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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类的健康、幸福、和谐发展进入了心理学研究视野,通过研究促进人类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在社会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特殊群体的积极心理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鉴于此,本研究以服刑人员为被试,通过对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感戴关系的探讨,为其探寻积极发展的路径,提供教育改造建议,帮助其重新适应社会,不仅有助于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拓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在依据实际情况修订出适用于服刑人员的感戴量表后,结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在华中地区部分监狱随机选取800名服刑人员进行施测。
  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以Mocullough的感戴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服刑人员的实际情况,在马云献的大学生感戴量表基础上修订出适用于服刑人员的感戴量表。量表包含感戴深度、感戴密度、感戴频度、感戴广度四个维度。量表结构模型合理,信效度检验符合统计学标准。
  (2)不同年龄、性别、刑期、劳动岗位、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的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状况差异显著;不同年龄、家庭背景的服刑人员的公正世界信念状况差异显著;不同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服刑人员的感戴体验状况差异显著。
  (3)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感戴三个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各维度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4)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对公正世界信念、感戴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具有直接预测作用。
  (5)服刑人员的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支持与感戴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客观支持维度、主观支持维度、支持的利用度维度都可以通过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及一般公正世界信念而作用于感戴。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比较中美大学生的共情特征。
  方法: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比较中美大学生共情的特征。以结构式测验-基本共情量表BES和人际反应指针IRI及半结构投射式测验ESPT为测验工具为测试工具,对60名中国大学生被试和62名美国大学生被试进行施测,比较中美大学生的共情特点。
  结果:BES量表的测试结果是美国大学生被试的认知共情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被试,中美大学生被试的情感共情维度得分无显著差异;IRI量表的测试结果为美国大学生被试在观点采择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中美大学生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ESPT三组图片的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在“无文化偏向典型性”的图片上,共情得分差异显著,中国大学生被试的共情得分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被试。
  结论:
  (1)在结构式问卷上,中美两国大学生被试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上存在显著差异。
  (2)在半结构投射式ESPT测验上,中美大学生被试对“无文化偏向”图片的反应上的共情得分差异显著。
  (3)测量工具在跨文化共情的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影响。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语言是人类相互沟通和交流的主要工具,对个体的毕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听力正常个体的阅读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于聋人群体而言,其阅读的基本问题和特点尚不明确(Bé1anger& Rayner,2015)。聋人读者普遍存在阅读困难,其平均阅读水平远低于同龄听力正常学生(Kelly&Barac-Cikoja,2007; Mayberry, del Giudice,&Lieberman,2011; Kyle& Cain,2015)。因此,探究聋人阅读的加工机制,揭示聋人阅读困难的原因,已成为特殊教育以及心理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由于聋人缺乏听觉通道的信息输入,其视觉通道的信息获取就尤为重要。目前,有研究者提出一种聋人视觉注意资源再分配的观点,并在低水平的知觉任务上得到了大量支持(Bavelier, Dye,&Hauser,2006; Dye& Bavelier,2010; Dye,Hauser,&Bavelier,2009):由于早期听觉的剥夺,聋人视觉注意资源的分布发生了改变——视觉注意从中央视野转移到了中央凹以外视野,使聋人的边缘视觉能力增强,即对中央凹视野区域的注意资源分配减少,而对中央凹以外视野区域的注意资源分配增多。并且有研究者提出假设,认为聋人这种视觉注意的特点会对聋人的阅读造成影响,但这种假设并未得到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
  为探究聋人这种视觉注意资源再分配的特点对其阅读过程的影响,本研究首次尝试提出“聋人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即由于聋人听觉感官的剥夺,其视觉通道为适应复杂环境的需要而进行功能补偿,使其边缘视觉的注意增强,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于中央凹以外视野;而在注意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聋人的这种中央凹以外视觉注意增强导致了中央凹处注意资源的减弱,使得聋人在中央凹处获得信息的能力降低,进而导致阅读效率的下降。
  上述“聋人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即为本研究拟考察的主要问题。因此,本研究主要包括两项研究,分别从词汇加工水平(研究一)和句子加工水平(研究二)来系统地考察首次提出的“聋人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共包括三个行为实验和三个眼动实验:
  研究一从词汇加工水平考察聋生在词汇识别过程中的副中央凹注意增强效应。首先,通过实验1比较三组被试(聋生组、阅读水平匹配组和生理年龄匹配组)在词汇识别中是否受到副中央凹分心刺激的影响以及干扰程度。结果发现,相比于健听控制组,聋生更容易受到副中央凹处分心刺激的干扰,其副中央凹干扰效应量更大。实验2包括一个行为实验(2a)和一个眼动实验(2b),主要考察聋生获取副中央凹处启动字正字法信息的启动效应;实验2b则进一步采用呈现随眼动变化的中央凹掩蔽范式(the gaze-contingent foveal masking paradigm,Calvo&Castillo,2009)以避免被试产生对副中央凹处信息的外显注意(注视),更为严格地控制被试的眼跳行为。两项分实验结果均表明,在相同的启动时间内,聋生能够获得了更大的副中央凹启动效应量。实验3则进一步比较在无副中央凹信息的条件下,聋生词汇识别中的中央凹加工效率。结果发现,三组被试在中央凹处获得的启动效应量相近,即三者的中央凹加工效率相同。
  因此,综合研究一的结果,证实了聋人读者在词汇加工中表现出了“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即副中央凹的加工效率增强使其中央凹加工受到阻碍;在无副中央凹加工负荷的情况下,其中央凹加工与健听读者相当。
  研究二从句子加工水平考察聋生在自然句子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注意增强效应。分别通过实验4和实验5比较三组被试在句子阅读中副中央凹与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编码速度,从阅读过程眼动特征的时间维度上来探究聋生阅读加工与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之间的关系。实验4通过采用消失文本范式操纵副中央凹处词N+1的呈现时间(40ms或正常呈现)。结果发现,整体分析上,只有阅读能力匹配组在副中央凹词N+1短暂呈现时,其总体阅读效率受到显著影响,而聋生组和生理年龄匹配组几乎未受到影响;局部分析上,所有被试在两种文本呈现条件下的词频效应均显著,即短暂的文本呈现时间能够满足读者对词N+1的词汇识别。实验4结果表明,与健听控制组相比,聋人读者在总阅读效率上表现出快速编码副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加工效率高于其阅读能力匹配组,且与其生理年龄匹配组相近。
  实验5则操纵中央凹处词N的呈现时间(40ms或正常呈现)。结果发现,整体分析上,只有聋生组在中央凹词N短暂呈现时,其总体阅读效率受到显著影响,而健听控制组则几乎未受到影响;局部分析上,在凝视时间上发现,只有聋生在消失条件下的词频效应不显著,这表明短暂呈现的文本信息阻碍了聋生在早期加工中获取词N的词汇信息,其早期词汇通达受到了消失文本操作的影响。实验5结果表明,与健听控制组相比,在短暂的文本呈现时间下,聋生的总体阅读效率受到影响,且对目标词早期的词汇通达亦受到阻碍。
  因此,综合实验4和实验5的研究结果,研究二主要发现了聋人读者在对副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视觉加工效率上获得增强,而在对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视觉加工效率上受到阻碍。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在伴有副中央凹无关文本信息时,相比于健听控制组,聋生对中央凹处词汇进行判断受到的干扰更大。(2)在快速获取副中央凹处字形相似的文本信息上,聋生表现出更高的副中央凹加工效率;且这并不是由于聋生能够更快地做出朝向眼跳而发生的。(3)在排除副中央凹加工的情况下,聋生的中央凹词汇判断成绩与健听读者相近。(4)在句子阅读中,当注视点右侧副中央凹处双字词短暂呈现(40ms)时,能够满足聋生的词汇通达和阅读加工,而对其阅读能力匹配组造成加工困难。(5)当中央凹注视词短暂呈现(40ms)时,能够满足健听读者的词汇通达和阅读加工,而对于聋生的词汇通达和总体阅读效率均有影响。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无论在单独的词汇加工水平还是自然句子的阅读加工中,均发现了聋人读者阅读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眼控交互逐渐成为未来人机交互发展的趋势。为了提高基于注视点停留方式的眼控交互可用性,先前研究在停留时间和反馈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是推荐的预设停留时间并不一致。并且先前研究只是在单一停留时间设置的不同反馈方式上进行探究,所以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停留时间设置。
  基于先前的不足,本研究对最优停留时间的选取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探讨两种反馈设置(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对眼控打字的影响。本文分为两个研究。研究一基于先前的文献和预实验,得出适当的停留时间长度、视听觉反馈条件和适合汉语文本打字的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眼控打字可用性测试。在该可用性测试中通过综合各种客观评定指标得出基于绩效的最佳停留时间,并比较两类反馈条件对眼控打字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被试在日常打字环境下眼控打字的主观感受。研究二通过综合各种主观评定指标得出基于用户体验的最佳停留时间,并在主观评定指标的框架下进一步比较两类反馈条件对眼控打字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发现:(1)无论从客观绩效指标还是从主观体验指标都得出,视听觉结合的反馈方式要优于视觉反馈方式,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降低被试的打字认知负荷所致。(2)单独从客观绩效指标得出的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的最佳停留时间分别为600ms和400ms。(3)单独从主观体验指标得出的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的最佳停留时间分别为600ms-800ms和600ms。(4)综合主客观指标得出的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的最佳停留时间都为600ms。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两个不同反馈条件分别选出相应最优的停留时间,为今后的眼控产品在不同条件的停留时间设定提供相应的参考。并且本研究对两种反馈条件下的绩效和主观操作体验之间的差异进行探讨,进一步对眼控打字中的反馈方式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本文意在研究心理应激条件下人格特质和情绪调节方式对被试心率变异性的影响,进而探索心理应激条件下机体自主神经活动的特异性,丰富心理应激的生理心理反应机制研究,为人们更好地应对应激情境以及处理由应激情境诱发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提供依据。
  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的方式,在河北省某高校公共课、图书馆、自习室等地发放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筛选出不同人格特质的被试并邀请相应被试到生理实验室,选择公众演讲作为心理性应激源,人格特质、情绪调节方式为被试间变量,任务阶段为被试内变量,测量应激条件下不同组别被试的低频功率LF、高频功率HF、低频高频比LF/HF、状态焦虑等生理心理指标。所有实验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处理。统计方法为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Kruskal-Waills检验。
  结果:
  (1)被试总体基线期的SAI得分显著低于应激期;被试总体不同任务阶段的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被试总体不同任务阶段的HF差异显著(基线期>恢复期>应激期);被试总体不同任务阶段的LF/H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
  (2)不同组别被试的基线期SAI得分显著低于应激期的SAI得分。相同人格特质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均显著。两两比较发现,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应激期>基线期);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显著(基线期>应激期;恢复期>应激期);内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不显著;表达抑制组被试LF在不同任务阶段差异显著(应激期>基线期;恢复期>基线期);控制组被试LF在不同任务阶段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认知重评组被试LF在不同任务阶段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认知重评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不显著;控制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显著(基线期>恢复期>应激期);表达抑制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显著(基线期>恢复期>应激期)。
  (3)在基线期,不同组别被试的SAI得分、LF、HF、LF/HF之间差异不显著。在应激期,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的LF显著高于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的HF显著高于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的LF/HF显著高于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在应激期,不同情绪调节组被试的各指标之间差异不显著。在恢复期,不同组别被试的LF、HF、LF/HF差异均不显著。
  结论:
  (1)应激任务较好地诱发了被试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应激任务是有效的。心理应激条件下被试总体的LF升高,HF降低,自主神经模式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迷走神经抑制,交感-迷走神经平衡性下降。
  (2)心理应激条件下,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比之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有较强的交感神经反应性;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较之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有较强的交感神经反应恢复性;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比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有更强的迷走神经撤出反应。
  (3)心理应激条件下,表达抑制组相比于认知重评组交感神经反应恢复性增强,迷走神经撤出反应性增强。
  (4)心理应激条件下,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迷走神经抑制的经典拮抗模式;内向、神经质高分组在表达抑制条件下虽然交感神经反应性强,同时迷走神经调节能力也增强。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表现为单独的交感神经激活的模式,表现出生理反应恢复性上的优势。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虚拟世界里人类的行为规律,以及线上人际互动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虚拟的社交环境中,人们将化身视作现实自我在虚拟世界里的延伸,通过控制化身线索达成印象管理的目的,进行线上人际互动。个体的特质、爱好等将影响其化身的选择,反之,在虚拟世界里的个体也会观察化身线索,表现出符合这些线索的态度和行为。这一现象被称为虚拟世界中的普罗透斯效应。有研究发现,个体操控化身并长期沉浸于特定的虚拟情境中,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线下行为。近年来,关于化身的研究多集中在自我认同的领域,缺乏对利他等领域的深入探讨。
  因此,本研究从利他领域出发,研究化身在虚拟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做出对别人有好处,而对自己没有明显益处的自觉自愿行为。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包括求助者的个人特质和外界环境等。在线上人际互动中,个体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结合普罗透斯效应的相关理论,在研究虚拟世界里个体的利他倾向性时应当考虑化身线索的重要作用。此外,情境对利他行为的发生也至关重要,而具有高度真实感和沉浸感的虚拟情境则给利他行为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光明/黑暗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的差异有可能延伸到线上。
  本研究招募男女被试共60名,通过E-prime2.0编制实验程序,模拟虚拟情境。本研究一共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采取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化身线索,包括高利他化身和低利他化身;实验二采取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化身线索、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光照强度为被试内变量。主要研究目的在于:第一,研究在虚拟世界里,操控高利他化身的被试是否比操控低利他化身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性;第二,在实验一的研究基础上,研究在不同光照强度的虚拟世界里,光照强度、性别及化身线索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光照强度的主效应是否显著;第三,研究相同性别的被试在不同光照强度的虚拟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1)在网络虚拟情境中,使用高利他倾向化身的被试和使用低利他倾向化身的被试在利他倾向性上无显著差异,表明化身线索并不能单一影响被试在虚拟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2)在网络虚拟情境中,光照强度的主效应非常显著;(3)光照强度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男性被试在黑暗情境中会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性,而女性被试在光明情境下则会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性。光照强度同性别、化身线索之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处于精神卫生事业日益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越来越关注在精神科从事医疗和护理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潜在风险的职业,伴随着行业的逐步发展,精神科医护人员所处的工作环境较以往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精神卫生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探讨精神科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现状是有必要的。家庭是人生的基础,工作是人实现其价值的平台,两者都十分重要。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心理资源,它不仅能够促进个人成长,而且可以帮助提升工作业绩和效率。本次研究试图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以期进一步丰富关于职业倦怠方面的研究,也希望能够为寻找有效缓解职业倦怠的途径,使精神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保持在可观的状态,保障其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本研究共使用了三个心理问卷,包括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心理资本问卷(PCQ-24)和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MBI-GS),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为: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作用检验。通过运用以上提及的方法对精神科医护人员的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心理资本状况、职业倦怠状况、三个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以及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省五所精神卫生机构的400名精神科医护人员,测验时采取了无记名的方式,一共收回问卷400份,经筛选保留的有效问卷为366份,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上说,研究对象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较低,其中工作指向家庭冲突程度稍高;
  第二、研究对象的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在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婚姻状况、生育状况、聘用形式、月收入方面存在差异;
  第三、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
  第四、研究对象的心理资本状况在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岗位、医院级别方面存在差异;
  第五、研究对象的职业倦怠总体上处于低度倦怠状态,其中,情绪衰竭维度处于中度倦怠状态;
  第六、研究对象的职业倦怠状况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月收入、医院级别方面存在差异;
  第七、研究对象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资本、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均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
  第八、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能够正向预测职业倦怠程度,心理资本水平能够负向预测职业倦怠程度;
  第九、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冲动性购买行为。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自我建构会对冲动性购买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在自我建构的基础上,引入情绪类型和广告诉求两个自变量。目的是讨论自我建构、情绪类型与广告诉求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
  本研究随机选择湖南师范大学212名大学生作为被试,通过两个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采用情境模拟投射法研究和测量被试的冲动性购买水平。研究一通过使用指导语激发情境型自我建构,通过情绪图片和被试的回忆或想象进行情绪启动,探讨了自我建构与情绪类型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二也通过使用指导语激发被试的情境型自我建构,让被试阅读不同类型的广告诉求材料,探讨了自我建构与广告诉求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结果运用统计软件SPSS19.0进行分析,得出了具体结论。
  (1)自我建构对冲动性购买存在显著影响,即独立型自我建构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关联型自我建构消费者高。
  (2)自我建构与情绪类型对冲动性购买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即独立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消极情绪下高;关联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消极情绪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高。
  (3)自我建构与广告诉求对冲动性购买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即独立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理性广告诉求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感性广告诉求下高;关联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感性广告诉求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理性广告诉求下高。
  最后,探讨了本研究的局限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管理心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处在不稳定、不确定、复杂、模糊时代,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复杂多变的管理情境给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团队成员时刻面临着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和日益增长的工作要求的压力。而团队的整体氛围是团队成员开展工作的重要背景,对成员的工作态度、行为表现和心理健康等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致力于探索工作场所中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和团队整体心理资本对团队成员离职倾向和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研究选取国内一家呼叫中心的24个客服团队作为研究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共收集24个团队和配对的248位团队成员数据,并对所得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层线性分析等统计处理。
  研究结果显示:(1)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对其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团队成员心理资本对其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不仅如此,团队整体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团队成员的幸福感,负向预测团队成员的离职倾向。
  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心理资本的研究,结果启示组织管理者应当重视提升团队成员的心理资本,使这一积极的心理品质成为团队成员有效应对工作压力的重要资源,进而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工作表现和心理健康。此外,团队整体的氛围是团队成员重要的工作背景,提升团队整体的心理资本对提升团队成员的幸福感,降低团队成员的离职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供给组织管理者多方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社会心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捐助行为一直是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形式的捐助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广泛,其中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信息发布渠道和受助者特征两个自变量对网络捐助行为的影响。
  实验一探讨信息渠道来源对网络捐助的影响,采用2*3的混合实验设计,以发布途径(网络、现实)和信息源(熟人发布、熟人转发、陌生人发布)为自变量,以捐助意愿和捐助金额为因变量。研究结果显示,网络途径发布比现实途径发布的求助信息获得了更多的捐助意愿和捐助金额。对于网络发布途径,陌生人发布的信息获得的捐助金额最少;对于现实发布途径,熟人发布的信息获得的捐助金额最多。
  实验二探讨受助者特征对网络捐助的影响,采用2*2的被试内实验设计,以求助者年龄特征(同龄、非同龄)和求助信息特征(感性描述、理性描述)为自变量,以捐助意愿和捐助金额为因变量。研究结果显示,求助者年龄特征和求助信息特征的主效应都不显著,但是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在同龄人的条件下,感性描述所获得的捐助意愿和捐助额都显著少于理性描述;在感性描述情况下,非同龄人所获得的捐助意愿比同龄人高,差异边缘显著;在理性描述的情况下,同龄人获得的捐助金额比非同类人高,差异边缘显著。
  综上所述,实验一发现网络途径发布的信息会显著提升人们的捐助意愿和捐助金额,这是由于在网络环境中,个人的信息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密,旁观者效应的影响减少。并且越熟悉的人发布的信息,被试越愿意捐助,这可能是由于人际距离影响了人际信任水平,被试更容易相信熟人所发布的信息,因此更加愿意捐助。实验二发现用理性的方式去描述同龄人的求助信息更容易获得捐助,这是由于用理性描述的方式更容易引起被试的感知相似性,而感知相似性引起的共情,会让被试更加愿意帮助求助者;而用感性的方式去描述老人和孩子的求助信息,更容易获得捐助,这是由于相对于年轻人,老人和孩子更容易获得帮助,并且在感性描述的情况下更容易引起被试的共情,从而做出更多的捐助行为。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文化生态互动论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共同心理和行为形成会受到生态环境特征、经济社会形态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文化中很独特的一种心理与行为现象就是孝道,中国文化传统已经深深打上了它的烙印,孝道通过历史嬗变中演化为几乎尽人皆知且熟谙于心的“内在法则”,中国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靠着它维系着。“孝道”作为微观个体所习得的法则,也是宏观社群集体的处世之道。因此,孝道在“社会事实”属性上是很显明易现的,也正因为这样,孝道得到一些文化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家的积极关注和探讨。即便如此,用“孝道”作为主题的现有研究在数量上并不丰富、分布上不够集中,使得孝道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领域迄今为止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心理学“本土化”在当前得到强有力的号召和提倡,因此,对“孝道”问题开展心理学方面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进而探讨影响人们“孝道”行为的相关因素是基础性的尝试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文献分析的结果,剖析出社会规范、关系和谐性和获益方向三个因素作为影响子女是否会做“孝道”行为的自变量,并假设当个体分别处在不涉及社会规范的情境中、与家人关系和谐时、双向获益的条件下更容易做出“孝道行为”行为。实验设计是根据“故事情景法”进行和开展的,借鉴杨国枢的孝道个别施访问卷的“承诺”实例改编成八种情境作为实验呈现材料,选取120人进行预实验来搜集数据,120人进行正式实验并收集数据。经过SPSS20.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预实验中三个自变量的非参数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用文字处理和设计的自变量水平是有效的;
  2.对于三个自变量的主效应而言
  (1)在情境涉及社会规范时,个体更为倾向不做出“孝道行为”;而当情境不涉及社会规范时,个体更为愿意选择做出“孝道行为”,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2)当情境中的亲子双方关系和谐时,个体会倾向于做出“孝道行为”;相反地,当情境中亲子双方关系不和谐时,个体则更倾向于不做出“孝道行为”,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3)当双向获益时,个体则更倾向于做出“孝道行为”;反之,当单向获益时,个体会倾向于不做“孝道行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样显著。
  3.对于三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而言
  (1)社会规范、关系和谐性和获益方向的三者交互作用只有一处显著;
  (2)在三个自变量的两两交互作用中,社会规范与获益方向,关系和谐性与获益方向这两者的两两作用显著,而社会规范与关系和谐性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
应用心理学 大连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描述癌症照料者的心理健康及抑郁状况,归纳并分析影响其心理健康和抑郁状况的因素,以提高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为如何建立有效的干预手段来为癌症病人、家属、照料者提供更好的支持与帮助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方法:本研究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心理访谈法与问卷评估法相结合,于2015年1月至2015年11月,按照序贯进入的方法选取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科的150例接受手术、放化疗的住院癌症病人的主要照料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癌症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抑郁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采用患者一般资料及疾病诊疗情况问卷、照料者基本情况问卷了解患者及其主要照料者的基本人口学因素和疾病诊疗情况,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S-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分别评定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抑郁状况、社会支持水平。
  结果:
  (1)主要对胃肠道癌症、妇科癌症、头颈部癌症、乳腺癌、肺癌为主的150例住院癌症患者的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现,癌症照料者的SCL-90总分、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中国常模(p=0.000),焦虑因子的阳性检出率居首位(58.7%),其次是人际关系敏感(25.3%)和强迫(21.3%)。癌症照料者的CES-D得分为7.77±6.35分,有抑郁照料者占12.0%(18例)。
  (2)女性照料者的CES-D(t=3.615,p=0.000)、SCL-90总分(t=﹣2.172,p=0.032)均显著高于男性,且女性人际关系敏感(t=﹣2.430,p=0.017)、焦虑(t=﹣2.530,p=0.013)、抑郁(t=﹣3.304,p=0.001)、恐怖(t=﹣2.202,p=0.030)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3)不同婚姻状况的照料者在 CES-D(F=10.308,p=0.000)、SCL-90总分(F=7.935,p=0.001)上差异显著,已婚照料者 CES-D、SCL-90总分显著低于未婚、丧偶照料者。癌症照料者的CES-D(F=12.576,p=0.000)、SCL-90(F=9.168,p=0.000)总分存在照料者角色差异,父母显著高于其他角色照料者,其次是配偶。
  (4)不同经济状况的照料者在 CES-D(F=3.779,p=0.012)、SCL-90总分(F=3.336,p=0.021)和焦虑(F=3.611,p=0.015)、抑郁(F=3.009,p=0.032)因子上差异显著,人均月收入≥5000的照料者CES-D、SCL-90总分最低。不同工作状况的照料者在 CES-D(F=3.906,p=0.010)、SCL-90总分(F=4.321,p=0.006)和强迫(F=7.803,p=0.000)、焦虑(F=4.243,p=0.007)、恐怖(F=4.850,p=0.003)因子上差异显著,在职照料者的CES-D、SCL-90总分显著低于其他工作状况者。
  (5)不同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的照料者在 CES-D(F=9.842,p=0.000)、SCL-90总分(F=10.541,p=0.000)上差异显著,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照料者在躯体化(F=7.617,p=0.001)、强迫(F=6.359,p=0.002)、焦虑(F=6.335,p=0.002)、偏执(F=4.772,p=0.010)、抑郁(F=7.113,p=0.001)因子上均显著低于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或一般者。
  (6)不同病程的患者,其照料者在 CES-D(F=6.272,p=0.001)、SCL-90总分(F=6.653,p=0.000)和强迫(F=2.992,p=0.033)、人际关系敏感(F=3.005,p=0.032)、焦虑(F=3.353,p=0.021)、偏执(F=3.490,p=0.017)、抑郁(F=3.535,p=0.016)、恐怖(F=3.372,p=0.020)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病程处在3~12个月的患者,其照料者CES-D、SCL-90总分最高。
  (7)护理不同癌种的患者,其照料者在 CES-D(F=3.038,p=0.008)、SCL-90总分(F=3.084,p=0.011)和强迫(F=3.296,p=0.008)、人际关系敏感(F=2.809,p=0.019)、焦虑(F=2.657,p=0.025)、偏执(F=3.556,p=0.005)、抑郁(F=4.163,p=0.001)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头颈部癌症患者的照料者CES-D、SCL-90总分显著高于其他癌种,其次是肺癌和胃肠道癌症。
  (8)不同癌症分期的患者,其照料者 CES-D(F=4.681,p=0.004)、SCL-90总分(F=2.998,p=0.033)差异显著,Ⅳ期癌症患者的照料者 SCL-90总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分期。癌症转移患者其照料者的CES-D(t=14.080,p=0.000)、SCL-90总分(t=3.289,p=0.001)显著高于癌症未转移者;有癌痛的患者其照料者的CES-D(t=14.482,p=0.000)、SCL-90总分(t=3.333,p=0.002)显著高于无癌痛者。
  (9)癌症照料者社会支持总分为39.30±5.42分,显著高于国内常模(t=10.718,p<0.01)。癌症照料者的CES-D总分与客观支持(r=﹣0.315)、主观支持(r=﹣0.359)、支持的利用度(r=﹣0.384)、社会支持总分(r=﹣0.463)均呈显著负相关。SCL-90总分与客观支持(r=﹣0.216)、主观支持(r=﹣0.310)、支持的利用度(r=﹣0.234)、社会支持总分(r=﹣0.344)均呈显著负相关。
  (10)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癌症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照料者的教育水平(?=﹣0.382)、患者是否存在癌痛(?=0.232)、照料者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0.209)和主观支持(?=﹣0.184),模型有统计学意义(F=23.14,p=0.000)。二分类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癌症照料者抑郁状况的因素包括:患者癌症分期(?=2.470)、照料者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0.361)和教育水平(?=0.061),模型有统计学意义(?2=44.94,p=0.000)。
  结论:
  (1)与中国健康成人相比,癌症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癌症照料者最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为: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强迫。抑郁的发生率为10.67%。
  (2)女性比男性癌症照料者心理健康、抑郁状况更差,易出现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和恐怖。
  (3)已婚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抑郁状况明显好于未婚或丧偶者;不同角色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抑郁状况以父母照料者为最差,其次是配偶。
  (4)人均月收入在1000~2999的照料者心理健康、抑郁状况最差;在职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抑郁状况最好。
  (5)自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照料者,其心理健康、抑郁状况越好。
  (6)病程处在3~12个月、癌种为头颈部癌症、癌症分期为Ⅳ期、癌症已转移或有癌痛的患者,其照料者心理健康、抑郁状况最差。
  (7)癌症照料者的社会支持情况较好;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8)癌症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随着照料者教育水平、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主观支持的不断提高而提高,随着患者癌痛的出现而降低。患者的癌症分期是照料者抑郁产生的危险因素,照料者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是抑郁产生的保护性因素。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社会发展、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各级公务员面临的挑战增多,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而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税务系统公务员工作纷繁复杂、责任重大,其幸福感状况又如何?幸福感与哪些因素有关?为探索税务系统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和其影响机制,本文以税务系统272名公务员为对象,采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量表(IPC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并分析了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如下。
  (1)税务系统公务员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且显著高于大学生群体;心理控制源中内控高于有势力他人和机遇,更偏于内控;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高于消极应对,更偏于积极应对。
  (2)税务系统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在性别、年龄、工龄、文化程度、收入、婚姻以及职级上差异并不显著,其中只有总体情感指数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
  (3)税务系统公务员心理控制源各维度、积极应对在年龄、工龄、文化程度、收入、婚姻以及职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有势力他人维度、积极应对在男女不同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消极应对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别是影响有势力他人和积极应对的重要因素,年龄是影响消极应对的重要因素。
  (4)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其中内控性、积极应对与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有势力他人和机遇与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负相关;内控性、有势力他人和积极应对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可分别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0.6%、4.8%和11.4%。
  (5)心理控制源中内控性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相关不显著;有势力他人和机遇都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都成显著正相关。其中积极应对在内控性、有势力他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皆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济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群际关系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长期关注点,多年来,研究者们一直聚焦于降低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的有效策略。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很多社会认知发生在意识之外,内隐偏见的相关研究从此颇受关注。想象群际接触作为群际接触的新范式,凭借其跨越时空障碍的优势为群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众多研究表明,想象群际接触能够减少偏见。本研究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个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进一步探讨想象群际接触对内隐偏见的影响。
  研究一采用3(积极接触、消极接触和中性接触)*3(想象积极接触、想象消极接触和控制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内隐偏见。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想象群际接触对农民工内隐偏见的作用。研究发现,(1)大学生想象群际接触能够有效减少对农民工的内隐偏见;(2)城镇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内隐偏见和农村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内隐偏见没有显著差异;(3)接触经验对大学生想象群际接触和内隐偏见的关系无显著影响。
  研究二采用3(积极接触、消极接触和中性接触)*3(想象积极接触、想象消极接触和控制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内隐偏见。研究旨在探讨农民工想象群际接触对大学生内隐偏见的作用。研究发现,(1)农民工想象群际接触能够有效减少对大学生的内隐偏见;(2)高学历农民工和低学历农民工对大学生的接触经验存在差异,随着学历的增加,接触经验也不断增加;(3)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内隐偏见没有显著影响;(4)接触经验和想象群际接触对内隐偏见共同起作用。
  本研究认为,想象积极接触能够有效地降低偏见,改善群际关系,为群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促进了内隐社会认知和群际关系的研究。
教育学、应用心理学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比较是一种将自身情况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采用问卷法以及实验法来探讨金钱领域的社会比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检验了同情心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价值取向在社会比较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分为三部分,研究一通过比较真实的金钱拥有量进行社会比较操纵;研究二通过比较虚构的代币拥有量来操纵社会比较方向,这避免了由客观经济地位带来的影响;研究三同时操纵了社会比较和同情心水平,进一步验证同情心的中介作用。
  研究得到的主要结果如下:
  (1)向下比较组在同情心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向上比较组,即向下比较会提高个体的同情心水平;
  (2)向下比较组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向上比较组,即向下比较促进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3)同情心在社会比较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比较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效应;
  (4)亲社会者的亲社会行为更不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无论是向上比较或是向下比较,亲社会者都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
  (5)当向下比较时,亲自我者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
  文章最后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人格测评与人力资源开发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预测方法有两类:统计预测和判断预测。与统计预测相比,判断预测往往带有主观性,因此容易出现偏差,其中趋势阻尼最为常见。趋势阻尼指人们在预测有噪音的序列时,往往低估下降序列的趋势,而高估上升序列的趋势,即低估序列的陡峭性。已有研究探讨了序列趋势对趋势阻尼的影响,发现下降序列的阻尼大于上升序列。但是,已有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多是越多越好的数据,人们可能将上升序列感知为收益,而将下降序列感知为损失。也即是已有研究可能混淆了收益—损失框架对趋势阻尼的影响。而研究表明框架会对趋势阻尼产生影响。
  据此,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探讨框架和序列趋势对趋势阻尼的影响及原因。实验1选取可控事件(公司盈亏)探讨框架和序列趋势对趋势阻尼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乐观偏见和扭转期望。根据这两种解释,本研究假设:在收益框架下,下降序列的阻尼会显著大于上升序列,但在损失框架下,上升序列的阻尼显著大于下降序列。为了验证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实验2选取不可控事件(股票波动)探讨框架和序列趋势对趋势阻尼的影响,若结果与实验1一致,则乐观偏见更具解释力,若结果不一致,则扭转期望的解释更为合理。两个实验的预测均采用点预测,即让被试根据序列中前48个点,预测后6个点的走向。两个实验中的因变量均为预测值与真值之间的偏差。
  研究结果发现:(1)序列发展速度的主效应显著,序列发展速度越快,趋势阻尼越大;(2)可控事件中收益—损失框架与序列趋势的交互作用显著,收益框架下,下降序列的阻尼显著大于上升序列;而在损失框架下,上升序列和下降序列的阻尼没有显著差异;(3)不可控事件中收益—损失框架与序列趋势的交互作用显著,收益框架下,下降序列的阻尼显著大于上升序列;而在损失框架下,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可见,乐观偏见能够更好地解释框架和序列趋势对阻尼影响。
人格测评与人力资源开发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人们对利他益处的认识由来已久。印度有句古谚语“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圣经中说“施比受更有福”。已有研究表明,不管是真实的做好事还是想象自己在做好事,都能够增强个人的身体力量、意志力和韧性(Gray,2010);而且,在家庭生活中能够为家庭成员尽可能提供帮助的施助成员,其死亡率低于受助成员(Brown, Nesse, Vinokur,&Smith,2003);在社会生活中参加志愿者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的青少年,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Schreier, Schonert-Reichl,&Chen,2013)。虽然当前能够查阅到的利他与健康的研究、身体功能对运动员和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均较多,但关于利他与身体功能的研究却很少。本研究以利他理论为基础,探讨利他体验对不同身体功能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进一步扩展利他与健康的研究,更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助人观,对推进社会和谐文明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利他启动使被试产生利他体验,进行了四个行为实验。四个实验均采用被试间设计,探讨利他体验能否对身体功能产生促进作用,其中实验1测量被试平举哑铃的时间,实验2测量被试手握握力器的时间,实验3测量被试对重物评估的数值,实验4测量被试走路的时间。
  研究结果表明:
  1.利他体验对身体力量具有显著影响。利他体验组平举哑铃时间、手握握力器时间均显著高于非利他体验组;利他体验组评估重物重量之和显著低于非利他体验组。
  2.利他体验对运动速度具有显著影响,利他体验组完成走路任务时间比非利他体验组更短。
应用心理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个体在决策时,往往不是单独完成,而是倾向于参考他人建议。目前建议采纳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决策者、建议者和决策任务等方面的因素对其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心理机制。虽然也有研究分别探讨了建议采纳的自信或信任机制,但并不能较好地整合、解释诸多影响因素对建议采纳的影响。从认知过程上分析,建议采纳即是在参考他人建议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初始决策进行调整的过程;或者是对初始决策和他人建议的综合权衡、权重分配的过程。当决策者认为初始决策更好时,即信任自己多一些时,会倾向拒绝他人建议,从而表现出较低程度的建议采纳;而当决策者认为他人建议更好时,即信任他人多一些时,会倾向接受他人建议,从而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建议采纳。也即是说,信任自己还是信任他人的权衡过程可能是建议采纳的心理机制,各种影响因素对建议采纳的影响通过影响这一过程而发挥作用。
  本研究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采纳的信任自己与信任他人的权衡机制假说,并通过三个实验对其进行检验。实验1探讨决策者专业水平对建议采纳的影响;实验2关注建议者专业水平对建议采纳的影响;实验3研究任务难度对建议采纳的影响。三个实验均采用硬币数量估计任务,即向被试呈现装有若干硬币的玻璃杯图片,让被试估计硬币数量;采用JAS范式,即先让被试独立估计,然后在参考他人建议的条件下再次进行估计;以WOA值作为建议采纳程度的度量指标。实验过程中让被试完成自信和信任问卷,以测量信任自己和信任他人的水平。
  结果发现:(1)决策者专业水平越低,建议采纳程度越高,自信和信任不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而信任自己和信任他人的权衡(信任指数-自信指数)起到了中介作用;(2)建议者专业水平越高,建议采纳程度越高,权衡指数和信任均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3)困难任务下建议采纳程度高于简单任务下,自信和信任不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而信任自己和信任他人的权衡起到了中介作用。虽然有时自信和信任也可以在建议采纳的影响因素与建议采纳程度间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各种影响因素可能并不单单影响自信或信任中的一个,而可能同时对两者产生影响。信任自己与信任他人的权衡机制可以将这种影响考虑在内,从而起到更好的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决策者专业水平会影响建议采纳,决策者专业水平越低,建议采纳程度越高;
  (2)建议者专业水平会影响建议采纳,建议者专业水平越高,建议采纳程度越高;
  (3)任务难度会影响建议采纳,相比于简单任务,困难任务下建议采纳程度更高;
  (4)相比于自信或信任机制,信任自己与信任他人的权衡是建议采纳更具解释力的中介机制。
应用心理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决策是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行为,风险决策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类别,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上都是心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自尊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格变量,对个体风险决策和风险偏好都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每个个体都是人类社会的一员,都与其他个体不可避免的发生着各种联结,人们在平日里除了要为自己做决策以外,还要经常为他人做决定,那么在为不同的人做决定的时候,影响个体决策的因素是否一样呢?本研究立足于前人的研究,从社会价值理论视角出发,以自尊的“双因素”结构对自尊水平进行划分,探讨了自尊水平,情境类型和决策者角色对个体在风险决策时出现的风险偏好差异。
  本研究共包括两个实验,实验1考察在安全情境和关系情境中,自尊对不同角色决策者风险偏好的影响。采用2(情境类型:安全/关系)×2(自尊水平:高/低)×3(决策者角色:为自己/为他人/预期他人)的三因素混合设计,情境类型为被试内变量,自尊水平和决策者角色为被试间变量,以风险偏好得分做为因变量。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决策者角色中的“他人”细化为“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进一步探讨决策者角色对风险偏好差异的影响。
  实验结果发现:
  (1)情境类型对不同决策者角色风险偏好有影响。在安全和关系两种情境中个体都表现出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在安全情境中,个体在为自己决策时最偏好风险寻求,在关系情境中,个体则是在为他人决策时最偏好风险寻求。
  (2)自尊水平,情境类型和决策者角色共同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高低自尊被试在安全和关系情境中都表现出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
  (3)当个体为自我,他人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高自尊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出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而低自尊被试只在安全情境下表现出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在关系情境下的不同角色间的风险偏好差异不显著。
  (4)当个体为自我,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决策时,低自尊者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出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而高自尊者只在安全情境中表现出决策的自我—他人差异,在关系情境下则没有这种差异。
心理健康教育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呈直线上升,至今约有2.8亿名进城务工人员活跃在城市的很多行业,因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城务工人员来到新环境,一方面要面临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还需融入社会、适应社会,而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出现了社会融入和心理适应方面的问题,因此,有效解决此问题,不仅有利于个体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从三个层面来探讨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本研究分为三个层面来进行:现象描述层面、解释机制层面以及策略设计与实施层面。第一个为现象描述层面,即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二个层面为解释机制层面,即分析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探讨了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为策略设计与实施层面,即结合前人的研究和前两个层面的探讨,设计了针对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水平偏低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干预方案,方案实施的结果表明干预效果良好。研究表明:⑴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水平普遍偏低;⑵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处于中等水平;⑶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水平分别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⑷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所设计的干预方案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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