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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谈及当代的中国农村基督徒时,难免脱离不了如下的标签,一人多信、皈而不依、功利主义、旅行式信仰等等。这些标签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如果只局限于此,也是不全面的。文章基于对山东省的一个沿海村庄——北头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为了能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扎下根基,基督教只能、也必须是一种被糅合、建构过的地方性的信仰表达。既有对经典性信仰资源的扬弃,也有对村落原有文化系统的借用与改造。在此基础上,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就成为了当地基督徒生活中两条若即若离的主线,看似相悖,却能共生。
  文章在“信仰与生活”的线索之下,主要探究了两个问题,分别是“宗教何以可能”和“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的相遇”。
  就行文逻辑来看,文章的第一章(绪论)主要就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简单的说明,比如问题的来源、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文章结构等。第二章则是对北头村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概况的简单介绍,从而让读者对村落背景和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能从由宽渐窄的时空视野中感知基督教的“洋性”与“本色化”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分析。北头村的基督徒人数只占全村人口的2%,他们大多是自致型基督徒,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借由个人性的敬拜、祈祷、聚会等宗教活动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之下,归信契机就成为了分析“宗教何以可能”问题的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分析起点。通过在第三章中对“因病信教”现象的深描,基督信仰的世俗基调——对家庭生活存续和发展的追求——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第四章就对信仰的这一世俗基调展开进一步分析,通过展现信徒的世俗生活,从而发现了他们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第五章,家庭观成为了这一章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下农村教会生活中的家庭观,文章展现了“文本中的信仰”和“被实践的信仰”之间的距离和联系。这既是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契合和转化,更体现了基督信仰与世俗性生活逻辑的融合。
  文章的第六章,主要解答“宗教相遇”的问题。北头村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农村社区,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还存在着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等民俗宗教。两种形式的宗教相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图景,而应该置于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性框架之中进行考量。于是,这一章首先对“文明冲突论”和“宗教生态论”分别评析,并将宗教生态定义为一个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动态地关系塑造过程。然后,对当下两种民俗宗教各自信仰特性的分析,就成为了建构北头村宗教生态系统的起点。这不仅展现了二者各自的特性,同时也揭示了它们与基督教之间的多重关系。随着宗教生态系统由点及面地铺开,文章接下的问题,就是分析基督教会在面对信仰张力时,所采取的具体的进入路径。
  具体来说,先看第一个问题,“宗教何以可能”。用最简短的语句形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基督信仰是家庭神圣性的体现”。信徒归信的契机——“因病信教”——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在北头村,疾病,尤其是大病,往往是导致信徒归信基督教最为主要的客观原因。他们大多是在对教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归信的抉择的。从朴素的宗教情感到基督信仰之间,信徒大致经历了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大病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第二个阶段,寻求“替代性治疗”;第三个阶段,灵验驱动;第四个阶段,神的拣选。而对归信机制的深描不仅展现了信仰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祈求和灵验,更是揭示了隐藏其中的信仰与家庭的关系——对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追求弥漫于基督教的信仰生活之中。除了对因病信教的分析,文章还展现了在具体场域之中,信徒在处理教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时间、身份、风俗等矛盾时,所采取的化解方式。可以发现,村民的基督信仰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个人性皈依,信徒在向基督祷告的同时,更是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
  在西方的家庭理论中,核心家庭用以指代,成员结构只涵盖“夫—妻—子”三角关系的家庭。从这一点来看,如今北头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属于核心家庭。它们产生于家户析分的过程。分家,代表着新建家庭拥有了经济、生活的自主权,也逐渐从家族制度和老人权威之中解放出来。但是,除了家庭结构的三角关系,北头村的核心家庭还表现出来,“核心家庭”这一概念本身没有蕴含的两个特征。第一,从家庭功能的实现来看,这些核心家庭具有“网络家庭”的意义,需要亲属网络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帮助。第二,从家庭意义来看,家庭既是每个家庭成员获得个体利益和快乐的单位,而利益优选满足的顺序表现为先子女、后父母。
  第五章,文章又回到教义伦理的范畴之中,通过展现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今北头村教会中宣讲和信徒理解的家庭观,从而展现了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乡土处境中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实现了与儒家伦理的契合和转换。
  借由当地教会中的两篇讲道文,文章发现了基督伦理向儒家伦理的转移和置换的趋势。相比起两位神学家将婚姻视为家庭建立的基础的观点,讲道文却将家庭生活视为婚姻的目的。而且,虽然讲道文的主旨观点仍然体现了马丁·路德的天职观的风格,但是它更展现了韦伯笔下“秩序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对尘世道德伦理的强调和重视。教义伦理逐渐走下神坛,它对基督徒的要求显然认同农村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只是要做的更好,而不是与他们不同。
  通过对两类民俗宗教的剖析,揭示了北头村的宗教生态系统的三个特点:第一,民俗宗教塑造了宗教生态的根基,其信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神圣和世俗的划分,融于乡土社会和文化之中,因而基督教的扎根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产生关系;第二,民俗宗教仍保留有一定的宗教性,比如其对神灵的敬畏心理和献祭仪式,这与信奉唯一上帝的基督教具有教义上的冲突;第三,民俗宗教在形式和表达方面的局限性,比如祖先崇拜宗教性的降低,海神祭祀中对女性的限制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这样的结构性关系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入路径,也随之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在传教的最初阶段,教会夸大了它与乡土社会的原生宗教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忽略了它对这一系统的依赖。于是坚守宗教独特性和异质论的“绝对宗教主义”路径,导致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甚至与整个乡土社会的冲突。以丧礼上的冲突为代表,导致了基督教在乡土社会中的边缘化。后来,教会逐渐开启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进入方式,通过对葬礼的仪式、海洋禁忌和女性禁忌三类民俗规范的重新解读,从而实现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相对和平的共处状态。
  如果从上述的两个问题中跳脱出来,会发现文章借助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其实是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信徒在具体的乡土社会中落实自己信仰的过程。第一,是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用最直白的语句来形容,“信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第二,是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在处理信仰的正统性和生存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的过程中,一个地方性教会正逐渐形成。被实践的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教会传统的传统教义还有待商榷。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信徒。一方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灵活地调整信仰与生活、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北头村的基督教,它已经脱离了“西方基督教”所支控的表达形式,而是通过浓重的“地方性”色彩展现了“世界性”宗教的文化多元性。
  在最后的结论和讨论部分,文章对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一是结合田野资料分别与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理论和宗教生态论展开对话。在理清了世俗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结论之后,文章从对宗教发展趋势的探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以及对宗教神异性与世俗性的分析三个层面对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丰富。宗教市场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学术界乐于探讨的话题,是因为它解构了国内既有的宗教观念,并对中国的宗教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理论与实践对话的过程中,文章又发现了诸多有待于修改和完善的命题,比如对竞争和排他性的宗教关系的强调、对理性选择过于宽泛的定义,以及对宗教活动的自愿性与非自愿性的忽视。最后,近几年来因为契合了中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宗教生态论也展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而不同群体在面对“宗教生态是否均衡”这一问题时,往往会作出的不同回应。之所以会产生观点的分歧,除了他们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实证资料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分别为身份的局限性以及对均衡的定义不同。作为秉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研究学者,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宗教现象。而且除了对既定的宗教生态进行客观评价之外,研究者们还可以对某一具体境遇中的宗教生态系统展开全面的剖析。
  第二,作为对基督教地方性问题的延续,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能性。坚守基督教的核心本质是教会发展的“生命问题”,而基督教的中国化则是其“生存问题”。在坚持以《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为基本教义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单一形式的存在。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译经、神异、格义、禅修等方法,对基督教中国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有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引导“自治、自传、自养”的基督教走中国化之路,才能促使其更好地融合“中正”与“和谐”的基本文化哲学的要求,做出更有意义的文化和社会贡献。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医院骑士团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军事修道骑士会(简称“军事修会”)之一,其成员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在十字军被伊斯兰教势力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医院骑士团先后转战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但骑士团在这些地方都没能成功立足,直到16世纪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赐封才来到马耳他岛安身。身处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是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地区边界上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力量,在骑士团控制马耳他岛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将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各种西方制度带到了这个原本文明发展滞后的小岛,马耳他经过骑士团的苦心经营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参与马耳他建设的同时,骑士团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围堵。作为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存亡关系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危。坚守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方盟友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作为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屏障的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经过苦心经营立下了脚跟,西欧也为此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继续进行近代的社会转型运动。
  如今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只剩下骑士团为马耳他打造的新都瓦莱塔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供后人凭吊。但由医院骑士团演变而来的“马耳他骑士团”褪去了军事功能而专注于医疗慈善事业,古老的骑士团其救死扶伤、平等博爱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贵、坚毅的骑士精神继续在文化领域给予今人以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太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近几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乡村地区。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扎根,农民的思想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内外对基督教的研究很多,但是近年来基督教在我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迅猛发展,而对基督教的传播、运作及其发展现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的跟踪调查则不是很及时和深入,尤其是如何有效规范引导基督教有序运行,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文章以山西原平的乡村为个案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分析原平乡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传播特点,了解基督教在原平的演变及发展历程,在传播现状中,分析了组织结构、扩张状况以及村民加入基督教的四方面的原因。对原平乡村基督教产生的积极功能给予肯定,消极功能则主要从对传统民俗的冲击、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害、排斥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矛盾等方面进行阐述。同时分析基督教在乡村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从法律层面、科技助推、国际政治等因素进行剖析。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要依据。
  本文从规范山西省乡村地区基督教的文化生态状况入手,从未来角度和更高层次为山西乡村基督教文化发展和改善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寻找发展新思路和新方法,目的是想引领山西省乡村地区基督教健康和谐发展。本文主要是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乡村基督教扩张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基层组织和政府在乡村基督教扩张中的领导力度,激发乡村基督教积极功能发挥的强度,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教育和法规引导力度等四方面进行。
社会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除了希望对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基本特征及信教过程做一个总体性的描述外,所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为影响城市自致型基督徒身份认同程度的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的?具体来说,即个人宗教观念(救赎关照)、日常生活的实践、宗教活动的卷入性程度是如何影响城市自致型基督徒身份认同程度的。为此,本文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山西省晋中市的四个基督教教堂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得知:
  首先,对于个人宗教观念因素,总的来说,城市自致型基督徒存在对救赎的关照,且鲜明的反映在了其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信仰体系、世俗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的选择中。具体来说,有原罪观念的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更高;当参加祭拜仪式或葬礼时,能够坚守基督教信仰,做供奉、上香、磕头等行为越少的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越高;在只有放弃信仰才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越能够坚守自己信仰的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越高。此外,如何对待家中的非耶稣神像变量及对意外之财的态度变量均对其身份认同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日常生活实践因素对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宗教话语使用频率越高的城市自致型基督徒,其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进行谢饭祷告的频率越高的城市自致型基督徒,其身份认同程度越高;参加基督教重要节日的次数越多的城市自致型基督徒,其身份认同程度越高。
  再次,宗教活动的卷入性程度同样对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阅读圣经的频率越高、祷告的频率越高、传福音范围越广的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越高;做礼拜的频率越高、参与团契活动的频率越高、参与教会组织活动的频率越高的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越高。
  在综合背景变量及以上三个因素后发现,除个人宗教观念因素外,日常生活实践因素与宗教活动的卷入性程度因素对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的影响都被部分的削弱了。因此可知,个人宗教观念因素、日常生活实践因素、宗教活动的卷入性程度因素均会对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产生影响,但相比于其他两个因素,个人宗教观念因素对城市自致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程度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倪柝声是二十世纪华人基督教界最重要的教会领袖与神学家之一。他的神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基督徒,并且在世界基督教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所有有关倪柝声神学思想的研究当中,人论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过往对倪氏神学人论的研究,主要以倪在1928年完成的《属灵的人》一书为文本,对倪所提出的三元人观、属灵成圣观等等思想进行分析与评论。这些内容是倪氏神学人论的重要部分,但呈现的只是倪早期的人论思想。倪氏的神学人论在1928年之后开始发生转变,他以“神永远的旨意与计划”为视角,将人纳入到这个关乎神的宏大旨意中重新审视,使其人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属灵的人》关注如何成为“属灵人”,到关注如何达成“神永远的旨意与计划”以成为“神的儿子”,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使其神学人论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限制,也使他的神学格局与关怀获得了质的突破与飞跃。本文第二章以“属灵人”为线索呈现了《属灵的人》中的人论思想,并在第三章中以成为“神的儿子”为线索考察了在新的视角下倪对人的思考。这两章一方面还原了倪氏神学人论的全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视角转变下所引起的人论的发展与演变。
  随着倪氏对“神永远的旨意与计划”的认识的深化,倪氏人论进一步被纳入为教会论的内核。倪氏神学也最终呈现为一个以人论为内核、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论为外表,以实现荣耀基督、彰显基督、在基督里合归为一的神永远的旨意的神学体系。人论不仅是教会论的内核,同时也是支撑整个神学体系的基石。本文第四章通过对教会本质的相关分析,呈现了人论与教会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人论在倪氏整个神学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在第五章对倪氏神学人论所引起的争议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议。倪氏所提倡的三元人观在对“灵”与“魂”的论述当中都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倪的人论具有二元化倾向、亚米念主义与律法主义倾向;由于倪氏在论述中过分强调救赎在神永远的计划中的补救地位,削弱了救赎的意义,进而改变了福音的内容与性质,动摇了救赎在基督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倪氏的人论思想中有着浓厚中国传统伦理意味,无论是成为“属灵人”还是成为“神的儿子”,其论述思路与儒、释、道的修养进路都极为相似;面对如何评价倪氏神学人论在内容上的原创性不足问题,本文认为要从倪对自我的身份认定、倪氏人论的最终根据以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方面入手,公正地看待,同时也要注意到倪氏神学人论在神学表达上的创新性以及他所开创的属灵话语体系的价值;最后,本文简单评价了倪氏神学人论对华人基督教界以及世界基督教界的重要贡献。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阿尔伯特所著《耶路撒冷史》(Historia Ierosolimitana),是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记载最为详细、生动和完整的史著。成书于12世纪,用拉丁文写成,共分12卷,详细记载了十字军途径拜占庭、小亚、叙利亚,征服耶路撒冷的全过程,并叙述了其后20年间十字军国家的内政外交。关于作者本人信息甚少,我们只知道阿尔伯特是亚琛地区的主教,而且他自己并未亲身参与到东征中。依照现代史学界的考证和评估,阿尔伯特的《耶路撒冷史》基本上属独立写作,几乎没有受到第一次十字军时期的三位亲历者所写的编年史著的影响,而且在写作时借鉴了某部业已遗失的文献材料,采用了大量从东方返回的德意志十字军战士的口述材料,涉及到了许多同时代的人不曾提到过的细节,有着相当高的史料及学术价值。然而该书如今在国内外学界更多的是作为史料被引用,而缺少将其当作史书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尤其在国内,除了中文译本,目前尚无一本专著或论文用现代史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综合的述评。
  本文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耶路撒冷史》的写作年代、版本情况以及同时代相关文献的进行介绍;第二章“《耶路撒冷史》中的战争”、第三章“《耶路撒冷史》中的宗教”、第四章“《耶路撒冷史》中的自然异象、民族风俗与天灾人祸”,是对《耶路撒冷史》的具体内容的分析,战争是该书的主线内容,故篇幅较长。这三章的内容采取述论结合的方法,从阿尔伯特对战争、宗教、自然异象、民族风俗与天灾人祸这些方面内容的记载、阐释中,分析作者的写作手法、写作目的、价值倾向,探究一个中世纪盛期的拉丁基督教史家,是在神意史观的藩篱中,以理性的眼光审视着现实的动因和变化,他是如何看待、评价一场持续错综复杂、残酷漫长的战争的,又是如何对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事件、现象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解释。第五章是对以上章节的总结,从阿尔伯特的史学目的、史学方法、历史阐释与评价的角度,对《耶路撒冷史》的史学特点、水平进行总的评价。
  结语部分将对正文进行升华,结合时代背景,概括与评价整个中世纪盛期拉丁基督教世界史学写作所呈现的特点。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近代以来,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本文关于黑龙江地区东正教与天主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并不涉及二者优劣问题,而是以求同存异为目标,加深对比较双方的理解。
  黑龙江地区的东正教是随着中俄两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中东铁路的修建而传入的。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教徒的人数剧增。伪满时期,东正教会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目前,东正教处于恢复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天主教借助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打开了向黑龙江地区传播“福音”的大门,它经历了萧条冷落—渐进发展—萧条冷落几个发展阶段后,当前,天主教整体上保持良性发展。就传播主体而言,黑龙江地区东正教和天主教相似性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神职人员大多由外国神职人员担任;同背后支持他们的国家关系密切。差异性在于教徒的分布、构成;神职人员的国籍、数量;教派的划分标准、政权与皇权的关系。就传播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宗教理念和宗教崇拜行为的差异性。就传播媒介而言,相似性在于二者都主要利用宗教刊物及教堂进行宗教传播;差异性在于宗教刊物的数量、种类,教堂的建筑风格、数量。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经历过一个从依赖差会到逐渐自立的过程,中西合作的差会体制下的自立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方面。因地域、派别的不同,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作为内陆地区的教义相对保守的教会,湘中信义会的自立具有神学上注重以信仰推动自立、经济上缩减少教会支出、组织上注重教会管理等特征。
  湘中信义会的自立运动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从起步到高涨再经受挫折的曲折发展历程。在初创阶段,该会即倡导教会联合运动,并实行初步的自立举措。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提出自立主张、注重信仰基础上的信徒自立、调整教会管理等举措,其自立运动得以发展。抗战胜利后,湘中总会落实中华信义会注重青年工作的方针,大力推进青年事工,以此为契机推动教会的自传运动,因此时的湘中信义会处于战争环境中,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该会的自养在此阶段出现了衰退。
  湘中信义会的自立运动在挪威差会的指导下推行,挪威差会的自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湘中总会的自立。然而,在中西合作基础上实行的自养计划,本身包含着中国信徒与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根据自养计划,差会和总会之间的职责界线并不十分明确,这不免导致差会和总会员工之间产生矛盾和紧张关系。随着自养计划的推行,必然出现一个排斥差会领导权的教会结构,而这与该计划设计的体制相悖。这些矛盾也阻碍了湘中信义会自立的实现。
  总的来看,湘中总会的自立运动既深受本宗派教义的内在影响,也深受本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它是中国教会领袖和普通基督徒在差会的指导之下逐步推行的。从自立运动的结果看,此阶段湘中总会的自治已经实现,而自传也在差会的协助下顺利推行。而作为教会“三自”核心的自养方面,尽管其教育、医疗事业已基本实现自养,但其教会的自养程度较低,其自养并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传教士相继撤离中国大陆,湘中信义会切断与挪威差会的联系,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相关记忆。湘中信义会教会记忆史中,本土基督徒对该会的自立运动予以重构。这种重构在“三自”革新运动提供的现实框架之下进行,它是在“反帝”语境下对湘中总会自立历史的重构和过滤,在较大程度上否定了其自立进程,实际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湘中信义会自立运动的另一种阐述,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也为人们从另一种角度认识湘中信义会的自立运动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近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中外关系史,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则是这层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基督教的传入及其引发的冲突和其对近代安徽社会变迁的作用都是研究安徽近代史无法绕开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前近代中国,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对应到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官方意志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前近代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基督教得以传播以及后来的禁教,主要归之于凌驾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意志。前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可追溯至明代中后期,其在华活动年代主要是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与这一大背景相对应,基督教在前近代安徽的局部传播、停滞以至消逝也正是融入在这一历史环境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土广民众,受地理、气候等因素影响,区域间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安徽南北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它不仅局限于经济、文化等领域,特别是在地方精英社会控制能力的差异性方面表现尤为显著。在儒家文化发达、社会经济条件优越、宗族势力庞大的皖南地区,作为“外域”甚至是“夷”文化的基督教在此步履维艰,难有发展。相反,唐宋以来,社会生态趋于衰败的皖北地区,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的格局,进而为基督教在皖北的传播奠定历史与现实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国势日微,在对外关系中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其中多有涉及传教士在华利益,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大开方便之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为持续两年之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基本划上了句号,自此开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屈辱历史。此后十余年,在列强的威逼利诱之下,清政府先后与列强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鉴于传教士在条约谈判中的重要性,因此有利于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相关条款也被写进上述条约之中,从而逐步确立了基督教从原本在通商口岸“居住”到最终在华自由传教权。基督教在近代安徽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传教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教堂数量的规模性增长。
  马克思主义认为,冲突是阶级社会的重要现象。它涉及资源、权力、文化等方方面面。近代以来,随着教会势力的蔓延,安徽教案亦是“踵趾相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信仰,甚至演变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它与自宋代以来的理学正统思想相互激荡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成了地方“弱势”群体的庇护者,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同时,作为一种特权势力,他们有时直接扮演着教案挑起者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安徽教案并不是单纯地源于拥有强大势力的传教士压榨地方而导致民众揭竿而起的革命活动,而是那些深谙时代背景的灰色势力常常打着基督教的幌子为非作歹、祸害地方,引发了一些不是教案的“教案”。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力量对近代安徽社会的影响并不能与近代化的各方面联系起来,其对政治、经济的近代化影响就不是很显著,若以整体近代化考察则有削足适履之嫌,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从社会变迁角度看基督教的积极影响。基督教对近代安徽的相关影响与贡献主要集中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特别是对安徽民众甚至是对整个中国民众传统观念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22年上海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于5月2日至5月11日。本次大会以区别于晚清三次全国基督教大会的突出特点,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基督教事业的不断发展,表现了华人在中国教会中逐渐增大的影响力,也预示着中国基督徒在本色化和合一方面的进一步追求。本文意在从大会本身入手,着重关注大会召开过程中对布道、医疗、教育、文字、妇女等方面的演说与具体讨论,追溯本色化理论首次在中国基督教界的提出,寻找合作与合一理念的踪迹,并进一步了解与认识1922年大会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整篇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简介1922年全国大会召开的背景和原因。此次大会是在内外因素联合推动下举办的,其中外部推动力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非基运动的影响,而内部因素包括基督教的集会传统、20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的巨大进步和不足以及基督徒的自我觉醒。第二章介绍了大会筹备与召开的过程,与会人员的情况,以及大会对核心理念的提出与讨论。第三章概述了作为大会重要成果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重点包括第一,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组建、组织方式及主要贡献;第二,大会就是否组建与如何组建协进会进行了讨论。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本色与合作理念;第三,协进会组建后的主要活动与重要作用。第四章专论大会如何对传统基督教事工进行本色化改造,以及如何使基督教深入参与工业经济和社会道德改良的具体方案。这些详细的计划突出展现了中国基督徒对本色化的追求和对联合之必要性的认识。第五章突出了大会对培养与利用中国本土精英的建议。中国基督教事业发展缓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中国教会领袖。因此大会详细讨论了中国领袖的现状和未来培养的计划,彰显了本色与合作的理念。第六章总结了大会的历史定位,并整理了时人和后人对大会的评价。
  总体而论,本文紧紧围绕大会的筹备与召开过程,既研究了大会的组织概况,又探索了大会对本色与合作核心理念地体现与讨论。1922年上海全国基督教大会有效回应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局,在延续前三次基督教大会的基础上,首次直接提出了建立“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理念。这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本色与合一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同时也推动了20年代后本色化运动的开展,加速了基督教各宗派内外地联合。可见,此次大会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具有不可忽略作用与难以取代的地位。
历史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世纪中后期的西多派修道院,绝非仅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同时还是一个兼具多种性能的经济实体。本文以中世纪中后期西多派修道院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所掌握的史料,探讨分析了其经济发展的脉络,不同时期的经济特点,以及对西欧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旨在以一个新的宗教经济视角,将西多派修道院经济作为自变量,西欧社会转型视为应变量,来探求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主体由五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简述了中世纪中后期修道院经济发展的背景,认为西欧商业与城市的复兴,克吕尼修道院的世俗化是西多派修道院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西多派修道院的垦荒运动、土地资源的获取与整合状况、庄园管理模式的革新与农业技术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力进步的贡献。
  第三部分简要分析了西多派修道院手工作坊建立的原因,手工业专业化的表现,以及西多派修道院手工业的发展对西欧商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部分概括归纳了西多派修道院参与改善商贸条件的具体活动,分析探讨了他们建立市场市集的原因以及对西欧地方性小宗贸易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比较分析了西多派修道院特许权的获得以及相对于世俗通货优势的表现,意图从豁免权和货币商业资本的角度来论证其对西欧远程大宗贸易的贡献。
  第五部分通过对不同时期西多派修道院经济特点的概括分析与比较,从经济形式、社会关系、经济思想三个层面揭示西多派修道院经济与西欧社会转型的相互关系。
政治学·中共党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巩固的迫切性将社会的转型与变革提上了日程。作为帝国主义主要遗产的天主教,因与帝国主义联系较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亟需改造的一个领域。考虑到苏联的一些失败教训及天主教内部顽固势力的抵抗等因素,中国共产党并未将天主教划分为对立面进行打击,而是允许教徒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进行改造,并发起了宗教界的“三自革新”运动。
  为促进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中共制定了自己的宗教政策。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占主流的“不公开反对、不积极支持”政策,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既积极主动,又不公开反对”政策,都对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开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宗教政策的实施加快了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全面开展。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发起和国内外形势的压迫,新政权对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开展愈发重视,不仅从组织上建立革新组织更好地引导革新运动,还从实践中切实地消除教徒焦虑,并在此基础上接管了在华机关,驱逐了外籍传教士。部分爱国教徒展开了积极配合。
  通过革新运动的开展,新政权将其影响植入到了天主教内,不仅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巩固了新政权,还加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宗教领域的渗透。天主教革新运动在其开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宣传的方式方法出现偏差、政策落实与实际不一致等都为革新运动的顺利开展增加了阻碍,但其发动教徒范围的广泛性、政策调整的灵活性等都对现代宗教的发展大有裨益。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变化,宗教问题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也逐步显现出来。过去的一些宗教理论范式,对于当代的宗教问题的解释显得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从斯达克将经济学理论融入到宗教现象之中后,他提出的宗教市场论,再到杨风岗根据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总结,得出的中国宗教三色市场论,这一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在现今的社会形势下,如何看待宗教的新视角。
  本文将通过宗教市场论的视角,将天主教中国化放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中国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以长春市某天主教堂为调查个案,采取参与活动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对天主教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展现出天主教在长春地区中国化的特点及其现状,由此总结出天主教在长春地区中国化的表现,影响及相关引发的问题。
公共管理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是一种长久存在的文化现象,从其产生直至当今,都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基督教伴随西方国家的枪炮传入中国,一段时期内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备受非议和抨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宪法的名义,明确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一批基督教界知名人士提出要摆脱洋教的帽子,发展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并为此发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此后,中国基督教人士先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负责机构,合称中国基督教两会。
  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内部功能,包括管理功能、组织功能、科研功能。管理功能是负责召集中国基督教代表会议,审定重大事宜,制定修改基督教内部政策规定,对全国各地注册基督教组织进行统筹管理。组织功能是兴建教堂、聚会点,组织礼拜等教会活动,开办神学院校培养人才。科研功能是发行神学刊物,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二是外部功能,包括经济、社会服务、文化、对外交流等四个方面。经济功能是实体经营、资源整合和经济拉动。社会服务是直接性社会服务和间接性社会服务。文化功能是桥梁纽带作用,维护国家稳定,进行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播。对外交流功能是接待外宾、参与国际基督教事务、宣传中国基督教。
  中国基督教两会通过发挥自身功能,为发展中国基督教,推动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应有力量。但是,目前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各项功能发挥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内部功能发挥不足,管理不善,组织能力有待提高,科研存在短板。外部功能发挥存在缺陷,屏障作用不够,经济功能世俗化,社会服务作用有限,文化传播困难重重。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内外部两方面原因。从内部看,中国基督教两会存在履职尽责的主动性欠缺,人才资源匮乏,内部管理存在漏洞,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等情况。从外部看,社会对基督教的认识仍存在误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少,宗教管理存在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和产生的原因,笔者就如何更好发挥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功能,提出了对策建议。首先,要加强中国基督教两会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强化神职人员培养,增强内部管理监督,促进外部功能发挥。其次,要创造有利于中国基督教两会功能发挥的外部环境,营造“信任、和谐、共赢”的社会共识,健全完善宗教管理制度体系。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改革开放后,有着独特教派风格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发展迅速,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并未获得足够的学术关注。本文选取上海市城市安息日会S和温州市农村安息日会W为研究个案,带入“宗教组织”概念,在开放系统理论的框架下,通过组织研究来分析两处安息日会的运作特征,并且在比对汇总两处教会组织运作特征的基础上,一定程度把握中国安息日会运作的基本特征。根据这一主旨,本文力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中国安息日会这一基督教复临宗派在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表现出哪些特征;二中国安息日会的哪些特征是我国学界在概括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运行特征时所没有涉及的。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中国安息日会运行特征的探讨是比较其与新教其他宗派运行特征差异的前提,中国安息日会复临宗与基督教新教其他宗派存在的差异很大程度是由中国安息日会本身的运行特征所决定的,而其本身的运行特征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本文大体从四个层面对教会组织的运作特征展开讨论,这四个层面分别为教会组织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教义与礼仪及教会与周边相关组织的关系,前三个方面是对教会内部因素的横向分析,第四个方面是针对教会组织与外在环境互动的纵向分析。组织结构主要探讨组织的结构形式,而运行机制考察的是教会组织的实际运作,教会组织的实际运作又涉及到教会内部的决策和控制过程、教会宗教性和社会性产品的生产与输出方式以及教会人员的招募与物资资源汲取三个方面。教会内部的控制和决策讨论的是教会组织结构间的层级互动过程;教会宗教性、社会性“产品”的生产与输出涉及的是教会组织内部的实际运行过程;教会的人员和物资的获取涉及的是组织运作资源的内部输入。而对安息日会教义与礼仪的讨论是对教会组织运作外在表征的内在把握。通过对以上教会三个内部因素的分析,可以对安息日会内部组织运行特征有初步的把握。而第四个层面主要考察的是教会与当地其他组织及行政管理机构间的互动方式,在开放系统理论视角下,教会组织与外界环境的互动是教会组织运作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教会组织运作四个层面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教会的宗教性、社会性表达方式及其同周边相关组织互动过程中把握中国安息日会的组织运作特征。
  本文就两处安息日会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特征的结论为,两处教会组织结构皆呈现出树形拓扑的特点,两处安息日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基本状态综合了长老制和代表制的运作特点。根据教会组织所呈现出来的结构特点及运作机制的基本状态,可以揭示出中国安息日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松散偶联特征、分层集聚特征及组织内部的团结性特征和平等化特征。而不同与新教宗派准科层制的分层集聚机制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统运作机制,中国安息日会特有的宗派运作特征为长老制与代表制的复合机制。
  虽然所选取的两处安息日会所处区域不同,两处教会组织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存在差别,但笔者通过汇总比对两处安息日会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国内有着相同成熟度的安息日会有一定的普适性。在对两处安息日会的实际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相比农村安息日会S,城市安息日会W所处的宗教环境很大程度干预和控制了教会S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打了折扣。因此,中国安息日会运作模式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特质还需要更多研究的支撑,囿于笔者时间、精力及获取渠道的有限,本文只能暂且得出上面的结论,期待对此结论的丰富和完善。
中国史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作为外来的文化,与陕西本土文化不断产生冲突。另外,西方传教士干涉陕西的政治生活,与民众产生冲突,发生多起教案。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民族主义深入人心,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洋教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国基督教信徒倡导建立本土的基督教会,由此大规模推进本色化运动。在上述诸因的影响下,中国各个地区纷纷建立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组织。陕西的基督教徒也积极响应,在陕西境内建立基督教自立教会组织。
  这些基督教自立教会组织力图脱离差会控制,由中国基督徒担任教会职务,努力实现“自传”、“自治”、“自养”。民国时期,陕西各地区都建立有自立教会组织。关中地区自立教会较多,如在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影响下,建立西安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蒲城基督教自立会,还有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等。陕北和陕南相对较少,大多是从原来的外国差会中独立出来,成立中国人领导的基督教教会组织。
  基督教自立教会组织,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慈善事业,建立有诊疗所、中小学校、孤儿院,为陕西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战乱影响,难民日渐增多,基督教自立教会兴办民族工业,收留难民做工。爱国的基督徒还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维护中国的权益不受侵犯。此外,自立教会组织在改良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文明方面也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自立教会组织的发展,所从事的社会事工对陕西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陕西培养了优秀的人才,打破了陕西闭塞落后的局面,推动了陕西近代化的历程。
宗教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恶的存在一直被认为是对一神论信仰的严重威胁,因为一神论者相信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而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本该有意愿和能力消除世界上所有的恶,但是很明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一问题就被称为“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神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神义论,以证明上帝允许恶的存在是有道德上的理由的,其中最著名、最广为接受的神义论版本就是由奥古斯丁所提出的自由意志论。
  然而,当代著名哲学家约翰·麦基利用逻辑上的恶的问题反驳了传统的自由意志论,认为恶的存在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为了回应麦基的挑战、捍卫其基督教信仰,宗教哲学家艾尔文·普兰丁格充分利用了分析哲学的思维工具和方法,尤其是利用“可能世界”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自由意志辩护版本。普兰丁格的自由意志辩护认为,恶的存在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是有可能相容的。首先,上帝不能实现任何他想要实现的世界;其次,所有拥有自由意志的人都有可能遭受“跨世界堕落”,即:一旦上帝实现一个可能世界,那么该可能世界中拥有自由的人有可能就某个行为犯错。因此,上帝不能实现一个只包含道德善而不包含道德恶的世界。
  普兰丁格的自由意志辩护一度被认为完美的解决了恶的问题,但也逐渐遇到新的质疑。有的哲学家质疑普兰丁格在论证中所使用的不相容论的自由意志观念,有的质疑则是围绕普兰丁格所使用的关键假设“跨世界堕落”而展开,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承认确实存在着“跨世界堕落”。除此之外,普兰丁格的自由意志辩护限制了上帝的“全能”,而且普兰丁格的自由意志辩护与基督教关于天堂和原罪的传统教义也有紧张关系。恶的问题依然并且还将继续困扰着一神论的信仰者。
英语语言文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也称中华内地会、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跨国籍传教士所组成的来华差会,是晚清民国来华新教差会中人数规模最大、人员组成最复杂的传教团体,由戴德生创立于1865年。1964年中国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从1865年开始到1952年被逐出中国大陆,内地会在中国传教近百年,有数千名内地会传教士来华活动。但鉴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基要神学思想,内地会不太重视中国上层社会的传教活动,也不太重视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致使内地会虽是来华新教的最大宣教团体,但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影响力方面似乎还不如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英国伦敦会等差会。正因如此,国内对内地会的研究十分薄弱,对内地会传教士的研究也比较少见。
  内地会第二代总主任何斯德是“剑桥七杰”之一,来华初期在山西与席胜魔共事,对基督教中国本土化做了不小的贡献。在内地会处于义和团危机之中时,何斯德临危受命,带领内地会度过难关,并用庚子赔款在在山西建立了第一所教会中学。他的神学观点深受戴德生影响,但传教过程中他也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传教策略。本文根据内地会传教士的著作以及内地会的重要刊物对何斯德的生平进行梳理,对其传教策略进行评价,并将其与同为“剑桥七杰”的司米德及盖士力相比较,客观分析何斯德的中国观。
  正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何斯德的早期生活教育背景,透视其宗教情感、投身海外传教事业的原因以及何斯德和剑桥七杰来华伊始的观感。第二部分梳理何斯德在华的传教事业,简单论述其早期在山西、河南的传教工作及义和团时期他的作为,着重分析他的传教策略:直接传教、本地化传教以及教育传教;在此基础上论述其传教策略的优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论述了其局限:没有重视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流,造成文化误解。第三部分将何斯德与同为“剑桥七杰”的另外两位传教士作比较,分析何斯德的中国观,即尊重文化差异,不在不了解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大肆批判中国文化。
  总之,何斯德的在华活动,无论是对异教中国的认识、在乡村的原教旨传教还是办教育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扩展基督福音的热情。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基督文明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而自己为此肩负神圣的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 山西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信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悠久而广泛的社会现象,也是人类特有精神生活的关键构成要素,其体现了信教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且以此为指导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各方各面。其中,基督教是世界上信徒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解决公民在思想层面遇到的问题以及精神层面的疑惑,培养公民的社会信仰以及在保障社会平稳发展等层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始终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我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宗教种类也非常多的国家,宗教史源远流长,多元起源,多样性互动,在发展中不断整合,同时又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因此,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西方基督教对于我们国家思政教育的作用以及启迪展开深层次剖析,对西方基督教教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国家思政教育的关键课题之一。
  本文从西方基督教的基本内涵入手,概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通过解读基督教的社会功能,论述西方基督教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性质、功能、方法等方面的关系,认识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从基督教的传播方式、内容、功能等方面分析其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启示。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济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尝试利用评价理论分析《圣经》中的评价资源,旨在对复杂多样的休闲文化景观进行分类,并发掘出其中的文化特质。因此,本文以期能够扩展评价理论的研究范围,为《圣经》研究和休闲文化景观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休闲”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人文现象,指能够在闲暇时间中给人们带来身体放松和精神慰藉的娱乐活动。休闲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道德和伦理层面密切相关。文化能够滋养休闲,而休闲能够提升文化质量。国内外众多学者已从多元角度对休闲文化和文化景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对二者的结合领域进行探索。
  评价理论由马丁和怀特于90年代提出,用以分析文本中的评价资源,以此探讨人们的多样态度。本文将评价理论做为理论框架,以《圣经·旧约》39卷和《圣经·新约》27卷作为选取休闲文化景观语料的文本来源,对选取语料进行划分,分别归入至态度、介入和极差系统以及相应子系统中。因而本文旨在达到以下目标:首先,评价理论各系统和《圣经》中休闲文化景观资源之间的联系;其次,通过文本分析和理论思辨来展现《圣经》中休闲文化景观的不同类别;第三,以此发掘出蕴含在休闲文化景观中的文化特质。
  根据分析《圣经》中有关休闲文化景观的文本,本文总结出,第一,态度系统是评价理论核心。首先,情感资源展现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即心态和情绪。情感资源展现出情感型休闲文化景观。“积极情感”资源、“消极情感”资源、“显性情感”资源、“隐性情感”资源、“指向性情感”资源、“无指向性情感”资源分别展现出依恋之爱、宽容之爱、尊怜之爱、分享之爱、联结之爱、泛化之爱。其次,判断资源依据社会和道德准则进行人物行为评价,展现出伦理式休闲文化景观。“社会约束”资源体现出规约式休闲文化景观;“社会评判”资源体现出架构式休闲文化景观。再次,鉴赏资源涉及客体间影响,包括品质的均衡、结构的完美等,从审美角度评价事物价值,属于生态化休闲文化景观。“反应”资源、“构成”资源、“估价”资源分别蕴含互惠、匀整、统合的休闲文化景观特征。第二,介入系统涉及说话者的说话方式,即见解和观点的关系,本文主要分析多声资源中的收缩性资源和扩展性资源。“收缩性”资源旨在通过压缩不同观点来缩小会话空间,展现出修诫型休闲文化景观。“否认”资源、“公告”资源分别体现出弃绝俗世欲求、宣扬正义美善特征的休闲文化景观;“扩展性”资源允许不同声音和观点的存在,以表达客观性,展现出处世型休闲文化景观。“接纳”资源、“归属”资源分别体现出众生平等和睦、笃信戒规教义的休闲文化景观特征。第三,极差系统涉及意义强弱和层级。“语势”资源涉及主观态度强弱,突出互化型休闲文化景观。具有降福全世、虔敬信赖特征的休闲文化景观分别由“数量”资源、“强度”资源实现。“聚焦”资源涉及范畴典型性,表明说话者价值的立场和偏好,突出共识型休闲文化景观。“锐化”资源凸现家园归属特征的休闲文化景观;“弱化”资源包含普世融合特征的休闲文化景观。此外,蕴含在休闲文化景观中的文化特质分别是,(1)“广爱无疆”;(2)“美善化的自我修养”;(3)“受造的奇魅”;(4)“纯洁与真理的追求”;(5)“正直与统合”;(6)“信仰与忠贞”;(7)“和美世界”。
  本文利用评价理论对《圣经》中蕴含的休闲文化景观进行分类并探讨其中的文化特质,为《圣经》、休闲文化、文化景观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且拓宽了评价理论的应用范围。除此之外,笔者期盼本文研究能对休闲文化景观和《圣经》鉴赏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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