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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元红艳
耳鼻咽喉科学 中国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研究探讨伴有耳后骨膜下脓肿的急性乳突炎儿童之临床特征及诊治效果,为该疾病的规范化诊疗提供参考和依据。
  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耳鼻咽喉科2010年5月-2016年6月期间收治的33例儿童急性乳突炎伴耳后骨膜下脓肿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治疗方式不同,分为抗炎治疗组和抗炎联合手术治疗组,探讨其临床特征,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年龄:33例急性乳突炎伴耳后骨膜下脓肿患者,年龄3月-10岁,平均年龄43.67±31.28月,3岁及以下25例(占76%)。年龄在两治疗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6),>3岁与≤3岁患儿在两治疗组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13)。耳后红肿至我院就诊的时间间隔在两种治疗方法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细菌培养:33例中23例(占70%)行脓液细菌培养,15例培养出细菌,肺炎链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占12例(占80%)。治疗效果:33例患者均达到临床治愈,随访5月-6年,所有患者均无复发及听力下降。
  结论:急性乳突炎伴耳后骨膜下脓肿好发于1岁-3岁,儿童急性化脓性中耳炎治疗无效要警惕急性乳突炎,应尽早行颞骨CT检查。对并发耳后骨膜下脓肿患者应尽早取脓液标本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指导治疗,及时、足量、有效的抗生素治疗,可使部分患者好转。病情变化要及时复查颞骨CT,CT对该疾病的治疗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鼓膜切开/置管可能是该疾病早期有效的治疗手段,单纯乳突切开术是目前治疗耳后骨膜下脓肿的最有效手段。
[硕士论文] 孙汗清
中医儿科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通过对过敏性疾病患儿进行体质辨识,探讨儿童过敏性疾病体质分布特点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治疗儿童过敏性疾病的科研及临床诊治工作提供思路及参考,并为运用中医体质早期预防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于2016年5月-2017年2月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门诊就诊的过敏性疾病小儿进行体质问卷调查,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7.0统计包创建数据库及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计算构成比及率,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精确概率法。
  结果:
  1.本研究共调查过敏性疾病患儿140人,其中鼻炎49例(35.0%),湿疹41例(29.3%),哮喘32例(22.9%),同患过敏性鼻炎和湿疹者11例(7.9%),同患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者5例(3.6%),同患湿疹和支气管哮喘者2例(1.4%)。
  2.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平和质10例(7.1%),偏颇体质130例(92.9%)。偏颇体质中,按频数高低,依次是气虚质(39例)、痰湿质(31例)、湿热质(20例)、阳虚质(19例)、阴虚质(17例)、气郁质(4例)。
  3.中医体质类型在过敏性鼻炎、湿疹、支气管哮喘中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过敏性鼻炎中气虚质19例(29.2%),阴虚质占15例(23.1%);湿疹中痰湿质16例(29.6%),湿热质15例(27.8%);支气管哮喘中气虚质占14例(35.9%),痰湿质11例(28.2%)。
  4.中医体质类型在性别、过敏性家族史、饮食习惯、性格特点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各年龄段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患儿气虚质29例(34.5%),女性患儿痰湿质19例(33.9%)。有过敏性家族史者气虚质(26.2%)、阳虚质(21.4)多见,无过敏性家族史者气虚质(28.6)、痰湿质(25.5)多见。痰湿质的患儿性格内向安静比例相对较高;湿热质、阴虚质患儿性格开朗好动者比例相对高;素食清淡者气虚质较多见,饮食肥甘厚腻者痰湿质较多见。
  结论:
  1.过敏性疾病患儿具有明显体质倾向性,体质分型以偏颇质为主,主要体质类型为气虚质、痰湿质、湿热质、阳虚质、阴虚质。
  2.不同的过敏性疾病具有不同体质倾向。过敏性鼻炎患儿气虚质、阴虚质较多见;湿疹患儿痰湿质、湿热质较多见;支气管哮喘患儿气虚质、痰湿质较多见。
  3.过敏性疾病患儿中医体质类型在性别、年龄、过敏性家族史、饮食习惯、性格特点的分布存在差异,说明体质一方面受先天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受后天因素的影响具有可调性。
  4.中医体质学在儿童过敏性疾病中的应用:一方面为未病先防,纠正偏颇体质,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一方面既病防变,将辨病与辨体相结合,先安未受邪之地,谨守“脾虚为本”这一核心病机,以运脾为要,不妄用苦寒、攻伐之品也。
[硕士论文] 李娟
小儿外科 遵义医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探讨mTOR信号通路在血管瘤消长中的作用,为临床以PI3K/AKT/mTOR信号通路及AMPK/mTOR信号通路为靶点治疗婴幼儿血管瘤提供实验参考。
  方法:
  1.收集我院2008-2015年间存档的术前均未做任何辅助性治疗且病理诊断为小儿毛细血管瘤的病理标本50例,结合Mulliken分类法与Ki-67表达情况将标本进行分类和分期,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并比较AMPK及mTOR在血管瘤增生期和消退期中的表达情况。
  2.手术切取婴幼儿增生期血管瘤组织,采用组织块法分离培养血管瘤血管内皮细胞,待单层细胞铺满培养瓶底75%以上后,去掉组织块,将细胞消化后予以传代培养。取第四代细胞予以第Ⅷ凝血因子相关抗原鉴定。
  3.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运用无血清培养液同步化孵育24h,对照组加入完全培养基4mL、二甲双胍组加入含20mmol/L二甲双胍的培养液4mL、NVP-BEZ235组加入含0.5μmol/LNVP-BEZ235的培养液4ml、联合组加入含二甲双胍与NVP-BEZ235的培养液(培养液中二甲双胍终浓度为20mmol/L,NVP-BEZ235终浓度为0.5μmol/L)4ml,孵育24h后,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Western blot法检测血管瘤血管内皮细胞中AMPK、mTOR及p70s6k表达情况,比较各组AMPK、mTOR及p70s6k表达差异,分析血管瘤血管内皮胞凋亡与mTOR信号通路的关系。
  结果:
  1.24例增生期血管瘤AMPK、mTOR的积分光密度分别为33.94±12.78,182.43±47.10;26例退化期血管瘤AMPK、mTOR的积分光密度分别为85.87±19.53,47.22±44.52。增生期血管瘤AMPK的积分光密度明显低于消退期,差异有显著性(t=11.02,P<0.01);增生期血管瘤mTOR的积分光密度明显高于消退期,差异有显著性(t=10.44,P<0.01);AMPK与mTOR的表达呈负相关关系(r=-0.78,P<0.01)。
  2.血管瘤血管内皮细胞体外培养过程中,第一周见少量梭形细胞从细胞岛边缘爬出,第二周见细胞数量逐渐增加,且围绕细胞岛向周围呈放射状生长,第三周细胞开始不均匀分布生长,第四周见细胞铺满培养瓶底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见单个细胞呈梭形或不规则多边形,细胞聚集处呈铺路石样或管形排列。第Ⅷ凝血因子相关抗原呈阳性表达。
  3.细胞总凋亡率:对照组为1.45±0.27,二甲双胍组为11.98±1.00,NVP-BEZ235组为16.12±1.88,联合组为25.96±0.96;二甲双胍组、NVP-BEZ235组、联合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17.30、13.13、42.49,P<0.01)。联合组与二甲双胍组、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3.90、8.17,P<0.01)。二甲双胍组与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18.53,P<0.01)。
  4.AMPK表达情况:对照组为0.43±0.23,二甲双胍组为3.97±0.40,NVP-BEZ235组为0.55±0.23,联合组为3.99±1.10;二甲双胍组、联合组与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13.32、5.49,P<0.01);二甲双胍组与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12.91,P<0.01);联合组与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5.3,P<0.01);NVP-BEZ235组与对照组比较,联合组与二甲双胍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66、0.03,P>0.05)。
  5.mTOR表达情况:对照组为6.35±1.81,二甲双胍组为2.47±0.69,NVP-BEZ235组为1.46±0.27,联合组为0.40±0.21;二甲双胍组、NVP-BEZ235组及联合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7、-4.63、-5.66,P<0.05);联合组与二甲双胍组、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99、-5.35,P<0.05);二甲双胍组与NVP-BEZ235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37,P>0.05)。
  6.p70S6K表达情况:对照组为0.65±0.22,二甲双胍组为2.49±0.19, NVP-BEZ235组为3.98±0.55,联合组为13.95±1.16;二甲双胍组、NVP-BEZ235组、联合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11、9.78、19.54,P<0.01);联合组与二甲双胍组、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t=16.9、13.46,P<0.01);二甲双胍组与NVP-BEZ235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45,P<0.05)。
  结论:
  1.AMPK在血管瘤消退期表达高于增生期,mTOR在消退期表达低于增生期。
  2.激活AMPK或抑制PI3K均可使mTOR信号通路受抑,诱导体外培养血管瘤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尤以同时激活AMPK和抑制PI3K时效果最为明显。
[硕士论文] 张成惠
儿科学 中国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言语语言障碍包括言语障碍(speech disorder)和语言障碍(languagedisorder)。功能性构音障碍(functional articulation disorder, FAD)是儿童期最常见的言语障碍,其病因尚不明确。FAD患儿常常因语音不清造成人际交往困难和一系列行为及情绪问题。学龄期FAD儿童可能存在学习困难尤其是阅读困难,因学习成绩较差导致学历普遍偏低,成年后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工作机会,从而导致成人期患者社会地位偏低、生活质量差。语言障碍包括语言发育迟缓、失语症。其中,特殊性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SLI)又称发育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language disorder, DLD),属于语言发育迟缓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指单纯性语言功能发育迟缓,除语言障碍外其他各方面的发育均正常,并且不存在引起语言发育异常的一般因素,如听力问题、智力低下、孤独症等。研究发现SLI患儿行为问题发生率为62.9%,男童以攻击、社会退缩为主,女童以社交退缩、抑郁为主。
  维生素D是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神经甾体激素,近些年研究发现,维生素D不仅参与调节体内钙、磷代谢,还参与影响内分泌、心血管、机体免疫及神经精神系统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目前,国外相关临床研究发现母孕期维生素D不足和子代的语言问题有重要的关系,在母孕期补充维生素D可以减少与子代语言问题相关的危险因素。儿童自身维生素D水平与语言发育及言语语言障碍的关系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FAD、SLI儿童分别进行25羟基维生素D水平的检测,探讨维生素D水平与FAD和SLI的关系并为其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对象及方法:
  选取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首次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发育儿科符合特殊性语言障碍(SLI)诊断的24~44个月儿童36例为语言障碍病例组,选择同时期以健康体检为主诉就诊于我科的同年龄组儿童46例为对照组1,采用Gesell智力量表进行智力测试。
  选取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首次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发育儿科符合功能性构音障碍(FAD)诊断的4~6.8岁儿童78例为言语障碍病例组,选择同时期以健康体检为主诉就诊于我科的同年龄组儿童71例为对照组2。采用中国韦氏幼儿智力量表(C-WYCSI)进行智力评估,IQ<85者不纳入研究;采用图片词汇测试(PPVT)进行语言发育水平评估,语言发育未达到4岁水平者不纳入研究。语言发育迟缓的诊断以PPVT<85分为标准。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所有入组儿童血清25羟基维生素D水平进行检测,分别比较两组儿童血清25羟基维生素D浓度的差异。
  结果:
  1、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25.39±9.89) 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25羟基维生素D浓度(30.81±11.65) ng/mL(P<0.05);中重度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23.05±9.13) ng/mL显著低于轻度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29.14±10.04) ng/mL(P<0.05);合并语言发育迟缓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26.17±9.95)ng/mL与单纯FAD组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24.66±9.90)ng/mL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2、SLI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32.41±14.08) ng/mL显著低于对照组25羟基维生素D浓度(38.25±10.50) ng/mL(P<0.05); SLI组患儿维生素D低水平发生率(56%)明显高于对照组(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FAD儿童在操作商、语言商及总智商得分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SLI儿童在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和个人-社会四个功能区得分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LI儿童适应性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性(P>0.05);
  4、FAD儿童语言商得分与操作商和总智商得分呈现显著正相关(P<0.05);SLI儿童语言功能区得分与大运动、精细动作、适应性和个人社会四个功能区呈现显著正相关(P<0.05)。
  结论:
  1、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儿童,提示低25羟基维生素D浓度可能是FAD的危险因素之一;中重度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显著低于轻度FAD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提示25羟基维生素D浓度高低可能会影响FAD的严重程度;
  2、SLI儿童25羟基维生素D浓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儿童, SLI儿童25羟基维生素D低水平发生率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性,均提示低25羟基维生素D浓度可能是儿童患有SLI的危险因素之一;
  3、FAD儿童在操作商、语言商及总智商得分均低于对照组,SLI儿童在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和个人-社会四个功能区得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言语语言障碍儿童不仅存在语言发育落后,还可能合并其它功能区的发育落后。
[硕士论文] 王倩
病原生物学 河北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MP)是引起小儿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MP感染除引发呼吸系统炎症外,还几乎可以累及人体其他全部器官。神经系统侵害是MP所导致肺外疾病中常见的类型之一。脑炎是MP感染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表现中最为常见的一种[1]。目前,对于儿童罹患肺炎支原体脑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encephalitis,MPIE)的诊断尚没有明确标准,治疗也有很多争议。
  目前MP感染的检测方法包括脑脊液(cerbrospinal fluid,CSF) PCR、脑脊液病原体的培养、血清特异性IgM和IgG抗体测定等方法。血清抗体检测虽方便易行,但仅抗体阳性不能确诊,只能作为疑似病例。PCR和病原体培养可以作为确诊MPIE的金标准,但两种方法都存在着阳性率极低的缺点。对于那些有脑炎症状而金标准检测阴性的患者如何确诊,是临床诊断中的难题,急需找到敏感可行的检测手段,提高检出率,确定病因,辅助治疗。
  由于实验技术手段的日益成熟,传统的PCR技术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由此而诞生的多重PCR(multiplex PCR)是在同一个PCR反应体系中加上两对或更多对的引物,并能同时扩增出相应多个核酸片段的PCR反应。而GeXP多重 RT-PCR(GeXP mRT-PCR)即为此原理。本研究预利用此方法诊断肺炎支原体脑炎,并与传统的PCR法进行比较,分析GeXP多重RT-PCR在诊断肺炎支原体脑炎中的敏感性。
  方法:
  1、资料收集: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病区收治的,初次入院的患儿100例(年龄32日-10岁,男女比例51:49),以发热伴头痛为首发症状,有嗜睡,萎靡,呕吐症状,后继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的疑似脑炎的患儿,每位患儿在入院第一日或第二日采集1份脑脊液,1份静脉血。
  2、指标检测:对采集的100份疑似脑炎患者的脑脊液进行病原体筛查。
  (1)对所有标本进行常规脑脊液细菌培养,培养阳性的标本可确诊细菌感染性脑炎。
  (2)排除常见细菌性脑炎的剩余标本进行脑脊液抗酸染色检查,抗酸阳性的标本可确诊结核性脑膜炎。
  (3)还未确诊的标本进行脑脊液行普通涂片染色检查,检测新型隐球菌在内的微生物,排除其他微生物感染所致脑炎。
  (4)细菌检测阴性的标本进行病毒学检测:GeXP多重RT-PCR法设计有甲型流感病毒等多种病毒引物(见表-1),排除病毒性脑炎的病例。同时亦进行EBV血清IgM抗体检测与脑脊液EBV DNA检测。
  (5)对以上检测全部阴性的标本进行支原体检测。首先采用被动颗粒凝集法进行血清中的肺炎支原体IgM检测,筛查出血清抗体阳性的疑似支原体脑炎患者,再对该病人的脑脊液分别采用GeXP多重RT-PCR和普通PCR法检测,并对比分析检测结果,探寻检测支原体感染性脑炎的敏感方法。
  (6)对所有标本进行脑脊液生化检查(项目包括脑脊液葡萄糖含量测定、脑脊液蛋白含量测定、脑脊液氯离子含量测定、脑脊液腺苷脱氨酶测定,其中葡萄糖和蛋白质含量作为主要参考指标)、脑脊液细胞学常规检查,综合上述检测结果,作出最后的病原学诊断。
  (7)最后测定的肺炎支原体阳性标本,进一步DNA测序鉴定。
  3、分析的指标:(1)GeXP多重RT-PCR检测法:标本最终经过毛细管电泳呈现图形显示,肺炎支原体阳性结果中除3个内参峰,在核酸片段大小为216.8nt处出现特异的MP阳性峰。
  (2)抗体颗粒凝集法结果显示为(+++)时为阳性,显示(-),(+),(++)时均为阴性。
  (3)对两方法实验结果综合患者各项临床指标和脑脊液实验室检查结果,最后确诊是否为肺炎支原体脑炎,并比较检出率差异。
  4、统计分析:采用配对资料χ2检验查验阳性率有无差异,检验水准α=0.05。
  结果:
  1、细菌学检测结果:大肠埃希菌阳性1例,肺炎克雷伯菌阳性1例,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2例,表皮葡萄球菌阳性1例,人葡萄球菌阳性2例,肺炎链球菌阳性7例,结核分支杆菌阳性4例,白色念珠菌阳性2例(见表-2)。细菌性脑炎合计18例,真菌性脑炎2例。
  2、病毒学检测结果:排除上述病原体检测阳性标本20例后,尚未确诊的80例标本进行EBV检测:结果显示EBV IgM抗体和脑脊液EBV DNA均为阳性的标本共2例(见表-3)。
  3、经上述检测后,尚剩余78例标本未确诊,进行支原体检测:采集的血清经抗体颗粒凝集法检测,19例血清支原体IgM阳性,视为可疑支原体脑炎病例。随后将19例可疑脑脊液标本经GeXP多重RT-PCR分析系统检测,得到8例阳性标本,阳性率为42%。而普通PCR法仅测出2例阳性结果。经x2检验,P<0.05,两种检测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GeXP多重RT-PCR法优于普通PCR法(见表-4)。
  4、最后检测得到的8例阳性标本,由于两种PCR结果不一致,故而将PCR产物送生物公司测序检测,结果证明这8例均为肺炎支原体阳性结果(见附图2)。
  结论:
  1、 GeXP多重RT-PCR法在检测脑脊液肺炎支原体时优于传统的PCR法;并可同时排除其他病毒感染。
  2、 GeXP多重RT-PCR检测法在检测小儿肺炎支原体方面具有高准确性,高灵敏度,特异性强且高效等明显优势,对临床医生快速准确的诊断肺炎支原体脑炎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为肺炎支原体脑炎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实验室诊断依据。
[硕士论文] 张延红
儿科学 西南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对泼尼松龙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婴儿痉挛症(Infantile spasms, IS)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评价,以探讨泼尼松龙是否能够替代ACTH治疗IS以及泼尼松龙治疗IS的最佳治疗方案。
  方法:通过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Medline、Embase英文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万方中文数据库,收集泼尼松龙与ACTH、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 IS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时间至2016年12月。不限制语言。根据研究目的,制定纳入、排除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文献的筛选。由两名系统评价员按照标准,独立进行数据收集,并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估及异质性检验。应用Review Manager5.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类资料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进行统计分析。异质性检验无统计学异质性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存在统计学异质性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分析,同时分析产生异质性的原因,按来源不同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共纳入4个RCT研究,合计406例患儿。其中泼尼松龙与ACTH比较部分,共纳入3个RCT研究,合计343例患儿。meta分析结果显示:1.泼尼松龙与ACTH治疗IS痉挛发作缓解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40,95%CI:[0.89,2.19],P=0.15);2.泼尼松龙与 ACTH治疗 IS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高峰节律紊乱消失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83,95%CI:[0.17,4.07],P=0.82);3.不良反应发生率:泼尼松龙与 ACTH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22,95%CI:[0.97,1.54],P=0.09)。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比较部分,共纳入1个RCT研究,合计63例患儿。meta分析结果显示:1.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IS痉挛发作缓解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31,95%CI:[0.11,0.91],P=0.03);2.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IS EEG高峰节律紊乱消失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35,95%CI:[0.09,1.29],P=0.11);3.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治疗 IS痉挛无复发患儿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19,95%CI:[0.05,0.76],P=0.02)。4.不良反应:大小剂量泼尼松龙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
  结论:meta分析结果提示:1.泼尼松龙与ACTH在治疗IS痉挛发作缓解率、EEG高峰节律紊乱消失率方面疗效相近,不良反应两组发生率相当。2.大剂量泼尼松龙在治疗 IS痉挛发作缓解率、痉挛无复发患儿所占比例方面疗效优于小剂量泼尼松龙,EEG高峰节律紊乱消失率方面小剂量泼尼松龙与大剂量泼尼松龙疗效相近。不良反应两组发生率相当。目前有限的证据支持:泼尼松龙能够替代 ACTH治疗 IS,且以大剂量泼尼松龙效果更佳,其最佳治疗方案为起始剂量4mg/(kg.d)口服2周,并于接下来2周内逐渐减停。纳入的临床研究较少,仍需要更多相关的大样本临床研究对结果予以支持。
[硕士论文] 陈洪佳
儿科学(神经内科) 重庆医科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总结婴幼儿癫痫性脑病的临床特点、相应的致病基因及突变情况,建立和完善婴幼儿癫痫性脑病的基因型-表型谱选。
  方法:
  收集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在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确诊的25例不明原因的婴幼儿癫痫性脑病及其家系,完善临床资料,对患儿采用2代高通量基因测序,采用 Sanger验证父母及来源分析,并通过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寻找致病性/可疑致病性基因突变。
  结果:
  1.婴幼儿癫痫性脑病高峰年龄1岁以内(76%),婴儿痉挛症及Dravet综合征为最主要类型(19/25,76%)。临床发作形式多样,药物控制效果不佳,需多种药物联合治疗(17/22,77.3%),其中多数(12/22,81.8%)伴有精神运动发育迟滞或倒退。
  2.基因型及临床表型分析:①12例West综合征:7例有明确致病基因(TSC2基因4例、STXBP1基因1例、KCNQ2基因2例)。5例突变基因致病性不明确,其中3例为RYR3基因剪切突变,可能为新发现的IS致病基因。1例大田原综合征有明确致病基因(STXBP1基因),已临床转为婴儿痉挛。②7例Dravet综合征:6例为SCN1A基因新生突变De novo。1例无明确致病基因。③5例分型不明的EE:1例检测为 CTNNA3基因致病性突变。4例致病性不明确或未检测到致病基因。
  结论:
  1.不同基因突变的同一癫痫综合征患儿可具有相似或重叠的临床表型。部分基因突变具有遗传异质性。
  2.基因报告解读慎重,致病性不明确或未检测到致病基因,需结合家系分析、疾病表型、基因型共分离分析。
[硕士论文] 邓亚萍
儿科学(神经内科) 重庆医科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研究奥卡西平在6月以下小婴儿癫痫患者中用药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并为小婴儿癫痫临床用药提供依据和参考。
  方法:收集32例6月以下婴儿癫痫患者,中途失访2例,最终入组30例患儿,对其进行自身对照开放性研究,给予奥卡西平口服混悬液治疗,予以逐步加量,后根据病情调整用药剂量,通过随访6~24个月,观察其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使用奥卡西平治疗6月以下婴儿癫痫的总有效率和完全控制率分别为90.0%和76.7%;不良反应发生率6.67%(2/30),均较轻微且为一过性,1例轻微皮疹,1例腹泻。
  结论:(1)奥卡西平治疗6月以下婴儿癫痫(失神发作及肌阵挛除外)患者有较好的疗效与良好的安全性;(2)小婴儿癫痫临床全面性发作者,部分脑电图可表现为局灶放电;(3)从总有效率数值上看,脑电图呈局灶尖/棘波或尖/棘慢波放电患儿OXC疗效高于其他放电形式患儿,其中单灶尖/棘波或尖/棘慢波放电OXC疗效高于多灶尖/棘波或尖/棘慢波放电者;(4)从总有效率数值上看,头颅MRI结果正常患儿OXC疗效高于头颅MRI结果异常患儿。
[硕士论文] 赵倩
儿科学 蚌埠医学院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与背景:家族性热性惊厥(family febrile seizures,FS)是儿科常见的一类特殊的癫痫综合征,欧美国家的发病率为2%-5%,亚洲地区则更高。家族性FS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研究证实遗传因素参与其发病,自1996年以来,共相继报道了12个家族性FS易感基因座,表明家族性FS该具有明确的遗传异质性。
  SCN1A基因是与癫痫综合征相关的最重要的基因之一,通过检索SCN1A基因突变数据库,迄今为止约发现900多种与癫痫综合征相关的基因突变。有关SCN1A基因单核甘酸多态性(sing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与家族性FS相关性的报道并不少见,报道最多的是rs3812718和rs2298771多态性,研究结果不一致。前期研究中对皖北地区8个汉族人群家族性FS家系成员SCN1A基因测序,共发现32个SNP,包括与FS报道最多的rs3812718(IVS5N+5G>A)多态性。本研究拟进一步扩大家族性FS的样本量,在国内首次开展皖北地区汉族人群家族性FS与SCN1A基因SNP的相关性研究,这对进一步完善家族性FS的遗传学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并有望为家族性FS的防治提供新的线索。
  方法:收集2014年1月~2015年12月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就医的有家族史的FS患儿为研究对象,FS患儿的诊断参照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关于FS的定义,排除有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和或智力低下的患儿。通过询问FS先证者家族史,筛选热性惊厥家系,绘制家系图谱。参加本次研究的患儿父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采集家系中所有FS患病成员静脉血,提取全血基因组DNA,采用iMLDR多重SNP分型技术进行目标SNP检测。同期纳入100名健康的同年组儿童作为正常对照。分析SCN1A基因SNP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与正常对照人群分布的差异性。
  结果:共纳入18个FS家系,收集FS患者33例,其中男性19例,女性14例,表型为CFS,发作类型为全面性强直-阵挛性发作。通过对33例FS患者SCN1A基因目标SNP进行基因分型,我们发现rs3812718多态性位点突变型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中为56.06%,对照组中为50.50%,rs7580482、rs6432860、rs2298771多态性位点突变型等位基因频率95.45%,对照组中为88.00%。突变型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无明显差异。SNPs的基因型与基因频率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卡方检验结果示P值均大于0.05,无统计学差异。利用单倍型分析软件PHASE2.1构建和分析目标SNPs的单倍型,共得出2个单倍型,分别为单倍型1(ACG)和单倍型2(GTA),卡方检验结果示P值为0.0821>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通过对18个家族性FS家系33名患者与100名正常对照的SCN1A基因SNPs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SCN1A基因SNP(rs3812718、rs7580482、rs6432860、rs2298771)不是中国皖北地区汉族人群家族性FS发病危险因素。(2)SCN1A基因SNPs( rs7580482、rs6432860、rs2298771)单倍型ACG、GTA与中国皖北地区汉族人群家族性FS发病无关。
[硕士论文] 温鑫
耳鼻咽喉科学 河北医科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探讨腺样体肥大(adenoidal hypertrophy AH)合并分泌性中耳炎( otitis media with effusion,OME)患儿的治疗上采用腺样体切除术(adenoidectomy AT)+鼓膜穿刺术的基础上加正行吹张与 AT+鼓膜穿刺术比较有无优势,为AH合并OME的患儿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方法:选择AH合并OME患儿80例,随机分为A、B两组。A组40例(65耳),行AT+鼓膜穿刺术;B组40例(63耳),行AT+鼓膜穿刺术+正行吹张术,术后两组均给予0.5%麻黄碱滴鼻每日三次,共5天,三岁以上患儿给予鼻喷激素(糠酸莫米松)喷鼻每日1次以及分泌物化解药物(欧龙马)3个月。分析两组术后2周、3个月、6个月OME恢复情况,并将A,B两组中耳积液为黏液性的病例(A组25例43耳,B组32例51耳)单独拿出分析二者疗效。采用两独立样本非参数秩和检验对两组的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A组术后2周治愈率52.31%(34/65),好转率26.15%(17/65),无效率21.54%(14/65),有效率78.46%(51/65);术后3个月治愈率72.31%(47/65),好转率12.31%(8/65),无效率15.38%(10/65),有效率84.62%(55/65);术后6个月治愈率81.54%(53/65),好转率9.23%(6/65),无效率9.23%(6/65),有效率90.77%(59/65)。B组术后2周治愈率66.67%(42/63),好转率14.29%(9/63),无效率19.05%(12/63),有效率80.96%(51/63);术后3个月治愈率82.54%(52/63),好转率7.94%(5/63),无效率9.52%(6/63),有效率90.48%(57/63);术后6个月治愈率92.06%(58/63),好转率3.17%(2/63),无效率4.76%(3/63),有效率95.24%(60/63),有效率=治愈+好转。B组有效率与A组相比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A组与B组中耳积液为黏液性的患儿术后2周、3个月及6个月治疗效果:A组中耳积液为黏液性患儿术后2周治愈率41.86%(18/43),好转率27.91%(12/43),无效率30.23%(13/43),有效率69.77%(51/43);术后3个月治愈率58.14%(25/43),好转率18.60%(8/43),无效率23.26%(10/43),有效率76.74%(33/43);术后6个月治愈率72.09%(31/43),好转率13.95%(6/43),无效率13.95%(6/43),有效率86.05%(37/43)。B组中耳积液为黏液性患儿术后2周治愈率66.67%(34/51),好转率9.80%(5/51),无效率23.53%(12/51),有效率76.46%(39/51);术后3个月治愈率78.43%(40/51),好转率9.80%(5/51),无效率11.76%(6/51),有效率88.24%(45/51);术后6个月治愈率90.20%(46/51),好转率3.92%(2/51),无效率5.88%(3/51),有效率94.12%(48/51),有效率=治愈+好转。B组有效率与A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AT+鼓膜穿刺术+正行吹张术与 AT+鼓膜穿刺术在治疗儿童AH合并OME患儿均为比较好的方法,疗效确切。对于中耳积液为浆液性时选择 AT+鼓膜穿刺术即可达到满意疗效,而对于中耳积液为黏液性时选择AT+鼓膜穿刺术+正行吹张术治疗效果优于AT+鼓膜穿刺术。
[硕士论文] 李静洁
儿科学 河北医科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病毒性脑炎(Viralencephalitis,VE)是指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炎性改变,儿童常见。很多病毒都可以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而不同病毒的地理分布、传播途径、起病方式以及治疗和预防有所不同。目前我国病毒性脑炎的诊断仍主要依靠临床诊断,包括临床表现和脑电图、脑脊液及头颅CT或MRI等辅助检查。由于受到病原学诊断水平的限制,我国有关病毒性脑炎的流行病学数据还比较缺乏,病原学资料还很少。通过对2014年河北省儿童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的住院患儿184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以进一步了解2014年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病毒性脑炎的流行病学特点,为儿童病毒性脑炎的诊断与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将2013年11月至2014年12月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的184例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一般信息及临床资料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采集急性期脑脊液,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PCR)方法进行巨细胞病毒(CMV)、EB病毒(EBV)、人类疱疹病毒6型(HHV6)、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单纯疱疹病毒1型(HSV1)、单纯疱疹病毒2型(HSV2)、人类肠道病毒(包括埃可病毒和柯萨奇病毒,HEV)、流行性腮腺炎病毒(MV)、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JEV)的检测;采集急性期血清,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ELISA)检测风疹病毒(RV)、流行性腮腺炎病毒(MV)、森林脑炎病毒(TBE)、登革热病毒(DEN)的IgM和(或)IgG抗体。分别统计各种病毒或抗体检测阳性率及分布情况,比较肠道病毒性脑炎发病情况与病毒性脑炎总体发病情况有无差异。
  结果:184例病毒性脑炎患儿主要来自于石家庄、邢台、保定、衡水4个地区,3~7岁年龄组为主占53.80%,男孩64.13%(118/184),女孩35.87%(66/184),男女性别比为1.78:1,4~9月份为发病高峰。25.95%CRP高于正常,脑电图异常率为64.89%,脑脊液细胞数增高(12~1110)×106/L。应用RT-PCR方法进行了120例脑脊液病毒检测,总阳性率为50.83%(61/120),HEV、EBV、HSV1、MV、HHV6、CMV检测阳性率分别为37.50%(45/120)、8.33%(10/120)、2.50%(3/120)、1.67%(2/120)、1.67%(1/120)、0.83%(1/120);应用ELISA法检测了30例病毒抗体,其中MV-IgM4例、MV-IgG16例,RV-IgM3例。统计结果显示,肠道病毒为病毒性脑炎的主要病原体,且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45例病毒性脑炎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5~7月份,以夏季为主,占66.67%,较病毒性脑炎总的发病时间分布更集中。发病年龄组及地区分布均与病毒性脑炎总体发病情况基本一致。
  结论:2014年河北省儿童医院病毒性脑炎住院患儿的病原体主要是HEV,其次为EBV、HSV1、MV、RV、HHV6及CMV。加强检测工作是预防和控制病毒性脑炎流行的关键。
[硕士论文] 张肖萌
中医儿科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通过调查,了解儿童“脱被征”流行病学情况以及“脱被征”发生的相关因素,为“脱被征”的防治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方法:本研究选择于2014年10月1日-2015年2月28日在瑞康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患儿为调查对象。年龄为6个月-12岁。调查表是依据导师梁文旺教授多年临床经验为基础制定。以统一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对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四诊资料采集。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脱被征”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小儿门诊“脱被征”发生率为73.74%。女孩和男孩“脱被征”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6个月-12岁儿童中,四个不同年龄组间“脱被征”发生率分别为:55.07%、84.17%、76.95%、52.38%。不同年龄组儿童“脱被征”的发生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1-3岁组、3-7岁组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应用单因素分析,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症状有:睡眠躁动、夜啼、打鼾、梦话、口臭、磨牙、便秘、汗多、反复呼吸道感染(RRTI)。应用logistic逐步回归,对可能影响“脱被征”的多个因素进行筛选,最终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的为睡眠躁动、打鼾、梦话、RRTI,这4个因素都是儿童“脱被征”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瑞康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6个月-12岁患儿中“脱被征”的发生率较高,为73.74%。“脱被征”的发生有年龄差异。儿童“脱被征”常伴有一系列的身体功能紊乱症状,反复呼吸道感染、睡时躁动不安、打鼾、梦话都是儿童中“脱被征”发生的危险因素。这应引起医务人员以及家长的高度重视。儿童“脱被征”的发生有病理性和生理性之分,因此应加强家长对儿童“脱被征”问题的认识,控制危险因素,早期发现,及时干预。
[硕士论文] 杨良政
临床医学(儿科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本文目的是通过研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儿脑电图(EEG)和事件相关电位(ERP)的特点,多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判别效果,探讨EEG和ERP在ADHD临床诊断中应用的可靠性、敏感性和可行性。
  方法:
  选取2013年7月~2014年12月来我院就诊的ADHD患儿,共计66人,男52人,女14人,注意缺陷型20人,多动冲动型5人,混合型41人,年龄7~12岁,汉族。无其他重大疾病,去除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障碍及学习困难等并发症和共患病,未服用中枢性无兴奋药物;智商≥80; Conners父母问卷量表T分>60。对照组儿童选取同期来我院接受健康体检儿童,按年龄、性别、IQ与ADHD组儿童匹配,共计:38人,男32人,女6人。
  对入组者进行静息EEG检测,记录清醒安静状态下的基础EEG,分为睁眼部分和闭眼部分各2分钟;随后进行连续执行试验认知Go-NoGo ERP检测5分钟。
  EEG数据使用独立成分分析离线过滤修正,排除眼动及其他人为运动伪差,采用Eemagine3.0系统软件进行傅立叶转换(FFT),计算全频段功率密度。分别计算4个频段(δ:1.5~3.5Hz,θ:3.5~7.5Hz,α:7.5~12.5 Hz,β:12.5~25 Hz)的绝对功率,以及θ/β功率比值。计算ERP测试的CNV和P3波幅。
  计算Cz点θ波功率与年龄的相关性。
  对各频段(θ、β)绝对功率、θ/β比值、ERP成分(CNV、P3)进行组间差异性检验,着重比较3个中间电极(Fz、Cz、Pz),在不同状态(睁眼和闭眼)下的显著性效应。
  P<0.05为显著性效应;0.05≤P<0.1为趋势效应;0.1≤P<0.2为接近趋势效应。
  对比各临床亚型之间(θ、β)绝对功率、θ/β比值的变化分析。
  应用方差分析(ANOVA)进行多因素(临床诊断、年龄、电极、状态)交互作用效果分析。着重于ADHD的辨识标记、效果程度和相互作用
  判别式分析用于区分ADHD与对照组,先逐一分析每个EEG单项指标,随后将全部指标纳入逐步分析,计算判别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以及总体准确性。
  结果:
  各评估量表(CPRS、CBCL、ADPRS)的项目评分在研究组和对照组之间有显著性不同,但IQ、年龄、性别均无显著差异。
  Cz-eo点θ波功率ADHD组较正常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 Cz-ec、Fz-ec、Fz-eo、Pz-eo均有增高趋势(0.05≤p<0.1)。
  Cz-eo、Cz-ec、Pz-eo、Pz-ec的β波较正常对照组仅有接近增高趋势(0.1≤p<0.2)。
  θ/β功率比值只在Cz点(ec、eo)增高呈现增高接近趋势(0.05≤p<0.1),未见显著性变化。
  混合型ADHD的θ较其他亚型明显增高(P<0.05),注意缺陷型β波呈增高趋势(0.05≤P<0.1)。
  因年龄效应θ波(Cz)功率的大小与年龄呈线性负相关,脑成熟度越高,θ波的功率越小(P<0.05)。
  ERP检测CNV-Pz和Nogo-P3-Cz有显著组间差异(P<0.05),CNV-Cz和Nogo-P3-Pz呈现趋势效应(0.05≤P<0.1)。
  多因素(年龄、电极、状态)交互作用效果中,年龄因素的作用最大,状态因素(ec、eo)作用最广泛,电极因素作用最小。年龄与状态结合后对临床诊断起到促进效果,但是电极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后无促进效果,而且有时会起到干扰诊断的的作用。
  单独应用θ-Cz-ec、β-Cz-ec、β-Cz-eo进行判别分析的总体准确度达到50%以上,多项指标协同分析可提高辨别能力至60~70%。ERP检测的NoGo-P3-CPT的敏感度为63%,特异度为61%。联合静息EEG和ERP测量,可准确辨别73%的ADHD患儿。
  结论:
  神经电生理检测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疗中可以辅助临床诊断,患儿年龄和状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联合临床检查和精神心理评估将会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硕士论文] 杨维丽
儿科学(神经内科) 重庆医科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观察溴吡斯的明和/或联合激素治疗儿童MG患者的临床疗效与不良反应,以及药物治疗前后外周血免疫球蛋白、补体成分以及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情况,以探讨儿童MG免疫学发病机理以及药物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来自重医儿童医院神经专科门诊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期间重症肌无力患者。随机选取33例患者运用比浊法进行体液免疫功能检测:血清IgG、IgA、IgM以及补体C3与C4;其中24例患者运用流式细胞术进行细胞免疫功能检测:CD3+T细胞、CD19+B细胞、CD4+Th细胞、CD8+Ts细胞、CD56+CD16+NK细胞、CD4+/CD8+比值;以上全部指标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半年进行检测。其中9位患者单独使用口服溴吡斯的明治疗,24位患者使用口服溴吡斯的明联合激素治疗。随访时间为用药后至少6月,随访的主要内容为口服溴吡斯的明和/或联合激素治疗后患儿MG临床症状改善及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
  结果:
  1.一般情况:33例患儿中,男性16例,女性17例,男:女=1:1.1。平均发病年龄4.6岁±3.7岁。
  2.免疫功能与临床分型的关系:儿童GMG患者血清中IgA水平明显高于OMG患者,两者相比有显著性差异(t=-2.83,P<0.05),而血清IgG、IgM及补体C3、C4水平在儿童全身型MG与眼肌型MG的比较中均没有显著性差异(t=-1.33~0.45,P>0.05)。代表T细胞亚群功能的CD3+T细胞、CD19+B细胞、CD4+Th细胞、CD8+Ts细胞、CD56+CD16+NK细胞的百分比以及CD4+/CD8+的比值在在儿童全身型MG与眼肌型MG的比较中也都没有显著性差异(t=-1.10~1.40,P>0.05)。
  3.儿童MG患者药物治疗前后免疫功能的改变:33例儿童MG患者使用溴吡斯的明和/或激素治疗前后相比虽然血清IgG、IgA、IgM水平略有升高,C3、C4水平略有降低,但通过配对资料的t检验并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t=-1.23~1.00,P>0.05)。33例儿童MG患者使用溴吡斯的明和/或激素治疗前后相比虽然CD4+Th细胞、CD19+B细胞的百分比及CD4+与CD8+的比值有所降低,CD3+T细胞、CD8+Ts细胞、CD56+CD16+NK细胞的百分比有所升高,但通过配对资料的t检验并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t=-1.75~1.95,P>0.05)。
  4.儿童MG患者免疫功能与药物治疗疗效的关系:药物治疗有效组患者血清IgG、IgA、IgM及补体C3与C4水平均略高于无效组,但两组相比较并没有显著性差异(t=-1.00~-0.27,P>0.05)。药物治疗有效组患者血清CD19+B细胞的百分比低于无效组,而CD4+与CD8+的比值却高于无效组,两者分别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性(t=-2.38~3.50,P<0.05)。但有效组患者血清CD3+ T细胞、CD4+ Th细胞以及CD56+CD16+NK细胞百分比虽较无效组略高,CD8+Ts细胞百分比较无效组略低,但两两相比却都没有显著性差异(t=-1.52~1.86,P>0.05)。
  5.儿童MG患者中单独使用溴吡斯的明与联合使用激素的疗效对比:两组间性别及临床分型相比都没有显著性差异(χ2=1.24~1.64,P>0.05),两组间检测时的年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t=0.71,P>0.05),因此二者具有同质性。其中联合使用激素组的有效率为91.7%,而单独使用溴吡斯的明组的有效率为55.6%,两组有效率相比具有显著差异(χ2=5.74,P<0.05),提示联合使用激素组的有效率更高。
  6.儿童MG患者中单独使用溴吡斯的明与联合使用激素的副作用对比:24例联合使用激素组中有18例(75.0%)出现柯兴貌、体重增加等激素相关不良反应,但随着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激素的逐渐减量,其柯兴貌、体重增加等不良反应也逐渐减轻,甚至消失;更无肌无力症状加重、肌无力危象、高血压、严重感染、骨折等严重激素不良反应发生,9例单独使用溴吡斯的明组中2例(22.2%)出现汗多的不良反应,显然激素治疗组的不良反应与单独使用溴吡斯的明组的不良反应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χ2=7.64,P<0.05)。
  结论:
  1.儿童GMG患者IgA水平明显高于OMG患者,提示免疫球蛋白可能对儿童MG的发病起一定作用。
  2.儿童MG患者有效组血清CD19+B细胞的百分比显著低于无效组,CD4+与CD8+的比值明显高于无效组,而血清IgG、IgA、IgM、C3与C4水平以及血清CD3+T细胞、CD4+Th细胞、CD8+Ts细胞与CD56+CD16+NK细胞百分比的变化在有效组与无效组之间比较都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儿童MG患者不仅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紊乱状态,而且其异常状况也是多种多样的,激素可以通过改善和调节紊乱的细胞免疫功能而发挥治疗作用,从而达到缓解MG临床症状及防治其复发的目的。
  3.儿童MG患者药物治疗中联合使用激素与单独使用溴吡斯的明相比具有更高的临床有效率,虽有一过性的柯兴貌、体重增加等不良反应出现,但随着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激素的逐渐减量,其不良反应也逐渐减轻,甚至消失。
[硕士论文] 顾志清
麻醉学 上海交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第一部分:运用呼吸动力学监测观察6岁以下全麻小儿使用I-gel喉罩和Ambu喉罩的通气效应
  目的:传统喉罩的缺点包括上呼吸道梗阻、胃进气或漏气等限制了其在6岁以下小儿中的使用,I-gelTM和Ambu AuraOnceTM喉罩是两款在传统喉罩基础上改进可适用于小儿麻醉的喉罩,但缺乏呼吸动力学方面的详细比较数据。本文采用连续气道监测手段提供呼吸力学证据观察I-gel和Ambu喉罩用于6岁以下小儿全身麻醉机械通气的通气效应,评估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2013年3月-2014年6月选择1月-6岁择期行泌尿外科会阴部手术的小儿100例,按不同年龄段1岁-6岁和1月-1岁分为幼儿组(C组)和婴儿组(I组)两组。每组采用抽签法根据喉罩类型随机分为两亚组:幼儿Ambu组(CA组)、幼儿I-gel组(CI组)、婴儿Ambu组(IA组)和婴儿I-gel组(II组)。幼儿组行静吸复合联合骶管阻滞麻醉,婴儿组行静吸复合全麻。在诱导后(T0)、置入喉罩后呼末二氧化碳数值正常稳定时(T1)、置入后30分钟内每隔10分钟为一记录点(T2、T3、T4)记录血流动力学数据: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BIS值,喉罩成功置入后开始记录呼吸动力学数据:吸入潮气量(VTin)/呼出潮气量(VTex)、气道峰压(PIP/Ppeak)、气道平台压(Pplat)、呼气末正压(PEEP)、呼末二氧化碳分压(ETCO2)和呼气峰流速(PEF)和气道密封压(LP)变化情况。计算每公斤体重吸入/呼出潮气量[VT(in/ex)/kg]、漏气分数(Lf)、呼气阻力(Re)、肺动态顺应性(Cdyn)和肺静态顺应性(Cst)。次要指标:两组喉罩成功置入所需时间、置入成功率,喉罩置入成功后的FOB评分及喉罩置入后和拔管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两个年龄组小儿喉罩置入后4个时间点的PEF值 Ambu喉罩组均显著高于I-gel喉罩组(P<0.05),Re值Ambu组显著低于I-gel喉罩组(P<0.05)。在喉罩置入后第一时间点(T1),两个年龄组小儿的VT(in/ex)值Ambu喉罩组都显著高于I-gel喉罩组(P<0.05),婴儿组肺动/静态顺应性值Ambu喉罩组显著高于I-gel喉罩组(P<0.05)。两款喉罩用于两个年龄组小儿的置管成功率和置入后FOB评分无统计学差异,但I-gel喉罩组成功置入喉罩所需的时间均明显短于Ambu喉罩组(P<0.05),各个时间点的LP均显著高于Ambu喉罩组(P<0.05), 且I-gel喉罩组的胃进气发生率都显著低于Ambu喉罩组(P<0.05)。其余指标发生率在两组喉罩使用组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第三代I-gel喉罩与第一代Ambu喉罩均可以满足6岁以下小儿无肌松状态下全身麻醉机械通气的安全通气效应。两款喉罩用于1岁以下婴儿,其通气效应和并发症未显示出特殊影响。虽然 I-gel喉罩置入后需要时间塑型,但是,I-gel喉罩的气道密封性更佳,操作所需时间更短,不良反应更少,因而在气道管理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第二部分:运用呼吸动力学监测比较1-3岁小儿全麻与全麻联合骶管阻滞下使用Ambu喉罩的通气效应
  目的:对于1-3岁需行腹部及腹部以下外科手术的小儿来说,全身麻醉联合骶管阻滞因其操作简便、安全、损伤小、阻滞范围广、成功率高等特点成为了最常用的麻醉方法。但该年龄段的小儿麻醉过程中容易发生低氧血症等不良反应,使用合适的气道管理工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拟通过连续气道监测1-3岁使用Ambu喉罩行机械通气的小儿,比较采用静吸复合全麻与静吸复合全麻联合骶管阻滞两种麻醉方法时的血流动力学和呼吸动力学,探讨不同麻醉方法下使用Ambu喉罩行机械通气对此年龄段小儿呼吸系统的影响和安全适用性。
  方法:选择1-3岁择期行泌尿外科手术的幼儿60例,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二组:静吸复合全麻组(G组,n=30)和静吸复合全麻联合骶管阻滞组(C组,n=30)。在诱导后(T0)、置入喉罩后呼末二氧化碳数值正常稳定时(T1)、置入后30分钟内每隔10分钟为一记录点(T2、T3、T4)记录血流动力学数据: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脉搏氧饱和度(SpO2)和BIS值,喉罩成功置入后开始记录呼吸动力学数据:吸入潮气量(VTin)/呼出潮气量(VTex)、气道峰压(PIP/Ppeak)、气道平台压(Pplat)、呼气末正压(PEEP)、呼末二氧化碳分压(ETCO2)和呼气峰流速(PEF)和气道密封压(LP)变化情况。计算每公斤体重吸入/呼出潮气量[VT(in/ex)/kg]、漏气分数(Lf)、呼气阻力(Re)、肺动态顺应性(Cdyn)和肺静态顺应性(Cst)。次要指标:两组喉罩成功置入所需时间、置入成功率,喉罩置入成功后的FOB评分及喉罩置入后和拔管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组间比较:喉罩置入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时的漏气分数值G组显著高于C组(P<0.05)。同一组内各时间点比较:两组的VT(in/ex)、每公斤体重吸入/呼出潮气量、Cdyn和Cst均随手术时间的延长而显著下降(P<0.05)。C组喉罩置入30分钟后的Pplat、Re值显著高于喉罩置入后第一时间点(T1)的(P<0.05),G组喉罩置入后30分钟的PIP、Pplat、Re值显著高于喉罩置入后第一时间点(T1)和喉罩置入后10分钟的值(P<0.05)。两组幼儿的喉罩置管成功率和成功置入后 FOB评分无统计学差异,C组幼儿喉罩置入10min、20min和30min后囊内压增加例数显著少于G组(P<0.05)
  结论:两种麻醉方法均可满足1-3岁小儿无肌松状态下使用喉罩行短期机械通气
[硕士论文] 戈瑶
儿科学(新生儿专业) 西南医科大学;四川医科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背景和目的:相关研究表明母婴分离(maternal separation,MS)作为生命早期应激事件,可能对其学习记忆、认知能力造成影响。海马与大脑情感、认知和学习记忆等功能有关,是引起母婴分离后行为改变的重要部位。同时,因为海马含有大量信使受体(如糖皮质激素受体),成为应激激素作用的一个靶区,所以,应激时海马极易受损而发可塑性变化。突触可塑性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突触反应的能力,是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突触可塑性跟神经元和突触部位的某些蛋白质有密切关系,其中包括神经生长相关蛋白(growth associated protein-43,GAP-43)和突触素(P38)。GAP-43,涉及轴突末梢的生长及突触结构重建。而P38则参与胞吐、胞吞过程,实现对Ca2+依赖性神经递质释放。因此将GAP-43和P38作为反应突触可塑性的标志蛋白。
  目前,虽然很多关于母婴分离对学习记忆影响的研究,但是,涉及母婴分离对突触可塑性影响,而造成学习记忆障碍的很少。且母婴分离是否可以通过GAP-43和P38造成突触可塑性的影响也尚不清楚,因此本实验通过建立大鼠母婴分离模型,采用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HE)染色,观察海马结构细胞形态学及数量变化,并结合免疫组化方法检测母婴分离后的大鼠海马结构突触可塑性相关蛋白:GAP-43、P38的表达水平变化,探讨母婴分离对海马神经突触可塑性的影响,分析母婴分离致学习记忆影响可能存在的机制。
  方法:选择新生健康Wistar大鼠16只,把幼鼠随机分为分离组和对照组,每组8只。分离组幼鼠从出生后第2天开始进行母婴分离,每天上午9:00-12:00,共3小时的分离时间,然后再送回笼中与母鼠团聚。对照组始终与母鼠同笼饲养,不做任何处理。分离组与对照组大鼠在出生后第22d断头处死并取其大脑,取材后作石蜡冠状切片。采用HE染色法,光镜下观察海马结构细胞形态及数量变化;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组海马结构GAP-43、P38的表达水平。所采集的免疫组化图像用Image-ProPlus(IPP)6.0图像分析系统做光密度分析,并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母婴分离使大鼠海马组织细胞排列稀疏凌乱、细胞萎缩、变性、数量减少。
  2.GAP-43和P38在大鼠海马组织的表达和分布:以出现棕黄色颗粒作为阳性判断标准,GAP-43和P38的表达主要发生在海马神经元胞膜及其周围神经纤维。
  3.GAP-43在大鼠海马组织的表达:分离组(137.24±25.10)与对照组(179.22±17.36)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离组明显减少。
  4.P38在大鼠海马组织的表达:分离组(84.91±33.48)与对照组(185.10±18.47)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离组明显减少。
  结论:生命早期的母婴分离致大鼠海马神经元数量减少,海马神经损伤可能是导致学习记忆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GAP-43、P38的表达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这可能对大鼠海马突触结构重建和可塑性发育有影响,与生命早期母婴分离导致学习记忆异常有关。
[硕士论文] 马倩
眼科学 宁夏医科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通过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术(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对6~12岁不同屈光度近视儿童以及远视引起的不同程度弱视儿童视乳头周围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thickness,RNFLT)、黄斑中心凹厚度、黄斑区周围RNFLT进行测量,从而观察近视及远视性弱视儿童 RNFLT的变化情况;并通过这些指标的测量和监测,对近视及远视性弱视儿童的治疗及预后的评估给予一定的临床参考。
  方法:本研究共收集等效球镜度数为-0.50D≤~≤+0.50D的对照组儿童51人、80只眼;近视儿童76人、122只眼;远视性弱视儿童65人、97只眼;年龄范围均为6~12岁。所有受试者均行相应眼科相关专科检查,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收集所有研究对象,并将这些研究对象进行分组。近视组按等效球镜度数分为轻度近视组(31人、52只眼)、中度近视组(24人、39只眼)、高度近视组(21人、31只眼);远视性弱视组按弱视程度分为轻度弱视组(21人、33只眼)、中度弱视组(22人、34只眼)、重度弱视组(22人、30只眼)。然后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术(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对各组视乳头周围RNFLT、黄斑中心凹厚度、黄斑区周围RNFLT进行测量。视乳头周围以视乳头中心为圆心,直径为3.46mm的圆周进行环形扫描,分为四个区域:上方(S)、鼻侧(N)、下方(I)、颞侧(T),每个象限均为90°范围;黄斑部被划分为3个同心圆,分别为直径1mm、3mm及6mm,分成内环区和外环区,在内外环分别有2条放射线分为上下左右4区,A1代表黄斑中心凹平均厚度,A2、A3、A4、A5分别代表内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鼻侧环状区视网膜平均厚度,A6、A7、A8、A9分别代表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鼻侧环状区视网膜平均厚度。对照组与样本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所有统计学数据处理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P<0.05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近视组:高度近视组视乳头周围(上方、下方、鼻侧、颞侧)四区域RNFLT、黄斑中心凹厚度(A1)、黄斑周围内环下方(A4)及外环下方(A8) RNFLT及均比对照组以及轻度近视组变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度近视组黄斑区其余区域RNFLT(A2、A3、A5、A6、A7)与对照组及轻度近视组之间无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远视弱视组:重度弱视组视乳头周围(上方、下方、鼻侧、颞侧)四区域RNFLT及黄斑中心凹厚度(A1)、黄斑周围 RNFLT仅内环四区域(A2、A3、A4、A5)均比对照组及轻度弱视组增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弱视组其外环四区域RNFLT(A6、A7、A8、A9)与对照组以及轻度弱视组之间无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1.高度近视儿童其视乳头周围 RNFLT、黄斑中心凹厚度以及黄斑周围部分区域RNFLT变薄,这与青光眼RNFLT的变化有区别,因此当测得这些区域RNFLT出现异常时,需考虑高度近视本身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改变特点。
  2.随着近视程度的加重其 RNFLT呈现逐渐变薄的趋势,所以在临床上通过这些指标的测量和监测对近视儿童治疗效果及预后的评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通过这些指标的动态观察发现疾病的早期改变,从而做到一些眼科疾病的二级预防;
  3.远视引起重度弱视儿童其视乳头周围RNFLT、黄斑中心凹厚度以及部分黄斑周围区域RNFLT增厚,因此当这些区域RNFLT出现异常数值时,需考虑弱视本身的影响,综合评价所得测量值的意义;
  4.远视性弱视儿童随着弱视程度的加重其RNFLT有日益增厚的趋势,所以可以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测量和监测对这类弱视儿童治疗效果及预后的评估给予一定的临床数据支撑;
  5.远视性弱视儿童其RNFL厚度增加,可能为解释弱视发病机制外周假说提供一定的依据。
[硕士论文] 胡擎鹏
神经病学 南华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在小儿颅内感染中,通过检测血清及脑脊液中H2S、NO的含量,探讨H2S、NO在三种不同类型小儿颅内感染中的改变,探索快速有效的检测辅助诊断手段,以鉴别不同病原颅内感染,指导临床的诊断及治疗,最大程度改善预后和减少脑损伤。
  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和ELISA酶联免疫法对68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CNSI)患儿的血清和脑脊液中的H2S、NO水平分别进行检测,其中病毒性脑炎30例,结核性脑膜炎16例,化脓性脑膜炎22例和非颅内感染对照组20例,然后将颅内感染患儿血清和脑脊液中NO和H2S含量与非颅内感染患儿组之间进行分析比较,以及不同类型颅内感染患儿血清和脑脊液中NO和H2S的变化水平比较,探讨不同颅内感染患儿血清和脑脊液中NO和H2S含量的变化及NO和H2S在颅内感染发病中的相互作用,寻找快速检测辅助诊断手段,以鉴别不同病原体颅内感染,实验数据数据处理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颅内感染组患儿脑脊液中H2S水平表现为化脓性脑膜炎组最高、结核性脑膜炎组次之、病毒性脑炎组最低,数据如下:①化脓性脑膜炎组46.4±7.4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1;②结核性脑膜炎组33.6±5.7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3;③病毒性脑炎组13.3±2.2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5;,化脑组及结脑组明显高于对照组10.8±2.4μmol/L;病脑组无明显升高;颅内感染组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2.颅内感染组患儿脑脊液中NO水平表现为结核性脑膜炎组最高、化脓性脑膜炎组次之、病毒性脑炎组最低,数据如下:①结核性脑膜炎组105.3±9.7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1;②化脓性脑膜炎97.3±10.7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2;③病毒性脑炎组86.2±5.8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5;均显著高于对照组35.9±5.4μmol/L,且颅内感染组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3.颅内感染组患儿血清中H2S水平数据如下:①化脓性脑膜炎组89.4±6.5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1;②结核性脑膜炎83.3±6.8μmol/L,与对照组比较, P=0.005;③病毒性脑炎组34.5±5.3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5;化脑组及结脑组明显高于对照组31.0±5.7μmol/L;结核性脑膜炎及化脓性脑膜炎组明显高于病脑组,病毒性脑炎组无明显升高。
  4.颅内感染组患儿血清中NO水平数据如下:①结核性脑膜炎组76.2±7.7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1;②化脓性脑膜炎组63.3±5.1μmol/L,与对照组比较,P=0.002③病毒性脑炎组45.7±5.3μmol/L,明显高于对照组21.8±5.2μmol/L, P=0.005;组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论:
  1、颅内感染血清和脑脊液中H2S、NO水平均增高,提示内源性H2S、NO可能参与了颅内感染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2、在结核性脑膜炎、化脓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炎中,脑脊液和血清中的H2S、NO水平有显著差异,提示其检测对不同病原颅内感染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
[硕士论文] 施莉
儿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分析791例小儿癫痫的临床特征、抗癫痫药物的特点、治疗后自然病程及至少两年的缓解率与相关临床因素,为预测小儿癫痫的预后提供依据;探讨小儿难治性癫痫的临床预测因素,建立小儿难治性癫痫的风险预测模型。
  第一部分791例小儿癫痫的临床特征、AEDs、自然病程、缓解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回顾性分析1993年4月至2009年6月新华医院门诊新诊断的791例癫痫患儿。分析患儿性别、发病年龄、病因、发作类型等临床特征;统计首种抗癫痫药物(AEDs)的特点;分析癫痫患儿至少两年的缓解率及取得缓解的时间;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与缓解率相关的临床因素。P<0.05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结果1.临床特征共有791例入组,其中以男性患儿占大多数(66.2%),发病年龄以1岁以内占首位(20.48%),原发性癫痫占大多数(78.8%),而症状性癫痫占17.95%。症状性癫痫的病因以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49.3%)占首位。发作类型以局灶性发作继发全身性发作占首位(28.19%)。发作时间持续居首位的是1-3分钟(32.24%)。治疗前总的发作次数以发作<10次的患儿占首位(60.18%)。79.9%的患儿癫痫发作没有诱因,88.5%的患儿无家族史。
  2.抗癫痫药物首种抗癫痫药物以单药治疗为主(92.5%)。服药人数较多依次为丙戊酸钠(镁)(27.43%)、卡马西平(22.50%)、德巴金缓释片及糖浆剂(21.75%)、鲁米那(12.26%)、得理多(4.42%)。丙戊酸钠(镁)、德巴金、卡马西平、得理多的缓解率分别为73.4%、79.4%、75.8%、77.4%,鲁米那缓解率较低(62.5%)。3.缓解率及相关临床因素随访≥2年以上的患儿共624例,其中82.4%获得至少两年的缓解,75.4%的患儿持续缓解至随访结束。72.12%的患儿于AEDs治疗后两年内控制发作,两年以上仍未控制发作的患儿此后获得缓解的概率较小(10.28%)。69.2%的患儿接受第一种抗癫痫药治疗后缓解,对第一种药物没有反应的患儿,此后获得缓解的几率较小(12.7%)。以下临床因素降低缓解率:症状性或隐原性癫痫(HR=0.60,95%CI0.46-0.79,P<0.01)、治疗前发作次数≥20次(发作次数越多缓解率越低)、神经发育迟滞(HR=0.63,95%CI0.47-0.86,P<0.01)。以下临床因素增加缓解率:初始发作类型为失神发作(HR=2.25,95%CI1.28-3.98,P<0.01)。
  结论.总体而言小儿癫痫的预后比较乐观,82.4%的患儿获得至少两年的缓解。大多数的患儿于AEDs治疗后两年内控制发作,大多数患儿接受第一种抗癫痫药物治疗后缓解。症状性或隐原性癫痫、治疗前发作次数≥20次、神经发育迟滞的患儿获得缓解的概率较小。初始发作类型为失神发作的患儿,获得缓解的概率较大。
  第二部分小儿难治性癫痫的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1993年4月至2009年6月新华医院新诊断的随访≥2年的624例癫痫患儿。根据病情将患儿分为实验组(n=40)和对照组(n=584),收集患儿性别、发病年龄、病因、发作诱因、初始治疗前发作次数、发作类型、病程中发作类型改变、发作持续时间、神经系统发育、癫痫家族史、热性惊厥史、出生窒息史、神经系统查体、脑 CT、初始脑电图等临床资料,对上述临床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应用ROC曲线发现最佳风险预测模型。
  结果:单因素分析提示以下因素增加患难治性癫痫的风险:症状性或隐原性癫痫、初始治疗前发作次数多、发作类型为婴儿痉挛、病程中发作类型改变、神经系统发育迟滞、神经系统查体阳性、脑 CT异常。进一步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以下因素增加患难治性癫痫的风险:症状性或隐原性癫痫(OR=3.61,95%CI1.78-7.33,P=0.01)、初次治疗前发作次数≥20次(次数越多风险越大)、病程中发作类型改变(OR=4.81,95%CI2.09-11.10,P<0.001)。症状性或隐原性癫痫、初次治疗前发作次数≥20次、病程中发作类型改变构成了预测难治性癫痫的最佳模型,AUC达到0.7587。
  结论: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由三个变量组成的简单的小儿难治性癫痫风险模型预测:症状性或隐原性癫痫、初次治疗前发作次数≥20次、病程中发作类型改变。此模型能够简单准确的应用于临床。
[硕士论文] 张利亚
儿科学 苏州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采用队列研究方法分析婴幼儿(年龄1月~3岁)首次自发性痫性发作后的复发率,探讨影响婴幼儿首次自发性痫性发作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方法:根据首次自发性痫性发作的纳入及排除标准,选择2009年4月至2011年4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和门诊就诊的首次自发性痫性发作患儿为研究对象,详细记录患儿病历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出生史、既往病史、家族史、痫性发作时情况及辅助检查结果。首次痫性发作后每1-3月随访一次,所有病例随访至2014年4月,观察有无复发、复发表现、间隔时间等情况。最后汇总数据,采用Kaplan-Meier乘积限法及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复发率及对复发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研究期限内共记录了1058例首次出现痫性发作的患者,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总共登记190例符合自发性痫性发作婴幼儿信息。数据显示:婴幼儿自发性痫性发作后6月、1年、2年、3年、4年及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32.6%、39.0%、45.0%、47.9%、51.8%及51.8%。复发大多在首次发作后1年内,占总复发数的81.91%。复发率随时间延长上升速度逐渐减小,首次发作4年后很少复发。单因素分析提示年龄、病因、睡眠时发作、癫痫持续状态、发作类型、脑电图类型、神经影像学表现及发育商等级均可影响复发。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1岁以内、症状性发作、睡眠时发作、脑电图痫样放电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结论:婴幼儿首次自发性痫性发作后的复发率较高。在影响婴幼儿首次自发性痫性发作后复发的危险因素中,年龄小于1岁、症状性发作、睡眠时发作及脑电图痫样放电是独立的高危因素。但是各因素可能存在着交互作用,需要将来开展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便建立更好的复发风险评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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