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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徐勤
建筑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杭州水居江流海潮交汇之所,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钱塘江与西湖是杭州早期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在魏晋南北朝及以后,运河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在后期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运河与城市相伴相生,共同发展。
  论文采用实地调研以及文献查阅的研究方法,探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与杭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首先梳理了从春秋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的演变过程,并详细说明了杭州段运河的变迁情况。其次,在了解杭州段运河的历史变迁的整体框架后,文章从四个历史阶段来阐述运河与杭州城市的互动发展的关系。(一)五代以前:秦至南北朝时期运河影响了城市的选址;隋唐之世,城市开始沿运河发展。(二)五代及北宋时期:吴越王扩城将运河络于城内;便利的水运交通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商贸的发展,逐渐在运河地区形成商业中心。(三)南宋时期:运河影响了城市的街道走向、厢坊布局、娱乐服务设施布局以及仓储区的分布。(四)元明清时期:元代依运河之便,北方移民来到杭州,并在城内形成特定的住区;明清城南渐衰,城市的发展逐渐北移。
[硕士论文] 朱鹏飞
人文地理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区域人文属性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则是人地关系的体现。本文以长白山地区的1627个行政地名为研究对象,以文化地理学、地名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还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将前人地名的分类经验和文化景观分类原则结合,得到自然类地名景观中分有地形、水文、资源和特征5个亚类10个小类;人文类地名景观分为历史、生产、生活、认知(语言、教育)、规范(信仰、道德和法律等)和社会等7个亚类9个小类。然后对主要类型的地名(包括地形类、水文类、寓意期盼类、移民类、不可移动万物类、满语地名和朝鲜语地名)分布特征分析。经分析发现长白山地区自然类地名多于人文类地名,因此宏观上探究长白山地区地名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微观上对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和白山市地名分布的差异,体现地名分布区域性。不可移动文物类地名展示了长白山地区古代文化,历史人物类地名展示了长白山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文化,历史事件类地名展示了长白山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四保临江”精神,移民类、寓意期盼类地名显示长白山地区冒险、勇敢的移民精神和不排外的移民开放性文化。满语地名体现了满族的语言和渔猎文化,朝鲜语地名体现了朝鲜族语言、艺术、饮食文化。长白山地区自然类地名多于人文类地名源于人们对自然环境赋予人们独特自然资源,形成了人参文化。长白山地区地名在空间分布上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建立聚落,这种“天人合一”人地关系来源于萨满文化中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而萨满文化成为他们生存繁衍的精神支柱。
[硕士论文] 金悦
地理学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地名是特定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着很强的地域性,而绝大多数地名可以久存性的特点足以反映出该地域范围内历史时期与现实阶段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地名一经产生,有着较强的传承性与稳定性,因此,从多角度对地名内涵进行考察,分析其命名要素,探究地名的命名规律、空间分布状况与区域特征,揭示其形成背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状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出发,对通化市聚落地名的语源类型进行分析,再现通化市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风貌,并分析通化市聚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状况、概括通化市地名文化的区域特征。
  通化市聚落地名以自然类地名为主,占总地名数57.28%。其中地形类地名为882个,所占比重最大。以“沟”字地名数量最多,分布广泛,这主要是由于通化市境内多低山丘陵地貌,并受河流切割而形成的一道道沟谷,由于这一地貌类型地势较为平缓并离河流较近,适宜人类聚落的形成,地名多在此形成分布。其次是方位类地名为540个,占地名总数约13.79%。水文类地名232个,占地名总数的5.92%。水文类地名多沿河流流线分布,与通化市境内的水系分布相吻合;人文类地名占地名总数约42.72%,以姓氏类地名数量最多,为734个,占地名总数约18.74%。其中所涉及到的姓氏共154种,姓氏的多样性说明通化市属于群姓杂居的状态,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与历史人口的迁移密切相关。其次是寄意类地名,有287个,占总数的7.33%。寄意类地名多反映人们对社会安定、生活幸福的追求与向往。建筑类地名166个,反映出通化市的建筑种类。经济类地名147个,从中可以窥见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语言类地名142个,其中最显著的是满族语言地名,其次是朝鲜族地名。
  通过对聚落地名进行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得出通化市聚落地名的空间分布总体特征:地名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非均衡性,表现为西北部地区地名数量分布比其他地区更为稠密和集中,东南部地区地名数量分布较少。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通过对地形、水文进行空间分析,得出结论:聚落地名多分布于高程在200-400m间的丘陵台地地貌,坡度在2-12°的南向缓斜坡、一级河流缓冲区1000m以上,二三级河流缓冲区200-400m的地区;与人文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人口以及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结论:地名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密集程度成正相关,即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地名分布较多。地名的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呈低度相关,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程度对地名的影响相对较小。
  最后总结出通化市聚落地名的区域特征:聚落地名在空间上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凸显的自然地理特征深刻作用于地名的命名及分布;满族及朝鲜族文化为地名抹上了浓厚的民族风采;光辉灿烂的革命文化以及历史遗留的高句丽文化也有显现;通化历史受统治阶级的影响以及战乱发生过的多次大规模人口迁移也为通化聚落地名的丰富性增添色彩。
[硕士论文] 张剑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第一章主要评析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陈芳绩在民族情节推动下,撰写的舆地学著作。顾祖禹、陈芳绩所写历史地理著作,宏大可称,但存在不少问题。顾炎武的辽史地理研究著述,除了进行文献研究外,还结合了实地考察的方法。
  第二章主要评析清人在校注《辽史·地理志》(简称《辽志》)方面的成就。道光殿本所附校勘记,是清代校勘《辽志》代表作。乾嘉时期,学者厉鹗《辽史拾遗》校注《辽志》重“注”轻“校”。晚清李慎儒,处于边疆史地学兴盛时期,其在经世致用目的驱使下,撰《辽史地理志考》,在校勘文本和辨《辽志》误说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第三章主要评析清代官修史志中的辽史地理研究,尤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代表,在地理方位实考、驳《辽志》误说这两方面,进行了大量精审的考据。
  第四章主要评析清人学术笔记、文集中涉及辽史地理的零星篇章,这些零星考据多是解决辽史地理某些具体问题,有闪光之处。
  第五章主要评析清代绘制的辽代历史地图,六承如、厉云官、马徵麟、杨守敬先后主持过历史地图集的绘制,杨守敬所测绘的《历代地理沿革图》为清代绘制历史地图集的大成之作。但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之《辽地理志图》错讹,与马徵麟《历代地理沿革图》之《辽地理志图》中的问题高度一致;宣统三年刊行的《辽地理志图》图组中的错谬,又基本上不改《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中的旧误。可知杨守敬实续前人之功,对前人绘制的历史地图集存在大量因袭的情况。
[硕士论文] 葛旭
中国史;历史地理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地名是人们赋予一定数量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其数量和范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出于辨别方位等目的,人类已经开始用不同的形式来记录地名。文字出现后,地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命名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特点。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作为影响地名形成和命名的两个基本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亦各有千秋。
  中国历史悠久,勤劳的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疆域辽阔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将中国地名的起源和变迁烙上了独具特色的烙印。上到都城王畿,下至乡野村郭,其地名的形成和演变都不尽相同。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影响着居民和日常生活和生产变迁。而这一系列影响一定程度上映射在地名命名和变动上,包括旧地名的继承、变迁和新地名的出现。庐州府位于南北交界处,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这使得庐州府境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兼有南北特色。有清一代,庐州府初领无为、六安二州,合肥、庐江、舒城、巢、英山、霍山六县。自雍正二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庐州府疆域固定下来,领无为州、合肥、舒城、庐江、巢县五地。庐州府辖境内的地名数量众多,想搜集到全部地名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将地方志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比较可行的途径。清代保留至今的地方志数量众多,虽然不同区域编纂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总体上还是较为完整的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概况。庐州府下辖州县的方志和总志互相补充,收录了数量众多的地名,并对部分地名的渊源作了解释,为地名渊源的推演提供了思路。
  庐州府自然实体类地名主要有以山为主体的地形地名和以河流为主的水文地名。其中山名等多以直观外形命名,这也是山名命名的普遍形式,而部分因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得名也丰富了当地的历史底蕴。主要河流得名多与流经区域有关,而泉、井等小地名则多因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得名。这些地名主要保留了庐州府的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信息,而人文信息的挖掘同样重要。地名的产生和演变跟庐州府当地的农业、工业、商业、军事、交通等方面息息相关。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方面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难看出当年的盛况。地名的相对稳定性为我们研究庐州府清代社会概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大量的通名地名保留了当地最具特色的历史信息。庐州府境内农业地名多跟当地水利建设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地水旱灾害频发的历史隐情。商业地名则多位于跟交通要道附近,通过这些地名的研究可以再现清代庐州府要道两旁店铺林立的盛况。军事地名则保留了当时庐州府境内的战争情况,战争爆发导致人口的迁移,出现了多地重名的历史现象。当下某一区域存在另一区域独有的通名地名,正是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印证。庐州府这些人文历史信息都蕴藏在地名中,对清代庐州府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对未来地名的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博士论文] 赵鹏璞
中国史(历史地理学) 郑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领域,断代政治地理研究刚刚开始,本研究是关于战国政治地理研究的首次尝试。
  从事象研究向关系研究的转换,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升为规律研究的必经阶段,艰辛之处不在量的累积,而在范式转换。本研究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归纳考证、比较考证、会通考证,率先提出影响战国政治地理甚巨的纵横两条“脊”线概念——即今第二级、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和今秦岭—淮河分界线,及由这两条线所划分的三大政治地理单元——大致为今黄土高原、今黄淮海平原和今长江中下游平原。战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移民等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在这两条“脊”线两侧集中展开。两条“脊”线交汇处,为历史地理的大舞台和时代转折的风向标,战国的治乱兴衰系于此处,此处安则天下安,此处乱则天下乱。以两条“脊”线为轴,可以尝试寻找战国政治地理重心所在。“脊”线所隔开的三大地理单元内,战国混乱局面拉开帷幕和社会震荡、族群融合加剧,是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核心区的移动相伴相生的。即,战国开始时,在今黄土高原,核心区从今山西高原移至今关中盆地;在今黄淮海平原,核心区从今黄河冲积平原沉降盆地移至今淄博盆地;在今长江中下游平原,核心区从今江汉盆地移至今江淮地区,几乎与此同时,诸侯间的兼并融合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当一支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统御力量,重新整个占据从丰镐经崤函古道到洛邑之间的地理单元时,战乱很快平息。这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地理格局,并对后来历代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本研究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尝试将战国分期落实到具体的年份:一为战国前期,自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至公元前341年魏国遭遇马陵之败;二为战国中期,自公元前341年魏国遭遇马陵之败,至公元前307年秦国占据宜阳;三为战国后期,自公元前307年秦国占据宜阳,至公元前221年赢政统一全国。同时,在涉及战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地理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百家学说的共同政治指归是治,战国诸子的共同身份属性是士。而当尝试以《尚书·禹贡》《周礼·职方》等提供的五服制和九州制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地理思维,来重新看待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换时,会发现五服制、九州制分别与封建制、郡县制呈一一映射关系。
  本研究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三家分晋之后,以今山西高原为重心的战国前期政治地理格局,通过论述,从中发现两条“脊”线交汇处的重要性,表明此处安则天下安,此处乱则天下乱;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七雄在各自周边兼并的战国中期政治地理格局,此时凸显出今第二级、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和今秦岭—淮河分界线的重要作用,即七国分别在各自区域兼并诸侯,而齐、楚分别在今黄淮海平原、今长江中下游平原称雄,秦则统一了高原(含今黄土高原全部和今内蒙古高原、今云贵高原部分区域);第三部分重点论述秦所代表的今黄土高原、齐所代表的今黄淮海平原、楚所代表的今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地理单元统御力量对决的战国后期政治地理格局,三大板块统御力量对决的真正底牌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综合实力,因此秦伐灭六国可谓势如破竹;第四部分侧重于以出土简帛等新材料为视角,蠡测战国时代的士与政治地理大势的互动,冀望从中发现一些战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地理的关系。
[硕士论文] 杨洋
历史学;中国史/历史地理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区域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分支,关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直以来都十分丰硕,区域历史地理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它弥补了传统历史学和地理学对区域研究的不足。有清一代奠定了中国现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作为清代安徽在皖北重要的行政区划单位,宿州的地位十分重要。宿州作为地名起源较早,自周代就开始有“宿”国的称谓,但是一直到唐代,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建置,并辖有属县,奠定了今后宿州的发展脉络,从唐代开始到清代持续了一千多年,随着历史的发展,宿州成长为皖北政治军事和经济重镇,并成为连接南北方的战略要地。
  从唐末至明代以前,宿州一直处于战争之中,长期的动乱,加上黄河长期夺淮入海,成为宿州灾难多发的根源,明代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是宿州少有的平稳快速发展的时期,宿州也成为凤阳府乃至安徽的漕运重地。但是明末清初以来,宿州接连遭遇残酷的战争洗礼和灾害的摧残,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清朝建立后,虽然大规模的战争不再发生,但是由于明清之际及清初长时间的战争和灾荒,宿州和皖北荣光不再,逐渐落后于其他地区,所以清代是宿州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对今后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的内容较多,但是关于安徽以及宿州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较少,或许由于宿州和皖北其他地区的发展有着共性,所以学术界大都把皖北或整个淮北(淮河以北)当做研究对象,研究本地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虽然共性是有的,个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宿州历史地理的研究来充实安徽区域历史地理的内容。
  研究这一时期的宿州历史地理,可以形成对清代宿州历史发展的新的认识,了解清代宿州发展状态,包括一系列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的研究,梳理宿州一百多年前的发展脉络与基础,了解宿州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要素,为今后宿州和淮北的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历史地理的独特眼光探寻宿州新的发展思路。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从三个大方向研究清代宿州的历史地理:
  (1)第一部分: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首先要确定研究的地域范围和研究现状,所以在本文的绪论和第一章介绍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现状和宿州的历史自然地理。
  (2)第二部分:第二章是对宿州主要的历史地理要素的论述,包括自然和人文地理。是本文的重点。
  (3)第三部分:文中的第三章是对清代宿州自然灾害的研究,重点探索本地区人地关系的演进。
  (4)最后是结语,总结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对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剖析宿州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为今后的宿州乃至皖北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借鉴。
[硕士论文] 张阳
建筑学 合肥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聚落的规模、密度与分布,因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历史发展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此外,聚落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较之城市更为密切。聚落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其特定的地理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聚落空间环境特征。因此村落的物质空间形态与地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徽州地区依据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村落格局,笔者试图从地理学得视角出发,较为系统的探讨徽州传统村落格局形成的地形、地貌缘由。本论文一共分为七章,从村落空间分布、村落单体的整体空间和村落内部空间三个空间层次来阐述地貌构成要素对于村落空间的二维平面形态的影响。首先是依据徽州的自然地貌条件,将传统村落按照自然地域类型划分为三大类:平原型、丘陵型和山地型,研究村落的分布、形态与规模特征;然后基于村落周边的微观自然环境,对92个传统村落形态特征进行研究,进一步划分为6种地貌类型:平原型、缓丘陵型、陡丘陵型、山麓型、山脊型、峡谷型,并选择6个典型传统村落,分析村落的整体形态特征与差异性,发现村落地形越平坦,越易形成大规模的聚居条件,村落的形态也越规整;最后对典型村落的内部空间构成要素进行形态研究,并分析地形、水系、交通和耕种条件对村落内部空间的影响。总结归纳出不同环境梯度对村落空间形态的影响,为徽州传统村落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空间形态上的参考。
[硕士论文] 祁毓龙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建国以后,小尺度政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相对较少。文章主要是以平定部分乡划归井陉管辖的档案、平顺县下部分村落划过河南林县管辖的档案、晋城部分村落划归河南管辖的档案等等为主体史料,同时运用各地方志,来进行研究。欲探究建国以后行政区划的调整的原因。而建国以后迭起的政治运动,为研究历史政治地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本文通过对山西省1950年代的汪里、梁江两乡划归井陉管辖的等五个个案的考察,不仅较为细致地梳理了改属的过程,还提出了,在小尺度之下,政区的分属多为政治态势下的人为结果,抑或可以总结为是一个人为的再造过程。历史政区地理学界,向来很重视“属地主义”与“属人主义”在政区实践中的作用。不可回避的是,在研究小尺度等微观地理单元政区时,“属地主义”不在那么灵验。个中的地理、人文区域等相关因素不能说没有起到作用,但是限于研究的尺度,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只将其作为“底色”。也就是说当比例尺放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微观地貌等同于无差别。这时“属人主义”占据“上风”。人在政区改划的过程当中占据主要因素。本文旨在论证:微观地貌几乎无差异的情况下,地域时代不同,均可以看到人的身影,突出人在微观尺度下政区改划的作用。
[硕士论文] 吴琼
地理学 东华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区域的地名不仅承载了历史文化更是该区域的名片,是我们了解该区域的一个窗口。随着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外对地名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文基于 GIS技术,分析了江西兴国县地名空间分布的状态及其形成背后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原因,从地名的空间演变来引出地名演变的因素及其影响,最后对保护地名文化应该采取的措施提出了若干建议。
  文章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1)分析江西兴国县自然类地名的空间分布,其中包括了地形类地名、涉水类地名和动植物类地名,通过分析得出了兴国县的地形类地名的分布与地名本身的含义密切相关;不同形态的涉水类地名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动植物类地名与海拔和森林有关。(2)分析兴国县的人文类地名的空间分布,其中包括建筑工程类地名、姓氏类地名和文化类地名,这部分主要是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其分布成因。
  第二部分:通过统计分析1984年兴国县的地名和2014年的地名,可以发现兴国县消失类地名以自然类地名为主,增长类地名以人文类地名为主。利用 ARCGIS中的点密度分析、几何中心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来分析兴国县自然类和人文类地名的演变,得出1984年至2014年兴国县地名的聚集区及地名演变方向,分析兴国县地名演变的原因和影响,提出我们要重视地区地名文化的保护工作以及如何保护地名文化。
[硕士论文] 刘心宇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城市社区是由一定的人口数量和空间区域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且居民之间有着共同的情感归属和社会利益。随着新城市主义理念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社区的可步行性建设,在此基础上对社区的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西安城市社区的步行性量化研究,探讨其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提出以步行为导向的城市社区资源配置对策,从而达到改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基于社区资源可接近性原理、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等理论基础,综合运用评价指标和 GIS方法构建步行指数模型,选取西安市传统单位制社区、普通商品房社区、中高档型社区作为研究案例区,分析社区的可步行性及步行指数特征。结合社区设施质量与步行可获性评价结果,探讨步行指数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关联联系,并提出优化西安城市社区资源配置的策略,以更好地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步行指数与社区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即社区的步行指数越高,就越能满足社区居民的步行出行需求,社区的生活质量水平就相应越高;反之,社区的步行指数越低,社区的生活质量水平就相应降低。⑵从居民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视域构建步行指数模型,将社区日常设施划分为餐饮、购物、教育、医疗、休闲、金融通信以及社会服务7大类,并对设施等级和设施权重进行分析计算,综合运用GIS方法得到社区步行指数评价结果。⑶传统单位制社区的步行指数水平整体较高,且步行性较高的区域相对集中、连续性好;普通商品房社区与中高档型社区的步行指数水平整体偏低,且步行性较高的区域相对分散、连续性差。⑷步行指数水平越高,反映出社区设施的数量越多且社区步行网络的覆盖率越高,相应地,社区服务功能就越完善,社区生活质量水平就会得到提升;反之,社区服务功能相对不足,社区生活质量水平就会受到制约。⑸可从社区的步行空间结构与休憩环境改善、社区范围内步行网络的优化、社区步行区域日常设施的建设、步行社区构建中的居民参与度四个方面提升城市社区的资源配置水平,增强社区的可步行性,进而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硕士论文] 聂工强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同时,城市中各种社会空间问题也开始显现。社区碎片化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的一种扭曲性发展。它是一种社区被不合理过滤产生的现象,尤其在城市郊区的城中村社区更为明显。它导致了城市社会空间资源剥夺问题,并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目前,在国内关于社区碎片化的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念之下,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社区碎片化的问题进行研究,试图从城市社会地理学角度提出社区碎片化内涵。并以西安市城中村社区为例,探讨在城市社区过滤过程中,社区碎片化的空间表现及形成机制,同时从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论角度出发,以新人本主义的空间角度出发,尝试性的从理论角度提出社区碎片化的空间治理途径和对策。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要通过对现有数据库和相关书籍的查阅和整理、分析,进行国内外关于社区碎片化相关研究的论述,并进行简要评述;同时,对本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解释。第二部分,对所运用和依托的理论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下的社区碎片化的内涵及判识标准进行阐述。第四部分,社区空间碎片化的案例区测度研究,以西安3个城中村社区为案例,从地域空间形态演化过程和社会空间表现两个方面,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案例区社区碎片化进行判识和评价。第五部分,关于案例区碎片化研究的总结,根据对社区碎片化社会空间评价指标和地域空间形态演化2个方面的分析,总结社区碎片化空间形成机制,得出社区碎片化的空间表现模式。从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论角度出发,以八里村为例尝试提出碎片化的治理策略。
[硕士论文] 肖芳钰
地理学 东华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这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城市逐渐聚集,同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形成一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大都市区、都市圈并迅速成长。在面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机遇,江西省全面融入长江经济带,积极打造建设南昌大都市区。因此,对南昌都市圈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空间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是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对南昌都市圈的城镇体系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南昌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单元细化到建制镇级别,利用ArcGis、SPSS、Excel等软件,采用城市首位度、分形方法测算了2000年、2010年、2013年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的规模级别分维数、空间结构相关维数等,从中分析南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从自然地理条件、产业状况、交通状况、政策制度等方面分析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对策建议,推动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主要结论有:
  (1)南昌市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等级结构发育不均衡。首先城镇体系首位度高,等级规模差异过大,结构不完善,2013年,核心城镇南昌市区城区常住人口达到223.74万人,占绝对主导地位,2000年、2010年大都市区内中心城镇缺位,2013年仅有的一个中心城镇抚州市区常住人口50.69万人;其次中间序位城镇发育薄弱,2013年重点城镇有22个,城区常住人口合计140.87万人,约占南昌大都市区总常住人口的14.35%,而一般城镇共130个,城区常住人口合计354.63万人,约占南昌大都市区总常住人口的36.13%;最后是小城镇发展提升较快,中心城市缺位现象仍显著,2000年、2010年中心城镇个数均为零,2013年则出现一个中心城镇,而重点城镇变化最大由2000年的9个增加到2013年的22个;
  (2)2000年、2010年、2013年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规模分维值D分别为1.3403、1.2517、1.2998,均大于1,表明南昌大都市区内城镇规模级别结构较为集中,首位城市垄断水平较高,演变过程中极化作用明显;将2000年、2010年、2013年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规模分维值D进行比较,可得出分维整体呈现递减趋势。虽然分维值均大于1,但是呈现递减趋势,表明南昌大都市区虽呈极核结构,但其聚集作用和辐射作用有所降低;以南昌市区为测算中心测得的聚集维数是0.7395,其分维数均符合D<2,且偏小小于1,表明随着核心聚集发展,空间布局演变一直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容量维和信息维分别为1.5653、1.5055,测定系数分别为0.9914、0.9978,容量维和信息维均处于1<D<2,D值略微偏小,演变过程中空间分布均衡性有所改善,目前均衡性仍属于偏中低;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关联维数为0.2778趋近于0,发展过程中核心都市区聚集度高,而非核心区域关联度低。
  (3)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南昌大都市区中部地区地势平坦,水系发达,城镇规模较大且空间分布密集,而西北部山体较多,东北部水水域面积大,城镇规模小且空间分布松散;区域内铁路、高速网络分布不均匀,交通通达性以南昌市区为核心往四周逐渐降低,核心城镇交通压力大,小城镇通达性及区域联系较弱;2012-2015年南昌大都市区的三产水平均为“二、三、一”,但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持平或超越的趋势性愈发明显,大都市区内各城市产业支柱上出现了大比例重合,且产业的空间布局存在交叉重叠化,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力;相关的发展规划促进了南昌市一些周边地方抱团发展,积极融入南昌经济圈,但各地政府为了追求本地区利益最大化而忽略区域内专业化分工,造成了大都市区内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
  (4)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首位城市一极极化现象显著,即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呈现结核结构;城镇体系结构发展不均衡,城市体系空间分布较为松散;核心城镇发展优势突出,但大都市区内城际联系不强;大都市区处于初级极核发展阶段,且核心城镇吸引力呈下降趋势。
  (5)南昌大都市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与建议:加快核心城镇的发展,加速大都市区城市化进程;培育有潜力的次级中心城市,发展区域新增长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一体化;建立健全交通基础设施,加强区域交通体系的网络性建设;加强形成网络化与极化共同发展的远景空间结构。
[硕士论文] 曹梦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古村落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受到重视,在这之前的文献都是考古方面。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古村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知网中有关古村落的文献数量也随着时间呈指数增长态势。因此,对古村落领域文献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共词分析方法是文献计量领域的经典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领域的主题发现。
  现有的传统共词分析方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术语收集阶段、共现频率统计阶段以及聚类分析阶段,传统共词分析方法在以上三个阶段存在主观性过强、信息量不足,聚类不稳定、成员划分不合理、类团解释缺少语义分析等问题。因此,本文针对传统共词分析方法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种新的共词分析方法——GMAP共词分析方法。该方法首先使用g指数确定高频关键词的个数;其次,使用互信息概念对共现矩阵进行包容化处理;最后,使用AP算法进行聚类得出领域主题。为了动态追踪领域主题,本文提出了基于GMAP共词分析方法的主题演化框架,使用具有不对称性质的KL散度计算主题之间相似度,并利用ThemeRiver模型进行可视化,最终将主题演化结果直观地展示出来。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调研研究出传统共词分析方法存在的缺陷,从每一个阶段着手进行改进,达到了自动化生成聚类中心以及合理对类团进行语义分析的目标,接着通过对古村落领域文献进行数值实验来验证本文提出的GMAP共词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另外,本文的主题演化框架是基于本文提出的GMAP共词分析方法,选择当前最优的可视化技术和与之匹配相似性度量方法,以达到追踪主题的变化的目标。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主题演化框架的实用性,本文将其应用到中国古村落领域文献的主题发现与追踪之中,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古村落领域的主题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硕士论文] 恒容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空间被逐渐开发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带动了城市社会空间形态进行了根本历史性的跃迁,城市空间的发展出现了向外扩展和逆城市化两种趋势,由此出现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伴随着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出现了阶层演化和发育,在市场的作用下城市出现了极化与隔离的现象,该现象的出现使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中低阶层生活场所被剥夺,因此从社会分异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的建构和重构问题被提了出来。当代随着后工业化消费文化的不断更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对日常生活交往的行为需求的愈加强烈,日常生活场所的交往功能越来越凸显,在城市社会空间机理的作用下,低阶层及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交往场所不可获致使交往场所的问题不断出现。因此,以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为切入点,以城市质量观、消费文化、社会公平公正、行为地理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通过文献综述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以高校社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经GIS,SPSS,EXCEL等软件处理分析,对城市社会空间机理下的日常生活交往场所的问题及其空间的建构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本研究阐述了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城市社会空间的相关概念与国内外研究的状况,得出目前对于日常生活交往场所从城市社会空间机理角度下的研究较少。对城市社会空间机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城市社会空间机理下日常生活交往场所的形成,试探性地提出日常生活交往场所的内涵、存在的意义、类型、城市社会空间下场所问题的出现、日常生活交往场所体系问题的判识以及日常生活交往场所体系评价原理。以西安市长安区三所高校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运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日常生活交往场所的可获性分析,并提出日常生活交往场所问题的解决路径与空间建构。
[硕士论文] 尹璐璐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各区域间的文化开始交流融合,多元文化的侵入使得本区域原住民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和领会水平逐步下降,人文和社会科学对于区域地方文化的传承的研究探索,逐步出现“空间转向”,将“空间”作为一种联系,通过多学科视角,对文化空间的形成及发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景区服务、旅游体验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景区不得不通过不断开发特色的景观文化空间,用来保证稳定的客源,这也就对景观文化空间优化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人与地方的连接纽带,地方感提供了一个研究景观文化空间感知与态度的新视角,它强调主体人对于空间的特殊感知,因此,在旅游行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地方感理论无疑是针对景观文化空间优化最相宜的理论。将地方感理论应用于景观文化空间的优化,是对地方感理论研究方向的创新,也必将有助于旅游地景观文化空间优化问题的有效解决。
  本文探讨了基于地方感理论下的景观文化空间优化,通过对国内外地方感理论和景观文化空间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和分析,将 BOTT的地方感影响因子与景观文化空间的三个维度相结合,解读地方感理论下的景观文化空间优化要素,并以周至沙河水街为研究案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然后对周至沙河水街的现状进行调研和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和建议。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地方感与景观文化空间营造间的关系,提出了地方感理论下的景观文化空间优化的策略。主要内容包括:⑴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框架,阐述了选择此研究课题的原因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⑵对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并解读地方感及文化空间相关概念,通过对海内外有关地方感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研读和总结,对景观文化空间的国内外研究方向做了归纳和概括,进行相关部分的写作。⑶基于地方感理论和文化空间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对地方感理论下的文化空间营造进行了解构,并解读了地方感理论下的景观文化空间营造要素。⑷以周至沙河水街为案例地,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调查并分析了周至沙河水街文化空间的营造情况,并通过对样本的整理和分析,得出结论。⑸通过理论总结,提出了针对周至沙河水街的景观文化空间营造的优化意见,以及基于地方感理论下景观文化空间营造的启示。
[硕士论文] 周文曼
地理学 东华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城市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现如今城市体系正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而存在,不同类型区域对城市体系建设有不同要求,对区域城市体系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地域组织结构,本文选取江西省和江苏省两省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对两省的城市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比结果可以对两省的城市体系规划以及发展趋势、资源合理利用以及配置优化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本文在结合江西省和江苏省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城市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对江西省和江苏省城市体系进行分析,对两省的规模结构、职能体系、空间结构三个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进行总结,针对两省城市体系中的不同问题提出建议。
  本文阐述了研究区域的总体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意义,归纳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成果,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总结,对江西省和江苏省城市体系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概括如下。
  首先,运用城市金字塔、城市首位律、位序-规模法则、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及熵值法等研究方法对江西省和江苏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布特征进行总结和对比评价,发现江西省人口规模呈现“尖帽型”的首位分布特征,江苏省呈现两极分化的人口规模分布特征,综合两省的规模结构对比分析和综合评价分析,得出江西省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完善,两省城市规模差距较大,熵值法综合评价值显示出2016年江西省城市质量综合得分相当于2008-2009年江苏省城市质量综合得分的结论。
  其次,运用区位熵理论和城市流强度模型、专门化指数分析法、经济基础法定量分析了江西省和江苏省的城市职能结构特征,并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两省进行了职能分类,结果显示,两省城市职能主要以工业职能为主,商业职能为辅的分布特征,另外还发现江西省个别城市有着采矿业专门化程度突出的特点。对比江西省和江苏省城市体系职能结构特点,发现江苏省城市职能多样且较分散;江西省中心城市垄断性强,城市职能趋同、类型单一,职能分工不明确。
  再次,运用分形理论的关联维数对江西省和江苏省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江西省和江苏省两省城市体系具有分形特征,区域内城市均集中于某一地理要素上,相比江苏省,江西省也显示出城市相互作用能力弱于江苏省、空间联系由紧凑逐渐向分散过渡的趋势。
  最后,通过对江西省和江苏省比较研究结果的总结,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首先,江西省和江苏省应根据各自区域定位完善各自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第二,针对江西省城市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重点扶持区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议;第三,为实现江苏省城市体系的均衡发展,提出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同时、加速发展小规模城市的建议;第四,提出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建议。
[硕士论文] 胡华伟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现代的城市中,休闲消费场所是一种数量众多且类型丰富的场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休闲消费场所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比例逐渐上升,我国也逐渐进入了休闲消费全面发展阶段,休闲消费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和“发展”需求的重要消费内容。西安市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经济发达,有较多的休闲消费场所集聚。特别是西部大学城,这里聚集了众多高校,随着师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他们对休闲消费场所的需求不断增加,大学城内部休闲消费场所的数量出现增长态势,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本文以西安西部大学城为例,对其休闲消费场所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为这方面研究提供理论价值和实证案例。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与总结。接着,选取西部大学城北区为案例地,对大学城休闲消费场所分布现状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以电影院、咖啡厅、健身房的相关数据、西部大学城地图、商圈构成(按大众点评网和实际区域整理划分)和西部大学城基准地价为基础,构建西部大学城休闲消费场所空间分布图,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西部大学城内总体休闲消费场所及各类型休闲消费场所的空间布局、分布特征和相互关系。针对休闲消费场所的空间格局特征本文选取了区位因素、行为因素、历史因素和自然因素等主要因素,并且对区位因素和行为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EXCEL问卷分析、SPSS20.0相关性分析)。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从而揭示西部大学城休闲消费场所的一些发展特点。针对休闲消费场所的分布特征,结合大学城消费者行为特征,二者对比发现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休闲消费场所业态单一,休闲消费场所质量参差不齐,休闲消费场所规划布局不合理,休闲消费场所缺乏人性化的考虑等问题。结合消费者需求特征,对西部大学城休闲消费场所空间分布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以期对今后大学城休闲消费场所的设施配置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硕士论文] 肖鸿元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以来,作为城市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之一的社区安全得到了城市公共管理部门、社科研究机构及公众广泛关注。地理学者意识到人们主观感受的安全是城市空间安全性的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地点理论,分析典型城市社区的居民安全感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通过解释人作为空间主体的安全体验,深化空间安全视角的人-地关系理论认识,在实践上为城市社区安全治理提供可参考对策。
  本研究在查阅、述评安全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典理论与其他学科调查主观认知的方法,以成都市经华南路社区为案例区,综合运用地统计分析、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描述居民安全感的总体特征、空间变化趋势,分析影响安全感的地点特征因子,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其与社区发展的关联。首先明确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划定城市社区居民安全感的研究范畴。研究综述阶段,在阐述西方安全感研究常用角度的基础上,梳理了犯罪地理学的城市居民犯罪恐惧感研究传统,以及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安全感研究的特征。在理论基础研究阶段,阐述在本研究中充当认知图式的地点理论,接着介绍跨学科研究安全感借鉴的破窗理论、社会解组理论主要观点,提出前述理论综合运用的可能性。以经华南路社区为案例地展开调查的阶段,重在分析影响居民安全感形成、变化的地点因素及其与安全感的具体关系,利用定量的方法研究案例社区地点因素对居民安全感的作用。在了解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地点因素之后,通过访谈等方法分析充当主要解释变量的地点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形成的空间-社会过程,理解影响因子与社区发展的关联。在问题对策研究阶段,在准确认识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地点因素本质及其作用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城市社区的成功做法,从社区规划和管理视角的安全感提出符合社区实际的应对策略。通过以上调查分析过程,现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的五个地点特征因素:以住房为中心的社区物质环境、土地利用、居住密度、治安巡逻和邻里关系,它们通过地点的身份认同等机制影响居民安全感,提出优化社区物质环境、整理地块、规范巡逻、强化居民领域感的安全感提升策略。
[硕士论文] 毕金航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以来,交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交通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本文从微循环视角,对西安巿城巿内部交通宜居性进行研究,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较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以西安巿城六区街道为基本单元,主要是通过居民主观交通需求数据与西安巿客观交通供给现状数据对比,进行分析,以较为准确地掌握西安巿交通土地利用现状、设施现状和空间规律,然后根据其规律,旨在对西安巿交通微循环供需现状进行总结,对以后交通设施的规划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行的意见,也可对国内其他同等级城巿交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参考。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社会调查法、ArcGIS空间分析法、描述性统计法和实证研究法等。这些方法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一方面,对西安51个街道,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统计得到有关西安巿交通微循环宜居性的居民需求满意度评价原始数据;另一方面,通过西安巿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西安巿交通运输局提供的关于西安巿交通运行情况通告以及西安巿统计局《2016西安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同时利用西安巿遥感影像以及西安巿交通地图数字化,获得西安巿微循环交通的供给数据。然后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以及相关性分析。接着借助ArcGIS软件将所获得的数据以及统计分析的结果在空间上体现出来。最后对处理过后的主观需求和客观供给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及综合分析,得出关于西安巿交通微循环宜居性的现状及完善措施的结论。研究表明:⑴现阶段,西安巿内部交通布置不大合理,其中二环沿线以及三环以外的街道范围是需要重点改善的区域;⑵西安巿交通现状分类结果为:交通条件既不便利又拥堵的街道,主要在二环与三环之间,整体特征是人口相对密集但公共交通包括地铁配置不足;交通条件便利且不拥堵的街道,它们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主要在三环以内,且基本在现有地铁覆盖区范围内;尽管交通条件便利但整体拥堵较为严重的街道,它们的数量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在二环附近以及二环以内的城巿中心地区;尽管交通设施不便利但居民出行并不拥堵的街道,这类街道主要分布在三环以外出去地铁沿线的发展较缓地区;地铁对城巿交通便捷性影响较大。⑶西安巿当前公共交通系统设施主要是按照距离原则来配置的,整体规律为中心高外围低,由于欠缺从人本角度考虑,导致好多街道宜居性差;⑷诸如火车站、客运站等人流量巨大的区域,其所在街道的常住居民的公共交通需求重视度不够,急需改善;⑸西安巿快速轨道交通存在换乘不方便现象,影响了居民对其使用的满意度;⑹大型居住社区与城巿CBD沿线所经过的街道主观通勤便利性评价很低,需要重点改善;⑺居民对其所在社区的微循环交通通勤满意度评价与社区功能相关,大体上,社区功能越全面,其满意度越高,而那些功能较为单一的大型居住社区主观通勤满意度评价很低,除了提倡就业-居住一体化的空间发展模式外,可以考虑试行推广街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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