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善恶报应，是植根于中国的本土思想，最早见于先秦儒家的典籍当中，如《尚书》有言:“为善，天降之百祥;为恶，天降之百殃”、“天道福善祸淫”，而最被人熟知的是《易传》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儒家看来，善恶与福祸之间是一种明确的对应关系。儒家注重现世的报应，强调福祸自召，受报主体以个人为主，但也影响家族和后代，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先秦儒家的善恶报应观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虽然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报应的主宰、承受的主体、善恶标准以及作用途径等框架已经基本完备。正因为有此文化土壤，佛教的“因果报应”和道教的“承负报应”思想才能得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传统报应观最大的理论缺陷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中善恶无报的现象。人们不明白为何行善反得恶报，为恶反得善报，因此传统报应观受到强烈质疑。此时中土社会急需新的报应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随着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佛道二教的善恶报应思想皆可以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广受欢迎。佛教将受报应的期限延长为“三世”，即今世、来世、后世，从而解决了今世善恶无报的问题。佛教的因果报应以“三世十二因缘”、“六道轮回”为理论架构，强调业报的自作自受，以超脱轮回为终极追求。道教的“承负报应”则认为个人在受自己善恶行为带来的报应之余还要承负先人的功过，个人的善恶罪业也会承负给子孙后代，所以今世的善恶无报则可归咎于祖上积累善恶的多寡。道教的“承负报应”强调报应可以自作他受，以追求长生成仙为终极目标。
　　儒佛道三教的善恶报应观各具特色，三者在善恶标准、受报主体以及救赎方式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六朝之后，儒佛道三教的善恶报应观开始出现相互吸收、借鉴的融合面相。本论文将从儒佛道三教善恶报应思想的理论建构、融合原因、互动过程以及融合的社会效应四个方面对三教融合的问题展开探究。

摘要：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曾经主要作为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赤轴黄卷共同撑起了百年敦煌学的辉煌丰碑。2013年，在范鹏、杨利民两位先生的积极倡导和许多甘肃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哲学这一新的学科顺应百年敦煌学发展的趋势，在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下横空出世，并迅速发展。本文从敦煌石窟入手，以莫高窟第98窟为考察中心，分析敦煌石窟蕴含的人生哲学思想，同时考证石窟开凿的原因、功用、以及时代、社会等历史背景，试图以人生三大问题——人从何来、人将何去、怎么样度过人的一生为出发点，探究敦煌人生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人的终极追求，人的自然观、价值观、生死观五个问题的解答。本文在比较原始佛教人生哲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相关问题的阐释，以及对莫高窟第98窟的窟内壁画及开窟背景等相关问题的分析考证，得出上述五个问题的结论，即“万物平等，人性彰显”的人本质论，“此岸极乐”的终极追求，“天随人愿”的天人关系，“自利利他”的价值取向，“畏死求生”的生死观念。

摘要：胡适是最先用西方哲学史范式写作中国哲学史的人，胡适的中西哲学史的研究当中有很多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创见，同时也有很多胡适的哲学史观念存在武断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胡适哲学史研究的全局进行考量，把胡适的对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未来哲学发展等多方面的哲学思考以若干哲学问题的形式贯穿起来，力求对胡适哲学史及其哲学观念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同时，找出胡适对于这些哲学问题的解答和评论，最后提出自己关于这些哲学问题的一些浅薄见解。
　　全文共分五个章节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谈谈胡适研究的当代意义，同时提出本文对于哲学问题的一些粗略看法和本文的写作方式。
　　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章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这部分分四节从胡适的四部中国哲学史论述中提炼若干问题，以论述胡适中国哲学的观点。
　　第三部分是正文的第二章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这部分分希腊、近现代与实用主义相关论述。
　　第四部分是正文的第三章未来哲学部分。这部分分几个问题谈胡适关于未来世界哲学构建与发展的一些看法。
　　第五部分是结语，对全文进行粗略的总结。

摘要：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实质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结合，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从内容到形式的批判与继承，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哲学。本文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研究对象，阐释了《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矛盾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展示出毛泽东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密切关系。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思维方式的视角，重新估量《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互系通变思维为论证线索，采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详细探索了《矛盾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继承和创新。
　　本文结构共分成两大部分:引论部分，从整体上论述《矛盾论》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并简述互系通变思维与毛泽东思维世界的关联。正文部分共分成四章。第一章重点讨论《矛盾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观的继承和创新;第二章深入分析《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关系;第三章集中论述《矛盾论》对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创新;第四章，重估之后的反思与展望。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下列几种方法:1、分析综合法。通过理解、分析、综合和重估来研究《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2、动态性研究和静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所谓动态性研究，即是将《矛盾论》中的辩证思维和分析思维看成一个具有互系通变特点的思维方式。所谓静态性研究，是指专门探讨《矛盾论》中的固定不变的，不随时间转移的理论内容。3、实证方法。从大量的学术史料出发，而非以现有的结论为研究起点来考察和分析“继承和创新”问题。
　　本文主要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考量和研究《矛盾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创新。就思维方式而言，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民族形式”、“理论内涵”等方面而作。与哲学思维方式层面相较，这些只是简单的梳理和论述工作。而本文着眼于毛泽东思维世界中的惯用思维，即互系通变思维，对“继承和创新”问题进行重新的考察和估量。这一工作是稀有的。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重估《矛盾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创新，探求比民族形式和理论内涵更深层次的“矛盾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融合，从而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经典范式。实际意义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为在全社会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支持。
　　

摘要：整体观是关于事物整体状况及其特性的理论,是从全局考虑问题的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整体观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灵魂、核心和精髓。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其反思和解决时代问题是当今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在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合理利用整体观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阐述其当代价值。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及其当代价值。首先,概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这部分内容包括:“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中的整体观,《周易》中的整体观和儒道释三家思想中的整体观。其次,在对各家整体观进行概述的基础上,从普遍联系观点和系统论观点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最后,本文对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思想对重建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大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人类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对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进行研究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整体观应用于生态伦理学的重建上。这包括用整体观批判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诠释和重新界定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等诸多现实问题,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整体观的重要性和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整体观为当今社会重建一种高瞻远瞩、既有说服力又切实可行的生态伦理学提供思想资源。

摘要：“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其思想内容涉及认识、价值、审美和思维方法等诸多方面。“天人合一”蕴含着丰富的审美理念和生态哲学思想，它的审美理念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它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应对当前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文参酌史料，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所蕴含的审美价值观和生态哲学意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分析。细致地划分了“天”的各种含义、“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类型及不同类型的各自特点，考察了“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思想文明的高度，对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观念作了积极的评价和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了“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和生态伦理意识，指出“天人合一”昭示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精神，融贯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方方面面，并通过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及其特征表现出来，其审美价值观具有不容置疑的现代意义；而“天人合一”强调的人的行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这一生态哲学意识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不谋而合，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着防患于未然的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的新意在于，以“天人感应”、“天人相分”、“天人合德”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理论形式，继而扬弃诸形式，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积极的意义上对“天人合一”命题进行现代阐释。文章重点揭示“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和生态伦理意识，发掘其现代价值，论证其对于确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的关系以及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分析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所作出的战略选择。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深化对它的认识，也可以从实践上探索各种发展模式。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科学内涵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然后，根据山东省日照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从哲学层面上对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它使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达到了统一，同时也使人类关于社会的历史理论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系统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但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进行过一些积极的探究，这其中有“今胜于古”、“因时变革”的历史进化观点；有用经济因素来说明道德与礼仪等问题的“义利之辨”；也有“人为神主”、“民为国本”、“吏为民役”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创造性揭示；还有对历史演进规律“理”、“势”、“数”关系的辩证论述和对寄予了人类理想的“大同社会”的永恒追求等等。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在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中，不仅体现出把前后相继的历史现象贯通起来的明显意向，而且力图把握贯穿于变化无常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恒常的东西。虽然这些先进思想与科学的理论体系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原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人类认识发展的继承性和哲学传统的绵延性，决定了今天和未来哲学的发展必须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研究和梳理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对社会存在和历史变迁的思想基础、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理想社会的追求等社会历史观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社会历史理论的积极合理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本文主体部分共七章。 第一章论述经之宗旨和结构。笔者认为，本经乃以不思议解脱一成就众生一净佛国土为宗旨。“不思议解脱”、“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名三而实一。前者为宗之体，后二者为宗之用，体用一如；又前者为果，后二者乃行，行果一体无间。本经乃一层层递进、纵横交错之结构。 第二章论述“空”观。本经除继承、发展《般若经》“空”观，着重中道空外，尚有二特色：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与即“恶趣空”而超越之。 第三章论述中道观和无分别观。真空假有、双遣空有的“中道”思想，在否定了假名而说一切之同时，当下即朗现一中道实相之境界。菩萨行即体现了中道思想。本经中道思想对龙树之“八不中道”影响很大，而吉藏和智颉皆承龙树之“八不中道”而有创新。“不二法门”充分体现了“无分别”思想。“不二”即无差别。实相之理，妙寂离相，如如平等，无于彼此，故云“不二”。“不二法"即中道实相。“入不二法门”，义有“三阶”。不二即不思议，入不二即不思议解脱。笔者认为，吉藏之四重二谛思想，受本经影响较大，而《坛经》之“三十六对法”，并无明显受本经影响之证据。 上两章所论述之“空"观、“中道”观和“无分别”即经之思维方式。此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否定形态之肯定思维。只有坚持否定之肯定思维，才能真正生大悲心，起方便行，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得不思议解脱。 第四章论述经旨“不思议解脱”。不思议之一般含义指，理之深妙或事之希奇，不可以心思之，不可以言议之。本经之不思议，除上述一般涵义外，乃特指解脱而言，不思议即解脱，解脱即不思议，合称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之实质，即成就众生和净佛国土。亦即不断烦恼而入涅粲，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即世间而出世间。 第五章论述众生成就之可能性和法门——经之如来种观和方便观。所谓“如来种”，乃生起于众生当下之欲望、烦恼，它与真常唯心论所谓之如来藏真心或本净之心之“佛性"不同。故“如来种”说必发展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说。智顗挟《法华经》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之思想，会通本经之如来种说和《涅粲经》之佛性论，开出天台之性具善恶说。“方便”为众生成就之法门。“方便”有三义：一日“方便智”，二日“方便行”，三日“方便法”。《维摩诘经》论“方便”多“行"、“智”合一，其前之《般若经》亦然。《般若经》乃至《维摩诘经》之“方便”，多属由菩萨之大悲心而生发之涉有化他之智慧和修行，乃大乘不思议解脱之法门。至《法华经》，则三乘皆变而为权、方便，唯一“成佛乘”为真实。《瑜伽师地论》乃开出向内修证佛法之内六方便，及外成众生之外六方便。而后中国诸师之诠释方便，多循法华之进路加以发挥。 第六章论述佛土如何严净——经之净土观和“唯心”观。“心净则佛土净”之“心"，乃发大乘心之后之当下现实之一念心，此心染净并具、真妄合一，而非本净之真心。而所谓“心净则佛土净"，此“心净”非仅指主观一心之净，而亦指众生心之净。慧能“即心即佛”之思想，与《维摩诘经》“心净则佛土净”之理念，大异其趣。慧能完全否定了西方净土之存在，其净土思想全重在个人一心之顿悟，而本经则主张，令自心清净亦令众生心清净方能得佛土清净。包括慧能在内之后世所有“唯心净土”思想，与“心净则佛土净”思想皆迥然不同。“唯心净土”思想重在言性而非言修，而“心净则佛土净”思想重在言修而非言性。然性本因修而说，修须藉性而修，故二者实可贯通。 第七章论述本经与居士佛教及佛教世俗化之关系。本经既不为居士佛教，亦不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任何理论基础。所有从中寻找理论根据者，或为顺应时运和众生之机而方便施教；或为他故而六经注我。

摘要：该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着重探讨了现代企业文化创新的理论基础、企业文化创新规律、优秀企业文化的特征、中国企业文化的历史特点与现状以及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创新系统等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据此,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这一章是文章是开篇部分,着重介绍了该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四个基本问题;第二章,现代企业文化创新的理论基础.现代企业文化创新理论作为企业管理的第四个阶段,是在吸收了管理理论前三个阶段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该章对于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创新思想进行了总结与评价.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文化"范畴以及企业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也在该章作为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第三章,唯物史观视角下的现代企业文化创新.该章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尝试着探讨了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企业文化"概念、企业文化创新的根源、企业文化创新的规律,力图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对企业文化创新研究有所突破;第四章,唯物史观关于现代优秀企业文化的思考.现代优秀企业文化应当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基于此,该章着重探讨了四种企业文化类型,即"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永续创新"的企业文化、"学习型"企业文化、"执行型"企业文化.作者认为,这四种企业文化是现代优秀企业文化的典型,代表着当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第五章,中国企业文化的历史特点与现状分析.从这一章开始,该文逐步将视线转回国内,重点探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创新的影响与制约以及当前中国企业文化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只有结合中国企业文化创新的具体实践,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文化创新之路;第六章,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国的企业文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演化与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子系统,它必然受中国政治制度、民族文化以及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文化创新的理论探讨必须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加以审视、挖掘.在实践层面,该章主要从系统的观点探讨了中国企业文化创新系统的整体构架,以期从理论与实践上为中国企业文化创新提供有益探索.

摘要：所谓生存哲学反思下的唯物史观,就是要用生存哲学对唯物史观重新反思,促使其理论创新,更好的关照具体人类生存活动,更好的开展与实证研究的对话.目前学者们主要以"实践"为核心概念理解唯物史观,而"实践"偏重于人类活动的外部性、经验性,在揭示历史规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澄明规律生成的主体性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解释力在抽象和经验两个层面上的脱节.因此,唯物史观应当具有关于人类生存的更细致更完整的视野,向一种综合人学理论发展.人从事历史活动的直接前提,不是自在的历史客体,而是人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感受.历史现象学就是要从人们对生活世界的意向性活动出发,揭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前提,进而揭示历史规律的主体性前提,澄明历史的意义.历史博弈论则是对恩格斯"合力说"的展开,力图考察微观的人类活动是怎样生成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各博弈方的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他们通过有限理性的选择可以形成特定的博弈结构(社会结构),并且通过博弈的学习纠错和优胜劣汰机制可以实现博弈结构的优化(历史发展).由于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学密切相关,本文还探讨了制度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结合的可能性.现象学和博弈论,以及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辩证法和系统论,首要意义并不是形成特定的理论,而是要作为一些开放的思想和方法实现唯物史观的理论增殖和创新,尤其是建立起它的中微观基础.笔者将这种基础,即综合人学的双层范式,构想为"动力—结构—功能理论"和"价值—资材—信息理论",并且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方法论和统一场知识论.

摘要：全文共有五部分.首先,从功能与结构角度勾勒阳明心学概貌,以资提供下文叙述的背景与框架.功能上,心学挺立主体道德力量,意欲整合道德失范的社会现实;结构上,心学是暗守逻辑一致的多维系统.多维性是心学规模花呈现的自然形态,由此蕴涵后学衍变的多种可能路径.其次,从理论、实践两方面申明两人已护师旨的共有立场.理论上,两人坚持良知先天与后天、本体与工夫相统一的原则为捍卫师说正守反攻.此外,用"良知说"整合儒家传统资源,彰显心学的圣学地位.实践上,两人均投入毕生精力于传播师道的讲会当中.第三、四部分介绍王、邹各自的思想特色.王畿发挥师说表现在:疏通本体论与宇宙论、四无论、良知信仰论;邹守益则用"不睹水闻"、"戒惧恐惧"诠解心学的本体论与工夫论,并且将心学与《大学》、《中庸》相贯通.第五部分首先在阳明心学体系的参照下剖析王、邹两人的思想差异.王畿改变良知内涵,混淆行而上、行而下两个层次,突破心学既有体系;邹守益将良知说程朱化,却没能触动心学既有体系.接着分析二者思想差异的原因.作为学院派人物,王畿偏于形而上的理论思考且吸纳大量的禅佛思想.邹守益偏于对世俗经验的关注,重视形而下的实践工夫,且深受程未学影响.最后总结王学流变的两种方向:王畿援用禅佛,落入狂禅;邹守益用朱子学诠释"良知",让心学回归程朱.

摘要：本论文就牟宗三通过确认人有“智的直觉”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新范式去总结与开启传统中国哲学的努力的合理性与合适性作出研究。具体方法是就牟宗三与康德两人关于“智的直觉”问题上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两人对此概念定义上的异同，追踪比较了两人主要著作中涉及“智的直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一直追溯到两人所代表的中西方在信仰性道德上的根本不同。最后本文借用冯达文先生的一个研究框架，找到了牟宗三与康德的共同的核心的研究领域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客观评价两人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看法的可能性。

摘要：阴阳和合辩证思维是贯串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之魂和文化之根,在统一的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占有其独特的地位,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阴阳和合辩证思维的凸现.该文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诠释阴阳和合思想所作的一种尝试.(二)阴阳和合辩证思维的独特价值.

摘要：该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关系作辨析考证.该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人类中心的新发展观的确立.第二部分:对人的发展理论的历史考察.第三部分: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第四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曾剖析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着矛盾,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则是毛泽东第一个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并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推向新的阶段.他继承了毛泽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正确内容,纠正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两个局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他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丰富与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他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社会基本矛盾不仅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而且还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阶段的观点;并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主社会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同时,邓小平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方面也显示出非凡的才能,该文较有创意的将邓小平散见于各种讲话、谈话、报告中的关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归纳为对立统一的两分法、两点论以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点论两个方面.这突破了毛泽东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原有公式,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运用唯物辨证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以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基石,针对当前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措施.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从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化.该文从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角度,研究与分析了当今社会的若干热点问题.从较新的角度展现出对小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极强的可操作性.

摘要：实践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突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当前学术界以王永昌与杜新山为代表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理论向实践转化中介入手,对实践观念的界定、实践观念的建构、实践观念的特点和作用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文在此基础上,对观念分化为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实践观念与理论观念的联系、实践观念充当理论观念向实践转化中介的必要与必然性以及建构实践观念的价值取向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该文认为在文明时代,实践观念在实践之先的指导作用是避免实践盲目性的重要方法,而实践观念高于理论观念的特性,表明了其对理论观念的超越.建构实践观念的核心在于其合理性,这就要从多角度进行主体的取向.首先在于合理性的观念客体的建构,这就要从主体的需要、主体能力以及相应的物质环境入手进行取向;其次是对观念客体以及行动计划、方法进行可行性、合代价性的取向.

摘要：该论文首先通过城市发展轨迹揭示出其生产力基因,论证了城市的本质是生产力的空间存在形式,这对于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论文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论证了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联姻互动.一方面,城市是由人建造起来的,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又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条件.再次,论文论述了城市发展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明确提出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最后,论文在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城市发展道路的应有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