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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包春丽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些年来内蒙古地区兴起恢复重建敖包的现象,敖包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学术界运用民族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对敖包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并获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多集中在民族学领域,即敖包祭祀的相关问题上。学术界对敖包的起源问题也有一些说法,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出一致的观点,敖包的起源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缺环。本文则通过搜集目前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敖包与历史地图、文献史料及相关调查等资料的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对敖包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以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敖包情况为基础,辅以蒙古游牧图及相关史料,分析了清朝实施的盟旗制度与敖包起源的关系。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敖包的含义,并对相关敖包起源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第二部分,整理了内蒙古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敖包的发现概况;第三部分,介绍了盟旗制度,提出盟旗制度是敖包起源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分析敖包的分布特点进行论证;第四部分,叙述了敖包的文化内涵,及其与蒙古游牧文明的紧密关系;第五部分,结语。整篇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内蒙古地区所发现的敖包的分布特点,整理相关敖包分布特征的史料,得出敖包的起源与盟旗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盟旗制度是敖包起源的关键因素的结论。
[硕士论文] 陆少美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分散性宗教,是中国农村家庭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完成了有关于生、婚、祭、丧的各种宗教仪式,当我们思考农村民间信仰世代发展存续的背后逻辑时,不难发觉家庭代际传递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来自“非制度化”家庭的“耳濡目染”可能正是民间信仰得以传承不替的本质根源。关注民间信仰代际传递问题,有助于把握农村民间信仰空间的再造路径,对于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婚姻礼仪程序、内容的普遍设置及其背后理念、意涵的理解和体悟,本研究勾勒出当前农村地区包含祭祀、禁忌、辟邪和巫术四种类型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借此透视民间信仰发展存续的微观基础,主要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1)在农村家庭,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均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子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具而言之,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相同信仰维度的代际传递,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均能够直接预测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相应维度;二是不同信仰维度的代际传递,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信念能够直接预测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和仪式参与,而父母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和仪式参与并不能直接预测子女的其他信仰维度。因此,那些具有较高婚姻礼仪民间信仰虔诚度的父母更能够发挥对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全面形塑作用。
  (2)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的代际传递过程受到亲子关系以及子女择偶态度和职业状况的影响,而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较为稳定,父母对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仪式参与的影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中国农村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仪式参与保有极大的控制权,积极参与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家庭成员应尽的宗教责任与义务。
  (3)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受到性别的调节影响。首先,在父母信仰知识影响子女信仰知识以及父母信仰信念影响子女信仰信念的代际传递路径上,父亲比母亲发挥了更大作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并没有削弱父亲在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代际传递上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父亲作为男性所负担的祭祀等家族宗教责任及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仍可能强化子女对其信仰知识的学习以及信仰信念的内化。其次,在父母信仰知识影响子女信仰信念以及父母仪式参与影响子女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路径上,父母对女儿的影响要大于对儿子的影响。这与婚姻礼仪的特殊性质不无关系,在婚姻礼仪中,相较于新郎,新娘始终处于仪式中心,被认为是富有威力并具有潜在危险的角色,不得不接受别人施之于其身的种种限制和仪式化的行为。
  综上所述,家庭可以看作是民间信仰代际传递所依赖的“非制度化”机构,是民间信仰存续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
[硕士论文] 尹志欢
伦理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彩礼”在中国的婚姻风俗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礼节,它关联着爱情、婚姻及两个家庭的未来生活走向等多方面。因此,送彩礼与收彩礼的过程中通常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本课题即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彩礼”进行研究,帮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当自己面对这些伦理问题的时候,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困惑,从而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合理的、合乎德性的选择。
  本课题先以彩礼的历史轨迹为研究背景,从中发现送彩礼与收彩礼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爱情的现实化、婚姻的功利化和幸福的简单化。追本溯源,可以看出真正决定“彩礼”问题产生的核心因素就是“利益”,“礼”之形式与实质的分离是问题产生的可能因素,但是人们对利益的无止境地渴求才是“彩礼”问题的根源所在。加之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使得人们更加过分地关注个人利益,而忽视了个体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在“彩礼”问题中相关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又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选择之中,并且是多种义务、多种观念、多种善之间的抉择。在这样的抉择过程中,从送礼方在道德义务之间的挣扎到收受方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甚至是新郎和新娘对“爱情”与“彩礼”的纠结,都将他们置于伦理困境之中。这样的困境不仅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促使家人情感淡漠,从“温情脉脉”走向“冷酷无情”;而且还腐化了社会的风气,人们深陷于高额彩礼之中。简而言之,要想走出这一困境,首先,我们必须净化现有的彩礼习俗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要,主要从道德的方面围绕彩礼数额的标准、主体生活的环境以及主体的自身来展开。同时,完善彩礼制度以合理的方式来约束相关问题。
[硕士论文] 卢慧圆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泰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一直保持密切的交往。从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就有很多中国人移民到泰国居住了。移民过来的时候也带来了宗教文化传入。泰国以“千佛之国”闻名于世,具有“黄袍佛国”美誉。中国佛教的传入对泰国宗教信仰文化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中泰文化交流增强了中泰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说中泰两国已经是很好的兄弟。
  本文主要研究泰国曼谷的华人寺庙,研究华人寺庙的文化变迁以及华人寺庙对泰国社会的影响。由于“龙莲寺”是泰国最有名的华人寺庙。因此笔者以龙莲寺为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深入介绍泰国华人历史,以及了解华人当时迁移的因素和状况。从泰国历史前时期到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王朝、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初期直到现在,在泰华人受社会同化的程度研究。第二部分,介绍泰国曼谷的龙莲寺建立的基本情况,包括龙莲寺敬拜的菩萨、佛和神仙。第三部分,主要讲关于泰国华僧派的创立和发展,华僧派的历史,泰国佛教传入和教育,以及在泰国华僧的管理规范与生活习惯。第四部分,本章主要讲龙莲寺的重要节日和敬拜方式,以及敬拜必备的东西。第五部分,主要讲龙莲寺在泰国华人中的地位及影响。龙莲寺在曼谷的社会影响,龙莲寺对受泰国同化的华人社会影响,以及龙莲寺对非华裔的泰国人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语。因在龙莲寺对一些敬拜者进行了简单访谈,所以该章节根据访谈内容讨论龙莲寺在泰国的地位及影响。
[硕士论文] 石俊美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谥号是指古代朝廷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及其个人的生平事迹对天子、诸侯、高官等贵族及夫人死后所赐予的一个称号,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谥号在得谥群体、颁谥程序等方面具有严格的行用体例。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称王的诸侯国,并以周王室行用的谥号制度为蓝本建立谥号制度的诸侯国。楚王谥号最早出现于楚武王时期,他在位时自封武王,死后谥予“武”,从此谥号在楚国沿用并形成定制。春秋战国时期楚王有25位,其中有22位有谥号。本文以春秋战国时期各楚王行迹为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谥号在楚的发展历程。根据学界对春秋战国历史的划分,将楚国的历史划分为春秋、战国两个大的时间段,同时又根据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楚王谥号制度的发展特点,分别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间段。楚王谥号在春秋前期自行定谥,模仿周制,中期时进行创新,再到后期给谥标准流于宽松。进入战国时期,继续沿用西周谥法体例,但也沿用了春秋后期给谥宽松的作法。在王室与诸侯国出现两言谥的情况下,楚王谥号也出现了两言谥,以顺应谥号制度变化的潮流。
  纵览楚王谥号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楚王谥号大体以西周谥法制度为蓝本,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独创特点。楚王谥号特点的出现,一方面归功于楚人兼收并蓄的文化观,对中原文化尤其是周人政治文化的认同、接受与吸收;另一方面反映了在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作为雄踞长江流域的地区大国,楚渴望被认可,甚至有代周自立成为天下共主这一强烈的政治诉求,而谥号成为其表达自己诉求的载体;独特的文化特质和政治环境,则又使楚王的谥号制度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硕士论文] 彭婷
中国古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祭祀是帝王礼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拓跋魏处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帝王祭祀活动前期具有浓厚的鲜卑色彩,后期逐渐向中原祭祀形式靠拢。祭祀对象和类型在拓跋魏迁都前后的统治时期有所差异,平城时代以本族西郊祭天为主,而迁都洛阳之后西郊祭天制度被废除,改从汉族圜丘方泽祭礼。这种祭祀礼制的嬗变,反映了拓跋魏社会形态向国家的逐步转变,及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对汉文化的接受状况。而在拓跋鲜卑传统祭祀礼仪和中原祭祀礼仪的选择取舍方面,鲜卑旧贵族与汉族大臣存在明显矛盾、分歧。
  从拓跋力微巩固首领地位的草原部落大会,到拓跋珪重建代国的西郊祭天,再到元宏改革祭祀礼制,帝王的祭祀活动在拓跋魏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质特征和作用,但出发点都是为维护中原地区稳定,巩固统治权力。究其根本,是要探讨拓跋魏社会形态和帝王统治思想转变导致祭祀礼仪发生变化的连锁反应。
  通过对拓跋魏帝王祭祀活动的分析来扩展到拓跋魏社会形态问题,探讨政治上的变迁对祭祀活动产生的影响变化,进一步认识拓跋魏帝王祭祀活动的特殊性,并对拓跋魏帝王祭祀活动的基本史实、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认知研究,真实还原拓跋魏的历史进程。
[硕士论文] 文予晖
艺术学理论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了庞大的中华民族族群,五十六种文化的交织也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彝族,传承历史悠久,在文化方面还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和文字,千年的文明依托于这些文化载体延续至今,但由于民族自身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导致大部分文献资料未经妥善保存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中,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化为乌有。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当前情况的危急,川滇黔桂四省各级政府及文化部门十分重视,民间收集文献、民族活动承办、民族语言教育等也受到重视。贵州相较于其他三省发展起步稍有逊色,文化保护意识觉醒较晚,资源也捉襟见肘,宣传力大也有待加强,但是对彝族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这也是笔者立题研究的初衷。
  “打嘎”在彝族语言中的意思就是“关于祭祖的一系列的仪式”,是彝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独特性,对于外界而言是神秘的,是美的。本文通过追溯彝族历史,逐渐剖析彝族审美观的形成,以及在“打嘎”活动中所存在的审美要素,探究其成因,因此本文以由表及里的顺序将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共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叙述了研究动机、写作思路以及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几个部分,是“承前”的重要铺垫;第二部分则是关于“打嘎”的历史回溯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体现,由第一章、第二章组成,此两个章节中通过概述梳理历史背景,阐明“打嘎”的由来以及历史悠久的事实,再辅以现实生活中与“打嘎”相关的一些活动进行补充说明,特别是《彝文通书》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既详细记载了古彝人“打嘎”的具体情节,也通过图画、图形符号传达出了古彝人的审美情趣,比如人的塑造、牛马的区分等,别具一格,十分值得继续研究;第三部分是对“打嘎”的美学解析,通过美学理论知识,解析其中蕴含的美的特征,当然也包括美的成因,此部分由第三章和第四章组成;最后的结语则是整篇论文的收尾部分,“承前”之后的“启后”部分,总结了研究中所得的同时也对未来彝族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展望,希望彝族文化能朝着世界文化的大军队伍看齐,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想需要研究者们前赴后继的去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彝族同胞都愿意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硕士论文] 苗露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民以食为天,饮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绵延几千年的宴饮文化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因此饮食活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通过这个时代的饮食活动来推测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周代又是一个极重礼的时代,在众多复杂而繁琐的周礼中饮食礼仪又是最普遍而又最根本的礼仪,贯穿整个社会生活。
  本文所讨论的饮食活动是周代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宴饮活动,通过仔细阅读《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诗经》等经典文献并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书中描写宴饮礼仪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并分析其阶段性的变化以及政治功效,全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通过阅读和比较《周礼》《礼记》《仪礼》,对整个周代上层社会的宴饮活动做了详细阐述。先从饮食出发,上层社会的饮食据史料记载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分别是天子的饮食和诸侯公卿的饮食,论述了他们饮食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接着又详细描述了宴饮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饮食器具,包括炊器、食器和酒器,通过对复杂饮食礼仪中食礼、酒礼、诗乐舞的表现以及宴饮游戏射礼和投壶的详细描述再现了当时的宴饮场面。
  第二章通过对《左传》当中所出现的宴饮活动进行分析,根据春秋时期各种宴饮活动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将宴饮活动分为九种,分别是朝见: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混战不休,除了朝见周天子以外,小的诸侯国还需朝见霸主来保全自己,朝见后举行宴会;答谢:一些国家在取得帮助之后为了表示感谢会设置宴会酬谢帮助他们的诸侯国;聘问:诸侯国之间往来频繁,互相之间派遣使者加强沟通,一般都会产生宴饮活动;会盟:会盟有两种形式,一是实力较强国家为达成自己的目的拉拢小国,二是实力较弱的国家抱团结成同盟,在会盟过程中会有主人设宴招待会盟者或会盟者之间自发举行的宴饮活动;过境:外出经过他国领土时,若两国交好,则会受到款待;奖赏:一般为奖赏自己国家的有功之人,设置宴会赞扬他的功德;阴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宴饮活动暗潮涌动,伺机实施阴谋;求助:为了寻求别人的帮助会设宴款待他人;沟通感情:还有一部分宴饮活动没有特别目的,只是为了沟通感情而设。
  第三章结合第二章《左传》宴饮活动的分类分析了解春秋时期上层社会宴饮活动的阶段性演变。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国的雄起,春秋时期的宴饮形式和目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从宴会的地点来看,春秋时期宴会举行的地点就没有那么的严格,因时而定较为随意,并且对于唱诗赋诗等宴会形式进行了改变。通过分析春秋的各种宴饮活动,得出了这个时期宴饮活动有强调等级维持秩序、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和广建盟友增强关系的功效。
[硕士论文] 曲瑞雪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南海海神是国家祭祀体系中的一员,唐代时才被纳入官方祀典。宋代南海海神被加封3次,位列四大海神之首,朝廷对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目前学界对南海海神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向,一为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为南海神庙文化的现实价值,虽有一定的研究量,但并未有专文对南海海神地位成因作深入的探讨。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南海海神地位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它能在短短两个朝代内地位迅速提升并非偶然。本文以文献整理归纳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梳理,意图揭示南海海神地位提升的本质性原因。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为对正统地位的探讨;第三部分为“海”的含义解读,第四部分为南海海神定型的整个过程;第五部分为南海海神的社会互动;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南海海神地位形成总共受五个因素影响。第一个是国家祭祀的正统观念,第二个是对“海”的认知,第三个是经济因素,第四个是政治因素,第五个是民间百姓因素。笔者希望通过此文能为南海海神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丰富南海神庙文化,为学者提供参考。
[硕士论文] 王宇栋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基于家乡民俗学的思考理路,本文以笔者的15位亲属成员为研究对象,以田野作业为主要方法来记录并考察他们作为受妻者与给妻集团的互动过程,并对个人生活经历做出结构化的分析。所涉及研究对象的年龄横跨上世纪初到上世纪90年代;根据年龄相近程度,他们被分成了6组。如此安排,便于从纵向的历史角度与横向的结构观察女婿与姻亲集团的生活世界。
  纵向地看,基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和观念,不同年代的女婿与给妻集团①的相处模式在不断嬗变。比如,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作为女婿后,他们的自主意识较之前代就有了很大的提高。自主意识的高涨使得他们在与姻亲关系互动时,保持了更高的独立性;横向地看,同一时代的女婿基于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点等因素,在与姻亲集团相处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状态也会迥然不同。比如,社会地位高或有经济实力的女婿更可能受到姻亲集团的尊重;性格积极的女婿相对于性格孤僻的女婿更容易维系好与姻亲之间的关系。
  正文分为七个章节和结语。第一章主要以百步村为代表,通过介绍受妻者与给妻集团互动仪式,呈现姻亲关系的地方性;第二章到第七章侧重从日常生活的语境考察姻亲关系:第二章,叙述了张家和万家②的祖先如何在陌生的异乡通过姻亲关系建构自己的生存网络,旨在强调姻亲关系对于“新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意义。第三章从受妻者的性格特点这一主观因素入手,分析受妻者的性格如何影响女婿与给妻集团的合作。第四章主要论述姻亲关系具有维系受妻者家庭稳定的重要功能。第五章从受妻者的视角出发,介绍女婿应对姻亲集团的两种策略:温和的策略与强势的策略。第六章介绍了女婿个人实力如何影响他们在姻亲关系中的地位和命运。第六章指出了女婿的在姻亲集团的地位存在“延续性”。结语部分对论文的主要部分进行梳理和总结,再次强调个人的微观视角对于女婿与姻亲集团互动的呈现功能。
  女婿与给妻集团的互动是个复杂的生活现象,论文分别从姻亲关系的生存意义、女婿的身份地位和心理、给妻集团对女婿的影响、女婿对给妻集团的应对策略、时代风气和社会阶层对姻亲关系的影响等这些角度来叙述阐释女婿与给妻集团的互动,旨在结合宏观结构的分析与微观个性的深描两种方法来呈现女婿这一亲属身份的生活世界。
[硕士论文] 吴艳笑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彩礼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土壤赋予其存在以合理性。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数额也在持续增加,由彩礼增长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彩礼问题日渐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因此,本文选择豫东平原一个小村庄作为调查和研究对象,以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为主要的搜集资料和研究的方法,考察2000年之后近二十年村落婚姻缔结过程中的彩礼现象,以期能够展现彩礼实践过程背后所折射的文化意义以及乡民的行为逻辑,并丰富现有的民俗学关于乡村彩礼的个案研究。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内容。绪论主要叙述了选题缘起、选题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重点为2000-2017年结婚的男女青年的彩礼现象。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丰村的生计方式以及通婚范围,两者的变化也深深影响了既具有文化意义又包含经济交换性质的彩礼的走势。第二章展示了彩礼具体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考察近二十年彩礼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发展,并与同时期乡民家庭收入进行对比分析。民众收入增速远不及彩礼的增速,正是两者增长的不匹配造成乡民在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面对婚姻消费依然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与心理负担。此外,本章还就婚后彩礼归属的三种情况进行说明。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彩礼送与过程中不同参与者所具有的角色,他们基于婚姻关系中不同的身份与诉求,在彩礼问题上有不同的认知并采取不同的策略。第四章通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近年来彩礼飙升的影响因素进行细致分析,发现彩礼飙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强调彩礼不是买卖婚姻的筹码,而是被乡民视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必经礼仪,乡民正是在彩礼送与收的平衡传递与交往实践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圆满感与责任感,达到了个人身份的重新塑造。
[博士论文] 李成龙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身体运动体现着朝鲜族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民族意识等,是最贴近于生活实践的身体文化。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凝聚了朝鲜族历史的变迁与延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民俗体育文化功能,对朝鲜族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与朝鲜族社会生产、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因而它充满了热情、粗犷、淳朴的精神情感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在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而成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城镇化、人口流动、西方文化的融入和民族认同意识弱化等因素,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出现了传承人断层、需求边缘化、旅游资源开发不当等问题,使其现代发展陷入困境。为此,论文通过对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发展脉络、现状、困境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传承和保护的思路,以期在理论及实践上有所突破。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对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科学的解释,并对现阶段国内外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现状进行概括。第二章:论述了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以起源—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为发展脉络进行分析。朝鲜族社会以农耕文化为核心,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必然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因而农耕文化是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形成的基础。学校体育在民俗体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推动了民俗体育文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家庭形式的改变和休闲时代的到来也对民俗体育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第三章:从体能类、智能类、儿童游戏类对朝鲜族民俗体育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从坚韧不拔、团结协作、包容共进等方面对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基本特质进行叙述。第四章: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和流传到至今,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当前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亦是困境重重,主要包括人口流动对中国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根基的冲击、全球化影响下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边缘化困境以及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开发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等。第五章:本研究所关注和要解决的就是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在新时代如何能更好传承和发展,为此在本章以建立自我再生机制来唤醒对朝鲜族民俗体育的文化自觉,以及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传承民俗体育文化;利用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中的呼吁政府力量挽救边缘民俗体育文化,把握好优惠政策机遇寻求多元化发展;秉承全民参与和学校结合的科学化,利用体育旅游产业推进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适时建立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保护区,通过梳理对朝鲜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总结。
[硕士论文] 赵莉燕
社会学;民俗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送羊习俗是冀南地区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该习俗发展的送羊节成为冀南地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送羊文化既是一种节日文化,也是一种孝道文化,父母和出嫁之女的感情通过送羊节得以升华,外公、外婆则通过该节日表达她(他)们长久以来内心深处对外甥的祝福和祈愿。
  本文第一章对国内关于节日习俗的研究进行综述,对有关送羊习俗记录、描写和研究的文章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第二章首先介绍送羊习俗生存的生态环境,尝试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探讨送羊习俗在近代以前与中元节的关系。然后根据已搜集到的文本资料和田野笔记试图推测出冀南、晋南(中)和豫北送羊习俗的传播方向和传播路线;第三章首先要分析支撑送羊节日流传数百年不中断之根和魂,再探讨送羊习俗系列仪式背后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解读隐藏在仪式背后的文化象征;第四章对送羊习俗的精神内核、价值功能和传承群体的转变进行时代对比分析,并找出导致转变的内外因;第五章针对送羊习俗的系列转变,为送羊习俗得以良好传承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作为太行南麓独有的民俗特色——送羊节日习俗,是该习俗传承群体的骄傲和使命。地域的跨空间阻挡不了文化的空间扩布和时代变迁,送羊习俗就是按着既定的路线进行省内和跨省传播的。在前人没有对送羊习俗进行系统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对其做了客观的描述记录和主观的推理分析,就是为着还原送羊习俗的历史真貌,即使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其仪式和文化内涵发生了转变,也仍要呼吁着该习俗传承群体引导送羊习俗向良好方向发展。
[硕士论文] 张凯月
社会学;民俗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岁时节日生活一以贯之地被赋予“太平之象”的意义,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美好往昔的象征。岁时节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和符号,节日习俗中包含着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而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是一个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过程,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的过程,因此社会形态上的转变势必会引起节日习俗的变迁,尤其历法的改变必然影响民俗仪式的进行,传统节日在近代社会的变迁、外来文化的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导致了在民国初期传统的节日习俗较晚清已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现代化和传统必然发生碰撞。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刻,也是风俗变化最为剧烈的时候。近代是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社会处在巨大变革之中时,风俗民情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西风俗从冲突逐渐走向融合,在此过程中,新风尚和旧习俗分庭抗礼,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
  “近代报刊进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对于了解近代城市民俗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重构民众日常生活史、社会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①《申报》是中国近现代一种著名报纸,它比较全面地记录并反映了其时社会的变迁——近现代化历程。本文的研究对象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岁时节日生活的变迁,试图通过对1895-1919年期间对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的研读,勾勒出晚清至民国初期岁时生活的基本面貌及其变迁特征,简要分析影响岁时节日生活变迁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
  第一章《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为研究中心,首先在以《申报》竹枝词、《申报》主要副刊《自由谈》、《点石斋画报》等对晚清时期岁时节日活动的媒介呈现,再现当时国民岁时节日生活的整体面貌,并分析了《申报》对于民俗变迁中的作用;第二章阐述了《申报》视角下的晚清时期传统节日的在传承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基础之上所呈现出的一般表;第三章通过分析《申报》等近代报刊的报道,重点论述民国初期岁时节俗的革故鼎新民国时期节日节俗的革故鼎新与西方文化的融入,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民国初期所进行的历法改革与旧节新过、节俗的简约化趋势、节日中的信仰习俗成分的逐渐减少、娱乐功能增强,西方节日的传入等方面;第四章分析近代岁时节日习俗的表征,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来看,传统节日相较以往都呈现出更丰富、更驳杂、更斑斓,移植性、变异性、传承性等新特征构成近代节日的重要特点;通过节俗的变迁思考社会的变迁,并在这一基础上阐释近代以来我国岁时节日生活的变迁的特征、成因及影响,最后探究这种变迁背后呈现出的近代节日在社会转型期的基本走向及内在规律。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节俗中文化特质数量与变迁速率两个方面,文化特质由多变少以及文化特质变迁速率由快到慢、局部和整体变异相结合、传统节俗变迁受众由小众到大众等这些层面分析了清末民初时期岁时节日习俗变迁的内在规律;主要从社会的变异性、外来文化的冲击等方面揭示了岁时民俗文化变迁的原因。
[硕士论文] 董莎
中国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海神是指人类在向海洋发展与开拓、利用的过程中,对超自然与超社会力量的崇拜。而两浙沿海地区海神信仰由来已久,尤其是从五代至宋,随着海洋交通事业的发展,海神崇拜之风日趋活跃。迨至元代,随着漕粮海运的开通和海上贸易的繁荣,加之官方较为包容的信仰政策,促使元代的海神信仰更加活跃。就类型而言,主要可分为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保护神、海洋产业专业神等。
  就元代海神信仰的地域特色而言,两浙沿海地区的海运和海洋贸易发达,海洋信仰活动也异常活跃,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海洋信仰与元代两浙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活动关系密切,海洋活动是人类颇具风险的事业,海神信仰为从事海洋活动的人们提供心理慰藉,激发其追求经济利益的信心与勇气,有利于海洋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海上人群出于对海洋神灵的感激和畏惧,在海洋活动过程中对之进行祭祀,反过来也使海神信仰有了进一步发展。
  为了得到海神的庇护,两浙沿海社会掀起广泛的海神崇祀行为,包括请求朝廷赐额赐号、修建庙宇以及对神灵进行祭祀等。元代官方不但册封护佑漕运的海神,在海神祭祀方面也有积极表现,时常派遣大臣祭祀海神。地方官员和民众也都能按礼制与风俗对海神举行祭典,时常对海神庙宇进行修整和维护。
  元代两浙沿海地区海神信仰的特点主要体现为漕运神灵主导化、本地神灵“海洋化”、外来海神本地化、海神信仰宗教化等。元朝统治者通过天妃代祀、赐额建庙等信仰行为,向地方社会传达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试图建构族群和谐的政治秩序。而地方官府和地方精英分子则利用海神信仰中所蕴含的道德力量规范社会秩序,使民众遵守道德标准,成为王朝统治下的顺民。
[硕士论文] 姜佳燕
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形成较为完备的礼乐政治制度。玉器与周代礼制结合,广泛用于祭祀、燕飨、乐射等大型礼乐政治活动,故可谓之“礼玉”。君子是周代贵族阶层的杰出代表,自幼接受严格的、专门的礼乐教化,并且承担着治国、平成天下的政治使命。他们既是礼乐文化的受益者,也是礼乐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承者。玉器肩负着“正人心”的使命,礼玉将权力秩序投射到君子的心灵结构中。君子以玉言情,礼玉融于心灵,是室家、宗族间情感的润滑剂。君子佩玉展现出的气度与风范是其精神世界向外投射的显现,成就完整的君子人格是一个心灵进化、精神成长的过程。在礼玉精神的引领下,君子知乐、成德、贵玉,在燕飨间展现温和雍容的艺术修养,在庙堂上为政以德,礼玉不仅是等级的象征,更是周代贵族中正威严的政治人格的象征。君子的理性精神也在玉德的教化、淘洗中成长,“君子”是对他们人格气度的全面褒奖。“礼玉时代”已经远去,礼玉制度亦不复存在,但古已有之的“崇玉情结”始终浸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君子人格也为今人指明了精神世界的方向。
[硕士论文] 聂强
中国民间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湖北咸安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大屋雷中秋祭月是全国现存少有的大规模中秋祭月民俗活动,保存了中秋节日习俗中少有的大规模祭祀仪式,是中秋祭月习俗的活态传承,也是研究传统祭月习俗的宝贵资料库。本论文将从大屋雷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入手,探讨大屋雷中秋祭月的发生语境,探索其传承历史、传承谱系,再梳理中秋祭月仪式仪轨,重点探讨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中断半个世纪之后的复兴历程,以及深入研究家族精英生活史,在此基础上探讨家族精英在复兴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和协调功能,揭示当下时代背景下家族精英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当代功能。本论文主要章节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从论文课题的选题缘起开始,对论文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探索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较为清晰地阐述本研究的方法、重难点和创新点。
  第一章是论述大屋雷中秋祭月的发生空间。主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探讨大屋雷中秋祭月仪式的成因。本章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较全面地分析大屋雷祭月习俗的自然与人文因素,认为特定的地理空间隐喻性地表达了雷氏家族的月神崇拜,而多种信仰的交错互动则建构起祭月习俗人文基础,同时雷氏家族对易学思想的传承,也成为祭月习俗得以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桂花—嫦娥—月亮—中秋—守月华—雷以誠“梦月而生”—雷以誠中进士—雷以誠省亲祭祖祭月—中秋祭月仪式形成,这一从自然到人文无缝衔接过程,通过物象的粘合,发挥积极的想象,利用神性的加持,实现意义的升华,最终使雷氏家族地位得以强化,一条完美的家族地位建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样,大屋雷中秋祭月仪式的形成和复兴脉络也得以完整展现。
  第二章是描写大屋雷中秋祭月的仪式仪轨。主要根据笔者两年时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全面细致地描述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的形态与仪轨,以田野民俗志的方式,从仪式的时间与空间入手,描写复兴后的中秋祭月仪式的仪轨。告庙、告祖、请神、安神、祭神、娱神、送神,一个完整的祭祀仪程,既有空间上的变化轴线,也有时间上的演进轴线,两条轴线共同推动着整个仪式的走向,而且每一条轴线的变化行进过程,都有诸多彰显文化内涵的时空结点,而它们正是大屋雷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明证,也是雷氏家族精英复兴家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明证。
  第三章是论文重点,主要探讨家族精英在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过程中的作用。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特性研究,即家族精英这一复兴力量的研究。论文通过对大屋雷中秋祭月习俗的描写,及其成因的探讨,发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因素,即地方政府、文化精英、村落民众三个方面的主体性功能。不同群体对同一习俗的态度、诉求和目标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凝聚着各自的力量在进行相互博弈,但同时他们之间又以时代的共性而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论文认为家族精英是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关键因素。家族精英也是地方文化精英,作为民俗群体,他们虽然不具有政府行政资格和学术研究资格,但却是历史意义中的地方权威人士,他们往往有一技之长,能够协调处理民众的事务纠纷,帮助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难题,而在地方民众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们不具官方资格,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官方发声;他们作为具有权威性的民众代表,当官方的行政行为侵犯到民众的利益时,他们有可以代表民众发声,与官方进行周旋博弈。因此,家族精英是中秋祭月习俗复兴的关键力量。
  传统的守月华活动演变成为一场神圣庄重的祭月仪式,是其节俗内涵转向丰富化和神圣化的体现,是一种民俗内涵的发展升级。一项由家族独立传承的中秋祭月习俗,其完整的祭祀仪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我国中秋节俗中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味和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一项早已全民化的节日民俗,在与地方特色和家族文化进行融合之后,实现了从世俗化向神圣化进行逆向发展,其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本论文重点关注家族精英在民俗复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屋雷的雷氏家族精英在中秋祭月习俗的复兴过程中利用他们在民众中间积累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积极参与并最终实现了中秋祭月习俗的当代复兴。这个案例的探讨研究,不仅在当地民俗建构具体案例中有着积极的价值,也对当下建构时代研究传统民俗的复兴及演变发展具有反思意义。
[硕士论文] TAKAMATSU NAYORI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殷商王朝的思想以“神祗”为主,“神祗”可分三大类:即自然神、宗主神以及至上神。殷人相信“神”统治这个世界,在世界上只有殷商王朝的“王”一人才能听神灵的吩咐。在王亲自举行的仪式中,“祭祀”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些仪式承担着重要作用,通过与神灵的思想沟通,能够向周围诸国显示王自身的权威,同时也能够保持殷商王朝国内的社会稳定。在记录祭祀内容的卜辞中,可知殷商王朝的各种数字观念以及与数字相关的思想等。当时的殷人在举行祭祀时,把各种动物、羌人、奴隶等作为祭品向神灵供奉,其中,动物的种类颇多,由卜辞可知当时“六畜”皆已齐备。除此之外,被作为“牺牲”的羌人也较多。商王或贵族族长在甲骨上刻辞时,也往往记录祭品的数量。通过把握祭品数量的一定规律性以及其与数字本意的关系,可以窥见殷商王朝对祭祀仪式的重视性和殷商王朝深刻而久远的数字观念。
  殷商王朝的祭祀中使用频度较高的数字为“一”、“二”、“三”、“五”和“十”。这五个数字使用频率高的原因与数字本义以及殷商王朝如何看待数字、对数字赋予何种意义有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卜辞、甲骨上的刻辞并不是为了把当时的历史记录下来,或者把当时的思想、文化传授给下一代人,而是为了听取神灵吩咐而作成的卜辞,因此,由卜辞上记录的内容无法知道殷商王朝所有的东西。因为缺文严重,无法解读或无法判定甲骨文内容的卜辞也很多,所以,本论同时也通过参考文献古籍《尚书》中的数字用法的进行分析,由文献记载可知,《尚书》中经常使用的数字为“三”、“四”、“五”、“八”,含有具体意义的数字中最大的数字为“九”。再探寻隐藏在断离了与神之关系的场合下,其数字观念是否有变化。
[硕士论文] 邹雨辰
艺术学理论 郑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四神是我国丧葬美术中最早出现的题材之一,其演变特征对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河南地区出土大量四神图像相关遗存,时代蝉联,自成体系,是研究四神题材的重要史料。
  通过资料收集及图像分析,河南地区四神图像的变化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西汉至新莽为神秘化的形成期,四神图像产生并普遍运用于墓葬空间中,承担重要功能性;二、东汉至隋唐为世俗化的转变期,从在墓葬中构成元素和空间配置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四神图像由神秘走向世俗的进程;三、两宋时期的复古期,四神图像模式呈固定程式化。
  四神图像作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墓葬又是社会普遍宗教思想下的产物,它们并非独立存在,所以通过图像的演变形式构建起其与墓葬空间的关系,释读四神图像是如何被选择和如何发挥功能的,能够对理解图像背后的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
  本文将以此出发对各个时期四神图像遗存梳理,从中探讨四神图像演变规律,得出结论。进而引申思考从四神图像看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内涵。
[硕士论文] 张冀霄
社会学;民俗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乡村社会中婚姻嫁娶不再以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式为主流,婚姻自由获得推崇。彩礼这一重要民俗事象原本是传统中国婚嫁习俗中的礼节性表达。在传统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彩礼中的物一般都是价高但实用的物品,回礼一般为女性亲手制作的物品。如今彩礼却因为种种原因异化为家庭财富代际转移的途径。原先价值只有五六千元的彩礼,现在已经暴涨到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元。女方家庭索要的巨额彩礼,使得农村里的男方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及精神压力,高额彩礼这一习俗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民俗文化现象。
  本文基于对河北省K村的田野调查,采用文献法、田野调查法,深入了解河北省农村地区的婚姻文化与彩礼习俗,以及这些地区农村家庭对彩礼的承受力与看法。了解河北省农村地区的相关状况,可以丰富已有研究成果,补充当前研究在河北地区的缺乏,同时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意义。在婚俗上移风易俗,开展先进性建设,倡导勤俭节约的婚嫁习俗,有利于农村村民形成正确的婚姻观。发挥正确婚礼习俗的价值导向作用,建立文明的婚俗行为规范,有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感。同时长远看来,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提升与稳定发展。
  研究发现,K村的高额彩礼给村民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原因在于: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上出现的男性婚姻挤压;人口流动剧烈产生了背离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彩礼要价;传统思想落后、嫁妆习俗的异变、不良风气的影响等。针对农村地区的高额彩礼习俗,应当积极加强政策引导,完善乡村治理,移风易俗,拒绝高额彩礼,倡导文明新风尚。现代社会经历了几次工业化改革的浪潮,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今天,变本加厉的索要巨额彩礼的行为,折射出农村社会乡土性人情的没落。市场经济对利益至上的推崇,使得行动者偏向“理性选择”,农村村民与城市村民之间逐渐趋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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