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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发源于印度地区,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渐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总体来看,佛教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对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并进行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文学、语言、风俗等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越南地处中南半岛诸国的最东边,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很大。公元2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中国传人越南,并逐渐在越南生根、发展。在传入越南之后,佛教同样对其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越南佛教属于汉传佛教支系,与中国佛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属于直接的法脉传承。其中,在越南、中国两国语言文化不断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产生了越南佛教词语。越南佛教词语属于汉越词语的一个系统,指的是那些来源于古印度佛教的词语,这些词语均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这些词语属于佛教用语,并有相应的梵文批注。但这些词语大多维持了“源”的发展状态,未发生任何改变,也未在通用语中出现新的用法和意义。因此,这些佛教词语仅在佛教领域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并未真正融入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虽然受到了汉化的影响,但主要运用于佛教领域,这些词语也属于佛教词语。
  越南佛教词语是在本国语言与中国语言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既具有汉越词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系统,这为越南佛教词语的具体研究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以及研究经验。以往的学者对汉越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各种常规汉越词,关于佛教领域内汉越词语的研究非常少,汉源佛教词语虽作为汉越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的研究只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汉越词研究或越南语外来词研究中。为此,在本篇论文中,作者选择以越南佛教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过程中,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首先对以往学者在汉语佛教词汇与越南语佛教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佛教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回顾总结;其次从词源、特点以及语义等方面,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释。
  本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进行研究,分析其语料来源与选词标准。并对佛教专业术语和现代越南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行研究,分析越南语中佛教词语的地位以及现代越南语中佛教词语收录缺失问题。进而分析佛教词语在现代越南语的地位,掌握其相应特点了解其特殊的语言文化价值;第二、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包括佛教词语的越化和越南语佛教词语的自身特殊性等。通过研究发现,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具有鲜明的特点,组词能力强、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且具有多音节化、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的特征;第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语义。从语义角度,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梵、汉、越佛教词语意义关系和词义发展变化情况,越南语熟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而梳理不同佛教词语在意义方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等;第四、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阐释。从文化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越南佛教节日和佛教建筑以及礼佛文化、佛教称呼常用语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佛教在越南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并对越南的文化和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佛教词语来源十分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如:具有多音节、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组词能力强、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等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在语义方面与汉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意义基本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义项增减以及意义范围、感情色彩改变等情况。在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常使用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佛教词语。这些词语富含丰富的佛教内容,结构多样化,还具有通俗性和口语性等特征。在向梵语佛教进行词语借用方面,梵语佛教词语、越南语佛教词与现代汉语佛教词语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不同最终促成借用结果的不同。总体来看,越南语佛教词语与汉语中相应的词语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受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相同的佛教词语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趋势,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末那识”是唯识学八识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阿赖耶识”和前六识之间,是支点更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解开整个八识思想脉络的开关和钥匙。唯识学八识思想中,“末那识”是最后才被提出和完善的。它自身的内涵和思想理论体系从隐到显,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逐渐完善,但时下对“末那识”意蕴的研究总是被分割得零碎或从未真正系统化概括。“末那识”自身内涵极其丰富,和唯识学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清它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它的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概括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挖掘它与唯识学其他理论的关系;与哲学学科相关的问题以及与生命学、心理学、心灵学和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的关联,并由此得出一些在指导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认识。从“末那识”的内涵引申开来,行文过程中具体结合它与前六识、“阿赖耶识”、“转识成智”、修习实证的方法以及现代之哲学本体论、世界观乃至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来研讨“末那识”语境之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以及它自身内涵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是此研究的意旨所在。最后再将“末那识”之思想理论与具体学科在现实上的结合,来看“末那识”内涵之研究意义。对“末那识”思想系统的完善及其意蕴的研究,在唯识学思想中乃致在整个佛教哲学中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作为一大宗教,其信仰有着鲜明的特色。然而其信仰有什么特色?该从什么角度切入去把握它,使它的特色一下子呈现出来?在绪论中,本文发现前人从佛教义理本身透视其信仰特色的研究至今仍不充分,并找到以佛教的“究竟说与方便说”作为切入角度、大的架构去总结信仰特色;在第一章中,阐述了对佛教信仰研究,的同情立场的抉择;第二章是从究竟角度看,佛教的信仰特色是不二,即无能信仰的主体(无我),亦无实体性可得的三宝作为信仰对象,二者实性皆是无自体,平等不二,这是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
  第三章是从方便的角度展开来看,第一节是就信仰的定义、对象看,三宝有二,一是别体三宝,二是一体三宝。对别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内心澄净性(真诚性),内心对佛、僧(“良医”)的认定,对“良医”的信任和恭敬,并且对成为“良医”的向往;内心对法(“良药”)的认定、对“良药”的信任和珍视恭敬,对涅槃(“病愈”)的向往追求;信仰对象(三宝)体现了非主宰性、非偶像性、无我性。对一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完全彻底地放下我执的强烈实践性,信仰对象的内在性。对别体三宝的信仰是方便,对一体三宝的信仰是是圆满究竟。第二节是就信仰的根基看,一切众生的信仰根基都是平等无差别的诸法实相,这体现信仰根基的平等性;就信仰的发生看,佛教信仰的生起需要自己种过善根、外缘辅助等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体现了信仰生起的重视自力的自他合力性。第三节是就信仰的层次看,信仰随着修行层次的提升会深化,到见道位根本不退转,所谓证信。第四节是从正确信仰的保证看,佛教提出“法四依”原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智慧性、实践性、圆满性。
  综上,究竟和方便,方便与从方便展开的四个方面,一体三宝与别体三宝,根基的平等性与发生因缘的差别性,万法平等与信仰的由浅到深的差别,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面对各种问题开出的“法四依”,都可归为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它在世间展开的差别相,如同金子与金器具,金器具的本性是金子,而金子又是通过金器具展现的,也即不二。由此,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是不二。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方国家对罪犯的宗教教诲传统由来已久,宗教发挥教化罪犯的作用,根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念。中国历史上的狱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特色。民国时期,受西方狱制影响,中国监狱里兴起了宗教教诲的高潮,台湾地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本文拟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佛教在罪犯矫正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大陆佛教进入监狱教化罪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对西方国家监狱里宗教教诲传统的介绍,分析西方国家狱制特色,会发现宗教教诲在罪犯矫正中占有较大比重,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原罪”,这让“拯救”和“救赎”成为罪犯改造的重要理念;第二章概述了中国历史上监狱内的感化教育,受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行刑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双重性格,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为民国狱政改革积极引进西方监狱的宗教教诲,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提高了民众心理接受度;第三章描述了台湾地区对民国宗教教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了其监狱布教的特点:布教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方式多种多样、教诲效果显著;第四章通过分析佛光山监狱布教,明确宗教教诲得以在监狱施行,政府、狱方、宗教团体、罪犯四者缺一不可,唯其通力合作,方能实现宗教在监狱矫治中的作用,这为佛教监狱教化在大陆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第五章作为文章的结尾,主要思考了佛教监狱教诲在大陆的应用前景。
  本论文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今日大陆国情与狱制现状,佛教进入监狱对罪犯实施教诲,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借鉴佛光山在监狱布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多机遇,这意味着佛教在大陆社会福利领域可以开辟出新的发展途径。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调整,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越来越多的民间庙宇得以重建。庙宇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场所,成为乡民信仰诉求表达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之一,各地庙宇的重建也成为了民间信仰复苏的重要标志。
  从学术史来看,许多地方的“建庙”大多属于村落公共行为,而本文选取的魏村玉皇庙的重建却是属于以魏永淳为主的家族行为。其重建玉皇庙的过程,也体现了家族内部矛盾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房支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成为焦点。魏永淳作为宅基地的主要委托人,为了保证宅基地不再发生被争夺的情形,更好地体现合情合理的原则,建庙成了他当时最好的选择。加之魏永淳所在房支内的香头的热衷参与,最终促成了玉皇庙的重建。本文以田野作业和口述史为主要搜集资料和研究的方法,在民间信仰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剖析魏村玉皇庙的重建过程,试图探讨家族文化与权力在玉皇庙重建过程中是如何彰显的。
  本文总共分为六部分内容。绪论主要叙述了选题缘起、研究对象及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与书写方式。第一章介绍魏村的村落语境,包括村落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众生计方式等方面,在对村落语境的铺陈中展示并探讨魏村家族的发展历程以及魏氏家族特征。第二章关注老玉皇庙和老槐树,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老玉皇庙及其在魏村的集体记忆,揭示出庙宇重建的地方信仰根基。第三章主要深描了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始末缘由。由于村落政权的不作为,在五保户魏玉树去世后,其住宅基地被租赁给二支成员的真相浮出水面。加之长支与二支早就存在的矛盾纠葛,更是激起了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决心,并将此举视为是在为父辈“争回一口气”。为了杜绝再次发生宅基地被争夺的情况,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考虑到当下民间信仰复兴、社会环境宽松以及村民意愿,决定重建玉皇庙。第四章则从横向的维度剖析了玉皇庙重建背后的各方力量来源。不同的行为主体在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促成了玉皇庙的成功重建。第五章为本文的收尾章节,对玉皇庙的落成设计到具体的建造过程展开了细致的叙述。新玉皇庙终于尘埃落定,它不同于一般庙宇的外观,恰好显示出其重建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元代佛教上承宋代、下接明代,构成了中国佛教史篇章中的重要一页,蒙古族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元代河北地区是中书省直辖的中南部区域。这一地区由于具有贯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和广袤平原的自然资源,既是政治统治、军事征服的要地,又是经济发展、文化统治之中心。所以河北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元代河北地区的佛教寺院多达上百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柏林禅寺。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族发展壮大,到统一全国、政权巩固,近一个世纪间,有元太宗、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元文宗共五代君王与柏林禅院有殊胜的因缘,相继成为祖庭的大护法。这座禅宗古刹几经兴衰,于岁月沧桑中薪火相传、高僧辈出。
  第一章对元代河北佛教的发展作了简要概述。由于今河北、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与元代有很大区别,便在开篇确定了研究范围。接着,对元代之前的河北佛教发展状况做了回顾。最后介绍了元统治者的佛教政策以及河北佛教的兴盛情况,对其建造的寺院数目做了大致统计。
  第二章是元代柏林禅寺的寺院沿革。柏林禅寺建于东汉末年,古为观音院,宋为永安院,金称柏林禅院,元代更名为柏林禅寺。这一章主要是结合《宋永安院度僧记》、《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元重建柏林禅院碑》的碑刻拓片对这几次更名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时介绍柏林禅寺在各朝各代的发展。重点是元朝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受到了元统治者降旨保护。在这一章还对赵州塔进行了详细研究。赵州塔是为了纪念唐代从谂禅师而建,关于其建造时间多认为是元代,本文将它与同一时期的临济塔进行比对,结合文献记载,认为赵州塔可能与临济寺塔一样,始建于唐末或五代初期,在金代重建或者大规模的修缮。
  第三章主要写寺中僧人的弘法活动。寺院的发展离不开僧人的作为,元代的归云志宣禅师、圆朗禅师、鲁云行兴禅师就对柏林禅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章利用三位禅师的塔铭《浑源州永安禅寺第一代归云大禅师塔铭》、《赵州柏林圆明普照月溪大禅师碑》、《佛真妙辨广福圆音大禅师大都庆寿寺主持长老鲁云兴公舍利塔铭》介绍了三位禅师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柏林禅寺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河北与北京的僧人之间交往密切而频繁,甚至许多僧人不仅是河北地区寺庙的方丈主持,同时兼任北京地区寺庙的主持,这样,不仅是僧人之间有相互往来与交流,思想上更是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汇通。本章同时也对他们与其他寺庙僧人的交往进行了考证。
  第四章是柏林禅寺与宗派。不同宗派僧人之间的交往,其思想上的影响不言而喻,进而也会影响寺院整体思想的变化。柏林禅寺在唐代为禅宗寺院,金代革禅为律,到了元代又转变临济宗的寺院。本文最后是不同宗派对柏林禅寺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唐朝末期,叔侄关系的从谂和义玄分别先后来到了临济寺与观音院,相互交流往来密切。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同为叔侄关系的归云志宣和海云印简亦是一前一后到达河北,本章也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进行了研究。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大手印法门加以学习了解,探讨总结,紧紧围绕对“大手印”这一概念,针对大手印中不同的法门加以阐释,进而得出对佛教大手印法门的较为综合性、完整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的显宗部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的密宗部分,大手印、大圆满和大中观三者,以及光明大手印、大圆满及禅宗等的教理及修行次第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亦以比较研究为基础,对传统和现今一些常见世俗的、教界的及学术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可以说,从某一角度而言,大手印法门实乃概括了一切佛教显密佛法,而其倡导的身体与心灵的修习,对当今时代人类的身心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唐代姚(巧言)着《定三教优劣不齐论》(本文统称为《三教不齐论》)。目前日本学者已经对《三教不齐论》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本文则主要从《三教不齐论》的整体内容及其论证方法入手,对该论进行详细的解读,以此窥测当时期三教争论之一隅。
  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三教不齐论》三个写本及作者的介绍。第二部分对《三教不齐论》的主旨、内容及其论着结构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以“小而略同,大而全异”为切入点,将姚(巧言)对三教关系的看法概括为“分别说”,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讨论。第四部分依论中所提“渐次而学”,总结姚(巧言)对三教修习的看法,进而提出“渐次说”。第五部分依教法和种性两方面提出法”、“种”说,论述姚(巧言)对三教优劣关系的看法。第六部分通进对比《三教不齐论》与《三教优劣传》的异同点,以此考察前者对後者的影响,同时将其对日本的影响做了说明。
  通过对《三教不齐论》整理与分析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内容上,姚(巧言)首先提出“三教俱是圣言”、“惣亦兼解”,体现出了当时期三教合流初步形成的思想。随後又提出“渐次而学”,认为三教之中佛教最优,将儒、道二教归结为佛教的一个阶段,由此体现出姚(巧言)的三教合流思想并不成熟,且这种思想的形成多是为论论三教优劣而服务。最後,对三教始祖外在条件的辩论上,姚(巧言)指出“乃教法不同”,即将外在条件归为教法不同的原因之一。
  第二,结构上,姚(巧言)以分别是非、善恶为依据,以此识别、思量三教间的渐次关系,并将其归结为教法上的差异,从而论证三教不齐并佛教最优这一宗旨。
  第三,将其与宋代的相关文献进行对比,从两文本的变化可以看出,由唐至宋三教合流思想虽然日臻完善,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反对三教合流的思想。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受西方宗教背景的影响,此前不少人都认为佛教像基督教一样主动四处传教,广泛宣教布道。本文以汉译《杂阿含经》为研究对象,对佛教讲经说法的具体情况作了研究。
  事实上,佛陀的讲经说法也是缘起法,释迦牟尼佛当初说法传教是应缘对机的,是应时应处之缘、应不同对象之机、宣说相应的教法来达到救度的结果。精舍是佛陀讲经说法的最主要处所,说法对象是人众和天众,人众中的比丘是佛陀讲经说法的最主要对象。佛陀的说法方式主要有自说、应请而说和应事而说三种;说法内容包括四圣谛、蕴界处、十二缘起、三十七道品等教理及十善业、布施持戒等世俗安乐法。佛陀的说法对不同的对象取得了不同的成果,比丘听法后欢喜奉行直至证得四沙门果等果位,世俗人欢喜随喜,有信心者或三归或出家,也证得了不同果位,疑惑者解决了疑惑,困苦者得到了救度。
  原始佛教时期佛陀的说法传教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至关重要,非常值得研究,这是对前人研究《杂阿含经》、佛教传播等方面内容的补充,能够清晰的展现佛陀说法传教的机缘、内容、结果等详细情况,能够让读者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再者亦可与后期的大乘佛教的讲经说法情况、其他宗教创始人传教情况等作对比研究。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由唐代僧人昙旷所作,成书於公元八世纪。这是一部关於《大乘百法明门论》的注疏,虽然主要解释五位法相,但文中包含内容较多,是研究唐代敦煌唯识学重要的着作。本书不见於历代藏经,仅保存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中,敦煌遗书发现后,被收入《大正藏》古逸部中。但是由於底本错误以及录文错误等原因,违背原文之处不少,影响我们的理解和利用。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众多优良写卷,可资参校整理。
  本文分为文本整理和研究两部分。文本整理包括对敦煌遗书中现存《开宗义记》进行调查并撰写叙录,之後对残卷进行缀合以及将文本校勘附於文末。研究部分则通过《开宗义记》内容,考察了昙旷对大乘教法的分判,对阿赖耶识和无为法假立的解释,说明昙旷的思想具有性相融合的倾向。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汤用彤一生致力于寻找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调和的方法,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可以最追溯到1840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尘封的中国大门,从此,西方文明如洪水猛兽一般肆意驰骋在神秘的东方田园里,而这如田园诗般的文明却难以抵御如此迅猛的变故。在长时间西学东渐的论战中,汤用彤先生眼光独到,提出外来文明起作用,非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而是需要经过“调和-冲突-调和”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外来文明必须经过改造,呈现出适应本民族的文化样态才能起作用。
  汤用彤选取印度佛学的佛学中国化作为典型案例,完整地再现了这一过程,系统地阐述了佛学中国化的进程,从而说明佛学只有经过改造,呈现出本土文明可以接受的文化样态才可以长久繁盛。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汤用彤佛学史中佛学传译的历史,研究外来文明起作用的过程,并挖掘其现代意义。汤用彤的洞见并非是过时的,时至今日,它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调和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日语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圆尔(1208-1280),日本镰仓时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曾来宋拜当时径山兴盛万寿禅寺的住持无准师范为师。后泛海而归,在日宣扬佛法,为东福寺开山第一世。
  在现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圆尔回日本以后的经历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寺院的建设方面,研究圆尔对承天、东福等寺的开山,还对圆尔住持三河瑞境山实相寺一事进行了分析,并详考了圆尔对法性寺、尊胜寺、东大寺等寺的建设。二、在圆尔对寺院制度的建设和修缮方面,具体分析了圆尔对寺院职权的规定和寺院规则的制定。三、在传法活动中,补充了从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冈屋关白和圆尔的交流。四、不仅添补了圆尔回国后和其师无准师范的交流,也专门研究了圆尔和其他在日日僧、在宋宋僧和来日宋僧的交流。主要的研究对象为西岩了惠、德琏、兰溪道隆、兀庵普宁、西涧子昙、无学祖元、大休正念等人和圆尔的书信往来。五、根据圆尔法孙所编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论述了圆尔在日本佛学、儒学、医学书籍传入上的贡献。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随着西学东渐和列强铁蹄的纷至踏来,传统佛教在中国思想学术史地位,已经盛极而衰。至于那些出家的佛徒们,显然也已备受时代局势的压力,往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寺院生活受到冲击。作为近代佛教改革和复兴的灵魂人物,针对当时佛教所面临的种种内忧外患,印光法师提倡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的家庭伦理生活来奠定佛教内省修持的现实生活基础,以六道轮回、善恶报应及了生脱死的净土法门理论和事实来有效地宣扬佛教的核心义理,以传统佛教的宗派分界、净土为归的判教思想来扩大佛法的弘扬。而其中,法师特别强调为挽救当时世道人心、规避佛法脱离现实或不解佛教基本义理而盲修瞎练的流弊,提出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系。
  本文首先将通过追溯法师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其思想产生的渊源来初步认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并对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具体观点予以整理、分析。本文最后将通过分析法师家庭教育思想的特点,来把握印光法师的家庭教育思想三大核心内容以便探讨和启迪我们,希望能够对现代家庭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逻辑学 贵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量论因明学和笛卡尔哲学认识论进行比较,文章首先对两种认识论的转向进行研究,旨在弄清楚两种哲学认识论之创建目的所在。随后,本文用大量的篇幅研究两个认识论体系的构成,从认识的分类上,逐一阐释了构成量论因明学之体系基础现量与比量,以及构成笛卡尔哲学认识论之基础直观与演绎。结果发现两种认识论在确立正确知识时,依靠的主体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有很大的相似性。于量论而言即能量与所量,于笛卡尔的哲学认识论而言即悟性与事物本身,在其中作为能量的现量以及作为悟性的直观都是他们认识论产生的基础,即两种认识论都有形成正确认识可靠而完备的基础。接着文章对两者的整体结构进行对比,分别从四个方面即认识的来源与对象、认识的层次、判断的形成来加以论述。结果发现两种认识论虽然相差千余年,在整体结构上也是十分相似。最后,论文通过论述认识的价值,发现量论因明学与笛卡尔哲学认识论都能通过获得确实性与可靠性的知识,以达到生命之解脱以及理性信仰的确立。
外国哲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趋利避害与自卫求存是人类的本能。为了慰藉心灵,人类创立了许多以万能的主神为中心的宗教,就如婴儿依赖父母,在宗教里寻求精神寄托。多数宗教的主神都是长存不灭的。唯独佛教是一个特例,佛教是唯一否定不死灵魂的宗教。根据佛教,“我见”是一种思想上的烦恼,是知见上的执着与实践相应产生了“我”和“我的”的概念。“我”又演化产生出欲望、自私、愤怒、固执、恶毒、骄傲等等。佛教认为“我”是人类矛盾和斗争的源头,为了解决由“我”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佛教提出了“无我”的思想。无我(anatta)的本质是没有独立存在的“现有”,因此万物都不存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实体。那么佛陀依据什么说“无我”?首先,众生只是把自己和自己看到的事物当作“我”,那么这个观察事物的立场是很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万物的存在与消失只是凭人类的感官判断的。当我们判断事物的状态和存在与否的时候,这个事物本身的状态也在发生改变,正因如此,用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无我,包括其他的感官如耳、鼻、舌、身也一样。佛教认为人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即色(物理)、受、思、行、识(心理),佛教称这五个元素为“五蕴”。如果说五蕴是“自我”,那么人类就理所应当地可以控制它们,控制自我不能生病、不能老、不能死……,但是人类对于“自我”并没有这样的绝对控制权,生老病死并不由人类的意志而变化,所以佛教说五蕴是“无我”。如果五个元素构成的并不是“自我”,那么五蕴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拿莲花的香味做一个比喻,花香不属于莲花的根、茎、叶,但这一切却又全都是属于莲花,缺一不可。简而言之“自我”不是单一存在于某一个部分,它只在五蕴融合时存在。
  通过阅读汉藏佛经和巴利语佛经,我们可以发现,“无我”的思想是原始佛教最重要的教义。简单地说“无我”就是看透事物的本质。佛劝诫我们要活在现实的世界里,在现实世界里保持正念的觉悟,放下心中的一切牵挂,看透万物的本质,了悟“无我”,谈笑风生,看破滚滚红尘中物质、财产、名誉等欲望的羁绊,这是佛教诲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放下人世间的羁绊,以便追求更幸福的人生,解脱苦恼,出家人对于生活的要求很简单,粗茶淡饭,坐禅修行,对于物质的需求止步于维持生命活动的所需。因为这样才可以放下人生所有的牵挂和羁绊,如众醉独醒,将一切都看破看空,专心修行,再无牵挂。心静就是解脱,用“无我”化解“我”产生的苦恼,认清世界的本质。五蕴证明万法皆空,所以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我”存在。倘若领悟这些道理,它便是我们脱凡离俗的天梯,让我们走向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佛法无涯的奥妙玄秘之处。然而,无我的定义没有停留在原始的佛法里,部派时期,这些理论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大乘佛教的鼎盛期(初期空性和后期唯心即唯识和如来藏)。佛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在滚滚红尘中伴随众生走过了2500余个春秋,渡化了无数苦难众生,佛教的教义伴随着人类发展,无我的的理念也是。“无我”思想虽然随着历史发生了一些演化,但是始终保持着从原始佛教教义中继承来的精神。始终保持着以帮助众生脱离痛苦为最终目的的慈悲理念。因此,为了能阐明“无我”思想的流传以及在各阶段的变化,需要通过佛经来说明每个阶段的概念定义,并用佛经来佐证所提出的观点,而不是单纯地抄录佛经。在介绍佛教“无我”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明确“无我”思想出现的时间及原因的基础上,分析原始佛教“无我”思想的本来面目,论证万法因由五蕴构成而“无我”,“无我”思想的流变即是五蕴的流变。然后着重探讨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时期佛教“无我”思想发展的历史,通过对佛经的分析,论证“无我”思想的流变,并说明佛教“无我”思想演变的原因和价值。
  “无我”的理论不接受断灭论和常见论(永恒)。“无我”不是永恒,也不是断灭,“无我”是中道的。研究“无我”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无我”并不能完全口述或用文字进行准确的表达,只能通过禅定才能真正地体验“无我”。当我们对“无我”具有较明确的意识或是体悟,它会让我们脱离无明,脱离了无明,同时便是脱离了业孽(karma)和烦恼(klesas贪、嗔、痴、慢、疑)。无明是业和烦恼,我们用“无我”的正见可以破除无明的见执,如果没有“无我”的正见,我们就会对这一切产生误解,误解会让人痛苦,这样的误解对“无我”也是一种的毁灭。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楞严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自唐代出现后,受到中国僧俗的广泛追捧。它对中国佛教的禅、净、律、密各宗都有深刻的影响。及至宋代,《楞严经》的流传更为广泛,注疏更多,对各种思想的影响更加明显。论文共三部分。
  第一部分,《楞严经》概述。主要论述《楞严经》在中唐的出现,学术界关于《楞严经》真伪问题的争论以及全经的结构,每卷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论述宋代楞严学的流传情况。宋代楞严学在儒士和僧人中都有着广泛的流传,宋代笔记小说对于《楞严经》的运用和其他记载表现出本经已经较多的影响到宋人的日常生活;排佛士人通过斥责《楞严经》为伪经来批驳佛教;崇佛者则将《楞严经》运用到他们的诗文创作中,表达个人的佛学见解。宋代楞严学在僧人中的流传一方面表现在出现了众多的注疏,其中涉及华严、天台、禅宗各家,另一方面表现在宋僧借《楞严经》以说明佛理,开示学人,其中尤以禅宗为著。
  第三部分,论述宋代楞严学发展对于宋代思想发展的影响。《楞严经》阐发了“如来藏”思想,本经对于“如来藏”的本体论、缘起轮、修证论的论述具体而全面,促进了宋代佛教理论的发展。宋代楞严学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楞严经》为宋代儒佛融合提供了思想上的理论基础,宋人通过类比《楞严经》与儒家经典中思想相近的地方,证明他们儒佛相通的思想。
  通过对宋代楞严学的研究,可以对宋代佛教思想的发展多一些认识,也可以对宋代儒佛思想的融合有更多的了解。
美术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艺术和宗教虽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领域,但是彼此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结合在一起,极大地丰富了佛教艺术,并使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引导着人们去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通过雕塑将佛和菩萨以一种立体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超人类,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祈愿与祝福。在佛陀造像中,造像的每一个部分都具有至高的象征意义,并传递出佛教的教化思想,人们通过观察这些造像从而赋予精神的寄托。
  本文以安岳华严洞中“华严三圣”和“十大菩萨”造像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从造像的自然形态、象征意义、文化背景三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挖掘其造像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文章首先阐释了华严图像的由来,对华严图像传达出的佛教教化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次是对华严洞中“华严三圣”和“十大菩萨”造像的分析,从象征权威的宝冠,到象征华贵的璎珞,再到象征着庄严与威仪的手持物,最后到庄严自身,令极殊绝的衣装。从头到脚,从内涵到外表,从宗教信仰到历史文化对石窟中的佛、菩萨造像逐一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对佛教造像艺术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最后进一步阐释造像背后蕴含的艺术价值和佛教思想。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我们踏着历史的印迹,从悠扬渺远的晨钟暮鼓中,去领会圆融精妙的禅理佛经,从多姿多彩的佛、菩萨艺术造型中,去再现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这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民族艺术瑰宝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命运,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话题。自先秦诸子前便相传伏羲大神创造八卦,尝试着以八卦解释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尝试着解释人的命运。诸子百家更是各有各的命运观,天命论、俟命论……而自佛教传入中土,至今已有将近两千年,佛教的命运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佛教文化已深入国人生活中点点滴滴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进行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的独特的中国化佛教,即汉传佛教。
  在这个过程中,东晋高僧竺道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受到佛教命运观如此大的影响,但又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命运观,而佛教命运观中竺道生的个人创见极大地影响了汉传佛教的命运观,笔者力求将竺道生的命运思想写清楚,将竺道生命运思想的逻辑脉络清晰地整理出来。竺道生命运观的特点在于,从佛教宇宙论命运观转变为佛教解脱论命运观,将鸠摩罗什所讲说的般若学的“诸法实相”解释为“般若实相无相”转变为“涅槃实相有相”,并提出了“大顿悟”这一改造命运的根本方法。佛教是以“离苦得乐”为目的的宗教,佛教命运观也是在此基础上阐释的,但是人们在趋向解脱之前,必须要先认识现象世界,知道现象世界的本质,所以认识鸠摩罗什的“般若性空”学说是认识竺道生命运观的前提条件,只有知道了现象世界是怎么样的存在,才能知道怎么样逃离苦海。
  在竺道生以前的佛教命运观点中,只是解释了“为什么要脱离有情的快乐烦恼并存的现象世界”和“怎么样才能脱离掉快乐烦恼并存的现象世界”这两个佛教命运基本问题,而竺道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人作为有情这样一种存在“为什么能够进入到最终的涅槃境界,其根据是什么”和“涅槃境界是什么”这两个佛教命运根本问题,并从“佛性我”的涅槃学说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确立了命运主体“佛性我”以及改造命运的根据“佛性本有”,并推崇“大顿悟”的命运改造解脱方法,形成了中土解脱论命运观,并深深地影响了以解脱论为目的的汉传佛教的发展。
中国史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两千年。佛教史研究的时代划分,大致以宋代前后为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发生质变的关键时段,宋代佛教本身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过渡形态也受到相当重视,元、明、清佛教发展则没有突破唐宋以来佛教形成的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佛教史对元代以后佛教发展的研究,大抵也不如唐代及其以前。日本学者山崎宏的《支那中世佛教之展开》一书研究了后汉至隋唐的高僧活动分布,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南北朝时期分成北支那干线、太行山麓线、大同汾河线、中支那干线、北中支那连路线、四川地方群和广东地方群七条“教线”。四川区域内教线的相对独立性,也是以巴蜀佛教研究意义所在。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学术史,特别是中国佛教史分期、佛教世俗化、佛教地理的研究状况。此外简单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整体设想,对整个研究设定总体方向。
  第二部分是论文第一章,即“中古巴蜀佛教初传的空间审视”。本章节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巴蜀的地域指代,大致经历了从族群血缘的古巴国、古蜀国群体代称,到后世地缘从基于上古民族记忆的地域化重构过程。这个过程借助了上古三皇五帝的传说,以及夏、商、周三代的演进以及诸如武王伐纣等重大的政治事件,地域指向的“巴蜀”之名,也标志着时间与空间层面上的“巴蜀”实现了合一;其次,巴蜀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即多低缓山地丘陵,气候温和,降雨充沛,人口众多,水网发育在整个长江流域都最为稠密,四川盆地和川东丘陵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存在,使得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具有半封闭特征;最后,巴蜀地区佛教得以进入,传统川陕交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佛教影响力从关中传至巴蜀地区的重要外在条件。除了传统川陕交通以外,由西域经今青海、川西北地区到成都平原也存在一条重要的交通。
  第三部分是论文第二章,即“中古巴蜀佛教高僧的游弋空间”。本章节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受李映辉先生《唐代佛教地理研究》第二章《唐代高僧驻锡地分布》第二节《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启发,分为“佛教的初步传入与发展”、“隋唐和宋代巴蜀佛教的发展”、“中古巴蜀高僧分布与游弋特征”三个部分。本章的主要书写方式依然是传统佛教地理方法,即对高僧的驻锡地和籍贯加以统计,绘出分布图,并加以分析。在传统佛教地理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通过高僧对佛教学术和修行方式的各自倾向,划定其所属宗派,进一步对中古巴蜀佛教宗派有一个大致概括。
  第四部分是论文第三章,即“中古巴蜀佛教的义学风尚”。本章节划为“佛教经典的流传与影响”、“宗派讲学风尚”、“蜀版大正藏”三个小节,集中讨论了中古巴蜀佛教的人文风尚。笔者试图通过佛教经典情况的流传,观察佛教宗派在地域单元内的各自影响力。
  第五部分是论文第四章,即“中古巴蜀佛教宗派地理分布及特征”。本章节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分为以下四个小节,即“中古巴蜀佛教宗派地理分布”、“巴蜀佛教宗派空间与争夺——以禅宗和密宗为中心”、“中古巴蜀佛教宗派与神异建构”、“中古巴蜀佛教教派地理分布特征”。从体量来看,本章节内容最为丰富。本章内容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中古巴蜀佛教宗派分布、宗派空间分布的案例研究以及对宗派扩展其各自影响力过程中对民间实施神异构建过程的观察,讨论巴蜀佛教宗派分布的地理特性,以及这种地理特性的自然和人文驱动力。通过整个研究的讨论,中古巴蜀佛教展现出随时代推进,从净土、律、密、三论、法华、原始禅观等宗派并举多样化的局面,逐渐过渡为禅宗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这与宋代以来禅宗修行方式、仪轨礼节、人文心理、宗教特质等方面彻底中国化有直接关系。宗派分布与时代演进与自然环境和地域人文特质有莫大关系。
  总之,中古巴蜀佛教宗派的空间特质,在其分异规律方面体现出时段与特征的紧密相关。魏晋南朝时期,僧人的修行更多的体现出弘法愿望和内在的自然主义;隋代至唐代前期,僧人修行则是一种自然主义与寺院主义相互杂错的状态。唐代佛教经历了安史之乱与“会昌法难”后,佛教传播大受影响,其信仰类型开始转换,这也为其后宋代禅宗大兴奠定了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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