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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李楠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依靠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晚清与教案相关的社会动荡多与传教士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义和团运动等反教活动的爆发是中国地方社会应对基督教传播的一种复杂反应。学界以往的研究所依据的外因论(帝国主义侵略引发反教运动)和内因论(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矛盾引发反教运动)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义和团运动等反教运动的发生。学界惯常的进路是以反教群体为主体来分析义和团运动的缘起与发展,而较少关注义和团的对立面基督教会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和反应。实际上,有教会,才有反教运动,在研究中只有对双方都进行均衡深入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华北公理会的空间活动范围大体也是义和团运动展开的核心区域,既与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的空间场域有密切的关联,也深刻地影响了前者的发展轨迹。义和团运动是华北地方社会应对教会扩张的一种社会反应,厘清华北公理会的性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对于理解义和团运动的缘起、地方社会在传教士活动下的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华北公理会是典型的差传教会,用中文来说就是“洋教”,它不是真正意义的本土教会。华北公理会的发展取向与其差会架构体制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公理制的原则,华北公理会是独立的个体,与其他公理会差会彼此互不统属,差会内部事务的管理建立在全体传教士平等、共定的基础之上,差会下的各地传教站亦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这种看似分散的机制为各传教站独立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体制中,美国传教士始终居于核心。在早期,传教士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本地传道员和牧师只是其聘用的助手。随着教会的发展,本地教牧人数逐渐增多,地位有所上升,形成所谓的“中西教会联合建制”,但实际上公理会的人事和财政权力仍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洋教”的色彩十分明显。
  差传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宣教运动中是一种常见形态,如果不与近代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发生关联,那么它就是基督教本地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最终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土教会。然而在华北公理会的宣教实践中,上述二者的关联改变了它的宣教性质,使其具有鲜明的侵略性质,并在地方社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该会的一些教案和纠纷呈现出中外冲突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此。
  华北公理会托庇于条约体制的保护伞之下,并非从一开始就遭到地方社会强烈的敌视和抵制,在早期传教阶段该保护伞对于普通下层民众特别是遭遇政府打压的边缘群体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比如民间教门人士。然而,在第七屯房屋捐输教会等涉及公理会教民及教会的纠纷或诉讼之中,传教士一次次出面为教民撑腰,利用条约制度以及母国公使领事的权势压制地方官,使得教民在其庇护之下成为地方上的权势群体。教会网络变成地方上的权势网络,与地方官府的行政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招致地方官绅的强力反对,由此引发德州教案等由官绅主导的反教案件。19世纪90年代后期,教会对清政府权威的挑战更甚于传统“邪教”对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部分官员尽管认为义和团与清政府历来厉行镇压的所谓“邪教”无异,仍要借其力驱逐洋人。传教士的活动对清政府统治秩序以及地方官的权力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峰值,传教士像审判官一样审视清廷地方官,指认其“罪状”,定其刑罚,强调清政府必须惩罚地方官和义和团,以达到惩戒的目的。
  华北公理会的宣教方式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对它的认知。清政府官员意识到在条约体制的庇护下基督徒身份与天朝子民身份的渐趋分离,于是强调持平办理各类教案,强调非信徒的平民与基督徒皆为中国赤子,防止基督徒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群体。然而,清政府承受不住西方列强与传教士的联合压迫,每遇教案,受惩罚的往往是平民一方,甚至罪及官员,教会明显占据上风。教民不再受清政府完全掌控,遭到官府的痛恨,非教民也将其视为异己甚至敌人。教民被拳民视为“二毛子”是差传教会体制下信徒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典型表现,这种紧张关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高度彰显。公理会个别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使得中国社会对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认知更加深刻,也使得基督教会“洋教”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更加牢不可破。
  在民众的眼中,公理会的“洋教”形象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文明和进步的代表。在义和团运动前,公理会开办的学校、诊所和医院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欢迎,医疗服务在消除偏见和拉近民众距离方面颇有成效,蒙族人对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物品、技术和知识尤其欢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的政治阻碍已经消除,清政府开始所谓的新政革新。在此时期,曾经为义和团所深恶痛绝的基督教会似乎受到社会的欢迎,“洋教”所带有的现代性特征成为进步的标志。鉴于官绅阶层对西方科技和知识的渴求,公理会传教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足官绅对这方面的需求上,为其开办与改革、历史、科技、文化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讲座,纯粹的传道活动明显有所减少。在面向下层社会传教时,传教士也多利用近代西方的科技来激发人们的兴趣。教会教育开始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华北公理会实际参与联合开办基督教大学的试验,希望以此提高教会高等教育的质量,使其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单位。不过,在这个基督教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华北公理会的洋教属性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改变。该会为了彰显其“进步”和“文明”,洋化色彩在某些方面甚至得到强化,民教之间的深刻裂痕只是暂时被掩盖,但并没有被有效地消解。
  另一方面,差传教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外来教会,这种所谓的“洋教”实际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属性。公理会对礼拜堂、聚会地等物理空间的需求使其必然参与当地房产、地产的交易,学校、诊所、医院等服务于公理会传教及教会社区的事业尤其离不开当地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传道员和信徒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教会中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与地方社会有着长久而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由此使公理会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教民在婚丧嫁娶、烧香祭祖等方面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并非单纯的宗教文化矛盾,而是与家长权威、遗产继承、财产分割等传统利益链条息息相关。公理会与教外的利益纠葛亦包含复杂的人情世故,这既是义和团运动时期部分教民得到当地非教民通风报信或者庇护的重要原因,也是各个地方普遍从外地引入义和团打击当地教民的重要原因。
  乱世固然给基督教会带来极大挑战,义和团反教运动的滔天巨浪几乎给华北公理会以灭顶之灾,但也给教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八国联军的野蛮炮火给予义和团为主体的华北民间反教力量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震慑和消弭了清廷内部的保守排外势力。辛丑之后,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之武器的批判戛然而止,半殖民状态下的“和平”为教会带来短暂的所谓“黄金时期”。传教士传教没有了政治层面的阻碍,也不再经常需要本国公使或领事为其提供政治援助。面对新的时局,公理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大力发展教育以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撤销乡村传教站,完全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宣教方针被基本确定下来。不过,基督教会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正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代,对基督教采用批判的武器的时代已经悄然迫近。
[硕士论文] 玛特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学说将世间分为“器世界”和“情世界”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世界,一方面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器世界”,另一方面是以思想灵魂形式存在的“情世界”。《俱舍论》认为,“器世界”和“情世界”两个部分互为因缘,形成统一的宇宙。论文试述佛教“情器世界观”的生态蕴涵及其对蒙古国生态保护的意义。第一章叙述了选题目的、目标、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创新等内容。第二章叙述“情器世界”的内涵,首先是“器世界”的概念,并由之解释世界的形成、时空结构和度量。其次是“情世界”的概念,并由之解释三界众生,以及宇宙中其它未知生命。第三章重点阐释佛教“情器世界”中万物有灵、人间净土等主要概念及其生态意涵。第四章概述蒙古国地区长久以来的佛教信仰,佛教“情器世界观”对蒙古国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并思考如何将佛教“情器世界观”中关于生态的思想运用于现实生活,并以之改善人与自然关系。
[硕士论文] 吴艳丽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申报》作为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在社会上具有非常广泛影响的报纸,其在中国新闻史与社会史研究领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将之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充分利用《申报》中的材料去研究此一段时期的寒山寺历史,能更清晰、更客观地展示出此时期的寒山寺。
  《申报》早期对关于寒山寺的报道,多奇闻趣谈,以吸引眼球为主。另外,《申报》中所刊载的有关到寒山寺旅游的报道篇目较多,达三十几篇。
  随着《申报》自身的发展,对寒山寺的新闻报道方面逐渐由旅游报道转向对寒山寺兴衰及寒山寺文化的深层次挖掘。透过《申报》的报道,人们可以了解此一时期的寒山寺的兴衰际遇,了解其中的历史细节,如陈夔龙怎样修缮寒山寺及铸造寒山寺钟,程德全是怎样使得寒山寺振衰起废的,大休上人又是如何与寒山寺结缘等等。
  寒山子与张继可以说是历史上与寒山寺渊源最深的人,通过分析《申报》中的相关篇章,可以深入了解寒山子和张继在当时世人眼中的形象及他们与寒山寺密不可分的关系。
  寒山寺是一座独特的以文化而闻名天下的千年古寺,《枫桥夜泊》诗及诗碑、历代所铸梵钟、《寒山寺志》的编撰都是使寒山寺文化熠熠生辉的元素,《申报》中的报道记录反映了相关内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入探析寒山寺的视角,较清晰客观地展示出了寒山寺的历史。
[硕士论文] 陈莉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与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的古典大家,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都对宗教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形成了体系化的宗教思想。之后,大量学者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只有少数学者对二者的宗教思想进行比较,其中的大部分只选择对宗教的某一部分进行比较,而这种做法并不能清楚的体现出两者宗教思想上的共性与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共性与差异的原因。
  基于此,笔者尝试对二者的宗教思想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分别在马克思与涂尔干的宗教思想中提取出了重要的关键词——“异己力”和“社会力”,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来更清晰、完整的阐述其宗教思想的异同。
  在异己力与社会力的分析视角下,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与涂尔干都认为宗教是人在某种类似于客观外力作用下的反映,而他们对这种客观外力的判断主要是由他们对社会基础的理解决定的。二者对宗教所受到的外力的判断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宗教的内容上看法的不同。首先,在宗教的本质上,马克思认为宗教是没有本质的,而涂尔干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社会;其次,在宗教的功能上,马克思认为宗教主要起着精神鸦片与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涂尔干认为宗教主要发挥着人性提升与社会整合的功能;最后,在宗教的未来上,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异己力终将消失,宗教也将消失,而涂尔干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力变弱,科学逻辑成为主导,宗教也将变得越来越合理,最终演变为一种人性宗教。此外,在这种外力的分析框架下,不仅可以直观的看出二者宗教思想上的共性与差异,还能发现其宗教思想存在的互补与不足。
[硕士论文] 陈璐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僧肇是翻译大家鸠摩罗什的得意弟子,佛教中国化开端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理论见长,接受了印度龙树中观一系的思想,著有《肇论》向人们阐释佛学理论。他纠正了时人对佛学理论的误读,使真正的佛学思想进入人们的视野。
  僧肇的《般若无知论》是其著作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阐释了他认同的般若概念。《肇论》中其他文章都是对这一篇的补充。般若是佛学的核心内容,对它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僧肇的般若理论正是多元中的一元,具有研究的价值。他认为般若具有无相无知、非有非无的特性,必然符合中道原则。他还阐明了佛学看待世界的方式,表达了语言不能表述真理的态度。
  有关《般若无知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这些成果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某些学术误解,得到可信的结论。
[硕士论文] 朝克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牟羽可汗是漠北回鹘汗国的第三代可汗,他的即位以及即位后改宗摩尼教的事件,都是饱含争议又极富研究价值的课题,是研究漠北回鹘汗国历史的切入点。牟羽可汗即位时恰逢原定继承人其兄长叶护太子死亡,对叶护太子的死因学界一直都有所争议,与牟羽可汗即位的同时,漠北回鹘汗国的邻国唐朝又正处于“安史之乱”之中,牟羽可汗便是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中继承了漠北回鹘汗国的汗位。而牟羽可汗即位后废弃原本在回鹘汗国流行的萨满教而改宗摩尼教,将摩尼教确立为“国教”,从此开启了漠北回鹘汗国信奉摩尼教长达百年的历史。
  漠北回鹘汗国改宗摩尼教,在此后的百年中对整个漠北回鹘汗国的政局、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牟羽可汗利用摩尼教的重商政策,使回鹘汗国成为掌控丝绸之路的经济帝国。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回鹘语文书及其他多语种的史料,来探讨牟羽可汗信奉摩尼教的原因及之后所产生的影响。
  文章主要由绪言、正文、附录等三部分组成。绪言部分主要由前人研究成果,所利用的史料以及研究牟羽可汗信奉摩尼教的研究新意组成。正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主要是释读并翻译三份回鹘文摩尼教历史文书,以展现文书中的历史信息。第二章对牟羽可汗的即位问题及其在国内推行的政治策略、着重发展商业等政策的问题展开论述。第三章分析了摩尼教传入漠北回鹘的原因并利用回鹘文文书分析了摩尼教成为漠北回鹘汗国“国教”的过程。最后论述了牟羽可汗去世后,摩尼教在漠北回鹘传播中所出现的短暂中断的问题。第四章对回鹘汗国信奉摩尼教后,回鹘汗国社会文化和之后的回唐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附录部分附有回鹘文摩尼教历史文书词汇索引及文书原件图片组成。
[硕士论文] 牛爽
文艺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佛教丰富的文献资料中包含着珍贵的生态审美思想。关照内心、以心为源是中国佛教对主体精神的追求。始于南北朝时期的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它以《楞伽经》为经典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而生成。禅宗倡导超越实在性的外在世界,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强调回归人的本性,真正解放人性,从而步入佛界的殿堂。禅宗美学强调关注和回归人的精神家园,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体建设。禅宗佛性论强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具体体现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性本空”、“自性清净”、“圆融无碍”等思想之中。
  本文将基于文本认真研读,深入发掘几部佛经的精神要义,对于其中关涉生态审美思想的论点进行理论阐释,从而从生态审美角度揭示禅宗佛性论几个重要命题的深层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主张用平等的眼光关照万物,众生在生存价值上没有高低等级之分,也没有惟我独尊的优越性,这是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审美观。禅宗佛性论采用,“禅悟”的直觉思维方式,这本身也是一种注重整体性和生命本真的生态体悟方式。禅宗将“圆融”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立足主客统一的生态审美视角,构建起了人与世界融合为一、互相含摄的生态交融模式和圆融之境。
  唐代山水诗人注重“光采与我同”的境界以及无任何功利目的的心境,这就是诗人本原清净的自心自性。诗中抒发了诗人极大的精神愉悦与难以言说的内心自在。这也对当时回归自然的生态审美实践产生了借鉴意义。唐代山水画创作采用直觉观照的方式去感悟,强调不执于一物,不执于观念,达到心物合一、心我和一的境界,这正是禅宗佛性论直觉审美的体现,是真正的“悟”。唐代山水画不论在绘画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受到了禅宗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进而产生了审美情趣的转变。唐代士大夫文人以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宇宙哲学来构筑园林,达到人与宇宙的融合,打破二元对立模式。同时,相比于老庄玄学思想,他们推崇禅境的心境向内心世界迈出一大步。此外,禅宗佛性论中所包含的质朴的生态审美思想使“禅悟”的直觉思维在唐代园林艺术审美方面取得了极高的地位,也对中国古典艺术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当下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禅宗佛性论虽不能拯救人类的生态危机,但却能够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生态观念。唐代禅宗佛性论中对破除自我中心、万物平等、现象圆融等一系列理念的表达,是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理念中和谐精神的诠释,也为当代生态文明构建提供了智慧蓝本。禅宗佛性论朴素的思想中蕴藏着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这也为西方学者转向学习借鉴东方生态智慧提供了思路。
[博士论文] 刘伟
新闻传播学;新闻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礼逊作为基督新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在清政府教禁森严的背景下,借助文字传教、教育传教、医药传教等多种方法开展对华传播。其中,他探索开创了新闻传教,先后创办或者推动、参与创办共达6份中英文报刊,投入精力多,持续时期长,历史影响大,不仅推动了新教传教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占据了重要位置。本论文围绕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尤其是新闻传教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论文共分5章。第一章分析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背景。第二章围绕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分析马礼逊新闻传播策略的确立与尝试。第三章研究英文季刊The Indo-Chinese Gleaner(《印中搜闻》)的办刊情况和面向英语世界的迂回传播特征。第四章聚焦马礼逊人生最后7年的新闻传教活动,包括参与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纪录报》)编辑,推动创办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直接创办《杂闻篇》和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传教者与中国杂报》),指出其从传教事业巅峰回落而欲借助新闻传教活动重振辉煌的最后挣扎和努力尝试。第五章对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进行总结,包括总体回顾以及评价其新闻传教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论文研究起草过程中,着力收集上述6份中英文报刊原文,通过分析第一手资料文本内容,研究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实践。主要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马礼逊创建了新闻传教策略。这一策略既继承耶稣会文字传教的传统,又借鉴运用了19世纪初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成果,开创了基督教对华传播的新模式,丰富了基督教对华传播实践,也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马礼逊新闻传教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新闻传教活动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15年-1822年)持续7年办刊,扩大了欧美国家对来华传教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为马礼逊在英国及欧洲树立了崇隆声誉,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第二阶段(1827年至1834年)马礼逊传教事业从巅峰开始下落,由盛转衰,尽管他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新闻传教活动,但终因积劳成疾去世而中止。其新闻传教活动,既是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门户洞开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马礼逊20多年在华生存状态的客观写照。
  第三,细致研究《印中搜闻》影印本第一手资料,提出《印中搜闻》通过面向英语世界传播,吸引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在华传教艰难状况的同情,增进对伦敦会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起到迂回传教的成效。《印中搜闻》是19世纪初期唯一出于向中国传教目的而创办、并以过半篇幅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刊物,虽然中国新闻史对之提及甚少,但理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对与马礼逊有关的一些史实问题作出探究和澄清。其一,《印中搜闻》的性质定位。该刊编辑方针经历三次较大调整,由最初以宗教性为主转到宗教性、世俗性并重,继而转向世俗性为主、兼顾宗教性,其传教刊物的色彩不断淡化,但传教的使命始终没有卸下。其二,翻查《广州纪录报》并未发现《论出版自由》(The Press)原文,只找到一篇题目相似但内容不同的The Press in China。因此,对过往认为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上发表最早捍卫言论自由文章的观点提出疑问。其三,对《依湿杂说》就是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Sinaca的观点作出澄清。从《依湿杂说》出版时间看,与马礼逊新闻传教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倒是在内容上有某种关联。
[硕士论文] 李旭
中国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空”思想,也是《金刚经》的核心思想,来源于佛教的有无宗,最早是体现在印度原始佛教中的“人无我”思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自身修行和教化弟子的过程中逐渐展现空义。由其弟子记录而成的《金刚经》,经过众多僧人、修行者的译本工作,再加上梁武帝时代昭明太子的分品,使得《金刚经》在中国范围内流行起来。《金刚经》文本的核心思想是“破”和“立”,破除的是一切相,包括我相、人相、心相,以及对执着于“破相”的“心相”的破除。最终是要在“破”的基础上“生心”。
  本文通过分析和阐发《金刚经》“空”思想及其在佛法以及修行中的表现和思想进程,希望能把握《金刚经》这一佛教重要经典的思想意旨。主要从“空”思想的来源,主要涉及的足“缘起性空”思想。以及其在《金刚经》文本中的体现,主要从“扫相破执”的“空”,破除“扫相破执”的“空”以及“空”义非“空”三个层而展开叙述。虽然《金刚经》讲的丰旨是“空”,但其实对于现实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空”,而是在了解这个世界本空的实质基础之上,更加积极地入世生活。不执着于这个现实世界,并不是把一切都否定掉,很多对“空”一知半解的人很容易就会陷入这样的误解中。接着呈现《金刚经》中“空”思想对《坛经》及禅宗的影响,从禅宗继承的“无相”、“性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思想,发扬的“外离一切相”、“无念、无相、无住”以及“见性”思想展开叙述。最后对《金刚经》“空”思想的流弊和现实意义进行探讨,说明《金刚经》中侧重于“破”,未及时“立”起来的问题。侧重于讲“破”,一般的人很容易就会陷入“破除一切”的误区中,虽然要做到“破除一切”,但是也要“融入一切”,这一点和儒家讲的既能“精神上出世”又能“身体上入世”是很相似的,都强调了一种既宏大又微小,既开阔又收敛的处世状态。以及“空”思想对现实的人在沉静心灵、提升道德修养以及凝聚民心方面的推进作用。以此全面阐释《金刚经》的“空”思想。
[硕士论文] 陈瑜婷
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解放神学作为拉丁美洲兴起的具有神学性质的社会主义思潮,旨在解放拉美穷人苦难的命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拉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理论烘托和现实依据。同时解放神学也是一种激进的神学思想,认为穷人的出现与圣经文本中的福音信仰不相符合,倡导拉美的传统保守教会作出理论上的革新和现实准则的改良。解放神学呼吁拉美穷人们要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革命力量的中流砥柱只有参与到革命当中来,才能发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踏上解放自我的道路。
  本文所探讨的中心主题是拉美神学是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实现对其自身的改造。将通过三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拉美解放神学的产生原因,也就是拉美社会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解放神学的;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无神论的宗教观为什么适用于宗教神学中;最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拉美神学所要实现一种怎样的社会目标来实现其改造目的。
  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神学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是活的灵魂,而不是刻板僵化的教条。不能因为神学的唯心主义性质而全盘否定它在宗教当中的适用性。且要在一块几乎全是宗教信仰民众的大陆上把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是不现实的,其一,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此等同于失去了革命的群众基础;其二,若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盘使用,不就等同于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性。
  所以解放神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并结合拉美的具体国情,在拉美创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备本土特色。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上帝之国不仅是拉美人民迫切希望实现的,也是对他们更好的激励。因为乌托邦所描述的生活正是他们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倘若上帝之国体现的是富有神学意蕴的乌托邦,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现实世界乌托邦的真正体现,解放神学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一个目标把这两者融合在了一起。
[硕士论文] 赵宗耀
外国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认知科学是一门从认知和进化的角度研究宗教思想及行为的学科。通过广泛利用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等领域的知识,宗教认知科学致力于从认知角度探寻宗教思想产生与传播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该领域主要理论分支的研究分析,探讨宗教认知科学在解释宗教方面的理论价值和重要意义,及其对当代宗教与科学关系、宗教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影响,并指出宗教认知科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说明了论文选题的意义,简要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讨论宗教认知科学的产生,表明了在传统宗教解释的压力下,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宗教的认知科学解释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人类认知机制与宗教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特征表明通过当前的认知科学解释宗教具有其可行性,并概述了宗教认知科学的认知副产物理论和进化适应论这两个主要理论分支。
  第二章探讨宗教的认知副产物理论。第一部分探讨宗教观念的起源,分析了人类认知系统中关涉宗教观念的产生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基本模块,即用于探测中介的存在的“超灵敏中介探测装置”和根据自身去理解其他中介的“心理理论机制”。第二部分探讨宗教观念的记忆和传播,首先从直觉本体论出发,利用“最小反直觉概念”解释了宗教概念的记忆和传播优势;然后分析了宗教仪式在宗教认知的记忆和传播中的作用,重点阐释怀特豪斯的“意象模式”和“教条模式”的理论。
  第三章探讨宗教认知科学的另一理论分支——进化适应论。通过对群体选择理论、代价信号理论和超自然惩罚理论这三种最流行的宗教适应论模型的分析,探寻人的认知属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四章反思宗教认知科学的意义。宗教认知科学的产生,意味着利用科学解释宗教问题的进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当代走向,同时也引发了当代语境下宗教存在方式及合理性的科学评估与反思。而宗教认知科学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宗教科学研究的新路径,从认识论上拓宽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方式;从生存论的角度,深化了人们对自身局限性与超越性的哲学反思,在当代语境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结语部分指出了因认知科学的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自然主义这一单一角度的局限性造成的宗教认知科学的不足,并提出通过积极引进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将宗教的认知科学解释与文化的阐释相结合,可使宗教认知科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最后对宗教认知科学将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硕士论文] 郭清杨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的开端,一般被认为是始于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代,而尧舜时代也被认为是以制度完备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社会的起点。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必须要从五帝时代入手,而帝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本文将帝尧作为研究重点,从帝尧韵身世、功绩以及尧舜禅让三个方面出发,以古籍文献为基础,借助考古发掘、出土文献等,对帝尧资料进行钩沉索隐,通过梳理与总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帝尧的身世来历、历史功业及其文化内涵。
  本文的开篇是绪论。对帝尧研究的选题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综述做简单的介绍。
  第一部分是帝尧身世研究,以帝尧的名号、世系与活动区域为主要内容,梳理已有成果,对其中的分歧作出辨析。帝尧作为上古五帝之一,产生了各种名号,本文对帝尧伊祁之姓、放勋之名、陶唐之号的渊源进行了梳理;描摹出五帝中帝尧一支的完整的帝王谱系,以及帝尧后裔的谱系;同时,也对帝尧一族的起源、迁徙、建都地及葬地进行了论述,以此来全面展现帝尧的生平面貌。
  第二部分是帝尧功绩研究。在政治上,帝尧平定天下、完善政治、协和万邦;在经济上,帝尧平治水土、发展生产、制定历法;在文化上,祭祀活动与制作礼乐行为也使我们看到文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挥起重要作用。这一部分对帝尧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以此探寻帝尧作为上古帝王所展现的历史功绩及其背后的意义。
  第三部分是尧舜禅让研究。这一部分从历代历家对尧舜禅让这一事件的争鸣谈起,提出尧舜禅让具有其真实性,接着从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两方面,对尧舜禅让的历史真实性进行论述,总结出尧舜禅让的实质是中华文明起源初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制度。最后,阐述尧舜禅让对后世的政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的最后是结语,通过对全文的总结,梳理出完整的帝尧图景。
[硕士论文] 余莲凤
文艺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从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母神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源于母亲经验和生命崇拜。女性生育后代,为氏族的繁衍发展做出贡献。女性创造生命——这在初民的认识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女性在母系氏族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女性在生存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狩猎、养殖动物、种植庄稼、制作陶器等。对女性的尊崇,重点突出在对女性孕育生命的腹部——子宫的尊崇。所以,在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众多腹部圆大的泥雕,常见于世界各地出土的母神雕像中。在中国,对女性腹部的强调表现在各种头小肚大的人头形陶罐、陶瓶上。作为容器的肚腹即是女性头部以下的全部,换言之,女性的肚腹足以代表女性,女性即肚腹。在初民早期的实践经验中发现,腹中之物是肠,所以肚腹即肠,中国神话中的首位大母神正叫作“女娲之肠”,反应了对女性肚腹作为生命容器的尊崇,亦是对创生生命的敬畏。
  女人=身体=容器,一种世界性的经验,容器是大母神原型的象征。容器就像一个大圆,它包容、保护着从容器中产生的生命。所以女性,在先民的认识中即被经验为孕育、保护和滋养生命的大母神。
  作为原型的大圆是混沌,包容一切的,包含正面、负面的属性。无意识象征性表达即原形显现,随着意识逐渐从无意识中分化,原型开始采取形式,但这种形式往往是怪诞畸形的,也许是不同动物的组合,也许是人与动物的组合,前者如中华民族的龙、凤等动物,后者如人首蛇身的女娲,人面兽身的西王母,以及《山海经》中诸多人面兽身的神灵。
  人根据自然理解自身,从大地孕育万物,生长万物的经验中理解女性怀孕,由此产生了地母的概念。万物生于大地,亦归于大地,年年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这种不死的生命被理解为神。女娲,是横卧于栗广之野的地平线,是地母神,是创世神话的第一位大母神。母神崇拜中,地位最高的是创世的大母神,她创生万物,为众神之母,如希腊神话中的盖亚,中国神话中的女娲,二者均是地母神。万物从大地中生长出来,人也依地母而生,中国神话中,人是地母女娲用自己身体的元素泥土造出来的。
  西王母是继大母神女娲之后的第二位大母神,她是在创生的对立面“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死的抵触就是永生,既是生殖崇拜的延续,又是对生命不死的渴望——即不死思想。这在《山海经》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有不死山,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不死药,或是长寿不死,或是死而复生。由于医药的不发达,对疾病的无可奈何,希望能有医治疾病和疫病的神药,就产生了“司天之厉及五残”和掌“不死药”的西王母。
  不死思想是生命崇拜的核心,包括永生不死和生命繁衍。永生不死,死而复生,生生不死在经验中最直接的形象就是月亮,月亮的阴晴圆缺、周而复始是为不死。月中有玉兔、蟾蜍体现的正是早期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的思想,这样一种不死思想孕育出了一位新的月神,即窃不死药的嫦娥。
  西王母、不死药、玉兔、蟾蜍、嫦娥均是源于对月亮不死的经验,是月亮母神——常羲形象的衍变,对月亮的崇拜最早可推溯至甲骨文中的“西母”。
  继西汉末盛行的西王母崇拜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本土道教的兴起,逐渐产生了一位新的母神——观音。观音经历了男相到女相的转变,其职能多样,其中一相送子观音,正是源于女娲造人的早期生殖崇拜的延续,另外,观音手握的净瓶,瓶中盛装的甘露和斜插的柳枝,以及身下的莲花均是母神原型的象征。莲花是观音慈悲精神的表达,莲花是圣洁的,观音从莲花中诞生,是一种神圣诞生形式,观音在明清俗文学中被“俗神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母神保护功能的最高精神变形。
  综上,我将女娲、西王母、观音合而讨论,皆因她们俱是生命大母神,包含着对创生生命的母亲崇拜,对生命不死的崇拜以及对母神慈悲精神的信仰。
[硕士论文] 柏云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帝喾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和黄帝一样,被奉为五帝之一,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精神偶像。今天关于帝喾的认知,多偏于神话传说,而实际上,帝喾是上古的民族首领,有独特的言行、历史贡献,这一点多被帝喾的神话色彩遮蔽。在当下考古成果日渐增多的背景下,帝喾其人的形象也在丰富生动起来。本文拟以帝喾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传世文献与考古成果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考察帝喾其人、帝喾族群、帝喾子嗣、后世祭祀等方面,以期对帝喾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知。
  本论文主要阐述帝喾形象的演变及族群发展。具体而言分绪论、帝喾其人、帝喾族群、后世祭祀四个版块。
  绪论主要从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现状三个方面做简单介绍。
  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于帝喾的研究。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后,疑古派渐成史学界主流,他们对于上古史一直持怀疑态度,帝喾的真实性也就成为帝喾研究的关键。关于帝喾其人,历史上曾出现了帝喾(估)说、高辛说、帝俊说、帝舜说等几种的名号。本文主要对这几种主流名号进行考证和集中梳理,并以此来探究帝喾的世系及其与其他帝王的承继关系。
  第二部分以帝喾族群为研究重点,以探究华夏族之形成为切入点,将帝喾族群的形成和发展放在华夏族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学发现对其进行补充和佐证。本文在探究帝喾族群时,据历史源流,言及史书所载的帝喾后裔:殷之始祖契、周之始祖后稷等众多的子族。帝喾后裔与历史始祖的重合,恰可以说明了帝喾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帝喾与西南地区侗族、瑶族的祖先神也有承传关系。在今西南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口耳相传“盘瓠犬”的故事,笔者对其流传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以期厘清盘瓠和帝喾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究帝喾对于华夏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深远影响。
  第三部分结合今人对于帝喾的研究,考证了帝喾陵所在位置,并结合当地对于帝喾的祭祀活动,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于庙会和相关祭祀活动进行研究。帝喾陵以及现阶段的祭祀活动充分体现了今人对于上古史的重视,对于中华民族寻根溯源的文化自信。
[硕士论文] 刘晗
外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德日进是20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他用科学的视角探索世界的终极意义,以基督信仰为核心建立起他的进化论体系,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
  德日进将宇宙看成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有机整体,并以进化论为基础,以基督为目的为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往上帝的路径,由此构成了他独特的宗教进化论思想。在德日进的思想中,他的宗教进化论的内在逻辑就是,从宇宙的起源开始一直进化到最高的欧米伽点。在进化的过程中,一切事物都遵从于复杂性-意识规律。在他的宗教进化论中,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对“恶”的问题的探究以及宗教神秘学的探究构成了他思想的伦理归宿。德日进独特的对宗教合理性的论证以及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和看法对宗教和科学的发展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刘日新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北欧人以维京人为主。维京人属日耳曼人的一支,根据地域的不同被划分为挪威人、丹麦人及瑞典人。公元8-11世纪被称为“维京时代”,维京人的海盗行径几乎侵扰了整个欧洲。与此同时,基督教传入维京人的世界,逐渐取代其本来的多神信仰,成为北欧的主流宗教。维京时期正是西欧基督教世界开始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论是技术、军事还是国家权力以及丰富的税收,都使得维京人为之向往。一种“嫉妒”的力量促使维京海盗的长船驶入欧洲基督教世界,同时这种“嫉妒”也使得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充满好奇,甚至许多异教徒并不反对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他们相信基督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可以说,促使北欧人接受基督教的最主要动力就是获得物质上的满足。然而,基督宗教融入北欧世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既有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也有加洛林王朝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推动措施。本文着重探究北欧基督教化的主要方式,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北欧维京人的概念,以及北欧海盗的产生原因及劫掠过程。北欧基督教化的时期恰与维京海盗猖獗肆虐时期相重叠。北欧人认识基督教、接触基督教与他们从事的海盗活动有直接的关系。维京海盗最初的海上劫掠活动不是为了永久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是为了充足的物资补给。稀缺的土地资源以及尚武的文化传统促使他们不断地劫掠欧洲各国,与此同时走进基督教世界。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维京人的原始宗教。基督教传入北欧与其特殊的原始宗教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北欧神话是对日耳曼神话的一种狭义称呼,是维京人精神与文化内在逻辑的起点。北欧神话关于末世论及再创世的逻辑是刺激维京人南下的动力之一。然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北欧原始的宗教没有强大的教会团体,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神学理论,同时多神信仰也使北欧人愿意接纳基督成为另一位神灵。总之,北欧原始宗教的种种特性使得基督教信仰顺理成章的进入北欧人的世界。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北欧各国接受基督教的具体方式。总体来说,北欧各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归信基督教的。其中,不乏有传教士的努力甚至基督徒国王的武力威胁。同时,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归信历史。维京海盗素有“亦盗亦商”的传统,他们在军事冒险活动之前就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商业往来。这种频繁的商业往来促使了北欧人向基督教的转变。北欧最早的基督徒团体,都形成于贸易发达的城镇:比如梅拉伦湖的佛加,横贯日德兰地峡而到达海边之通道两端的里奔和石勒苏益格。总之,不能将北欧基督教化的方式笼统的概括为自上而下的传教途径。北欧各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归信历史。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北欧使徒安斯加的传教历程。安斯加被称为“北欧使徒”,后被任命为汉堡-不来梅教区的主教,对北欧的传教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为其他传教士或传教使团在北欧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他的继承人里伯特所著的《安斯加传》对于研究安斯加的传教经历以及维京时期北欧社会的原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安斯加传教背景及传教经历的描述,可见维京时期安斯加等传教士在北欧基督教化初期所做的努力,借此分析维京时代基督教传入北欧社会的主要张力以及对北欧社会产生的影响。
[硕士论文] 李彤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前驱所罗门·谢希特,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思想,为应对犹太教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新方案——传统与变革。19世纪~20世纪的现代化挑战要求犹太人: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抉择,另一方面在民族性和普遍性之间做出抉择。在此背景下的谢希特既坚持犹太教的永恒精神和公共以色列入原则,又把犹太教的传统与现代,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传统与变革思想,以解决犹太教面对的现代化问题。
  第一章从谢希特的上帝观和律法观两方面介绍拉比神学。上帝始终与他的子民保持一定距离,既不使自己在世界上迷失,又不与人过于亲密。而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之国中的长子,律法是上帝给以色列的礼物,以色列入通过践行律法亲近上帝。上帝是万国之主,他把律法放在开放的地方,给需要的人。这显现了拉比神学中上帝与律法都具有普遍性特征,这种特性是谢希特传统与变革思想形成的基础。
  第二章介绍谢希特传统与变革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面对具体问题的主张。首先,谢希特追溯犹太教传统的神圣来源并肯定其历史性,强调犹太教传统的重要性。接下来,谢希特通过从以色列·巴尔舍姆、纳克曼·克罗切尔、以利亚·威尔纳三位优秀的东欧犹太人解决时代危机的经历中寻找变革的依据,证明变革的合法性,谢希特笔下的犹太教传统不仅是口传律法,更是适应制度的变革过程。在犹太教的发展过程中遵循公众以色列入的原则,以此谢希特把上帝与以色列人,神圣与世俗,过去、现在与未来统一于传统与变革的思想中。最后,面对具体问题,谢希特充分诠释了其传统与变革思想,并应对犹太教在现代化碰撞下出现的语言、民族主义、妇女宗教权利等问题。谢希特的传统与变革思想是坚持犹太教民族性、宗教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第三章介绍谢希特对于保守派犹太教以及美国犹太教的影响。谢希特重组神学院,建立联合圣堂,把他的传统与变革思想系统的传播给犹太会众。谢希特团结东欧移民,加入犹太复国运动并为犹太人的同化树立屏障,团结改革派犹太人和正统派犹太人,促使改革派犹太教正视以及回归传统,正统派犹太教面对现代化,开放视野,团结美国犹太教。谢希特作为一位优秀的当代犹太精英,为美国犹太教注入活力。
  谢希特传统与变革思想把犹太教的普遍性与民族性、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传统与变革思想所体现的不一致性特征为犹太教应对现代化挑战不断注入活力。因此在传统与变革思想影响下的保守派犹太教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挑战。
[硕士论文] 姬朦朦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西方来华基督教教会纷纷将传教的触须进一步伸向华北和中国腹地,美以美会女布道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该会成立于1869年,是美国成立的第二个女子宣教团体,也是众多女布道会中最独立的一支,女差会的成立使得海外妇女传教运动有了独立的组织形式。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向海外非基督教国家传道,因此女布道会成立之初,就不断向海外国家派遣女传教士,中国亦是其重要的布道区,1871年女布道会来华,同年开始在华北地区的工作,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止,女布道会在华北广袤的土地上,以女校和妇婴医院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传教工作,来华女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高,她们的言行举止对当地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教会女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她们的女性性别意识日益凸显,在女布道会的影响和帮助下,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长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
  为开展传教工作,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工作,其中以天津妇婴医院、北京慕贞女子中学及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最为有名。天津妇婴医院作为一所综合性的近代女子医院,以妇孺为医治对象,既为中国女性带来了西医诊疗的技术,又为中国妇女创造了良好的就医环境。妇婴医院附设益世高级护士学校,努力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教学标准培养医学人才,为妇女医疗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的医务人员,推动了西医教育模式在我国的确立。早期来华的医学女传教士拥有良好的医疗技术,通过医疗减轻中国妇女身体上的病痛,许多妇女在其影响之下,接受医学教育,从事行医事业,获得了职业生活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摆脱了作为男子附庸的境地,成为新一代的职业女性,从这方面来说,女传教士扮演了医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而这部分中国女性在求得独立后,又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突破传统家庭的范围,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成为新时代女性的典范,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北京慕贞女中和天津中西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办的最为重要的女子中学,作为教会女中,其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之处。慕贞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中学,是女布道会借教育传教的典型,学校格外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氛围浓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女校为中心的福音传播网络。但是慕贞也开设了各类通识课程,教给学生其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实用知识。最重要的是,慕贞在学校的管理、学习和生活中向学生输入了西方近代女性特质——虔诚、纯洁、顺从、齐家,并通过学习和组织各类校园活动不断巩固这些品质,慕贞的本意是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实现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女性解放,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进一步学习后,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公共领域,从事教师及其他职业,成为独立女性。中西女中是继慕贞女中之后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二所女子中学,中西女中希望其所培养的女生温顺而贞洁,有淑女气质及大家风范,不过其所传播的知识,开展的种种活动有助于妇女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凸显,与慕贞女中一样,中西女中在西方女性特质输入及女性启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上述两所学校培养的女性有共通之处,教会女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都是基督徒,她们后来大多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这些职业女性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心虔诚,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谦和特征,而在政治表达方面这些女性则明显温和而保守,态度激进者相对要少。
  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来华后,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基督教的性别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中国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并实现角色的转变,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打开了晚清男权社会的一道裂缝。应当指出的是,该会所倡导的基督教性别观与中国传统的性别观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是基于基督教义之上的男女平的性别观,这种性别观念在当时尽管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其主旨是希望培养女信徒,在中国建立基督化家庭,以此来影响中国社会,这种鲜明的宗教意图与当时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主流的世俗化趋向形成某种紧张关系,自然减弱了其影响和意义。
[博士论文] 郝金广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十乘观法是天台宗止观修习的内核,而有关该套观法的运用,《摩诃止观》在不同所观境下的诠释存在差异。在观阴界入中特别强调十法成乘的和合特质,给人以十法圆修、整体运用的印象,在烦恼境、业相境、魔事境、见境下的十法运用与此类似,而在病患境和禅定境中,十乘观法则强调自观不思议境至离法爱重重递补、抉择悟入的单线式运用逻辑。后一种逻辑被湛然等天台学者所重视,认为十乘观法因根性利钝不同而产生用多用少的差别。上根者观不思议境一法即足,中根者或三或七,下根者须十。安藤俊雄等学者认为十乘观法乃是因不同的所观境而有不同的运用规则,不可以将禅定境中次第抉择、修习的运用逻辑与根性相结合作泛化解读。十乘观法与学者根性及所观境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理解《摩诃止观》中十乘观法理论诠释和实际运用,是本文努力解决的问题。
  十乘观法的运用主要呈现于《摩诃止观》,该著作是诠释天台圆顿教观的重要典籍。理解十乘观法的运用特点,首先要对《摩诃止观》十境十观的文本诠释作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摩诃止观》诠释圆教止观往往借助藏、通、别三教教观的对比而展开,处处透露着教观互具的特点,这是诠释十乘观法的理论背景。十乘观法虽然是圆教止观方法,但将该方法作适当的理论调整,同样可适用于藏通别三教。对藏通别三教下十乘观法运用的了解有助于增进圆教下十乘观法圆融特点的理解。十乘观法的的修行形式是四种三昧,它是十法修习的外在仪式和规范,而十种所观境是十法修习的内在观照境界。大开圆解及二十五方便是十乘观法修习的前方便,前者应被界定为闻解圆理,后者主要是事行,但二者实际是可以圆融互具的,通达方便则能为十法修习建立扎实的教观基础。
  在把握十乘观法教观思想、方便加行的基础上,对十乘观法才能够得以透彻地理解。十乘观法在“阴界入境”中的诠释最为详细,以观不思议境为首,因境而发愿,因愿而观行,观能破惑,惑破则通,道品调适可增进止观,六度事行能辅助理观,识六即位可防增生慢,内外安忍可不为障缘所动,离法爱则不堕顶位。此十法和合而成乘,境愿相生、行愿相成、正助相添、教行相导、本末相收,体现的是十法圆修的整体运用逻辑。观阴界入境中的十乘观法乃是智顗首次系统提出,对十法各自的作用、前后存在的联系作详尽的说明是为了清晰阐释该套观法体系的理论思考。该部分中多次强调摄化初心众生,可以看出智顗对十法整体运用的强调,有着利益最钝根初心众生的初衷。
  在“病患境”和“禅定境”十法运用的诠释过程中,智顗又强调十法次第修习、抉择悟入的逻辑。若观不思议境一法能够悟入无生则不须其他九法,若一法不能悟入则增修发慈悲心,若依然不能悟入则次第增修其他八法,直至十法具足必可入道。这种重重加修、次第抉择的逻辑与病患境和禅定境自身特点有一定的关系,病患境以病愈为期,而禅定境于定中修观较散心悟入为易,都可能存在一法即足或少法即得的情况,用多用少便由学人的根性决定。
  根性决定说和所观境决定说在十境十观的诠释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但两者都有其局限性。从智顗一贯的以偏显圆、以方便显究竟的诠释特点可以发现,十境十观呈现出来的两种运用逻辑只是选择性地方便诠释的结果,十乘观法的实际运用是多样的。十观的次第给出并不意味着十观修习只能遵循这样的顺序,十法的作用和原则也不是可有可无。一法即足背后是观不思议境本身对其它九法的圆融含具,利根者可修此一法而任运具足其他九法,钝根者则需励力缘修十法,中根者兼具任运和励力修习。但不管根性利钝,要证得果位,十法的素质和功德都是必须具备的,智顗对圆教果位的诠释即依此十法而成。
  总之,十法的具体运用是灵活多变的,并非只能依《摩诃止观》呈现的方式加以修习,智顗的目的是通过在不同所观境下的差别诠释让学人了解十乘观法的弹性运用,而非将境和观之间作教条式的对应。惟有超越根性与所观境的程式化解读才能灵活把握十乘观法的运用,也才能在与他宗教观的比较中把握十乘观法的殊胜之处。
[硕士论文] 王培豪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幽溪传灯是明朝中叶振兴天台的重要人物,其晚年所著的《性善恶论》,是在佛教发展日趋衰微的明朝发挥天台性具思想的重要著作,有继往开来之功。本文主要是以该书为底本,分析传灯如何以天台圆顿教观,统摄各派学说,弘扬天台性具思想。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对传灯的生平以及复兴天台的主要活动进行总结和梳理。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传灯性具思想的历史背景分析和思想渊源追溯。明朝中后期,朝代更迭频繁,对佛教既限制有保护,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对佛教的批判始终未放弃,加之一直存在僧众头脑中的末法意识,使得有担当意识的出家僧众积极寻求复兴之路,传灯基于此便将复兴天台作为自己的使命。另外,智者大师基于慧思大师的“性具染净”思想结合与荀子“性恶”论,发明“性具善恶”思想后,经荆溪湛然的“无情有性”说、四明知礼的“理毒性恶”说、虎溪怀则单拈“性恶”说,到传灯从注重从“修”的角度论证“性善恶”,实际都是以天台三谛圆融、一念三千、性具十界等核心思想为基础,对天台宗“性具善恶”思想的作出的新的解读。
  第三部分概述了传灯对儒家人性论的评析。传灯认为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统一的结论,传灯经过对儒家主要人性论的评判,指出儒家言性即是佛家言情,有离性为情,合才为性之失,传灯之所以指出儒家人性论的偏颇之处乃是为自己弘扬“性善恶论”作铺垫。
  文章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传灯如何建构自己的“性善恶论”。这一部分传灯首先用天台“判教”思想对天台“性具思想”予以指认性分析,认为只有天台“性具善恶”论才是最究竟圆满的,并将该论抬高到最高佛教教义的地位,试图赋予“性善恶”一种普遍性。接着传灯又从体用角度,分列为八门,弘扬性具之旨。
  第五部分主要将传灯性具思想与儒家人性论作具体比较,佛性论本指法界众生何以成佛的根据,无善恶可言,儒家人性论主要关于伦理意义上的道德涵养,两者并无比较的基础。但是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其善恶关键都是在“心”上作功夫,两者构建理论的目的都是积极入世,试图改变社会现状,这就为两者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基础。关于传灯将天台宗“性善恶”思想与儒家人性论的比较,笔者将其概括为以理言性与以情言性、约修论性与道德涵养、世出世间善恶与世俗善恶这三方面的差别。
  最后,作为文章的结尾,主要对传灯的性善恶论作意义及其影响作简要评议。笔者认为传灯广引经论,把天台思想与其它各派思想融合的做法,一方面丰富了天台性具思想的内涵,另一方面,传灯广引经论论证“性具善恶”,其实也是对儒家批判的一种回应,其次,传灯关于“性”、“修”关系的论述,实际是为“修恶”寻找形上依据,旨在为处于末世的众生寻求一条成佛之路。再者,传灯为发展天台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也对后世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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