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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不断高速发展着,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高,人们不断的寻找着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佛教信仰的僧徒逐渐增加,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背景下,压力较大的年轻一代。因此,与之相应的佛教建筑在不断的被重修、兴建、翻新。公众意识中,为了经济效益,将宗教建筑及其公共空间,单纯的定为商业用途、公共用途、相关旅游观光活动用途的行为频繁发生。这背后,隐藏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另外,当前国内的佛教寺院出现了“千寺一律”的现象,盲目的在追求复古、过度追求繁华,景观塑造单一,忽略了佛教建筑的功能等诸多问题。面对这样的存在问题,本文从基于保护的前提下,如何让传统建筑中的佛教建筑适应当前的时代特征,进而求其发展性,作为研究出发点,构造既具有基本的宗教空间功能,又符合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寺院建筑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研究,要以传统文化的内涵为基础。佛教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研究其载体,寺院建筑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佛教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进程,对佛教建筑的历史脉络有个深入了解,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多样的研究方法,例如文献搜集、实地调查、案例借鉴等方法。深入剖析佛教建筑环境的文化内涵、佛教建筑的艺术特色、独特风格、多样的建筑形式、历史文化价值等内容,从而根据佛教建筑的特征及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提出佛教建筑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方法与策略。最后,基于保护性和发展性的原则,提出邹平醴泉寺目前待解决的问题,即寺院建筑及周边环境凸显破败、杂乱;寺院内部环境,空间使用率低,空间杂乱无序;庭院景观单一粗糙;建筑未延续宗教场所功能等问题。提出更有效的寺院建筑环境设计方案,实现对佛教文化的传承,对佛教建筑的保护更新。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基本原典《杂阿含经》是早期佛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在作品中,通过对佛陀讲经说法的过程和内容的记述,为我们展示出世界中万事万物的可变性和无常性及人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图景,贯穿其中的万物无常观及缘起因果观等观点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杂阿含经》生态思想主要由万物无常的生命观、缘起因果的整体观、“正观”的价值观等三方面有机构成。首先,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的观点和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人类永无休止的物质欲求和贪得无厌的价值取向是自然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其次,缘起因果的整体观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在破坏自然环境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为人类自己自掘坟墓。最后,由于万物无常及因果缘起的存在,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即“正观”,以此来正确处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于万物无常、缘起因果、“正观”的研讨,使人们明白,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的一切掠夺和破坏活动,终会一切成空、万物皆空,人类自以为占有的一切资源和资产都将化为乌有。不仅如此,在人类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破坏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自觉树立“正观”的价值观,对于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解决当今严峻生态危机问题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建筑学 太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建筑作为中国主要的宗教传播载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朝历代皇权更替中,始终贯穿于各个社会历史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历代僧人向往清净悠远的修身场所,又因在儒家、道家的影响下,中国佛教寺庙相当大一部分建在山林之中,远离世俗喧嚣,使佛教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文物古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周边环境因为环境与多种经济形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各种与佛寺不协调的因素,而依托于山林的佛寺对于周边环境的依赖性高于其它类型佛寺。自然环境是山林佛寺的母体,是佛寺唯一的依靠,佛寺周边环境不协调因素导致日渐繁华的周边环境代替了原本清幽的自然环境,宗教本身的人文环境被割裂,山林佛寺周边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寺院的完整性缺失,佛寺的生存和发展受到限制。如果山林佛寺与其周边环境的整体协调性越低,支持或供养周边的景观要素片断能力就越差,所以要妥善的处理周边环境与佛寺的关系,使周边各要素与佛寺和谐统一,提高佛寺与周边环境的景观要素协调性。从另一方面讲,佛寺与周边整体协调性提高,也就相当于扩大了景观范围,延伸了佛教的人文空间,在维持佛寺周边良好生态的基础上发展佛寺,因此周边环境作为山林佛寺的外部环境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青莲寺作为山西地区典型山林佛寺,寺院规模宏大,寺内建筑规整有序,自北齐年间创建以来,兴衰迭起,留下了许多经卷、彩塑、碑刻等历史语言,作为研究佛教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但寺院周边环境作为寺院的外部园林没有被足够重视,周边环境整体协调性差,周边村落保护不足。本文从青莲寺的历史背景、科学价值出发以青莲寺周边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从周边环境与佛寺的协调性保护入手,分析导造成佛寺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原因,采用实地调查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解决问题、反思问题的过程,结合景观生态学、遗产保护理论等研究方法,对青莲寺周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工环境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研究课题的背景、目的及意义。在明确课题的基础上提出课题的研究方法、内容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从青莲寺内部入手,以寺庙历史环境为依托,研究其本身的价值在不同时期对于寺院环境的影响,研究青莲寺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及文物本体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青莲寺周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章通过对山林佛寺定义进行阐述引出山林佛寺周边环境的概念,在山林佛寺周边环境概念的基础上用点线面的形式以青莲寺为基准点逐步扩大范围,从气候、山水、宗教、民俗文化等方面入手研究青莲寺周边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工环境,为提出青莲寺周边环境问题奠定基础。
  第四章在以上章节的基础上对青莲寺周边环境现状问题进行阐述,在景观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对青莲寺周边环境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佛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提出佛寺与周边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维持周边环境与佛寺协调的解决办法,维持山林佛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以青莲寺周边环境作为延伸,反思山林佛寺周边环境与佛寺的关系,在总结山林佛寺周边环境特殊性及认识山林体系对于佛寺保护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使山林佛寺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的整治原则和整治措施,加强对于山林佛寺周边的关注度及保护发展力度,使佛寺在稳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延续发展,使周围环境与佛寺协调统一。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并且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与佛寺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的发源地是古印度,它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存在着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上的差异,所以佛教流布于中国之后,一直游离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外,和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显得格格不入,但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有了较大的改观。魏晋时期老庄学说盛行,在其顶峰时期需要一种外来思想进行补充发展,使之产生新的活力,于是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般若学开始走向思想舞台,这促进了佛学的普及与发展。佛教不断地吸收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唐代禅宗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化的佛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有别于印度的佛教理论,甚至超越了普通宗教的意义,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沉淀表现在人们的生存状态、命运观念、理想追求、审美意识、价值趋向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唐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是佛教在中国日益繁荣的重要表现。
  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传播时期,这种传播不是文化和意识上的征服,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最后基本实现了走向同一的时代特色。佛教作为外来文化的一种,其传播速度之快和广度之大与唐代统治者的有效利用是分不开的。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笼罩了整个唐代的中国,这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正常体现。
  佛教普度众生、因果报应等思想深入人心,直接影响到唐代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因。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大多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矩相夫教子,但是佛教倡导男女平等、解救众生脱离苦海、普渡众生等思想,宣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把女性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因此得到了中国女性的接受和追捧,特别是善恶有报、人生解脱、转世轮回等思想对女性的影响较为深刻。因此她们同中国儒、道文化影响下的女性存在差异。
  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现状进行了论证,进而分析其研究意义,厘清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佛教在唐代的传播及世俗化。在唐一代,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迎合百姓大众的心理需要,以符合劳动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因而更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自身的切身利益,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通过阐述佛教繁荣发展的表现、世俗化释义,表现分析佛教凭借其强劲的渗透力,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使其影响更为深远。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乐听佛经,诵经写经,广植福田,使宗教信仰膨胀发展。
  第二章阐述唐代女性对佛教的信仰。在分析儒家、道家思想影响下女性观的基础上,对唐代女性信奉佛教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佛教为了吸纳广大的中国信众,将比较难懂的佛经通过变文、俗讲、通俗小说、灵验小故事等流传于民间。佛教凸显修身养性,佛教扶世助化、劝善化俗,有利于人们修身养性。佛教讲求众生平等,佛法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无二的,这也间接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
  第三章论述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的多样化影响。本章节从佛教思想对女性命运观的影响、佛教观念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佛教审美对唐代女性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随着佛教的传入,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等思想融合进了唐代女性的命运观念。女性的生活方式、婚姻生活、孝亲观念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女性的服饰、妆容等审美也在佛教的影响下有了改变。
  第四章阐述佛教思想对唐传奇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影响,唐代宗教发展比较完善,这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品中的女性摆脱了弱者的形象,成功塑造了趋向恋爱自由的女性形象,畅享婚姻爱情的女性形象,复仇者式的女性形象,技艺高超的女侠客形象,突出体现了“人”的社会意识不断增强。
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发源于印度地区,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渐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总体来看,佛教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对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并进行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文学、语言、风俗等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越南地处中南半岛诸国的最东边,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很大。公元2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中国传人越南,并逐渐在越南生根、发展。在传入越南之后,佛教同样对其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越南佛教属于汉传佛教支系,与中国佛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属于直接的法脉传承。其中,在越南、中国两国语言文化不断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产生了越南佛教词语。越南佛教词语属于汉越词语的一个系统,指的是那些来源于古印度佛教的词语,这些词语均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这些词语属于佛教用语,并有相应的梵文批注。但这些词语大多维持了“源”的发展状态,未发生任何改变,也未在通用语中出现新的用法和意义。因此,这些佛教词语仅在佛教领域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并未真正融入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虽然受到了汉化的影响,但主要运用于佛教领域,这些词语也属于佛教词语。
  越南佛教词语是在本国语言与中国语言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既具有汉越词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系统,这为越南佛教词语的具体研究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以及研究经验。以往的学者对汉越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各种常规汉越词,关于佛教领域内汉越词语的研究非常少,汉源佛教词语虽作为汉越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的研究只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汉越词研究或越南语外来词研究中。为此,在本篇论文中,作者选择以越南佛教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过程中,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首先对以往学者在汉语佛教词汇与越南语佛教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佛教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回顾总结;其次从词源、特点以及语义等方面,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释。
  本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进行研究,分析其语料来源与选词标准。并对佛教专业术语和现代越南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行研究,分析越南语中佛教词语的地位以及现代越南语中佛教词语收录缺失问题。进而分析佛教词语在现代越南语的地位,掌握其相应特点了解其特殊的语言文化价值;第二、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包括佛教词语的越化和越南语佛教词语的自身特殊性等。通过研究发现,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具有鲜明的特点,组词能力强、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且具有多音节化、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的特征;第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语义。从语义角度,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梵、汉、越佛教词语意义关系和词义发展变化情况,越南语熟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而梳理不同佛教词语在意义方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等;第四、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阐释。从文化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越南佛教节日和佛教建筑以及礼佛文化、佛教称呼常用语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佛教在越南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并对越南的文化和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佛教词语来源十分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如:具有多音节、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组词能力强、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等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在语义方面与汉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意义基本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义项增减以及意义范围、感情色彩改变等情况。在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常使用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佛教词语。这些词语富含丰富的佛教内容,结构多样化,还具有通俗性和口语性等特征。在向梵语佛教进行词语借用方面,梵语佛教词语、越南语佛教词与现代汉语佛教词语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不同最终促成借用结果的不同。总体来看,越南语佛教词语与汉语中相应的词语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受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相同的佛教词语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趋势,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末那识”是唯识学八识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阿赖耶识”和前六识之间,是支点更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解开整个八识思想脉络的开关和钥匙。唯识学八识思想中,“末那识”是最后才被提出和完善的。它自身的内涵和思想理论体系从隐到显,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逐渐完善,但时下对“末那识”意蕴的研究总是被分割得零碎或从未真正系统化概括。“末那识”自身内涵极其丰富,和唯识学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清它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它的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概括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挖掘它与唯识学其他理论的关系;与哲学学科相关的问题以及与生命学、心理学、心灵学和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的关联,并由此得出一些在指导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认识。从“末那识”的内涵引申开来,行文过程中具体结合它与前六识、“阿赖耶识”、“转识成智”、修习实证的方法以及现代之哲学本体论、世界观乃至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来研讨“末那识”语境之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以及它自身内涵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是此研究的意旨所在。最后再将“末那识”之思想理论与具体学科在现实上的结合,来看“末那识”内涵之研究意义。对“末那识”思想系统的完善及其意蕴的研究,在唯识学思想中乃致在整个佛教哲学中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哲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晚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高僧之一,憨山德清(公元1546年-1623年)深受心学与佛教的双重熏陶。面对晚明黑暗的时政和佛教的凋敝,憨山德清挺身而出,用自己深厚的佛学素养和心学体认,为晚明佛教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思路。他重新诠释了佛教心性哲学的含义并提出了新的理解,尤其是在佛性论上,憨山德清指出了儒家成圣和佛教成佛二者的共通性。在三教关系问题上,他吸收并发展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三教的共同功能就是教化人心,促进了当时三教的融合发展。本文亦通过阳明心学在晚明时期对憨山德清的影响,来揭示憨山德清思想理路,即用佛教思想去圆融儒道。通过憨山德清与晚明儒者的密切交往,去把握他在佛教理论中表现出的儒家气息;进而通过对三教关系的讨论,来揭示阳明心学对晚明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理清晚明佛教自身的演变发展。藉次深入思考的是晚明时期产生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晚明思想家的应对策略是否相呼应的问题。对于憨山德清的生平,则主要着眼于憨山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所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文章重点阐述憨山德清心性哲学和三教关系中所体现的心学视野,进而对其佛学思想的独特性影响进行全面的把握。深入晚明佛教在心学影响下发展所带来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渤海人是7-10世纪生活在渤海国境内的各族民众的总称。渤海人信仰佛教是受到其统治者直接影响的。渤海国建国前,其统治者就与佛教信仰有一定的接触。渤海国建国后,特别是在接受唐王朝册封成为了唐王朝的藩属国后,渤海国的历代统治者为寻求自身的发展,全面向唐学习。渤海人的佛教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并得以迅速发展的。
  本文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为基础,从渤海人的佛教信仰入手,全面分析渤海国境内发现与发掘的佛教遗迹、渤海人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以及渤海人的礼佛活动。通过对渤海人佛教信仰的研究揭示出,渤海人的佛教信仰,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重要手段,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佛教信仰在渤海民众中的大力宣扬,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同时,佛教信仰的发展,间接促使相应佛教寺庙的建造、佛造像制作、相关绘画、书法等艺术的发展。渤海人的佛教信仰,还成为了与日本间交流的重要桥梁,促进了渤海国与日本关系的友好发展,同时后渤海时期也深受着渤海人佛教信仰的影响。
艺术学;美术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经典之一,自传入中土以来,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佛教艺术各门类的主要题材。在传播过程中,维摩诘经典与中国本土文化形成了广泛的交融。论文以五至十二世纪维摩诘形象发展与演变为视角,致力于在全面总结维摩诘形象的种类、细部特征及文化内涵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维摩诘这一形象在中国的发生、传播、兴盛与衰微的过程。
  论文首先论述《维摩诘经》的传译以及维摩诘图象的产生,分析《维摩诘经》的传入及其图像化过程。以此为媒介分析维摩诘艺术图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文人化之后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的分析探究。其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五至十二世纪维摩诘形象的发展与演变,整体介绍了五至十二世纪维摩诘形象演变的基本脉络,并从服饰、姿势、面部等细部分析变化的关键因素,侧重对各种绘画题材的宏观对照和考察。最后,论文探讨了维摩诘形象演变的原因,从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角度,分审美、社会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变化、图像类型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总体上归纳维摩诘形象演变的影响因素。
  就整个《维摩诘经》图像体系而言,五至十二世纪是维摩诘图像发生转变并成熟的重要时期。论文在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做了系统的梳理,以五到十二世纪维摩诘图像发展为主线,勾勒维摩诘经典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各方面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论文不局限于在佛教、美术等个别领域研究维摩诘图像演变的历程,而是将维摩诘图像的变化与发展放置在中国文化大的宏观的基础之上,全面考察其传播的路径。此外,论文重点讨论了维摩诘图像与文学历史等其他领域错综复杂的关系,使论文既具有宏观的视野,又具有微观的解构,将维摩诘演变的来龙去脉进行清晰的展现。
哲学;中国哲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太虚法师关注的重要内容,然而现有的研究对于太虚法师的宗教观却鲜有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太虚法师宗教观梳理,客观呈现太虚法师宗教观的风貌。
  对于宗教整体而言,太虚法师以佛教为根据将宗教界定为一种教化,接着以佛学的立场高扬无神论的旗帜,在此基础上太虚法师重点对儒教、道教以及基督教进行了评析。就儒教和道教而言,太虚法师选取了两种宗教中的一些核心观念依靠佛教理论对其进行了评判;对基督教而言,太虚法师运用唯识学的理论对于“上帝”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作为宇宙第一因的上帝的荒谬性,继而对由上帝衍生出来的“博爱”观念也做了评判,认为其是一种不完满的爱。就佛教而言,太虚法师通过对佛教本质的澄清旨在突出大乘佛教利生救世的精神,并对于佛教整体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判摄目的在于为佛教的时代弘化找到契理契机的法门,这便是其弘扬的“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
  太虚法师的宗教观形成于特殊的时代并且由于其佛教徒的身份而具有浓厚的佛教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是太虚法师宗教观的局限性所在。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作为一大宗教,其信仰有着鲜明的特色。然而其信仰有什么特色?该从什么角度切入去把握它,使它的特色一下子呈现出来?在绪论中,本文发现前人从佛教义理本身透视其信仰特色的研究至今仍不充分,并找到以佛教的“究竟说与方便说”作为切入角度、大的架构去总结信仰特色;在第一章中,阐述了对佛教信仰研究,的同情立场的抉择;第二章是从究竟角度看,佛教的信仰特色是不二,即无能信仰的主体(无我),亦无实体性可得的三宝作为信仰对象,二者实性皆是无自体,平等不二,这是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
  第三章是从方便的角度展开来看,第一节是就信仰的定义、对象看,三宝有二,一是别体三宝,二是一体三宝。对别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内心澄净性(真诚性),内心对佛、僧(“良医”)的认定,对“良医”的信任和恭敬,并且对成为“良医”的向往;内心对法(“良药”)的认定、对“良药”的信任和珍视恭敬,对涅槃(“病愈”)的向往追求;信仰对象(三宝)体现了非主宰性、非偶像性、无我性。对一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完全彻底地放下我执的强烈实践性,信仰对象的内在性。对别体三宝的信仰是方便,对一体三宝的信仰是是圆满究竟。第二节是就信仰的根基看,一切众生的信仰根基都是平等无差别的诸法实相,这体现信仰根基的平等性;就信仰的发生看,佛教信仰的生起需要自己种过善根、外缘辅助等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体现了信仰生起的重视自力的自他合力性。第三节是就信仰的层次看,信仰随着修行层次的提升会深化,到见道位根本不退转,所谓证信。第四节是从正确信仰的保证看,佛教提出“法四依”原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智慧性、实践性、圆满性。
  综上,究竟和方便,方便与从方便展开的四个方面,一体三宝与别体三宝,根基的平等性与发生因缘的差别性,万法平等与信仰的由浅到深的差别,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面对各种问题开出的“法四依”,都可归为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它在世间展开的差别相,如同金子与金器具,金器具的本性是金子,而金子又是通过金器具展现的,也即不二。由此,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是不二。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代道光年间,陈众喜所撰《众喜宝卷》,不仅完整地记录了长生教创立者汪长生的宗教生涯以及长生教的渊源、宗旨和教义,而且还在文本上栏部分汇集了众多与长生教相关的儒、释、道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的资料,可谓一部研究长生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重要经卷。从卷册篇幅、文本内容结构和刊行流播等角度而言,《众喜宝卷》所具的学术价值是笔者所搜集的长生教其他经卷,甚至是其它民间宝卷所不能比拟的。本文对《众喜宝卷》现存版本异同考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并与新发现的其他长生教新材料进行对比,进而对宗教劝化宣教的宗教功能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深化了对长生教基本教义、教派历史、教派属性、仪式活动等方面的认识,而且还以一叶而观全貌,对目前于宝卷研究本身存在着的诸多观点和问题进行辨析,以期推动宝卷学领域的研究进程。
  正文分“研究篇”和“校录篇”两大部分,其中“研究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章为“《众喜宝卷》版本考论”。成书于清道光廿九年(1849)的《众喜宝卷》自问世以后便在下层社会广为流传,故不断重版刊印,版本众多,且各有优劣。通过对《众喜宝卷》所有版本进行全面汇集,不仅从版本形式和内容上辨其异同,为后来研究者的版本选择提供可靠依据,而且还核对了目前所收录《众喜宝卷》的目录成果,并对其收入情况与实际馆藏情况进行对比,发现目前目录成果中对于宝卷文献的着录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二章为“《众喜宝卷》文本形式与内容”。《众喜宝卷》的上栏文本主要分三种形式:介绍性文本、经文性文本或其他形式文本,内容庞杂,结构松散,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作者如此编排是有内在罗辑和规律可循的;下栏文本主要分为故事文本和劝化文本两种类型,其中故事文本主要以两个故事为一主一暗两条线索展开,实际上是代表两种修行方式,一种是以众喜和其父母为代表的修行方式,即长生教的修行方式,一种则是以赵桂瑛为代表的修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长生教与其他民间宗教的斗争,最终是长生教获胜;上下两栏在文本结构上相对独立,但文本内容又互有关联。《众喜宝卷》的文本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念卷活动的神圣性,增强了念卷内容的广泛性,使念卷活动的功能从斋供仪式转变为劝化。
  第三章为“《众喜宝卷》的功能——基于新出现《两卷本》的对比分析”。通过对《众喜宝卷》的五卷本,以及新发现的两卷本,从文本结构及文本内容方面的对比,发现两卷本的《众喜宝卷》仅是五卷本的《众喜宝卷》精缩刊本,两卷本保留了五卷本的下栏分品部分,并对下栏文本从分品和内容方面进行了删减,而宝卷的宗教属性则没有改变,同时,在文本中未能找到任何民间秘密宗教的内容,完全是用来进行斋供仪式的文本。因此,为宝卷可以放在文献考据和斋供仪式的视角进行研究提供坚实可信的文献基础。
  第四章为“从《科仪》看《众喜宝卷》的宗教属性——兼论长生教”。通过对《众喜宝卷》文本内容的分析,并与长生教另一经典《科仪》进行比较,系统梳理长生教从源起、教义到仪式活动,从而勾勒明万历年间到清道光年间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先前对《众喜宝卷》研究的不足,如介绍陈众喜其人其书、长生教的宗旨、信仰、教规、戒律,以及作者所知的其他民间宗教,大体还是从宗教组成要素以及宗教发展简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太深入。本文力图通过对该宝卷文本内容进行专题分析,为对该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从而丰富长生教研究的内容,并且进一步为从斋供仪式角度进行研究宝卷提供依据。
  第五章为“宣教与劝化:《众喜宝卷》之宗教功能”。与善书相比,宝卷的内容多以神在人间的生活为主,神仙角色在宝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多新奇的故事情节,另外唱词对推动情节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众喜宝卷》中以众喜的宣教劝化故事和三次受灾经历、赵桂瑛的故事、众喜宣教劝化二个阶段、两个方面以代表四方的共同作用下,宣教劝化内容从行为准则的劝世观到道德升华的修道观不断升华。
  “校录篇”涵盖《众喜宝卷》题解及录文、《科仪》的题解及录文两个部分。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方国家对罪犯的宗教教诲传统由来已久,宗教发挥教化罪犯的作用,根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念。中国历史上的狱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特色。民国时期,受西方狱制影响,中国监狱里兴起了宗教教诲的高潮,台湾地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本文拟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佛教在罪犯矫正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大陆佛教进入监狱教化罪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对西方国家监狱里宗教教诲传统的介绍,分析西方国家狱制特色,会发现宗教教诲在罪犯矫正中占有较大比重,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原罪”,这让“拯救”和“救赎”成为罪犯改造的重要理念;第二章概述了中国历史上监狱内的感化教育,受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行刑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双重性格,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为民国狱政改革积极引进西方监狱的宗教教诲,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提高了民众心理接受度;第三章描述了台湾地区对民国宗教教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了其监狱布教的特点:布教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方式多种多样、教诲效果显著;第四章通过分析佛光山监狱布教,明确宗教教诲得以在监狱施行,政府、狱方、宗教团体、罪犯四者缺一不可,唯其通力合作,方能实现宗教在监狱矫治中的作用,这为佛教监狱教化在大陆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第五章作为文章的结尾,主要思考了佛教监狱教诲在大陆的应用前景。
  本论文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今日大陆国情与狱制现状,佛教进入监狱对罪犯实施教诲,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借鉴佛光山在监狱布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多机遇,这意味着佛教在大陆社会福利领域可以开辟出新的发展途径。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调整,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越来越多的民间庙宇得以重建。庙宇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场所,成为乡民信仰诉求表达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之一,各地庙宇的重建也成为了民间信仰复苏的重要标志。
  从学术史来看,许多地方的“建庙”大多属于村落公共行为,而本文选取的魏村玉皇庙的重建却是属于以魏永淳为主的家族行为。其重建玉皇庙的过程,也体现了家族内部矛盾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房支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成为焦点。魏永淳作为宅基地的主要委托人,为了保证宅基地不再发生被争夺的情形,更好地体现合情合理的原则,建庙成了他当时最好的选择。加之魏永淳所在房支内的香头的热衷参与,最终促成了玉皇庙的重建。本文以田野作业和口述史为主要搜集资料和研究的方法,在民间信仰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剖析魏村玉皇庙的重建过程,试图探讨家族文化与权力在玉皇庙重建过程中是如何彰显的。
  本文总共分为六部分内容。绪论主要叙述了选题缘起、研究对象及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与书写方式。第一章介绍魏村的村落语境,包括村落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众生计方式等方面,在对村落语境的铺陈中展示并探讨魏村家族的发展历程以及魏氏家族特征。第二章关注老玉皇庙和老槐树,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老玉皇庙及其在魏村的集体记忆,揭示出庙宇重建的地方信仰根基。第三章主要深描了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始末缘由。由于村落政权的不作为,在五保户魏玉树去世后,其住宅基地被租赁给二支成员的真相浮出水面。加之长支与二支早就存在的矛盾纠葛,更是激起了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决心,并将此举视为是在为父辈“争回一口气”。为了杜绝再次发生宅基地被争夺的情况,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考虑到当下民间信仰复兴、社会环境宽松以及村民意愿,决定重建玉皇庙。第四章则从横向的维度剖析了玉皇庙重建背后的各方力量来源。不同的行为主体在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促成了玉皇庙的成功重建。第五章为本文的收尾章节,对玉皇庙的落成设计到具体的建造过程展开了细致的叙述。新玉皇庙终于尘埃落定,它不同于一般庙宇的外观,恰好显示出其重建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元代佛教上承宋代、下接明代,构成了中国佛教史篇章中的重要一页,蒙古族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元代河北地区是中书省直辖的中南部区域。这一地区由于具有贯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和广袤平原的自然资源,既是政治统治、军事征服的要地,又是经济发展、文化统治之中心。所以河北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元代河北地区的佛教寺院多达上百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柏林禅寺。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族发展壮大,到统一全国、政权巩固,近一个世纪间,有元太宗、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元文宗共五代君王与柏林禅院有殊胜的因缘,相继成为祖庭的大护法。这座禅宗古刹几经兴衰,于岁月沧桑中薪火相传、高僧辈出。
  第一章对元代河北佛教的发展作了简要概述。由于今河北、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与元代有很大区别,便在开篇确定了研究范围。接着,对元代之前的河北佛教发展状况做了回顾。最后介绍了元统治者的佛教政策以及河北佛教的兴盛情况,对其建造的寺院数目做了大致统计。
  第二章是元代柏林禅寺的寺院沿革。柏林禅寺建于东汉末年,古为观音院,宋为永安院,金称柏林禅院,元代更名为柏林禅寺。这一章主要是结合《宋永安院度僧记》、《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元重建柏林禅院碑》的碑刻拓片对这几次更名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时介绍柏林禅寺在各朝各代的发展。重点是元朝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受到了元统治者降旨保护。在这一章还对赵州塔进行了详细研究。赵州塔是为了纪念唐代从谂禅师而建,关于其建造时间多认为是元代,本文将它与同一时期的临济塔进行比对,结合文献记载,认为赵州塔可能与临济寺塔一样,始建于唐末或五代初期,在金代重建或者大规模的修缮。
  第三章主要写寺中僧人的弘法活动。寺院的发展离不开僧人的作为,元代的归云志宣禅师、圆朗禅师、鲁云行兴禅师就对柏林禅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章利用三位禅师的塔铭《浑源州永安禅寺第一代归云大禅师塔铭》、《赵州柏林圆明普照月溪大禅师碑》、《佛真妙辨广福圆音大禅师大都庆寿寺主持长老鲁云兴公舍利塔铭》介绍了三位禅师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柏林禅寺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河北与北京的僧人之间交往密切而频繁,甚至许多僧人不仅是河北地区寺庙的方丈主持,同时兼任北京地区寺庙的主持,这样,不仅是僧人之间有相互往来与交流,思想上更是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汇通。本章同时也对他们与其他寺庙僧人的交往进行了考证。
  第四章是柏林禅寺与宗派。不同宗派僧人之间的交往,其思想上的影响不言而喻,进而也会影响寺院整体思想的变化。柏林禅寺在唐代为禅宗寺院,金代革禅为律,到了元代又转变临济宗的寺院。本文最后是不同宗派对柏林禅寺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唐朝末期,叔侄关系的从谂和义玄分别先后来到了临济寺与观音院,相互交流往来密切。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同为叔侄关系的归云志宣和海云印简亦是一前一后到达河北,本章也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进行了研究。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大手印法门加以学习了解,探讨总结,紧紧围绕对“大手印”这一概念,针对大手印中不同的法门加以阐释,进而得出对佛教大手印法门的较为综合性、完整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的显宗部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的密宗部分,大手印、大圆满和大中观三者,以及光明大手印、大圆满及禅宗等的教理及修行次第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亦以比较研究为基础,对传统和现今一些常见世俗的、教界的及学术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可以说,从某一角度而言,大手印法门实乃概括了一切佛教显密佛法,而其倡导的身体与心灵的修习,对当今时代人类的身心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史;历史文献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四川盆地拥有丰富的石窟和摩崖造像遗存,是中国南方石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中国石窟寺分布区的重要代表。研究四川盆地摩崖造像在区域内的时空分布和变迁情况,有助于理解整个四川地区摩崖造像的时空分布过程。
  本文依据已有的造像考古成果,以四川盆地的自然地理区划为基础,分别对盆北低山区、盆西平原区、盆中丘陵区、盆南山地与丘陵区和盆东平行岭谷区,五个地貌区内的造像赋存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概括了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对影响四川盆地摩崖造像地域分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讨论。
  从南北朝至两宋,四川盆地的摩崖造像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南北朝~初唐为第一期,在这一期盆北、盆西、盆中开始出现摩崖造像,其中盆北的广元等地主要是佛教题材造像,而盆西、盆中主要是道教题材造像。整体来说,造像点少而分散,受北方造像风格影响深刻。盛唐~五代为第二期,该期四川盆地的造像数和造像规模达到高峰,陆续出现了盆北的广元—巴中、盆西的邛崃—蒲江—丹棱—仁寿,盆中的资中—安岳三个造像中心。两宋时期为第三期,除盆中、盆东外,其余地区的摩崖造像活动都走向衰落,全川的造像中心在大足—安岳一带。无论是各区还是四川盆地整体造像,在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
  影响摩崖造像分布的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一、造像分布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其一,中晚唐时期,受唐与吐蕃、南诏战争的影响,盆北出现了以过往将士为主要功德主的摩崖造像,盆西集中出现毗沙门天王像题材的造像和大量以祈求平安为目的的龛窟。其二,盆地内摩崖造像的出现和盛行受到了当时宗教政策的影响。其三,州县治所在对当时的造像发展有一定影响,盆北、盆南、盆东三区比较重要的造像点多位于当时的州县治。二、造像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一,造像分布与各府州的行政等级在大体上是吻合的,一般来说,行政等级高的州,造像数量也多。其二,造像在分布上与市镇分布具有对应关系,摩崖造像活动以市镇为依托而进行。其三,盛产流通性高的物产的地区多为重要的造像区。三、摩崖造像的发展与寺院、高僧驻锡地的分布具有对应关系,早期盆西、盆中造像多为道教题材造像,与早期四川盆地内的佛、道教势力对比情况有关。
社会学;民俗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在与本土文化的长期互动中逐渐实现本土化、世俗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它从印度佛教重视出世修行逐渐转化为中国式地重视入世生活的佛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套系统理念,佛教从认知上改变了信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逻辑思维模式的变化同时影响着信众的行为模式。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以南京清凉古寺为田野调查地点,通过对信众的认知与行为研究来探讨佛教的深刻影响。
  本文第一章为相关研究综述,从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以及佛教对信众的影响两个层面进行梳理,为研究日常生活中佛教对信众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奠定基础并提供参考;第二章对田野调查地点和对象进行概述,做了相关背景性分析;第三至五章,分别从信众的社会、家庭、精神生活考察佛教对信众认知与行为的影响。第三章从信众的宗教活动参与和人际关系交往两个层面具体分析信众言语及行为表现,探讨佛教对信众的外在影响;第四章则主要考察信众的家庭生活,从饮食、信众的日常修行以及信众学佛对家庭成员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第五章则从自我认知与人文关怀两个层面,探讨分析了佛教作为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对信众造成的重要影响。
  世俗化的佛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佛教义理被以通俗的、生活化的解释呈现给信众,使其更易接受那些教人向善、认识自我、和谐生活的理念;同时也起到规范言行举止、健全人格的作用。这些义理于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信众的认知,形成该群体独有的认知结构和文化体系,并借助其日常行为、言语等加以表现,逐渐改变、丰富着人们的社会、家庭、精神生活,从而更好地推动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建设城市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执行保护僧侣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强调僧侣享有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改革时期的寺院政策是取缔封建经济与破除封建陋习,对乡村寺院进行限制,并无彻底改造之意,乡村僧侣身份不会发生转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土地改革之后,乡村中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假和尚”,他们既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是念经做法事的和尚,既是吃荤娶媳妇的世俗人,也是烧香磕头的信佛者。乡村僧侣在土地改革时期发生了僧侣到农民再到“假和尚”的身份转变。
  论文第一部分绍土地改革之前乡村僧侣的身份,从家庭、寺院和社会三个场所分析乡村僧侣主要来源、职业内容和社会角色。乡村僧侣主要来源为生存困难、家庭繁衍得到保障的农家子弟。职业内容为师徒制和吃斋念经。社会角色为田租的收取者、佛法的传道者和社会习俗的承担者。
  第二部分描述土地改革时期,对乡村寺院、僧侣的改造。一是对寺院的改造,包括寺院田地、寺院房屋和寺院其他财产。二是对僧侣的改造,主要分为经济上的分田和政治上的阶级划分两个方面。土地改革中僧侣在经济政治压力下纷纷还俗,成为农民,完成身份的第一次转变——从僧侣到农民。
  第三部分主要描述土地改革后乡村出现的新群体“假和尚”,其存在的形式以及原因。由于职业的惯性,乡村僧侣依然保留以往的职业意愿。乡村宗教习俗依然存在,为满足乡村的宗教习俗和仪式,已转变职业的僧侣不得不在作为农民的身份时重操旧业,成为“假和尚”,完成身份的第二阶段转变——从农民到“半农半僧”。
  第四部分结论,土地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下沉,对原有乡村社会进行建构,乡村经济和政治制度发生变迁,而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人们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在国家权力建构背景下,乡村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与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共同造就了乡村僧侣的身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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