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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张黎娜
应用心理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1.同时引入时间压力、决策角色变量,探讨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2.分类细化决策情境,探讨时间压力、决策角色在不同情境下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共包括三个实验:首先通过预实验确定正式实验所需的时间压力。正式实验采用2(时间压力:有时间压力、无时间压力)×2(决策角色:自我决策、预测他人决策)×2(框架属性:正性框架、负性框架)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在实验一、二中分别探讨三者在具体的生命问题领域和金钱问题领域下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其中时间压力为被试间变量,决策角色与框架属性为被试内变量。将被试所得的风险分数作为因变量。
  结果:
  1.实验一生命问题领域结果
  (1)决策角色的主效应显著(p=0.001,p<0.05),个体预测他人决策时更冒险。
  (2)框架类型对风险决策的主效应显著(p=0.012,p<0.05),个体在负性框架下更加冒险。
  (3)时间压力与决策角色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05,p<0.05):无时间压力条件下,个体为自我决策更冒险;有时间压力条件下,个体为自我决策与预测他人决策的风险偏好差异不显著。
  (4)时间压力与框架属性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08,p<0.05):无时间压力条件下,个体面对正性框架与负性框架时风险偏好无显著差异;有时间压力条件下,个体在正性框架下更加冒险。
  2.实验二金钱问题领域结果
  (1)时间压力对风险决策的主效应显著(p=0.002,p<0.05),个体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更冒险。
  (2)时间压力与决策角色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37,p<0.05):无时间压力条件下,个体为自我决策与预测他人决策的风险偏好无显著差异;有时间压力条件下,个体预测他人决策时更冒险。
  结论:
  1.时间压力、决策角色与框架属性都影响风险决策,且影响机制比较复杂。
  2.不同的决策情境下,时间压力、决策角色对风险决策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硕士论文] 张少猛
应用心理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与正常青少年在执行功能量表和其他心理学量表的现状及特点,研究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的相关因素;探究微表情识别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的改善作用。
  方法:
  1、调查研究:采用《人口学资料调查问卷》、《执行功能自评版问卷》、《抑郁自评量表》、《自动思维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以及《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对30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30名正常青少年施测,以便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执行功能状况与其他心理学变量的现状,同时研究执行功能与这些心理学变量之前的关系。
  2、实验研究:对调查研究中的30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30名正常青少年进行微表情识别训练和微表情识别前后测,所有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后进行《青少年执行功能自评版问卷》的复测,以评定微表情识别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执行功能的改善作用。
  结果:
  1、调查研究结果
  (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与正常青少年进行组间比较,其执行功能总分、行为管理指数、元认知指数以及行为管理分量表中的情绪控制、自我监控和元认知指数分量表中的工作记忆、材料组织、任务完成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在行为管理分量表中的抑制、转换和元认知指数分量表中的计划组织得分上无显著差异(p>0.05)。
  (2)不同性别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在执行功能总分以及各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是否为独生子女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在执行功能总分以及各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在受教育程度上,高中生在元认知指数分量表中的工作记忆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非高中生(p<0.05),而非高中生和高中生在执行功能总分、行为管理指数、元认知指数和其他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
  (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执行功能总分与SDS、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和健康与适应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行为管理指数(BRI)与SDS、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和健康与适应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元认知指数(MI)与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受处罚因子和健康与适应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正常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总分(GEC)与ATQ和学习因子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5);行为管理指数(BRI)与ATQ呈显著正相关(p<0.05);元认知指数(MI)与学习压力因子和亲友与丧失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
  (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总分(GEC)的主要因素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健康适应因子、性别,共解释执行功能总分变异的50.8%;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行为管理指数(BRI)的主要因素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健康适应因子、抑郁(SDS)、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学习压力因子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共解释行为管理指数变异的51.6%;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指数(MI)的主要因素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人际关系因子、性别、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健康适应因子,共解释元认知指数变异的50.0%。
  2、实验研究结果
  (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的微表情识别的后测成绩都显著高于其各自的前测成绩(p<0.05),且正常青少年的微表情识别得分在前测、后测以及差值(d)方面均显著高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得分(p<0.05)。
  (2)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后测成绩在抑制、转换、情绪控制、工作记忆、任务完成、行为管理指数、元认知指数、GEC以及行为转换和认知转换上都显著低于其前测成绩(p<0.05);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后测成绩和前测成绩在自我监控、计划组织和材料组织方面差异不显著(p>0.05)。正常青少年的后测成绩在抑制、转换、情绪控制、自我监控、工作记忆、材料组织、行为管理指数、元认知指数、GEC以及认知转换方面都显著低于其前测成绩(p<0.05),即在上述维度中执行功能损害程度减小;而正常青少年的后测成绩和前测成绩在计划组织和任务完成方面差异不显著(p>0.05)。
  (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在抑制、转换、情绪控制、工作记忆、行为管理指数、元认知指数、执行功能总分上的前后测成绩的差异都显著(p<0.05)。
  结论:
  (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执行功能损害程度比正常青少年严重。
  (2)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执行功能的因素主要有:抑郁、青少年生活事件量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健康与适应因子、受处罚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和亲友与丧失因子以及自动思维。
  (3)微表情识别训练对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青少年的且执行功能状况是有效的。
[硕士论文] 黄雷晶
应用心理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了解男性强制戒毒人员自杀意念的现状,探讨生存质量和自杀意念的可能关系及心理痛楚的中介作用机制。
  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抽取某市男性强制戒毒人员260名,采用药物成瘾者生存质量测定量表、心理痛楚感量表以及自杀意念自评量表对自杀意念进行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对其机制进行探究。
  结果:
  1.男性强制戒毒人员自杀意念总分为9.26±4.54,有自杀意念倾向的戒毒人员有51人,占31.48%。
  2.自杀意念与生存质量(r=0.63)、心理痛楚(r=0.44)呈显著正相关(p<0.05)。
  3.心理痛楚在生存质量和自杀意念中有中介效应。
  结论:
  1.男性强制戒毒人员的自杀意念水平总体较高。
  2.男性强制戒毒人员的生存质量是自杀意念的重要影响因素。
  3.心理痛楚在生存质量和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
[硕士论文] 刘志宏
应用心理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研究探究影响我国民营企业高管离职意向的组织环境水平和个体水平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探讨离职意向与组织公平、情感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方法
  质性研究:通过对山西省太原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入驻企业的20位企业高管进行深度访谈,获取一手研究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收集的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形成核心范畴,确定调查研究的关键变量,对变量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
  问卷调查:根据文献回顾和质性研究结果提出理论模型,选用国内外相关量表组成调研问卷,对山西省太原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112家公司的297位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质性研究:组织公平和情感承诺是影响民营企业高管工作满意度及离职意向的关键因素。组织公平包含公平的发展机会、平等的待遇、信息的公平、公平的程序等因素;情感承诺包含归属感、共同的价值观、工作有意义等因素。
  问卷调查:相关研究表明,离职意向与组织公平、情感承诺均呈负相关关系(r=-.37, r=-.29, p<.01);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平、情感承诺均呈正相关关系(r=.68 r=.58, p<.01);离职意向与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r=-.37, p<.01);回归研究表明,以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组织公平(β=.498, p<.001)和情感承诺(β=.324, p<.001)对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显著,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95% CI=[-0.2484,-0.0069])和情感承诺(95%CI=[-0.3018,-0.0570])与离职意向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结论
  (1)影响民营企业高管离职意向的组织环境水平和个体水平的关键因素分别为组织公平和情感承诺。
  (2)组织公平和情感承诺通过工作满意度对企业高管的离职意向产生影响。
[硕士论文] 张梦柔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类的健康、幸福、和谐发展进入了心理学研究视野,通过研究促进人类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在社会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特殊群体的积极心理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鉴于此,本研究以服刑人员为被试,通过对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感戴关系的探讨,为其探寻积极发展的路径,提供教育改造建议,帮助其重新适应社会,不仅有助于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拓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在依据实际情况修订出适用于服刑人员的感戴量表后,结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在华中地区部分监狱随机选取800名服刑人员进行施测。
  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以Mocullough的感戴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服刑人员的实际情况,在马云献的大学生感戴量表基础上修订出适用于服刑人员的感戴量表。量表包含感戴深度、感戴密度、感戴频度、感戴广度四个维度。量表结构模型合理,信效度检验符合统计学标准。
  (2)不同年龄、性别、刑期、劳动岗位、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的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状况差异显著;不同年龄、家庭背景的服刑人员的公正世界信念状况差异显著;不同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服刑人员的感戴体验状况差异显著。
  (3)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感戴三个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各维度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4)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对公正世界信念、感戴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具有直接预测作用。
  (5)服刑人员的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支持与感戴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客观支持维度、主观支持维度、支持的利用度维度都可以通过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及一般公正世界信念而作用于感戴。
[硕士论文] 郭欣雨
应用心理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1、了解员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探讨影响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2、探讨积极心理干预对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和组织承诺的作用。
  方法:
  1、调查研究: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和《组织承诺量表》调查北京市某教育机构605名员工,以了解员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2、干预研究:招募78名志愿者,其中38人为干预组,40人为对照组。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和民营教育机构员工心理特点设计积极心理干预辅导方案。对对照组进行共计6次,每次90-120分钟的辅导,对照组不干预。研究结束后给对照组发放学习资料。
  3、测量法:在积极心理干预开始前十天、结束后和结束后一个月,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和《组织承诺量表》对干预组、对照组进行测量,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1、调查研究结果:员工主观幸福感总分为79.91±14.274分。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工作年限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年龄上存在差异(F=16.440,p<0.01),其中40岁以上组的得分最高(89.51±12.395),20-30岁组得分最低(77.51±13.770);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F=2.914,p<0.05),高中组得分最高(83.22±12.914),初中及以下组得分最低(76.84±16.458)。在婚姻状况上存在差异(F=10.671,p<0.01),其中离婚或丧偶组得分最高(89.45±10.270),未婚组最低(77.70±14.130)。员工心理资本、组织承诺和主观幸福感相关显著,心理资本和组织承诺皆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既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又可以通过组织承诺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组织承诺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
  2、干预研究结果:对前测、即时后测和延时后测各个指标进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干预组和对照组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心理资本总分和组织承诺总分上处理效应、时间效应、处理与时间的交互作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生活的满足与兴趣上,处理效应(F=6.494, p<0.05)、时间效应(F=14.947, p<0.01)和处理与时间的交互效应(F=8.025,p<0.01)显著;在精力上,处理效应(F=13.869,p<0.01)、时间效应(F=11.316,p<0.01)和处理与时间的交互效应(F=5.299,p<0.01)显著;在忧郁和愉快的心境上处理效应(F=14.148,p<0.01)、时间效应(F=7.094,p<0.01)和处理与时间的交互效应(F=4.531,p<0.05)显著;在松弛与紧张上,处理效应(F=9.269,p<0.01)、时间效应(F=11.288,p<0.01)和处理与时间的交互效应(F=6.942,p<0.01)显著。对干预组对照组在不同时点的比较后发现,干预组的主观幸福感、组织承诺的即时后测与延时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干预组的心理资本总分即时后测高于前测。
  结论:
  1、员工心理资本和组织承诺是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2、员工主观幸福感为中等水平,主观幸福感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上差异显著。
  3、积极心理干预对于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水平有一定效果。通过干预,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和组织承诺均有所提高。
[硕士论文] 颜源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比较中美大学生的共情特征。
  方法: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比较中美大学生共情的特征。以结构式测验-基本共情量表BES和人际反应指针IRI及半结构投射式测验ESPT为测验工具为测试工具,对60名中国大学生被试和62名美国大学生被试进行施测,比较中美大学生的共情特点。
  结果:BES量表的测试结果是美国大学生被试的认知共情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被试,中美大学生被试的情感共情维度得分无显著差异;IRI量表的测试结果为美国大学生被试在观点采择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中美大学生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ESPT三组图片的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在“无文化偏向典型性”的图片上,共情得分差异显著,中国大学生被试的共情得分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被试。
  结论:
  (1)在结构式问卷上,中美两国大学生被试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上存在显著差异。
  (2)在半结构投射式ESPT测验上,中美大学生被试对“无文化偏向”图片的反应上的共情得分差异显著。
  (3)测量工具在跨文化共情的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影响。
[硕士论文] 赵抒
应用心理学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判断作为道德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道德判断有诸多的影响因素,其中情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快乐和悲伤两种基本情绪是如何影响道德判断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然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并且对于情绪的测量仅采用诱发后的情绪水平,而未考虑到诱发前的基础情绪水平。另外,关于自我卷入程度影响道德判断的研究也较多,然而不同情绪状态与自我卷入程度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往研究结论相对缺乏。此外,针对外显道德判断的研究相对较多,而情绪对内隐道德判断的研究也相对缺乏。因此本文从快乐、悲伤两种基本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作为切入点,结合不同自我卷入程度的道德情境对外显道德判断进行测量,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内隐道德判断进行研究,采用实验与测量结合,探索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本文包含一个预实验与两个正式实验,随机抽取成都某大学本科生共228人分别参与三个实验。预实验目的在于验证情绪诱发材料的有效性,通过情绪评定量表的主观报告,筛选出快乐、悲伤和中性视频材料各一段,作为正式实验的情绪视频诱发材料。实验一针对情绪对外显道德判断的影响进行考察,采用经过预实验验证的视频材料诱发被试的相关情绪,测量工具采用自我和非自我相关版本的道德判断测验测试三种情绪诱发状态下的大学生在两种道德判断任务中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及道德情感倾向。实验二考察情绪对内隐道德判断的影响,采用视频诱发情绪和内隐联系测验的实验范式,通过道德词汇和表情图片为材料的内隐道德判断测验测试在快乐和悲伤两种情绪诱发状态下大学生的内隐道德判断。
  结论1:相比非自我相关道德判断任务,在自我相关道德判断任务中,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更高。结论2:自我卷入和情绪交互作用显著,在非自我相关的道德判断情境下,快乐情绪中的大学生,其道德判断能力更高;在自我相关的道德判断情境中,悲伤情绪中的大学生,其道德判断能力更高。结论3:大学生拥有较高道德情感倾向,对道德发展高阶段的道德原则表现出了更高的偏好。结论4:情绪诱发状态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内隐道德判断。相比悲伤情绪,快乐情绪下,大学生道德判断在内隐水平上反应更快。
[硕士论文] 黄利红
应用心理学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信任”对维护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在各种各样的“信任”关系中,“政府信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尤为重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人用“水舟关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良好的官民信任关系的重要性。“政府信任”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的动态关系。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会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具体情境与政府的互动的影响。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发布和获取渠道的多元化打破了民众与政府接受信息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民众与政府依然都处于信息不充分的环境中。信息洪流中的个体依然只获取了不充分的小部分信息,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却因此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近年来,我国的政府信任度出现下滑趋势,因此研究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民众信任政府的心理机制,为政府提供提高政府信任度的启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这一热点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开展了以下研究:
  研究一,通过问卷调查,建构了信效度较好的自陈式和投射式政府信任量表。
  研究二,通过问卷调查,建构了四个政府政策维度(限制政策、推广政策、涉及外国的限制政策、涉及外国的推广政策),各维度的内部同质性高,维度间区分度高。
  研究三,通过单因素的完全随机实验,探讨了不同风险感知(技术风险、群际威胁风险、无风险)下,被试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上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反应以及在政府如何处理的政策上的期望(政策期望)。
  研究四,通过3(风险感知)×4(政策感知)的两因素完全随机实验,在启动了被试的风险感知和政策感知之后,测量被试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探讨风险信息和政策信息对被试信任政府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如下:
  1、不同风险类型感知的个体对政府的政策期望不同:相比无风险感知情境,风险感知情境下,被试更期望政府对转基因食品采取限制型的政策。
  2、政策期望与政策感知一致(个体更期望限制,感知到政府实施的是限制的政策)情境下个体对政府的信任比政策期望与政策感知不一致情境下个体对政府的信任更高。
  3、无风险情境下,个体的政府信任水平受政策信息影响较小;技术风险情境下,个体的政府信任水平受政策信息影响,信任水平小幅波动;群际威胁风险情境下,被试的政府信任水平受政策信息的影响,信任水平大幅波动。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民众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对政府的信任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风险感知、政策期望与政策感知的一致性和政府政策信息中是否存在外群体信息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提出了在信息发布和获取渠道的多元化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善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效果,增进政府信任的管理建议。
[博士论文] 刘璐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语言是人类相互沟通和交流的主要工具,对个体的毕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听力正常个体的阅读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于聋人群体而言,其阅读的基本问题和特点尚不明确(Bé1anger& Rayner,2015)。聋人读者普遍存在阅读困难,其平均阅读水平远低于同龄听力正常学生(Kelly&Barac-Cikoja,2007; Mayberry, del Giudice,&Lieberman,2011; Kyle& Cain,2015)。因此,探究聋人阅读的加工机制,揭示聋人阅读困难的原因,已成为特殊教育以及心理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由于聋人缺乏听觉通道的信息输入,其视觉通道的信息获取就尤为重要。目前,有研究者提出一种聋人视觉注意资源再分配的观点,并在低水平的知觉任务上得到了大量支持(Bavelier, Dye,&Hauser,2006; Dye& Bavelier,2010; Dye,Hauser,&Bavelier,2009):由于早期听觉的剥夺,聋人视觉注意资源的分布发生了改变——视觉注意从中央视野转移到了中央凹以外视野,使聋人的边缘视觉能力增强,即对中央凹视野区域的注意资源分配减少,而对中央凹以外视野区域的注意资源分配增多。并且有研究者提出假设,认为聋人这种视觉注意的特点会对聋人的阅读造成影响,但这种假设并未得到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
  为探究聋人这种视觉注意资源再分配的特点对其阅读过程的影响,本研究首次尝试提出“聋人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即由于聋人听觉感官的剥夺,其视觉通道为适应复杂环境的需要而进行功能补偿,使其边缘视觉的注意增强,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于中央凹以外视野;而在注意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聋人的这种中央凹以外视觉注意增强导致了中央凹处注意资源的减弱,使得聋人在中央凹处获得信息的能力降低,进而导致阅读效率的下降。
  上述“聋人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即为本研究拟考察的主要问题。因此,本研究主要包括两项研究,分别从词汇加工水平(研究一)和句子加工水平(研究二)来系统地考察首次提出的“聋人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共包括三个行为实验和三个眼动实验:
  研究一从词汇加工水平考察聋生在词汇识别过程中的副中央凹注意增强效应。首先,通过实验1比较三组被试(聋生组、阅读水平匹配组和生理年龄匹配组)在词汇识别中是否受到副中央凹分心刺激的影响以及干扰程度。结果发现,相比于健听控制组,聋生更容易受到副中央凹处分心刺激的干扰,其副中央凹干扰效应量更大。实验2包括一个行为实验(2a)和一个眼动实验(2b),主要考察聋生获取副中央凹处启动字正字法信息的启动效应;实验2b则进一步采用呈现随眼动变化的中央凹掩蔽范式(the gaze-contingent foveal masking paradigm,Calvo&Castillo,2009)以避免被试产生对副中央凹处信息的外显注意(注视),更为严格地控制被试的眼跳行为。两项分实验结果均表明,在相同的启动时间内,聋生能够获得了更大的副中央凹启动效应量。实验3则进一步比较在无副中央凹信息的条件下,聋生词汇识别中的中央凹加工效率。结果发现,三组被试在中央凹处获得的启动效应量相近,即三者的中央凹加工效率相同。
  因此,综合研究一的结果,证实了聋人读者在词汇加工中表现出了“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即副中央凹的加工效率增强使其中央凹加工受到阻碍;在无副中央凹加工负荷的情况下,其中央凹加工与健听读者相当。
  研究二从句子加工水平考察聋生在自然句子阅读过程中的副中央凹注意增强效应。分别通过实验4和实验5比较三组被试在句子阅读中副中央凹与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编码速度,从阅读过程眼动特征的时间维度上来探究聋生阅读加工与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之间的关系。实验4通过采用消失文本范式操纵副中央凹处词N+1的呈现时间(40ms或正常呈现)。结果发现,整体分析上,只有阅读能力匹配组在副中央凹词N+1短暂呈现时,其总体阅读效率受到显著影响,而聋生组和生理年龄匹配组几乎未受到影响;局部分析上,所有被试在两种文本呈现条件下的词频效应均显著,即短暂的文本呈现时间能够满足读者对词N+1的词汇识别。实验4结果表明,与健听控制组相比,聋人读者在总阅读效率上表现出快速编码副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加工效率高于其阅读能力匹配组,且与其生理年龄匹配组相近。
  实验5则操纵中央凹处词N的呈现时间(40ms或正常呈现)。结果发现,整体分析上,只有聋生组在中央凹词N短暂呈现时,其总体阅读效率受到显著影响,而健听控制组则几乎未受到影响;局部分析上,在凝视时间上发现,只有聋生在消失条件下的词频效应不显著,这表明短暂呈现的文本信息阻碍了聋生在早期加工中获取词N的词汇信息,其早期词汇通达受到了消失文本操作的影响。实验5结果表明,与健听控制组相比,在短暂的文本呈现时间下,聋生的总体阅读效率受到影响,且对目标词早期的词汇通达亦受到阻碍。
  因此,综合实验4和实验5的研究结果,研究二主要发现了聋人读者在对副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视觉加工效率上获得增强,而在对中央凹处文本信息的视觉加工效率上受到阻碍。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在伴有副中央凹无关文本信息时,相比于健听控制组,聋生对中央凹处词汇进行判断受到的干扰更大。(2)在快速获取副中央凹处字形相似的文本信息上,聋生表现出更高的副中央凹加工效率;且这并不是由于聋生能够更快地做出朝向眼跳而发生的。(3)在排除副中央凹加工的情况下,聋生的中央凹词汇判断成绩与健听读者相近。(4)在句子阅读中,当注视点右侧副中央凹处双字词短暂呈现(40ms)时,能够满足聋生的词汇通达和阅读加工,而对其阅读能力匹配组造成加工困难。(5)当中央凹注视词短暂呈现(40ms)时,能够满足健听读者的词汇通达和阅读加工,而对于聋生的词汇通达和总体阅读效率均有影响。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无论在单独的词汇加工水平还是自然句子的阅读加工中,均发现了聋人读者阅读中的副中央凹视觉注意增强效应。
[硕士论文] 杨婷
应用心理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通过对志愿者胜任力、自我和谐、自我分化及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了解志愿者志愿者胜任力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志愿者的胜任力水平、自我和谐水平、自我分化程度及生活满意度水平四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胜任力冰山模型设计出符合志愿者切实需求的胜任力培训方案并探讨胜任力培训的效果。
  方法:
  1.调查研究:选用自编的志愿者胜任力问卷、自我和谐量表(SCCS)、自我分化量表(DSI-R)和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对山西省500名志愿者进行调查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晋中义工协会及山西大学城公益联盟等多家志愿者协会或社团进行问卷调查,初步了解志愿者的胜任力程度,以及相关心理学指标的现状。
  2.干预研究: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择胜任力得分低于调查人群27%的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明确培训内容及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本研究。将招募的志愿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进行志愿者胜任力相关内容的讲授培训;对照组不进行干预。比较两组不同时间点前测、即时后测中胜任力问卷,以及相关心理学指标的差异。探讨胜任力培训对志愿者胜任力以及相关指标的影响。
  结果:
  1.调查研究
  (1)志愿者胜任力的知识得分为14.55±3.19,技能得分为20.86±4.21,特质得分为7.21±1.80,自我概念得分为14.17±2.46,胜任力总分得分为72.30±7.95。
  (2)不同性别的志愿者在动机(t=-4.828,p<0.001)、特质(t=-2.086, p<0.05)、自我概念(t=-2.625, p<0.01)和胜任力总分(t=-2.621,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在知识(F=2.664,p<0.05)、技能(F=5.662,p<0.001)、动机(F=2.592, p<0.05)、自我概念(F=5.265,p<0.001)和胜任力总分(F=2.062,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志愿者在胜任力自我概念维度(F=9.550,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有无宗教信仰的志愿者在胜任力总分及各维度上无显著差异(p>0.05);志愿者管理者在特质(t=-3.673,p<0.001)、自我概念(t=-2.168,p<0.05)和胜任力总分(t=-2.019,p<0.05)上要显著高于普通志愿者;不同累计服务时长的志愿者在胜任力的知识(F=12.643,p<0.001)、技能(F=2.643,p<0.05)、特质(F=8.542, p<0.001)、自我概念(F=6.923,p<0.001)和胜任力总分(F=5.085,p<0.001)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3)相关分析发现胜任力与自我和谐显著负相关(r=-0.342,p<0.01);胜任力与自我分化(r=0.310,p<0.01)、生活满意度(r=0.328,p<0.01)显著正相关;自我和谐与自我分化(r=-0.520,p<0.01)、生活满意度(r=-0.213,p<0.01)显著负相关;自我分化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0.207,p<0.01)。
  (4)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自我和谐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担任角色、累计服务时长和胜任力总分。影响自我分化的主要因素有性别、累计服务时长和胜任力总分。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年龄、家庭所在地、宗教信仰、担任角色和胜任力总分。
  (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志愿者人口学变量、胜任力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后,自我和谐、自我分化仍然对生活满意度有预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自我和谐、自我分化在胜任力和生活满意度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分别是11.91%、11.13%。
  2.干预研究
  (1)胜任力培训后,干预组志愿者胜任力在知识(p<0.01)、自我概念(p<0.01)及胜任力总分(p<0.05)上显著提高。
  (2)胜任力培训后,干预组志愿者的自我和谐水平(p<0.001)显著下降,自我分化(p<0.05)、生活满意度(p<0.01)显著提高。
  结论:
  (1)志愿者胜任力接近平均水平,且志愿者的性别、年龄、担任角色、累计服务时长是影响志愿者胜任力的重要人口学因素;
  (2)胜任力是自我和谐、自我分化以及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能够正向预测自我和谐、自我分化和生活满意度;
  (3)自我和谐、自我分化在胜任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分别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4)胜任力培训对于提高志愿者的胜任力水平、自我和谐水平、自我分化程度、生活满意度水平有一定成效。
[硕士论文] 冯娅惠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处于精神卫生事业日益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越来越关注在精神科从事医疗和护理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潜在风险的职业,伴随着行业的逐步发展,精神科医护人员所处的工作环境较以往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精神卫生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探讨精神科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现状是有必要的。家庭是人生的基础,工作是人实现其价值的平台,两者都十分重要。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心理资源,它不仅能够促进个人成长,而且可以帮助提升工作业绩和效率。本次研究试图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以期进一步丰富关于职业倦怠方面的研究,也希望能够为寻找有效缓解职业倦怠的途径,使精神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保持在可观的状态,保障其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本研究共使用了三个心理问卷,包括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心理资本问卷(PCQ-24)和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MBI-GS),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为: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作用检验。通过运用以上提及的方法对精神科医护人员的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心理资本状况、职业倦怠状况、三个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以及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省五所精神卫生机构的400名精神科医护人员,测验时采取了无记名的方式,一共收回问卷400份,经筛选保留的有效问卷为366份,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上说,研究对象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较低,其中工作指向家庭冲突程度稍高;
  第二、研究对象的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在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婚姻状况、生育状况、聘用形式、月收入方面存在差异;
  第三、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
  第四、研究对象的心理资本状况在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岗位、医院级别方面存在差异;
  第五、研究对象的职业倦怠总体上处于低度倦怠状态,其中,情绪衰竭维度处于中度倦怠状态;
  第六、研究对象的职业倦怠状况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月收入、医院级别方面存在差异;
  第七、研究对象的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资本、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均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
  第八、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能够正向预测职业倦怠程度,心理资本水平能够负向预测职业倦怠程度;
  第九、心理资本在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硕士论文] 赵晨光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虚拟世界里人类的行为规律,以及线上人际互动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虚拟的社交环境中,人们将化身视作现实自我在虚拟世界里的延伸,通过控制化身线索达成印象管理的目的,进行线上人际互动。个体的特质、爱好等将影响其化身的选择,反之,在虚拟世界里的个体也会观察化身线索,表现出符合这些线索的态度和行为。这一现象被称为虚拟世界中的普罗透斯效应。有研究发现,个体操控化身并长期沉浸于特定的虚拟情境中,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线下行为。近年来,关于化身的研究多集中在自我认同的领域,缺乏对利他等领域的深入探讨。
  因此,本研究从利他领域出发,研究化身在虚拟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做出对别人有好处,而对自己没有明显益处的自觉自愿行为。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包括求助者的个人特质和外界环境等。在线上人际互动中,个体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结合普罗透斯效应的相关理论,在研究虚拟世界里个体的利他倾向性时应当考虑化身线索的重要作用。此外,情境对利他行为的发生也至关重要,而具有高度真实感和沉浸感的虚拟情境则给利他行为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场所,光明/黑暗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的差异有可能延伸到线上。
  本研究招募男女被试共60名,通过E-prime2.0编制实验程序,模拟虚拟情境。本研究一共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采取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化身线索,包括高利他化身和低利他化身;实验二采取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化身线索、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光照强度为被试内变量。主要研究目的在于:第一,研究在虚拟世界里,操控高利他化身的被试是否比操控低利他化身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性;第二,在实验一的研究基础上,研究在不同光照强度的虚拟世界里,光照强度、性别及化身线索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光照强度的主效应是否显著;第三,研究相同性别的被试在不同光照强度的虚拟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1)在网络虚拟情境中,使用高利他倾向化身的被试和使用低利他倾向化身的被试在利他倾向性上无显著差异,表明化身线索并不能单一影响被试在虚拟情境中的利他倾向性;(2)在网络虚拟情境中,光照强度的主效应非常显著;(3)光照强度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男性被试在黑暗情境中会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性,而女性被试在光明情境下则会表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性。光照强度同性别、化身线索之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硕士论文] 张孟乾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眼控交互逐渐成为未来人机交互发展的趋势。为了提高基于注视点停留方式的眼控交互可用性,先前研究在停留时间和反馈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是推荐的预设停留时间并不一致。并且先前研究只是在单一停留时间设置的不同反馈方式上进行探究,所以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停留时间设置。
  基于先前的不足,本研究对最优停留时间的选取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探讨两种反馈设置(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对眼控打字的影响。本文分为两个研究。研究一基于先前的文献和预实验,得出适当的停留时间长度、视听觉反馈条件和适合汉语文本打字的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眼控打字可用性测试。在该可用性测试中通过综合各种客观评定指标得出基于绩效的最佳停留时间,并比较两类反馈条件对眼控打字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被试在日常打字环境下眼控打字的主观感受。研究二通过综合各种主观评定指标得出基于用户体验的最佳停留时间,并在主观评定指标的框架下进一步比较两类反馈条件对眼控打字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发现:(1)无论从客观绩效指标还是从主观体验指标都得出,视听觉结合的反馈方式要优于视觉反馈方式,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降低被试的打字认知负荷所致。(2)单独从客观绩效指标得出的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的最佳停留时间分别为600ms和400ms。(3)单独从主观体验指标得出的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的最佳停留时间分别为600ms-800ms和600ms。(4)综合主客观指标得出的视觉反馈和视听觉结合反馈的最佳停留时间都为600ms。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两个不同反馈条件分别选出相应最优的停留时间,为今后的眼控产品在不同条件的停留时间设定提供相应的参考。并且本研究对两种反馈条件下的绩效和主观操作体验之间的差异进行探讨,进一步对眼控打字中的反馈方式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硕士论文] 王静
应用心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本文意在研究心理应激条件下人格特质和情绪调节方式对被试心率变异性的影响,进而探索心理应激条件下机体自主神经活动的特异性,丰富心理应激的生理心理反应机制研究,为人们更好地应对应激情境以及处理由应激情境诱发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提供依据。
  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的方式,在河北省某高校公共课、图书馆、自习室等地发放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筛选出不同人格特质的被试并邀请相应被试到生理实验室,选择公众演讲作为心理性应激源,人格特质、情绪调节方式为被试间变量,任务阶段为被试内变量,测量应激条件下不同组别被试的低频功率LF、高频功率HF、低频高频比LF/HF、状态焦虑等生理心理指标。所有实验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处理。统计方法为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和Kruskal-Waills检验。
  结果:
  (1)被试总体基线期的SAI得分显著低于应激期;被试总体不同任务阶段的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被试总体不同任务阶段的HF差异显著(基线期>恢复期>应激期);被试总体不同任务阶段的LF/H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
  (2)不同组别被试的基线期SAI得分显著低于应激期的SAI得分。相同人格特质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均显著。两两比较发现,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LF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应激期>基线期);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显著(基线期>应激期;恢复期>应激期);内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不显著;表达抑制组被试LF在不同任务阶段差异显著(应激期>基线期;恢复期>基线期);控制组被试LF在不同任务阶段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认知重评组被试LF在不同任务阶段差异显著(应激期>恢复期>基线期);认知重评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不显著;控制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显著(基线期>恢复期>应激期);表达抑制组被试不同任务阶段HF差异显著(基线期>恢复期>应激期)。
  (3)在基线期,不同组别被试的SAI得分、LF、HF、LF/HF之间差异不显著。在应激期,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的LF显著高于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的HF显著高于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的LF/HF显著高于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在应激期,不同情绪调节组被试的各指标之间差异不显著。在恢复期,不同组别被试的LF、HF、LF/HF差异均不显著。
  结论:
  (1)应激任务较好地诱发了被试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应激任务是有效的。心理应激条件下被试总体的LF升高,HF降低,自主神经模式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迷走神经抑制,交感-迷走神经平衡性下降。
  (2)心理应激条件下,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比之外向、神经质高分组和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有较强的交感神经反应性;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被试较之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有较强的交感神经反应恢复性;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比内向、神经质高分组被试有更强的迷走神经撤出反应。
  (3)心理应激条件下,表达抑制组相比于认知重评组交感神经反应恢复性增强,迷走神经撤出反应性增强。
  (4)心理应激条件下,外向、神经质高分组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迷走神经抑制的经典拮抗模式;内向、神经质高分组在表达抑制条件下虽然交感神经反应性强,同时迷走神经调节能力也增强。外向、神经质低分组表现为单独的交感神经激活的模式,表现出生理反应恢复性上的优势。
[硕士论文] 朱胜强
应用心理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1、了解志愿者志愿动机、组织承诺、志愿行为的现状,探索影响志愿者志愿动机的因素;进一步考察志愿动机与组织承诺和志愿行为的内部机制。
  2、考察志愿者志愿动机的特点,并建构志愿动机的特点模型。方法:
  1、使用《志愿动机问卷》、《组织承诺问卷》、《志愿者行为问卷》,对山西省太原市的各类志愿者进行实测,一共有380位随机选取的志愿者参与了本次调查。通过调查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志愿者志愿动机的现状,研究志愿动机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考察志愿动机与组织承诺和志愿行为的内部机制;
  2、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依据扎根理论,通过对9名优秀志愿者的访谈,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对编码结果进行归类一致性检验,分析编码信度,最终建构出志愿者动机特点模型。
  结果:
  1、量性研究结果
  (1)本研究中所用到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在0.635~0.916之间,志愿者志愿动机得分为164.967±21.714,处于中上等水平;
  (2)志愿者的志愿动机总分在性别(t=-1.471,p>0.05),婚姻状况(F=2.140, p>0.05),文化程度(F=1.550,p>0.05)上差异不显著;在年龄(F=3.500,p<0.01),家庭住址(F=12.877,p<0.001),组织中的身份(F=-2.289,p<0.05),服务年限(F=4.335,p<0.01),年均服务次数(F=7.976,p<0.001)上差异显著;
  (3)志愿者组织承诺总分得分为51.058±6.09,志愿者志愿行为总分得分为22.808±4.674。相关分析显示,志愿动机总分和组织承诺总分(r=0.229,p<0.01)、志愿行为总分(r=0.284,p<0.01)呈显著性正相关。
  (4)回归分析显示,影响组织承诺的因素依次有:性别,婚姻状况,组织中的身份,年均服务次数,志愿动机总分;它们能够解释组织承诺18.7%的变异。影响志愿行为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组织中的身份,服务时间,年均服务次数,志愿动机总分;它们能够解释志愿行为22.8%的变异。
  (5)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组织承诺在志愿者动机和志愿者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7.63%。
  2、质性研究结果
  两编码人员的归类一致性系数的范围为0.605~0.869;编码信度系数范围为0.548~0.635。建构出志愿者志愿动机特点模型得到三级编码4个,分别是:价值提升(道德情感获得和能力施展)、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人际发展)、亲社会情感(使命感和情感表达)和社会驱力(制度力量、人际力量和组织力量)。
  结论:
  1、志愿者志愿动机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这一动机与志愿者年龄,家庭所在地,在志愿组织中的身份,服务年限,年均服务次数等关系密切;
  2、志愿者动机与其组织承诺和志愿行为相关,志愿者动机能在在不同程度上正向预测组织承诺和志愿者行为;
  3、组织承诺在志愿者动机和志愿者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志愿者动机可以归纳为在社会驱力影响下,通过志愿服务行为实现价值提升与自我完善,并表达亲社会情感的心理倾向性。
[硕士论文] 张健
应用心理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本研究通过三个平行的行为学实验研究,分别探讨阳性阴性症状、面孔表情呈现方式、当前情绪状态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孔表情类别知觉的关系,从而发现影响患者面孔表情类别知觉的因素,丰富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认知方面的理论。从而为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提供实证研究资料,以期进一步在干预患者的面孔表情类别知觉方面打好基础。
  方法:
  (1)调查研究:在研究一中,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刻画了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般情况,用阳性阴性症状量表调查了患者的精神状况,并通过此量表将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从而比较不同组别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在面孔表情类别知觉上的差异。
  (2)实验研究:在三个研究中,均采用行为学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控制患者的阳性阴性高低分、面孔表情呈现方式和情绪诱发的性质,对患者和正常对照组的面孔表情界限及表情类别反应斜率进行比较,找出患者在面孔表情类别知觉上的差异。
  结果:
  (1)在阴性阳性症状与面孔表情类别知觉的关系研究中,阳性症状高、低分组与正常对照组,在面孔表情类别界限及反应斜率上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阴性症状高、低分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在面孔表情类别界限上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反应斜率上差异不显著,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
  (2)在面孔表情呈现方式对面孔表情类别知觉的影响研究中,两组在类别界限上的被试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140)=2.43, p=0.12,面孔表情呈现方式在类别界限上的主效应显著F(1.63,227.76)=99.26, p<0.001,被试类型与面孔表情呈现方式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227.76)=18.72, p<0.001;两组在反应斜率上的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1,140)=17.70, p<0.001,面孔表情呈现方式在反应斜率上的主效应显著 F(2,280)=7.20, p=0.001,被试类型与面孔表情呈现方式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280)=1.10, p=0.335。
  (3)在情绪诱发性质对面孔表情类别知觉的影响研究中,两组在类别界限上的被试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108)=2.35, p=0.128,情绪诱发性质在类别界限上的主效应显著F(1.50,162.14)=59.49, p<0.001,被试类型与情绪诱发性质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50,162.14)=36.33, p<0.001;两组在反应斜率上的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 F(1,108)=10.06, p=0.002,情绪诱发性质在反应斜率上的主效应显著F(2,216)=6.80, p=0.001,被试类型与情绪诱发性质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2,216)=2.90, p=0.057。
  结论:
  对于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其面孔表情类别知觉的实验研究具有以下结论:
  (1)阴性症状会影响患者的面孔表情类别知觉,主要影响表情类别界限。阴性症状越严重,患者越容易将模糊的表情分类为悲伤而非高兴。
  (2)面孔表情呈现方式会影响患者的面孔表情类别知觉。在类别界限方面,当观察完整面孔时,患者分类高兴、悲伤表情的面孔表情类别知觉与常人类似;当观察下半部分面孔时,患者容易将模糊的表情分类为高兴;当观察上半部分面孔时,患者容易将模糊的表情分类为悲伤。说明患者在面孔信息不完整的条件下,对模糊表情的分类具有明显的障碍。在反应斜率方面,在三种面孔表情呈现方式下,患者组的反应斜率均显著小于正常对照组,说明其对类别界限的敏感度比正常人差。且在观察上半部分面孔时反应斜率显著小于其他呈现方式下的反应斜率,患者对眼部的类别界限最不敏感。
  (3)情绪诱发性质更容易影响正常人的面孔表情类别知觉,对患者的面孔表情类别知觉影响相对较小。在类别界限方面,在中性和正性情绪诱发条件下,患者的类别界限类似于正常人;在负性情绪诱发条件下,患者更容易将模糊不清的面孔表情识别为具有高兴的表情。患者在三种情绪诱发条件下,类别界限均比较接近,而正常对照组均相互分离。在反应斜率方面,患者的反应斜率并不随情绪诱发性质的改变而改变。
[硕士论文] 张颖
应用心理学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群体决策是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决策,但是大多数时候单靠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难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群体决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种决策形式,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方式就是投票。除此而外,为了避免单个个体决策带来的不足,群体投票也会作为政治选举和竞赛评比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选择与决策方式。因此,学者对投票研究热度一直有增无减,各种研究成果包括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管理、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方面得到了重要的应用和并且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但是,自从投票理论研究诞生以来,各学派研究成果缤纷复杂,至今为止尚未对影响投票结果的因素形成统一的结论,相反,针对同一要素不同样本与研究方法的研究,有时会产生相反的结论,因此,究竟哪些因素对投票结果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依然是目前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在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讨论在不同评价标准下的专家评奖评优投票结果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是在探讨匿名与实名、追责方式、关系强度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及结果变化情况。根据文献总结与理论基础,采用模拟实验的方法以161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研究,实验数据结果分析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①在关于评优评奖的专家投票中,无论评价标准是否清晰,匿名与实名投票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与实名投票结果相比,匿名投票下个体投出更多的赞成票,但实名投票结果与效标结果的偏差显著小于匿名投票结果与效标结果的偏差。
  ②在评优评奖的专家投票中,追责方式对投票结果能够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是因情况而异的:在评价标准清晰的投票活动中,是否进行追责并不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评价标准模糊的投票活动中,是否进行追责则对实名投票结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不追责而言,设有追责机制的投票结果更加贴近效标结果。
  ③在评优评奖的专家投票中,当候选人与投票人之间存在“强关系”连接时,无论评价标准是否清晰,匿名投票下被试更加倾向于给“强关系”候选人投出更多的赞成票;实名投票下,与候选人关系强度则不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条完善投票机制的对策建议:第一,在评优评奖的专家投票中,且在能够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适当的引入实名投票的方式;第二,在评价标准模糊的专家评优评奖投票中,引入追责机制将会促进投票结果更为合理;第三,在专家评优评奖投票中,尽量设立标准化、客观的评价标准,避免灰色地带的产生;第四,避免暴露过多的候选人非相关资料以及选取关系较远的评委有助于提高投票结果的合理性。
[硕士论文] 刘乔丹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冲动性购买行为。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自我建构会对冲动性购买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在自我建构的基础上,引入情绪类型和广告诉求两个自变量。目的是讨论自我建构、情绪类型与广告诉求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
  本研究随机选择湖南师范大学212名大学生作为被试,通过两个双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采用情境模拟投射法研究和测量被试的冲动性购买水平。研究一通过使用指导语激发情境型自我建构,通过情绪图片和被试的回忆或想象进行情绪启动,探讨了自我建构与情绪类型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二也通过使用指导语激发被试的情境型自我建构,让被试阅读不同类型的广告诉求材料,探讨了自我建构与广告诉求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研究结果运用统计软件SPSS19.0进行分析,得出了具体结论。
  (1)自我建构对冲动性购买存在显著影响,即独立型自我建构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关联型自我建构消费者高。
  (2)自我建构与情绪类型对冲动性购买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即独立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消极情绪下高;关联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消极情绪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高。
  (3)自我建构与广告诉求对冲动性购买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即独立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理性广告诉求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感性广告诉求下高;关联型自我建构消费者在感性广告诉求下的冲动性购买水平比理性广告诉求下高。
  最后,探讨了本研究的局限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硕士论文] 朱欣灵
心理学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挫折感是个体在从事有目的的工作过程中,指向目标的行为受阻,导致其需求无法满足时所产生的负向情绪体验。研究表明,目前企业激励模式、激励内容、激励手段等难以充分满足员工需求造成员工挫折感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可能会严重影响员工的个人绩效,更可能导致组织绩效低下。在企业中,员工存在哪些激励挫折?在挫折情境下,员工会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员工激励挫折感对其应对方式有何影响?员工的挫折归因与其应对方式有何关联?基于这些疑问,本研究以员工激励挫折感、挫折归因、应对方式为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构建了员工激励挫折感、挫折归因和应对方式的理论维度,提出了员工激励挫折感、挫折归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假设,并通过问卷调查法、专家咨询法、访谈法、统计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企业员工激励挫折感的内容结构及现实特点、挫折归因的内容结构及现实特点、应对方式的内容结构及现实特点、以及员工激励挫折感、挫折归因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①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步骤所编制的问卷,经过统计验证表明具有较高信度与效度,可作为了解员工激励挫折心理及应对方式测量的基本工具之一。
  ②员工激励挫折感由组织激励挫折感、上司关爱挫折感、成长发展挫折感和岗位认同挫折感四大维度构成。总体看,员工激励挫折感处于中等水平,由高到低各维度依次排序为:组织激励挫折感、岗位认同挫折感、上司关爱挫折感、成长发展挫折感。差异分析发现,员工激励挫折感及各维度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位上存在显著差异。
  ③员工挫折归因由个人挫折归因、组织挫折归因和组织外环境挫折归因三大维度构成。总体看,员工面临挫折时通常会对挫折源持有一定看法和观念,由高到低各维度依次排序为:组织挫折归因、组织外环境挫折归因和个人挫折归因。差异分析发现,员工挫折归因各维度在性别、学历和单位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
  ④员工应对方式由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构成。总体看,员工面临应激刺激时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方式,且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主。差异分析发现,员工应对方式各维度在性别、年龄和学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⑤不同激励挫折情境下,员工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⑥员工激励挫折感各维度对应对方式各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挫折归因各维度对应对方式各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激励挫折感各维度对挫折归因各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
  ⑦员工挫折归因在激励挫折感对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中起着中介效应。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四条优化员工激励管理、发挥员工效能的针对性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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