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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快速。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加强了监督与管理,故而这一时期国内的慈善事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频繁水旱灾害和持续兵灾匪患,成为潮汕百姓挥之不去的噩梦。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慈善文化的延存,成为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重要助推力。潮汕慈善事业在时代大背景下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快速化的发展之路。
  慈善机构是慈善救济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中善堂在潮汕慈善救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善堂为载体的潮汕慈善救济,不单以施医赠药、施粥施衣、掩埋尸骨等日常救济为主,还修桥筑路,兴办义学,逐渐具有近代慈善公益的特点。同时海外潮侨亦是慈善救济的重要力量。自清末以来奔走南洋的广大海外潮人经过数十载艰苦奋斗,有些已发家致富,却仍不忘桑梓,积极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广大潮人受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和宋大峰祖师精神的感染,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习惯,广大善堂的建立则是最好的见证。
  自然灾害除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之外,还是滋生传染病、瘟疫的温床。因此,自然灾害的救济至关重要。在水旱灾害的救济中,除消极的赈济外,还采取积极的灾前预防措施,如修建义仓,治理韩江等。此外,救济难民与失业归国华侨也是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在艰辛的救济过程中,政府、善堂、个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慈善教育是近代慈善救济的典型特征。广大潮人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捐资助学。而教会的教育内容虽然主要以宗教教育为主,与世俗性的近代中国社会存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潮汕地区教育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呈现出法制化、官民协作与广泛化的特点。潮汕慈善救济延存了饥贫羸弱者的身家性命,有利于潮汕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推动了潮汕社会的文明进步,播扬了人道善心的社会风气。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随着五四运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从单一的研究五四运动深入到五四时期的研究,关于五四时期的界定有很多种说法,本文认为五四时期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1921年共产党成立为结束更为合理,同时有利于本文对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做出分析总结。
  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时期,是推翻封建专制社会、打倒西方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性历史意义。特殊的历史时期滋养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本文立意于对五四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进行分析,以期裨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
  全文从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对五四时期中国政治文化进行阐述分析。
  第一,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部分从根本原因、政治基础、国际因素、社会条件四方面对其形成进行分析,主要通过历史史料的发掘,总结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简要概述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分析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
  第二,对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分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主要从先进性、复杂性、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的历史时期,推动着中国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其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先进性。五四时期核心理念是救亡图存,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救人民于危难之中,因此爱国思想是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也影响着国家未来主权的独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政治形式,是五四时期各个积极团体追求的政治目标;五四时期国家处于体制颠覆和国家危亡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变,推翻了没落的封建政治体制,也抵御西方政治的侵略,实现国内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五四时期最为显著的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决定着国家未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五四时期政治文化也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封建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文化抗衡;人治政治文化与法治政治文化并存;臣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过渡。这种种政治文化形式的交融与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四政治文化。最后,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残存,使中国民众一定程度上处于封建愚昧的状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西方优秀政治文化的抵制,民众在心理上拒斥西方先进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对我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冲击,使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受到破坏,导致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衰落。
  第三,五四时期政治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本章主要就五四时期优秀的政治文化而言。“以史为鉴”,分析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就是要给当代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五四时期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特殊的一段时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特点分析,将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
  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研读五四时期的历史史料和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具体运用了文献解读法、归纳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对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作用进行反思和总结,找寻其现实价值,以期裨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陶孟和为近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是推动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关键人物。陶孟和崇尚科学精神,提倡科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有开拓之功。他明确阐述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质,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研究不可囿于分科,一定要有广博的视野;规范名词和单位的用法;尽力降低个人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提倡社会实地调查并付诸实际,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调查,开创民国知识界现代社会调查的先河。陶孟和率先对中国的教育社会学进行初步探索,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国教育现状,分析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工人教育等问题,为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他以敏锐的眼光,广泛探讨民国时期社会诸问题,如人口问题、种族问题及劳动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既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又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陶孟和不仅学术成就显著,而且还具备出色的学术组织、管理能力。他先后主持民国时期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组织工作,主编《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等专业学术刊物。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为陶孟和提供了发展学术事业的园地。在他的努力争取下,北平社会调查所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学术调查工作。从1935年起,陶孟和开始主持中研院社会科学所的研究事宜,规划了所内的科学研究计划,开启战时社会经济研究的方向。其主持工作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使得社科所成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科研重镇。
  陶孟和立足于社会学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新鲜的力量,他所开展的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促进了民国社会科学的系统化、本土化和科学化。他拥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具有多学科的广阔视野和长远的学术眼光,推崇科学尤其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其学术活动是中国第一代专业知识分子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尝试的成功实践,透过陶孟和的这些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可以从中寻得今天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经验。
中国古代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子自跻身于宦途之日起便可从君主那里获得一系列的政治礼遇和经济利益。明代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官员也享受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并呈现出历史特殊性。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梳理了明代官员在居官期间、致仕及卒后所享有的一系列的政治及经济待遇,并分析总结了明代官员待遇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影响。
  第一章介绍了明代官员居官期间的待遇,分为正常在职官员待遇和丁忧官员待遇。正常在职官员主要享有爵位、乘车、休沐、章服、住房、俸禄、赋役优免、赏赐及饮食待遇。丁忧官员的待遇主要包括夺情起复、服阕复任、俸禄和赏赐。
  第二章介绍了明代官员致仕及卒后待遇。在致仕官员待遇方面,归纳了明代官员致仕的条件及类型,将致仕官员享有的待遇分为加官晋级、参与朝政、荫补子孙、俸禄、赏赐、月米拨夫、驰驿获赠和减免徭役。官员卒后主要享有天子临丧、辍朝、丧葬仪、赐谥、赙赠及坟茔待遇。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明代官员待遇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影响。通过对第一、二章的梳理,认为总体上明代官员的政治待遇高于经济待遇,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待遇上可以通过设置虚职等办法进行安抚,但在经济待遇上却很难再提高。此外,明初文官待遇低于武官待遇,到了明代中后期则截然不同,这是由明初“重武轻文”的历史格局造成的,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则形成了文官统治朝政的局面。并得出官员待遇的优厚与否主要依据官员本身品级高低的结论。明代官员待遇的这种特点对明代士林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余论主要以明代官员俸禄为出发点,分析了其对清代养廉银制度形成的影响等问题,并对当今我国公务员待遇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根植于它的历史。因此,只有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才能深刻理解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以对国内外现状的分析为基础,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概念切入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进行了研究。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将中国裹挟入现代化的大潮。中国的志士仁人围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现代化探索,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屡遭失败,历史将领导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重任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革命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指明方向,社会革命为政治革命提供物质支撑。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终极前途是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内容,是以没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来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基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土地改革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不仅获得土地,而且获得政治解放,来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就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现代化,集中体现在土地改革上,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来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的人民大众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形成现代人格,以推动其他方面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为指导,从器物、制度和心性三个层面在解放区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且为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经验。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具有创新性、自觉性、过渡性三个特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及其指导下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为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启示,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史 宁波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族是由血缘和婚姻等亲缘关系连接而成的亲属集团,是中国社会基本的结构单位。宋代之前,一些累世为官的大家族把持着中国的政治,它们也被称为门阀家族。而随着宋代科举改革,大量寒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从而使中世以来的门阀制度受到巨大冲击,旧的门阀家族被新兴家族所替代。
  科举是宋代新兴大家族形成的决定因素,也是维持家族久盛不衰的重要因素,那些家族以各种方式保持自身在科举中的优势,以维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就形成了宋代科举与家族的互动关系。本文以宋代明州地区史、楼、袁、汪、高五个家族为例,考察了宋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就选题缘由、研究现状进行阐述,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第一章论述宋代科举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明州地区科举社会概况。
  第二章介绍史氏等五个地方望族的发展源流,着重考察这些家族的科举情况。
  第三章分析科举与家族兴起和衰落的关系。
  第四章阐析科举对宋代家族的意义以及宋代科举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认为:科举是影响家族兴衰最主要的因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经济环境使得宋代明州地区产生了大批新兴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又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在教育、经济和科举上的优势,从而不断维持自身的地位。科举不仅促使新的世家大族形成,而且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宗族意识。宋代后期,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科举中的唯一地位开始确立。这些伦理道德规范从科举中走出来,影响着近世社会的方方面面。明清两朝也逐渐将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中,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科举社会。
思想政治教育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文学能够激发阅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理性反思,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自觉、有组织、全面地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一大创举,并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实践和理论经验。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充分认识延安时期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对改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局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实效性,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都将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的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延安经济落后,文化基础相当薄弱,人们的文化生活急待丰富;大量的文化人奔赴延安,文学工作者齐聚延安,这为党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党抓住了这一时机,开展了一系列的通过文学渠道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活动,实现了凝聚人心积极抗日、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增强人们对党的认同的任务。
  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文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团结文学工作者,加强对文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端正了他们的阶级立场,转变了他们的态度;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为党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领导创办了多种期刊、杂志、报纸,建立了大量出版机构,构筑了坚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积极鼓励文学工作者创作、翻译革命文学作品,传播先进的思想内容。党的这些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人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
  新时期,党应当继续发挥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坚持文以载道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文学素养,重视文学创作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鼓励创作同大众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作品,组织文学评论、研讨会等活动,把文学作品的鉴赏同教育实践相结合,积极发挥网络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借助学校教育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继续探索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党的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是指先秦到清朝前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以法治官是中国传统社会廉政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手中握有权力的各级官吏有机会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一旦整个官僚阶层贪贿成风,政以贿成,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统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历代有所作为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反贪立法的制定和法律的良好实施,惩贪饬吏,整顿朝纲,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反贪立法,即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各主要朝代惩治贪污贿赂的立法概况、主要内容等。二,中国传统社会反贪法律的实施,当反贪立法制定之后,如何贯彻实施就成为关键。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法律的实施,为此实行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以强化实施效果。三,保障廉政法律实施的制度设计——考课制度。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对政府官员实行有效的考核管理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的关键,考课制度既属于廉政法制建设的范畴,也是廉政法制有效实施的制度保障,至今仍发挥着旺盛的生命力。四,保障廉政法律实施的制度设计——御史监察制度,在保障惩贪肃贿法律贯彻实施的各种制度设计中,无疑以御史监察制度最为引人注目。作为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御史监察制度充分发挥了“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吏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传统廉政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反贪立法构成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石;对官员的考核制以督促其尽忠守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奖优罚劣为核心内容,成为廉政法制实施的重要保障;而御史监察以惩贪肃贿,弹劾打击阴谋推翻现政权、投敌叛国、朋党、违礼等行为,构成廉政法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我国当下廉政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44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失利,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结束训政体制,成立容纳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民众的呼声,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为应对时局,除继续高压压制各方政治诉求外,国民政府对地方民意机构也做出一定的调整,各省正式参议会相继筹备与召开。四川省正式参议会成立于1945年12月,直至1949年12月宣告终结,时间长达四年。本文以四川省正式参议会为研究对象,从参议会成立的背景、机构设置、自身职权、议员群体、府会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回溯四川省省级代议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与效果,并给予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综述、研究资料与方法。第二章阐述了四川省正式参议会成立的背景、筹备过程、机构设置。第三章探讨了四川省参议会的职权问题,分析了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构成以及变动,以便从多个角度分析参议员群体。第四章论述了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提案概览与大会议决案的施行情况,着重分析了四川省参议会决议案的效力问题。第五章介绍了四川省参议会运行中的几个问题,包括了正副议长之争,第五次大会期间的选举纠纷,党方与政方围绕谷款的争夺,四川省参议会与四川省政府的关系。余论是对四川省参议会的总体评价。
  本文认为,相较抗战期间设立的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四川省正式参议会的职权有一定的扩大,国民党政权对四川省参议会的控制更加严密。四川省参议会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产物,虽然扮演着咨议机构的角色,但并不具备西方代议制机构的独立性。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中叶,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边疆危机愈发严重,其边疆政策也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其变化。本文主要围绕清末山西巡抚这一边省督抚群体,在晚清的风云变幻中探求清末新的治蒙思想与举措的生成与演进试图发现其在边疆治理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本文选取光绪年间几位有代表性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刚毅、胡聘之、岑春煊,阐述他们的治蒙思想、举措,以及清末历任山西巡抚相互之间对蒙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同时分析了晚清山西巡抚的治蒙思想与举措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
  山西省与蒙地紧密相连,而清朝又在蒙古察哈尔、土默特部的地面设立隶属山西省的“口外七厅”,因此清代历任山西巡抚关注晋边蒙地也就必然的了。清末山西巡抚们对口外蒙地的关注则更加积极,自光绪初年到清末“新政”开始之20余年内,山西巡抚中不断有人提出开垦“晋边蒙地”,最终在清末“新政”之初,“毕其功于一役”,以“官垦”之方式敲开了开垦蒙地之大门,突如其来的“垦殖浪潮”深刻影响了蒙旗社会各个方面。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山西巡抚这一群体的治边思想与举措的基础上,力图客观评价晚清大背景下的边省与藩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并分析和总结“传统”的改变,对蒙古人、对游牧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大致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基本史料和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概述清代西北边疆的概念、清末西北地区的局势,清末内忧外患以及边疆政策的调适。第二章先简单介绍张之洞生平事迹与早期讨论“崇约”时的“防俄”思想,主要从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四个方面论述张之洞的治边思想与举措,山西地方与蒙旗方面围绕“编定民籍”的争论,并分析张之洞治边思想的特点。第三章阐述刚毅、胡聘之的治边主张。第四章论述岑春煊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奏请放垦蒙地的举措及主张内蒙古分置行省的论说,并分析岑春煊治边举措与思想。结语部分对全文的内容做了总结与归纳。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国的演变发展是传统天朝体制崩溃、国家走向近代的过程。“国家”概念的形成、用“国家”概念去描述和分析人类历史上的“国家”这种政治现象,是西方国家中世纪末期以后的事情,但被人们用“国家”概念指称的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出现了。其实国家不过是人类为组织和管理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政治形式,是人类社会超越了氏族和部落发展阶段后形成的政治架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公共权力。“民族国家”的相关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大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从晚清以来的一个历史过程,事实上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开始用其他的各种表达方式对“国家”观念进行了研究。
  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占据主流意识的一直是传统的“天下观”。清朝末年的中国开始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突变,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力量开始进入中国,传统“天下观”开始动摇;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冲击了我国的“万国观”,传统国家观念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型;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的王朝国家,开启了近代以来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进程。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以前的源流及在近代的萌芽酝酿、初步形成、转型和最终确立的演变过程,对我们更加清晰且全面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和谐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的几部同名著作《蒙古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比较几部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编撰特点,力图剖析蒙汉学者在当时对于解决蒙古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在国家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著书表达救亡图存、知识救国的志向,以此引起国人对蒙古问题的关注重视,为解决“蒙古问题”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从民族立场来看,汉族学者更多地论述“蒙古问题”的来龙去脉,剖析蒙古问题发生的实质,特别是希望揭露日俄的侵略野心,唤起国人抵御外辱的意识;蒙古学者则更多地向蒙古民族传输近代关于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对蒙古民族的认同感,探寻蒙古民族的出路,特别是希望引起汉族学者对其思想的认同。
  对近代蒙古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蒙古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从历史的角度、人文关怀的角度,去厘清与还原五位学者及其著作思想,抛开文化偏见,从而为我们今天建设和改革蒙古地区提供借鉴,为当代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寻求更多历史经验。
中国史(历史地理)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湖北亦迎来古代农业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除传统鄂东、鄂北农业区域继续发展之外,江汉平原腹地、鄂西北山地、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亦随着人口的涌入而得到充分开发,并带动了整个区域商品经济的活跃,在湖北境内形成了以汉口为核心、以沙市、樊城、宜昌为支撑的湖北商业市镇体系。人口的增加、市镇的增多增加了地方治理的难度,加上湖北地区所具备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如何加强不同地区的基层管理是湖北地方治理的重要任务。
  随着明中期后府州县佐贰官员分防地方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佐贰官分防地方重要市镇和关隘亦在湖北大规模推行,并在清中期达到最大规模。明清湖北地方政府按照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地理特征,分别予以各地区府州佐贰官员不同的职权,以达到地方安定的目的。通过广泛设置分防府州佐贰官员,在有效调动基层资源的同时,亦填补了原有府州县基层行政制度的不足,体现了灵活的地方基层政治统治特点。
专门史 杭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慈善救济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作为背靠大海又邻近长江的膏腴之地,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战火蔓延频仍,处于前线和后方交接区域,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平民的家园被毁于一旦,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百姓更是嚎啕大哭,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一大批衣衫褴褛的儿童流浪街头,孤苦无依。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振济委员会,它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民救济与安置的最高机构,各省市县均设有分支机构。依靠政府的推动,浙省难童才有了归宿。
  难童主要来源于战区,分布范围广,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那么,如何救济难童?如何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和强韧的体魄?如何培育其成为一名合格的国民?这些都是当时国民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所必须面临的紧迫难题。而国民政府作为救济教养难童的主体,结合当时的条件和环境,竭尽所能地颁布和实施救济儿童政策。如浙江第一儿童保育院采取的特殊教育模式:基教班与职教班并存,同时践行“保教合一”的教育方针,使得难童的文化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从制度设计上看,难童救济教养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总之,在烽火中生存下来的幸运儿童,无不是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但对他们而言又是幸运的。对于抗战时期浙江省难童的救济教养工作,我们着眼于当时正处于抗战这样一个大背景,本着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态度去分析,对其贡献不会过分夸大,对其不足也无需遮掩。抗战时期浙江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不仅为我国延续了民族命脉,而且还培养了大量的建国人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术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对有宋一代的判断,有发轫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有刘子健等学者提出的两宋变革说,都是在整体观察下的判断,本文是基于这类整体判断的个案研究,试图利用理论视野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丰富事实加深对艺术史和历史的感知。过去学界对靖康前后风云变幻二十年的研究,历来多关注它政治、军事,而较为忽视靖康之变对艺术、文化和思想状况的影响。
  翟汝文恰好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乱世,政治生涯横跨徽、钦、高三朝,他逃过了金兵对开封的洗劫,却没有逃开不安政局对文人的倾轧。北宋末期隆礼作乐,翟汝文参与了《政和五礼新仪》编订和新成礼器制作,最后未入功臣之列;在南宋东逃西窜的初期,他坚持礼法尊卑,暂居参知政事,但很快被排挤。带着不满,翟汝文开始了辞官归隐的生活,崇道信佛、画像塑雕、注史编礼、教化乡人,似乎就是刘子健所说南宋及以后“道德保守主义”的代表。
  终宋一代,复古一直是宋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三代”在宋人眼中拥有特别的含义。当通过“考古发掘”古器、碑铭来考证三代礼仪文字的金石之学兴起后,“三代”概念被加强,“三代”似乎成为一个切实可触摸的存在。除了文人学者,帝王开始利用古器宣示统治的强盛,宋徽宗成立议礼局、礼制局,改革礼乐制度、制作新成礼器,试图从礼仪上接续三代正统。出入徽宗宫廷的道士魏汉津、林灵素等,也利用古器营造出来的三代想象,附会道教中的相关概念,迎合宋徽宗“成一代盛典”的帝王意志。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翟汝文是实际的执行者,他不仅直接造成了徽宗朝礼仪活动的面貌,也被这些活动影响。
  本文以翟汝文的人生为脉络,分别叙述他在北宋礼制改革、南宋礼制重建中的角色,以及为官以外的精神生活,包括信仰、艺术和对家族的培养。通过对翟汝文人生的回顾,笔者发现:1、因为宋徽宗个人的好尚,北宋末年道教与儒家思想在宫廷中结合,又通过影响官员、文人而投射到民间。2、士大夫会随着政治变动、宦海沉浮而趋向保守,他的后代又会根据后世舆论来塑造、调整其个人形象。
中国史 宁波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谱是我国民间史料的重要来源,学者对家谱的研究多以其发展概况或特定地区的谱学状况及特定人物的谱学思想作为研究重点。除了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一书,很少有人关注明代家谱的具体发展面貌。本文试图对明代家谱作整体性研究,以大量的明代家谱原始资料作为基础,综合性考察明代家谱的发展状况。这里所说的原始家谱资料是指《明代谱牒序跋辑略》、《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谱》。
  本论文主体共分为五章,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家谱释义与起源。当今学者以血缘世系的出现作为中国家谱产生的标志,因此有家谱的远古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而明代学者认为只有蕴含宗法之遗意,承担宗法布纲纪、兴教化的家族世系书籍才能称之为家谱,故真正意义上的家谱诞生于宗法制废除之后的秦汉时期。
  第二章明代修谱的宗旨及其意义。明代家谱具有尊祖睦族、助于世教、垂训后世等多项功能,至明朝中后期,凭借族权强大的后盾支撑,家谱的上述功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践行。然这种效果局限在少数的官宦文人家族,平民百姓之家族谱起到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第三章明代谱学的创新。明人在世系图、内容、立意上对宋代欧、苏谱法多有创新,并且修谱注重采用史法,较于前人,明人不仅是对国史编撰体裁、直书原则的效仿,而更重视寓于国史之中的伦理纲常与春秋大义。
  第四章明代家谱的弊病。明代家谱有托古假借与隐恶扬善两大弊病,这也是历代家谱的通病。世人多能意识到托古之弊但却未能除弊,根源在于水木本源的思想,然于现实情形下,追祖往往引发冒祖之弊。而家谱隐恶扬善与国史秉笔直书是事亲之道与事君之道的差异。
  第五章明版家谱研究——以23部明代家谱为例。今人编辑的《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谱》中23部明版家谱还有很多信息不全之处,笔者对编者、年代、版本等家谱信息进行考证。重点阐述明代家谱体例与内容上对宋元家谱的超越,表现对欧苏谱法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宗族祠堂的重视。
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确定以及实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特征。自民党和国民党都曾作为本土最大的政党,其发展历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两党都曾是本土的独大政党,并且都带来了两国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两党内部都存在突出的派系斗争,两党也都面临着来自其他政党的挑战和威胁。但若着眼两党目前的发展形势则可以发现,自民党在日本仍占据着独大的地位,日本本土目前不存在可以和自民党相匹敌的政党。而在台湾,则出现了能和国民党相匹敌的民进党,且国民党的势力大不如前。本文针对两党目前发展前景的不同,从政党内部的派系结构和功能角度说明两党不同的派系运作模式对两党产生的不同影响。从横向结构上来看,自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关系较为缓和,派系之间的合作要多于派系对立,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自民党个派系的势力悬殊小,要想维持自民党政权需要集中力量才能得以实现;而国民党内的派系严重对立,甚至出现了党内分裂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党内派系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从纵向结构上来看,自民党的中央与地方派系是直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地方议员需要派系的政治支持和资金支持;而国民党由于历史原因,它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关系因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较为复杂。在派系功能方面,两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功能的有效性上。自民党内部的派系已经具备了政党的相应功能,它无论从政策制定、利益表达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国民党的派系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派系这些功能不能得以有效发挥,甚至不具备某些功能。通过两党派系的结构和功能比较,总结出政党内派系有效运作的模式,为政党建设提供全新的努力视角。
中国近现代史 杭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战争的影响,国民政府推行的盐政体制改革遭到破坏,盐税收入锐减,食盐产量急剧下降,社会经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作为重要产盐区的浙江,逐步进行了盐政的恢复和重建。各县市的盐务管理机构开始恢复,敌伪存盐依次接收,盐务管理系统逐渐步入正轨。为了提高盐税收入,浙江盐务管理局缩减盐务机构,裁汰了盐少质劣的盐场,从战时的“盐专卖”过渡到“民运、民制、民销”,鼓励商运商销;改革税收制度,盐警重新编组与布防。战后浙江盐政的重建与变革保证了食盐的供给,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运销制度的变革,彻底废除了积弊甚久的专商引岸制,对于中国盐政体系的现代化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时局的限制,战后浙江盐政重建并未得到预期成果。盐税收入尽管增加,却远不及国家财政赤字激增、纸币贬值的速度。无论就浙江还是全国而言,盐税占总税收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在推行“精简盐政”政策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废场”盐民安置问题、裁汰警力导致警力不足、频繁上调的税率与过低的盐价亦不相协调等,最终导致了盐场重建工作无法顺利推进,私盐得不到有效抑制。盐价过低而引发的盐民暴动时有发生,商民与政府之间矛盾也日益尖锐。尽管两浙盐务管理局出台相应政策来缓解矛盾,终难治其根本。战后浙江盐政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盐政体系的变革情况。
中国古代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宋代是河道管理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宋初河道管理机构先后为三司修造案和三司河渠司。嘉祐三年罢三司河渠司置都水监。元丰改制以后,实行都水监与水部共同职掌水政的双轨制模式。整体上呈现出财权控制水权的运作机制。绍兴十年废都水监,水部独掌水政。宋代水环境污染主要为生活垃圾污染、手工业废水污染和因战争、自然灾害、治安等因素导致的流尸污染。宋政府通过立法查禁、监督举报、发明排污过滤技术、掩埋祭祀等方式加强治理,南宋时期临安新兴了清理垃圾的行业。宋朝为加强绿化,缘河州军需按时植树造林,登记入簿并纳入官员离任交接的政绩考核;对百姓划分户等,分配植树指标。平时加强清查林木,及时补植枯树,严禁私伐及人畜毁损,保证青活数量。
  宋代在河道管理中实行“范”巡查制度。在非汛期,缘河州军长官两月一巡堤,后改为一月一巡堤,每年许一人入朝奏事。埽所是固定的巡查基地,埽所之下又设铺屋,灵活地设置于急需处。在汛期,立木为水则,监测水情,所有巡查人员进入高度警备状态,严禁擅离职守。皇帝亲临现场或遣专员坐镇巡查指挥。严格查办侵堤坏堤、行凶抢劫等治安事件,建立落水危溺救助和责任追究制。界河是宋辽边境一道重要的国防线,严禁渔捕,视为禁区。河渡之官渡、买扑渡通行均须出示凭证,私渡被明令禁止。为打击走私、稽查奸细、搜捕盗贼,对通行船只实行买牌上船制度。河清兵、捍江兵、开江兵等专业水利兵作用不可忽视。渔业组织以江南地区为盛,官方渔业组织规模较大,民间渔业组织按保甲制形式,以家族为单位或依附于豪户构成,鱼贩的出现促进了渔业市场的兴盛,渔业税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宋代有爱惜民力、不违农时、顺天应时、不违水性的河道管理理念。治河劳役以役兵为主,役民其次。治河经费来源主要有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两种途径,其中度牒作为特殊拨款、筹款形式,经济作用突出。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富民、家族组织和寺院经济等社会集资筹措经费。宣传教化在中央主要以面谕、宣谕、降诏褒谕和劝谕的形式;在地方以榜文、碑文的形式;在民间以控制舆论的形式实现宣传教化目的,整体上渗透着皇权的意志。
中国古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金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渔猎民族建立起的政权,金的统治一直面临着北方草原部族的威胁,如何加强北疆的防卫是金朝重要的战略问题。总体来讲,金朝对北方草原部族始终坚持防御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北方草原部族成分复杂,北疆安全问题由来已久,辽政权曾对乌古敌烈部进行过拆分,并将一部分人迁移至东北地区,这成为金初的安全隐患。金初将乌古敌烈部迁移至金源故地,并设统军司加以管辖。与此同时,蒙古各部崛起,常与金发生冲突,金为确保北方安定,全力伐宋,修建岭北、岭南两线长城,并在沿线屯田戍边。不仅安定北疆,还为伐宋提供战略物资。金中期,蒙古各部趋于联合,海陵王通过战争震慑蒙古,为南伐赢得安定环境。但南伐激化了契丹与女真的民族矛盾,爆发契丹起义。海陵王的残酷镇压未熄灭起义,自己也被部下刺杀。金世宗继位后,吸取教训,通过打击与招抚平息起义,之后罢黜契丹猛安谋克组织,将契丹人东迁。这使金西北守卫空虚。金世宗出兵蒙古,取得小胜之后,修缮岭南长城,消极自卫。金章宗在位时灭塔塔尔部,金朝西北防守力量进一步削弱,为蒙古的东侵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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