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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我国1980年全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全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低迷状态,导致了国内适龄劳动力供给不足、赡养负担加重、老龄化及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提出顺应了群众的生育现状,促进人口均衡,有效提升劳动力供给,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论文以人口红利理论和史密斯的公共政策执行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历史的梳理,结合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偏低、人口红利消失、独生子女政策不能满足生育意愿、意外风险产生失独家庭、“421”家庭赡养模式的负担加重等六个方面,探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背景,分析研究“全面二孩”政策下,社会产生的积极效应、消极影响和政策执行情况。
  论文基于仪征市新集镇的调查,以部分农村家庭为调查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问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调查“全面二孩”背景下农村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性政策。根据该镇人口在生育理念、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理想孩子数等方面的数据,从个人特征、一孩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照看两孩的人员和精力、生育观念的改变、政府补贴政策等六个方面,研究影响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
  论文从政府职能、医疗供给、教育资源、社会服务、资金投入、就业政策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的鼓励生育意愿措施,刺激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高峰。以此来引导、促进、提升育龄家庭的人口结构环境,尤其是促进农村地区人口的均衡发展,逐步解决由于老龄化和出生率低而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自然地理学 兰州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多年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当前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严重少子化、快速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性别比失衡等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人口结构的均衡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稳定;人口结构的扭曲将制约社会经济结构的布局、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因此,必须对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二者相互协调发展提供理科学的理论依据。
  本文通过甘肃省人口总量、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的演变,分析甘肃省人口结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根据甘肃省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条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甘肃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关联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同时分析其耦合关系的时空差异特征,最后就甘肃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甘肃省人口分布具有极强的空间依赖性,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不均衡性;人口性别结构相对稳定;年龄结构失衡,少儿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以快速浅度老龄化和慢速浅度老龄化区域为主,老年人口分布呈现地域差异性;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但与全国水平差距较大,以低人口城镇化与中低人口城镇化为主,且县域空间差异明显;人口产业结构分布更加合理;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显著增强,人口综合质量稳步提升。
  (2)甘肃省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系统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均高于0.75,属于中度及高度关联;其中中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第二、三产业人口、城镇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关联度均高于0.85,属于高度关联。区域经济指标对人口结构的关联度高于0.80,属于中度偏高关联,经济促进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3)甘肃省县域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综合耦合度存在明显空间差异;2000年到2014年其耦合程度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型耦合发展;但中部与河西地区拮抗型区域逐渐增多,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制约呈现加强趋势。
  (4)从1994年到2014年,甘肃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度在时序0.795与0.863之间波动;表现为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和拮抗型发展,人口与经济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
农业经济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年来,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受到挤压,投资扮演一个中间角色,消费是经济要维持快速增长所必须倚靠的力量。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研究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率,解决消费增长迟缓具有重大的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因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在消费需求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差异性,所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必然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化。本文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次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个维度的影响,以期给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基础和根据。
  首先,文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文献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在经典理论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接着运用统计分析法分析了我国2004-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
  其次,文章选取合适的相关指标,建立了较为合理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并运用GLS估计方法从全国、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2004-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全国的分析表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使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显著提高。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生存型消费来说,少儿抚养比产生正向效应,老年抚养比产生负向效应。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而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产生正向效应。
  在地区差异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都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为负,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为正。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在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在中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正向影响,与发展型消费呈现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最后,针对本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制定适宜的政策;开拓多种增收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不确定性;开发农村老年消费市场,刺激老年人消费需求;增加高层次消费比重,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数量经济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对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国在过去的十年内,人口与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分别为4.61%、36.80%,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地加剧;此外,人口老龄化加剧程度在全国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2013年,我国产业结构从过去的“二、三、一”格局逐步调整为现在的“三、二、一”格局,并且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为此,本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进行深入的理论与计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影响产业结构。进一步,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推导中,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为: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人均储蓄↓→资本深化↓→产业结构升级↓。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推导的传导机制的显著性与传导方向的准确性;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对预测储蓄率有帮助,储蓄率对预测资本深化有帮助,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预测有帮助;从而也说明了关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推导的传导机制的可靠性。在数理推导与检验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0.229,并且通过了5%的置信水平,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产业结构升级将会降低0.229%,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政策制度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将抑制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且老龄化对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抑制效果更高。最后,结合计量研究结果,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呈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控制。然而经过30-40年的人口变迁,目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且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劳动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这已逐渐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这一系列人口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决定。为了二孩政策能够取得预期效果,洞察目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就很有必要了。“70后”作为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一个孩子的主要群体,而且也是搭上“二孩政策”末班车的最年“长”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的走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立足于湖南省长沙市,综合运用传统文化理论、保障制度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二孩生育意愿、生育目的和意愿生育性别三个方面对长沙市“70后”一孩育龄人群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影响“7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将“7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将传统文化因素、保障制度因素、理性选择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传统文化(长辈压力)、保障制度、理性选择(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等因素都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对长沙市乃至全国影响“7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讨论,提出了进一步弱化传统文化观念、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生育二孩补偿基金等基本建议。
应用统计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红利”情况已经逐步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我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假若我国的人口发展现状没有得到较大改善的话,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鼓励生育,使已婚育龄人群改变生育观念,提高生育水平,但如何适当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则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就是我国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一种改革措施。但该措施对我国人口发展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能够如何影响我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就要通过对已婚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尤其是在生育政策改革的初期,对把握我国未来人口增长的趋势预测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次研究以南昌市为例,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获取数据,分别在南昌市的西湖区、东湖区、青山湖区、青云谱区、昌北经济开发区以及新建区等地方随机选取部分已婚育龄人群作为目标群体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在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已婚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计划进行统计,主要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首先,采用双变量列联表分析法与交叉分析法对南昌市居民的性别、户口性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婚育情况、已育子女数及理想子女数等基本情况信息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运用卡方检验法与单因素方差检验法对生育意愿与性别、户口性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个人月收入及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相关性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发现,生育意愿与性别因素、户口性质因素、年龄因素、受教育程度因素及个人月收入因素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与婚姻状况因素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引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南昌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身体因素及社会因素为解释变量,“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为被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推测出南昌市已婚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家庭因素、心理因素及身体因素都成正相关,与经济因素成负相关,而与社会、政策因素关系不大的结论。针对以上调查分析所得出结论,可以从政策和个人两方面提供参考建议。
人口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逐步被打破,各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也从偏远的民族聚居地走入城市,使得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步增多。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丰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地区流动人口中出现越轨行为,犯罪、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失范和伦理失范等时有发生,向我们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地区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该地区民族流动人口的越轨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试图探索一条与实际相结合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途径。全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梳理了国内外本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理论成果。
  第一部分,本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第二部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越轨行为。
  第三部分,民族地区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四部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越轨行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
行政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政策终结是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政策自我调适的重要手段。在政策系统中,有效的政策终结可以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效率并有利于政策运行的良好循环,优化政策系统。及时清理不合理、无效或低效的政策,对于保持整个政策系统的优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相比起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研究的成果也是非常的有限,而相比起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上也相当的缺乏。从侧面来说也与我国实际政策终结的案例相对较少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转型与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不适宜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亟待被终结,然而却迟迟不能终结,往往错过了终结的最佳时机,阻碍了社会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出,政策终结这一环节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仍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科学完善的政策终结程序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事关我国发展的重要政策,这项人口政策从出台到实施再到终结都一直伴随诸多的争议。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该政策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围绕着是否应该废止这一政策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对于这一问题政府高层也非常的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从而促成了政策在实施35年之后得以终结。毫无疑问,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是我国社会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公共舆论推动的结果,来自媒体舆论的关注和公众的热议、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的呼吁、以及体制内力量的努力对于推动该政策的终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也是领导者、公共决策者在政策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⑵我国在1980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时,曾明确了30年的政策实施的时间跨度。但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终结的时间却延后了五年,一直到2015年才得以终结。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极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养老压力日益沉重;以及性别比失衡、失独家庭问题等。同时,随着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降低,以至于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应该根据政策环境的变迁及时调整,但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却一定程度上存在迟滞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公共政策终结存在的共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政策终结迟滞、不及时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策终结主体的抵触、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以及高昂的政策终结成本等。由于政策主体的价值偏好与自利倾向、政策的惯性与惰性、决策体制及政府任期制的约束等,从而阻碍了政策得以顺利终结。⑶要克服政策终结存在的诸多障碍,就需要决策者要及时转变观念,提高终结主体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终结的方式,主要采取强制执行与妥协执行相结合、加强政策终结的试点工作,以及废旧立新并举等途径,提高效率,降低终结的成本;再就是要加强政策终结的相关评估工作,采取官方评估与非官方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公开性和解释力的具体措施,完善终结的利益协调机制,减少利益阻碍,寻求共识,获得社会各方对政策终结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公共决策者来说,需要掌握好政策终结的时机、及时发现问题,回应公众的诉求,适当地运用媒体舆论的力量,开放公共决策,扩大公众参与,正确处理好政策终结与政策稳定、政策发展的关系,从而实现政策的顺利终结。
行政管理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基础大是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问题,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压力。为此,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国自1983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的强制作用下,我国人口数量大幅下降,这并不是人们依据自身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做出的自然选择。适宜的人口数量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反之亦然。当前我国老龄化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之前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为了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国家层面逐步进行政策调整,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家庭的生育意愿,从而带来生育水平和生育数量的变动。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初始阶段,研究城镇家庭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可以对政策释放效应有所了解,又可以为政策的推行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文以鹰潭市为例,选取鹰潭市城镇家庭的育龄夫妇作为调查对象,并结合深入的访谈,分析他们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对国内外关于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并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研究的理论依据,对相关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理论依据,为后面的研究进行理论铺垫。
  第三章主要介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计划生育政策由“晚、稀、少”向“一孩化”紧缩再到放开二孩政策。一方面肯定了过去的紧缩型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相对落后的时期抑制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诸多弊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区域性、曲折性、动态性的特点。
  第四章为鹰潭市城镇家庭生育意愿调查分析,阐述鹰潭市人口发展现状,从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家庭收入四个方面介绍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并对鹰潭市城镇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行深入分析,如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间隔、生育性别偏好、子女数量等。
  第五章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进一步对鹰潭市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和评估分析,主要从个人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环境影响因素四方面入手。
  第六章为结论部分,总结调查的结果。鹰潭市城镇家庭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目的在弱化,人们更加注重孩子质量,且生育意愿受周围环境因素影响较小。生育二孩的意愿较高,但理想中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行为存在偏差。并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健全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如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保障等。
理论经济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国家整体实力取得了快速提升,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我国百姓生活品质改善,健康状况改善,总体寿命增加,使得我国的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增加,现在老龄化问题已变成中国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像经济、教育文化、医学进步、人口因素等等。有关这方面的课题探究业已吸引了全球各范畴的广泛瞩目。
  从一九九九年起,我们就迈入老龄化国家的队伍,也走上了老龄化的加快进展阶段。2008年,我们65岁以上人群的数量高达1.1亿,在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唯有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数量超过1亿,同样是所有步入老龄化各国中情况最为严峻的新兴国度。然而,只有几十年前,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即使在70年代,仍在年轻化的过程。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老龄化过程,从开始的快速启动到现在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9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加速时代,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由其引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这方面领域学者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探究引起中国老龄化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它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和国外以往的对老龄化问题影响因素的探索,一方面,有关影响因素的探究在学术上是有限的,大部分仅仅局限在人口学领域。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快速发展,显著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预期寿命增加,所以讨论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在使用面板的探究中,大多数的文章仍使用面板固定和随机方法,大大影响结果的解释。此外,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飞速进步,这标示着在各个阶段,各种因子作用于人口老龄化的强度在各个地方会不一样的,没有文献详细研究这个情况。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和人口本身四个方面的理论来解释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通过梳理出四个层面的最代表性的解释变量来实证阐述分析影响因素。
  在实证部分,第一,鉴于31个省从2002年到2015年有关的统计资料进行面板协整探究,并分开对全国、东部,中西部地域进行讨论。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梳理人均收入、文盲率、每千人口床位数、生育率和死亡率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并对地区差异进行对照。与此同时,鉴于面板数据的协方差程式,使用误差纠正模型(PVECM),进而研究动态调节的短期影响。结果标示:(1)人均收入、文盲率、每千人床位数量、死亡率的增长,提高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出生率则抑制老龄化。(2)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对我们不同地域具有显然的差别。
  根据理论部分的梳理剖析和实证分析,针对性地提议一些可行的政策来应对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引起的问题。
应用经济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逐年攀升,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逐步显现,其中,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逐步调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1970年的3.3%,陡然下降到1980年的1.8%,随后一直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虽然在整体上讲,我国的生育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对于处在不同收入阶层上的家庭来说,其生育行为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外生制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经常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超生现象越严重,而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其超生意愿则很小,在极富裕家庭中,也存在一定的超生现象,但是并不普遍。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差异化的生育意愿的必然结果?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早有涉及。但是,其多利用宏观人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利用一国的宏观数据,分析该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其生育率的纵向关系,而没有对不同收入水半的居民间的生育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而国外的微观人口经济理论则多集中于分析中等家庭的生育行为,例如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家庭所处地区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家庭收入的变化对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单纯分析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本国居民的总体特征。而且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生活成本、教育费用、性别偏好和时间价值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到其生育行为。而国内关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大都沿着西方现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路径进行,对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生育差异的分析基本呈现空白状态。
  研究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进而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及生育结构也有较大差异。虽然因为政策的外生制约,这一差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导致差异的内生机制仍然存在,并且会随着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逐渐显现。2016年,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这是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较大的人口政策调整。处于这样动态调整的政策环境之中,更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差异化的生育行为及其内在机制,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政策的调整对我国的人口状况、人口结构和居民的生育行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差异化的生育行为,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政府财政预算,都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变化,对于把握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差异,进而引导生育政策的制定及其配套措施的实施都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该领域亟需进行相关理论的补充与数据的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理论和现实基础部分。本部分详细介绍了该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围绕论文的主题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分类梳理和总结,并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居民的生育行为现状进行了分析,为论文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其次,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部分。本部分对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基准模型进行了改进,结合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家庭潜在的一项生育成本,引入到模型之中,并区别家庭计划内生育孩子数量和计划外生育孩子数量,考察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家庭中孩子质量和数量与收入之间以及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将模型动态化,并将效用函数具体化,构建三期OLG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孩子的质量、数量以及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效用函数的具体化,对孩子的质量数量替代弹性与收入的关系做一个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最后,本部分在前述模型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两个理论假设,并构建相应统计指标。通过对模型的改进、推导和进一步的分析,本部分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实证分析部分。围绕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本部分分别收集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宏观方面,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来的相关分组数据对城乡家庭户均人口数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以为后续微观数据方面的重点分析作铺垫。微观方面的数据分析是重点,主要收集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组织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的历年调查数据,从平均和总体两个层面围绕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展开分析:平均情况方面,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采取了两种划分收入阶层的方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划分收入阶层和根据未知断点检验方法划分收入阶层,来分别进行考察;总体情况方面,主要通过绘制不同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孩子受教育年数的箱线图以及城乡不同收入家庭孩子受教育年数关于孩子个数的箱线图,来从总体分布的角度对数据进行更加全面和直观的分析。
  本文基于家庭最大化效用的原则,试图从微观视角的家庭选择理论出发,来分析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孩子质量和数量选择上存在的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考虑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其收入水平负相关,收入越少的家庭越倾向于多生孩子。同时,分析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收入弹性变化特点发现,一方面,相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收入的变化对于低收入家庭尤其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数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相比于其他收入阶层的家庭,在收入上升一定比例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的比例更大:另一方面,家庭养育孩子的质量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收入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这符合我们的一般认知,对后续建议的提出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2.除了位于收入最顶层的极富裕家庭之外,在考虑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仍然存在普遍的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两者的替代性越强,这一结论对农村家庭来说尤其适用。
  3.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对家庭收入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即家庭收入对家庭孩子数量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说明,收入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应引起重视。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政策启示如下:
  1.发展经济,提高居民尤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我们认为,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也许对自愿计划生育、抑制超生行为有促进作用。同时,收入的提高还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孩子的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从而有助于促进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积极探索拓宽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途径,提高其收入水平,减少中低收入群体数量,是改善人口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的必要条件。
  2.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优惠的教育政策或教育补贴。本文的分析发现,在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除了最富裕家庭之外,其他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一替代关系,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以引导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偏好由孩子数量向孩子质量转变。
  3.配合“全面二孩”政策,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实施差异化的鼓励和惩罚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如果继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处于不同收入阶层水平上的家庭的生育差异有可能使得政策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收入较少的人会倾向于比收入较多的人生更多的孩子,而由于家庭中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替代性越强,尤其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此,这又会进一步降低家庭尤其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提高孩子质量的意愿,从而抑制该阶层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其落入“低收入陷阱”,这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引发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在推进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实的同时,应注意合理引导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防止人口结构恶化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在收入差距较大背景下的差异化生育行为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和负面影响,需要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密切关注,审慎应对。
西方经济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老龄化目前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热点,其与国际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全球60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口约9.01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3%,人口老龄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2014年,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为2.12亿,占人口总数的15.5%,65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755万人,老年人口系数为10.1%,超过了7%的人口老龄化分界线。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增长为6.7%,经济放缓成为常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所以在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解决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增长问题也需要认真权衡对待。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从资本投资和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层次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和发展将导致我国平均劳动生产能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时,进一步会使得人力资本的投资率降低。为了进一步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份从2002至2013年共计372个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发现:第一,中国各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就业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存在着差异,反映了我国现在经济发展在区域分布上是不平衡的且各省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表现出负向作用,并会抑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即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降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进而间接地抑制经济增长;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政府会加大对于老年产业固定资本的投资,包括增加医疗设施、养老住房等的支出,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大于普通劳动供给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以本文认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劳动力知识储蓄和专业素质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同时,引入民间资本、优化产业结构和开发利用老年人口资源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
工商管理 河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流动人口生育管理是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重要方面,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对流动人口生育管理的工作和理念也在变化。文章利用流动人口日常监管数据,采用文献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某市K区流动人口的生育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对国内外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理论进行了综述,之后对流动人口相关概念进行了概述,分析了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成因和生育政策的调整过程,并指出了生育政策变化对流动人口生育管理的影响。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以K区为研究样本,分析了K区流动人口存在的生育特征及管理现状。从流动人口漏登漏管现象、信息化建设不完善、综合治理管理格局、认识及队伍建设、流动人口本身方面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即,与外地流动人口管理存在差异、缺少标准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流动人口基本信息掌握不够准确、计划生育服务理念落后、政策宣传不到位、计育管理队伍和流动人口自身存在的原因。最后,针对问题从统一管理口径、加强两地和部门间协作、完善考核机制、加强日常管理和信息化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和组织保障、创新服务理念和政策宣传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流动人口管理的总体建议。本文的问题研究对其他地区流动人口的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人口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初见成效,基本控制了人口增长过快,人均占有资源较少、人口与环境关系恶化、人口结构不合理等紧张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类型逐步进入现代型,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等现象。对此,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单独二孩”政策,即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紧接着,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宣布放开独生子女的控制,实施“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然而人口问题依然严峻,2015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32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不仅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时代的终结,还肩负着调配我国人口健康发展的艰巨使命,更重要的是使得育龄夫妇开始面对着“生育二孩”与“家庭生育成本”抉择的天平。为此,本研究依托于开放“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立足家庭生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试图找到家庭生育成本的相关影响因素、家庭生育成本与育龄夫妇的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重庆市为调研地点,采用文献研究、自填式问卷调查、走访型个案调研等方式,对重庆市的350位育龄人士、15个育龄家庭进行了研究。首先,设立了“家庭生育成本中的经济成本是影响生育决策的最主要因素”的总假设与五个子假设;其次,以家庭为组织单位,建构成本-效益家庭与个人生命周期的理论框架,对家庭生育的经济成本进行尝试性核算;第三,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育龄人群对生育成本的看法,以及性别、学历、夫妇是否为独生子女、生育状况和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家庭生育成本的影响;最后,通过对不同生育类型家庭的个案研究,将家庭生育成本的内涵进行深化和提炼。研究表明:一是经济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最主要的因素;二是不同生育类型家庭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其考虑的成本因素有所不同;三是性别、独生子女、学历水平、生育状况以及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生育成本的重要因素。根据结论,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反思,为我国整体提升人口生育率、保障二孩生育家庭权利、共同分担二孩生育成本等提供借鉴与帮助。
社会工作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生育政策的每次调整都会对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此次“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也不例外。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究育龄家庭会作何抉择以及影响其做出抉择的因素。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访谈法,对来自双非家庭以及非双非家庭两种不同家庭类型的访谈对象进行访谈,并对访谈获得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得出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抉择的三点因素。
  第一点是个人因素。具体包括个体意愿、个体年龄以及个体身体条件三个方面。个体意愿是个体就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生育男孩还是女孩,也就是生育的数量,时间以及性别的看法。而个体年龄与个体身体条件则是个体对自身年龄以及身体条件的评估。
  第二点是家庭因素。具体包括家庭意愿以及家庭支持两方面。其中家庭支持又分为家庭经济支持以及家庭照料支持。家庭意愿包括父母、配偶以及子女对生育的看法,是家庭意愿的集合。家庭经济支持则是家庭自身以及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家庭照料支持则是家庭在整个生育周期以及孩子出生后成长发育期间提供的看护照顾支持。
  第三点是社会因素。具体包括区域性生育文化、生育政策、社会服务与设施以及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四个方面。其中区域性生育文化指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文化氛围,主要指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别。
  对家庭而言,个人意愿对二孩生育抉择起正向作用,而年龄以及女性职业发展压力与二孩生育抉择成负向相关关系,其他各因素与二孩生育并无明显相关关系,并且以上各因素并不是独立起作用,也不存在某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
公共管理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失独家庭往往需要面临双重痛苦,他们除了需要承受失去子女的精神压力,还需要负担未来的养老问题,因此,失独家庭是特殊且脆弱的,他们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怎样才能解决失独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是各级政府甚至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只有完美解决这一难题才能让失独者拥有幸福的晚年,才能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济南市是山东省的省会城市,也是一个人口大市,而S区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工作一直走在济南市前列,对其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现阶段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由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实施,而本人长期从事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因此较容易接触到失独家庭,也更了解其社会保障现状,能够接触到论文需要的第一手资料。
  笔者首先通过文献查阅,将国内学者对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的各类研究进行了分类汇总,又通过调查问卷、个案访谈等形式对失独家庭的生活现状及主要诉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数据分析,综合上述调研结果,结合当前我国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和各地对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笔者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失独家庭的关注重视程度有了显著增强,但仍存在着诸如没有做到应保尽保、扶助形式单一、专门扶助政策少、经济帮扶不能治本、精神慰藉空位、部分保障流于形式等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并对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相关工作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细化现有制度、建立失独家庭网格管理体系以及鼓励社会参与等建议。
应用统计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根据1956年联合国报告《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声明的划分标准,自20世纪末期中国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虽然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较西方发达国家稍晚,但速率很快,大约用20年时间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50-80年的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的步伐已经无法阻挡。位于我国华东区域的人口大省安徽省,是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口结构无疑对我国的人口结构有较大的影响。目前安徽省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分析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性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首先对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原因简单分析,用2000-2015年安徽省抚养比数据作出了变化趋势图,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直线上升,基于2015年老龄系数数据,初步显示本省16个市老龄化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性,基于五普、六普数据描述了高龄人口占比情况,环形图结果显示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年翻一番,与此同时把安徽省老龄化系数和全国及周边六省老龄化情况作对比,结果显示,安徽省老龄化程度较严重,位居周边第二。
  其次,从人口结构因素、经济发展因素、社会发展因素、教育发展因素角度分析,选取六个解释变量,用老龄化系数衡量老龄化程度。采用2006-2015年安徽省16个市的面板数据,对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计量经济学中豪斯曼(Hausman)检验,得出符合固定效应模型。借助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两种不同方法的操作,第一: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截面系数相同时;第二: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的截面系数不相同时。结果发现第一种情况下,死亡率、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两个变量不显著;第二种情况下,各个市的情况存在差异,详情请见下文第三章。
  最后,本文的第二个重点为安徽省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性实证分析。首先选用2015年16个地市4个相关指标的数据,采用K-均值法对样品进行Q型聚类分析,借助SPSS软件得出最初分类重心表、最终分类重心表、方差分析表等,静态比较分析分类的结果。其次再选取201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相关指标数据,用SPSS软件聚类分析,纵向分析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安徽省人口老龄化内在的一些变化,从而定量把握安徽省各个地级市人口老龄化的变化。结果表明2015年重度、中度、中轻度、轻度四种类型城市数分别为3个,5个,6个,2个;2010年重度、中度、中轻度、轻度四种类型城市数分别为2个,10个,3个,1个,总体的划分标准全部是提高的,并纵向分析了5年内各个城市的老龄化变化,有利于因地制宜采取科学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由此可见,安徽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凸显,并且成为本省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合理的做好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对安徽省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给出了对策建议。
人文地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长寿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环境机理是健康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长寿现象的典型性、持续性和整体性三个方面选择百岁人口比率、高龄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三个指标,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1990-2010年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人口长寿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变化过程,并对该地区2000年和2010年的长寿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基于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数据(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医疗卫生)、地形数据和平均气候数据(气温、降水、风速),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县域长寿水平的环境机理。最后,提出了促进地区人口健康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
  (1)1990年-2010年黑吉蒙地区长寿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20年来,黑吉蒙地区的百岁人口数量及其比率、高龄水平和0岁人日平均预期寿命均不断提高,这三个指标与长寿综合水平在空间上保持相对一致,整体上表现为明显的东西分异,即吉林省大部、黑龙江省的东部和南部为高值区,而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为低值区,但其中也存在细微差异:①20年间,该区在百岁人口比率稳步提升的同时,与全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百岁人口比率高值区始终呈破碎的小片状分布。1990年,在锡林郭勒高原的西部、阿拉善高原的东南部点缀有高值区,到2010年,这2处高值区消失。②1990年,分布有两大高龄水平高值区,即该区东部、东北部及鄂尔多斯高原,到2000年,大兴安岭北部高值区消失,到2010年,两大高值区范围均大幅扩张。③2000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县域预期寿命遥遥领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高值区点状分布在中部偏西的位置,到2010年,高值区与中值区范围大幅扩张,低值区仅成片分布在蒙东地区。④2000年,综合长寿水平的东西分异十分显著,低值区西起阿拉善盟东至黑龙江省北部和中部,高值区分布在黑吉蒙东南部,到2010年,高值区扩张至大兴安岭北部、小兴安岭一带,低值区收缩。⑤县域空间自相关表明,黑吉蒙地区县域百岁人口比率、高龄水平、预期寿命、长寿综合水平的分布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1990-2010年,各指标的集聚度均呈下降态势,即该地区的高(低)百岁人口比率、高(低)高龄水平、高(低)预期寿命、高(低)长寿综合水平的县不再集聚在少数县域。
  (2)2010年黑吉蒙地区长寿水平的影响因子。对该地区长寿水平的空间回归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海拔对长寿水平有正向作用;年平均降水量对长寿水平有正向作用,年平均气温与风速对长寿水平有负向作用,即降水丰富、气温偏低而风速小的地区比降水偏少、气温偏高而风速强劲的地区更益于人类的健康长寿;地区生产总值,医院、卫生院床位数,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6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率与长寿水平之间均表现出正向作用,即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医疗卫生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的人的长寿状况更好。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后,生育意愿成为社会学与人口学关注的热点。文章选取“80后”与“90后”城市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全面二胎政策开放之后,“80后”与“90后”城市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是否有所提高,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是否有所降低。通过研究正处于适龄婚育阶段的“80后”与“90后”城市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的具体状况与以及对其进行差异分析,探究影响城市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以预期全面二孩政策开放是否会引起城市女性生育高峰。文章主要从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动机,两方面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到,一,生育一个孩子是“90后”城市女性的主流生育意愿,而“80后”城市女性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占多数。二,生育质量已经取代生育数量成为城市女性主要考量的问题,“80后”与“90后”城市女性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减弱。三,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己不再是“80后”与“90后”生育的主要动机。文中还进一步对上述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生育主体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是否是独生子女因素及职业因素是影响“80后”与“90后”城市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造成城市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有,首先,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从思想根源上奠定了新时代女性挣脱传统生育观念束缚,追求生育自主权的现象。其次,对家族声望的新定义从“多子多福”的观念到注重孩子质量培养的变化为女性生育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再次,婚姻家庭普遍居住形式由“从夫居”向“单居制”转变,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为女性生育观念的改变提供了便利。最后,二孩生育中的“通过仪式”感的降低与女性自我实现需求的凸显为女性生育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但伴随着整体生育意愿的降低,会带来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因此除了要发展经济以提高生活水平、完善生育福利之外,更要呼吁社会关注女性,让女性群体有更清醒的客观认识,从思想意识中降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根除落后思想的残渣。
人文地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追求健康,对每个人、每个家庭而言都是永恒的。人口健康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也是影响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服务政策制定标准的重要因素,探索人口健康分布变化的时空规律是科学设计卫生体制、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基础工作之一。本文利用我国人口“四普”、“五普”和“六普”的预期寿命作为样本,通过构建空间关联模型和收敛性检验模型,以全国31个省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人口健康分布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采用面板回归方法,探析我国人口健康分布时空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进而归纳出提高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的措施。结论如下:
  第一,20年间我国人口整体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提升,但在省际尺度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研究期间均表现为明显的“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运用基尼系数子群分解方法通过计算,显示出我国整体健康水平虽然存在一定差距,但仍经历了一个较明显的缩小过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是导致我国总体预期寿命差距的主要原因。
  第二,31个省的健康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在总体上显示出了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也就是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健康水平高的地区,其周围地区的健康水平分布相对较高,而健康水平低的地区,周边地区健康水平也相应较低,这种集聚的趋势随着时间变化有所弱化。在集聚基础上,通过收敛模型,可以明显发现,不同省区的平均预期寿命值呈明显的趋同性,收敛速度随时间变化有所降低。
  第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自然环境、污染防治情况、医疗水平指标变量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人均GDP、人口城市化率、森林覆盖率、废水处理达标率与每万人病床数等指标较高的地区,其预期寿命相对较高。恩格尔系数的面板回归值为负值,说明在目前我国社会中,居民在食物消费方面的支出比重越大,则居民的总体生活状况就越差,与之相对应的健康水平也越低。
  第四,为更加有效的改善我国人口健康状况,提升人口预期寿命,缩小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差距,在预期寿命的高、低集聚区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从经济、环境、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促进预期寿命的整体提高。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医疗供给,协调医疗资源的分配,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应做出相对应的解决之策,以应对未来日益庞大的老龄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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