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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医院骑士团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军事修道骑士会(简称“军事修会”)之一,其成员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在十字军被伊斯兰教势力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医院骑士团先后转战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但骑士团在这些地方都没能成功立足,直到16世纪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赐封才来到马耳他岛安身。身处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是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地区边界上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力量,在骑士团控制马耳他岛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将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各种西方制度带到了这个原本文明发展滞后的小岛,马耳他经过骑士团的苦心经营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参与马耳他建设的同时,骑士团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围堵。作为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存亡关系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危。坚守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方盟友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作为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屏障的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经过苦心经营立下了脚跟,西欧也为此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继续进行近代的社会转型运动。
  如今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只剩下骑士团为马耳他打造的新都瓦莱塔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供后人凭吊。但由医院骑士团演变而来的“马耳他骑士团”褪去了军事功能而专注于医疗慈善事业,古老的骑士团其救死扶伤、平等博爱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贵、坚毅的骑士精神继续在文化领域给予今人以启示。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发源于印度地区,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渐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总体来看,佛教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对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并进行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文学、语言、风俗等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越南地处中南半岛诸国的最东边,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很大。公元2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中国传人越南,并逐渐在越南生根、发展。在传入越南之后,佛教同样对其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越南佛教属于汉传佛教支系,与中国佛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属于直接的法脉传承。其中,在越南、中国两国语言文化不断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产生了越南佛教词语。越南佛教词语属于汉越词语的一个系统,指的是那些来源于古印度佛教的词语,这些词语均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这些词语属于佛教用语,并有相应的梵文批注。但这些词语大多维持了“源”的发展状态,未发生任何改变,也未在通用语中出现新的用法和意义。因此,这些佛教词语仅在佛教领域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并未真正融入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虽然受到了汉化的影响,但主要运用于佛教领域,这些词语也属于佛教词语。
  越南佛教词语是在本国语言与中国语言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既具有汉越词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系统,这为越南佛教词语的具体研究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以及研究经验。以往的学者对汉越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各种常规汉越词,关于佛教领域内汉越词语的研究非常少,汉源佛教词语虽作为汉越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的研究只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汉越词研究或越南语外来词研究中。为此,在本篇论文中,作者选择以越南佛教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过程中,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首先对以往学者在汉语佛教词汇与越南语佛教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佛教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回顾总结;其次从词源、特点以及语义等方面,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释。
  本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进行研究,分析其语料来源与选词标准。并对佛教专业术语和现代越南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行研究,分析越南语中佛教词语的地位以及现代越南语中佛教词语收录缺失问题。进而分析佛教词语在现代越南语的地位,掌握其相应特点了解其特殊的语言文化价值;第二、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包括佛教词语的越化和越南语佛教词语的自身特殊性等。通过研究发现,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具有鲜明的特点,组词能力强、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且具有多音节化、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的特征;第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语义。从语义角度,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梵、汉、越佛教词语意义关系和词义发展变化情况,越南语熟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而梳理不同佛教词语在意义方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等;第四、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阐释。从文化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越南佛教节日和佛教建筑以及礼佛文化、佛教称呼常用语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佛教在越南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并对越南的文化和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佛教词语来源十分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如:具有多音节、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组词能力强、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等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在语义方面与汉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意义基本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义项增减以及意义范围、感情色彩改变等情况。在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常使用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佛教词语。这些词语富含丰富的佛教内容,结构多样化,还具有通俗性和口语性等特征。在向梵语佛教进行词语借用方面,梵语佛教词语、越南语佛教词与现代汉语佛教词语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不同最终促成借用结果的不同。总体来看,越南语佛教词语与汉语中相应的词语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受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相同的佛教词语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趋势,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历年来对广西富川刘仙娘信仰文化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某一方面的研究,对刘仙娘信仰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与遗憾,笔者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调查,力图对刘仙娘信仰文化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研究,以期对刘仙娘信仰文化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
  绪论部分介绍了刘仙娘信仰源流,梳理了目前学者对刘仙娘信仰文化的研究概况,以及笔者的研究主旨、思路、框架和方法。论文的核心内容分四方面。首先介绍了刘仙娘信仰文化依托的文化生态系统,考察分析得知刘仙娘信仰的形成离不开富川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与巫道盛行的人文环境影响。其次探析了刘仙娘信仰文化的传播,重点从田野调查实录进行分析归纳,刘仙娘信仰的传播的内在推动力是其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后因修龟石水库大量信众被分散到各个村落,这个外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信仰的传播;同时,笔者从口头传播与行为传播两个方面论述了刘仙娘信仰传播的主要路径。再次是对刘仙娘信仰祭祀活动的实录分析,从祭祀的庙宇、祭祀礼仪、大型的刘仙娘出游节祭祀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类析。第四部分解析刘仙娘信仰文化的内涵以及其特点与功能是论文最核心的部分。结语部分再次强调刘仙娘信仰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与根本保障,同时提出看待刘仙娘信仰要客观公正,既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也要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弘扬信仰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末那识”是唯识学八识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阿赖耶识”和前六识之间,是支点更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解开整个八识思想脉络的开关和钥匙。唯识学八识思想中,“末那识”是最后才被提出和完善的。它自身的内涵和思想理论体系从隐到显,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逐渐完善,但时下对“末那识”意蕴的研究总是被分割得零碎或从未真正系统化概括。“末那识”自身内涵极其丰富,和唯识学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清它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它的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概括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挖掘它与唯识学其他理论的关系;与哲学学科相关的问题以及与生命学、心理学、心灵学和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的关联,并由此得出一些在指导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认识。从“末那识”的内涵引申开来,行文过程中具体结合它与前六识、“阿赖耶识”、“转识成智”、修习实证的方法以及现代之哲学本体论、世界观乃至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来研讨“末那识”语境之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以及它自身内涵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是此研究的意旨所在。最后再将“末那识”之思想理论与具体学科在现实上的结合,来看“末那识”内涵之研究意义。对“末那识”思想系统的完善及其意蕴的研究,在唯识学思想中乃致在整个佛教哲学中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核心要旨是以《道藏》中的传染病资料为切入点,考察道教作为一门以医弘道的宗教是如何应对传染病的。所谓“应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道教如何解释传染病的染易,二为道教采取何种策略来治疗传染病。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做好研究“样本”的选择和确定,并与传统中医的相关论述做比对,以期更好地呈现道教在传染病治疗方面的特色。经过前期的资料检索和汇总,本文择取了《道藏》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疰病、传尸痨瘵、疟疾、瘟疫、癞/疠、狂犬病、寄生虫病、伤风感冒等。
  第一章对比了道教、传统医学对以上传染病作出的病因和病状论述。总体而论,道教与传统医学在伤风感冒和狂犬病病因解释基本相同,但在传尸痨瘵、疰病、疟疾、瘟疫、寄生虫病方面则出现了不少相异之处:传统医学以体质差异、六气、阴阳、纵欲、鬼邪为疾病递相传染之因;道教则将传染病之染易与劝善修身、果报、鬼、三尸九虫、气等联系起来,为道术治疗传染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疰病、痨瘵和寄生虫病的病因解释的考察为本章的重点。疰病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不少非传染病都被纳入到疰病的范畴中。道教以“注鬼”为其病因。此论曾盛极一时,宋元以后渐衰。痨瘵本为疰病中的劳疰、鬼疰、尸疰,而后随着人们医学知识的积累,体系庞杂的疰病被病证更加确切、传染性更强的痨瘵所取代,成为《道藏》论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这种变化有其渊源,文中亦一并探讨之。寄生虫病是考察传统中医与道教在虫致病论上的具体异同的重要切入点。道教的三尸九虫和“虫食人”的观点使虫致病论在《道藏》中有巨大的领地,其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富远超世医论著。此外,道医中虫既是病因又是传染媒介的观点也影响着世医。
  第二章讨论了道教医治传染病的手段和策略。传统医学为道教治疗传染病手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医治传染病的部分,道教与传统医学均采用了汤液、针、炙、沐浴等方法,二者差别不大。
  第三章专讲道教“神治”传染病的手段和策略。道教在这方面用力甚深,不断对其医药神系进行增删改订,对新进入道教的神明,还专门创造出与之配套的符咒之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北帝和天蓬是这些新医药神的“领导”。从《道藏》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新医药神大多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了,但只要他们曾经存在过,他们就具有历史价值。另外,道教还吸收了政府对医学的分科和管理制度。宋元医药符的分科情况与政府的医学分科相类便是例证。在第二、三章中,我们还将以传染病治疗为窗口,看到随着时间流逝,道门对传统中医的态度的转变——宋以后,部分道门中人在竭力想办法与医者“划清界限”。以传尸痨瘵的治疗为例,道士章云长等人一面贬低世医之医术、医德,一面借机抬高驱痨虫疗瘵法的优越性,以吸引人们前来修习。这与陶弘景、孙思邈等人亲近医学的态度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道教对传染病的病因论述和治疗方法,始终有医学面、宗教面的冲突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把握道教如何在不断吸收传统中医之元素的同时,又是如何努力发扬自身特色的,就显得格外有趣,也格外复杂。
专门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鸟崇拜在我国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早期文明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些早期文明之中,古蜀和东夷的鸟崇拜文化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两种典型,两者间既存在着共同性,又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本研究试图在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首先研究考察古蜀文明中所包含的鸟崇拜文化,并对其起源、繁荣和演化三个阶段的演进轨迹进行分析和总结。再通过与东夷鸟崇拜文化的比较,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进行探索,以此揭示出两者在文化联系、崇鸟形态、演进轨迹和文化性质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在以古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基础上,本研究或许能够更加明确古蜀鸟崇拜文化的区域特色,同时对东夷鸟崇文化得出一些新的看法。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倪柝声是二十世纪华人基督教界最重要的教会领袖与神学家之一。他的神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基督徒,并且在世界基督教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所有有关倪柝声神学思想的研究当中,人论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过往对倪氏神学人论的研究,主要以倪在1928年完成的《属灵的人》一书为文本,对倪所提出的三元人观、属灵成圣观等等思想进行分析与评论。这些内容是倪氏神学人论的重要部分,但呈现的只是倪早期的人论思想。倪氏的神学人论在1928年之后开始发生转变,他以“神永远的旨意与计划”为视角,将人纳入到这个关乎神的宏大旨意中重新审视,使其人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属灵的人》关注如何成为“属灵人”,到关注如何达成“神永远的旨意与计划”以成为“神的儿子”,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使其神学人论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限制,也使他的神学格局与关怀获得了质的突破与飞跃。本文第二章以“属灵人”为线索呈现了《属灵的人》中的人论思想,并在第三章中以成为“神的儿子”为线索考察了在新的视角下倪对人的思考。这两章一方面还原了倪氏神学人论的全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视角转变下所引起的人论的发展与演变。
  随着倪氏对“神永远的旨意与计划”的认识的深化,倪氏人论进一步被纳入为教会论的内核。倪氏神学也最终呈现为一个以人论为内核、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论为外表,以实现荣耀基督、彰显基督、在基督里合归为一的神永远的旨意的神学体系。人论不仅是教会论的内核,同时也是支撑整个神学体系的基石。本文第四章通过对教会本质的相关分析,呈现了人论与教会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人论在倪氏整个神学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在第五章对倪氏神学人论所引起的争议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议。倪氏所提倡的三元人观在对“灵”与“魂”的论述当中都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倪的人论具有二元化倾向、亚米念主义与律法主义倾向;由于倪氏在论述中过分强调救赎在神永远的计划中的补救地位,削弱了救赎的意义,进而改变了福音的内容与性质,动摇了救赎在基督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倪氏的人论思想中有着浓厚中国传统伦理意味,无论是成为“属灵人”还是成为“神的儿子”,其论述思路与儒、释、道的修养进路都极为相似;面对如何评价倪氏神学人论在内容上的原创性不足问题,本文认为要从倪对自我的身份认定、倪氏人论的最终根据以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方面入手,公正地看待,同时也要注意到倪氏神学人论在神学表达上的创新性以及他所开创的属灵话语体系的价值;最后,本文简单评价了倪氏神学人论对华人基督教界以及世界基督教界的重要贡献。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理性选择理论发端于古典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开始拓展到宗教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以罗达尼·斯达克为代表的宗教市场理论,又称为“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宗教市场理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对世界各地的宗教现象进行经济分析,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宗教学观点,对当代的宗教社会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随着传统世俗化理论的全面溃败,宗教市场理论迅速成为当前宗教社会学界最受瞩目的理论,被沃纳誉为宗教研究的“新范式”。
  本文首先对宗教市场理论的微观基础——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Theory)进行考察,充分展现其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所引发的学科变化和推进。其次我们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介绍宗教市场理论的基本内容,梳理相关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包括斯达克等人的匮乏—补偿理论、教会—教派理论和宏观的宗教经济理论。本文接着处理宗教市场理论所面临的主要批评:理性选择理论本身的可靠性问题以及宗教市场理论在研究非西方宗教的普适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巫术与宗教、宗教排他性、中国宗教的性质等一些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将会被讨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考察,本文将尝试为宗教市场理论进行辩护。
  最后,本文从世俗化命题和社会学方法论两个议题出发,探讨理性选择理论对于传统社会学观点的颠覆及其对于宗教学研究所带来的启示。我们主要考察世俗化理论与宗教市场理论在理论层面的交锋,以及传统社会学方法论与宗教经济学研究进路的冲突。宗教市场理论对于整个旧范式带来巨大冲击,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宗教的看法,也极大地拓展了宗教学科的研究视野;我们考察相关议题以期获得宗教学研究的经验和启发。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作为一大宗教,其信仰有着鲜明的特色。然而其信仰有什么特色?该从什么角度切入去把握它,使它的特色一下子呈现出来?在绪论中,本文发现前人从佛教义理本身透视其信仰特色的研究至今仍不充分,并找到以佛教的“究竟说与方便说”作为切入角度、大的架构去总结信仰特色;在第一章中,阐述了对佛教信仰研究,的同情立场的抉择;第二章是从究竟角度看,佛教的信仰特色是不二,即无能信仰的主体(无我),亦无实体性可得的三宝作为信仰对象,二者实性皆是无自体,平等不二,这是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
  第三章是从方便的角度展开来看,第一节是就信仰的定义、对象看,三宝有二,一是别体三宝,二是一体三宝。对别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内心澄净性(真诚性),内心对佛、僧(“良医”)的认定,对“良医”的信任和恭敬,并且对成为“良医”的向往;内心对法(“良药”)的认定、对“良药”的信任和珍视恭敬,对涅槃(“病愈”)的向往追求;信仰对象(三宝)体现了非主宰性、非偶像性、无我性。对一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完全彻底地放下我执的强烈实践性,信仰对象的内在性。对别体三宝的信仰是方便,对一体三宝的信仰是是圆满究竟。第二节是就信仰的根基看,一切众生的信仰根基都是平等无差别的诸法实相,这体现信仰根基的平等性;就信仰的发生看,佛教信仰的生起需要自己种过善根、外缘辅助等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体现了信仰生起的重视自力的自他合力性。第三节是就信仰的层次看,信仰随着修行层次的提升会深化,到见道位根本不退转,所谓证信。第四节是从正确信仰的保证看,佛教提出“法四依”原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智慧性、实践性、圆满性。
  综上,究竟和方便,方便与从方便展开的四个方面,一体三宝与别体三宝,根基的平等性与发生因缘的差别性,万法平等与信仰的由浅到深的差别,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面对各种问题开出的“法四依”,都可归为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它在世间展开的差别相,如同金子与金器具,金器具的本性是金子,而金子又是通过金器具展现的,也即不二。由此,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是不二。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近代以来,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本文关于黑龙江地区东正教与天主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并不涉及二者优劣问题,而是以求同存异为目标,加深对比较双方的理解。
  黑龙江地区的东正教是随着中俄两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中东铁路的修建而传入的。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教徒的人数剧增。伪满时期,东正教会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目前,东正教处于恢复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天主教借助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打开了向黑龙江地区传播“福音”的大门,它经历了萧条冷落—渐进发展—萧条冷落几个发展阶段后,当前,天主教整体上保持良性发展。就传播主体而言,黑龙江地区东正教和天主教相似性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神职人员大多由外国神职人员担任;同背后支持他们的国家关系密切。差异性在于教徒的分布、构成;神职人员的国籍、数量;教派的划分标准、政权与皇权的关系。就传播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宗教理念和宗教崇拜行为的差异性。就传播媒介而言,相似性在于二者都主要利用宗教刊物及教堂进行宗教传播;差异性在于宗教刊物的数量、种类,教堂的建筑风格、数量。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城池的建立,城隍信仰逐渐发展起来,唐宋时期,城隍神开始有了赐封。明清时期,由于城隍神受官方提倡和重视,使其背负与承载了新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特点。
  正文总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城隍的含义和发展轨迹。城隍,即城墙与护城河,城隍神是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城隍神在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神演变为人格神。及至明清,经过统治者的推崇,由民间神成为一种具有官方性质的神,使城隍信仰背负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明清城隍神封号和城隍庙赐额的一般情况。明清统治者通过对城隍赐封匾额、敕加封号,确立了城隍信仰的合法地位,借此强化神权政治。
  第三章介绍了对城隍封号赐额的原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鉴察司民,维护统治秩序;二是借助吉祥封号,祈福消灾。总言之,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和江山社稷的稳定而赐封。
  第四章介绍了封号与赐额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对城隍的封号赐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隍信仰的发展,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它的影响也涉及到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成中英明辩儒学与儒教之分野,力主儒学乃为广义之伦理宗教。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以儒学与基督教为代表之东西文明都需要新的觉醒,中西哲学需要本体诠释学来打通,在价值与知识的优势互补中形成世界哲学。“新新儒学”与基督新教伦理同可促进现代化之发展。在与不同宗教与文明之碰撞中,儒学的中道涵容精神可以为世界其他宗教与文明的交流与交往提供一个和谐化的指导方法。成中英认为唯有以诚敬之心表现自我,以平等之心对待他者方能建立有效的对话,创造和建立一个多向理解与一体多元的精神世界为不同宗教与文明所共享。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星占学在古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星占学发展到汉代,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和星占理论的成熟使其在政治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决策、政治斗争等重大事件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星官、分野理论的完善为星占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又为星占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加大了星占学对政治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史籍中所载两汉时期的星象记录和受其影响的政治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日食、五星等星象的星占涵义、星占方法及其在政治上的特殊寓意,以及它们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主旨是考察星占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论文的重点是探讨日食、五星、彗星、流星和月食这几类星象事例在政治上的作用。汉代对日食现象最为重视,日食的记录和占辞情况尤为详细,并且形成了日食诏书的惯例,具有制约君主权力、影响君主德行的作用;借由日食的发生,朝廷往往实施救助政策以应对灾变,臣下可以劝谏君主,还可以打击政敌、批评专权,借此进行政治斗争。五星的各种星象变化被统治者视为具有影响其统治和军事行动的寓意,五星会聚被赋予朝代兴起、顺应天命的政治意义,荧惑守心的出现多与君主性命相关。彗星“除旧布新”的意义对改朝换代、改元等起到了催化作用,促使统治者采取应答灾害警示的赈灾措施,具有积极作用。从星占学的角度了解汉代政治文化特点,剖析星占学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无疑可以丰富汉代史的研究。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冀南涉县地区仪式活动中一个特殊群体,马童实际上代表了当代中国乡土民间信仰文化中巫者的一种典型。这个群体既是以娲皇宫庙会为代表的公共仪式的参与者,又是私密空间通神操作的主持者。该群体依附当地以娲皇信仰为主体的多神信仰,并衍生出一系列特性。不同信仰空间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灵验叙事,其中包括以马童为主的个人叙事,又包括着承载地方历史记忆的集体叙事。
  本文虽然是关于涉县民众一年一度朝拜娲皇宫的大型祭祀传统的一项研究报告,但是并没有把这一祭祀活动仅仅看作是区域社会全体举行的公共仪式活动,而是将目光特别投射到在庙宇里面、神龛之前活动的那些被称作“马童”的人物身上,他们是专门为个体信众“瞧病问事”,进行通神巫术操作的一个群体,本文将他们看作是当地民间信仰知识的特殊持有者,同时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具有私密性的通神表演行为,从而与当地社会整体举行的公共祭祀来适当地加以区分。这样,就可以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建构的关系中,来对民间信仰中“神媒”人物进行重点研究。
  本文从口头叙事和身体表演两个角度,对马童的得神方式、养成过程、家庭生活、通神操作等方面进行了民俗志的描述分析。另外,通过对当地集体叙事的介绍,将其与马童的个体叙事进行了区分研究,继而讨论马童在整个民间乡土文化中扮演通神角色,为一些个体信众提供心理慰藉而拥有的一些内部信仰知识和行为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马童为代表的巫者,由于他们运用各种模式性的灵验叙事与通神表演手段,与许多信众建立起了私密关系,从而在一些地方社会中为有效传播“有求必应”的神灵信仰知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3世纪到15世纪,是西欧教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革,使得异端思潮和宗教狂热遍布了整个西欧社会,进一步提升了教会的地位。异端运动的蓬勃发展,威胁到了教会的根基,异端问题成为了当时教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来势汹汹的异端运动,教会的态度首先发生变化,由宽容变为了镇压。随之而来的是处理方式的变化,由单一的方式变为了多种方式相结合,包含暴力镇压(阿尔比派十字军)、侦查审问(宗教裁判所)、布道(托钵僧修会)等方式。随着教会权威的上升,司法管辖权扩大之后,宗教会议已经不能满足教会处理事务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专门处理案件的机构——教会法庭。宗教会议变成了处理重大事务和公布教会法的地方。随着教会司法体系和组织机构的发展,异端运动的盛行,出现了专门处理异端的司法机构——宗教裁判所。
  研究宗教裁判的起源和运行,即从历史角度研究宗教裁判所的建立的缘由、发展及运行机制等。本文以“异端”作为切入点,分三方面进行论述。对宗教裁判所建立缘由的论述是从异端的释义、由来、分类以及教会镇压异端的方式等方面进行的,从而证明了宗教裁判所的建立是必然的。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镇压中世纪大众异端。关于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发展,则论述了其由临时性机构发展为有专门的审判官、专门指导手册以及固定组织结构的常设性机构。另外从中世纪活跃的宗教裁判所造就的审判案例来看,它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宗教裁判所理论上的运行程序,它的高效率和高保密性虽然对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性,但是它的本质上并不是黑暗的。
  虽然受中世纪时期西欧的大历史环境的影响,各种社会关系、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让宗教裁判所由直属于教皇,由教皇发布命令,通过审判来镇压异端的机构,变成了被各种势力操控,满足个人或个体利益,打击敌人的工具,被世俗君主操作制造了类似于圣殿骑士团的审判和圣女贞德的审判的历史案件。但是被宗教裁判所冤枉和迫害的人并不算多,这从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记录就可以看出来。从历史角度研究宗教裁判所的起源和运作,不仅可以了解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发展过程,构建出当时教会的司法体系,还可以勾勒出教会及宗教裁判所在历史进程中的形象,对于研究基督教史,西方司法史,教会法及西方文化等都是极其有意义的。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有思维开始,人类的先民们就开始构想所处世界的结构与状貌,这些构思、想象并没有如云烟一般消散,而是留存在他们的神话中,至今仍可看到踪迹。许多文明都有这样的神话,宇宙原本混沌,后从它的中心处生发出整个世界,而这个中心一般有一座高可通天的高山(或柱子)作为标志,世界围绕它如何分布、构造如何,就是宇宙观神话。
  以昆仑山为中心的世界构成神话是中国的宇宙观神话。因它具备大地之中、天梯、河源等特征,在整个华夏民族的心具中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上古时期,昆仑山宇宙观神话已被记录在《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中,至东汉时佛教传入,带来了印度的须弥山宇宙观神话。因具有相似的宇宙山特征,须弥山神话慢慢与中国本土的昆仑山神话相融合,导致了一系列地理学和宗教学上的误解。本文的研究着眼于对两种神话的源头详加梳理,揭示其各自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内涵,以及随着文化传播而糅合为一的演变之迹。通过文献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昆仑宇宙观神话与须弥宇宙观神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融合,从汉译佛经将二者相混开始,逐渐有很多汉籍被影响,先是志怪小说,后至地理著作,这也使得人们看待这二者的眼光由神话学转向地理学。至清代时,人们对二者的关注与研究基本完全从神话层面转移到地理层面,追求找到二者在现实地理上的对应远甚于探讨二者的关系,昆仑山的神圣性大大丧失。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方国家对罪犯的宗教教诲传统由来已久,宗教发挥教化罪犯的作用,根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念。中国历史上的狱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特色。民国时期,受西方狱制影响,中国监狱里兴起了宗教教诲的高潮,台湾地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本文拟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佛教在罪犯矫正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大陆佛教进入监狱教化罪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对西方国家监狱里宗教教诲传统的介绍,分析西方国家狱制特色,会发现宗教教诲在罪犯矫正中占有较大比重,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原罪”,这让“拯救”和“救赎”成为罪犯改造的重要理念;第二章概述了中国历史上监狱内的感化教育,受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行刑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双重性格,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为民国狱政改革积极引进西方监狱的宗教教诲,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提高了民众心理接受度;第三章描述了台湾地区对民国宗教教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了其监狱布教的特点:布教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方式多种多样、教诲效果显著;第四章通过分析佛光山监狱布教,明确宗教教诲得以在监狱施行,政府、狱方、宗教团体、罪犯四者缺一不可,唯其通力合作,方能实现宗教在监狱矫治中的作用,这为佛教监狱教化在大陆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第五章作为文章的结尾,主要思考了佛教监狱教诲在大陆的应用前景。
  本论文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今日大陆国情与狱制现状,佛教进入监狱对罪犯实施教诲,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借鉴佛光山在监狱布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多机遇,这意味着佛教在大陆社会福利领域可以开辟出新的发展途径。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调整,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越来越多的民间庙宇得以重建。庙宇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场所,成为乡民信仰诉求表达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之一,各地庙宇的重建也成为了民间信仰复苏的重要标志。
  从学术史来看,许多地方的“建庙”大多属于村落公共行为,而本文选取的魏村玉皇庙的重建却是属于以魏永淳为主的家族行为。其重建玉皇庙的过程,也体现了家族内部矛盾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房支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成为焦点。魏永淳作为宅基地的主要委托人,为了保证宅基地不再发生被争夺的情形,更好地体现合情合理的原则,建庙成了他当时最好的选择。加之魏永淳所在房支内的香头的热衷参与,最终促成了玉皇庙的重建。本文以田野作业和口述史为主要搜集资料和研究的方法,在民间信仰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剖析魏村玉皇庙的重建过程,试图探讨家族文化与权力在玉皇庙重建过程中是如何彰显的。
  本文总共分为六部分内容。绪论主要叙述了选题缘起、研究对象及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与书写方式。第一章介绍魏村的村落语境,包括村落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众生计方式等方面,在对村落语境的铺陈中展示并探讨魏村家族的发展历程以及魏氏家族特征。第二章关注老玉皇庙和老槐树,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老玉皇庙及其在魏村的集体记忆,揭示出庙宇重建的地方信仰根基。第三章主要深描了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始末缘由。由于村落政权的不作为,在五保户魏玉树去世后,其住宅基地被租赁给二支成员的真相浮出水面。加之长支与二支早就存在的矛盾纠葛,更是激起了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决心,并将此举视为是在为父辈“争回一口气”。为了杜绝再次发生宅基地被争夺的情况,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考虑到当下民间信仰复兴、社会环境宽松以及村民意愿,决定重建玉皇庙。第四章则从横向的维度剖析了玉皇庙重建背后的各方力量来源。不同的行为主体在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促成了玉皇庙的成功重建。第五章为本文的收尾章节,对玉皇庙的落成设计到具体的建造过程展开了细致的叙述。新玉皇庙终于尘埃落定,它不同于一般庙宇的外观,恰好显示出其重建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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