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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熊姝瑶
外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黑格尔之前,维科、伏尔泰、康德等学者都试图从哲学的层面去研究世界历史,但都处于历史科学层面。黑格尔明确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从方法论上确立了哲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地位。同时,它明确探讨了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和世界精神的实现问题,本文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概念着手,分四个部分进行了详细阐述。
  第一部分:引言,主要包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研究分析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背景,并阐述了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理论这有概念的建立。
  第三部分:阐述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第四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影响以及对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影响。
[硕士论文] 冯晓梅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安徽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何炳松集史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最先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史学界,曾经与梁启超并称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他致力于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传播,特别是对鲁滨逊“新史学”的译介,试图融合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以形成其独特的史学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对何炳松生活经历及所处时代背景的介绍,系统的阐述他的史学思想,并从何炳松的史学贡献及局限两个方面客观评价了他的史学思想。
  除绪论外,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对何炳松的史学思想进行探究。
  论文主要介绍了何炳松的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由此探析其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而更好的认识何炳松的史学思想。
  本文从何炳松融合中西方史学、何炳松的历史整体观、价值观、史料观及其研究史学所用的方法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内涵。
  本文还着重阐述了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及其史学思想的局限性,从而对他的史学思想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硕士论文] 王宁
马克思主义哲学 河北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初,著名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发表了《西方的没落》一书,阐述了西方文化的危机理论,本书对西方文化悲观及宿命的预言,引起了各界强烈的反响,西方文化的命运成为人们思索的焦点。斯宾格勒也因此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斯宾格勒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文化危机理论,在其理论中,文化是人类觉醒意识的产物。具有觉醒意识的人类总要表现自身,文化就是其生命表现的根据;斯宾格勒得出了文化有机体的结论,文化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文化经历着一个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再到衰老、死亡的生命过程,所以,这也是文化的必然命运。近百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走向,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不断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曲解,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盛行的背景下,将如何应对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的冲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硕士论文] Nick Mithen
中国哲学 复旦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与一尘不变的,循环的,没有活力的历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常与欧洲的现代化那种充满活力的,直接的,以进步为目标的历史发展形式背道而驰。在过去的50年间,这种文明模式被大范围的观点所批评,导致它逐渐地,但非绝对的,在严谨学术讨论中失去信誉。更何况在学术界和普通大众间,巨大的文明的观点继续默默地对着中国历史和哲学进行解读。
  根据这些讨论的内容来看,这份论文的意图旨在发掘战国时代哲学家韩非子,作为一个在历史和政治思想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一个普遍的方式。这篇论文旨在解读韩非子的哲学,脱离中国哲学与历史的传统叙事方式。前者围绕着哲学流派,流畅的动向,和圣洁般的思想家,互相跨世纪的对话的关系网,后者会通过政治,自上而下的与大人物和事件驱动目的论来阐明。通过以一个王朝的叙述来剖析自己,文章的重点会始终保持历史性。鉴于韩非子及他的哲学对话者和他们提出的很大程度被铭记的他的社会历史性的社会环境方面,而不是冗长的,超然的或者如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从这角度讲,这份论文,尤其是它的后半部,将会通过呈现一段智慧的历史来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一部哲学作品或哲学历史作品。
  这种对中国哲学的解读部分源于对历史哲学独立性的确信。也来自在学术界内更理性更严格地哲学性的方法的普遍目的。同时,这个现代的研究持有着的不是对于此类研究的评击,而是对于它们的赞赏。它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观点和智慧的框架。结合进一步了解一个公共项目理解的操作方法的纯粹性为主旨,最后一章将考虑如何比较国际视野,在平行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荟萃历史进程的描绘,以及赋予这份研究伟大的意义是。本质上,旨在重新契合上述疑难问题的解释和史学问题,在具体的哲学和历史学术建设中,假设一个建立在中国人和全球文化延申的非传统观念。
  以下初步意见后的目标将提供一些基本的方向。第一部分旨在提供什么样的主题和问题,本文将探讨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定向。二是务实地设计,旨在全面预览叙事结构和理论框架,这也是本文将采用的。工作在串联,这两部分将建设一个有用的平台,从事与本论文的主要论点。
  所有的社会和个人的都有历史意义的;他们存在于现在,同是也存在于历史的长河里。不是所有的个人和社会,然而,他们以同样的历史方式体验和设想这是第一次确定了欧洲思想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世纪假定。感知历史时间的文化轨迹,黑格尔,马克思和海格尔等知识分子,构思历史性的文明模式。这是由欧洲文明的基本史实,离不开其哲学上升到自我意识和建立在进步和发展的历史变化的模型的线性最终确定。并列地针对这种张扬的西方是旧世界的剩下的残缺又里程碑似的非历史,首先是亚洲的,挣扎的前现代的静态周期性。这种现代化模式成为很好根深蒂固,在正反两方面的表现,在学术和大众话语;它雕刻西方人怎么看自己,他们如何看向东转向亚洲,以及如何构思亚洲人自己的文明。在后者的第二十届和新生的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很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解构这种单片文明本质主义的,强调西方和非西方历史叙述中的活力和多元化。这种批评的渗透却受到了限制,往往成为研究和自身领域,而不是作为经营机制转换和改革等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明的角度来看的普及程度是由于其概念二分法的价值-的连续性导向与对历史和历史变迁发生变化或应变为导向的观点。在一个显著意义上的挑战是从它的文明锚地分离这一概念的二分法;使用它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工具,用来检讨历史的发展,而不是禁锢理论的笼子。
  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核心之一,先后承担这种文化具体化的冲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它,使用它作为从一个平台来证明,同时用它来防范快速的现代化。静态的,周期性的,保守的,和非西方全历史意识的指派已经与中国的儒家传统和理想化的道德思想和过去的模式,和目前的评估密切相关。以这种重要的途径,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紧密结合,以人与自然的在中国文化的感知团结,再次并列反对他们在欧洲的刻板。这些方向已经由西方人和中国人,充满了丰富的修辞关于中国与过去的亲密关系中,特别是‘中国’形式的历史意识,从而构成本身禁忌西方现代哲学说明两者。
  虽然中国哲学的一些传统方面起到了加强中国的印像:作为非历史-一个建立社会政治组织里的元历史理想的宇宙连续性,道德和宇宙-最近学者呼吁中国的知识遗产,以呈现一个完全多而杂画面。这些修订还有,较大地,出现了融合,虽然也许不是直接对话,与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它挑战了关于解释的文明模式假设的多维批判,鼓励更多的学术反思,并要求一个更具历史代表性的方法,文化,哲学和历史。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文明的耻辱仍然是决定奖学金含蓄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流行观点。
  它是在不断的反思后,这些文明的分类,及其有效性或缺乏,那本文将从事与分析它的对象-历史上的韩非子的概念-而其最终目标是要回到这些主题中的结论。以下部分将系统地绘制出如何将这个项目进行实现。
  为了表明一种依靠历史的哲学,或通过哲学由感而发的历史,这里所用的方法是将本文的设想为两个半部。上半部为主要理念的体现,采用一些表面的历史方位,但主要是哲学的文本分析。下半部将主要从将历史,拆包,然后重新包装,并在这个过程中嵌入,前者哲学部分进入其历史背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文下半部立即使第一部分不稳定,同时也运有更大的意义赋予它。这里有一个虚饰,通过两个相互交织和相互依靠同样的论点的半遣散;它是固有的现代学术的虚饰,由学术思想的条块分割和文字的媒介要求。通过宣称这种结构的意向,希望制定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使得整体的追溯可以统一在读者的心目中是伪造的相互作用-这在纸上被拒绝统一。通过构建本文以这种方式,目标是强调互联互通和相互的依赖不同的背景下,科目和学科,并演示如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历史背景和哲学的形成关系是双向的;当适当情境化,哲学著作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社会的另一层。
  在这个二部曲中,本文将结构分为五个主要章节。第一章将简单的历史背景后,探索韩非子的历史的概念在,通过关键段落的相似来进行文本分析论证。这将构成从中了解韩非子的政治思想解释性平台;第二章将演示韩非的政治制度是如何由他的历史和历史变迁的概念为前提。这两个最初的部分将主要是侧重于对韩非子的文字。第三章将系统地迈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这样,就会找到韩非子在他的历史背景;最初由进行“哲学剖析”韩非的历史哲学,确定了选择公理知识产权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背后共同构成了他的世界观重新定向我们的学科角度。在此之后,第四章将致力于重建的战国中国历史气候,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哲学的表现。这将致力于展示如何韩非和他的思想必须被看作是他的历史背景的细致入微,而不是机械,反思。
  第五章将对于本文的主要论点作一个结论,与研究韩非子的哲学交织在一起,和他的历史背景的阐述,来断定一个重新演绎战国中国,将其视为经历了广义历史和传统的问题化-这是感觉最强烈跻身知识阶层一个“历史意识的危机”。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将采用的哲学结论来达到历史视角,而这种视角将倒叙,并重新构建初始理念;作为这样的整体性和非线性承诺得以保留。
  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这将对于这篇研究作为一个结尾,从中主要比较和全球的学术方法上面介绍的主题和思想。这几乎是前四章的一个结构性的缩影,在一个比较性的和全球框架内,将韩非子的哲学,他的历史观,战国的历史时期,最终它的介绍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文化。这里的意图是使用这个框架,扩大后并探讨文本的主体提出的要求更广泛的意义。累计地,这将通过们的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解读的意义中的元和跨历史的类别和结构来作出说明。而同时,强调维护和培育文化和文明敏感性的重要性。最终它会断定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操作进行调解。主要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在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大量的参数,这个后记的目的是使对和重新在本文的主体提出的论据观点的反映。此外,它会与上面的‘智力取向’在结构框架的主要文字交互,并强调具体的,特定的参数如何促进知识产权的导航通过理论概念和框架更广泛的过程。
  作为所反映的这种结构,本文试图在认知过程的潮起潮落中动态运行,第3个世纪的单一通道公元前中国哲学的文本细节,以及世界历史的比较大的范围之间振荡的宏伟目标,以及哲学和历史的学科之间,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一个显著的方式这种分层结构的设计问题化,如果不克服叙事和学术条块分割的限制。本文的元级的目标是强调理论相互渗透性这些不同的解释,规模和层次的,他们是如何构成彼此,在一个动态的对话转变。只有采用这样一个广阔和全面的方法,它是自我意识的概念和框架的脆弱历史性的,可以对过去进行有意义的重建,以及其对目前的相关性,瞥见。
[硕士论文] 赵严严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上世纪冷战后最有争论的思潮之一,引发无数学者的反思,使之成为二十一世纪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讨论的热点话题。但福山的理论有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和缺陷,这些弱点和缺陷正是福山所建构的哲学大厦根基不稳甚至摇摇欲坠的重要原因,且也无可救药。福山的理论源自于黑格尔与科耶夫。他继承了基督教、康德、黑格尔有关历史哲学特别是历史循环论、历史终结的重要思想,从而建立起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福山认为,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能解决合法性问题,福山以人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为基础,建立了他的世界普遍史的理论。福山历史终结理论是以以下三点为支柱的,一、西方的自由民主自由制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政体形态;二、冷战过后,此制度已经战胜它的两个最大的对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三、哲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结束了,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
[硕士论文] 谢丹桔
马克思主义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历史观究竟是不是实证的历史科学,这是一个长期在中外学术界中存在争论的学术性问题。明晰马克思历史观实证性问题,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争论,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本真之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丰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究马克思是否将其历史观当作实证的历史科学来建立,以及如何建立的。本文涉及考察的文本主要有《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历史观中,历史哲学与实证的历史科学之间本身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承认或肯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实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性,即把马克思哲学也实证化了。实证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对“哲学”和“科学”一词的用法的变化,导致了学术界对马克思历史观理解的不同。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直接的论述,如“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等等。因此,马克思历史观当然是实证的历史科学,这种实证历史科学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哲学基本原理的现实表现,是实践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的人道主义,是能动的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武器。
[博士论文] 胡斌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旦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脱胎于西方历史哲学传统又超越于这一传统的历史科学。
  不同于近代对历史做去魅化解读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一样,继承了基督教历史神学对历史的总体性解读。这种总体性的解读将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通向未来的总体性过程。
  在基督教的历史神学那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从堕落到拯救的弥赛亚主义。而在近代历史过程中,救赎的主题被“革命”以及自由的实现这一主要是政治哲学的主题所代替。基于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黑格尔才提出了其表现为“自由”之辨证实现的近代历史哲学体系。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能开拓的历史图景就止于政治哲学传统孜孜以求的“以自由立国”的历史目标。这个目标事实上已经在西方现代民主制的实践中基本达成,这就意味着黑格尔历史哲学历史意义的终结。
  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历史哲学的总体性历史解释传统,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展开超越了政治哲学“以自由立国”的目标,而从人的全部生活之异化开始其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观,以探究“异化”现象的起源及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消灭“异化”现象的可能性。因此之故,对“异化”现象产生之必然性的论述与对“异化”现象的超越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展开之前的预定目标。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结构就在于建立合理地包含这两者的历史解释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体系从“生产”的存在论出发。在这里,“生产”的存在论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的受迫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与人的自由生活的辨证统一性,从而消除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唯灵论气质。依据这样一个“生产”的存在论作为历史解释体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结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辨证关系,其要点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是相互阐明的,这两者辨证统一于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从其满足人的基本“生产”需要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生产力;与此同时,这种生产力一定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交往形式。在此意义上,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标准的历史解释,必须通过具体地分辨一个时期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辨证关系加以说明。这样一种具体解释的要求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超越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决定论,马克思晚年提出东方社会特殊性问题即是这一思路的进展。东方特殊性的提出依然是为解决“异化”现象问题而来的讨论,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总体性的历史解释,与此同时,这种总体性解释被赋予了具体性特征。
  这种总体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今日的社会仍有历史意义。在当代社会,“异化”现象超出了马克思所处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向更为广泛的生活领域扩散。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超越许多渐成教条的传统解释,而以新的具体性研究来阐明当今社会的现实,并说明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异化”现象的可能途径。
[硕士论文] 姚思泉
中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钱穆是近现代中国极富影响的史学大家之一,拥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对西学的冲击有深刻感受。他十分认可西学“科学”和“民主”的成分,同时又敏锐地发现传统史学中具有这样的精神。钱穆的历史哲学思想既有对传统史学之传承,又有其自身之独特性。
  首先,在引言部分,本文简要介绍钱穆历史思想著作和钱穆历史哲学所处的近现代背景,并综述国内外学者对钱穆思想的研究成果。
  其次,本文试阐述钱穆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世界观基础上,钱穆的历史哲学由“仁之心性本体论”和“主体会通论”构成;历史的本体论方面,他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同时也强调历史对于人的意义,融历史、文化与民族为一体。他既认识到历史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对后者的制约,也强调了社会发展对历史的选择性;在历史运动的性质上,钱穆持有一种整体的辩证动态观,并把历史运动的动力归自于“人心”;在如何认识历史方面,钱穆肯定了主体的知性能力,同时注重史料与知识的区别,他以情感为桥梁,论述了由知识到情感,由情感到实践之间的自然转化过程,强调了历史整体意义赋予的先行性,并提出了整体性研究的方法。
  最后,本文试对钱穆的历史哲学思想做简要评价。钱穆历史哲学的最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其建构了系统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历史哲学体系,更在于其初步实现或开启了儒家历史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整体性转型。而后者,也许才是其超越同时代大多数史学家的真正价值所在。
[硕士论文] 王会丽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人们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与变动性决定了文化的变动性,因而任何一种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归根到底都应从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中得到说明。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是有着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之别的。评价任何一种文化都应坚持历史的、科学的、价值的尺度,即首先应将之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第二分析它能否促进先进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生成、发展,第三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种族的保存与进化,是否有利于人类素质的全面提升与人类整体自由度的增强,也即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是封建农耕时代的产物,是封建时代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反映,是与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其本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封建主义文化,它在自己的时代有着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合理性。但在当代,在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典型特征的背景下,儒家文化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已渐贫瘠或者说不复存在,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观念已经不适应当代生产的发展,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观念深入人心,试图在当代复兴作为过时了的、已经丧失了历史必然性与规律性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反映的儒家文化,不仅不具有进步性,而且具有反动性,是一种复古、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们应当警惕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民族的创造活动都是以既有的历史成果为前提而推展开来的,文化的创造活动也不例外。文化的历史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化创造的基础。研究传统文化,正确理解、掌握其中所蕴藏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对于继承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对于中华文化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也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要对不同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分清什么是先进的文化,什么是落后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自觉的认识基础上,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及时地将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先进的文化材料吸收进来,进行消化和创新,这样才能够坚持文化建设的方向,才能创造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文化。
[硕士论文] 李琛
历史理论及史学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试图以历史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为切入点,将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放置于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概况,以及美国中国学演变状况,这一学术背景中加以考察。同时,兼顾分析了一些史学大家对其史学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文末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客观而系统的总评。
   二战以来西方史学界,总的说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新史学”潮流失去了吸引力。于是,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复兴叙事史”的潮流勃兴起来,并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推动,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而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则渐渐取代了“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这两次变化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致使史景迁的史学思想总体上呈现出新文化史之倾向。笔者从新文化史的四个特征入手,对此观点加以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同时,以史景迁的治史实践,主要是其所著作品来加以印证此种观点。继而,又探究了美国中国学发展趋势对史景迁史学思想形成的作用。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内,史景迁可说是一个“另类”,他未继承其“太老师”费正清之衣钵,而是形成了将传统汉学与“新汉学”合二为一的治汉学思想。此外,本文还研究分析了美国域内域外史学大家对史景迁史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域外主要是司马迁;域内主要是史景迁的恩师——费正清、房兆楹、芮玛丽夫妇。以上是对史景迁史学思想形成的学术渊源的分析,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史景迁本人的学术生涯加以介绍与研究这一部分内容。
   文章的第二部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概言之,史景迁在史学本体论方面是具有人本主义之倾向的;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则呈现出以史为文的写实风格,即景迁在史学属性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是即注重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又重视史学的文学性、艺术性,但却较偏重于后者的,而在对待文史关系之问题的态度是主张史学应与文学结盟,书写历史时应侧重其叙事性、故事性、可读性;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史景迁史学思想表现出比较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特点,经过深入分析,具体表现为主张治史之目的应服务于大众,史学家应具有现实关怀之情感。
   文章最后一部分,笔者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总评,分析了其史学思想的贡献与缺陷。具体而言,史景迁的史学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方面;推进美国中国学发展方面;新文化史思潮践行方面。史景迁史学思想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汉文阅读水平亟待更高层次的提高;作品中表现出未能完全理解中华文明精髓之痕迹;史学思想呈现平面化之缺陷。
[硕士论文] 李晓阳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郭廷以(1904-1975),河南舞阳人,台湾现代著名近代史家。他自幼在乡间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在东南大学,受柳诒徵、罗家伦等人影响,开始近代史研究。后随罗家伦在清华大学任职,开始教学生涯。195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及所长,将该所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级学术声誉的研究机构。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著述很多,早年完成史料性巨著《近代中国史》和多部史事日志,如《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晚年完成其总结性著作《近代中国史纲》,为近代史研究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的信史,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贡献。其思想和学术成就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究。
   郭廷以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人物,对于其学术思想缺少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本文力图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全文分绪论和正文四章,约4万余字。
   第一章主要对其生平和学术缘起作一简要概括,分析其所受教育和学界前人对其学术道路的影响,以及他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简要经历。第二章主要论述他早期史事日志的编纂及其特点。第三章分档案的整理编纂及刊布、组织口述史研究、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与学术薪火传承四个层面,论述他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组织、领导工作。第四章则着重探讨其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史著,和通过这些著作流露出来的史学思想及其研究特色。
  
[硕士论文] 刘春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其中有对前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维柯作为历史哲学的创立者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维柯的“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观点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维柯与马克思都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马克思与维柯思想中的精髓,同时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与维柯继承关系的部分。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承认并研究二者的继承关系对我们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思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维柯与马克思关于历史认识、历史本质、历史动力以及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进而揭示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质内涵。维柯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领域都具有超越自己时代的独创精神,所以对于二者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可能的比较是十分有意义的。
[博士论文] 法帅
专门史 山东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①。既要坚守中国文化精神之不坠,又要积极学习吸收西方先进学理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且还要将这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各家的一项根本主张。
   现代新儒家这一思想主张的提出,自然不是其随便构划便能得来的,其实在这一思想的背后和深处,正隐然藏有一个根本的历史哲学观念,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观察,他们发现历史中存在着一种历史发展的根本法则,即内圣外王之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内圣而至外王的实践过程史。由此认识而来,现代新儒家于是认为在面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也应遵循这一历史发展之道,首先回到儒家内圣之学去,此即反本,然后从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此即开新,从而应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局。
   徐复观从历史之常道与变化的关系,对这一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阐释。历史的常道就是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所在,即思考人之为人的儒家心性之学、内圣之学②。历史中的常道和变化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而历史正是由这两种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历史学之所以能成立,以及历史之所以可贵,正因它是显现变与常的不二关系。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的向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常道实践前进。”③历史中的常道始终在维持着历史的稳定发展,同时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不过这变化只是常道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已。也就是说这是常道在统御着变化,而变化恰是常道的一种表现。意识到此,现代新儒家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民族呈现危机的时候,认识到要想真正摆脱这一危险局面,根本要做的就是恢复、接上作为历史常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因为只有恢复、坚守住这一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把握到常道才会有力量去应对历史的巨变,去开创新的外王事业即科学与民主,从而能够驾驭住这巨变,使变化为我而变,即历史发展能为我们自己所把握。
   牟宗三是从历史之精神生命的表现来思考历史之发展的,即从儒家心性之学出发来认识人类历史之变迁。通过对中西历史发展之哲学的省察,牟宗三发现中西文化因各自精神生命发展偏重不同,而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情形。中国历史呈现出的是一种“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而西方历史则呈现的是一种“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也即中国文化是一种趋于圆而神的精神,西方文化是一种趋于方以智的精神。牟宗三由此对中西文化精神展开了一番分析,对中国文化何以没有出现科学和民主进行了论述。并认为这三种精神(“综合的尽理之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其实是“同根于合理气之全的形而上之道体,或人之精神实体”的,只是分别为中西文化所偏重发展而已。而中西文化发展的未来远景,当应融和中国的综合的尽理精神和西方的分解的尽理精神而成一更高的文化精神。这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牟宗三通过对中国自夏商周至东汉的历史变动的省察,对中国文化之综合的尽理精神和综合的尽气精神进行了阐释,并在与西方文化之分解的尽理精神比较下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牟宗三认为在中国古代即有一综合的尽理精神浑含地表现于古代中国文化中。它表现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以修德爱民为本,中华民族首先把握的是生命而不是外在的自然。这是中西文化发展殊途的开始。牟宗三继而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其不向西方阶级社会演进,而是形成“宗法之家庭制”及“等级之政治制”之周代礼制社会的因为。而这种政治制度在牟宗三看来是含有治权之民主的意义在其中。但中国古代却从来没有产生政权的民主。故在自由方面,中国在政治上虽有合理的自由却无主体的自由。主体自由,就是自觉其为政治之主体,以行使政权之自由。中国虽然没有政治上之主体的自由,却另有道德上之主体的自由与艺术上之主体的自由。道德上之主体自由,即综合的尽理精神之表现,艺术上之主体自由,即综合的尽气精神之表现。春秋战国秦时期,是周文逐渐分解的时代,也是古代之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尽气精神分解表现的时代。齐桓、管仲是以霸者的形态表现的,孔子则通过道成肉身之方式继承表现了这一综合的尽理精神。孟子、荀子也各以自己的道德精神主体、知性主体表现此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并各尽其时代之使命。赢政则反一切礼文与人格价值的意义,使时代归于一纯物量的非精神的时期。至西汉,刘邦、张良等天才人物表现为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这是在秦之非精神时代之后重现的原始生命精神。汉武接受董仲舒复古更化的思想之后,董仲舒的理性因杂有阴阳家的思想,又成为一理性之超越的时代。至东汉光武帝因其凝敛的理性人格,此一时代又转为一种理性之内在表现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之特殊表现至此规模纲领已具,其说明至此为止。
   唐君毅通过探究历史事实背后所成之事理来对历史进行哲学的省察,即从文化之精神价值方面对中国历史之发展及未来远景加以哲学的思考。唐君毅从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角度,以“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以凸出中国文化之面目”①,对中国文化精神之形成进行了阐述。中西文化来源及形成中之外缘因素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文化精神各有其不同的特点,西方文化是重文化的类别,是一种方以智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是重文化之统,是一种圆而神的文化精神。在这种不同精神的影响下,西方文化是通过一时代对前一时代的否定来促进其历史的发展的。西方文化是以矛盾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力。而中国文化则是依靠一中心精神即文化之大统,由内向外不断推扩实现其发展,中国文化是以反本复始的意识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唐君毅还从中国文化与宗教的起源等方面来探讨中国文化之精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在中国哲学承以前之传统文化精神而升进过程中,孔子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继而通过对诸子精神、秦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的说明对这一文化精神进行了综贯的梳理。唐君毅通过分析中西文化精神重点之不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缺点及发展改进,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为自觉地求实现的,而非自觉地求表现的。西方文化根本精神,则为能自觉地求表现的,而未能真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②。由此,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欲求悠久,必学中国文化此精神。而中国文化欲求充实,则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重实现’精神中,开出-‘自觉地求重表现’之精神”①。
   通过对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之历史哲学的阐释,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哲学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真正说来,此心性之学业已成为他们阐释历史之变的一种根本理念。他们从此心性之学出发,中西历史之发展各自片中发展了其中的一方面,如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侧重发展了人之心性的一个方面,即中国文化偏重发展了是道德的一面,即人性中之仁性一面的道路;而西方文化偏重发展了科学的一面,即人性中之知性一面的道路。对于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应该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知性一面,补齐自己在科学方面的缺失,从而补足所曾有的偏失与不足,使人性得以全面显现和发展。牟宗三由此出发,认为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性之全部内容的展现或实现,中国之文化生命,首先表现出“道德主体”与“艺术性主体”,而这两主体之背后精神,就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分解的尽理精神。“在中国文化生命里,唯在显德性之仁学,固一方面从未单提出智而考论之,而一方面亦无这些形式条件诸概念;同时一方面既未出现逻辑数学与科学,一方面亦无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此一环之缺少,实是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中一大憾事”①。唐君毅之历史哲学也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其理论根基的。在唐君毅起草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讲到:“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也。”②唐君毅历史哲学之中心思想就是:“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③“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④,而这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都根源于人之心性。因此,要想了解人的文化活动必须从这一心性之学出发来理解。现代新儒家历史哲学的第三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准则。现代新儒家历史哲学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其理论基础的,但只有此心性之学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却还不是儒家真正的人生理想所在,不是现代新儒家对历史之省察的完整表达,因为由此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事业以整顿人生,才是为儒家所真正追求的,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才是儒家思考历史之发展的根本着眼点。不仅古代的传统儒家如此,以继承儒家道统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也是如此。牟宗三的坎陷说、唐君毅的暂忘说、徐复观的常以御变等,均主张先回到儒家的内圣之学,再从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即返本开新。因此,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准则。
  
[硕士论文] 李彪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陈旭麓是20世纪中一位著名的湘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精深的研究,并为推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学界,陈旭麓不啻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陈旭麓史学由此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结合陈旭麓的史学实践,主要阐释他的史学思想,对陈旭麓史学中“新陈代谢”这一深层内核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试图借此对陈旭麓史学的成就及影响做一个恰当的定位与评价。
   全文由绪论、三章及结语共五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释陈旭麓史学的研究状况,论述研究陈旭麓史学的意义,阐明本文的写作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主要介绍陈旭麓的生平及学术道路,通过对其主要著述的述评,展示出陈旭麓史学的全貌。
   第二章主要阐释陈旭麓的史学思想。对陈旭麓在历史学、历史学家、历史人物研究诸方面的反思与探索进行阐明和分析。在以上的阐释中,作者紧紧围绕陈旭麓史学中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特点来展开。
   第三章主要通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有范式,阐释陈旭麓“新陈代谢”旨趣的内涵及形成过程,彰显陈旭麓在这一研究旨趣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的解读,指出该书是回应新时期史学改革的一本标志性著作。
   结语结合陈旭麓史学的成就与影响进行总结,指明陈旭麓史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中的地位。
[博士论文] 黄广友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山东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
   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
   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
   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著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著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捍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
   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著《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著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著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著《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
   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著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著述之中。
   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
   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
   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尤元梅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山东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记载外国当代史的经典名著,被时人誉为“奇作”。作者黄遵宪(1848-1905),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史学家和诗人,1877年,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实膺赴日,出任使馆参赞。此时恰逢日本经维新改革后,百业俱兴,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黄遵宪亲眼目睹其变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改从西法,革故取新”也是中国值得借鉴的图强之路。于是,着手研究日本历史,于1887年著成《日本国志》一书。
   《日本国志》是一部典志体通史。全书共计四十卷,五十余万字。卷首附载《中东年表》,其下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个类目,记载了日本从神武元年到明治十四年共计两千五百余年间各类制度的演变历程。书中始终贯穿着“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的著述原则,重点叙述总结明治维新的成就,作者以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用“外史氏(日)”以及小注等形式,发表评论,以期唤醒国人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此书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为中国的改革者提供了一部变法教科书,而且及时传播了世界意识,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窗口。时至今日,仍然是研究日本历史最有价值的著作。因此,研究此书,对正确认识与评价黄遵宪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往的学者主要对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动机、写作过程、内容特色、思想来源、改革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而对其史学思想做详细、系统的研究却很少。本文拟从史学的角度,重点对《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特征进行探讨。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黄遵宪生平和时代从黄遵宪的生活时代、家世、个人经历以及学术成就等方面概述黄遵宪非凡的一生和丰硕的业绩。
   二、《日本国志》的内容和结构按十三个类目,叙述其内容特色;从他对典志体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分析此书的结构特点.
   三、《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将其史学思想总结为进化论的历史观;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想;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剖析。
   四、《日本国志》的史学价值通过社会各界对《日本国志》的评价,显示其社会价值;从及时总结明治维新,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传播世界意识三个方面探讨其史学价值;并且就《日本国志》对黄遵宪进行了简单的评价。
[博士论文] 陈祥勤
古方马克思主义 复旦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在何种意义上是普遍性的?有没有普遍性的历史?历史能否为语言和思维表象为普遍性的科学和知识?这种普遍性的历史科学能否赢得实践性或伦理的合理性辩护?等等这些问题曾经激起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人们试图探寻历史作为经验、科学和哲学对象的可能性、本质性的根据和普遍的规定性,然而诸如此类的努力已经被历史主义打进思想的冷宫。但是,历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人的自然界,如何为人的意识和语言、思维所表象,能否在人的思维表象中达到普遍性的知识高度,以至可以合理性地谈论历史的真理性和理想,这不仅关系到人类能否通过历史实现自我认识的知识或理论使命,而且关系到人类能否在历史中能否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或实践使命。历史的普遍性,以及作为普遍性的知识和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在本质上关系到历史与人的存在和命运相关联的本体论问题或原始性的伦理学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论问题或客观性的自然学问题。
  追求一门普遍性的历史科学曾经是维柯的新科学的理想,也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要完成的理论使命。本文所要处理的就是从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出发,探讨历史的普遍性和普遍性的历史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发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可能回答,以及这一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历史语境中的若干表现。
  全文共分四章(除导论和结语外),现将各章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章主要阐述现代历史思想的两大脉络——历史的思辨哲学和批判哲学。从理论历程来看,这两种思潮是在历史领域重演康德哲学对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工作:历史的批判哲学所要抵达的思想终点是先验自我,在先验自我的感性和知性能力中,历史作为经验和知识的客体予以理论的探讨;历史的思辨哲学所依据的思想起点是先验自由,在先验自由的形而上学表象中,历史作为理性的客体予以目的论或本体论的探讨。前者始终陷入现象与本体、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对象的分裂而不能自拔,后者对历史的本体论探讨是无根的,因为它对历史的先验设定往往是抽象的、偶然的和脱离人的。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可能解答是,历史在更高的层次被把握为人类的创造物,而不只是人的感性和理智所表象的客观物,
  第二章着重通过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探讨普遍历史的确定性形式。历史的普遍的确定性形式就是社会,正是在社会范畴中,历史才能呈现出它自身的结构和规定性,才能为语言和思维表象为合规律性的知性科学。对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这一部分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把握为感性范畴,把握为人的感性活动或创造性活动的对象性表现,历史作为社会史呈现出它作为创造物的特征;二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把握为知性范畴,社会呈现出它的客观性的结构过程(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在人的主观性生活中的理论和实践表现(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历史作为社会史呈现出它的合规律特征;三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把握为理性范畴,把握为自由概念,即把握为人的普遍性的自由本质的历史性表现,社会在这一维度呈现出它的合目的性和理想特征。
  第三章主要是通过马克思的类概念探讨普遍历史的真理性基础。历史的普遍性,或者作为普遍性概念的历史,它的真理性基础作为普遍性存在物或类存在物的人。人的本性或本质概念作为普遍性的概念或类概念,是人将他自身把握为普遍性的对象而形成的反思性范畴,是对人之为人的根据和本质的理论把握。在人被把握为普遍性存在物的地方,历史必然是普遍性的,人的历史必然是普遍历史,在人被把握为普遍性的创造性活动本身的地方,这种普遍历史必然有着维柯所说的真理性基础。历史的真理性基础就是被把握为普遍性的创造活动的人本身。在这一部分,论文主要通过对马克思的人类概念和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的分析,梳理他们对人的类属性或普遍性问题的思想,并进一步描绘这一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若干表现。
  第四章主要是通过马克思的历史理想范畴探讨普遍历史的理想问题。历史的理想性问题关系到历史能否赢得实践理性的合理性辩护问题,即历史有没有它的内在的意义和价值,能否为形而上学表象为诸如目的论的或神正沦的历史,从而满足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关切的深层道德动机。正是在理想性的高度,历史科学才可能呈现出它作为实践理性科学的道德特征,才可能在更深的层次将自身揭示为与人的存在和命运相关联的源始性的伦理学。历史的理想性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就是历史的真理性,就是被把握为理想性范畴的人性概念或人的本质概念,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哲学或神学,其实是对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类属性或普遍性(如直观、语言思维、精神表象、自由意志和创造等)的形而上学揭示。这一部分,论文主要通过马克思的历史理想概念,探讨马克思、布洛赫、本雅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硕士论文] 杨金环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杨东莼(1900-1979)是中国当代知名哲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一生阅历丰富,涉足学术领域颇广,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本文将综合结合其在哲学、史学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学术实践,对其学术思想展开较全面的讨论,并注意从中吸取对当代学术建设有益的启示。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其主体部分包括四方面:一是分三个阶段对杨东莼的学术经历作了考察,其中1927年之前为其求学和投身革命阶段,1927至1932年为赴日本以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时期,1932年以后以从事教育事业为主时期;二是对杨东莼学术主导思想的考察,努力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着力阐释其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演变;三是对其史学思想及成就的讨论;四是在结合其教育实践,对其基本教育思想作出归纳。
[硕士论文] 徐韬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李宗侗(1895-1974)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古史、清史、古代小说和史学史等几方面。一生著述颇富,门下桃李亦盛,只因逝世已久,加之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造成两岸学术交流的长期中断,以致过去大陆学术界对之关注甚少。他的学术,明显具有五四新一代学术开创期的风格,对之进行系统考察,不仅可以比较完整而实事求是地认识其人其学,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早期态势和特征。
   全文分为引言、正文五节及余论。引言略述李宗侗学术研究之现状及原因。第一节主要叙述其参与各类现代学术团体或机构组织活动的经历。第二至五节分别对其从事中国古代史、清史(包括近代史)、古代小说和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进行探讨,并对其治学理论、特点和得失,及其在现代中国史学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了分析评价。
[硕士论文] 贺翔
外国哲学 中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哲学是18世纪至20世纪西方哲学中探讨历史规律、历史过程、研究历史认识的方法和性质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建构普遍的总体的历史观是历史哲学区分传统史学的根本标志;普遍的历史发展规律是总体历史观的逻辑要求;寻求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哲学家的重要使命。从西方近(现)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一直是历史哲学家们建构历史哲学的理论轴心。历史哲学家们从不同的哲学理论前提,建构各自的历史发展规律理论。
  本文以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为论题,通过梳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家们对历史规律论的理论建构,逻辑辩护和反驳中,廓清历史规律论的发展脉络,把握其内在演变逻辑进程。
  总体来看,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历史规律论,可以概括为五个发展阶段:在启蒙阶段,西方历史哲学家们把历史中的必然性、规律性看作神秘的命运、天命和神意;在前人的思想准备下,第一个阶段,理论家们则把自然界的必然性或自然规律直接引申为社会历史的历史性或历史规律;在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人的意识活动上区分了人类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看到了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人的思想意识或心理活动,因而试图从人们的思想、心理中去寻找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并把历史规律归结为心理学规律;在第三个阶段,则是把理性规律即逻辑充作历史规律。在第四个阶段,历史哲学家们最终认识到历史规律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通过对西方近代历史规律论的深入剖析,文章深入探究历史规律论的内在根据。我们研究发现历史规律形成于物质生产实践和人类生活实践中,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客观制约性与主体创造性、一般性与多样性、必然性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特点。在对历史规律的形成的根据与表现特点的分析基础上,笔者对历史规律论的相关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理性反思,深入探讨了历史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关系问题、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与历史预言的自适应问题,以及承认历史规律论可能导致的历史责任者的缺失问题,并对历史规律论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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