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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薛婷婷
环境工程 山东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城市是人口分布相对较多、生态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交通运输的密集区域,是一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由于城市规模极速扩张而导致资源短缺、交通拥挤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承载力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济宁市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经济发展日益蓬勃,但是随之产生的城市问题层出不穷。因此研究和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对促进济宁市建立资源、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本文在国内外关于城市承载力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济宁市的现实发展状况,选取了在城市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几个要素,构建了包含土地、水资源、交通、环境、经济、社会六大承载力要素共32项子目标的济宁市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框架。利用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承压指数法计算各要素承载力的负荷现状以及综合评价法计算了济宁市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分析了济宁市2006-2015年城市综合承载力、各要素承载力及承压指数,找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短板因素,以便提出具有参考价值和科学性的建议,促进济宁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得出以下结论:
  (1)从2006-2015年济宁市城市综合承载力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社会承载力、经济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土地承载力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社会承载力增长较为明显,土地承载力增长较缓慢,交通承载力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水资源承载力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到2015年大小依次为社会承载力、经济承载力/交通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这说明水资源承载力和土地承载力成为当前制约济宁市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2)从各要素贡献率来看,2006-2013年水资源承载力贡献率最高,成为影响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最主要因素,但近几年出现下落的趋势,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的贡献率逐渐增长并赶超水资源承载力,成为现阶段对济宁市城市综合承载力起到主要作用的两大因素;
  (3)2006-2015年济宁市城市综合承载力中水资源承压指数和土地承压指数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比较大,处于超负荷状态。
  (4)环境承载力对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以及环境承压指数变化都不大,处于一个相对较平衡的状态,但是济宁市的环境质量不太乐观,在全省排名靠后。济宁市的环境承载力有待提高,环境治理任务仍然很艰巨。
[硕士论文] 聂坤照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植被作为区域水土流失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效益,区域植被覆盖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水土流失程度的强弱。我国南方丘陵区地处热带、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区域降水强度大且集中,加之区域地形起伏明显,坡度较大;同时区域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活跃、城市化水平较高、社会变化明显,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环境造成了强烈的人为扰动,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水土流失严重,使之成为我国第二大土壤侵蚀区,严重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文以南方红壤丘陵区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MODIS NDVI产品数据和NOAA NDVI数据集,分析区域1985-2015年不同时期NDVI空间变化特征以及变化趋势。同时结合气候变化特征,利用残差分析法分析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对区域NDVI变化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数据对区域进行分区,探讨不同地区各时间段人为活动对区域NDVI变化的影响变化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从时间序列上看,区域NDVI具有先增加再减小最后增加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海拔较高区域NDVI较高,海拔较低区域NDVI较低。同时在不同时期,区域NDVI正增长区域面积占比呈现减少到增加的过程,负增长区域占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负增长区域和正增长区域在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
  (2)影响NDVI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有气温、降雨、人口密度、人均GDP、产业结构占比等。在四个时期,气候因素中气温影响程度大于降雨;人为因素影响贡献率分别为39.25%、59.32%、78.61%、88.36%,人为因素影响作用逐渐增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对区域NDVI变化影响显著,在1985-1992年时间段,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完成,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提升,导致农业活动区域NDVI增强。在1993-1999年时间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显著,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和需求调整,使得这一时期区域经济掠夺式发展,造成环境破环严重,区域NDVI呈现下降趋势。在2000-2007年时间段,我国环境保护进入深化改革阶段,环境保护战略逐步转变、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生态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区域NDVI的增加;但经济的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进程加速,对资源的需求增加迅速;导致区域NDVI整体上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在2008-2015年时间段,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使得区域NDVI上升趋势明显。
  (3)基于聚类分区统计结果表明,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NDVI变化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人口密度越大,人为因素负影响强度越大,区域平均NDVI越小。在前三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为因素负影响强度越大,在第四个时期表现为人为因素正影响强度越小;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为活动对其植被破坏越严重,同时在保护过程中NDVI增长速度更为缓慢。
[硕士论文] 伊晋
自然地理学 成都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的范围和强度越来越大,生态环境愈发脆弱和敏感,生态环境质量也日益下降,对土地利用效益的阻碍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如何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如何协调发展,从而找到适合某一区域的科学、合理、有效的发展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本文以阿坝州为研究对象,结合阿坝州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现状与特征,选取2005-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借鉴以往有关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关系,土地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载体,生态环境建设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力保障,土地利用过程中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反馈于土地利用;定量分析阿坝州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水平,土地的利用率由2005年的90.91%提高到2016年的92.11%,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土地利用效果越来越明显,土地开发程度越来越高,生态涵养能力在不断提升。
  利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无量纲化,采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构建出一套具有针对性的适合阿坝州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评价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建立耦合类型的标准,再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发展度模型计算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及最终的耦合度,耦合度从0.4560上升到0.6899。分析十二年间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动态的变化浮动情况,综合评价阿坝州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土地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越来越高,耦合发展历程从“勉强耦合发展土地利用滞后型”发展为“初级耦合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运用灰色系统模型预测了阿坝州未来五年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发展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6年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类型持续好转,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历程从2005年的“勉强耦合发展土地利用滞后型”发展为2016年的“初级耦合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预测出未来土地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会越来越高,土地利用指数依然高于生态环境指数,土地利用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之间的差值越来越小。最后结合研究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分析的结果,提出发展对策。
[博士论文] 邓须军
林业经济管理 东北林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森林资源与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利用的合理性不仅决定了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对于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研究是林业经济研究的热点,也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之一。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以及最大的经济特区,森林资源的变动对于旅游、经济林建设以及环境的维护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海南国际旅游岛进行研究,该区域具有较明显的热带特色和岛屿特点,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和经济社会系统,自然资源的变化对岛内经济、社会和生态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从森林资源动态变化分析着手,探讨森林资源变动与海南省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间的关系,深层次揭示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探讨他们之间的协调性,分析影响协调发展的因素,并进一步建立协调发展机制。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林业理论、协调发展理论、森林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利用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序关系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森林资源变动下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森林资源变动与状态参量间的关联分析,形成时序和动态的协调分析框架,对三者间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进行表征,并进一步对森林资源结构进行优化,利用DEMATEL研究方法对协调发展影响关键因素进行了提取,在此基础上构建协调发展机制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经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确定了森林资源变动下海南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机理
  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的基础上,对协调发展演化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结合海南森林资源的变动特性以及海南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自身规律,建立了以资源环境与经济间的协调演化、森林资源环境与社会间的协调演化及经济与社会间的协调演化。通过协调演化机理的分析,揭示了海南热带森林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演化轨迹,从协调衰退型到经济主导型再到协调发展型进行转变。
  (2)构建了森林资源变动下海南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在国内学者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根据海南的实际状况,构建了海南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在考察森林资源变动条件下,明确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和社会与生态之间以及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选取协调度表征相关的系统参量,利用各参数对子系统的状态进行描述,从而形成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初选评价指标体系为1个目标层,3个系统层和31个指标,依据森林资源的变动趋势和规律对初步选取的参量指标,运用了灰色关联度模型确定目标变量和状态参量关联关系,按照关联度的排序进行筛选,最终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为1个目标层,3个系统层的20个指标。
  (3)运用了序关系分析模型以及协调度模型确定协调度
  根据选取的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利用序关系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经济发展B1、社会发展B2和生态发展B3所对应的权重为0.3092,0.2577,0.4329。利用协调度模型对海南1993-2015年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对协调度进行动态评估和分析。发展指数测算的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指数水平低且不够稳定,其中最低值为1998的0.0667,最高值为2014年的0.2473,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指数表现出较为平稳的上涨,最低值为1998年的0.1286,最高值为2015年的0.2193;生态发展指数要高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最低值为1993年的0.2313,最高值为2015年的0.3100,在生态发展方面表现的较为优异。通过对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社会与生态及三者协调度分析,其结果显示两两系统间大多数处于一般协调和优良协调阶段,尤其在2003年之后表现较明显。从三系统协调度来看,2008年是一个分界点,2008年之前都处于一般失调和勉强协调,之后为一般协调和优良协调,其中最低值为1998年0.2259,最高值为2013年的0.9212。通过结果可以表明,海南通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水平都得以较大程度的提高,三者的协调度表现的越来越好。
  (4)运用了理想值求取模型、不确定性方法评价了发展度,利用优化模型对森林资源结构进行优化
  借助“相对量”的思想对发展度进行重新思考,利用实际值与理想值的相对量来对发展度进行表征。利用DEA分析方法的C2R模型的对理想值进行测算,借助不确定性分析的集对方法对实际值和理想值度量发展度。计算的结果表明:在1993年至2015年期间,系统发展度基本处于中等水平,其中2009年前发展度都低于0.5,之后发展度高于0.5,2014年达到期间的最高值0.6812。而协调发展度最低值为1998年0.1038,为严重失调,最高值为2015年0.6196,为一般协调发展。通过森林资源结构优化,在设定的20个林型配置方案中,依据效益值作为标准,5种方案为可行方案,其中方案6和方案11生态效益相对较高;方案5和方案6经济效益较高;方案11社会效益较高,方案6综合效益最高,作为森林结构调整的优选方案。由此可见,海南建省以来森林资源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还需不断进行调整。
  (5)运用了DEMATEL模型分析了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建立协调发展机制
  利用DEMATEL研究方法对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原因度和中心度进行计算,建立坐标系确定各影响因素所在的象限位置,确定了国际旅游岛战略、森林资源保护和补贴政策以及森林法的实施三个关键影响因素,确定了区位因素、居民受教育程度、林业经营者和交易市场的完善程度四个次关键因素和区位因素、居民受教育程度、林业经营者和交易市场的完善程度和自然条件、森林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热带经济林发展和林业投资五个被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者协调发展机制及调控手段,分别是治理机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监督机制及援助机制。同时提出了倡导绿色发展、完善协调发展机制、提高承载力、推进岛屿一体化建设、调整森林资源结构与布局等建议和对策。
[博士论文] 靳舒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能源环境工程 华北电力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能源的不断消耗,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能源发展转型在经济增长、应对环境问题等方面的战略地位日渐突出。节能减排作为能源发展的重要目标,已经成中国保障能源安全、降低环境污染、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然而,随着能源系统的不断扩展,人们所研究问题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定量表征能源系统的复杂不确定性,分析不同减排措施对能源系统的影响,是实现能源系统规划管理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针对能源系统中存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利用数学模型和方法将其量化,同时将多种减排措施考虑到能源系统建模中,开发一系列不确定条件下能源环境管理模型。具体包括:(1)提出了优劣势模糊区间全无限规划方法,引入优劣度用于处理模糊决策问题简化了模型的计算量。该方法可解决系统中存在的模糊、区间以及函数区间数的不确定信息,将其应用于新疆巴州能源效率研究中,用于分析在不确定性下加工转换效率对能源系统的影响。(2)提出了基于鲁棒的模糊区间规划方法,并用于不确定条件下巴州电力系统清洁发展机制研究,探索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该方法可以处理灵活性约束以及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中存在的不确定参数,将风险规避整合到优化模型中,提供不同惩罚值下的最优方案,帮助决策者权衡最优性和可行性之间的矛盾。(3)将交互式模糊机会约束规划方法,用于巴州清洁能源规划,该方法可以处理能源系统规划中存在的模糊、随机以及两者的交互不确定性,通过平衡约束的可行性程度和目标的满意度最终获得最优的解决方案,结果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政策情景下清洁能源发展的方案,分析了能源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系统成本、电力扩容以及减排的影响。(4)将区间模糊随机规划方法,用于电力系统碳捕集实施的研究,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电力系统碳减排规划。方法考虑了模型中数据缺失和普遍存在的模糊性问题,并将其用来处理系统中存在的多重不确定性(模糊、区间、随机)。通过敏感性分析评估了不同因素(如燃料成本,碳捕集投资,减排水平、发电成本等)对系统成本的影响。(5)提出一系列不确定双层规划方法,用来处理能源环境系统中多个决策者之间按非合作有序的方式进行的相互作用的管理问题。在北京市能源系统案例中,设置上层决策者为环境管理,下层决策为能源系统规划,求解过程能够从整体的角度权衡不同决策者之间的利益。优化结果可为能源规划以及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引入模糊数学规划(优劣势模糊规划、鲁棒规划、可能性规划)、双层规划以及区间全无限规划、随机数学规划等方法,开发了一系列混合的优化方法;并将减排措施(如,清洁发展机制、碳捕集技术、能源转换效率)考虑到能源模型中,建立了单层和双层的能源环境系统管理模型。通过实际案例的应用(巴州、北京),获得不同情景下的能源生产、加工、转换(发电、供热)、能源供应、以及污染物排放、成本投入和系统风险等结果,不仅可以定量分析不确定条件下不同减排措施对能源和环境系统的影响,而且可以为能源发展转型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贾菲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宁夏生态移民工程自1983年至今已有30余年历程,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在国内外都极具影响,对其进行脆弱性研究,不仅有利于构建生态移民可持续生存空间,而且对宁夏乃至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贫困减轻、生存质量提高、后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从学科交叉视角,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层次共选取了29个指标,涵盖移民自身素质、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以及移民生计资本等多方面,来构建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脆弱性评价整合模型、熵权法、综合指数法及函数模型评价法对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从不同尺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探讨该区域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的减缓措施。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从时间尺度来看,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在时间上没有相关性,与移民安置时间的长短并不一致,移民脆弱性主要表现为:跨不同时期移民>“十一五”期间中部干旱区生态移民>“十二五”期间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十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移民。
  (2)从空间格局来看,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中部高南北低”的地域分布特征,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脆弱性程度普遍高于北部引黄灌区和南部山区。不同安置方式下移民脆弱性也不同,开发土地集中安置、因地制宜插花安置、适度集中就近安置及劳务移民无地安置的移民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1808、0.1699、0.1400和0.1010,其中开发土地集中安置下的移民脆弱性最大,劳务移民无土安置下的移民脆弱性最小。
  (3)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是移民自身内部个人及家庭因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的内部因素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及自然资本等生计资本;外部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及社会关系4个方面。
  (4)在对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的减缓措施:移民个体成员需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主动了解移民政策,提升政策感知度;移民家庭需加强移民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构建移民信贷体系,建立资金援助机制;提高移民社区参与性;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政府可通过提高区域经济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安置移民,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增强移民的社区归属感等措施,来共同为降低宁夏生态移民生存空间脆弱性以及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硕士论文] 伍群英
马克思主义理论 北京化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把“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标准之一,把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国梦”相结合,把生态文明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指标,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人作为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主体,其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提高人的生态素养,促进人的现代化,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因此,本文以人为中心和线索,在人的现代化视域下研究生态素养,试图分析人的现代化与生态素养的关系,在人的现代化要求下阐释生态素养的具体内容,并指出提高生态素养的努力方向和具体途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
  本文总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以寻求研究思路,寻找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立足于研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寻求理论渊源,为人的现代化和生态素养的研究找寻理论借鉴。第三部分在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界定了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和生态素养的科学内涵,并阐释了人的现代化与生态素养的逻辑关系。第四部分运用研究的理论成果作指导,立足于个人自我修养提升的角度,从全面学习生态知识、树立正确、科学、系统的生态价值观、加强生态情感体验、提升生态审美能力、践行生态文明行为等几个方面指出提高生态素养的努力方向和具体途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硕士论文] 郄迎翔
环境科学与工程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造就了“中国奇迹”,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社会和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此过程中,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间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资源环境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条件,是社会得以发展、民生福祉得以提升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基于资源环境承载的社会发展无疑也对资源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探究我国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本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表征资源环境,以民生福祉水平来表征社会发展,从全国-区域-省域三大尺度入手,通过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民生福祉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0年—2015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民生福祉水平的时空变化规律;再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三大尺度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①2000年—2015年,三大尺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民生福祉水平都呈总体上升的趋势,但近年来趋势渐缓;②全国尺度上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年均增长率快于民生福祉水平;区域尺度上,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民生福祉水平的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大体排序为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南>西北;省域尺度上,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分高值区集聚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长江经济带沿线,而民生福祉水平大体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③三大尺度的协调度和耦合度呈现稳定且同步的上升趋势;耦合度均值大于协调度均值,但协调度的年均增长快于耦合度;省域单元呈现不同的耦合协调态势: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浙江等五省市属于高协调高耦合型,但多数省份属于低协调低耦合型和高协调低耦合型,其耦合关系不尽合理、协调性欠佳,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尚需进一步发展,二者间的耦合机制有待改善。
[硕士论文] 高园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灾难、气候危机为现实出发点,以一种“一切未晚”的拯救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姿态出现在生态理论视域之内。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将马克思与怀特海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以“有机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共同体价值观,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生产方式、政治制度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极力呼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以人类共同福祉为目的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作为最新的生态哲学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哲学批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等方面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从实质来说,以怀特海哲学为基础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所构建的资本主义替代性选择方案内含着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二元对立逻辑,存在一种生态乌托邦的倾向。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将促进人们反思在“现代性”之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及资本主义对环境及穷人进行剥削的现状,助于人们思考人类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状况下文明的发展与变革方向,利于人们认识到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生态哲学观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性作用。
  本文首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从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两个层次分析有机马克思主义地生成。同时,按照其内在的批判与建构逻辑,本文整理归纳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整体论、生态正义观、共同体思想和生态实践措施等具体内容。其次,为了更准确地评价有机马克思主义,本文通过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对比,分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最后,在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体系梳理及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差异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形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思考。
[硕士论文] 欧阳梓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拓展,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因此,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试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代生态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中,萨拉·萨卡可以说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既批判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又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从增长的极限范式出发,坚定地认为只有重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克服生态危机问题。本文通过研读萨拉·萨卡的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试图全面分析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了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环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生态环境危机理论,以及哈丁“公地的悲剧”的观点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对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分析、亲身参与绿色环保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探讨则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现实基础。
  第二部分阐述了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为当代具有一定影响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萨拉·萨卡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考察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考察,他认为由于苏联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导致增长极限、资源的浪费和枯竭、土地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苏联失败的根源,而社会道德沦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萨拉·萨卡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第三部分分析了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虽然,萨拉·萨卡对苏联失败原因的解读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道德建设构想不切实际,难以实现,也未能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萨拉·萨卡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的分析,尤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助于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丰富和发展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合理成分,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硕士论文] 王玲
自然地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发展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而城市作为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如何推动其健康和高质量的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地学者探究的主要课题。长江中游城市群具体由我国中部三大重要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共同组成,涵盖31个地级市(省直管市),辖区面积居我国已有城市群前列,被誉为中国新的“增长极”。因此开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承载力研究有利于探讨其在过去近十五年中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要素的发展与协调状况,对今后更好的发挥联动作用,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与对策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内31个城市作为研究目标,选取2005、2010、2015年三个时间节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熵权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建立综合评级模型,从生态弹性力、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三个层次对研究区的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了时空差异研究,计算得出31个地市分别在2005年、2010年、2015年的生态承载力指数,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1)城市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指数计算,而是要综合考虑资源供给与消耗、人口压力、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社会进步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研究区的生态承载力水平;
  (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平均水平在2005年、2010年、2015年三年都保持在中等承载水平,且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2015年较2005年增幅达28%,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过去的15年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进步,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有所提高,在多种因素的促进下,生态承载力状况得到改善;
  (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承载力水平内部差异较为明显,其中环鄱阳湖城市群在三年中生态承载力指数都是最高,环长株潭城市群次之,武汉城市圈最低。这主要是由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在地理位置上偏东南,更加靠近东南沿海的夏季风源地,气候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源较为充沛,对生态系统的弹性力指数较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此外环鄱阳湖城市群经济水平相较于武汉城市圈稍低,因此对生态产生的压力弱于武汉城市圈,并且对生态系统的支撑能力优于武汉城市圈,因此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使得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生态承载力水平略优于武汉城市圈,出现了这种区域间的差异性。
[硕士论文] 侯琴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是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领域的关键内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土地利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力作用也越来越强。本研究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为例,利用研究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的TM影像,运用ENVI5.1和ArcGIS10.1软件对影像数据进行解译,将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七大类,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并在景观分析软件(Fragstats4.2)支持下,探究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景观格局演化特征。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进行分析,为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如下:
  (1)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结构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中部干旱带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为主,而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研究区内的耕地、沙地和其它土地呈逐渐减少趋势,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呈现逐渐增加趋势,其中,林、草地面积增加剧烈,建设用地增加趋势相对稳定,水域变化不稳定,但2010年以后,水域面积逐渐增多并保持稳定。耕地、建设用地、草地、林地和其它土地之间的转移是研究区主要的地类转移过程。
  (2)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程度越来越不剧烈,2000-2005年最剧烈,之后各阶段逐渐放缓。耕地、沙地和其它土地的转出面积大于转入面积,其中,耕地主要转变为草地和林地,沙地和其它土地主要转变为耕地和草地。林地、草地和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大于转出面积,林地主要由耕地转入,中部干旱带草地主要来源于沙地、其它土地和耕地,黄土丘陵沟壑区草地主要来源于耕地、其它土地和林地,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耕地和草地。
  (3)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的破碎化程度越来越剧烈,景观异质性增加,土地景观越来越破碎。中部干旱带和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景观异质性均增加,但中部干旱带的景观破碎化程度呈减小趋势,而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景观破碎化程度呈增加趋势,说明中部干旱带的土地利用类型越趋于整齐,连贯性越好,而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则趋于复杂化,破碎化,这与两个地区本身的地形地貌存在必然联系。
  (4)气候、水文、土壤、坡度和高程等自然因素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结构产生影响。中部干旱带主要发展抗旱性较强的旱作农业,黄土丘陵沟壑区宜发展林牧业。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主要集中分布于低坡度和低高程范围内。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影响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结构的首要因素是人口增长和农村发展,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因素,最后是生态环境因素。其中,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为1.758;其次是农业总产值,回归系数为1.649;当年造林面积是第三位影响因素,回归系数为1.0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人口密度是第四位和第五位影响因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提高1%,土地利用程度提高0.799%,人口密度每提高1%,土地利用程度提高0.693%;城镇化率也是影响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变化的重要指标,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水资源整体较为缺乏,故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权重也较低。政策因素在宏观层面上对土地利用起着导向作用。
[硕士论文] 温胜强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景观连接度反映了景观对物种或某种生态过程在生境斑块之间运动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对维持景观格局及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具有重要指示意义,也是解决景观破碎化问题,维护、重建和恢复景观功能的有效方法,景观连接度的评价、模拟与应用已成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目前对于景观连接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景观指数上,难以在空间上有很好的展现,而利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不仅可以在空间上分析景观连接度的变化规律,而且使评价结果相比景观指数的方法更加直观合理。
  生态移民是为了缓解区域生态承载容量和减轻迁出区生态环境压力,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态,对迁出区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而开展的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集体型人口迁移。随着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建设、开发和发展,安置区的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展、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迅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安置区的生境产生了一定的扰动,使安置区的生境破碎、景观连接度大大降低,安置区的景观破碎化、孤岛化现象严重,对区域生态安全产生了威胁和挑战。
  原州区是宁夏最早开始移民搬迁的地区之一,也是宁夏县内生态移民的主战场,既是迁出区也是安置区,移民搬迁和安置对景观造成了较大的扰动和影响。因此,本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州区为研究区域,结合景观生态学原理,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选择4个生态移民样本村,以2010年和2016年高分影像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Fragstats软件分析两个时期景观格局时空特征,然后运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计算安置区景观连接度,并探究安置区景观连接度分异的驱动力,根据景观连接度分异结果,结合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景观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安置区土地利用优化的建议。主要研究如下:
  (1)2010-2016年,原州区生态移民安置村整体景观格局变化明显。安置村的耕地面积由2010年的2365.67hm2下降到2016年的1956.50hm2,园地面积由326.65hm2下降到2016年的年273.32hm2,而建设用地面积由2010年的472.17hm2增加到2016年的820.60hm2,林地、草地和水域虽然有增长,但变化幅度不大。总的来看,安置区耕地和园地大幅减少,建设用地显著增加,但每个移民村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具有差异性。(2)基于最小耗费距离模型的景观连接度评价结果显示:安置区2010年-2016年总体上景观连接度降低,景观破碎化加剧,但每个村景观连接度分异存在差异。(3)在安置区景观格局剧烈变化和连接度降低的情况下对生态空间的绿化将是景观优化的重点,在保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对原有景观进行优化调整,借鉴乡村空间重构的原理将安置区的主要景观划分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生态廊道,并针对不同功能区提出不同的优化对策;然后结合原州区今后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背景,提出了景观连接度优化建议:一是避免建设用地的继续扩张,统筹安排相邻区域的土地资源,加强与周边区域景观的整体构建;二是严格实行人口政策,适度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鼓励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三是在维持现有景观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庭院绿化,并对周边闲置土地进行生态保护,进而提高土地利用率;四是通过技术投入和市场需求选择更适宜本地的经济附加值高的作物类型,鼓励和引导移民成立农业合作社和养殖合作社,提高土地集约度;五是通过落实“三农”政策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移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今后安置区土地开发必须树立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硕士论文] 韩晓佳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移民带来的空间重构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生态移民与环境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冲突的加剧,将带来空间资源的失配与生态系统的失衡,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对生态安全带来的威胁较为显著。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从地理学和生态学视角切入研究生态移民安置区,测度移民前后两个时间点空间冲突强度大小,并对生态安全做出模糊综合评价。基于生态移民安置点的空间位置和安置地理结构划分研究对象;应用RS遥感技术,对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类;运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和层权分配法计算样本户量;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入户获取调研数据,并对生态安全指标体系进行分解以获取研究所需数据;基于MATLAB R2014a,借助正态云模型发生器,对安置区移民前后的生态安全做出模糊综合评价;在Vensim软件中,完成生态移民安置区包括资源、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四个方面生态系统建模,对未来10年内生态安全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在耦合模型支持下,对移民安置区的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加以耦合分析,找出主调控区;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诊断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异因素,提出调控的重点与策略。研究发现:
  (1)空间冲突源自空间资源稀缺性和人类经济活动空间需求的无限性,是空间资源争夺和空间重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空间结构失衡现象。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建设,从空间层面改变了原有村域的景观格局,由生态移民引发的空间冲突现象客观存在。
  (2)生态移民后,安置区的空间冲突加剧,表现在移民前后空间冲突强度指数的上升和空间类型的变换;①基于生态移民迁移方向的测度显示:(空间冲突强度变幅)乡外迁移(均值为0.3317)>乡内迁移(均值0.1707),说明乡外迁移方向更容易造成空间结构比例失调。从空间剥夺指数来看,乡外迁移较乡内迁移更容易对周边村域发展能力形成弱化;②基于安置区的地理结构,空间冲突强度指数(SDI)变化幅度呈现出:楔型+镶嵌型a(均值0.3682)>镶嵌型b(均值0.1993)>镶嵌型a(均值0.1805),说明楔型+镶嵌型a的安置结构,会带来较大的空间冲突;镶嵌型a的空间冲突最小,由移民带来的空间负转化也最小,是今后进行生态移民安置的最佳方式。
  (3)基于正态云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测度结果显示,生态移民安置区的生态安全呈现出较不安全、临界安全、较安全和安全四项等级。移民后,生态安全等级转换不明显,从测度数值来看,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生态移民带来的环境干扰和胁迫客观存在,而由生态移民引起的空间冲突对生态安全威胁尚处在阂值可控范围内。据生态安全系统仿真结果来看,未来10年内生态移民安置区的生态安全呈现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系统层面。但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的生态安全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近期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发展是以剥夺自然资源和破坏周边环境为代价,资源的缺乏和环境的威胁将是今后生态移民安置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建立起生态移民安置区内的生态经济产业亟待解决。
  (4)从生态移民安置区的整体来看,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较好(均值0.5290>0.5),生态移民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均值0.5052),部分安置区的协调程度由高度协调转变成中度协调。从耦合结果来看,除鸦儿沟村外,多数安置区属生态安全制约型,说明较空间冲突来说,生态安全是制约生态移民安置区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移民后,鸦儿沟村、闫堡村、农科村+甘沟村是今后进行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调控的主要村域。
  (5)地理探测器的空间分异因子探测结果表明,空间开发强度和农业保留强度是影响生态移民安置区空间冲突分异的主要因素;人均资源占有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成为环境压力增大的主要因素。对于空间冲突的调控,主要关注开发建设用地的面积与速度,从空间比例上保证各类空间用地的平衡;保障移民前后的基本生活问题和生态移民安置区环境基础设施的完善,是预防安置区生态安全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硕士论文] 叶均艳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移民是兼顾扶贫和生态建设的人口迁移类型,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建设对安置区景观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安置区景观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其生态系统功能,因此生态网络构建及优化是生态移民安置区建设的关键。本文将地理学、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景观规划等多个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结合起来,以2015年原州区的生态移民安置区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ENVI、eCognition、ArcGIS、Fragstats软件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等方法,研究了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景观格局优化及生态网络构建问题。研究表明:
  (1)“十二五”期间,原州区共计划实施生态移民1.5万户6.2万人。通过对原州区生态移民安置区人口功能区划及安置方式划分,将其移民安置区划分成三种类型,进行样本村选择。本文选取了惠德村、圆德村和安和村三个村子作为样本村。从研究区景观面积上看:惠德村面积最大为995.21hm2,面积最小的是圆德村594.88hm2。
  (2)在三个生态移民安置区中,镇外安置的惠德村和圆德村中耕地景观面积最大,分别为703.4hm2和397.63hm2,镇内安置的安和村中建设用地景观面积最大为368.65hm2;三个村子内建设用地景观的斑块密度分别为:32.35、60.01和74.45,破碎化程度都较高,水域景观斑块密度分别为0.4、0.5和0.03,破碎化程度较低;镇外安置的惠德村和圆德村中的耕地景观散布与并列指数都较高79.07、87.71,说明惠德村和圆德村中耕地与其它各类景观邻接程度最好,镇内安置的安和村中的园地景观散布与并列指数较高84.04,说明安和村中园地与其它各类景观邻接程度最好。耕地景观和建设用地景观都是研究区内的优势景观,在研究区中所占比例较大,水域景观所占比例最小;园地景观和水域景观斑块构成较有规律,景观内物种纯度高。
  (3)在三个不同类型的生态移民安置区中,镇内安置的安和村香农多样性指数最大1.31,表明其斑块类型最为丰富,且存在优势景观;镇外安置的惠德村蔓延度指数最大63.64,表明景观中的斑块类型较均匀,且某一优势景观斑块与其它斑块连接性较好;镇外安置的圆德村连通性指数为22.02,表明其景观连通性较好,各类型斑块连接较好,且各景观斑块类型之间相互连接性较好。
  (4)区域内林地景观破碎且面积小,不利于作为生态源地,因此本文根据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实际情况将草地景观作为核心斑块,分别在不同移民安置区构建了45条潜在生态廊道。草地景观是构成区域潜在生态廊道的主要景观类型,但在景观格局优化中仍应该以增加林地景观及改造草地景观为主。
  (5)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生态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力都较低。本文对不同研究区都根据其实际情况选取了合适的生态节点。分别在惠德村、圆德村和安和村选取了17、17和26个生态节点,通过选取的生态节点对研究区的潜在生态廊道进行改造,促进了物种间的相互迁移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硕士论文] 曹慧君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合肥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8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提升,这就使得当时的人们开始把关注点放到了人口问题上。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原理》第一版标志着马尔萨斯主义的诞生。马尔萨斯主义自诞生以后,争议不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
  二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与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进一步宣扬马尔萨斯主义,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等角度来讨论世界面临的人口经济问题,由于这些学者的环保思想发源于当时的一系列绿色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者。绿色马尔萨斯主义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并对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面对绿色马尔萨斯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以乔纳森·休斯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展开深刻的批判,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展开积极的辩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绿色马尔萨斯主义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有力辩护,使得世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解决当代人口与环境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性资源,也为我国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韩尚信
环境科学 合肥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解决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开展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PSR(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对安徽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同时为了进一步剖析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部因素,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个子系统进行协调度分析,来分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相互协调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如下:
  (1)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对安徽省2016年各城市和2007年至2016年安徽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在2007-2016年间,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由0.4143上升到0.5475,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由中等水平上升到良好水平;在空间序列上,2016年安徽省整体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呈现南高北低。改进的TOPSIS模型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客观真实性,评价结果与安徽省实际情况相符合。
  (2)为了进一步剖析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部因素,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两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在2007-2016年间,安徽省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由0.55上升到0.86,安徽省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由勉强协调发展水平上升到良好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序列上,2016年安徽省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但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相近性。本文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区域的资源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3)基于上述的评价结果,本文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科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加大环保投入等方式可以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本研究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支撑。
[硕士论文] 刘飞
企业管理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的衰竭问题越来越严重,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在此情形下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内外学界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众多环境问题如全球气温升高、城市雾霾、河流湖泊水污染等都源于人类不恰当的消费行为,而消费者不恰当的消费行为受与环境相关的价值观、信念、情感等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促进和提高消费者生态消费的水平,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成为一个紧迫而又重要的现实问题。
  本文首先理清了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价值观、感知个体效力和生态消费行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接着,在文献阅读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之上开发了城市居民环境价值观量表和生态消费行为量表,将居民环境价值观分为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生态价值观三个维度,将中国城市居民生态消费行为分为生态购买行为、生态产品使用行为、废弃物处置行为三个维度;综合心理学、消费行为学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出城市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环境价值观、感知个体效力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
  通过对杭州市城市居民的实地问卷和网络问卷调查,并对收集到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21.0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信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均值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在生态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分析,对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收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学历、收入对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居民学历越高,个人月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生态消费行为,而其他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表明(1)环境价值观中的利他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的三个维度和感知个体效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价值观中的利己价值观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三个维度和感知个体效力均没有显著的影响。(2)消费者感知个体效力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三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感知个体效力在消费者环境价值观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硕士论文] 吴强强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限制开发生态区是特殊的人地关系交互作用区,本文从促进该区域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协调的角度出发,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对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8个县级行政单元2000-2015年的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为基础,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及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构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集成改进的熵值法和综合加权求和模型以及ArcGIS软件,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水平时空变化与生态环境水平时空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并进一步利用耦合度模型及协调度模型对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评价,最后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研究区未来一段时间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预测预警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2000-2015年土地利用水平时空格局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各县区土地利用结构水平不断升高,呈现出上升—下降—平稳的发展的趋势,2005年后总体水平出现下滑趋势,2006年后逐渐趋于平稳,总体变化程度不大;土地利用程度各县区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隆德县土地利用程度最好;土地利用效益总体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彭阳县、同心最为明显。②土地利用总体水平表现为红寺堡区、隆德县、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曲线整体平缓,盐池县增长迅速,同心县、海原县研究期内处于下降趋势。③空间上总体呈现“南北高、中间低”分布特征。
  (2)通过对限制开发生态区2000-2015年生态环境的时空格局探讨。结果表明:①生态涵养能力方面泾源县波动下降,但总体水平优于其他研究对象,其余各县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生态环境压力方面同心县和彭阳县波动下降,其余6县波动上升;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彭阳县和海原县处于下降趋势,其余各县波动上升。②生态环境水平总体表现为泾源县、海原县总体水平较好但处于下降趋势,其余各县均为波动上升趋势。③空间上呈现从“南北低中间高”向“南北高中间低”的转变特征。
  (3)应用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红寺堡区2000-2015年耦合协调度基本处于0.4447-0.5621之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5年为中度失调,2006-2013年为低度失调,2014年后为濒临失调阶段,通过对两大系统综合值得比较,耦合协调度类型只有一种类型,为U1<U2,表现为土地利用滞后性;盐池县2000-2004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06-2010年为低度失调,2010-2013为低度失调,2014年后进入勉强协调阶段,其协调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2000-2008年为U1>U2,2010-2015年为U1>U2,只有在2009年U1<U2,整体属于生态环境滞后性;同心县2000-2003年为中度失调,2004-2012为低度失调,2013-2015为濒临失调,其协调类型表现为16年间,只有2009、2010两年为U1<U2,其余年份均表现为U1>U2,整体来看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西吉县2000-2014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15年才勉强进入到低度失调阶段,其耦合协调度类型表现为一种类型U1>U2,属于生态环境滞后性;隆德县2000-2012年处于低度失调阶段,2013-2015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耦合协调的类型为两种类型,2000-2010年为U1>U2,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2011-2015年为U1<U2属于土地利用滞后型;泾源县2000-2006年低度失调阶段,2007-2014年为濒临失调阶段,2012-2015为勉强协调阶段,其协调类型为表现为一种类型U1<U2,属于土地利用滞后型;彭阳县,2000-2009年为中度失调,2010-2014年为低度失调,2015年后步入到濒临失调,从耦合度类型来看,除个别年份(2000年)U1<U2之外,研究期其他年份均为U1>U2,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海原县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属于低度失调阶段,耦合度类型只有一种类型U1<U2,为土地利用滞后型。②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类型从“南高北低”实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转变特征。
  (4)使用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限制开发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预测。结果显示:至2025年,限制开发生态区土地利用率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红寺堡(0.6050)、盐池县(0.5958)、泾源县(0.5730)、同心县(0.5590)、彭阳县(0.5181)、隆德县(0.4174)、西吉县(0.3227)、海原县(0.2906),其中红寺堡和海原县处于序列两端,除了西吉县与海源县之外,其他的6个县在2015年之后的十年中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5)从区域协调的角度出发,提出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保护土地环境的意识,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完善生态移民及生态补偿机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发展生态旅游,通过以上措施提高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水平,实现区域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博士论文] 彭郁
理论经济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环境污染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此外,环境污染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降低了居民的健康水平,阻碍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环境污染对我国宏观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被广泛关注,学术界针对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等宏观经济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人民的幸福离不开良好的居住环境,从这个角度出发,环境污染对微观居民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重要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数据,研究了我国城市层面上环境污染的现状以及居民迁移决策、劳动供给决策和环保行为决策三类居民行为决策的基本特征情况,借鉴相关理论,较深入地研究了环境污染影响居民行为决策的理论机制,分析了环境污染影响居民迁移决策、劳动供给决策和环保行为决策三个类型的行为决策的主要的渠道。随后,利用国内多个大型微观数据库,采用了多种实证方法,在城市层面上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对于我国各地区居民迁移决策、劳动供给决策和环保行为决策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以及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这种影响的变化情况。最后,基于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对我国各城市空气污染的时空演变、现状以及特征规律的分析之后发现,1998~2009年,全国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城市呈现出上升趋势,2010~2012年全国空气质量不达标城市数量有所下降,污染城市主要集中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在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及三省临近区域,在地理上形成了空气污染城市集聚的现象。利用环保部所公布的2015年城市AQI日报数据进一步发现,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依然十分严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部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以居民的定居决策、劳动供给以及环保行为为例对我国居民行为决策的特征分析之后发现,不同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户口性质、社会保障等条件下环境污染与各类型的居民行为决策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
  第二,通过在城市层面上对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从微观角度讨论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发现环境污染程度越高,则流动人口迁移出目前所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大,这一效应在控制了其他的家庭和个人特征以及所在城市的特征之后依然显著。考虑家庭收入约束时,高收入群体在面对环境污染时拥有更多规避手段,降低环境污染对自身冲击的能力也更强,从而对环境污染的迁移敏感性低于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的门槛效应。而将样本城市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之后发现,环境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在小城市和I型大城市以及特大和超大城市中尤为显著。当现有住房属性为已购房或者是拥有自建房时,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不再显著。
  第三,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中的城市居民和新移民的样本构建面板追踪数据,以此验证环境污染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居民所在城市PM2.5来衡量的城市污染水平与居民的劳动供给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弹性约为0.4。分区域的子样本分析表明环境污染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弹性在中西部地区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西部污染更为严重,当环境污染发生变动时中西部居民感觉更明显,对应的劳动供给决策变化也更大。非本市户籍居民,即外地居民以及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劳动供给相对而言受空气污染的影响更大。36~45岁年龄组居民、工作年限为5~9年分组的居民、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经常在户外进行日常工作的居民等组别的劳动供给对PM2.5的弹性比其他对应的组别更大。劳动保护执法力度较高的地区由于加班的溢价补偿实施地更好,劳动者加班的额外收入更能得到保障,由此造成一部分劳动者追求更高的加班收入而不顾环境污染的影响,引起PM2.5对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再显著。
  第四,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特别是居民对居住所在地的水污染程度、生活垃圾污染程度和绿地不足程度的感受越明显,则其环保意识相对更高。在此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克服样本选择难题,估算了环保意识的提升对居民出行方式、垃圾分类、塑料袋重复利用和自费养护树林四种环保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未能使所有类型的环保行为均得到增加,具体看来,受环保行动潜在成本的影响,环保意识对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影响有限,但对于垃圾分类、塑料袋重复利用和自费养护树林三类环保行为则有显著的推动效果,体现出了居民环保行为的不同策略选择。
  最后,文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与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从充分重视环境问题对居民生活行为的影响、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为居民营造宜居的生活环境、推动地方政府竞争从环境逐底竞争到力争上游的转变以及优化相关条件降低环境因素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多个方面出发,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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