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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万萦佳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通过实验法研究了人际协调活动中的共同意图对4~6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目标包括:(1)考察人际协调中的共同意图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2)考察不同形式的共同意图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由三个实验组成,其中实验一考察了共同意图的亲社会功效,为后面2个分研究奠定了基础;实验二对实验三的结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了不同形式的共同意图产生的亲社会作用;实验三将实验二的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任务解决范式中,并探索了共同意图对更为复杂、广义的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
  实验一通过控制节奏稳定性这一共同框架操纵共同意图,考察了共同意图在音乐合奏活动中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同时,实验还探索了协调活动参与者行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相似性和关联性与节奏稳定性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干预阶段设计了一个音乐游戏,在游戏中通过节奏稳定性操纵共同意图的产生,通过节奏型控制参与者行为的相似性和关联性。该研究采取了2(稳定节奏、不稳定节奏)×3(相似节奏型、关联节奏型、随机节奏型)的设计,134名五岁儿童组成同性别的两人小组,被随机分配到六种情境之一参与音乐游戏,游戏结束后,实验者通过录像观察两人在后续两个无关任务中的合作倾向和帮助倾向。研究结果显示:(1)演奏节奏稳定、共同意图明显的儿童比起演奏节奏随机、共同意图不明显的儿童,在之后的互动中表现出更高的合作和帮助倾向。(2)演奏相似的节奏型和关联性的节奏型的儿童与演奏随机节奏型的儿童,在之后互动中合作和帮助的频率没有显著差异。
  实验二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共同意图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该研究通过音乐合奏的协调强度操纵共同意图的形式,探索了不同协调强度诱发的共同意图对儿童配合行为的影响。在该研究中,78名六岁儿童组成同性别的两人小组,被随机分配到高强度协调和低强度协调两种不同情境下参与音乐合奏任务,其中高强度协调任务要求儿童轮流一人演奏一小节,低强度协调任务要求儿童轮流一人演奏八小节。演奏结束后,实验者通过录像观察两人在后续无关任务中的合作倾向。研究结果显示:参与高强度、高密度的合奏的儿童选择合作完成任务的频率显著高于参与低强度、低密度的合奏的儿童。这表明高强度协调诱发的共同意图产生的亲社会功效高于低强度协调诱发的共同意图。
  实验三在任务解决范式中考察了协调强度对更加广泛的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具体说来,该研究采取了合作搭积木任务的范式,考察了积木任务中协调强度对儿童后续分享/帮助行为以及对陌生儿童慷慨度的影响。同时,该研究还重点考察了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在该研究中,138名四岁儿童组成同性别的两人小组,被随机分配到高强度协调和低强度协调两种不同情境下参与积木任务,其中高强度协调任务要求儿童在积木的每一层都合作,低强度协调任务只要求儿童在即将完工时合作,两个任务的最终产品、难度和分工量均相同。任务结束后,实验者通过录像观察两人在后续两个无关任务中的分享/帮助倾向以及对陌生儿童的慷慨度。结果显示:(1)高强度协调组的儿童分享/帮助行为的发生频率显著高于低强度协调组的儿童。(2)高强度协调组的儿童匿名分享给陌生儿童的贴画个数显著高于低强度协调组的儿童。(3)男生分享给陌生儿童的贴画个数显著高于女生,对于搭档也表现出更强的分享/帮助倾向。
  研究结论:(1)明确的共同意图对亲社会行为有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可能可以覆盖动作相似性和关联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2)无论在音乐合奏任务中还是在问题解决范式中,高强度协调的合作任务能更好地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且这一亲社会性可以推广到与匿名第三方的互动之中。(3)本研究中男生的亲社会倾向总体来说高于女生。
[硕士论文] 于倩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物质条件蒸蒸日上,人们经历着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不同阶层的社会情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也塑造了多元化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阶层定位与价值观念相互渗透,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以3563名成人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主、客观社会阶层对心理健康(焦虑、抑郁、工作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并探索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阶层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影响。结果发现:
  (1)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之后,主观社会阶层能够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消极指标(焦虑、抑郁),正向预测积极指标(工作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而客观社会阶层对消极、积极指标均有正向预测作用。
  (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主观社会阶层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低社会阶层在高物质主义时体验到较低的负性情绪和较高的幸福感,而高社会阶层在低物质主义时体验到较低的负性情绪和较高的幸福感。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阶层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从新的角度看待物质追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论如下:
  (1)对于主观社会阶层,阶层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对于客观社会阶层,阶层越高,幸福感越高,但焦虑水平也越高。
  (2)高物质主义对低主观阶层的负性情绪有补偿作用,能够提升幸福感,而对于高主观阶层,低物质主义更有利于心理健康。
[硕士论文] 景颢
心理健康教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现如今城市化进程不断的推进,不少小城市如天门市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多中学生成为了留守儿童。留守中学生常年与父母不在一起生活,他们的亲子沟通状况如何,有没有性别,学段,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维度的差异?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亲子沟通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如何?团体辅导是否可以改善留守生的亲子沟通状况?
  基于以上疑问,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天门市渔薪龙华初中和天门竟陵高中286名留守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和《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施测,以了解他们的亲子沟通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亲子沟通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渔薪龙华初中和竟陵高中各选取20名,心理健康得分2分以上,与父母亲子沟通得分60分以下的留守生,使用访谈法和实验法,以验证所设计的团体辅导是否可以改善留守中学生的亲子沟通。结果表明:
  1.男女生在与父亲的沟通上有显著的差异,男生与父亲的沟通是显著好于女生的。
  2.女留守中学生的在焦虑和抑郁两个维度上得分是显著高于男生。
  3.高中留守生的情绪不平衡得分显著高于初中留守生。
  4.非独生子女的偏执和情绪不平衡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5.天门留守中学生与父母亲的得分都与心理健康得分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6.天门留守中学生与父母的沟通负向预测心理健康得分,二者可以解释13.2%的变异。
  7.团体辅导干预前后实验组的留守高中生和初中生与父母的沟通得分均有显著的提高。
  8.从组间比较结果来看,无论是初中留守生,还是高中留守生,实验组经过干预后,与父母的沟通得分均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
[硕士论文] 熊婧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我倾注主要指个体对自我内在情绪和躯体状态的觉知与关注,它被视作社交焦虑者的核心认知特征。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方式的自我倾注拥有不同功能:体验式自我倾注有利于情绪加工、更新和调节,分析式自我倾注则引发过度思虑和负性自我评价。但已有研究未进一步分析两种自我倾注方式各自的因子结构,关于体验式自我倾注的积极功能和分析式自我倾注的消极功能也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本研究从社交焦虑角度,通过质性分析和量表编制建构了更系统更清晰的理论框架,并为探究自我倾注提供了测量工具。
  研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事后编码明确了大学生对自身社交焦虑反应进行自我倾注的具体表现,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基于理论模型,结合文献查阅、小组讨论进行量表编制,通过初测和正式施测后的项目分析与因子分析对题项进行了删减,并检验了正式量表的信效度;第三部分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人口学变量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
  1.觉知到自身社交焦虑反应后,大学生的体验式自我倾注可归为“羞怯”、“惊慌”、“从容”三类,分析式自我倾注可归为“自我责难”、“积极赋义”、“后果设想三类”。
  2.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倾注量表共20个项目,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结构:二阶分为“症状接纳”和“症状拒斥”两个因子,其中,“症状接纳”包含“从容”和“积极赋义”两个一阶因子,“症状拒斥”包含“羞怯”、“自我责难”和“后果设想”三个一阶因子;一阶五因子和二阶两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7.17%、68.80%。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为x2/df=2.63,TLI=0.89,CFI=0.91,GFI=0.92,AGFI=0.90,RMSEA=0.06。总量表α系数和四周后重测信度分别为0.84、0.81,各因子α系数和四周后重测信度分别为0.64~0.86、0.57~0.72。量表总分与IAS、SPS、SAQ总分相关系数分别为0.67、0.29、-0.68;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倾注特征的测量工具。
  3.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倾注表现出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高程度的非适应性自我倾注,研究生比本科生表现出更高程度的适应性自我倾注。
[硕士论文] 蔡梓杰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响应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我国各级政府及高校逐渐出台并完善了各项鼓励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及措施。而根据《2017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在校大学生中约90%的学生曾考虑过创业,具有高创业意向的个体更是占了约20%。根据中新网统计,2017年有超过20万名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大学生创业者已经成为了影响国家经济的不可忽视的人群。而研究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行为也逐渐成为了心理学及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于研究本土大学生创业者的成就动机、差错取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杭州各高校大学生创业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成就动机、差错取向对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探讨了差错取向在成就动机与创业绩效中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创业团队结构特征能够调节差错取向的中介作用。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成就动机对差错取向、创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
  2、不同类型的差错取向对成就动机和创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差错沟通,差错学习和差错胜任对成就动机和创新绩效之间起到积极的完全中介作用。差错思考和差错沟通对成就动机和知觉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差错思考为积极中介作用,差错沟通为消极中介作用。
  3、团队结构特征能够调节差错取向的中介作用。在多核团队结构特征下,创业者更多采用差错沟通推动创新绩效。在多核团队结构特征下,创业者采用差错思考推动知觉绩效,与此同时差错沟通将会降低创业者对知觉绩效的报告。
[硕士论文] 陈纯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情绪对延迟决策的影响,在过去的实证性研究中,研究重点是与决策任务相关的先前情绪对延迟决策的影响,并且延迟决策引入延迟风险的研究较少。关于延迟决策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延迟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情绪和认知这两个因素。在认知因素方面,选项的相对吸引力是延迟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选项间相对吸引力水平的降低,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延迟选择行为。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本文采取情景实验法结合实验室法,在诱导被试相应的情绪之后,让被试在模拟情景和静态状态下做出决策,探究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的影响方式,当被试偏向即时选择时,进一步探究被试在选择时的风险偏好。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本研究试图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将其与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时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的影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的研究范式是,给出一个关于微商代购的生态效度较高的决策情境,被试组分为高吸引力水平组和中等吸引力水平组,吸引力水平通过决策情景下的获益金额和获益概率综合调控,在不同的吸引力水平下分别给出选择选项和延迟选项,要求被试在特定情绪下做出决策。选择决策是指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选择即时选项,即刻做出选择。延迟决策是指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选择延迟选项,放弃即刻做出选择。
  本研究采用情景实验法结合实验室法,研究分为四个实验,实验之间紧密联系,层层递进,探究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的影响方式。实验中的具体情绪通过对应效价的视频诱导,视频通过预实验检测被试的情绪唤醒度和情绪愉悦度后最终确定。
  实验设计及结果如下:
  实验1采用2(吸引力水平:高/中等)×3(情绪:正性/中性/负性)被试间实验设计考察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此时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实验1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时,高吸引力水平下,被试决策不受情绪的影响,偏向选择决策;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决策受情绪的影响较大,中性和负性情绪被试相较于正性情绪被试偏好做出延迟决策。
  实验2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以情绪为自变量,考察在高吸引力水平下被试进行选择决策时的风险偏好。实验2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时,高吸引力水平下,正性情绪被试相较于中性和负性情绪被试在选择决策时偏好冒险。
  实验3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以情绪为自变量,考察当延迟选项引入延迟风险后,在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的决策偏好。实验3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决策不受情绪的影响,均偏向选择决策。
  实验4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以情绪为自变量,考察当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在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进行选择决策时的风险偏好。实验4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中等吸引力水平下,不同情绪被试在选择决策时无风险偏好。
  总之,本文的四个实验研究表明,被试情绪状态与选择选项吸引力水平对被试是否做出延迟决策会产生影响;当被试做出选择决策时,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可能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和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被试在做出决策时的决策偏好是不同的。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关于情绪与吸引力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丰富了决策领域中关于延迟决策的研究成果。
[硕士论文] 杨平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条件化恐惧模型是基于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原理以研究恐惧习得、巩固、储存、提取及再巩固等过程重要的行为模型,同时也是模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典型的动物模型,可以分为场景条件化恐惧模型和线索条件化恐惧模型。采用行为模型消除恐惧记忆一直被认为是治疗焦虑障碍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中Monfils(2009)等人提出的激活—消退模式(Retrieval-extinction)是在条件化恐惧训练24小时或更长时间后,进行消退训练(EXT)前提供一个短暂的记忆激活(RET),从而可以消除恐惧记忆的一种行为实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ICR小鼠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场景条件化恐惧记忆的行为实验方法、FD快速高尔基染色实验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实验技术,探索不同时程条件化恐惧记忆的表达水平是否受应激强度的影响以及激活—消退模式对不同时程条件化恐惧记忆的消除是否受应激强度的调控。
  研究发现:
  (1)高应激强度下场景条件化恐惧记忆是一个快速巩固的过程,场景恐惧训练1天、5天、14天、35天和39天后动物恐惧记忆的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低应激强度下场景条件化恐惧记忆是一个逐步(缓慢)巩固的过程,动物场景恐惧训练后1天、14天的恐惧水平与39天的恐惧水平差异显著,且各组间的恐惧水平呈逐渐递增的趋势。
  (2)高应激强度下激活—消退模式可阻断长程恐惧记忆的再巩固过程,该模式可显著降低消退保持阶段和自发恢复阶段长程组动物的恐惧水平;低应激强度下激活—消退模式可阻断短程恐惧记忆的再巩固过程,该模式可显著降低消退保持阶段和自发恢复阶段短程组动物的恐惧水平。
  (3)高应激强度下长程恐惧记忆易于被重新激活,海马CA1区和杏仁核BLA区长程组动物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显著低于短程组动物;低应激强度下短程恐惧记忆易于被重新激活,海马CA1区和杏仁核BLA区短程组动物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显著低于长程组动物。
  (4)高应激强度下记忆激活可促进长程恐惧记忆的消除,记忆激活后长程组动物海马CA1区c-Fos标记的阳性神经细胞数显著低于短程组动物;低应激强度下记忆激活可促进短程恐惧记忆的消除,记忆激活后短程组动物海马CA1区c-Fos标记的阳性神经细胞数以及杏仁核BLA区Zif268和c-Fos标记的阳性神经细胞数显著低于长程组动物。
  研究表明:激活—消退模式对不同时程条件化恐惧记忆的作用受应激强度的调控,即当经历高强度应激事件后应推迟行为干预的时间,而经历低强度应激事件后应立即进行行为干预。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新的理论基础。
[硕士论文] 施晓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风险决策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研究者在对风险决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了框架效应。学者们认为,同一任务情境由于其备选项描述方式的改变而导致个体的决策偏好出现差异的现象可以称为框架效应。大部分研究都能够验证框架效应的存在,不过也有部分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对于影响框架效应存在的因素探究是本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引入归因风格这一个体差异特征,以及任务领域、材料的自我关联性这两种材料特征对框架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包含三个实验。实验一根据“亚洲疾病问题”改编形成自编风险决策材料,探究任务框架对个体风险决策是否存在影响,对风险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进行验证。实验二、三以归因风格问卷和自编风险决策材料为研究工具,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实验采用2×3×2的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任务框架(正面、负面)、归因风格(中间型、消极型、积极型)和材料特征。其中,实验二中的材料特征为任务领域(生命领域、物品领域),实验三中的材料特征为材料的自我关联性(有自我关联,无自我关联)。因变量为个体的风险决策得分(即被试对各方案喜好程度的均分)。
  研究发现:(1)大学生风险决策偏好受任务框架的影响,被试在正负框架下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偏好,其中负面框架下被试的冒险倾向强于正面框架。(2)任务领域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结果,相较于物品领域问题,被试在面对生命领域问题时更具冒险倾向。(3)任务情境的自我关联性对框架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当任务情境与被试无关时,被试在不同框架下的风险偏好出现反转,在正面框架下被试更偏好确定选项,表现出风险规避,而负面框架下更多被试选择风险选项,表现出风险寻求。(4)个体的归因风格对框架效应存在影响作用,积极型归因风格者与消极型归因风格者在不同框架下的风险决策偏好存在显著差异。(5)总体而言,大学生在进行风险决策时更偏好冒险选项。
  总之,本文主要对框架效应的存在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探讨了归因风格和两种材料特征对框架效应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以期为人们能够做出让自己相对满意而合理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硕士论文] 侯会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济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我们的知觉不是一个简单的依赖于自下而上加工的被动过程(Bar,2004,2007,Proffitt,2006),相反我们的知觉具有主动性和建构性。所看到的世界不仅受物体的影响,还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行为者和他生活的环境塑造他对物体的感知,即个体的知觉受到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影响。近代学者对知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感知者的期望、动机、物理资源、心理资源、行为能力都是影响知觉的因素。
  权力作为一种资源,高权力的人可以获得丰富的回报 ,如财务资源、身体舒适和社会认可;而低权力的人生活在不确定中,他们对资源的获取必须依赖于他人(Emerson,1962;Fiske,1993;Keltner,Gruenfeld,&Anderson,2003)。权力不仅仅是对资源的控制,或者仅仅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权力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Bugental,Blue,&Cruzcosa,1989;Galinsky et al.,2003)。如果把权力作为一种心理变量的话,在心理学研究中称之为权力感,权力感并非实际拥有的权力,而是个体对自己权力大小的看法,对自己影响他人能力的知觉(Anderson,John,&Keltner,2012;Keltner et al.,2003)。
  高权力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们感觉自己有能力,他们的生活更少的依赖于他人,他们的优越感强,容易刻板化低权力者,并对他们形成歧视和偏见;低权力者生活在种种限制中,他们的资源依赖于权力者,为了获得丰富的资源,他们须服从自己的领导,他们容易轻视自己,而对领导形成光环效应。
  权力和物理大小有着天然联系,如物理大小被当成权力的象征(Fiske,1992,2004;Jacob,2007)。在动物界,物理大小就是权力的重要线索,灵长类动物中身体高大的优先选择食物、配偶、居住地和喜爱的物品。在人类世界中,身高一般也用来隐喻权力,而身体高度也和较高的工作地位、高的工资有关。
  物理大小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研究高低权力者对双方权力的看法是否会影响对他人的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证明:对他人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受到权力的影响。实验一证明了:高权力启动下的被试低估他人的身高,低权力启动下的被试高估他人的身高,还进一步探讨了性别是否能调节权力对他人知觉的影响,但是没有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可以得出结论:人们的权力感可以影响他们对他人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
  实验二引入了合法性这一变量,探讨在不合法的情境下权力状态对他人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是否会发生改变。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在权力合法的情况下低权力者高估他人的物理大小,高权力者低估他人的物理大小,而在权力不合法的情况下高低权力者对目标个体的评估没有差异。
[硕士论文] 王旭辉
应用心理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眼睛在面孔识别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机制,一些研究者认为眼睛提供了面孔识别的诊断性信息,眼睛相对于其他面孔特征的诊断性是决定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关键因素;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眼睛在面孔结构编码中优先,是整体加工的“锚定点”。为了检验这两个理论,我们进行了研究一: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锚定点和诊断性。有研究指出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会随着面孔熟悉度变化,为了探究面孔熟悉度对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影响,我们进行了研究二:面孔熟悉度对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影响。
  研究一采用注视追踪面孔融合技术(gaze-contingent morphing approach)和可变注视位置范式(variable viewing position paradigm)结合的新实验范式,根据被试的注视位置,将整张面孔划分为中心信息区域和外周信息区域,再对比被试在注视眼睛和嘴巴时,对中心信息和外周信息的觉察差异。实验1改变被试的面孔的注视位置(眼睛和嘴巴),测量被试对面孔不同信息(中心信息,注视信息)变化的辨别正确率。结果发现:相比注视嘴巴,当注视眼睛时被试对外周信息的变化觉察较好,但是对中心信息变化的觉察没有差异。实验2考察了人们识别面孔时对眼睛外周信息的敏感性是否受到面孔整体加工的调节。实验2a测量了不同面孔朝向下注视眼睛或嘴巴对面孔外周信息觉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正立面孔条件下,相比注视嘴巴,当注视眼睛时被试对外周信息变化更敏感,在倒置面孔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实验2b测量了不同面孔朝向下注视眼睛或嘴巴对面孔中心信息觉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正立面孔条件下,相比注视眼睛,当注视嘴巴时被试对中心信息变化更敏感,在倒置面孔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总之,本研究支持了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是作为面孔整体加工的锚定点。
  研究二使用面孔吸引力匹配过的名人面孔和陌生面孔进行对比,考察面孔熟悉度对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影响。实验3同样采用注视追踪面孔融合技术(gaze-contingent morphing approach)和可变注视位置范式(variable viewing position paradigm)结合的新实验范式,呈现不同熟悉度的面孔材料(陌生面孔和名人面孔),测量被试注视面孔眼睛位置或嘴巴位置时,对面孔不同信息变化的辨别正确率。结果发现:(1)外周信息,无论熟悉还是陌生面孔,注视眼睛时的辨别正确率都显著大于嘴巴;(2)中心信息,陌生面孔条件下,注视嘴巴的辨别正确率显著大于眼睛;熟悉面孔条件下,注视眼睛和嘴巴的辨别正确率差异不显著。为了补充实验3,实验4直接采用面孔部位分别进行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下眼睛和嘴巴之间的辨别力差异对比,实验4a在名人面孔下对比,结果眼睛辨别正确率显著大于嘴巴;实验4b在陌生面孔下对比,结果眼睛辨别正确率和嘴巴差异不显著。由此表明被试对名人面孔的眼睛部位比陌生面孔更敏感
  综上我们发现,(1)在面孔识别中注视眼睛时(相比注视嘴巴),对中心信息的变化不如对外周区域的信息变化敏感,而且这种差异依赖于面孔的朝向(2)人们对名人面孔的眼睛部位比陌生面孔更敏感。这些发现支持了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是作为面孔整体加工的锚定点,表明了面孔熟悉度的提高增强了眼睛作为面孔诊断性特征的作用。提示了面孔知觉场理论的新解释,以及眼睛区域在提供一个人面孔变化的独特性上具有重要地位等理论观点。
[硕士论文] 李凌晨
应用心理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一张面孔上的信息包括结构信息和特征信息。有大量研究表明,面孔结构信息的加工对面孔识别有很大的影响。面孔结构信息包括一阶信息(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例如,眼睛在鼻子上方,鼻子在嘴巴上方)和二阶信息(特征间距,例如,两个眼睛之间距离多远)。但是,面孔二阶结构信息的定义并不清晰。一些研究者认为面孔二阶信息是指面孔特征间距,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面孔二阶信息是面孔特征间距的关系。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本文将面孔特征间距定义为“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将面孔特征间距的关系定义为“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既然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和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有性质上的不同,那么它们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具体的表现是怎样的?在本论文中,研究一考察了这两种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研究二考察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加工特性。
  研究一关注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和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实验1采取了知觉延迟匹配范式,通过改变学习面孔的大小来控制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的作用,改变测试面孔的结构信息来控制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作用,考察了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和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测试面孔的模糊度,进一步抑制了面孔特征信息的加工水平,考察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特异性;结果发现,(1)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对面孔识别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2)面孔识别绩效不受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加工的影响;(3)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具有特异性。
  研究二关注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加工特性。实验3使用了倒置面孔范式和延迟匹配任务,通过设置面孔的不同朝向(正立、倒置),考察了倒置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加工的影响。实验4则操作测试面孔的模糊度改变面孔特征信息的加工水平,考察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跟面孔特征信息的关系。实验5同样使用了延迟匹配任务,设置了不同大小的学习面孔,考察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知觉加工是否会受到面孔实际大小的影响。结果发现,(1)倒置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作用没有显著的影响;(2)面孔特征信息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加工没有显著的影响;(3)同一面孔的不同大小的面孔图片,它们的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知觉加工水平一致。
  综上,本论文主要发现(1)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对面孔识别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在面孔识别中具备特异性;(2)面孔特征信息加工水平对面孔识别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与面孔特征信息对面孔识别有很大的影响的观点一致,(3)面孔特征信息加工水平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加工没有明显的影响,支持了面孔结构信息和面孔特征信息加工机制相互独立的观点;(4)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知觉,没有受到面孔的实际大小的影响。
[硕士论文] 张宸瑀
管理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非常规突发事件频频进入社会视野。除了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这类事件更容易曝光从而被公众了解之外,这类事件本身的频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群体脆弱性视角下的研究认为,突发事件中的受灾群体是具有脆弱性的:灾害发生过后群体出现恐慌、争抢等非理性行为;多数人在救灾行动中脆弱无力,只能被动等待专业力量施救;偏离官方指导的救援力量反而会对受灾者造成人为的二次伤害。
  本研究认为突发事件中的群体可以通过自组织形成有效的结构以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为了研究不同自组织群体的行为有效性的差异,研究一通过复杂适应系统的视角分析纪录片素材中的非常规突发事件自组织群体,采取扎根理论构建出适用于非常规突发事件自组织群体结构发展模型,尝试找出影响群体行为有效性的关键因素。研究二与研究三在研究一的理论框架下,从重组阶段的群体结构特征着手,通过分析实验室模拟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环境下的自组织群体互动行为,探索群体行为有效性与人际关系、行为模式涌现以及群体分工的关系。
  结果表明,在群体成员希望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人际关系越好,行为模式涌现越少,群体行为有效性越低。群体分化水平越高,群体行为有效性越高。
[硕士论文] 梁子峰
应用心理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年龄偏差(own-age bias,OAB)是指人们在识别面孔时对本年龄面孔的识别绩效显著好于对他年龄面孔识别绩效的现象。基于经验的整体加工理论是该现象的一种主流解释。以往的研究多采取三种常用范式(倒置面孔范式,组合面孔范式和部分整体范式),但这些范式都有一些局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整体加工的年龄偏差在不同朝向呈现的面孔以及不同的面孔区域上是否有所不同,以此发展年龄偏差的整体加工解释;并且在此过程中检验一种新的整体加工研究范式——知觉场范式,检验个体在加工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能否作为整体加工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眼动模式是否有差异,以及哪些眼动指标可以用来表征知觉场大小。
  实验1的目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倒置面孔范式检验知觉场能否作为整体加工的指标,二是考察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是否受到面孔朝向(face orientation)的影响。实验1包含两个实验,分别采用成人被试和儿童被试。实验操纵面孔朝向,要求被试在两张备选面孔中选出与融合面孔相同的一张,以此考察他们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结果表明,无论成人被试还是儿童被试,他们在加工正立面孔时的知觉场都大于加工倒立面孔时的知觉场。而且,成人被试加工正立呈现的本年龄面孔的知觉场显著大于加工正立呈现的他年龄而孔的知觉场,但当面孔倒立呈现时,此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成人被试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会受到面孔朝向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现儿童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儿童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不稳定。
  实验2的目的是考察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在不同面孔区域上是否有所不同。实验采用成人被试,操纵面孔区域:上半脸(眼睛区域)和下半脸(嘴巴区域),要求被试在两张备选面孔中选出与融合面孔相同的一张,以此考察他们在加工面孔上半脸和下半脸时的知觉场大小。结果发现,被试在加工本年龄面孔上半脸时的知觉场显著大于加工他年龄面孔上半脸时的知觉场,而当加工面孔下半脸时,此差异不显著。这表明,个体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的不同区域时,整体加工的差异会有所不同。
  实验3采用眼动技术探索了个体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眼动模式的差异,以及哪些眼动指标可以用来表征知觉场大小。实验采用成人被试,在实验1a的基础上增加了眼动控制和眼动检测,结果发现,相较于加工他年龄面孔,成人被试在加工本年龄面孔时有更少的注视点和对单个注视点有更长的注视时间;加工本年龄和加工他年龄面孔的总注视时长没有显著差异。在探索性的眼动指标上,成人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首注视点和眼睛横坐标距离上有显著差异。
  综上,我们发现:(1)成人和儿童在加工正立面孔时的知觉场都大于加工倒立面孔时的知觉场;(2)成人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差异在不同朝向呈现的面孔以及面孔的不同区域上会有所不同;(3)成人被试加工本年龄面孔比加工他年龄面孔的注视点更少,对单个注视点注视时间更长。由此我们认为:(1)知觉场大小是可以作为整体加工指标的;(2)成人在加工不同朝向呈现的面孔和面孔的不同区域时,对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的整体加工差异会有所不同;(3)成人在加工本年龄面孔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眼动模式不同。这提示我们,个体加工本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于加工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可能是年龄偏差产生的原因,因为更大的知觉场让个体能够整合更多的面孔信息,继而表现出对本年龄面孔更优的加工绩效。
[博士论文] 徐昊骙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日常生活中人类即使完成最简单的任务,也必须与外部环境实现灵活的动态交互,譬如在拥挤的超市中前往特定的货架取下一袋奶粉,或是在篮球比赛中避开对手的阻扰,准确地将球传给队友。上述交互行为均以视觉系统对运动信息感知、理解和预测的能力为基础。强大的视觉加工能力或许可以通过基于丰富认知资源的大量计算加以实现(如人工智能中的强化学习和深度学习),然而数十年来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资源极其有限,这意味着人类的视觉智能不可能通过大量复杂的运算来实现,而是需要以相对简单的运算处理丰富的信息。信息的运算极大地依赖于信息的表征方式(Marr,1982),因此,建立高效的信息表征是实现人类视觉智能的关键所在。运动客体并非独立存在于视觉场景中,而是与其他客体或背景具有紧密的联系,对运动信息的加工往往依赖于由相互联系的视觉对象整合而成的整体,因此视觉系统需要为运动信息构建具有整体结构的表征。在诸多可能的整体表征中,层级结构能够在不同的层级水平上描述运动对象,具有以简单形式表达丰富信息的特征,与视觉表征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Xu,Tang,Zhou,Shen,&Gao,2017)。笔者据此假设,运动信息在视觉加工中以层级结构加以表征。
  本研究将心理物理学研究方法与计算建模的方法相结合,以三项研究共八个实验,测量运动信息潜在层级结构的变化对人类行为绩效的影响,并采用不同类型的计算模型模拟相同的任务过程,比较其模拟结果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异同,旨在检验运动信息在视觉加工中是否存在层级表征,并进一步探讨其特征。主要结果如下:
  (1)运动信息潜在层级结构的变化影响被试的行为绩效,表明视觉加工中形成了对运动信息的层级表征。
  (2)视觉对运动信息的层级表征不受运动信息的时间长度、任务线索和任务目的的影响,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
  (3)带有社会信息的运动,同样能在视觉加工中以层级结构加以表征。
  (4)视觉对运动信息的层级表征具备因果性,不仅描述了运动的形式,同时描述了运动的产生过程。
  (5)视觉加工基于所构建的层级表征,通过逆向工程的计算完成对运动场景的识别、理解和预测。
  上述结果不仅为视觉加工中运动信息层级表征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同时揭示了该层级表征的稳定性和普遍性。此外,本研究的计算模型进一步模拟了视觉系统利用层级表征执行后续加工的过程,为现有人工智能系统向人类智能逼近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硕士论文] 马建旺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预览效应是指在视觉搜索过程中,将客体分成两个部分依次呈现,第一部分的客体因被“预览”而引起第二部分客体呈现之后被优先选择的现象。在许多视觉材料(如字母、几何图形)的研究当中都发现了预览效应的存在,在情绪面孔的视觉搜索中也发现了这种视觉优先选择的现象。但多数面孔的预览效应研究都是使用情绪面孔示意图作为材料,很少有人使用真人情绪面孔进行研究,况且部分现有的真人情绪面孔预览效应的研究不论在实验设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除此之外,过往有关预览效应的研究更多的是探讨不同解释理论之间的差异,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探讨可能影响预览效应的因素。
  针对上面的问题,本研究以真人情绪面孔作为预览材料,通过三个实验系统地探讨了真人情绪面孔中的预览效应以及影响预览效应的三种因素。实验一进行了项目总数对预览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发现在真人情绪面孔的预览搜索中依然存在明显的预览效应;实验还发现在一定客体数量范围(6-14个客体)内,项目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反应时的增长,但是预览效应并不会因为客体数量的增加而产生明显的变化;此外,研究还出现了正性情绪面孔识别优势效应。
  实验二进行了预览持续时间对预览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发现在500ms的预览时间实验条件下,依然可以产生预览效应;实验还发现被试的搜索效率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好,当预览时间达到1000ms时,搜索效率趋于稳定;同样实验二也出现了正性情绪面孔识别优势效应。
  实验三进行了干扰子类型及组合对预览效应影响的研究,发现在有靶子的实验条件下,干扰子为中性+正性情绪面孔的预览搜索出现了部分预览效应,其他五种干扰子类型及组合则出现了完整的预览效应;在无靶子的实验条件下,干扰子为全部正性和干扰子为中性+正性情绪面孔的预览搜索出现部分预览效应,其他四种干扰子类型则出现了完整的预览效应,说明预览效应可能不仅仅是基于对客体位置进行抑制而产生,也有可能基于对旧客体内容或意义抑制而产生,当客体内容信息不同时,其抑制效果就会有差异,从而导致预览效应效果差异。
[硕士论文] 梁宇
应用心理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计算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可以分为估算和精算两种。估算和精算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发展的角度上,估算比精算发展的更早,且受到教育的影响更小。在进化的角度上,估算比精算更为原始和底层,在非人类的动物上仍然存在。在估算和精算依赖的底层认知机制上,我们可以从行为实验和脑成像研究中看到,估算比精算更加依赖空间能力,精算比估算更加依赖语言能力。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估算比精算更加依赖空间能力,精算比估算更加依赖语言能力停留在假设层面。本研究旨在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方式,从脑机制层面,通过被试内设计对两种计算能力依赖不同底层能力这一假设进行验证。研究选取了34名高校大学生,分别考察了他们在不同难度的估算、精算、空间和语言任务下脑部激活情况以及行为实验的结果,将估算和精算任务的脑区激活进行了比较,并且在空间和语言能力的兴趣区上对比了估算和精算条件下的激活。结果显示估算比精算更多的激活了双侧额内侧回、额中回、额下回和右侧顶下小叶等区域,精算比估算更多的激活了双侧颞上回、右侧中央旁小叶、右侧额上回等区域;在空间能力的兴趣区左侧顶下小叶和右侧楔前叶上,估算的激活显著高于精算,复杂计算的激活显著高于简单计算;在语言能力的兴趣区左侧颞中回、左侧额下回、左侧额内侧回上,估算和精算的激活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估算比精算更加依赖空间能力,复杂计算比简单计算更依赖于空间能力。
[硕士论文] 王玉立
认知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归纳推理作为高级认知加工过程,在个体认知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数列推理和类别推理两种形式。目前关于归纳推理的神经机制以及归纳推理与分类、知觉、记忆等其它认知加工过程的关系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归纳推理的时间进程有待进一步明确;其二,归纳推理与记忆的关系停留在行为研究层面,缺乏更深层次的神经机制证据。基于此,本文将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通过两个实验分别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实验一从数列推理的角度探讨了不同时间压力下检查活动的时间进程,实验采用数列完型任务,根据是否符合数列规则以及偏离规则的程度选取了有效、无效和异常三种数列。实验流程为依次呈现数字,当第四个数字出现时,被试需判断该数列是否符合规则。研究结果显示,无效数列的反应时最长,异常数列其次,有效数列最短。神经机制层面,无效数列与异常数列均记录到反映认知冲突监测的N2、反映数列评价的P300和反映计算过程的LPC成分,且无效数列的N2比异常数列更强,P300和LPC比无效数列更弱。时间压力仅对LPC成分产生影响,有时间压力条件下无效数列和异常数列的LPC成分差异显著;无时间压力条件下,无效数列和异常数列的LPC成分差异不显著。
  实验二从类别推理与再认的角度出发,为归纳推理与记忆的关系提供神经机制证据。实验采用狗的彩色图片作为刺激材料,包括旧大型犬、新大型犬、新中型犬和新小型犬四种图片类型,类别推理和再认任务中采用相同的实验材料和实验流程,仅在任务要求上存在不同。类别推理任务中被试在学习阶段观察一系列大型犬的图片并归纳出它们的共同属性,在测试阶段需判断测验刺激是否具有该属性;再认任务中被试在学习阶段观察并记住图片,在测试阶段判断是否见过。研究结果显示,类别推理和再认的积极反应率高度相关(r=0.669),类别推理的积极反应率更低,反应标准(d')更低。在神经机制层面,再认任务记录到反映熟悉性的FN400成分和反映回忆的LPC成分,类别推理中未发现。
  本研究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检查活动可分为数列评价和计算两个阶段,分别由P300和LPC反映。
  (2)时间压力对检查活动产生影响,表现为有时间压力条件下的检查活动更灵活,针对不同数列类型采用不同的计算策略,无时间压力条件下则采用相同的策略解决不同的数列类型。
  (3)类别推理和再认在行为数据层面支持了“深度一致性”观点,在神经机制层面未提供证据。
[硕士论文] 张振昊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视觉稳态诱发电位(Steady-Stat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SSVEP)是由一定频率的视觉刺激所诱发的并与其刺激具有相同(基频)或整数倍(谐波)频率的周期性响应。目前,SSVEP广泛应用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和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BCI)的开发。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SSVEP作为注意标签,可以同时内隐地测量注意在多个刺激上的分配或分布;在BCI领域,SSVEP作为信号源,具有高信噪比、不需要训练和高信号传输率等优势。但是,对于SSVEP作为注意标签和BCI信号源的应用基础,目前仍存在着不少争议。此外,许多因素对SSVEP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为此,本研究探讨了注意对不同频率的SSVEP的调节作用以及不同频率的SSVEP的相互作用,以使SSVEP可更好地应用在认知心理学研究和BCI开发。
  整项研究包括三项实验:
  实验一探讨了不同频率下SSVEP的基频与二阶谐波的差异,并对刺激频率与响应频率进行了区分。结果表明,相比于刺激频率,响应频率才是SSVEP振幅和信噪比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响应频率相同时,基频与二阶谐波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前人研究中关于基谐波分离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排除响应频率差异的影响。
  实验二探讨了注意对不同响应频率的基频和二阶谐波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外显注意对同一响应频率的基频和二阶谐波的调节作用没有明显差异,但对不同响应频率的SSVEP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并在alpha频段最大。在选择基于SSVEP的BCI的刺激频率时,除了alpha频段外,还可考虑theta频段。
  实验三探讨了不同频率的SSVEP的相互影响。其中,实验三a考察了仅有两个刺激的情况下,不同频率的SSVEP的相互作用;实验三b则在更多刺激的情况下,考察不同频率的SSVEP差异及相应的BCI性能。结果表明,不同频率的SSVEP是相互独立的;在BCI中,刺激的数量和频率的分布不会影响SSVEP,但会影响目标识别的准确性和BCI的性能。
  本研究的结论认为,在认知研究中,响应频率对基于基谐波分离的研究效度有重要影响,而刺激频率对基于注意的调节效应的实验效应量和检验力有重要影响;在BCI中,刺激的数量、频率及其布局都会影响BCI的性能,其中刺激频率主要影响注意对SSVEP的调节量,而刺激数量和频率布局则主要影响BCI识别算法的性能。
[硕士论文] 徐吟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闽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道义推理指在给定的情境下,关于个体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推理。尽管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养已使儿童具备一定的道义推理能力,但对学前儿童何时显示道义推理能力以及道义推理如何发展的,我们知之甚少。
  探究3岁儿童道义推理的表现是否优于陈述推理,研究一采用Dack和Astington的选择任务范式的简化版本,即“吱吱叫老鼠任务”,测试98名3岁儿童在相同故事背景下的道义推理能力和陈述推理能力。结果发现:(1)3岁儿童道义推理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陈述推理,证明3岁儿童存在“道义优势”。(2)儿童在36~39个月就已经出现道义优势。(3)3岁儿童的语言能力不影响选择任务的表现。
  研究二探索学前儿童的道义优势的发展规律以及道义推理的领域问题,对90名3~5岁的儿童进行“评价任务”,涉及道义推理和陈述推理。结果发现:(1)3岁儿童显示出道义优势,而4、5岁儿童没有表现出道义优势。(2)学前儿童在道义推理的道德领域、社会习俗领域和谨慎领域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且道德领域并没有表现出与社会习俗领域和谨慎领域基本一致的发展规律。(3)5岁儿童道义推理能力与语言能力显著正相关。
  研究三,选取120名5岁儿童进行“道义任务”,让他们根据语音和图片提示在电脑上按键选择。道义推理任务涉及四种材料,具体、抽象、否定、肯定。结果表明:(1)5岁儿童在具体材料下正确率显著高于抽象材料;而5岁儿童在肯定与否定条件句下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2)5岁儿童在否定和肯定条件句材料下的反应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相比抽象材料,肯定材料反应时更短。
  本研究表明,3岁儿童道义推理比陈述推理表现好,显示出道义优势;4、5岁儿童没有显示道义优势。且学前儿童并没有完全区分道义推理的道德领域、社会习俗领域和谨慎领域。5岁儿童在具体内容材料下的道义推理比抽象内容表现得更好,且推理得更快。
[硕士论文] 王影
学前教育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对其个性和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综述以往研究相关理论,采用问卷法、情景故事测验法对大班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父母元情绪理念以及情绪理解能力进行测量,探究大班幼儿自我控制能力与父母元情绪理念、情绪理解能力的关系,主要从以下三面展开论述:
  第一,大班幼儿自我控制能力与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关系上,相关分析表明:父母元情绪教导理念与幼儿自觉性、自制力呈显著正相关;父母元情绪摒除理念与幼儿的自觉性、自制力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元情绪不干涉理念与幼儿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父母元情绪教导理念对幼儿自觉性、坚持性、自制力影响最大,父母元情绪不干涉理念对大班幼儿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影响最大;情绪紊乱理念对幼儿自觉性、坚持性、自我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最小,情绪不干涉理念对幼儿自制力影响最小;父母元情绪教导理念对自觉性、自制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母元情绪不干涉理念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的自我延迟满足能力。
  第二,大班幼儿自我控制能力与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关系上,相关分析表明:幼儿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与自觉性、自制力、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与坚持性不相关;情绪观点采择能力与自觉性、自制力、自我延迟满足呈显著正相关,与坚持性不相关;信念情绪理解与自觉性、坚持性、自制力、自我延迟满足呈显著正相关;愿望情绪理解与自觉性、自制力、坚持性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延迟满足能力不相关;混合情绪理解能力与自制力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控制的其他三个维度不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信念情绪理解能力对幼儿自觉性影响最大,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对大班幼儿自觉性影响最小;愿望情绪理解能力对坚持性影响最大,情绪观点采择能力对幼儿坚持性影响最小;情绪观点采择能力对幼儿自制力、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影响最大,愿望情绪理解能力对幼儿自制力、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影响最小。
  第三,大班幼儿父母元情绪理念影响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关系上,幼儿情绪理解能力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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