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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建设,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和完善的。在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组织内外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使得党内滋生特权思想、出现特权行为,这不仅影响了我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也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弱化了对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从而使得党内特权思想丛生、特权现象严重,这严重影响了党的发展。对于不正当的特权行为,我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的与之进行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党加强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加大法律规范建设力度,并通过党风廉政建设以及思想教育等多种措施,努力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与不正当特权的斗争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讨和分析并寻找更有利的方法措施。本文藉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反特权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达到推动反特权斗争的目的。
  本文内容构成如下:第一部分的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现状和研究的内容、方法、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的理论主要对特权以及反特权的相关理论予以分析总结,是本文基础理论部分。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对自改革开放39年以来的反特权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以反“干部特殊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初期反特权的理论与实践,涉及改革开放初期特权的表现、反特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探索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实践成效;以反“既得利益集团”为核心的市场化进程中反特权的理论与实践,涉及市场化进程中特权的表现、特权蔓延的原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思想发展实践探索以及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成效;以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为核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反特权的理论与实践,十八大以前特权的主要表现、反特权的紧迫性,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探索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成效。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一些思考,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反特权的基本经验:应该把加强党性教育作为反特权的重要基础,把制度建设作为反特权的根本途径,把从严治党作为反特权的关键举措。新时期反特权工作遇到的阻力主要在于社会中特权意识根深蒂固、反特权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和反特权执行力度不够。所以完善新时期反特权措施要从提升全社会反特权意识、完善反特权的制度建设和加大反特权执行力度等方面着手。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节逐渐为人熟知。中共成立后,十月革命节成为其宣传政治主张,组织群众运动的重要契机。每逢十月革命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都会通过举行庆祝大会、座谈会、出版纪念特刊著作、发表纪念社论文章、发散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来纪念十月革命,其中召开纪念大会、发动群众运动和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是主要的纪念方式。这些纪念活动规模由小变大,方式表现多样。在纪念过程中,十月革命纪念的社会功能得以彰显,表现在建构历史记忆、总结历史经验、强化政治动员、协调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其中,中苏关系与十月革命纪念密切相关。中共力图维护与苏联友好的国际关系,从而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建国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共通过纪念十月革命,合理表达政治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塑造出代表工农群众、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坚持民族大义、热爱和平的政党形象。
马克思主义理论 湖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问题,直接决定着中国革命能否走向成功。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武装斗争的一段重要时期,直接影响其后来整个武装斗争的走向,恰恰这一问题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忽略。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那一刻就已接纳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斗争之路,并将依靠革命军队推翻反动政权的主张写入了党的纲领。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之方向,主张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推翻中国的军阀政治,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和平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理念中,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主联合战线是武装斗争的重要依托,真正的革命军队是武装斗争的重要条件,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主联合战线,而且一直致力于国民革命军队的革命性塑造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宣传、组织和动员。事实也说明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与中共在这一时期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不无相关。
  虽然第一次国内革命最终因国民党叛变革命而归于失败,但大革命时期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探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为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共后来独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当然,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系统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很难全面准确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就导致中共早期在探索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一是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仅将其看作是工农兵最后一次总的联合大暴动,对武装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二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领导权是革命领导权的关键,从而没有积极争取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武装,以致于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之时,陷入被动,遭受了挫折,留下了深刻教训。大革命时期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及实践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军队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基尼系数高达0.529,位居最不公平国家行列。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的城市贫困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已经给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重重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救助理论,在汲取我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采取了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大大缓解了城市贫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到“共享发展”理念,城市社会救助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城市社会救助行为、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偏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城市居民众多,贫困人群生活质量低下,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依然脆弱,城市社会救助重生计轻发展的制度缺陷致使社会救助包容性缺失,救助效果差强人意。
  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理论前提,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社会救助方面包容性程度,以及遵行科学发展观,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以增强其包容性。力争立足学科前沿,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运用发展经济学、社会保障学、历史与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比较与国内比较相结合、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本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
  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增长的最新理念,它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贫富分化和显著不平等已经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下,由亚洲开发银行及相关国际组织倡导的最新增长理论。目前包容性增长理论已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思想,并嵌入到减贫的具体政策措施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社会救助项目,一方面由全民化向目标化发展,把社会救助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协调起来,提高了社会救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已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由选择模式向普遍模式发展,社会救助包容性特征日益增强。先进国家社会救助实践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更是制定社会政策必须秉承的价值取向,它所包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包容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也为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社会救助要想取得良好效应,就必须探寻贫困发生的机制,增强制度包容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贫困既有个人摆脱贫困的能力欠缺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有社会转型中的政策缺位政策不完善等原因。这就为社会救助政策干预找到了逻辑起点:即通过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发展成果,实现益贫式增长,另一方面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合,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提高社会服务的公平性,为整个经济社会有机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人力支撑和向好的人文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社会救助理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无暇顾及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重点建设的社保项目也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直到城市贫困充分显现,城市社会救助才真正进入决策视野。1997年提出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仍然停留在作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性认识层面。1999年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市社会救助政策的重新认识,并开始逐步完善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政策。随着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效率增长与社会不公平等突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同时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作出回应,分配原则也由此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受到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与全面,尤其注重对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这种全面且科学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集中表述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成为改善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窠臼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路径选择至少包括实施益贫式社会救助政策,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水平,消除物质贫困;遵循发展型社会救助原则,提升贫困者自救能力,消除能力贫困;秉承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实现权利包容和机会平等,消除权利贫困。城市贫困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甚至是个巨大进步。城市发展在于包容,而非排斥。包容性增长式城市社会救助的政策指向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增大劳动收入比例;提高城市社会救助的去商品化程度;现有城市社会救助政策要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多方力量参与治理贫困的格局,有效缓解城市贫困。唯此,才能切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中国第一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妇女问题的思想家。他将妇女解放纳入到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当中,分析了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探索了妇女解放的目标、任务、条件和途径,从而为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在行动上支持全国的妇女运动,亲自参加和指导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活动。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对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做一次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以及历史背景,包括资产阶级妇女观、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思想理论,以及当时中国妇女的悲惨状况等。
  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这两部分为文章的重点着重阐述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理论与实践,包括内容、内涵及特点包括妇女应该享有的参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权,以及对女性的特殊保护等;
  第四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探究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长安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个特殊的问题”,始终与党的事业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世纪新阶段,习近平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无论在任何时期,我党都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显得比较成熟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我们挽救民族危亡,凝聚民族力量,加强党、政权、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当前,研究党在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我们完善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是20世纪30、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形成的,在思想行动上接受与诠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并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在当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分别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国外而来。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较,他们抗日爱国热情高、来源面广、知识层次高、信仰多元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全民族抗战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抗日军队的需要等这些因素,依据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态度以及重要地位制定了积极可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尊重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这一系列科学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引导下,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理论宣传的主要力量、我党干部队伍的主要来源、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中流砥柱、边区科技建设的生力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不彻底,整风运动过度打击知识分子,在认识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偏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对我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创新与发展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突出作用,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要善于把握知识分子出现的新变化,坚持党管知识分子原则,加强思想改造,教育引导知识分子,合理使用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马克思主义理论 长安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以来,“左”倾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名词。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左”倾不仅有自身的思想和制度原因,而且还深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影响,两者共同作用,使得“左”倾思想不断蔓延,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乃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仍有“左”倾思想的存在。“左”倾思想的实质是主观违背客观,理论脱离实际,其基本特征是认识上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行动上盲目冒进,组织上独断专行。
  研究“左”倾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过程中出现过的历史事件,分析其表现形态和特点。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左”倾思想之所以存在和继续发展有社会原因、思想原因、制度原因和外部原因四个方面,并影响到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坚持实事求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注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和辩证的对待国外经验。这对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促进作用,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困难与机遇并存,客观理性分析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胡乔木作为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晚年又担任中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领导人,一生代党立言,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被邓小平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后来又担任邓小平的助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邓力群先生所说,胡乔木是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希望有人对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不仅对理解这个人物有意义,而且对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胡乔木当之无愧是党史研究和党史编纂的开拓者。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胡乔木党史实践和党史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这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本文在充分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系统掌握整个党史研究学术发展史的前提下,综合运用了文本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纵横比较法等方法,对建国以来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和实践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和研究,以深化对胡乔木本人和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并从其党史思想中得到借鉴和启示,从而切实推动当前的党史研究。
  本文主要有绪论、主要内容和参考文献等构成。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理论指导,起导引作用。第二部分是文章的核心内容。第三部分是文章的总结和升华,主要是特点、借鉴和现实启示。
  第一部分主要写建国以来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来源,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和老一辈革命家对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为胡乔木的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为建国以来胡乔木中共党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二部分是主要对建国以来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这一阶段党史研究的主要包括胡乔木整理、起草和编写的一系列党史论著,党史论著作为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是其党史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乔木除了自己对党史进行研究外,还亲自领导和参与了众多党史工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胡乔木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包括他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为我们今天的党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部分主要写建国以来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以及对建国以来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的历史评价,这个评价主要涉及对这一阶段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党史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以及其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启不,这一部分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法,将胡乔木的中共党史研究置于建国以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从而形成对其准确、科学的评价。
政治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地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晋绥边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较早成立的根据地之一,在对敌斗争中,积极地进行了经济、文化、政权和社会建设,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晋绥边区的根据地建设中,经济建设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不仅有着自己的特色,还为整个边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本文将以1937年到1945年的晋绥边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研究边区在开展经济建设时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策和主要实践内容,同时揭示晋绥边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意义。全文共分为七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部分,分别从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等方面对这个选题的可行性进行说明。
  第二章:介绍了晋绥边区开展经济建设的背景,分别从晋绥边区的成立、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做了详细的介绍。
  第三章:论述了减租减息运动在晋绥边区的开展。首先介绍了在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前晋绥边区土地租地概况。其次将减租减息运动的整个过程分为试点、初步展开、全面展开和总结扫尾阶段,对各一个阶段的政策做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对减租减息运动对各个阶级以及整个晋绥边区的影响做了分析。
  第四章:主要研究了晋绥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介绍了运动的背景,从6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大生产运动开展的过程以及效果。
  第五章:金融和贸易工作是晋绥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分两个部分对边区金融和贸易工作的政策和实践做了探析。
  第六章:主要研究了晋绥边区的财政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财政工作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保证了财政工作的顺利展开。
  第七章:是对晋绥边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意义的剖析。边区的经济建设,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边区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也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华北人民政府,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是“共和国的雏形”,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准中央政权的成功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以及政权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不管是从组织构架上,还是制度规定上,都充分的发挥了它的先导作用。华北人民政府从诞生到结束,历经13个月,其存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程上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它具备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特有的职能,促使局部根据地政权规章、制度的逐渐统一与不断规范,明确了党政关系,初步形成了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为其顺利过渡为全国性政权在政治制度方面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史上写下了璀璨的一笔。
  本文通过研究与分析华北人民政府建立的历史背景,即分别从军事、政治以及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来证明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必然性;然后,详细阐述和探讨华北人民政府政权建设的各个事项及具体内容,即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建立后的基本任务以及建立多党派政治协商制度、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华北人民政府政权建设的关键所在,为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奠定了基础;最后总结出华北人民政府的政权建设的意义与贡献,它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经济、文教和法治等方面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作者希望能借这篇论文,对华北人民政府的政权建设这段历史,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并希望勾起人们对这段烽火岁月、光辉历史的回忆,也希望能引起现代人们对历史更多的关注。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建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接纳吸收和选择建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地位确立的历史开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着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革命理论形态传入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五四运动中表露出的穷凶极恶与工人阶级凸显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潜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决定着,既能抵制旧中国传统势力、又能反对当前西方侵略统治的马克思主义不应仅停留于学理讨论中,而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知识子用来武装国民思想、改变中国命运的现实选择。
  建党时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创办革命刊物、翻译经典著作、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同时又担负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侵略,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展开论战,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在理论宣传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首先实现了自身的转变,由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工人阶级受到理论灌输,也实现了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由“自在阶级”转变成了“自为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开端,同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建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又是寓于现实革命斗争环境之中,理论宣传为革命实践指明正确道路和方向,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创新理论宣传的内容和方式,这为当前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共党史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兵是部队发展壮大的未来,是军队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新兵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军队内部的稳定,更关系着国家的和谐发展。而中央苏区时期,党对新兵教育工作,倍加重视。在革命形势和军队内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弥漫以及新兵成分的复杂性及个体差异性的共同作用下,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对新兵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以便新兵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成长为能适应战争需要,革命信仰坚定、军事文化素养较高、与作战能力强的新型人民军队队伍。
  本文立足于中央苏区新兵教育的教育实践,旨在挖掘出能契合当今部队新兵教育的经验借鉴。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引言,着重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分析中央苏区开展新兵教育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介绍中央苏区新兵教育的教育内容,即以革命形势和任务教育、军民关系教育、红军常识教育、政治常识教育和纪律教育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识字运动为中心和群众性的文体娱乐活动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教育;军事理论学习和战术技能训练两者兼具的军事教育,通过回顾这三位一体的新兵教育内容,了解到党对新兵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及时效性。第四部分,阐述中央苏区新兵教育的途径,通过史实论述中央苏区新兵教育采取的常规性教育、个别教育、实时教育、文体教育这四种教育实践,得出新兵教育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时效性的论证。第五部分,系统地分析中央苏区新兵教育的特点;第六部分,总结中央苏区新兵教育的历史实效性,以及其存在的不足和在新形势下的现实启示。
中共党史 聊城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廉政建设方面,巡视工作像一把利剑一样,遏制了党内的不正之风,肃清了党内的各种隐患,围绕党风廉政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巡视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再次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建设,而巡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大法宝。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有利于我们掌握巡视制度的产生根源、运行机理和经验教训,从而为新形势下如何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创新巡视工作方法,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指导和历史依据。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参考、史论结合、个案分析等方法,试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运行机理、功能赋予及经验反思四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工作进行全面而细致地探讨。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首先阐述了巡视制度历史渊源和创立背景,然后详细的介绍了巡视工作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二章论述了党内巡视制度的运行机理,主要内容包括巡视员的具体任务和工作方法,巡视员的选拔条件、职权和纪律等,并且以安徽省为个案具体分析巡视制度的运行机理;第三章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功能赋予。巡视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顿了党风党纪,恢复了党的绝对领导,并且在发展地方党组织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通过巡视制度,党中央的指示能够顺利地到达基层,能够把各地的党组织紧紧得团结在一起,为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章从发展角度分析了党内巡视制度的经验反思,主要经验为根据环境变化对制度架构做出适应性调整、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制度和科学的制度体系、必须确立巡视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和要实行制度要素的有效衔接和协调。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地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1932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能屹立不倒并取得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则保证了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如今加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进行研究论述。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面临的历史背景,主要从必要性和迫切性两个方面入手论述。一方面,党的革命路线的重大变化,即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领导方式等方面的工作都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党必须围绕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农村这个大背景下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来实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立三路线”错误的指导以及张国焘错误的“肃反”运动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带来了很大的破坏,给党的建设带来许多危害,这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纠正错误的路线,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即思想上用马列主义统一思想:加强马列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工作。组织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员队伍;加强支部建设,提高凝聚力;积极培养干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上:注重党对苏维埃政权领导和建设;加强对根据地周边地区的领导工作;加强党对群众团体的建设和领导。在作风上:强调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克服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党的建设:成立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机构;在部队中建立党代表,政治委员工作制度;建立政治工作机关与制度,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等等。
  第三部分总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与启示。总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建设的经验,注重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经验的研究可以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启示: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实事求是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强本固基,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以作风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中共党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核心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了谨行慎思的探索。纵观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一个通过结合国情、世情、党情不断丰富的发展和创新过程。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早在马克思时期就已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否则,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确定的方向,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然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变得确定不一,并不是最终目的那里出了问题,而是在如何实现最终目的这里出了麻烦。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在落后国家首先确立的,这就在客观上把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时间大大的拉长了,使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质和意义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除了有最终答案之外,在不同历史阶段,在与不同策略模式相联系时,还应有各个时期的具体答案。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总结性的理论概括,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揭示出来的。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既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般性,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殊性。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他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了手段和目标层次上,突出了利用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判断。
  江泽民执政时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一判断,表明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科学的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物质建设推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层面,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新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胡锦涛在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呈现的突出问题,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样一来,胡锦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层面,把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走势,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又进行了新的科学判断,他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论断是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基础上,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拓展到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科学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根本特征,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的建构方向。这一论断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贡献和新发展,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个伴随社会主义发展始终的重大问题,人类在实践中总是不断地探索真理、发现真理、认识真理,但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这就告诉我们,要继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大胆地探索、实践和创新,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只有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辩证统一认识的科学路径,才能科学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更好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太原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游民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游离势力其本身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曾联络游民帮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了游民这一广泛存在的阶层,通过理论思考和实践调查,认为游民主要是来源于失业破产的劳动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革命政策将其引为革命的力量。
  文章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在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意义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说明;对游民问题特别是党的游民政策、策略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说明,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概括出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文章的正文部分,第一个方面对游民进行释义,综合毛泽东、瞿秋白等党的领导人对于游民的认识,本文认为游民是失业破产者,从事正当或不正当的职业,脱离于社会秩序之外者。第二个方面主要论述游民阶层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民破产失地、工商业萎缩大量失业人员产生、自然灾害频发产生大量灾民、军事战乱不断散兵游勇充斥社会、科举废除部分读书人沦为高等流氓。第三个方面探讨中共游民政策的形成,主要从理论、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理论来源:马克思等革命导师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辩证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熏陶;现实原因:游民对于农村土地革命的影响、游民在工人运动中摇摆不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内存在严重游民意识、游民对于党的建设的影响。第四个方面对党的游民政策进行解读,探讨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等革命领导人对于争取改造游民做出的设想。党在土地革命阶段对游民所采取了:团结争取、组织领导、整肃改造的政策。对党的游民政策的实施措施进行分析:思想教育改造游民意识、劳动改造解决游民生计问题、舆论宣传引导游民、统战工作团结游民。第五个方面对党的游民政策进行评价,探讨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探讨党的游民政策的特点: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结合党的游民政策探究现实启示: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是游民政策成功的关键、党的领导是游民政策正确制定实施的有力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统一战线是团结游民的有效方法。第三个部分是结语,总结全文,对党的游民政策进行总结概括。
中共党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它的实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与稳健发展,进而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带来了中国整体国力的迅速提升。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回顾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过程,总结其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人事上的平反、思想上的解放、政策上的开放等方面的积极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提供一定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因为经济、历史、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小岗村农民进行初步艰辛改革尝试,取得显著的成效。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舆论对其认识产生了分歧,有反对,也有支持。党和政府内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也同样存在分歧,反对的要求继续发展人民公社的体制,支持的则为了农民的大胆改革撑起腰杆。
  党和政府内部的争论,带来了政策的改变,为农业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还存在转变不足的地方,让农业改革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中央农业方针的转变,为部分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及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依据,让地方农业取得骄人的成绩。
  随着农业改革的发展,社会舆论已经转为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支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央也逐步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地位。从此,中国的农业取得飞速发展。这标志着改革在农村率先取得成功,为以后的全面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过程,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制度设计应当以人为本,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衡量制度优劣应当以实践为标准,以事实为依据;推进制度创新的动力往往来自于民间,领导者应当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推进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能搞强制,应当允许等待和观望,最终用事实说服人;也不能搞一刀切,应当允许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太原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说起标语口号,人们并不陌生,尤其是生活在中国的公民,更是耳熟能详。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伴随着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标语口号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运用广泛、且简便易行的宣传教育形式,是综合了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信息载体。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同时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团结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力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各个阶层的人民进行抗战斗争,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商人以及各党派人士和海外侨胞们,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被驱赶出国门,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使用标语口号这一宣传工具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共争取了力量,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标语口号宣传进行了概念论述,在此基础上详细阐释了抗战期间标语口号宣传工作的内容,并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标语口号宣传的特点与功能,形成了对标语口号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若干规律性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标语口号宣传发展趋于成熟的重要阶段,通过研究该阶段的口号宣传工作,可为新时期的口号宣传工作提供实质性的参考,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实现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筑“中国梦”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以下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原因及意义,通过分析标语口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对标语口号的概念、特征以及功能分别进行阐述,并分析了标语口号宣传的本质以及标语口号与宣传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标语口号宣传的特点及功能。第三部分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划分为政治类标语口号、经济类标语口号、文化思想类标语口号三部分内容,并结合抗战资料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阐述了抗战期间中共标语口号宣传的特点以及功能。第四部分通过对中共标语口号宣传工作的优势性及局限性进行分析,从内容以及形式上对新时期的标语口号宣传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在各个时期宣传工作在我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年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通过宣传工作来武装全党、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在当今时代,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发挥理论宣传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文首先阐述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内涵、特点,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内涵、特点、功能。其次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历史进程,大体分为开端阶段,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推进阶段,即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创新发展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再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包括宣传工作的任务、即对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对外与反革命宣传作坚决斗争。宣传工作的原则即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群众性原则;宣传工作的对象,即对对群众的宣传、对我军的宣传、对敌军的宣传;宣传的方法,即广泛宣传的方法、树立典型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最后,总结了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对于当今时代我党宣传工作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陕北的约13年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不断加强理论、法制建设、思想教育、民主监督机制等方面的探索。通过干部引领、领导垂范,从严治党等方式炼造出一支艰苦奋斗、以身作则、杜绝贪腐的成熟政党,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革命的胜利的必胜决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廉政建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条例,提高了行政执法水平,使党在廉政建设探索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延安时期的背景进行探讨,阐述了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一系列具体举措与所取成效,较为系统的总结了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对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启示。力图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和开展廉政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前言,主要是说明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还有论文的结构、创新与不足之处及研究方法,并且对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
  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了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依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自然条件、军事政治条件还是财政经济条件上都处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另外,中国共产党因长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影响,党员队伍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结合马列主义廉政思想,开展廉政建设,才能发展经济、统一思想、赢得民心。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廉政建设理论的探索。本章节重点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廉政建设理论的过程以及所探索的理论内容,从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性修养、坚持调查研究的方面论述了廉政建设的理论内容。
  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实践举措和实施后所取得的成效。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理论不断完善并逐步成熟的时期,是我们党取得一定成效的时期。延安时期为了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条例,采取了一系列廉政举措,完善了党的廉政法律条例、加强了党的思想教育、增强了党内外的民主监督、营造了良好的廉政氛围,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同时也指出了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
  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对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启示。从法制建设、思想教育、民主监督、党员干部垂范以及从严治党等方面为新时期廉政建设以及反腐倡廉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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