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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理性是当下自由主义内部盛行的一波思潮,是个充满争议性的理念。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公共理性?它从何而来,又因何而来?争议的焦点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本文的考察主题。
  公共理性的核心关注,是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公共理性作为一个术语,在启蒙时期就已诞生,但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启蒙终结了神权社会,确立了人的理性的中心地位,进步巨大。同时,神性的褪色带来了世界的规范性脱魅,理性认知的纷争呼唤新的裁断标准,社会需要新的权威和秩序。公共理性的主题就是反思这一秩序构建。
  本文第二章梳理了启蒙思想家们对公共理性观念的思考。霍布斯最先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用以指称“主权者”的理性,借助绝对主权者的意志来平息纷争;洛克虽未提出公共理性的确切表述,但他认为人类社会应该设立公共的裁判者,赋予其公共权威,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卢梭提出了作为“公意”的公共理性,从卢梭的表述来看,公共理性即法律,而法律乃公意之表达,其承载了公共利益和公正价值;康德没有明确提出公共理性的说法,但他强调“理性的公共运用”,该表达的重心在于“理性”,其载体是同质性的、作为抽象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相信公开运用理性,秩序终将划一。这些观念对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念影响至深,它糅合了霍布斯的“世俗”、洛克的“宽容”、卢梭的“公意”和康德的“公开”。
  本文的核心部分,是深入对比分析当前流行的关于公共理性理念的一个最主要的争议。争议双方为:约翰·罗尔斯与杰拉尔德·高斯。高斯是继罗尔斯之后研究公共理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理论脉络与罗尔斯针锋相对。两种公共理性关注的主题相同,即探究被多元价值信念所深刻分化的公民,如何开展公共辩护。
  不同的是: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包含三个层面,公民理性能力、公共理由、公共政治价值,他主张参与特定政治活动的公民,肩负着一种公民性责任,以能够在关于根本政治问题的决策方面,仅参照公共价值和公共标准来为自己的决策行为辩护;高斯将公共理性视为社会系统中个体成员基于内在的理由所认同之物,公共理性秩序的构建是彼此博弈的结果,公共推理相当于一种过程和组织,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共同话语,而且,视角、推理和价值多样性本身就是自由和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
  高斯对罗尔斯的批判不是针对本体论意义上的正义原则的真确性或合理性,而是质疑罗尔斯为正义原则辩护的方法论。显然,双方争论是无果的。与其说政治哲学的使命在于求真理,不如说更在于讲道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柯尔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性学者,他立足于时代,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战略的眼光,提出的“总体性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1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发表是柯尔施“总体性理论”较为成熟的重要标志,其总体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用总体性方法理解和说明现实,再现或把握现实世界,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同时又是革命的现实的哲学,总体性理论与实证化的观点相比更在于它的辩证法思想。
  自第二国际以来,鉴于马克思主义被实证化、教条化,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从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渊源着手探究马克思主义。柯尔施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本性的丧失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源所在。当务之急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实现哲学转折,继而,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柯尔施认为,丧失了哲学性的理论必然丧失其革命的和批判的维度,社会总体的革命首要的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这种革命的总体性理论对于今天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
科学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人与自然矛盾日渐突出的今天,生态问题成为了当代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而美国作为当今的超级大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理念与政策走向一直备受关注。自19世纪起,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便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荒野日益成为了美国开发与环境保护争论的焦点,由此美国荒野保护理念及其实践成为了美国发展和环境保护历史进程中较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论文从生态哲学角度出发,通过对相关著作和政策文献的深层挖掘,对美国荒野保护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概括和解读。绪论主要介绍了美国荒野保护观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对美国荒野保护观做了历史的考察,分析了荒野保护观产生的背景及其兴起与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荒野保护观诞生的时期,在此之前,美国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对资源环境的破坏随之日益严重。美国在文化上崇尚自由民主并渴望寻找与欧洲不同的文化根基,同时,随着生态学、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的诞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所改观。在此时代背景下,浪漫主义最先关注荒野,并且展开了浪漫主义的荒野保护运动。然而,此时并没有从哲学层面展开深层研究,直到超验主义的代表梭罗提出了基于超验主义的荒野保护观,才将荒野保护提升到了哲学层面加以思考。美国荒野保护观便在荒野保护运动的推动下孕育产生,其发展过程也充满争议。所以,荒野保护者们不断地修正荒野保护观,试图让其符合时代进步所需。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美国荒野保护观的流派及内容。在学界,对美国荒野保护观并没有流派的分类,笔者根据各流派的思想特征对其进行尝试性分类,依据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荒野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不同,将从生态哲学角度美国主要的荒野保护观分为四大类,即基于超验主义的荒野保护观、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荒野保护观、自然保护主义的荒野保护观以及生态整体主义的荒野保护观,并分别对其内容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第三章主要阐述了美国荒野保护观的共识与争论。在美国荒野保护观中,不管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都在荒野价值和荒野保护的必要性上是认同的。除了学术共识以外,主要争论有关于荒野保护的具体方式之争、模式之争、公平之争以及本质之争。在美国荒野保护观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争议也随之扩大,从本国内部的公平问题扩大到与第三世界的公平问题,不仅有生态整体主义的内部争论也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虽然争论频发,但是也推动了荒野保护观的进步与发展。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美国荒野保护观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美国荒野保护观对本土和国际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家公园制度的建立、相关法案的完善以及民间环境组织的发展都与美国荒野保护观的推动相关。如今全球建立了上千个国家公园,各国对荒野保护均有所关注,这些成果与美国荒野保护观密不可分。于我国而言,美国荒野保护观产生发展的历史时期与我国当前有相似之处,所以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城市化进程中美国荒野保护观和荒野保护立法等对策举措以及期间产生的生态哲学理念方面,对我国的生态哲学的发展与荒野保护决策与实践均有参考价值。目前,生态问题是我国关注的焦点,荒野保护不仅随着生态哲学的研究而突显学界研究的前沿领域,而且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与公众生态环保实践之中。自2008年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于黑龙江建成,国家公园制度随之成为我国荒野保护的方式之一。当然,我国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更适用于我国国情。环境问题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我国荒野保护的研究与实践依然任重而道远。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亨利·戴维·梭罗(以下简称梭罗)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超验主义哲学家和自然主义者,是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被人们尊称为“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和“美国环境伦理思想的重要奠基者”。
  本文旨在对梭罗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理论特质及其影响作出全面的分析和概括。论文总体来讲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本文系统地探讨了梭罗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基础来讲,梭罗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受到了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东方文化及印第安文化的影响;从现实基础来讲,梭罗的环境伦理思想得益于其自身经历和家庭环境的影响。第二部分全面概括了梭罗思想的基本内涵,梭罗的环境伦理思想从总体来讲分为三大部分:生命至上观、生态整体观和简朴生活观。第三部分基于对梭罗环境伦理思想基本内涵概括的基础之上,分析了梭罗环境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梭罗的环境伦理思想开拓了美国环境伦理思想整体主义的基本径路,而且对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初始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对于梭罗的环境伦理思想,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而应该进行合理的批判、吸收,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技术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大卫·古斯顿是美国科学政策研究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他的专著《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获得了“普赖斯奖”。古斯顿在书中分析了美国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科学的社会契约建立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变化。科学与政府之间在相互帮助的道路上,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愈加亲密。科学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政府大力支持科学事业并长期持续提供大量研究资金。
  当科学的社会契约源源不断地发挥着它的效用的时候,契约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显现。在科学共同体和代表美国公民的联邦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中,科学接受政府的资助与支持,产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知识与技术;政府资金支持科学事业承诺科学活动的自由,能够得到科学回报。科学与科学家的社会属性和价值隐藏在科学社会契约的潜在协议中。在契约中科学作为生产性公共品被投资,资助科学成为一项公共责任。科学社会契约自产生以来一直面临挑战,在二战之后的科学社会契约面对新发展的挑战。科学社会契约中隐含的广泛协议,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科研活动的诚信和出产率问题不断面临挑战。科学事业在不断发展,新成果与技术不断产出,许多问题不断出现。政府部门也不断优化监督与管理科学事业的相关行政机构,政府逐渐运用明确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激励并引导科学活动及生产。虽然政府进行主导控制科学事业的研究活动,科学与政治之间矛盾依然不断发生。大卫·古斯顿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和边界组织运用到科学与政治关系之中,他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阐述边界组织灵活的协调、稳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边界。但是委托代理理论和边界组织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边界工作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不断尝试调整科学政策来规范科学,成立各种机构和委员会来为科学与政府之间互惠共同发展而努力。科学的社会契约在面对这些问题挑战时能否继续下去,古斯顿提出的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通过对古斯顿的科学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梳理研究,以及对他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论和边界组织观点进行梳理后得到一些解答。
外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形而上学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猛烈批判,而在整个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形而上学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质疑,即是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卡尔纳普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下对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把形而上学彻底的清除掉,为新的哲学开拓道路。通过此背景说明卡尔纳普为什么要“拒斥形而上学”,以及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内容和影响,达沃斯会议对卡尔纳普的影响,从而了解卡尔纳普为什么要批判海德格尔形而上学。
  对于卡尔纳普是如何批判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则以《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这个文本介绍卡尔纳普“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对卡尔纳普拒斥形而上学思想进行研究分析,并提炼出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批判的方面。
  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一方面为分析哲学铺平了道路,揭示了形而上学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很多误读。首先,卡尔纳普在“无”的问题上对海德格尔的误解以及动词的名词化问题;其次,卡尔纳普理解的“sein”问题以及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生活态度等是否是独断的、简单化和科学主义的;再次,海德格尔是不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与卡尔纳普拒斥形而上学的差别,并分析了海德格尔对卡尔纳普批判形而上学的回应及卡尔纳普批判形而上学的意义。
  通过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批判的介绍与评析,呈现出20世纪普遍存在于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分裂,分析哲学传统是以卡尔纳普所代表的以科学理论为方向的哲学研究方法,欧陆哲学传统则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从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推进哲学发展的研究方法,分析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近乎对立的两种哲学立场,在对照中正确认识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
马克思主义理论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迈克·桑德尔的社群主义公正观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其对于罗尔斯的批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在探讨“何为公正”、“怎样做更加公正”这两个问题时,他主张善优先于权利,因此应当从共同体的“善”的角度界定公正的标准,桑德尔认为公正原则应该有其自身的道德力量,公正的正当性证明应当依赖它所满足目的的道德价值或内在“善”,这种“善”从根本上说,是自治的共同体民主商谈的结果。本文在详细论述桑德尔公正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批判性考察,全文论证逻辑如下:
  全文第一部分在对桑德尔公正思想国内外综述基础上确定本论文选题创新之处以及简要探讨公正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地位;第二部分详细的从理论渊源(梳理康德、边沁、密尔、诺齐克以及罗尔斯的公正思想的历史性演变)与内容方面(权利与善的关系、公正的现实表现、实现路径、社会作用)探讨桑德尔公正思想;第三部分着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桑德尔公正思想的基础——共同体的“善”、桑德尔公正思想的实现路径——民主与公正的证成方式、“保守主义”色彩进行批判性考察;第四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探讨桑德尔公正思想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与现实层面(对促进当代中国和谐及如何实践当今公正价值等)若干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自由”这条主线,重点围绕弗洛姆关于“现代人的自由困境及其出路”这一思路展开。弗洛姆的自由理论既反映了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现实关怀。弗洛姆为我们揭示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自由困境和异化状态,并认为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离不开社会的全面变革。他对自由困境的批判和对自由出路的探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主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弗洛姆的生活经历和其思想的发展渊源进行概述。由于弗洛姆早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使他学会了对战争的思考,并受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影响开始从人性的角度以及人的非理性的因素中探索和思考问题。同时弗洛姆受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和自由的思想的影响,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弗洛姆开始理性的思考问题,其后来的整个思想就是关于自由和异化的阐述,并且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第二部分,对弗洛姆的自由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弗洛姆关于自由的悖论,即人既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的生存现状。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并由此带来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但是人们为了生存又成为了资本或机器的奴隶,并由此而产生了无能为力感。由于无力承担这些消极自由的重担,那么就会选择去逃避自由。这是弗洛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对于自由的反思。由此他又进一步说明消极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积极自由才是真正自由的重要理论。
  第三部分,阐述了弗洛姆自由思想的双重价值:社会现实批判和健全社会构建。弗洛姆通过对异化状态下重占有这种完全依赖于物质生存方式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批判,他更加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强调只有重生存的创造性的生活方式,才是获得积极自由的重要途径,并指出要消除异化,实现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符合人的自身需要的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中的病态结构,实现健全的社会。
  第四部分,概括了弗洛姆自由思想的贡献,将弗洛姆的自由观点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的现实背景进行结合,提出弗洛姆当时所面对的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此得出,弗洛姆对自由困境的批判与自由出路的探索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弗洛姆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但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缺乏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正确认识。因此,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弗洛姆的自由观,试图探索和解决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这是本篇论文研究的新视角和创新之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两个热点的研究方向,随着研究历史的不断积累,其本身也在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延展出无数的命题和新的定义,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马尔库塞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学者之一,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了唯物史观,不仅对构建具有社会批判的理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深入解读西方的人本主义化马克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马尔库塞的早期思想中。他还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思想的影响。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总体性的理论,它不仅包含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同时还是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而且其最后必然也是指向革命的一种实践。这些观点在马尔库塞的早期思想中体现的很明显。
  马尔库塞在探寻人本主义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也是将思想的基础与重心构建在现实的人之上。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能力,具有对象化活动的特质。马尔库塞同样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人之上,但是不同于马克思,马尔库塞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人的自由固然是根植于内在本性的,并通过劳动实践得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研究,进而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理论。同时提出自己的“新感性”理论,也就是人本主义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
  马尔库塞批判西方社会借助科学技术使人丧失自主的意识,控制人的内心,寻求人的“自然的解放”,但是他对人的批判只停留在现象批判上,缺乏本质性的批判,并且在根源问题上缺乏一定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
  纵然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马尔库塞的人本主义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依然为我们在现时代的实践中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为我们揭示了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为构建新世纪的世界观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依据。从而为我们立足中国现当代的建设与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创造了条件。
传播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约翰·杜威及其传播思想曾一度影响了米德、帕克、库利、凯瑞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随着历史语境和认知领域的变迁,杜威的传播思想发生了演变,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
  本文界定1882年到1904年是杜威传播思想的成长期。在此期间杜威主要思考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传播话题,建构了“有机互动”的传播思想。该思想认为受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采取身心分离的简单二元论,将受众应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反应看作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而应该是有机的“刺激-解释-反应”模式,他们会按照自己兴趣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的理解。同时,该思想还认为人的传播行为是互动的,元素、符号的“意义”就在互动传播中产生;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杜威主张引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
  而1904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则是杜威传播思想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杜威对传播的研究从教育学、心理学领域拓展到了社会哲学领域,其传播思想与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在传播本体论层面,杜威将“有机互动”的理念发展为了“共享经验”,人类传播就是一种“共享”,人们可以借传播形成、维系民主共同体,同时这也是传播的终极目的;就传播的社会功能而言,杜威认为传播具有传承人类社会遗产、监测环境以指导实践以及协调社会冲突的作用;从传播与环境的关系角度,杜威认为传播会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人的意识、产生特定的行为倾向,个人会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意见向群体趋同。
  诸多因素影响了杜威传播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比如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环境;黑格尔、詹姆士等学者的学术思潮;杜威与莫里斯等人的社会交往;杜威的实践活动以及他对中国、日本、苏联等国进行访问交流的宝贵经验。重新挖掘杜威的传播思想,聚焦于社会民主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开辟新的历史空间,照见传播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伦理学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分配正义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上,即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在罗尔斯看来,社会的正义是由基本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存在于不同阶层中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旨在解决政治层面中的权利和自由分配问题,第二个原则是用来处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
  这两个正义原则的设立是罗尔斯对社会价值和权利义务的重新设计与分配,是罗尔斯设想的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初基点和要遵守的根本原则。以公正的社会基本结构建构公平的社会、用“最大的最小值规则”批判地否定了功利主义伦理学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使每个人都在坚持正义的制度中尽他的职责,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超越之处。而且罗尔斯从最不利者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不平等,以差别原则来补充机会平等原则,合理调节低水平的平等和高度不平等两种制度安排,缓和贫富差距,是罗尔斯对分配正义理论的巨大贡献。
  虽然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论证严谨、逻辑缜密,但也有其局限性。如无法解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自由矛盾,混淆正义原则的正义性和自由性,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是从抽象人性出发,没有涉及分配不公根源,无法给人实质上的自由与平等。
  结合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和经济伦理视域中的机会公平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现阶段,机会公平要求社会提供的供社会成员选择的条件和时机应当是平等的。在实际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活动的权利与机会是平等的,即参与机会的平等;第二,社会要提供全体成员平等的享有发展个体潜力的机会平台,使个人增加把握机会的能力,即发展机会的平等。同时,根据差别原则及在其基础上可以针对性、层次性地实行救济性再分配、保险性再分配和可持续性再分配。
思想政治教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于道德教育思想的探讨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从未停止,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道德教育问题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在关于道德教育思想的众多著作中,不乏优秀成果。其中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理想国》与《爱弥儿》被誉为教育界三大不朽之作。杜威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思想曾是时代的标杆,引起世界各国的纷纷学习,效仿。
  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在美国传统道德教育陷入困境,无法自救的状况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詹姆斯心理学,兼具一定的先进性。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道德教育的目的、方法、途径以及评价原则等。他认为教育本身无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过程之外的事物,强加到教育过程之中的。道德是教育最高最后的目的。学校道德教育在于培养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培养其良好品格。在道德教育方法方面他主张摒弃传统道德教育灌输为主的方法,采用探究、商量、讨论的教育方法,理智的训练方法,提出学校道德教育的三位一体,优化学校道德教育途径,从最大意义上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培养社会需要的良好公民。
  伟大的思想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也由于所处的时代,具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优秀人才,为资产阶级服务,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致使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带有浓重的资本主义痕迹,这也是对杜威的思想在我国传播一度处于低潮的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对杜威思想的研究才进入了新阶段。以唯心主义为根基,是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根本,也是其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也成为唯物主义者批判杜威思想的突破口。随着杜威在实用主义哲学方面的成就,越来越注重事物的工具性,弥补了唯心主义思想根基的缺陷,迎合了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杜威教育思想在美国的传播赢得了新机会。
  通过研究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结合我国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借鉴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中的可取之处,明确道德教育的目标,改革道德教育方法,加强道德心理教育,促进学生整体道德素质和实际道德水准的提高。
外国哲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苏珊·朗格是二十世纪的美学家,也是哲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性哲学家。她师从卡西尔,在卡西尔符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艺术符号可以表现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形式创造,正是因为艺术中蕴含着情感,作为艺术另一形式的艺术符号,也融入了情感的韵味。卡西尔认为将人类最初经验加工,赋予符号特征,进而产生了艺术。苏珊·朗格基于卡西尔的理论,在更深层次上阐明了情感和艺术符号间的紧密联系,推动了情感渗透审美直觉的进程。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述的是情感在苏珊·朗格艺术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及地位,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朗格艺术哲学研究的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情感为出发点,在更深程度、更大层次上揭示了研究朗格艺术哲学的原因和重要性。第二部分是从二十世纪的美学转向出发,在面对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困境下,以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为出发点,在赞赏贝尔的美学思考出发点的同时,通过其存在的问题,把朗格哲学理解为对贝尔美学困境的思考和改进。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朗格情感理论的发展,将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改造为“表现性形式”,形式所表现的内容就是人类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朗格对情感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一个是作为生命形式的表达,一个是人类的普遍情感。第四部分主要是苏珊·朗格对艺术哲学中与情感相关的艺术符号的界定和评价,正因为对情感的表现,艺术符号才具有情感意味。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艺术幻象的角度对表现性形式如何传达情感的理论进行阐述。第六部分是对本文的一个总结概括,并对本文的写作思路进行整合梳理。
  由此可见,情感维度的考察方式是考察朗格艺术哲学的一条主要线索。朗格艺术哲学作为当时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情感,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将表现主义与形式主义进行综合。通过对情感内涵、情感表现形式的考察,以及对情感的可传达性问题的解释,来理解朗格的艺术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新型理论体系,他把马克思的观点、理论以及方法和生态学结合起来,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积极探索了突出生态危机的路径,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评。
  福斯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典型人物,福斯特重新建构了“物质变换”理论,重新梳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指出“物质变换断裂”的解决方法是消除自然、社会和人的异化,坚持可持续的发展的道路,通过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建立新社会,解决生态危机。
  福斯特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他的研究方法创新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途径,但是福斯特的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包括过度强调自然,缺少具体策略与途径等问题。
外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世界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纷纷把对世界的关注转向了对语言的关注,研究如何用语言来描述事态、语言的意义以及语句的成真条件,意义问题成了哲学的核心问题,分析哲学家们主张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进行分析,从而使得哲学具有科学性。
  奎因在继承与批判弗雷格、罗素与卡尔纳普等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彻底翻译之论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他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认为不能把意义看成是内涵意义上的实体,坚决反对意义实体化,但不否定事物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把对客观实在的认识通过语言表达式陈述出来,其本质是我们共同的言语行为倾向。戴维森作为奎因的学生,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奎因的意义理论,还在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彻底解释之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他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他把对言语的解释行为看作是意义理论的出发点,认为语句的意义就是语句的成真条件。奎因在彻底翻译当中的意义概念与戴维森在彻底解释当中的意义概念表明两种意义概念存在很强的逻辑联系。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关于意义概念的理解上,戴维森继承奎因整体主义的立场与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使得意义理论从“彻底翻译如何发生?”经验式命题发展成为“彻底解释何以可能?”的先验式命题,表现为在对意义概念的态度上从“否定”态度到“肯定”态度的转变;戴维森在对意义概念理解上强调用“解释”来取代“翻译”,用在解释中所依据的“远侧刺激”来取代奎因在翻译当中所依据的“近侧刺激”,将奎因所使用的宽容原则从仅仅用于纯粹的语句翻译扩展到量词的适用范围,以此来保证信念的正确性,从而使得解释成为可能。
思想政治教育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美籍德裔哲学家,是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伦特曾师从于德国著名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一生阅读广泛,著作等身。受共和主义思想及存在主义哲学的熏陶,对于自由这一政治哲学的重要课题,她力倡自由与公共性的结合,并以行动与言说为主轴展开了一番精妙的阐释。由于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散见于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政治的看法中,因而有必要认真去研读她的相关著作并系统梳理她的这一重要思想。同时,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对于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在系统阅读和分析阿伦特原著及二手文献的基础上,围绕政治自由这一主题,运用系统分析、文献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尝试着恢复并展现出阿伦特自由思想的原貌。首先,本文从西方思想家们对现代国家社会危机的深刻剖析入手,揭示了政治自由缺失这一现代社会的隐忧,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危机与当下技术时代自由主义的盛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通过对共和的内涵实质的分析和阐述,表明了共和主义的复兴或许是寻回失落的政治自由的有益尝试,这也就系统地指出了阿伦特政治自由观形成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要。其次,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促使了有着深厚共和精神涵养的阿伦特将自由问题的思考直接追溯到了古希腊城邦时期,并系统批判了传统哲学中的内在自由和近代以来基督教的意志自由思想,这也就鲜明地表明了阿伦特自由观的政治立场,即自由并非内心的沉思活动,而是不同个体在政治领域内的言行展现,是公民行动与思考相结合的产物。她将自由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做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颇为独到,具体可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自由与人性、自由与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自由与革命,其中,行动是自由的核心,公共领域是自由实现的场所,人的多复性和创生性是行动的前提与基础,而革命则是现代国家恢复和开创公共空间的重要举措。最后,在对阿伦特大量著述文献仔细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从心性、制度与实践三个维度具体论述了阿伦特对于后革命时代政治自由生成的独特见解,这也使得阿伦特的自由观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当然,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也面临现实的困难,尤其是她对许多政治概念的划分与界定常常引来诸多争议,尽管如此,该思想仍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对当下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连海事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尔库塞生活的年代见证了生态恶化的过程,作为一名哲学研究者,对社会主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其思想与时代背景也密不可分,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对科学技术与自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科学技术解决了以往的一些矛盾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自然应具有主体性,发达工业社会对自然不应是掠夺的态度。在此期间,马尔库塞还提出了多种思想观点,其中不乏生态思想,本论文在梳理其思想观点时对他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整理。
  本论文论述了马尔库塞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从何种角度对其进行披露和揭发,以及他用何种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文章整体的脉络走向首先是绪论,介绍了背景意义,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其次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思想来源,确定其思想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接下来将马尔库塞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分为三大块,包含多个观点并对其思想特征进行了分析,总体探讨了他的生态思想;最后是对他整体思想的评析,分为价值与局限性,更加客观的看待马尔库塞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外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后哲学文化”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罗蒂的突发奇想,也并不来自于单一的“温床”——“后哲学文化”的产生乃是有迹可循的,具体表现在它的产生有其问题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理论渊源。这三者共同催生了“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这使得我们对于“后哲学文化”的探索成为了可能。
  那么,“后哲学文化”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罗蒂并没有给出确定的定义。相反,他只是利用零散的文章描绘了这样一种“文化”——在推翻了神话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宰地位之后,人们因对于哲学所居有的文化的主宰地位的厌恶,力主建立一种“后哲学文化”。
  这使得人们对于“后哲学文化”的注意力似乎只停留在“哲学”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从罗蒂有关“后哲学文化”的论述来看,这一思想所包含的似乎远不止这些:1、“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后于某种哲学的特殊的文化”,它之作为对“哲学的空场”的回答而表现出来的“后哲学”之属性要求“后哲学文化”必须要做它之关于“哲学”的论述;2、“后哲学文化”因其所处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故它之关于“后哲学”的论述便不能抛开“科学”对于这一切的影响。因而,“后哲学文化”从客观上又要求做它之关于“科学”的论述;3、“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以“后哲学”为其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它之论述的本身就是一篇有关“文化”的论述;4、“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一种以多元性为其特征的新文化,在以往真理观尽皆失去效用或者效用大减时,随着它之生成而出现的乃是一种新的真理观。因而,关于“后哲学文化”的论述,不可缺少的还有它之真理观的论述;5、“后哲学文化”是在“哲学的空场”以及“现代性危机”这样的困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作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无论是在它之关于哲学的原始的追溯中,还是在对于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的状况的考察与处理上,“后哲学文化”都表现为一种有关社会伦理的特色。因而,对于“后哲学文化”的论述,所不可少的还有它之关于现实方面的论述。
  面对“哲学的空场”以及“现代性危机”这样的世纪之问,罗蒂利用其实用主义的思想在整合了欧陆以及英美两大传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的解答。“哲学”在罗蒂这里恢复了它在创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属性,而它在实际生活中所施展为的“实践智慧”,在罗蒂看来,则将会是人们在思考并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最佳方案。因为,现代性的危机正来源于人们对于“实践智慧”的忽视——人们在对于“大写的哲学”以及过度的科学主义等等“理性神话”的追逐中,渐渐切断了自身与“实践智慧”的联系,而是转而信奉一些表现为超现实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基础主义的“知识”。因而,虽然在与宗教神学之蒙昧主义的斗争中,人们渐渐的感受到了来自这一信奉的甜头;然而,在此后的对于它的宗教狂热中,乃至猝然面临现实的冲击时,人们却又不得不开始质疑这一信奉。正像在对这一信奉开始的时候,人们质疑这一新的信条所批判的旧的信条一样。
  那么,同样建立在对于旧信条批判基础上的“后哲学文化”这一新的信条,便是值得信奉的吗?这才是对于“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所最应当做的研究。因为,新的教条的合法性的确立,与它对于旧的教条的批判之间并不具有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新的教条无疑还处在初创时期,它的有效性还是有待效验的。但是,应当提防的是,在评判“后哲学文化”这一新教条时,旧教条以其某种策略来干扰我们的立场。无疑,在影响我们的语言、行为以及思维习惯方面,旧教条更具优势。所以,应当于新旧教条的交锋中去看新教条的合理性。
  在对“后哲学文化”的攻讦以及“后哲学文化”自身所做的“申辩”中,我们发现,他们主要围绕“相对主义,还是实用主义”、“反基础主义,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以及“是否是学术商业主义”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争辩。虽则罗蒂的申辩并没有彻底消弭他与攻讦者之间的分歧,但是,他之申辩却使我们深化了对于他之“后哲学文化”的理解。
  “后哲学文化”倡导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文化环境。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来说,无疑是有其借鉴意义的。首先,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在此前的文化建设中,是否已然处在某种“大写的词汇”以及过度的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其次,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样一个资讯时代里,我们应当如何建设我们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处理与外来之“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无疑,“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能够使我们这样的思考;然而,“后哲学文化”以其还处在初创阶段,又使得它对于我们的积极意义还需要我们的“视域”的参与——我们的取用造就了“后哲学文化”的积极意义,我们的对于“后哲学文化”的取用也丰富和发展了“后哲学文化”。
外国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1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以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姿态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其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个人权利。个人权利作为核心贯穿于诺齐克国家学说及其整个政治哲学,是一种康德绝对道德律令式的道德限制,它并非是一种目的或理想,国家之建立和运行并不是以个人权利为目标,旨在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加强个人权利,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道德边际约束。也就是说,个人权利是一种对任一行为都行之有效的边际约束,从国家层面说,任何侵害到个人权利的行为,哪怕是以扩大个人权利为目的,都不能成为为侵害作辩解的借口。个人权利居于最根本的地位,根据个人权利,诺齐克扩展到他所说的支配性保护机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和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从来源、功能和价值取向上分别展示了他的自由至上主义观念。政治上的正义毋庸赘述,在社会经济领域诺齐克同样以个人权利彻底贯穿,用不寻常的方式反问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少余地,可以说他的理论是一种以权利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学,一种以权利为原则的社会正义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诺齐克的权利理论细致地梳理和分析来展开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为目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政府平衡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张力,简政放权的政策问题尽绵薄之力。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诺齐克权利理论进行研究:一、诺齐克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分别从其权利理论的思想渊源以及思想内核两方面阐述;二、国家的产生及其必要,通过肯定与否定两方面对诺齐克语境中国家的起源、功能及其合法性进行探析以了解其权利理论;三、国家的功能—作为边际约束的权利对“守夜人式国家”的论证,凭借罗尔斯与诺齐克正义观之争梳理出诺齐克权利理论;四、权利正义下的乌托邦,即通过诺齐克对自己所构建的国家可欲性的描绘,抓住其个人权利理想与价值取向的终点;五、对诺齐克权利理论进行评述,并希望通过对其理论的探析为改革中的中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启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弗洛姆人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弗洛姆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他的同道一样,一生都致力于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和人性的异化,都主张通过消除异化、复归人性的道路实现人的解放,并探究实现“人性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并以建立一个人道化的“健全的社会”为最终目标。他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并结合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精华,在此基础上,他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压迫人的自由和人性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为异化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人的外在领域,还存在于人的内部精神领域,因此,他提出了关于人性异化基本理论。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人性的有关理论,并且借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现象的分析,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矛盾、人性异化的原因及其表现、克服人性异化的途径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比,虽然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具有很重的唯心主义色彩,并且他所提出的关于克服人性异化的具体途径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他的人学思想理论(包括他的人性异化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等)都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借鉴作用。弗洛姆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并分析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漏洞和病症,对人的生存境遇和人性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的观察和分析,他敏锐地发现了存在于社会经济繁荣和物质的极大满足表象之后的人的价值观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弗洛姆把这种社会称之为“病态的社会”,把这种人称为“不健全的人”。在弗洛姆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正在走向堕落、走向沉沦。为了使人从精神的危机中摆脱出来,弗洛姆提出了自己关于“健全的社会”的构想,并为实现这一构想提供了一系列的途径,即弗洛姆的社会各领域“总体变革论”。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弗洛姆的“社会总体变革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大的漏洞,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弗洛姆的人学思想进行阐述,即弗洛姆人学思想的形成、弗洛姆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弗洛姆人学的评判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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