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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KEEME A.KAMAKAMA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foreign policy,and the impact social media use has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It takes the form of a case study,examining Donald Trump's use of Twitter in diplomacy.
  Having established that Donald Trump makes littl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foreign policy,the analysis identifies the relevant cases where he uses social media and the impact those instances have had on U.S.foreign polic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challenges that come with Trump's use of Twitter for diplomacy on U.S.foreign policy,namely,loss of moral high ground,eroding of normative power and alienation of allies.It concludes that social media use has some benefits in diplomacy,but with the way Donald Trump has utilized it,the negatives outweigh the positives.
[硕士论文] 王双双
政治学 国际政治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亚地区位居欧亚大陆的中部,是连接中国与欧洲、贯通俄罗斯与中东的桥梁和纽带,地缘位置十分重要。美国的中亚政策影响着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9·11”事件让中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骤然提升,中亚从美国的一个边缘利益地区变成美国外交政策重点考虑的地区。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就出台了“阿富巴”战略和“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从阿富汗撤军,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2014年12月奥巴马正式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下降。2015年3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安·布林肯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的中亚新政策。同年12月美国与中亚国家建立“C5+1”多边对话机制。此番调整重点在于深化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建立连接中亚、南亚的能源市场,支持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进一步落实“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重点项目,解决中亚地区“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挑战。阿富汗战争后的美国中亚政策正是为了适应中亚地区新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于美国而言,中亚国家的战略地位不再是为了服务阿富汗战争,而是在美军逐步撤出阿富汗后,美国能以最小的投入保持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存在,平衡中俄的影响力。
  阿富汗战争后美国的中亚政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首先中亚国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政府管理能力弱,公民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贸易制度不完善,这些给美国中亚政策的有效实施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其次恐怖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大有升级趋势,IS在该地区的渗透也越来越广泛,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更是不容乐观。除此之外,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直接影响到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开始制定新的中亚政策,旨在保持和巩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存在和影响力,但这必然将导致美俄地缘政治博弈的继续,并给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机遇和挑战。本文认为,针对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新的中亚政策,中国在新时期应在“上合组织”和“一带一盟”对接框架下加强与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区域合作,以巩固和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合作与繁荣。
[硕士论文] 代宏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也使国家间产生贫富分化,发展不平衡在日益加剧。埃及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以及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中心——外围”体系(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外围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发展理论和“脱钩”论为主要内容的依附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遭遇重创后开始脆弱的复苏,这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强势崛起形成鲜明对比,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展现出勃勃生机,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本属激进学派的阿明依附思想也开始趋于缓和,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着。
  本文前四章分别从阿明“中心——外围”体系的发展、“脱钩论”的发展、金融危机前后阿明对世界格局的不同看法、阿明对发展中国家关注重点由非洲移向中国这四条主线展开对比与分析,提出了金融危机前后,阿明的关注视角已由外围国家依附发展到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危机、对中心国家批判从经济批判发展到意识形态和生态批判、外围国家要发展从自身“脱钩”转向中心国家的“不脱自爆”、“脱钩”路径从实现社会主义到提出世界替代主义的转变,同时在最后一章重点对阿明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展开了评析。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得到了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些许启示:新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发挥其大国使命,要勇敢地迈向世界市场,顺应大势、主动作为,使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要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同时,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加强同“一带一路”战线上的国家合作,共同促成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到来,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使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成为举足轻重的贡献者。
[硕士论文] 聂莹莹
国际政治 山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国际政治是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现象,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国间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国际政治新现象层出不穷。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对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逐步被国内学者所了解,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及其威胁制衡理论越来越被中国学者所接受,成为继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之后最具代表性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旗手。斯蒂芬·沃尔特的代表作《联盟的起源》与杰克·斯奈德的代表作《帝国的迷思》及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代表作《战争的原因》构成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在国际社会中受到较大关注。但中国学者对斯蒂芬·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或者相对较少,或者不成体系。故本文从系统性角度对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论述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背景。从现实基础看,国际局势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美国国内外局势发生新变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衰落,美国需要处理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关系;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下,提倡外交新思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缓和;日本经济实力增强,逐渐摆脱美国控制,美日同盟面临挑战;中国开始与美日等强国改善外交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强;从理论需要看,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沃尔兹(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太适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对现实世界缺乏解释力,暴露出缺陷,时代呼唤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从思想渊源看,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它既吸收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又吸收了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精华。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表现在人性本恶思想、均势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方法及没有充分重视道德和有关价值三方面。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精华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对权力思想的认可、对“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的认同及其对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部分内容的合理继承。
  第二部分着重论述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威胁平衡理论”。“威胁平衡理论”主要包括沃尔特提出的四个大假设:制衡和追随强者行为的基本理论假设、意识形态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基本假设、对外援助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基本假设、渗透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选取国际关系中的典型事例来解释抽象的“威胁平衡理论”。用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法等国对苏支持、并组建反法西斯同盟制衡来自德国的威胁以及英法牺牲波兰对德采取绥靖政策作为案例分别解释说明追随强者行为的假设;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结盟及中苏关系破裂案例来解释说明意识形态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用美日同盟的建立及中国援助越南抗战案例解释说明对外援助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用波兰剧变及美国驻菲大使对菲律宾进行渗透案例解释说明渗透与联盟建立关系的假设。
  第三部分主要对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与其它现实主义理论思潮进行比较。第一,通过将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比较,得出沃尔特理论的独特性。第二,通过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将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与施韦勒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比分析,更加全面地了解沃尔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
  第四部分重点分析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并探讨了这一理论对当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首先,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为缓解“安全困境”找到了出路。第二,沃尔特理论中关于进攻与防御的相对性的思想使沃尔特的理论解释力更加灵活。第三,沃尔特理论对沃尔兹均势理论失灵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其次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沃尔特的理论对联盟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作用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沃尔特理论自身创立的模型过于简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探讨了沃尔特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启示,认为中国应加强国防军事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建设、坚持防御性的安全战略。
[博士论文] 陈宇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关系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关系思想内容丰富,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目前国内有许多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是马恩本人的国际关系思想却很少有人关注,研究马恩国际关系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球扩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开始显现,其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发展与加剧。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大量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本文从八个方面对于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予以了总结:国家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的消亡;世界历史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动力、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世界历史发展的后果;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原因、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主要论述了资本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基本动力、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世界性的阶级矛盾、世界经济危机;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民族有了统一和独立的要求、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欧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相互利益争斗关系、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这些国家外交的主要目的、欧洲政治是由少数几个国家决定的、镇压各国人民起义是欧洲大国联合在一起的重要动力;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实现世界的和平、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和平的到来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国际冲突的根源、国际冲突的类型、国际冲突的性质、世界和平的到来等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主要用到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主要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普遍联系的方法、发展的观点与方法、实践的观点与方法、内外因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主要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原理、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发展合力论、社会革命推动论等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逻辑是生产方式决定国际关系,本文从不同生产方式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同生产方式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中的均势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这一核心逻辑内容。总体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视角下,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推动下的,阶级国家和阶级国家之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的相互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是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这一价值目标内在地包含着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全人类解放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这一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科学性。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其研究视域、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国家本质认识的深化、理论价值的立场等方面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对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和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推动了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基本贡献;中国在国际交往中要注意发展同各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合作共赢的理念有助于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
[博士论文] Imran Ali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改变了对安全这个词的全面理解,也改变了国际安全的性质。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的兴起也是这个契机的一部分,它提供了更广阔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思路。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的主要特点和目标是传统安全理论的一部分,这指的是现实的安全军事/政治概念。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的概念与理论逻辑奠定了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的不同范式。其中,外交手段在冲突国家与非冲突国家之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原则和外交立场的传统方法是由政治智慧和军事威望来判断的。然而,非传统的外交方法在学术界引发了新的争论。研究认为,非传统安全外交在解决冲突国家与非冲突国家之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方面是更有效率的。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探讨非传统安全外交(NTSD)概念的欲望。它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就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进行谈判,而面对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通常都会因为国家利益和传统的敌意采取规避的措施。
  当前,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强调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后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对传统安全的挑战。在非传统安全(NTS)威胁以及国家之间的外交举措方面,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这些措施可以用于加强这一阶段的学术记录,以稳定冲突国家与非冲突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次尝试建立一种外交方法的全球模板,以此命名为新术语“非传统安全外交”。
  本研究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的标题是“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其中论述了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的概念和特点。此章节还在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内解决了NTSS方法论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在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人类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和分类研究维度之中,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分析了NTSS的定位。它反映出了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的深度,并提供了一个综合方法。本章节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非传统安全研究(NTSS),之后也会对了解非传统安全外交有所帮助。
  第二章解决的是造成严重安全隐患的非传统安全威胁。NTS问题不仅威胁到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而且已经成为确保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障碍。令人震惊的群众运动、叛乱和恐怖主义的浪潮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新的警示信号,而另一方面,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金融危机、自然灾害、非法移民、能源危机、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海盗、洗钱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民族矛盾也扩大了严重危机。本章节针对每一个NTS问题以及它们与NTS外交的联系都给出了一个序言。
  第三章是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论述了非传统安全外交的理论框架。通过一系列支持性的非传统的外交途径,比如钉-Ⅱ和公共外交,它代表了外交与安全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积极性的安全、证券化等概念——言语和安全相互依存的行为被认为是NTS外交的关键模块。然而,合作安全、安全合作治理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列为创建冲突国家与非冲突国家之间的谈判基础以及利用分层一体化战略进行谈判的关键原则。总的来说,这一章节阐述了NTS外交的完整手段和方法。
  针对NTS外交的运作,第四章论述了NTS外交的意义、国家安全的历史演变、以及与NTS外交的比较。而在环境合作、能源合作、反恐合作等方面也提出了NTS外交的总体前景。同时,最后一章论述了三个冲突国家的案例研究:i)中国和日本,ii)中国和印度,以及iii)印度和巴基斯坦,并以此作为实证证据。
[硕士论文] 周婷
政治学 新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席卷中东以来,叙利亚国内也爆发严重危机。“ISIS”在叙利亚崛起后,更使巴沙尔政权雪上加霜。由于叙利亚对于俄罗斯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且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坚实盟友,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按照自己的战略考量和判断,对叙利亚危机问题上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与措施,并对叙利亚局势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探究俄罗斯在“阿拉伯之春”后对叙利亚采取政策的原因、影响及特点,并对下一步俄罗斯对叙利亚的行动政策作出一定预测。叙利亚问题是目前备受关注的国际焦点问题,对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内容,有助于我们掌握俄罗斯的外交特点,了解叙利亚形势,并对叙利亚未来走向有所把握,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纵观叙利亚危机的演变轨迹,可由2014年9月外部军事介入叙利亚为分水岭,将叙利亚危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年3月—2014年9月,叙利亚危机开始,在这个阶段中,扩张的叙利亚反对派逐渐做大作强,导致叙利亚的残酷的内战,国内血流不止,叙利亚政府军连续不断溃败,处于艰难防御状态。叙利亚政府更是陷入化学武器危机,美国即将对叙动武,在俄罗斯斡旋下成功化解。第二阶段:2014年9月,在这个阶段中“IS”迅速崛起,快速扩张,叙利亚危机全面升级到最大程度,大马士革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美国、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战场形势开始发生转变,叙利亚政府军逐渐收复失地,由被动转为主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在概述叙利亚危机演变轨迹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俄罗斯在这两个阶段中对叙利亚的政策及政策的成效和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未来前景趋势。
[硕士论文] 方志涛
政治学 新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执政以来,依据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全球战略的调整,制定了新的美国中亚政策。本文以奥巴马政府的中亚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影响因素以及带来的影响。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了冷战结束至奥巴马上台前的美国中亚政策,并主要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总体而言,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推进北方运输网络以及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是该时期美国政府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旨在构建美国主导的中南亚地区。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减少对中亚地区的投入,但也在寻求在中亚地区长期存在的途径。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影响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的因素。对美国而言,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争以及与中亚地区遥远的地理距离,都是影响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的主要因素。中亚国家奉行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以及中亚地区存在的各类问题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与中亚地区接壤的俄罗斯与中国同样是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实施无法绕开的影响因素。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奥巴马政府中亚政策的影响。对中亚国家而言,美国实现撤军阿富汗使中亚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对于美国自身而言,其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奠定了在中亚地区长期存在的基础。而对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有损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两国都以推动中亚地区多边合作的方式以巩固或加强自身影响力。
  结语部分是对本文的总结。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决定了美国的中亚政策要服务于其全球战略,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地区,中亚地区对于美国重要性的下降是必然趋势。但美国不会放弃该地区,中亚地区对于美国拥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是其有效牵制俄罗斯与中国发展的重要地区,不排除日后美国会重返中亚。
[硕士论文] Stetsiuk Kateryna
国际关系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The relevance of the chosen topic is due to the ever-changing picture of the world in the condition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established world order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XXI century started for humanity with the entry on the next stage of the fracture and changes, which in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has brought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future prospects, and forced the country to seek ways and how to adapt to a new reality, ensuring their own survival and, most importantly,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s.For example, after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the post-Soviet countries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formation of new structural associ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hat could function as a liaison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To date, among initiatives, there are enterprises to more intense, but narrow enough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ember countries.Here we must distinguis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and implement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ject of the Customs Union and the common economic space,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CSTO) and the 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 which, however, remains in the status of a political project.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play universal enterprises-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also put forward their own project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ost-Soviet States, for example, the EU program "Eastern partnership" and the program of NATO "Partnership for peace"1.Typically, the initiator and Creator of such "groups" is the Russian Federation.For Russia,coope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Relations with post-Soviet countries are officially defined as a priority.
[硕士论文] Isaliamari Santiago Colon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ist of asymmetric disparities.The world biggest asymmetric power is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towards is relation to China and Cuba.China comes as the rising actor that can challenge the U.S.power projection.Cuba a small power inside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ut of great influence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As well as one the ideological nemesis of the U.S.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China and Cuba pointing its asymmetric nature by means of evaluating the three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ir relations, military,and economic spheres.The assessment will gi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U.S.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as wel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providing a contextu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symmetric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s it applies to present-day 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bjectives and the implication that can have for the region.As well as the prospects off cooperation between all the parts.
[硕士论文] Aleksandra Iushchenko
国际关系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This thesis is devoted to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conjunction of two projects promoted by Russia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 EAEU) and Chin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SREB) at the Eurasian space.In this contex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urasian strategies of Russia and China is conducted.The aim of the present thesis is to identify possible ways and mechanisms of conjunction of the two projects, as well as an 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and losses of the parties from such forms of integration.After the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made in 2015, the EAEU and the SREB are considered to be complementary projects with the former providing an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cooperation and the latter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investment resources for joint projects.If successful,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EU and the SREB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overcome potential contradictions in Central Asia — the source of the most serious tens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The integration of the EEU and the SREB may support the more ambitious project of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Eurasia area and reshape the region into a new cent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global level.Although simultaneous existe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veral Eurasian projects refers to theory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present contradictions and short period of projects' existence can't allow to assert with confidence that Russian project will prove its vitality and survive in the process of conjunction with Chinese project.As a resul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e fulfillment of plans for the conjunction of the two Eurasian projects can be assessed as ambiguous, varying from prolonged coexistence through half-cooperation/half-rivalry to gradual overlapping of Russian project by Chinese one.
[硕士论文] GrigoriiDiukarev
国际关系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on the political map of the world, there were only a few dozen independent States, which dominated over the other, acted as Metropolitan areas and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ntemational relations.However, the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towards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departure of colonialism, the wav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and the struggle of Nations for self-determination.This led to the fact that the beginning of ⅩⅪ century the number of sovereign States was already approaching two hundred.However, their number is still increasing.More and more people trying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more new entities.In addition,there are situations when, for example, to replace one government by unconstitutional means another comes, and in this situation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 of the government.In such situations, in front of sovereign State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y relations with the new entity.For such case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ecognition, which should regulate all th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ognition.However, this Institute is still not codified and highly politicized, which significantly complicates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codification.Moreover, in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need for this Institute is increasing, which explains the relevance of this study.The degree of scientific elaboration of the topic.The main sources for the creation of this work was to such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l,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2, Declaration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703.
[硕士论文] 张鑫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国际秩序是一种确定性行为的集合,也是一种以行为模式为内容的公共产品,供给国与需求国的互动和契合就决定了国际秩序的演变,而敌友情感曲线及敌友界分就是在叙述供给国和需求国的效用偏好,所谓行为显示偏好。而效用偏好的结构就通过行为显示决定了国际秩序的结构。敌友划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依据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但是敌友在概念上的界分是固定的。
  情感就是敌友界分的标志和基础。首先在于情感显现敌友界分,其次在于情感在根本性质上界分敌友关系,最后在于情感容纳现实利益和决策过程。另外,情感体现在行为上就是一种意志和判断,情感是判断,进而就是方向,进而就是权力,进而就是秩序。
  从微观的敌友区分经由外交战略和行动演绎为宏观上的国际秩序,可以通过情感、合作以及时间三个变量组成的坐标系及其衍生的敌对和友好曲线的挪移来描述这一过程。相继勾画出了敌友生成图、敌友区分图、敌友曲线图、国家实力图、外交行动弹性图、理想交点轨迹图、国际秩序演变图和国际秩序类型图,通过上述的图示来呈现国际秩序演变的逻辑,具体如下:
  敌友生成图叙述敌友生成,是敌友区分图的基础;敌友区分图确立划分标准和类型,以及其意味的行为倾向,即意志;敌友曲线图叙述以事件发生为驱动的动态划分过程,其时间截面呈现于敌友区分图,其曲线移动依据外交行动弹性图和国家实力图;国家实力图确定行为的力量,由敌友区分图的结果具体计算;外交行动弹性图叙述一些行为的逻辑;理想交点轨迹图建立在敌友曲线图基础上,叙述国家间关系的理想轨迹;国际秩序演变图表示由敌友区分图、国家实力图和外交行动弹性图确定的行为和意志,及由此衍生出的行为结构。国际秩序类型图是国际秩序演变图演变结果的不同类型。
[硕士论文] 曹华山
国际法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腐败是世界性问题,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腐败犯罪越来越组织化、智能化和跨国化,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题中之义。反腐败国际合作是中国当前惩治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途径。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腐败分子在全世界寻求躲避之地,想尽办法用尽手段以期潜逃国外逃避惩罚。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化的发展,为腐败分子外逃提供了多重的选择渠道和便利的机会。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中国国家高层对反腐败国际追逃高度重视,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参与和拓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尽管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诸多困难需要解决,因此要适应中国反腐败斗争和世界反腐败合作的新发展,必须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的建设,以便更好打击腐败犯罪。
  本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的概况。首先从我国外逃官员的人数、转移资产的数额、外逃地点的选择和外逃方式等方面对我国外逃贪官情况进行探讨,然后从国家高层重视、积极参与和拓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组织开展专项行动等方面对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进展的情况进行研究,通过我国外逃贪官的情况和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进展的情况来阐述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所处在的背景。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的法律依据。首先从国内法的方面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我国的《引渡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刑事规则,然后从国际法的方面进行研究,主要包括《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北京反腐败宣言》等国际多边公约和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协定。这些国内法和国际法共同构成了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的法律依据。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的主要措施。此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重点研究国际追逃合作的引渡措施,主要从引渡的概述、引渡的适用、引渡的实践等方面进行展开阐述。其中引渡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适用部分主要从引渡适用的程序、引渡适用的原则等方面展开探讨,引渡在反腐败国际追逃的合作方式主要从联合国框架下、区域多边国家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中国引渡外逃腐败人员的实践从当前我国和外国开展引渡的情况和经典案例分析进行阐述。然后研究引渡的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常规替代措施,最后研究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主要包括跨国诱骗和跨国绑架。
  第四部分主要研究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存在的困难。当前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存在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我国境外追逃法律制度有待完善、我国法治形象有待提升、我国适用境外追逃机制经验不足以及我国境外追逃的信息沟通和协调不畅等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我国开展国际反腐败追逃合作的障碍,制约着我国开展国际反腐败追逃合作的顺利开展。
  第五部分主要研究完善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的对策。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刑事法治交流和宣传、拓展国际司法合作工作方式、完善反腐败国际追逃信息共享、加强国际追逃队伍建设和健全防范贪官外逃的预防措施等六个方面,通过完善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的对策,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反腐败国际追逃的合作。
[硕士论文] 燕光磊
国际关系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安倍再度执政以来,提出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并将其作为指导日本国防和外交实践的指导方针。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指导下,日本的国家安保战略已大致成型,迅速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强化军事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安保政权的“积极和平主义”实质是要否定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重新将日本引到军事大国道路上,是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实现日本“正常国家化”目标的有效工具。本文通过对安倍再度执政后推进“积极和平主义”的一系列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积极和平主义”的战略意图、推行路径及其影响。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揭露安倍政权为了实现所谓的“和平”目的而恶意宣扬中国威胁、推进“行使武力维护和平”举措,将日本变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
  文章总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的源起。由战后和平主义到新和平主义思潮的兴起,再到伊藤宪一首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以及安倍将其作为施政基本理念。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使得日本国家发展主要在经贸、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然而,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渴望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认为战后和平宪法体制制约下所实行的和平主义是“消极不作为”的,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国际贡献的新和平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安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日本要主动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定与繁荣,结合所谓的“日本面临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推出“积极和平主义”。
  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积极和平主义”的内涵实质,揭露安倍政权力推“积极和平主义”的真实意图。“积极和平主义”从内容上主要包含五点,第一,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构,为国际社会做更大贡献;第二,突破和平宪法制约,争取“正常国家化”;第三,强化日美同盟;第四,废除“专守防卫”政策和“武器出口三原则”;第五,改革日本国内政治、军事体制。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积极和平主义”与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倚重实行集体自卫权下的军事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应对中国崛起,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拓展亚太防务体系。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安倍政权对“积极和平主义”的推行路径,主要从历史观,外交领域,安保建设以及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进行解读。安倍二度执政以来,坚持奉行错误的历史观,多次激化中日乃至周边国家的矛盾,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慰安妇,允许海外派兵……安倍的一系列行为都秉持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并暗藏“军国主义”复苏迹象。外交领域,安倍提出了力主外交政策全球视野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通过“踏遍五大洲”的首脑外交,将日本外交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区域,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对外宣传推广“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在安保建设领域,安倍设立“国际安全保障会议”,并通过了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未来十年防卫力量建设的《防卫计划大纲》及指导未来五年装备建设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安保政策的指导理念。安倍通过“积极和平主义”将建设“能战国家”的行为美化为“为亚太及全球和平稳定作出超过以往的积极贡献”,从对外战略扩张、海外军事派遣等各方面,进一步瓦解战后经过民主改革建立的宪法法规,极力推动日本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安倍称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推进“积极和平主义”的战略支柱,只有解禁集体自卫权,才能更好的实施“积极和平主义”。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安倍实现了“限定性”行使集体自卫权,是“积极和平主义”旗号下追求“日本正常国家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第四部分通过以上的分析,根据安倍政权对中国现状的认知,探讨“积极和平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在处理与日本关系时战略性建议。为了使“积极和平主义”在国内外有效的推进,安倍政权不遗余力的渲染“中国威胁”,中日关系已降至冰点。“积极和平主义”的推进会给中日乃至日本周边邻国制造新的安全困境,其结果必然会使已经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加剧双边战略互疑赤字,并会给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带来严重的动荡和不安因素。在冰点时期,我国应确保中日两国政府间畅通有效的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深化多领域合作。与此同时,我国应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契机,更加积极地在全球热点问题上发挥正面作用,向世界展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以此来消除“积极和平主义”中所包含的“中国威胁”。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及其多方向外交政策关系。研究如何通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关系被用于多方向外交政策。目的在于揭示投资决策一般规律和看到政治和外国治因素影响了能源的发展。这是通过研究决定,对其资源的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和发展公司通过销售和出口路线的权利。在光的作用的分析数据,探讨了在多方政策,能源政策作为一个可能的工具。基于论文的书面记录和访谈与在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和对外政策。
  本文认为哈萨克斯坦已开发出了其油气资源,并按照其多矢量外交政策进行了出口。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载体和合作伙伴,这在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发展中也有其反映。从2000年哈萨克斯坦已经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朝着更加多样化和相互依存的能源关系。然而,通过俄罗斯过境仍然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出口路线。对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对能源发展的决策起到了作用。政治上的考虑似乎对投资和发展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似乎阻碍了某些出口路线的发展。有人认为,能源已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哈萨克斯坦在关系到它的多矢量政策。此外,还有一些支持认为,能源可以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的驱动程序的作用。
[硕士论文] 王毅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语言的基本和内在属性之一,模糊性是语言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和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模糊语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从模糊理论的语义探讨到模糊理论在各种文体和领域中的语用研究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外交语言是国家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是外交家们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工具,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模糊语恰恰是外交官为了在外交环境中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所采用的一种方式。其中模糊语在外交语言环境中的应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然而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糊语在外交语言中使用的整体分析,即单独以中文或英文外交文本为语料来分析模糊语在外交语境中的使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因此有必要对中英模糊语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选取了不同话题和类型的中美外交官的演讲各六篇,要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语料进行分析,以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面子理论为理论框架,探讨外交环境中两种语言的模糊语使用的异同。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的实现形式有哪些?存在的异同有哪些?2.在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的视角下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使用的深层原因有哪些?3.模糊语在中英外交语言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本文研究发现:1.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实现形式主要体现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经过分析比较,中英外交语言中都大量存在词汇层面的模糊语的运用,并且使用频率都大大高于句法层面和语篇层面的使用,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官更喜欢在语篇层面上使用模糊语。2.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角度来看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使用的深层原因有:外交官的职业特性及外交语言的特殊性;中美之间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所实行的外交政策的不同。3.模糊语在中英外交语言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表现礼貌、自我保护、营造和谐氛围以及灵活变通。
  本文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引言,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及数据收集,研究意义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文献回顾,介绍从不同角度对模糊语的研究情况。第三章理论框架,主要介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第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分析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的实现形式,其次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角度分析中英外交模糊语的具体运用,最后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外交语言中模糊语使用异同的原因及其达到的语用功能。第五章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发现、不足及研究前景。
  本文进一步证明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的解释力,揭示了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的使用差异,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英外交语言的模糊性,进而能够对外交语言进行深透的分析和理解。希望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能够给其他研究者一些启发,在相关领域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硕士论文] 冀田
世界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从法律上来讲日本获得了独立。日本开始逐步拓展外交领域,日缅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在日本对东南亚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出于经济的考虑,日本急需打开东南亚市场,缅甸成为日本东南亚外交的突破口,同时日本走上国际政治舞台。此后,日缅关系逐步推进。奈温时代,两国关系达到了历史顶点,其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是核心内容。1988年缅甸政变至1991年冷战结束,由于缅甸政权更迭,日本对缅政策发生转变,日缅关系转向冷淡。
  本文通过对史料和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比较,主要阐述1952至1991年间的日缅关系。旨在系统梳理战后日缅关系发展的原因、过程并分析其特征。文章一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战后日缅关系的恢复以及对日本打开东南亚市场的作用。第二章主要内容是“特殊友好”时期的日缅关系。在日本ODA援助以及美国的双重推动下,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88年缅甸政变后,日缅关系转向冷淡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第四章主要是阐述战后日缅关系发展的四个特征。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缅甸是日本东南亚外交的突破口,这对战后日本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日本利用ODA援助在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使缅甸市场对日本商品形成了依赖。缅甸政变后,日本在不公开反对美国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援助对缅保持建设性接触。总体来讲,日本对缅政策是比较成功的。
[硕士论文] 胡鑫鸽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核心问题是:1、金砖国家峰会机制的建立,是否促进了金砖四国在国际领域的合作?2、冷战后,金砖四国间逐渐加强的认同,是否促进了其对外行为的趋同?3、若如理论预期的那样,金砖四国的对外政策在冷战后趋向于一致,那么它们还有分歧吗?若有,集中在哪些领域?本文从冷战后金砖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其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合作。首先,描述性统计金砖四国的投票一致性。结果揭示出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发展,金砖四国的对外政策已经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峰会机制的建立,并没有促进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其次,笔者分别从国际关系的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并用实证数据验证。结果发现:金砖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符合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而不符合建构主义的。最后,笔者解释了金砖四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投票一致性变化。结果揭示出,未来金砖四国间的分歧还会集中在裁军和国际安全类议题。而且金砖四国间出现的一个趋势是,更加不情愿将联合国大会当做批评其它国家人权的工具。
[硕士论文] 田会玲
英语语言文学 三峡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外交语言是指国家间处理“外交事物”时实际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外交语言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国内语言学家对外交语言的研究主要从修辞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和功能语言学等视角作为研究重点。而对于外交语言生成过程涉及的人的心智活动规律及其背后的理据触及不多。为此,本文尝试以我国外交新闻发言人所使用的外交语言为语料,基于对其句式结构及其语义特征的分析,拟从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意向性的视角对外交语言中集体意向性的语言转述做出阐释。
  集体意向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意向,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状态,即集体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倾向。在Searle看来,参与集体行动中的每一个人的大脑中都具有这种形式的集体意向,且这种集体意向是一种原始的、不可分解的现象,主要通过“我们意图”、“我们希望”、“我们要做X”这种形式来进行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语言是外交部发言人以“中方”、“中国政府”等作为认知主体,转述的“我们意图”、“我们希望”、“我们要做X”的意向,即集体意向。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是认知主体,外交部发言人是转述人。
  本文基于对集体意向性特定内涵及其语言表征特征的理解研究外交语言,探讨在心智作用下怎样实现集体意向性的语言转述,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外交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语义特征是什么;二,外交语言下的集体意向性框架是什么;三,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转述过程是什么。作者旨在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来研究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转述。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发现:
  一,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所使用的外交语言实际上是对集体意向性的转述。其转述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的心智活动规律和背后的理据需从心智哲学视角解读。
  二,外交语言遵循特定的句式结构,有其特殊的语义特征。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外交语言的核心句式是“S-V-O”句式,在该核心句式的基础上,又存在“S-V1-O-V2”“S-V1-O1,V2-O2......”“S-O-V”三种形式的变式。此外,外交语言有模糊性和渐变性的特征。模糊性指语言表述中的不确定性,如经常采用迂回策略,使用礼貌原则等等;外交语言的渐变性是指当面对不同外交事件以及同一外交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时,外交语言的遣词造句也会有所差异。
  三,基于对心智哲学理论的理解,本文认为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语言转述离不开集体意向性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构建了外交语言下的“集体意向性”理论框架,认为外交语言的集体意向性由集体意向内容和集体意向态度构成。在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解读了外交语言集体意向性的转述过程主要包括集体意向内容的确定以及集体意向态度的选择。而集体意向态度的选择主要包括对心理状态、心理估量和心理取向三个维度的确定。同时,整个语言转述过程的完成需要依赖三类心智模态词,即认知模态词,情感模态词和意志模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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