颖聪
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尽管正义问题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由不同时代的哲人与思想家们赋予其不同的内涵,但将“正义”视为某种独立于“自由”、“平等”等人类社会基本价值之外的主要价值而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关注则是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便是在这种政治哲学的讨论中由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提出,并由此开启了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诸多争论,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本文的开始,我们通过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前提澄明,来指明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研究所理应具有的方法论自觉和理论自觉,从而避免落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或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窠臼。基于此种方式而展开对于马克思正义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独特内涵。
  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既是对于以往正义理论的批判与吸收之上的,同时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各种社会矛盾的现实观照中实现的。近代以前的正义观尽管有着不同的形态,但就总体而言,此时的正义往往是依据某种超越性的价值悬设来规定现实社会的秩序与个体行为的规则,并以一种形而上的、自然法或宗教神学的形式来为其社会合理性提供价值辩护。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所导致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使得一种统一性的正义观逐渐转变为愈加多元化的正义理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中出现了不同指向的正义观念,作为人格化资本的个体理性也成为正义评判的标准。此外资本主义社会在实现层面中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其非正义的本质,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并构想着一种理想的正义社会。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正是在汲取前人的思想养分之上不断成熟并深化的,其诸多正义观点的表达正是直接出自于对于此前正义观的批判之中的。
  正如马克思思想本身是一个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一样,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与成熟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在对前人的思想汲取与批判或与同时代不同哲人或思想家们的交锋以及强烈的现实观照中不断铸就并深化的。1844年之前,马克思在古典哲学与启蒙思想的熏陶中沿袭了传统价值悬设的正义运思方式;而随着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确立,马克思一改此前的正义运思方式,转而以一种实践还原的视角来认识现实的正义问题,并将这种正义认识与现实无产阶级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而使其正义之理解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纠缠;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进一步剖析尤其是以《资本论》为标志的社会整体性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非正义的根源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上解释了正义的标准乃是适应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同时在现实工人阶级运动中指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与路径。对于马克思正义观形成历程的考察事实上所表明的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即对于一种实质正义的追求并未改变,不同的是讨论的方式与领域之间的变化才是马克思正义观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它使得作为一种价值而言的正义从抽象走向现实再深入历史的过程中并在全新科学理论框架中被重写和重构。
  在论述了马克思正义观形成历程的内在关系之后,本文则就马克思正义观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展开论述。自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建立之后,马克思便不再一如以往正义理论家们那样试图确立某种价值原则或财产规则,相反的,马克思是从改变这些价值观念背后的物质力量入手,社会正义的实现也不再依赖于某种具有崇高性或效用考虑的正义原则。正义观念本身并不具有自我实现之能力,这种价值观念本身也仅仅只是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中才具有其历史的适用性,因此一种正义的理解便不能是从观念到观念上的变革,一种正义的实现也不会是从思想到现实的单向推导。作为决定着这些观念形态的正义或个体道德素养的正义价值是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方式息息相关的,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交错只能以其适用性程度来衡量。如果说以往对正义的求索是致力于解决现实非正义的问题以及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判断的标注或依据的话,那么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质便是致力于从根本上,即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上改变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前提,进而取消这些问题本身。在这里正义的“应然”从现实中的“实然”退场,而“实然”中所体现出的内在矛盾也使得其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走向“必然”。
  尽管马克思正义观是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马克思正义观也从来不是为了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价值规范或价值体系,相反的,以革命为底色以“改变世界”为诉求的马克思正义观之目的是在于克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占有”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对于个体劳动及其劳动所得的强制与剥削,以及超越于一般政治解放或政治正义意义上的伦理方案,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的解放”。这种宏大、高远的价值取向和历史的正义分析不仅同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正义观划清了界限,同样也在当代的正义理论争论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着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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