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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和早期革命斗争中居功至伟,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建树颇丰。他无论是就职中央领导岗位,还是地方或部门领导岗位,亦或是在个人身处困境的情况下,都始终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对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探究和梳理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无论是对深化蔡和森思想生平研究,还是对拓展党的建设理论及党建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蔡和森从事党的建设的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风云激荡。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取得胜利。在国内,中国无产阶级经由五四运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成为中国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她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展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反动势力展开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坚决斗争。在独特的湖湘文化的滋润下,在湖湘英豪事迹的激励下,在母亲的教育感染下,蔡和森立志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不懈探索,开始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建设的理论创造和斗争实践。
  蔡和森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成就和实践贡献是十分丰富的。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就倡导组建了新民学会,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其中,在斗争中接触马列主义。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他“猛看猛译”,比较研究了各种主义,成为“极端马克思派”。在考察各国革命道路之后,他首先提出中国要建立共产党,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并系统的阐释了建党的理论和原则。他先后三次组织领导留法学生运动,推动了旅欧中共支部的组建。在主编《向导》期间,蔡和森始终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争取革命领导权,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农。蔡和森还开创了党史研究先河,他总结了党早期领导革命的经验,评述了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剖析了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蔡和森的党建思想和实践直接影响着党的早期建设。蔡和森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和帮助了一大批先进青年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他主编的《向导》,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舆论导向,有效促进了党的政策宣传和落实;他还以实际行动促进了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形成。尽管蔡和森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但他的党建思想和实践仍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深化了对执政党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巡视制度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手段,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到目前为止,中央巡视已开展十一轮,发现大批有价值的问题线索,对纯洁党内作风,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起到重要作用。新时期,巡视制度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巡视制度的探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对完善现行党内巡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方法、重点解决的问题和主要创新点等。第二部分对巡视制度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分别对中国古代巡视制度、中国近代巡视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的建立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最后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的理论渊源及发展。第三部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建立发展及作用地位进行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建立发展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巡视制度的内容也在实践运用中得到充实完善。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施行对指导地方工农运动开展,指导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改组工作,壮大党组织的力量,补充党员干部队伍,解决党内纠纷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稳固的领导基础和群众基础。第四部分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重要启示。巡视制度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是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在实践运用中不断创新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明确巡视新定位、修订新的巡视工作条例、规范巡视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创新巡视方式方法、强化巡视成果运用等,标志着党内巡视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但从巡视实践看,巡视制度还存在可丰富和完善的地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进一步完善党内巡视制度。
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建设,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和完善的。在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组织内外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使得党内滋生特权思想、出现特权行为,这不仅影响了我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也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弱化了对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从而使得党内特权思想丛生、特权现象严重,这严重影响了党的发展。对于不正当的特权行为,我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的与之进行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党加强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加大法律规范建设力度,并通过党风廉政建设以及思想教育等多种措施,努力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与不正当特权的斗争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讨和分析并寻找更有利的方法措施。本文藉此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反特权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达到推动反特权斗争的目的。
  本文内容构成如下:第一部分的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现状和研究的内容、方法、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的理论主要对特权以及反特权的相关理论予以分析总结,是本文基础理论部分。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对自改革开放39年以来的反特权工作进行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以反“干部特殊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初期反特权的理论与实践,涉及改革开放初期特权的表现、反特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探索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实践成效;以反“既得利益集团”为核心的市场化进程中反特权的理论与实践,涉及市场化进程中特权的表现、特权蔓延的原因,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思想发展实践探索以及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成效;以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为核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反特权的理论与实践,十八大以前特权的主要表现、反特权的紧迫性,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探索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成效。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特权的一些思考,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反特权的基本经验:应该把加强党性教育作为反特权的重要基础,把制度建设作为反特权的根本途径,把从严治党作为反特权的关键举措。新时期反特权工作遇到的阻力主要在于社会中特权意识根深蒂固、反特权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和反特权执行力度不够。所以完善新时期反特权措施要从提升全社会反特权意识、完善反特权的制度建设和加大反特权执行力度等方面着手。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陋俗文化形成于几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产物。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陋俗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直接导致农民群众备受陋俗文化束缚和压迫,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盲从迷信等色彩和倾向。民主革命时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众浓重的陋俗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思想意识上的最大敌人。如不肃清陋俗文化,党就成为农民的党,革命就不会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革命就会变为农民革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得不到贯彻落实,革命目标就不能实现,最终也就归于失败。如何才能在陋俗文化遍布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农村,宣传组织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思想文化革命,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肃清农民群众中的陋俗文化,使之认同并接受革命理论、积极参加革命的红线和主线。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现实,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从走俄国式革命之路到找到了自己的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积极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局部执政的实践尝试。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面对赣南、闽西地处封闭落后的山区,封建陋俗文化异常强大,陋俗文化充斥整个地区,农民群众身上尽是陋俗文化身影的现实,为克服党员干部、农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陋俗文化,改变他们对革命的盲从暧昧、冷漠甚至敌视,使之真正认同接受革命,并以高昂的斗志和亢奋的精神投身革命,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深入系统的反陋俗文化,极大地肃清了陋俗文化,建成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革命阶级觉悟、建立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发展了苏维埃政权、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论文由绪论和五章内容及结语构成。
  绪论主要就选题的依据及意义,阐述为什么研究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及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就研究的学术梳理和述评、思路和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不足进行阐述,介绍研究的相关情况。
  第一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相关概念界定。简单回顾了苏区和中央苏区的相关问题,主要阐述了陋俗文化的涵义、性质和危害,为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背景与原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等四个方面阐述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基于此阐述了中央苏区反陋文化的思想现实动因,主要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反陋俗文化的不彻底和局限性、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开展的历史必然、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先进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需要、培养和造就工农革命主力军和生力军的需要、建设坚定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的需要五个方面。
  第三章是陋俗文化在中央苏区的现实表现和影响。陋俗文化充斥整个中央苏区,具体包括: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交织,宗教迷信和宗族家族陋习,落后愚昧生活和“黄赌毒”陋俗,封建婚姻和限制妇女陋习等,严重阻碍制约中央苏区革命发展。并重点从出身于旧社会的党员干部小农思想意识强烈、脱胎于旧中国的革命政权未能摆脱封建政权的阴影、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成为笼罩革命的“两个错误倾向”、宗族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革命大公无私无畏精神、陋俗文化是王明“左”倾错误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封建陋俗陋习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表现和影响。
  第四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重大举措。这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着重从立足文化知识教育、狠抓革命理论教育、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围绕妇女革命动员、着眼革命宣传教育方式、紧抓公共卫生宣传普及和毛泽东等杰出共产党人反陋俗文化的实践等七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途径方法,构建了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科学体系。
  第五章是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研究历史重要的是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重要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三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反陋俗文化建成先进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验证了革命没有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是不可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胜法宝、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等阐述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历史经验。对当前肃清陋俗文化残余具有重要启示,主要包括:肃清陋俗文化残余必须以科学理论指导为根本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和关键、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着力点和增长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为重要环节、以创新宣传教育媒介载体为必然选择。
  结语对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研究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指出反陋俗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任道重远的艰巨任务。
  新时期新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央苏区开始反陋俗文化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着手,从战略上进行全新的构思和设计,以此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探索,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肃清陋俗文化残余推向新的高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中切实肃清陋俗文化。
中共党史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全盛时期总计26个县级政权,拥有约350万人口,主力红军达4.5万余人。由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红色区域组成,该区苏维埃政权从1929年12月鄂豫边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到1934年11月鄂豫皖边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基本终止的这五年时间内,颁布了不少法律,确定了相关的司法机关,形成了一套有当地特色的司法制度体系,在法制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学界关于专门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论著尚未得见,相关的研究成果,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的专著中设专章或专节粗线条、定性式的从宏观层面研究法制建设;二是研究具体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职能;三是较为集中地研究根据地的土地法、婚姻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的内容与历史作用;四是研究董必武和张国焘等人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关系。总体上研究太过分散、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较为局限,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研究缺乏专门性和系统性。本文通过大量搜集和整理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法律文献,并对所占有的史料按照当今法律体系进行了时间线和类别上梳理,在借鉴和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的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客观真实的呈现了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基本情况,科学划分了具体发展阶段,从立法机关和各部门法角度全面介绍了根据地立法情况和法制效用,总结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特点和经验教训,弥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专门研究上的一些空白。
  全文总共五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框架和方法、基本概念、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主要从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历程两个方面来论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概况,该章节客观真实地呈现根据地法制史全貌,具体划分了萌芽初创、蓬勃发展、坎坷挫折三个发展阶段;第三章是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立法机关和主要立法的研究,立法机关有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其下设行政部门、中共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三类。主要立法分为国家性质的法律、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逐一分析其法制建设实施和执行的情况;第四章研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与司法制度,详细介绍了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革命军事法庭、赤色民警队、政治保卫局的组织架构和主要职能,并以检察、审判、监狱为代表分析了根据地的司法制度;第五章总结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特点、经验、教训与启示。
  通过梳理和分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情况,归纳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具有浓厚法制基础、鲜明阶级性、广泛民主性的特点,分析出根据地法制建设在机构设置不合理、法律内容缺乏系统性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三大主要不足和教训,总结出法制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实现立法科学化,加强监督机制保障执法规范化,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法制进程,在全社会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法制环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而这一时期成熟的党建理论最终形成离不开早期党的理论家和革命家的集体贡献。瞿秋白作为早期党的领导人,既参与了早期党纲的起草、组织建设的谋划,又领导了党的革命斗争工作,对于建党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建工作有着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瞿秋白的党建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民主有益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理论等营养基础上而形成的中国化的党建理论。传统儒家文化强调文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舍生取义”的执着理念,宣扬的民本思想,常州今文经学派的求实进取精神,为瞿秋白的党建思想涵养了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近代西方民主有益思想观念激发了瞿秋白党建思想的理论火花;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以及列宁的党建思想为瞿秋白的党建思想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实践范本,为瞿秋白的党建思想搭起了最一般的理论架构。
  瞿秋白的党建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理论译介、宣传发展和实践贯彻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作为旅俄记者,瞿秋白翻译、报道俄共(布)或共产国际的会议文件,涉及俄共(布)党建的基本方面,这是瞿秋白对列宁党建理论的翻译介绍时期。回国至八七会议期间,瞿秋白继续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党建思想的文章著作,并切实地参与了党的工会运动的宣传,这段时期瞿秋白开始逐步形成自己关于中共党建工作的理论思考。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瞿秋白实际指导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创造性地阐释了民主集中的原则,积极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使党建思想由理论层面落实到行动层面,这是瞿秋白的党建思想的实践创新时期。
  瞿秋白的党建思想内容是丰富的,是有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的。在继承列宁关于党的性质最一般的理论阐述基础上,瞿秋白着重强调了党的组织中心地位体现在党对于赤色工会的领导,并阐述了党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要从平民独裁制阶段渐进于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每个阶段的党的具体纲领,逐渐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展现党的革命先进性。在革命过程中要形成对群众的领导,党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并坚决同各种非科学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在此基础上,党需要加强组织建设。一方面要努力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原则,以集体领导和铁的纪律改变党内家长制作风和极端民主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阶级根柢,吸纳发展产业工人。为了保证革命胜利,凝聚革命力量,党必须要正确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避免走向轻视群众和盲从群众的两个极端,要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和革命领导工作。同时,党在革命中要运用好党内批评的武器,不能“讳疾忌医”,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批评,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党的进步。
  总之,瞿秋白的党建思想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党建思想的最终形成在思想、组织、作风等层面作出了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对于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发扬民主作风和不断走群众路线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传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对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及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另外,人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概念混淆,其实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在内涵、政治色彩、所采取的方式及获得的效果等方面存在许多异同。由政治宣传转变为政治传播,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的态度,还应拥有诚恳的表达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背景,根据不同时段政治背景的变化,尤其国内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政治传播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优秀的政治传播能力,这种传播能力不仅体现在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广纳优秀人才,统一党内思想上,还体现在对国统区及国际人士进行有效的政治传播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对自身政治传播能力的不断培养,一步步地进行政治传播活动。
  通过整理及分析,总结了一套相对清晰的政治传播体系。根据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党外及国际范围内分别采取不同的传播机制,通过多种政治传播途径传播政治内容,将政治思想传播给受众,最终取得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
  总的来说,通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最终对解放区、国统区及沦陷区、世界其他国家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统一了解放区全党的思想意识,也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在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获得了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另外,它在揭露国民党政府真实面目的同时,激起国统区及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推动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它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我们的成功经验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些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提供启示。在注意政治传播的规律的基础上,创新政治传播方式,使政治传播的内容符合时代要求,在不断提高与发展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政治做出更高效的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局面。习近平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全面实施。这一重大决定和部署,彰显了宪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为了准确把握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对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宪法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宪法思想是其整个宪法思想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思想基础,推动了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研究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对于新时期进一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总体论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剖析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界定建国初期、宪法思想、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内涵;其次,从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两大方面深入分析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形成条件;最后,从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梳理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发展历程。第三章系统阐述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宪法思想的内容主要有宪法至上思想、科学制宪思想、民主制度思想、权力制约思想和保障人权思想,从中突出体现出阶级性、实践性、时代性三个基本特征。第四章总结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的价值和启示。建国初期毛泽东宪法思想影响深远:在理论价值上,它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中国化,丰富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内容,奠定新中国宪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价值上,它开创我国法制建设的新局面,推动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实现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初步探索;在现实启示上,它启发我们要立足国情、与时俱进地进行法治建设,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开展了十八大以后,为了响应广大人民的号召,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人民群众都开始严格去遵守与执行对党的管理、管制。切实做到无论是从党员自身内部的想法、态度,还是外部的纪律、做法都受到严格的整治。对党的建设重新出发,发展最优秀的党员。对于习近平的重要理念不单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进行了创造,他还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着指示的作用。
  我们分别来介绍本文的三个组成成分。
  首先,研究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更加注重对想法态度的管理。这一观点的形成主要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理念思想作为支撑,然后再将其与现实社会现在所具有的特点、最新的国家状况、新时期党情的变化等联系起来。
  第二部分,阐述十八大以来党加强思想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内容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三大教育活动为依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思想理论队伍为基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制度治党为契合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第三部分,论述十八大以来党加强思想建设研究的现实意义。意义主要包括:有利于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引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利于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有利于保障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到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成败与兴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在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上继往开来,进一步深化对新形势、新背景、新要求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率领全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举措连连,新风扑面,为党在今后的作风建设发展中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进行研究论述。
  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十八大以来党加强作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党加强作风建设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该部分主要是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理论,并且回顾各个时期党在作风建设工作中的成功经验,来总结分析十八大以来党加强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十八大以来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通过党的新论述、新举措以及解决重点问题等方面进行。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党和国家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丰富和创新地提出多项作风建设的新理论:打铁还需自身硬、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同时在作风建设上也以身作则,新举连连:“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等,都从理论和实践上,表明了党要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魄力。在这一系列举措中,将重点论述党的整治重点和目的就在于要解决“四风”问题。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十八大以来党加强作风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理论,而且为当前与未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实践意义上,从作风建设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带动形成良好的政风、社风等方面进行论述。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时期,也正是湖南近代思想史上,思想碰撞激烈、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郭亮、李立三、刘少奇、李达、蔡畅、李维汉、谢觉哉、夏曦、易礼容、夏明翰、蒋先云等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生于斯、长于斯,与湖南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近代湖南社会发展的互动研究,正是基于此而开展深入探讨。
  文章由导论部分和六章构成,其中在导论部分说明了文章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文章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第一章是湖南近代的社会变迁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主要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第二章是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与活动的分析,具体又包括对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和构成的分析、团体和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走向分化的分析。第三章是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参与的分析,主要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参与、对湖南教育变革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参与、对民风与民俗转变的参与等。第四章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参与,主要包括建立文化书社,创办自修大学等。第五章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政治参与,具体又包括参与反帝爱国运动、参与湖南“驱张运动”、加入“湖南自治”运动、参与中共党组织的建立等。第六章是对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湖南社会变迁的反思。
  湖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风起云涌的省份,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核心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几乎尝试了民国初年那些有影响力的主张,包括新村主义、废督裁兵、教育救国、无政府主义,参与了驱张运动、湖南自治等民国初年的政治运动。一部分人甚至走出国门,留法、留俄勤工俭学,有的还到东南亚等地开展教育活动,以教育为手段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目标,毛泽东、蔡和森等先进份子则直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对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对于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湖南社会发展变迁的互动研究,既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分合、产生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机遇、从事的活动与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也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湖南社会的发展互动进行深入宏观上的阐述与微观上的解读,做出透彻和全方位的分析,还原其更加微观而具体的历史面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湖南早期党的历史,还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对于湖南近代史的研究。
中共党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与需要,决定撤销武汉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成立。由于当时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秘密设于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南方局自成立之日起,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充分发挥着党在国统区的核心领导作用。
  青年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更是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在国破家亡、山河不保的民族危机刺激下,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认识到形势复杂的国统区青年所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和舆论导向,调动青年的积极性,团结广大青年,在国统区建立了较为广泛的青年统一战线,为国统区党的事业的顺利开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青年宣传工作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一方面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普遍地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开展青年宣传工作的时候,始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善于发现并准确把握青年的特点,注重宣传的方式方法。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党员和进步分子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言传身教,身先示范,以实际行动宣传鼓舞了很多人。
  目前,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初步系统研究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广大学者对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关注和重视,并且对新时期进一步做好青年宣传工作和高校大学生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共南方局的青年宣传工作进行了初步系统的探究。
  第一部分,分析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开展青年宣传工作的历史背景。在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抗日高潮兴起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国民党加紧对进步青年的控制与迫害:破坏进步青年组织,禁止进步青年运动,加紧迫害进步青年,方法层出不穷,此外还加强思想控制,钳制进步思想,给中国共产党对广大青年的宣传和领导带来极大的干扰和破坏;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南方局正确认识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及国民党对青年思想控制的恶劣影响,重视对青年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国统区的青年宣传工作。
  第二部分,通过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归纳总结了中共南方局对青年开展宣传工作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以皖南事变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将南方局的青年宣传工作分为三个阶段。1939年1月南方局成立至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为第一阶段。1941年1月6日到1943年底的三年时间为第二阶段。1944年初至抗战胜利为第三阶段。抗战时期南方局的青年宣传工作内容丰富且针对性极强。团结抗战政策,是贯穿抗战时期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全过程的重要内容。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大力宣传“三勤”方针,指导国统区青年在民主革命低潮中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1944年起,南方局开始宣传知识青年下乡主张,动员青年奔赴农村和解放区;宣传民主团结方针,推动了青年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三部分,归纳了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其取得的成效。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宣传工作别具一格:宣传方式灵活多样,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宣传对象以青年学生为主,兼顾各方青年;宣传内容针对性强,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宣传工具坚强有力,党媒发挥核心作用。抗战时期南方局的青年宣传工作成效显著,建立和巩固了青年统一战线,营造了国统区良好的抗战氛围;保存并发展了青年力量,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培养和锻炼了青年干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后备力量。
  第四部分,总结了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当代青年宣传工作的重要启示。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准确把握青年群体的动态特点是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是青年宣传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途径;党的正确领导是青年宣传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给当代青年宣传工作以重要的启示:青年宣传工作是一项常抓常新的工作,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对青年宣传工作予以高度的重视。坚守宣传阵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教育、服务青年,适应青年的特点需求;注重发挥青年党员在青年宣传工作中的模范作用。总结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党对青年的宣传引导;有助于为党和民族的事业提供人才准备,有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永恒追求和奋斗目标。建国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民主生活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探索,但是早在近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于民主的追求与探索。恽代英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接受、宣传民主主义的先锋,他的民主思想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者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者。最终,恽代英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对比五四时期其他的先进知识分子,恽代英民主思想具有先进性、典型性的特点。通过梳理五四前后恽代英的民主思想及其转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借鉴意义。
  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恽代英也不例外。结合近代中国这一纷乱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恽代英的民主思想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救国愿望,在时代的映衬下显得闪闪发光。这不仅仅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发挥。以五四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恽代英在这段时期是如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支持者逐步跨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变成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民主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外交全面失败使恽代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而同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却让恽代英看到了希望。恽代英开始逐渐树立无产阶级民主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恽代英在友人的帮助下接受了它。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恽代英原来的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救中国的模糊认识逐渐清晰了起来,他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此,我们可以说恽代英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转变。
  恽代英的民主思想在五四前后是继承性与阶段性的辩正统一。五四后期,他摒弃了早年的种种偏见,坚定意志,终于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建设进程的领路人,搭建起一座从旧民主主义迈向新民民主主义的桥梁,创造了民主建设的新起点。历史是无声的,但她却是有生命的,沉睡在书中的记录在经过后人的整理与分析后可以帮助我们重现一百年前历史风雨中那一个个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鲜活生命。我们以五四时期为线索,串起一段段残存在书里行间的只言片语,目的不仅仅是厘清恽代英民主思想的脉络,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恽代英五四前后民主思想转变的过程,来找出隐于史实后的进步真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更好地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进程服务。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是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也是首个抗日民主政权,曾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1937年11月初创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直特别重视政权建设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建立各抗日阶级联合的政权,并以“三三”制为组织原则,增强代表的广泛性;它改革国民党旧政权,健全代议机关和政府机构,完善选举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注重政府的廉洁建设,树立了优良新风,从而改革和完善了地方各级政权建设;它坚持抗日民主的教育阵地,培养了大批抗战建国人才,并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权既运用和发展了苏区工农民主政权理论,又对其进行了开拓和创新,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今天我们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治国,加强廉政建设,不断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东北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在各个革命和建设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积累了众多优秀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当前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人的思想观念变化巨大,发展诉求愈加强烈,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标准都在持续更新,新的形势和任务促进新的廉政文化的产生,要求进一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避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不良思想的侵蚀,警惕“物必先腐之,而后虫生之”的危害,是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在新时期面对的新挑战。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史上成效显著的阶段,这一时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都日趋成熟,廉政文化建设功不可没。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的、残酷的斗争中,提高了对自身的要求,朝着建立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的政府而不懈努力,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激发起各阶层人士的奋斗热情,积极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形成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与此分不开,对这一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开展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依据详实的史料,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基本实践,以廉政思想、制度和行为三个角度为主线,对这一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进行系统阐释。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使得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形成了勤政廉洁和艰苦奋斗的社会风气,推进了法制化进程,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与此同时,身处物资匮乏的战争环境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萌芽阶段的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不免存在工作路径不清,理论研究不足,规章制度不健全,宣传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针对现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将能够继承并发展的古为今用,将实践证明了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摒弃,对我国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归纳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局限性,而后提炼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对现实的启示。具体体现在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提升廉政文化的引领力;通过加强廉政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设,提升廉政文化的保障力;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和纪检监察部门队伍的建设,提升廉政文化的执行力;通过加强载体建设,提升廉政文化的传播力,这是新时期在思想、制度、行为和物质等方面践行廉政文化建设的新启示。
中共党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南方局妇委)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的一个妇女工作部门,它在艰难的环境下领导着国统区广大妇女开展抗日救亡和自身的解放运动。南方局妇委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的指导下,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不仅推动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妇女救亡事业,而且为唤起更多的妇女加入抗日救亡行列和推动抗战胜利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国统区的妇女救亡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效,与它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在策略上,强调把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其次,在内容上,强调抗日民主与妇女自身解放相结合。最后,在方法上,强调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这些斗争策略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敌对分子,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日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初步系统研究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术界对这一研究的欠缺,以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国统区的妇女救亡运动的关注和重视,并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第一部分,阐述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开展妇女救亡运动的历史背景,指出在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而各地兴起的一些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也对抗战时期的妇女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中央也一直十分重视妇女救亡运动事业的发展,并主张广大妇女加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来,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也为南方局妇委开展妇女救亡运动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归纳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重视战时儿童保育会发展,团结广大妇女抢救难童;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改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维护妇女权益,以更好推动妇女加入抗战大军中;通过创办期刊以及非文字宣传方式加强对各阶层妇女的宣传;组织广大妇女投身抗日活动中来促进妇女救亡运动的发展。
  第三部分,总结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的特点。在策略上,强调把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在内容上,强调抗日民主与妇女自身解放相结合。在方法上,强调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
  第四部分,探讨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的成效。首先,它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力量。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不仅在物质上为抗战胜利提供支持,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力量。其次,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妇委提出要以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团结各界妇女同胞,促进了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发展。最后,它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南方局妇委将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结合起来,有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激发妇女的抗战热情。
  第五部分,总结了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的经验和启示。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的经验是:重视妇女在抗战的中的重要作用是开展妇女救亡运动的前提条件;坚持党的领导是妇女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重要保证;结合妇女特点开展妇女救亡运动是有效方法;丰富多样的斗争形式是妇女救亡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妇女理论是开展妇女救亡运动的基本方针;重视培养妇女干部是开展妇女救亡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以史为鉴,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更应该重视对妇女的统战工作,通过尊重妇女主体地位,保障妇女权益;结合实际情况创新工作的方法和载体;推动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培养等方法,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成都迅速传播,1923年10月王右木等成都早期共产主义者创建了成都党小组,党员人数逐渐增多。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和1928年成都“二·一六”事件后,成都的中共党、团组织被四川军人等破坏,党组织活动被迫趋于隐蔽。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成都中共党组织逐渐活跃起来,张曙时领导的一批共产党员、中共成都特支和成都民先队等组织、团体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成都市取得了较大的反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四川又成为“抗日民族复兴根据地”,因此中共成都党组织迅速恢复。众多抗日团体、大中学校都建立了党支部,党员人数大幅增加,而且学生党员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而这一时期国民党也在四川大力发展其组织,结果国共两党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冲突,特别是1940年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国民党借机大力打击中共,使得中共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随后,成都党组织坚决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适时调整党组织,转移骨干,并积极发展后备力量。1944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了广大民主党派的积极支持,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再一次广泛地开展起来。“成都民主青年协进会”等中共外围组织领导了各种抗日民主运动,并取得了“市中事件”斗争的胜利,使党的力量获得了重要发展,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可以看出,和重庆、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地区一样,中共党组织在成都地区的变化也是国共分合的晴雨表。虽然成都中共党组织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但他们坚持信念,不断积蓄力量,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最终获得了较大发展,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此后中共在四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学;中共党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忧患是一种经历过困苦患难的境遇,尔后知居安思危的智慧,我们的祖先将它形象地解释为“犹患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忧患由责任发端,促使人们全面、发展地看问题,以图达到消忧弭患之目的,是一种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前瞻意识和图强意识。与其他思想意识一样,忧患意识源于实践,同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其功能在于预判未来之趋势、揭示现实之危机、凝聚社会之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具备科学的忧患意识密不可分。
  建党九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探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客观规律,高瞻远瞩谋划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主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忧国、忧民、忧党为主要内容,以更好履行党的执政使命、全面推动党的事业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忧患意识。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大多数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相似,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恰逢国家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在历史的惯性里接受了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也在寻路的历程中接触过各种新奇思想,历经波折才找寻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后,他领导过工人运动,也从事过秘密战线工作,不仅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还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是中共党内一位比较全面的领导人,也是深怀忧忠的一位领导人。可以说,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丰富的实践依据。时代唤醒了刘少奇早已内化于心的“经世济民”之志向和振兴中华之担当;马克思主义推动其忧患意识更加科学、更加全面;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又使其忧国、忧民、忧党意识不断拓展、持续深化。
  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有一个随中国革命和建设主线发展而发展,并与其人生不同阶段的特征相关联的发展演进历程。它孕育于刘少奇的少年时代,生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程中发展壮大而逐步发展成熟,又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变化而发生转化和新的发展。根据刘少奇各个时期忧患意识的主题和特点,可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孕育(1920年以前)、生成(1920-1937年)、发展(1937-1945年)、转化与新的发展(1945-1969年)四个阶段。这一过程,既与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所受教育、迈上革命道路后的历练与实践、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的经历与思考等密切相关,又与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紧密相连,既是其本人进行长期实践和总结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政治智慧不断积累与升华的过程。
  刘少奇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与其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高度契合,主要包括忧国、忧民、忧党三个方面,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显著的变化。从忧国意识看,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他投身革命,忧国之将亡,救国于即倾;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领导建设,忧国之落后,谋国之发展。从忧民意识看,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忧农民、工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之贫苦和政治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国后主要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明显以及党和政府不熟悉、不重视民生工作。从忧党意识看,刘少奇主要忧党在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关注点,有些从建党初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则是阶段性的,随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变换而有所侧重。其中,他对党员在思想上入党、提升党员的理论素养、选好用准干部、开展正常的党内斗争、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预防和打击腐败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
  刘少奇忧患意识的历史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境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并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实践层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理念中的精华,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居安思危,持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特别是在忧患意识指导下,提出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居功至伟。刘少奇的忧患意识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的检验,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更好地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也昭示了执政党只有具备了科学的忧患意识方能有效应对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解放战争已经拉开战略大决战序幕的紧要关头,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中简称“九月会议”),会议中心议题之一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九月会议”在认真总结检查党在过去时期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和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会议尤其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特别强调了要进一步切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构手里。从而立足党的实际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具体规矩,诸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建立党的各级代表和代表会议制度、颁布干部理论学习的决议以及初步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九月会议”及其制定的一系列规矩制度,为推动战略决战,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不仅体现出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与党的实际相结合,突出党建理论的与时俱进务实创新,还为新中国党的规矩建设形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决策的实践进程中,再次重申严明党的纪律、树起党的规矩的重要性。面对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深刻认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准确把握纪律建设,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而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就是党要制定规矩,党员要遵守规矩,还要形成与制定规矩确保党员遵守规矩相配套的机制,从而为依规治党,有规必依保驾护航,以达到确保党的战斗力之目的。
  本文通过具体阐述中共中央“九月会议”所制定的规矩,即各方面具体的规章制度,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作用,再结合当今具体情况来论述其现实启示。全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文章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该部分在阐述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党的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党的规矩的基础上,又论述了四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第二部分是对“九月会议”强化党的规矩建设历史背景的介绍。该部分在具体论述时局发展亟需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的基础上,阐明了这也是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亟需铁的纪律保障,更是长期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急需整肃的迫切要求。
  第三部分阐述了党的规矩建设是“九月会议”的主要建树。该部分在具体说明“九月会议”是党的规矩建设的新阶段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诸如“请示报告”制度化、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系统化、健全党委制、建立干部学习教育制度以及酝酿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些在党的“九月会议”中所确立的规矩。
  第四部分是“九月会议”所立党的规矩的历史作用。该部分主要通过其为取得全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及为新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两个方面来详细阐述党的规矩的历史作用。
  第五部分是“九月会议”规矩建设的现实启示。该部分主要从党员个体必须守规矩、党的各级组织必须规制严明、确保党的战斗力必须进行“规矩”建设这三个大的方面来谈及“九月会议”规矩建设对当今的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关键意义。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党的建设都是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党的建设完善的时期,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党的威信也逐渐提高。因此,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党的基层建设进行研究,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县级以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最为直接,也最为紧密,这些党组织中的党员所展示出来的言行直接决定着群众对党的印象的判断。这些党组织为了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必须不断提升党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县级以及县级以下的基层党组织必须将组织发展与组织建设作为持续开展的重要工作。本文选择1949-1965年间兴隆县党的组织建设为研究对象,力图描述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县级党组织是如何发展本县的党组织,以及如何进行党的组织建设。
  第一部分主要从发展党组织和发展党员两个角度介绍了兴隆县党的组织发展情况。在建国初期,兴隆县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重点是完善规章制度与培训各支部党员。经过几年的整党和总路线教育,到1954年末,党的基层组织的各项适合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员的整体素质也有了很大提升。1955年到1960年,兴隆县的基层党组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1961年到1965年间,兴隆县的基层行政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受此影响,兴隆县的基层党组织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经过调整后的基层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建设,展现出了较强的领导能力。兴隆县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党员发展的重点方向发生了几次转变。在建国初期,兴隆县的全部党员完成了公开身份的工作,同时兴隆县也迎来了新党员的快速发展时期。随后,在1951年到1954年,兴隆县党委改变了发展党员的工作重点,将党员的发展重点放在了机关、工业、商业等领域中,党员数量有所增长。到1955年,兴隆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发展党员,党员人数有了明显提升。1960年以后,兴隆县发展党员的重点转向了党员人数较少的行业和地区,全县党员分布更加均衡。
  第二部分叙述了兴隆县如何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在1949年到1965年间,兴隆县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建设活动。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兴隆县党委针对基层党组织出现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组织生活涣散等问题,采取了督导检查的方式督促出现问题的党组织进行整改,在短时间内完善了基层党组织的规章制度。针对部分党组织领导不民主、成员同群众联系不紧密的情况,兴隆县党委在整风运动中对存在问题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改善了党组织的工作作风。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开展整党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队伍的管理,将表现优秀的积极分子吸收进党的队伍中,将不合格的党员清理出队伍。通过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提升全县党员的综合素质。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兴隆县党的组织建设的成效以及现实启示。兴隆县党的组织在经过多次整顿后,党员队伍结构逐步优化,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1949年到1965年的兴隆县党组织发展建设对新时期的党组织发展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统一党组织内部成员思想,可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基层党组织规章制度,有利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效率,进而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可以提高党的各项计划的执行速度。开展党员教育工作,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将不合格的党员及时清理出党员队伍,可以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光明形象。
  在1949到1965年间,兴隆县党的组织在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这段时间兴隆县党的组织发展和建设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为新时期党的组织发展与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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