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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吴晓君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岳麓山是佛教的“湖湘第一道场”、道教的第二十三“洞真墟”福地、“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的所在地以及辛亥英烈与抗战烈士的埋葬地,它见证了湖南的宗教发展、书院的文脉延续与爱国志士的忠骨长眠,是一座记录历史并见证了长沙历史变迁的名山。
  岳麓山自古便是长沙的一处胜景,偏爱名山胜水的佛家和道家都选择了在岳麓山建宇修阁、弘法传道,山中的古麓山寺、道林寺、抱黄洞和云麓宫等声名远播,引来众多信众和文人骚客,相关的名人故事、诗文和碑刻甚多。岳麓书院建成后,岳麓山更是成为湖湘文化之中心,书院文化和佛道宗教文化构成了岳麓山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记忆的主要部分,这些传统的历史记忆多为个体记忆和空间记忆,其载体多为文字、碑刻和建筑遗迹。
  岳麓山的历史记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累积,从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公葬岳麓山到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归葬岳麓山成为了对湘籍革命志士的一种高规格礼遇。辛亥革命英烈入葬岳麓山后,岳麓山的形象和其社会影响发生了改变,岳麓山传统的儒释道的文化名山形象向革命英烈纪念名山形象演变,历史记忆载体也更丰富。
  经历抗日战争之后,岳麓山成为长沙会战的重要战场、抗战将士埋葬地和红色革命活动地,并随着岳王亭、麓山忠烈祠、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长沙会战碑、红色革命家墓葬和文化名人墓葬等的修筑,岳麓山的形象在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的双重驱动下发生了改变,其形象更加多面;并且在大众和精英的共同影响下,岳麓山的历史记忆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岳麓山的纪念场所功能也愈发突出,而其历史记忆载体也从传统的文字、碑刻和建筑物扩展到照片、影像、墓葬和纪念建筑等。自此,岳麓山的历史形象从传统跨入到现代,成为了文化名山、革命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麓山的历史记忆从内容和载体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考察岳麓山的历史记忆,可以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沙文化的发展情况和大众与精英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分析历史记忆形成的因素,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对于地方文化的重要影响。而这一系列的考察,目的在于强调岳麓山的历史记忆研究对长沙城市记忆研究、城市史研究和相关革命记忆研究有着重要价值,期待唤醒大众对于岳麓山历史遗迹与文物的保护和对岳麓山历史记忆的传承。
[硕士论文] 高长宇
中国史;中国史学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太祖朱元璋对明初史学发展影响很大。他对史学的重视及其功能的认识与利用在历代帝王中是比较少见的。朱元璋对史学的过度关注犹如一把双刃剑,利弊皆存。他对史学的训诫与教育功能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发展,也使得历史的教化作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史学的社会实用价值,但是这种深层的皇权干预,也造成史学的独立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史书内容的真实性受到极大的干扰,史家写史的秉笔之责被削弱,史论与史评的自由度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朱元璋一生中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其历史观有所变化。本文通过对朱元璋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相关史学活动的考察分析,研究皇权对明初的史学发展乃至整个明代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或将对帝王与史学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硕士论文] 崔博文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文秉是一位典型的明遗民史家,自号“竹坞遗民”,坚持不仕二姓。易代后来自新朝的巨大压力,也未曾动摇他对文氏忠义家风的传承。文秉后半生以“忠良后裔”自诩,正是来源于他对家风的传承与坚守。正是由于这份执着,才造就了文秉的遗民风骨。他在易代之际选择慷慨赴死,只为不辱先人,成为其遗民风骨的最佳诠释。而文秉的史学与其遗民风骨密不可分,遗民风骨塑造着文秉独特的史学风貌:秉持忠义激励着他“著史存明”,宣泄自己的“故国之思”与“明亡之恨”;不忘复兴鞭策着他表彰忠义、挞伐奸邪于史册,力图“以史经世”。“忠义春秋”是文秉史学的主要特点。
  明清鼎革,造就了一大批遗民史家,兴起了独具特色的遗民史学。作为遗民史家的一员,文秉的史学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与群体特征。他以明王朝及其后继者为主要书写对象,力倡尊明主旨,展现遗民立场;他注重采择易代之际的史料,以当代人写当代史,注重兴亡得失的探讨,弘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他注重尊君,力主“君圣而臣不贤”之说,对明季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史著成于一人,得以驰骋议论,自成一家,多体并用,体例灵活,充分展现了遗民史学的活力。不过,文秉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思考主要着眼于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精英,立论的基础主要在于道德层面的忠义与奸佞、君子与小人,仍未能脱出传统史论的窠臼。就此而言,遗民风骨与忠义大防倒成了文秉史学的一个束缚,使他很难突破自我。这恐怕是明清之际众多遗民史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本文第一、二章立足于文秉传世文献资料,力图梳理与总结出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历史编纂思想,进一步揭示文秉史学的遗民特征。第三章选取文秉史书中对易代的观察与思考的三个方面,通过与其他遗民的思考相互比照,归纳与总结出文秉自身的“明亡之思”,以深化与阐述文秉的史学思想。最后一章,将文秉史学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中,通过分析身份认同对文秉易代之际选择的重要影响,以及探讨文秉史学的遗民特色,进而反映出这时期遗民史学的普遍特征。
[硕士论文] 刘琴琴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之际的“鼎革”、“易代”早已成为学界研究对象,本文拟以贰臣中的代表钱谦益为例,研究从晚明的文化思潮、党争中走出的钱谦益在面对明清易代时内心的抉择、彷徨,将其交游和修史活动作为切入点,从构建网络与寻求认同两方面论述钱谦益在易代为缓解内心焦虑所作的努力和尝试,并进一步从时人的功过是非评价探讨钱谦益晚年的“漂白”行为是否获得了大家乃至自己对“昨日之我”失节行为的谅解。
  全文共分五部分:
  绪论为文章的选题缘由、意义及学术史的回顾,将钱谦益放在明清之际的大背景下,从微观层面把握“失节”士人的生存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进而从侧面把握明末清初的时代脉搏特征。
  第一章介绍钱谦益的家世、生平及早期修史活动,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论述钱氏家族传承与个人的生活遭遇,将个人的经历融入时代的潮流中。
  第二章从钱谦益诗文著作中考证其交游对象主体的变化,早期与嘉定学者的交往,奠定了终其一生崇尚古学、实事求是的学术信仰和推崇气节、经世致用的文风。仕途与东林党友人的交游唱和,在顾宪成带领下,初始东林,随着科举及第踏上仕途,与东林党交游分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恩师座主;第二类是东林死难诸君子;第三类是东林后起之秀。入清后与江南权贵的交游,言词巴结奉承之意读来令人触目惊心。最后是终其一生与佛寺人物的交往,特别是晚年皈依佛门、笺注佛典成了摆脱尴尬身份的一剂良药。
  第三章论述交游对钱谦益史学活动的影响,在嘉定学者、东林党的影响下钱氏形成了驳难俗学,推崇实学;经经纬史,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此外交游还对其史学活动形式产生影响,钱谦益借墓志、行状、传记以存史实和通过题跋、撰序传播史学主张。
  第四章寻求认同:钱谦益交游与修史的精神追求。此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交游与身份认同,钱谦益除自怨自艾向世人表达悔恨、自责,从不同角度为自己行为辩解外,还积极通过与不同群体交游,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道德和情感困境,寻求情感认同,以期重构自身的社会网络弥补“失节”造成的身份危机。第二部分为修史与历史认同,主要说明钱谦益通过史学活动进一步明确自己对明朝、明遗民的态度和立场,表示回归明朝和明遗民的意愿。第三部分从钱谦益逝世后时人的评价出发,探讨其晚年的“漂白”行为是否获得了大家乃至自己对“昨日之我”的谅解,并简要予以分析。
  结语部分主要说明易代后钱谦益通过交游与修史等活动,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他与明遗民、抗清志士等寻求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社会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反清复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硕士论文] 李宁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国际社会之中,民族国家已是最重要的人类组织形式,是国际交往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诸如地域、语言、宗教等因素都为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历史叙述对于建构民族及民族国家可谓是功不可没。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通过重构历史中所蕴含的情感、伦理价值判断等理念,以“移情”的方式转移到现代族群成员之中,从而建构了现代人的民族身份、民族情感以及对民族应有的伦理价值观念及判断。但由于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和历史叙述主观性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历史观念的蜕变,以致于影响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制约民族国家间的正常交往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思想再次沉渣泛起,尤其是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在二战时期历史上的错误言论,成为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视域下研究日本右翼史观,一方面能够提升对日本右翼史观的学理分析研究,另一方面则能够充实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理论研究。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论述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内在原理。分别研究民族认同的相关定义;历史叙述与民族身份、民族情感及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内容,揭示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内在原理,阐释历史叙述对于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论述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主要包括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时发生蜕变的思想根源、具体表现等等。同时,着重研究应持怎样的原则才能避免历史叙述建构民族认同发生蜕变。
  第三章,论述日本右翼史观的主要表现。日本右翼史观作为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极其庞杂的思想混合体。本文首先研究日本右翼史观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具体研究日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第四章,将日本右翼史观置于民族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视域下进行考察。主要分析日本右翼史观对认知民族间共同历史的影响、日本右翼史观的言论违背民族间的伦理道德、伤害其他民族的民族情感等内容。
[硕士论文] 琚小飞
历史文献学 河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元史观,顾名思义,即对元朝历史地位及正统地位所秉持的政治态度。
  明建国后,朱元璋为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仿古代帝王为胜国修史,表明元统已亡,明承天命绍之,在法理上证明北元政权乃逆天命而为。因此,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廷便树立起了遵奉元统的元史观。这样的元史观恰投元末遗臣所好。明初士人(知识分子)不论出仕与否,多不忘故元,他们或遁为遗民,或仍崇重亡元。从这个层面上说,士人与朝廷在对待元朝政治态度的问题上很默契地走向了一致。但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明代朝廷及士人对胜国元朝的政治态度也经历了一番变化。粗略看来,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成为明代对元朝政治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但此次变局并不意味着整个明朝上至皇帝群臣下至士人百姓各个阶层的整体更张,至少明朝廷官方的政治态度并未改变。“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皇帝碍于祖宗遗训,不得不继续尊奉元统,成化年间官方敕修的《续修资治通鉴纲目》仍然不敢违逆祖训,依旧将元朝置于正统之位。但这时期的士人并不买账,他们在私人撰述中不可避免的将自身的不满倾诉,并开始出现族群革命的倾向,这就形成了官方立场与私人撰述对立的局面。嘉靖年间,明世宗提倡“法祖”,崇尚祖训,对明太祖既定口径严格遵奉,但随着边患危机的逐步加深,碍于群臣愤愤不满的进言,加之朝廷在军事这一实质层面上无法给予士人合理的“交代”,最终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将元世祖之祀剔除,一改明初既定的元统基调,与士人步调一致的共同斥责元统。
  由此看来,明代官方元史观存在着由力主元统到否定元统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边患局势的紧张及由此导致的官方与士人的“互动”恰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
[硕士论文] 亢菲菲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刘知几所著《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总结修史理论与方法的专著,在学术史及史学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现出了他关于史学求真的思想。
  刘知几的史学求真思想分为在事实层面上的求实与在价值层面上的求善。求实的求真指的是他所提倡的实录直书观念,求善的求真指的是他所要求的激扬名教。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共同构成了刘知几史学求真的基本内容。刘知几史学求真的方式表现在史料采集、史书范围、史书体例、史书叙事、史才三长说等方面,刘知几通过这几个方面对史家的要求来达到对史学之真的追求。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对史学的求真不仅在于对史事的真实性的追求,还在于对史学功能目的的追求;中国传统史家妥善处理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即史学以求真为基础,以致用为目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西方史学家对史学之真的追求则表现在对于历史学客观性的追求上。历史学以追求真实性为首要目的与条件,而真实性并不等于客观性,客观性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所生活的人类内部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伦理价值判断。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传统史家所生活的时代是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判断的,如法直书就是当时的客观性。历史学所追求的真实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而不是完全去还原历史现场,历史学家只能在史学的研究活动中不断去探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客观性其实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只是相对于当时的主体所定。历史学所追求的客观性并不应该是盲目地排斥主观性、排斥历史学家的主体地位。
[硕士论文] 王旭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或455——公元前400或395年),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古典“人本史观”集大成者,在整个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修昔底德仅为后人留下一部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足以成就修昔底德的历史地位。在古典时期,伴随着民主制的成熟,工商业的繁盛,思想文化领域异军突起,史学尤为突出,其中,“人本史观”成为史家写作历史的一大风格。修昔底德继荷马、希罗多德之后,将古典“人本史观”推向了顶峰,并为之后的史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体现出的“人本史观”为后世所公认,这与前人的启发、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的历史素养分不开。“人本史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主要表现为:揭开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因;否定自然现象中神的因素;否定神的同时充分肯定人的作用。当然,修昔底德的“人本史观”只是一种朴素的历史观,与现代人所理解的“以人为本”还有差距,但是修昔底德能在两千多年前那个以神为主的社会中注意到“人”的力量与存在价值,实属罕见。修昔底德的“人本史观”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古希腊古罗马史家。
[硕士论文] 张金梅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黑龙江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回顾了国内外陈学霖史学著作的研究情况,介绍了陈学霖的生平及治学,较系统地分析、梳理、归纳了陈学霖的史学研究内容、成就和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其史学研究之地位。在宋金史研究方面,从陈学霖早期的金史研究、参与的“傅海波计划”、宋史研究等方面入手,讨论了其各个时期发表的几部重要著作,重点分析其金代正统论研究成果。在元明史研究方面,选择陈学霖参加的几项国际知名的研究计划做重点分析,包括“明代人物传记计划”“元代名人传记”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撰等,肯定其在明朝重要文献的整理发掘、对史事的研究和对北京建城传说的研究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史学研究的评价方面,重点梳理了专家学者的观点。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活跃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中学功底兼具西学理念的美籍华人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陈学霖的史学著作及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做更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博士论文] 孟德楷
专门史 山东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一:
  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著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
  二: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
  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
  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
  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
  三: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
  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
  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
  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
  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捍卫中国的权益。
  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硕士论文] 张昊远
专门史 宁波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无论中西,传记之学由来已久。自汉以后,纪传体成为历朝官方史书体裁形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古典传记的精英取向以及史官的作传专权为近世新史家所诟病,于是有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史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史学又迎来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历史传记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的社会转型和史学本身的嬗变。
  当前公众史学的发展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论文将在公众史学发展的背景下,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这一个案为切入点,来探讨新世纪以来传记史学的发展状况。正文拟分四部分对传记史学的发展加以论述。
  第一部分是史学视域下的传记考察,由于传记史学的定义、属性、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问题尚未明晰,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传记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了传记史学的研究价值。
  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中心部分,这部分主要论述新世纪以来传记史学的嬗变,指出了新世纪以来我国传记史学的公众化趋势及其人文精神的重构,并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和史学影响。
  第三部分是在传记史学形态方面对《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解读,指出了丛书在形态上的变化,并对丛书的个案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丛书还存在的一些不足以及大型传记丛书的编纂启示。
  第四部分是对未来传记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记史学的载体和功能将会发生变化,其载体趋向于影像和电子化,其功能也有单一的记录性功能向服务性、公益性功能等发展。
[硕士论文] 王凯杰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唐代人对两晋历史和两晋人物有大量的评论,反映了唐代人的思想和对历史的评价。全面辑录和整理唐人对两晋历史的评价,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分类,能为今天研究唐代史学评价提供较有价值的思考。
  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谈论本课题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用唐代人的眼光去研究两晋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能更深入地看到唐人对两晋历史的借鉴。唐人对两晋的评价,透出唐人的思想与唐代政治密切相关,这是本课题进行研究的缘起。
  第一章主要介绍唐人对两晋政治事件的评价。这一部分以影响两晋政治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对象,发现唐人在评价政治事件时,多关注事件成功的原因、失败的结果以及事件的影响。这些评价的侧重点,体现了唐代史学关注前朝兴衰,以史为鉴的特点。
  第二章主要论述唐人对两晋帝王的评价。将两晋帝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析唐人对两晋帝王的政治、军事等评价,反映了唐代史学注重学习前代帝王得失的特点,总结出唐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
  第三章主要是唐人对两晋名臣的评价。本章将两晋名臣人物分为政治人物、军事人物和其他名臣三部分。通过唐人对两晋名臣的评价研究,了解到唐人对两晋人物评价的主要方面,用忠孝的道德标准评价两晋名臣,与唐代官修史书警戒大臣,提倡忠君目的完全相符,体现了唐代史学为政治服务的特点。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唐人对两晋政治制度的评价。本章通过分析史料中唐代帝王、大臣对两晋政治制度的评价,从而得出唐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衰落的原因,唐人力图从两晋的基本政治制度得失中寻找出路。总结出唐人对两晋政治制度的评价,是唐后期特定政治环境的需要,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对两晋政治制度的研究,为唐代制定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第五章是在前面四个章节的基础上,总结出唐人着重谈论对影响两晋政治格局的历史事件,注重两晋名臣的功过,对两晋政治制度的评价较为丰富。同时对两晋政治的评价为唐代提倡忠孝思想,制定政治制度提供经验教训和历史借鉴。
[硕士论文] 李丞杰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生生不息地实践活动构成了历史。人们按照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于不同的实践活动领域。每个实践活动领域中经常涌现出许多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十分引人注意。
   本文之所以选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时间节点,一方面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从当时中国社会来看,变革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同样重树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革故鼎新成为历史学界最大呼声。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地发展和进步,在历史人物评价的价值、标准、原则、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中提出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学者们发表大量的论文对历史人物评价相关问题进行争论,历史人物评价也成为当时历史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文章以历史人物评价为切入点,这是由于:第一,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对过去的历史人物给予或褒或贬的评价。“青史”究竟应该凭谁定“是非”呢?第二,史学研究中,历史人物评价历来被认为是最具有争议和挑战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第三,历史人物评价,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研究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建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和评价,也曾多次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展开讨论,并掀起了两次历史人物评价讨论地高潮。
   对这些具有代表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史学概莫能外。中国古代的历代史学家都普遍重视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研究,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记史形式后,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有关评价历史人物问题的讨论从不曾中断过,人们就历史人物评价相关问题深入探讨,提高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认知水平,也增加了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共识。然而不可否认,人们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还存在着某些歧异。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不断解放,史学界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探索。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对于许多曾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重新讨论,对相关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再度展开争鸣,对历史人物评价方法与原则总结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向纵深发展。鉴于此,本文拟以历史人物评价的为核心,对这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人物评价相关问题的争鸣及其后续影响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并对其进行反思,以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
[硕士论文] 刘丽霞
历史文献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杨以任字维节,号澹馀,明末瑞金人,明万历四十六年,乡试中举。崇祯四年中进士,例授知县,后改应天府教授。崇祯七年,升南京国子监博士,同年在职病逝,年仅35岁。曾与本县朱敬之、谢士芳、谢子起、杨希元、杨汝基结“赤水社”,讲学于城西郊之龙珠寺侧,时称“赤水六俊”。与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并称为江西五大家。其著述有《读史四集》、《京学志》、《皇明奏疏》、《名臣言行录》、《非非室文集》等。
   杨以任所辑《读史四集》一书,实收录了《明史》以前诸正史中事迹之可快可恨及有胆有识者而成。杨以任将《读史四集》分为《快》、《恨》、《胆》、《识》四集,题目列于引文之上,有概况其中心内容之功效,故事妙趣横生,便于诵习和重温正史。文献本书的价值不大,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文献本身,文中所选取的人物故事,便于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更重要的、也是最终目的是以史为鉴,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此外《读史四集》所引用的诸正史中事迹,可起辑文献,存佚书之作用,使该书具有与其他文献相互考证,以求异同的价值,由此也可察出原文或当代整理的文献的某些失误之处。然此体例也存在对史事的点评不够全面深入的缺陷。
[硕士论文] 苗强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俄国史教程》是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代表作,是一部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巨著,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唯一的一部从古代写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多卷本俄国史书。
  《俄国史教程》作为一部讲义,却凝聚着克柳切夫斯基三十多年的心血。笔者以改革为切入点对《俄国史教程》进行述评,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俄国史教程》研究概况、本文的材料来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目的及意义,以此阐明笔者为文的构想,对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指出论文创作价值和研究视角。第二章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1462至1613年的俄国改革,第二部分讨论了1613年至1762年的俄国改革,第三部分讨论了1762年至1861年的俄国改革。重点考察、分析了伊凡四世“特辖区”改革内容、影响;彼得一世全方位改革对俄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法制改革对俄国社会的意义;以及亚力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内容、意义等。第三章剖析《俄国史教程》的史学与文学相结合、视角宽广等写作特点;同时对克柳切夫斯基的经济史观、二元史论等史学思想进行论述;并且提出《俄国史教程》中关于农民战争、外交等内容的不足之处。最后结语,对全文所论述问题予以总结。
[硕士论文] 陶丽红
历史文献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合称为前四史,四部著作以其卓越的体例结构和珍贵的史料价值,在纪传体史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类传作为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类相从”的方式展现了各时代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从文献学角度对类传的内容和体例进行横向的梳理分析和纵向的对比研究。
  第一部分,考证类传的起源和在纪传体史书中的地位价值,厘清类传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划定前四史类传的总篇目。第二部分通过纵向归类,将前四史类传分为“各书共有篇目”和“各书有特篇目”两大类,共有篇目部分,侧重内容和史家思想的比较。内容方面,采用横向对比方式,探究各类传记载相同人物事件时,史料上的因袭、增删情况。史家思想方面,主要围绕《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典型篇目,探究史家在记载相同群体时史观上的差异变化。第三部分,各书特有篇目部分,主要采用横向联系整理和纵向对比分析交叉进行的方法。《史记》主要围绕其特有篇目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思想进行研究;《汉书》《后汉书》主要研究在前史基础上,随时代变化增立的类传篇目以及它们展现的时代特征和变化轨迹;《三国志》主要研究《方技传》的时代特征及与《史记》《汉书》相关篇目的继承关系。通过该部分研究,对前四史类传的时代特征和精神思想形成总体认识。最后从体例编排角度,对类传的篇章结构、位次编排进行分析探因,挖掘作者在体例编排上的内在思想和隐于文字记载之外的深刻用意。通过以上多角度的分解探究,深化对类传的认识。
[硕士论文] 蒋晓彤
历史文献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辐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史记》三十世家中记载的都是为国家的巩固和建立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股肱之臣”,在《史记》一书中,十二本纪是纲,是“北辰”,而世家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二十八宿”。因此,三十世家在《史记》一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史记》成书两千年来,错漏百出,久而久之形成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三十世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下综合研究。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绪论。《史记》三十世家的研究依据、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由于目前对《史记》三十世家的研究多停留在字句训诂或单篇考订上,因此本文将对史记三十世家进行一下综合性的研究。二,《史记》“世家”的含义及“世家”中破体为例的现象。通过阅读相关专著及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来考证太史公笔下“世家”含义的真谛。孔子、陈涉一介布衣,而管叔、蔡叔,参加了反周的叛乱,外戚世家记载的主要是后宫妃嫔的事迹,他们何以列入世家?本文将通过分析史料、综合比较等方法来研究《史记》中这些破体为例的现象。三,《史记》三十世家疑案考辨及疑案产生的原因。这部分将对“太伯奔吴诸问题”、“下宫之难发生时间及起因”、“孔子诛少正卯史事真伪”、“留侯功成身退”四个疑案进行史实考订,之后根据考证的结果分析出《史记》三十世家疑案产生的原因有三,即朴素唯物与唯心并存的二元论思想、浓重的文学色彩、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四,《史记》三十世家的取材。通过《史记》的原文与《左传》、《诗经》、《战国策》的比较,来探究太史公编撰史书及对文献进行整理所运用的方法。现今,对《史记》的研究虽然呈现全方位发展的态势,然而对《史记》的疑案及取材等方面进行一下探究,仍不失其基础地位。
[博士论文] 风晓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成书于清雍正三年(1725)的《恒河之流》(γanγ-a-yinurusqal)是衮布扎布(Gümbüjab)撰写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蒙古编年史著作。《恒河之流》以最简略的编年体史书形式逐代地叙述了蒙古可汗、王公的主要世系及其在清代分布情况。本书宗旨、内容对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了考察18世纪以来蒙古历史的珍贵文献材料。该著作是经作者精心对照研究汉文、蒙文和藏文史书,注重精选史料并加以修饰而编纂成的一部系统的、自成一体的蒙古史书,可谓十八世纪蒙古编年史中最完整的一部代表作。
  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蒙汉文史书比较以及蒙汉文词汇对照研究,对《恒河之流》抄本(1909-1910年)进行深入研究,并对作者衮布扎布的生平事迹进行较系统的探讨,从总体上论述了《恒河之流》的内容及其蕴含的思想意识。
  本论文由“绪论”、“研究篇”、“史料篇”和“附录”四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中说明了本论文选题意义、前人研究状况、论文新意及研究方法等。
  研究篇包括三章,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主要评介衮布扎布及其《恒河之流》。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衮布扎布祖先分封情况及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其次对衮布扎布史学思想进行了论述,再次较为详细地介绍《恒河之流》一书的记载内容及其编纂特征。
  第二章为《恒河之流》史源探究,其中重点研究衮布扎布撰写《恒河之流》时利用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元史》以及17世纪的佚名《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蒙汉文史书的实际情况。以往的研究者认为,衮布扎布撰写此书时主要以《元史》作为史源依据的。笔者将《恒河之流》与汉文《元史》的具体内《恒河之流》容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衮布扎布撰写《恒河之流》时主要利用了《元史》之《宗室世系表》和《本纪》内容,并且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援引了其中一系列史料,而对《元史》其他部分利用较少。他在实际编纂过程中不仅根据撰写蒙古史书的要求,对有关史料进行筛选,而且根据其他史料纠正并弥补了《元史》记载不确切或某些失载之处。他通过补写或改写相关史料,巧妙地突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元史》是《恒河之流》唯一的史料来源,而更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恒河之流》对18、19世纪蒙文史书《金轮千辐》、《水晶珠》、《如意宝树史》、《金鬘》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应是当前研究《恒河之流》的重点之一。
  第三章为《恒河之流》史料辨析部分,主要分析研究《恒河之流》作者所用的多种蒙古文和汉文史料,指出其中的部分错讹,并通过与17至18世纪的几部蒙文史书相对照研究,分析了《恒河之流》中出现一些错误记载的主要原因。其中分三节来分析和考证了《恒河之流》在蒙古皇帝生卒年及在位年的讹误记载、世袭上的讹误与纰漏等内容。而类似辨析内容均体现在本文注释部分中。笔者相信衮布扎布书中之所以出现一些错误记载,是因为他对个别史源材料的误读或误解而产生的。诚然,也不排除有另一种原因,即衮布扎布因为坚持自己的史学思想而在组织相关史料时对一些史实不够重视而轻易舍弃,结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记载。
  史料篇包括《恒河之流》译注和原文拉丁文转写两个部分。
  第四章为《恒河之流》译注,包括《恒河之流》汉译文以及注释内容300余条。
  本论文的附录为笔者用拉丁文转写的《恒河之流》文本。
[硕士论文] 王晶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程珌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中后期政坛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于光宗绍熙四年进士及第,自此步入仕途。他任职基层时,勤政爱民,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是一位实干的地方官;入主中央后,程珌立朝刚正,议论精深,为时推重。宁宗时期,程珌作为词臣,博学专业,应答得体。理宗即位后,程珌担任侍读,直言劝谏,颇受皇帝礼遇。史弥远专权时期,排斥异己,祸乱朝纲,程珌不得不远离朝堂,乡居多年,直至史弥远过世,理宗亲政后才重新得到慰劳优待。
  程珌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价值观。他一生交游甚广,真德秀、辛弃疾、李埴、庄夏、吕午、吴垕、朱权、魏了翁等人都与他来往密切,因而也就免不了在施政思想、人格魅力、学术理念等方面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光宗朝到理宗朝这一时期,内外形势交困,朝廷上党争日益激烈,和战问题激辩不休;边境外金国势力虽呈衰微之态,蒙古势力却又迅速崛起,对南宋造成新的威胁。在南宋王朝由中兴转向衰落的时代大背景下,本文以程珌一生的活动为主线,通过史料分析和考据结合的方法,从程珌的家世和教育背景入手,通过对其政治动向、为人处世、文化成就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着重探讨了时代背景影响下的诸如程珌式的政治人物的生存状况。
[硕士论文] 张萌萌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山东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赫伊津哈,20世纪显赫一时的文化史学家,是继布克哈特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史大师。他继承前人的游戏理念,以独特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从游戏的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游戏理论。本文通过分析赫伊津哈游戏论,进而对其历史价值进行定位,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赫伊津哈游戏论以给游戏下定义和分析游戏的特征为基础。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的活动。它具备四个特征,即游戏的自愿性、游戏的虚拟性与非实利性、游戏的隔离性与局限性以及游戏规则的绝对性与游戏形式的可审美性。在此基础上,赫伊津哈分析了文化的不同形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得出游戏与文明的关系:游戏先于文明而存在;游戏孕育了文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游戏。
   赫伊津哈游戏论的问世为史学家研究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赫伊津哈肯定了游戏本身的价值,认为游戏就是它本身;第二,赫伊津哈游戏论研究的是游戏的形态,是文化本身的游戏特征,是文化的游戏因素;第三,赫伊津哈把游戏提升到了文明本质的高度;第四,赫伊津哈运用通史的眼光将各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和普遍性考察,改变了传统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游戏论从一度中落到今天的枝繁叶茂,赫伊津哈功不可没。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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