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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跃
马克思主义理论 成都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正处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关头,他们以严谨的态度研究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当时国人尤其是青年群体反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时代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起到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的革命工作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掀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也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如今,中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伟大时代,处在中国话语权不断提升的伟大时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这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具有许多相似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系统总结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成绩、经验和不足,对于更好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之间在理论方法与研究特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初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必要准备,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初步成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这几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理论方法上坚持唯物史观与史料并重,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合理继承,善于借鉴西方先进史学研究方法,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才的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在研究特点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答现实问题,紧扣现实的革命需要,关注时代发展主题。这些理论方法与研究特点方面的经验,对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理论方法上要注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双向互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史学遗产,充分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在研究特点上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努力解决社会的现实文化需要,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
[硕士论文] 马婷婷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程颢、程颐是中国思想史上两颗耀眼的明珠,二程的主要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二程作为北宋时期理学的奠基者,“洛学”学派的开创者不仅在学术上留下了伟大的思想著作,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宋时期,佛学思想得到广泛地传播并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引起了封建经济关系内部的变革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势力斗争造成了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最后,禅学思想的渗透,使得当时人们对传统经学信仰产生了动摇和分歧,于是二程出入于佛老积极寻求儒家思想的新出路,以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文化秩序,稳固封建社会统治制度。二程在这时充分感受到士大夫的时代使命,致力于将儒、释、道三者思想融会贯通,二程禅学思想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了。二程从“主敬去扰”的禅修出发,要以虔敬的态度面对世间万物;从“积习贯通”的禅机出发,体认真理需要从渐悟到顿悟;从“生死如水沤”的禅悟出发,说明生死为常态,不必执念;从“不动心”的禅境出发,以“心在腔里”本性不外求为基础,应对世间万物的万变,自得其所、自在洒脱。
  二程禅学思想有着宝贵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在历史价值上,一方面丰富洛学学派理论,开创了后世弟子入禅先河。另一方面深化禅学义理的理解,促进了儒学体系的重构。在现实价值上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提高个体道德修养,完善社会道德教育。再次,有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最后,有利于文化工作者端正文化选择态度,同时激发文化创新意识。
[硕士论文] 万鹏鹏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的宋明时代,对于哲学本体研究对象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阐述,其中有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的“气本论”,同朝代的程颢和程颐提出的“理本论”、还有理学家陆九渊(宋)、王守仁(明)提出的“心本论”等,其中还有湖湘学派胡宏提出的“性本论”,即“性”为万物之源的本体论哲学,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心性哲学理论体系,在胡宏眼里,宇宙的本体是“性”,这个“性”不仅形而上,而且永恒不变。反复无常地变化的则是宇宙万物,属于形而下的,胡宏还认为,构成万物的元素是“性”和“气”,“性”也是宇宙万物的共有的本质,但当这个“性”被解构到形形色色的事物中时,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形体是各不相同的,由此也独具自有的特性。对于性善性恶的本源论上,胡宏的观点是性既无善也无恶,但却有好恶之分,并且认为圣人与凡愚之间的性是有区别的,胡宏的心性哲学与主流理学的心性论是有所区别的,主要是通过其“性无善恶”,但“性有好恶”的观点体现出来的。
  本文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针对本文研究的内容进行阐述,概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此外,本文还主要就对胡宏研究的基本现状进行了综述。
  第二部分,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缘起。本章主要围绕胡宏个人概况,胡宏哲学思想的创立以及心性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为深入研究胡宏哲学思想,发掘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价值内涵做好铺垫。
  第三部分,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阐发。主要深入分析胡宏心性哲学思想孕育的价值内涵,主要阐述了胡宏心性论中性本论、心性论、心性论、知行论等中心思想,并以“性主心辅”“性体心用”“心性二元论”来概括胡宏心性论的思想特征。
  第四部分,胡宏心性哲学思想的价值及其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的内容充点就胡宏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对湖湘学派的创立、对程朱陆哲学的影响以及心性哲学思想中孕育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总之,通过本文的论述,一方面为了解胡宏哲学思想的价值内涵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同时也为发掘胡宏哲学思想中的有益价值内容,为指导后世人们深入研究胡宏哲学价值、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王鸿程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载的思想起于“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起于对存在与存在者差异的追问,但二者思想的核心部分还是人学思想,二者都希望通过“天人合一”的人学思想解决各自时代面临的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问题。
  二者人学思想的有许多相似点,具体表现在:一、重视人的日常生活,在张载和海德格尔的时代,人的日常生活常常被哲学家所忽视,哲学家所关注的多为形而上层面的问题,两位哲学家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各自的时代都具有相当的革命性;二、将人的生存状态区分为沉沦和本真,都希望使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但又不能简单将日常生活等同于哲学,所以二者都将人的日常生活区分为沉沦和本真,通过这种区分肯定了形而上学对人的意义,同时也证明了日常生活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三、重视人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并非单纯指人与人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他物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在二者的思想中不是个体的人的属性,而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二者在这三方面相似的原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都面对着虚无主义危机,二者都需要证明人存在于世的价值,而且还要保障哲学超越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所以二者的解决方法都是“天人合一”,二者的哲学体系在大致目标和解决方式上都非常相似,所以才会在具体的哲学环节有诸多相通之处。
  张载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不同点主要有:一、二者的死亡观不同,张载创造性地将死亡归于人生的一种有,进而消解死后的虚无,而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可能性,但它是人生存于世的所有可能性的根基;二、二者对主客关系的理解不同,张载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世界主客二分,认识是“内外之合”的结果,但通过学习和反思,人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海德格尔的“认识论”是对传统主客二分式认识论的一种超越,他运用现象学方法,以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取代了人对世界的“静观”;二者在这两点上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德格尔有着明显的唯我主义倾向,这虽然是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有效方法,但佛家思想中有大量的唯我主义思想,张载在对佛家思想进行批判时,力图尽可能与佛家划清界限,所以他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这也导致了他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差异。
  天人合一是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如果过于偏重天和人的任意一方,现实的人就有失去其本真意义的可能。而天人合一中的人只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然个体生存的价值将被群体的权威性枚平。从张载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人文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二、从事哲学工作需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三、人类中心主义有非常大的片面性。
[硕士论文] 梁大秀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我国正处于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时期下,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汇并不断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激荡,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现代社会背景与生活环境引起了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已经是确切的事实。如何树立正确的善恶价值观、荣辱观,丰富国人道德价值观,成为目前我国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袁了凡是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明代影响深远的劝善思想家,他有着丰富独特的人生经历。本文通过对梳理袁了凡文章中蕴含的善恶思想,分析探讨袁了凡善恶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袁了凡个人经历等方面分析袁了凡善恶观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然后通过文献研究法、辩证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梳理总结了袁了凡善恶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即善恶之源、善恶之辨、去恶之法及积善之方的主要内容,以及“兼济佛教,三教合一”、“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三大特征。通过上述研究,阐述袁了凡善恶观的历史价值,挖掘其善恶观中的现实意义。以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袁了凡的善恶思想、辩证地继承和发扬袁了凡的善恶思想,改善社会风气、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尝试为当下推动中国优秀传统现代化转型、强化本国软实力,提升国人道德境界提供一些思想理论和道德实践方面的借鉴。
[硕士论文] 单晓凯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唐君毅的思想中,易学占有相当重的地位。在传统易学中,易的概念意义、易学的性质、易的境界都是易学重要的论题。在传统易学看来,易的概念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此三义中包括易简、变易与不易,乾坤二卦生成万物,其体性生生不息,易简与乾坤紧密相联,所以易简具有生生不息的特性。生生之谓易是变易的核心,变易蕴含在生生之中,京氏与乾凿度对生生的阐释是以气的变化义而释之,所以变易即是气变。不易有其自身的秩序性,而体现其秩序性的是其位的不变,天地万物有其自然的秩序,其地位的恒常具有不可变易性,变中不变则是其位,万变而不失其位则是“不易”;在易学的性质方面,易并非教化民众而使用,其功用主要是用来卜筮,教人以趋利避害,朱熹认为圣人设教之时,将德性蕴含其中,其在此基础上,认为卦爻吉凶与己德相当,德性决定卜筮之结果;而对于易之境界来讲,传统易学以生生作为其切入点,认为生生之日新之化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天地所生万物,同样也体现在天地之间,程颢据此提出由生生至生意,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春意盎然充满生机的世界,而王阳明将此理运用己身之良知,提出良知即是易,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即是易之生生之精髓。唐君毅特别重视对这三个方面的重新诠释,唐氏以本体论的角度对易的概念进行诠释,首先其以本体界之有无、变化、继续来确立本体界之存在,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易学涵义,认为易为宇宙之本体,那么宇宙之本体即是变化的,其以“有无、出入、四象、八卦”阐释变化之本体,其次,因易为宇宙之本体,一切物皆是变化之表现,唐氏总结出变化具有继续、循环、整体的特性,最后,唐氏认为变化蕴藏在现象界中,不变生于变,对于不变的本质,唐氏认为,不变贯穿于变化之中,而贯穿在变化中之不变即是共理,因共理的存在,天地万物变化有其自身的秩序性,变化受共理的约束而有顺序;唐氏认同朱熹的卜筮观,但唐氏以认知的角度论述卜筮之价值,其认为卜筮得以可能是因为己身因德行完备而具有神明之知,而神明之知之所以可能,是因与现象的继续性与循环性相关,运用神明之知进行卜筮,是一个从无思无为转为有思有为之过程,在卜筮之过程中,心境与万物相感通,能够更好的认知万物的发展趋势,神明之知的发挥与德行大小相关,只有进德修业才可更好的发挥卜筮;唐氏依据生生而建立心通九境,其通过九境的层层递进以阐释人的心灵成长过程,此即为精神之生生价值。总而论之,唐氏发展了传统易学对此三个方面的认识,其运用西方哲学的视角,通过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阐述易学之义理。其对《易》的解读主要是围绕内在超越的话题展开,以超越作为尽性立命,达到大和之境也是天德流行境的方式,这是唐君毅颇有特色的人生哲学。
[硕士论文] 郑志伟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思想教化是西汉时期治国的基本方略,儒家思想是西汉思想教化的核心。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从政治上保证了封建国家的等级制度,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从价值上得到基层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本文立足于儒家思想教化在西汉的发展脉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分析了西汉儒家思想教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着手力图阐明西汉儒家思想教化形成的原因,同时又为其寻找理论支撑,介绍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以及汉初陆贾和贾谊的思想,着重描述了董仲舒的思想对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贡献。又结合时代背景说明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思想教化核心的必然性。其次,从整体上梳理了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体系,以思想教化宗旨及目标指向,思想教化的内容,思想教化的对象和思想教化的路径为中心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最后,结合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特征对其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进行了评价,并结合整个西汉儒家思想教化过程总结出对当下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域工作的启示。
[硕士论文] 吕文龙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的乡治思想究竟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思想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思想,目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问题。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考察王阳明“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图景、“觉民行道”的理想社会实践路径,以及乡约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系统重构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体系。
  王阳明作为一名士大夫与宋儒一样自始至终就怀有回向“三代之治”的秩序情结,宋儒曾经选择了“得君行道”这一路径,希望以此回向“三代之治”;而王阳明则基于当时明朝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其“良知”学说,将“三代之治”建构成一个“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并提出了“觉民行道”这一路径来实现其所建构的“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觉民行道”这一理想社会实现的方法落实到具体的现实层面就是王阳明所构建的以保甲、社学和乡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乡约制度,在王阳明的乡约制度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后,王阳明颁布并推行了其著名的《南赣乡约》。在《南赣乡约》中,王阳明依据其“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图景为南赣地区重新构建了一个“民为良善,风俗仁厚”的理想社会秩序,并以具体而又详细的乡约条陈使得《南赣乡约》更加切实可行,最终使得“赣俗丕变,赣人多为良善”。
  因此,王阳明的乡治思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思想。他所建构的乡约制度及其乡治实践,并不是为封建社会地主统治服务的“绳人之矩”,而是帮助普通百姓“格心”以“破心中之贼”的格心体系,使得普通百姓皆能“致良知”从而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
[硕士论文] 徐倩月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形而中学是徐复观学说的一个重要创见,学界对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徐氏根据系辞传形而上形而下的说法,而提出形而中的说法,以指示中国的心学传统。他认为中国的心学传统中,易传偏于形而上,荀子偏于形而下,孔孟之学才是形而中。其学主张以周初忧患意识的萌发为标志,中国人文精神开始觉醒,并随着敬的观念的出现,人的主体地位逐渐从原始宗教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人格神性质的天逐渐演化为道德法则性的天;孔子循着前人的脚步,更进一步地将外在的礼转化为内心的仁,也即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体认到性与天命原是涵容一体的。孔子开创了儒家正统人性论的绪端,其后学分为了以阴阳言性命的易传学派,其学说具有鲜明的形而上色彩;以及继承了孔子礼学思想的荀子学派,其学注重外在的知识经验积累,而忽略了内在的沉潜工夫,属形而下的学说;思孟一派则是正统派,由子思实现了从命到性,孟子实现了从性到心的转变,以本心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源,中国文化的正统人性论至此建立起来了。
  徐氏还认为形而中学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以构建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为己任,循此路向发展至高迈的、远离人之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形而中学思想的提出,为当前新儒学所面临的困厄,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向;其次是就当代人在享受时代发展的红利时,未免会陷入精神上的困顿和迷茫,形而中学能够重塑人的精神世界,帮助人认识到,人生价值的来源即是人的本心。最后是以徐复观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们,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一切研究和解释工作,对重塑民族自信、建立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博士论文] 张文
文艺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的美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礼乐教化思想作为古典美育思想之核心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作为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古文明的精神支柱,礼乐教化则为这种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是否真实,礼乐文明作为古代社会之普遍规范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儒家文化中,向往三代之治,构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背后依旧是对礼乐文明的不懈追求。礼乐文明是一种包含着宗教、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等因素的综合体,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典型代表,礼乐文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也对生存于礼乐时代的人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礼乐之起源到周代礼乐文明之形成,礼和乐已经不仅仅是当时文化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已经发展为代表时代文明程度的文化表征。礼乐文明由此表征着个体人格的理想状态,而以礼乐为标准规定和培育个体的需求自然就产生了,这就是礼乐教化成为中国美育思想之主流的原因。
  本文以朱熹理学为观察视野,致力于研究礼乐教化思想在宋代理学视野中的发展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发展,必须将礼乐教化之传统进行梳理,这就是第一章写作的原因。第一章首先论述了礼乐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问题,确定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根源的历史事实,并证明了礼乐教化作为审美教育研究之核心话题的学术根据。其次论证了礼乐教化思想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衰落以及诸子百家对此的争论,这种争论激发出了关于礼乐教化研究的主要角度。发现,诸子百家几乎都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这就为建构本文的框架奠定了基础。根据礼乐教化内部分化的历史与来自外部的理论挑战,秦汉及之前的礼乐教化思想大都涉及一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礼乐教化思想的合理性根据,礼乐教化思想的主体性基础,礼乐教化思想的方法与程序,礼乐教化思想的功能与价值。
  本文从“礼乐教化与理本论”,“礼乐教化与中和论”“礼乐教化与工夫论”,“礼乐教化与境界论”四个方面入手,其实是对秦汉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研究的延续。就理论构架来说,秦汉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的四个方面几乎涵盖了礼乐教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因此后世谈及礼乐,基本上也是从这个几个方面入手来进行的。曾繁仁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宋金元卷》选择以美育本体论、美育心性论、美育工夫论、美育境界论作为研究礼乐教化之切入点,就内涵而言,与秦汉之前的研究略有不同,但就研究思路而言,却与秦汉之前的研究思路基本一致。这种分类说明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发展是内部的更新和换代,是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后世的发展仅为深化而已,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更替和改变。而就朱熹理学思想自身的体系而言,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同样是其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就与礼乐教化思想之主要方面基本吻合。于是以朱熹理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构建本文的章节安排,既符合“理学”体系之基本构成,也符合“礼乐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以上述四个部分作为论文框架展开写作的原因。
  从总体上来说,朱熹理学的基本构架是:以理本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形上根据,从而确立了儒家伦理价值的绝对可靠性;以心性论作为绝对价值内在于主体的根据,从而为主体与价值之天然融合奠定主体心性之基础;以工夫论作为现实主体克服气质之性走向天命之性的可行路径,使主体借由工夫修养克服气质之性中的私欲和欠缺,回归天命之性并与理同一,从而为天人合一的境界论的到来打造切实可行的手段与方法;以境界论作为现实主体达到对伦理道德之绝对自觉的标准,通过对心与理一的境界的追寻,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真正提升。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完整统一的理学思想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朱熹逐渐建立起自己对礼乐教化思想的新的认识。具体表现在:
  第一,礼乐教化与理本论结合主要是为了以天理作为礼乐教化施行的合理性基础。朱熹以礼乐为天理之节文,以此将礼乐与天理沟通,天理的绝对正确性就决定了礼乐教化的绝对正确性。同时,以天理来论礼乐并非是将礼乐等同于天理,而是为了说明礼乐之形成是符合天理之流行的,这就为礼乐教化找到了内在的、不变的标准。循此标准,礼乐教化作为天理之载体,就不必执着于古礼的外在形式的延续,而是可以依不变之天理而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在符合天理的范围内有所损益。可以说,天理与礼乐的关系既证明了礼乐教化的合理性,也赋予礼乐教化以损益变化的可能性。
  第二,礼乐教化与中和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以中和论为礼乐教化的开展打造心性论基础。礼乐教化之与心、性、情的关联直接决定了礼乐教化与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天理与礼乐同和,心性同样与礼乐同和,这样,礼乐教化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规范,而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天然流露。礼乐教化与性、与理的同和阐释了“中”的本体意义,而礼乐教化与情、与心的同和则展现了“和”的现实意义。个体性情之“和”又进一步促进了礼乐教化对社会群体之间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
  第三,礼乐教化与工夫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以工夫论阐释礼乐教化在个体修养提升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礼乐教化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隶属于小学教育,而在其工夫论体系中从属于居敬涵养一路。前者决定了礼乐教化的实施应该处于个体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即青少年时期,是为大学时期穷理尽性做心理准备;后者决定了礼乐教化对于个体的主要作用是培养良好的心性根基,为格物穷理营造良好的心理状态。
  第四,礼乐教化与境界论的结合是将礼乐教化放置在个体修养的整体目标之中来观察,以确定礼乐教化在人生境界提升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必要手段,礼乐教化为境界之提升发挥着三重作用。其一,学有次序,礼乐教化是个体成长之启蒙教育,对个体心性的涵养有着开发保持的作用;其二,博文约礼的工夫论要求保证境界之提升不落入庄禅的狂放之中,而是经由礼乐之涵养一步一步踏实前进;其三,立于礼,成于乐,乐在主体消融渣滓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私欲散尽,天理流行,心与理一就成为一种自然之势。
[硕士论文] 杨柳青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船山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之一,因其思想精妙深邃、气象宏大而被世人尊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在留存于世的众多思想著作中,其庄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主要集中于《庄子通》、《庄子解》二书,其余庄学碎语散见各类著述。本文以王船山庄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将王船山在《庄子》接受方面的论述与其所处易代之际的时代背景、特殊的遗民身份以及坚定的儒家立场相结合做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独具魅力的解《庄》特色。本文包括绪论和四章正文内容。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主要分析了目前学术界与王船山庄学思想相关的研究现状,并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介绍王船山生平,探寻其庄学思想渊源。首先梳理了王船山的生活经历和存世著作。其次,发掘船山在明亡之后选择“隐居立言”主要原因在于士大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最后,重点分析了庄子的历史定位以及船山与庄子的精神共鸣,“人格认同”与“现实驱使”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船山解《庄》的内外动因。
  第二章论述王船山就思想深度、行文风格以及前后文章的精神契合程度所展开的对于《庄子》内、外、杂篇真伪情况的辨析,以及影响其得出“内篇为庄子亲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且杂篇价值高于外篇”这一最终结论的因素。
  第三章的研究重点在于探寻船山庄学在思想性方面的闪光点。第一节从船山对“逍遥游”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揭示其“庄儒互通”的解《庄》特色;第二节探讨的是王船山对庄子有关“本体”问题的理解;第三节探讨的是船山在不同语境下对待庄子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
  第四章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船山解《庄》之特色,揭示其阐释依据,总结其对《庄子》内篇精神特质的归纳,凸显船山庄学思想在方法论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前世之功。
  总而言之,本文重点从船山解庄的精神特质和方法论的角度展开研究,在此过程中紧密结合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深刻理解船山的身世处境与遗民心理,寻找船山与庄子的共通之处,以期为船山庄学的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硕士论文] 胡振夏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程颐(称伊川先生)不仅提出并构建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而且还发明总结了一套“格物致知、涵养主敬”的成德工夫。通过研究综述的分析,发现历来学人对他的思想的挖掘力度并不够。相比前人要么以朱子理学的视野间接探讨伊川思想,而忽视其思想的原貌,又或者以哲学史框架将其思想梳理为理气、性情二分的结构,又或者如牟宗三等以“存有而不活动”的论断贬压其思想。本文将理解性地看待其思想,更客观地去审视其思想进路所具有的“尽性成德成圣”的意义,从而避免理论上的相关判教而消解掉伊川超化现实而臻入圣境的努力。
  研究发现,其一,在伊川的工夫中,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辨所开示的“天理”并不直接作为道德性命中“体用”路径的开端,其工夫根本上继承了传统天道观的理路,其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正是建立在生生不息的人伦性命之上,将“体”归源于密,着眼于人日用存在之间;将“理”作为人事、存在中实际显发、形著在人伦事物中的义理;将“用”作为随顺此义理而展开的利用成德。
  其二,这一工夫具体通过“格物致知”来展开,“格物”便是投入到当前所处的事物之间,借助“涵养”识得且把持住当下显发的义理,随顺此义理推致格穷到事物所当然之所,也就是“循理而用”。并且这一过程伴随着认知的意向构成,“明理”也正是基于此而得以可能。伊川的“天理观”就是在对万殊之理的体认与推致中,上达而成为绝对的“理一”。
  其三,在伊川的逻辑里,对概念的辨析能够有利的帮助并且有力的保障尽性成德的工夫顺利的进行下去。
[硕士论文] 马金
科学技术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明末西学传入,中西两大知识、思想系统交流、碰撞和融合,使得知识与思想的语境进入了一个新的“万国时代”。在“学术传教”路线的影响下,西方科学技术借助科学书籍的译著形式不断传入中国,其中以自然科学类书籍影响最大,因其主要有三个特点:重视实测、实证,借数寻理,重视逻辑推理。自西学东渐始,儒家士人逐步接纳了西方天文学的“地圆说”,注重将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实证方法、形式逻辑方法联系起来,特别是尝试使用西方欧氏几何学方法构造哲学体系。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到清代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为特征的乾嘉考据学。乾嘉考据学的鼎盛期(1736-1820),也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时期。此时经学研究的考据热浪已显退潮端倪,儒士们除了重塑乾嘉汉学之“以发掘和恢复失传的汉代经注为主要的学术导向”的传统,更多的关注它的价值取向。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焦循(1763-1820)生逢其时。
  研究焦循亟需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焦循为什么要选择释《易》?二是支撑他释《易》的数学原理是什么且数学又是如何接通了中西?三是为释《易》他做了哪些努力和尝试,他的哲学诉求是什么?
  多年苦寻祖父的问题的答案无果,更加坚定了他要实现贯通《周易》的决心。在《几何原本》的影响下,他先后完成了诸多天算学和数学著作,提出了“理本自然”、“名后法先”、“数先形后”的数学思想。他通过数学计算明确了《周易》的“衍数”和“用数”这两大核心要素的基本情况。他运用朴素的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演绎方法,借助旁通与时行、当位与失道、相错与比例、乘方与天元、齐同与比例、假借与转注等形成了易学的“变通”思想,即“二五变通为易”,以此来探寻《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运动变化的内在机制,不囿于汉易象数与宋易义理而独树一帜。他自认为对于《周易》的解释是接续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并自诩为孔子之后唯一一人,这与他想通过《周易》来阐发他的“假卜筮行教”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在诠释《周易》的过程中,焦循将伏羲由神变成圣人,将天地有神论的思想降为无神论,即天地为“物”,也即品物流行,爻有等也。
  因为数学的介入,《周易》的感应思维和玄理的成分被抹掉,真正实现了“测天之法测易”。他在重新解读《周易》的同时不自觉的已经把它逼到了被解构的边缘,所以他对《周易》的解释处于维护传统与破坏传统的“矛盾张力”之中。他主要利用排列组合、乘方,将《周易》的阴阳和奇偶变成了甲、乙、丙、丁的抽象图示,已然具有了一种形式逻辑的思维启蒙。这种由抽象理论所构造的《周易》是可以计算的,同时也就脱离了宋易玄理式的先天之说和太极无极之说的研究范式。一切都依靠数学作为支撑,因此真理不再依赖争论和玄想,而是直观自明。在第谷体系的影响下,借助本轮、均轮的论证,中国传统的盖天说、浑天说等思辨的经学宇宙论面临一种被解构的威胁和挑战。
[硕士论文] 李磊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胡方平易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是通过对朱熹《易学启蒙》的系统诠释来完成的。朱熹吸收、改造了图书之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作《易学启蒙》,力图建构一种不同于汉易的能够符示天地万物自然生化的“自然的象数”。由于《易学启蒙》所言失于简略、晦涩,致使后学对朱熹象数学理解有所偏失,因此胡方平作《易学启蒙通释》对《易学启蒙》进行详细诠释,使朱熹象数学本旨得以彰显。本文以“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这一《易学启蒙》固有的篇章结构对胡方平易学思想进行系统诠释,揭示其象数易学上达太极之理下开终生之用的特色。
  论文绪言部分主要介绍胡方平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家学渊源,梳理目前学界对于胡方平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围绕胡方平对图、书之蕴的阐发,梳理了其“象出于图、书”的思想。首先,胡方平从一二三四之数、中五之数、七八九六之数、贵阳贱阴思想四个方面深入挖掘了《河图》、《洛书》中的数理。其次,胡方平具体地解释了则《河图》以作八卦的过程,并指出则《洛书》以作《洪范》的过程中,九畴九事并无先后之分。最后,胡方平从位与数的相错相对关系、运行次序、数与卦的配对关系等角度论证了图、书之间的相通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诠释,胡方平揭示了图、书背后的深层意蕴,勾画出了天地自然之易的广阔图景,为朱熹所追求的“理”奠定了“自然的象数”的基础。
  第二章围绕胡方平对先、后天图意蕴的揭示,辨析了其“象形于卦画”的思想。首先,胡方平支持朱熹关于画卦之源的说法,但对画卦过程却给出了不同于朱熹的理解;他对邵雍和朱熹的不同的四象说加以调和,却更加推崇朱熹的观点。其次,胡方平对先天图“数往者顺,知来着逆”一句的解释基本依循朱熹原义;对于“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这一问题,胡方平从十二消息卦的全新角度进行解释;对于卦气问题,胡方平作《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卦气图》对朱熹所提及的“伏羲说话”进行解释,并从坎、离两卦卦爻结构的特殊性角度解释了卦气赢缩问题。再次,胡方平通过对理、太极、心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以及贵阳贱阴思想的阐发实现了对邵雍象数学体系的改造,使之完全统摄于无声无臭的太极阴阳之理。最后,胡方平揭示了伏羲八卦图与文王八卦图皆有贵阳贱阴思想这一共同点,沟通了先天图与后天图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朱熹所追求的理的一贯性表达。
  第三章从数之来和数之用两个角度考察了胡方平揲蓍求卦思想以及一些具体变占规则,明确了其“易济众生事”的思想。首先,胡方平作《近世揲蓍后二变不挂图》论证揲蓍求卦过程中三变皆挂一的合理性。其次,胡方平以具体的策数代替朱熹抽象的方圆之数来解释七、八、九、六之数的由来。再次,胡方平揭示了挂扔之数、阴阳老少之数、过揲之数中体现的贵阳贱阴思想以及“变数实该八卦之象”的规律。最后,胡方平以“取象说”来补充朱熹变占规则的不足之处,并揭示了变占图中的先天易学原理,继承了朱熹追求“理一”的一贯思路。
  第四章是对胡方平易学思想的评价,认为胡方平易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有三方面:首先,胡方平凭着高度的学术自觉,沿着“象出于图书”、“象形于卦画”、“数衍于蓍策”、“数达于变占”这条线索,照着并接着朱熹讲,对《河图》《洛书》问题、先后天象数学问题、筮法的问题进行了诠释,使《易学启蒙》的目标和意义进一步呈现。其次,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的成书修正了宋元之际朱熹易学传承中的诸多谬误,为朱熹易学的厘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胡方平宗朱与创新并重的治易思想对后世学者尤其是对其子胡一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方平、胡一桂一脉对于推动朱熹象数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硕士论文] 何晓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真”是庄子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历来为人所重视。当前学术界对庄子“真”观念的阐释主要有两种路向:第一种是把“真”作形而上的把握,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真”,认为庄子的“真”是绝对唯一的形而上者,其内涵等同于“道”。“真人”则是“真的人格化”,类似于道教的“仙人”,“真知”则是对“道”的体悟。第二种是把“真”作形而下的把握,即从伦理学或者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理解庄子的“真”,认为庄子的“真”是指道德上的的“真诚”或者认识论上的“真知”。
  本文立足于“观念的三级架构”的思想视域,通过分析《大宗师》中的“真”、“真人”和“真知”三个观念,提出:庄子的“真”观念既不是形而上层级的观念,也不是形而下层级的观念,而是存在层级的观念。所谓的存在层级,既不同于以“绝对主体性”为标志的形而上层级,也不同于以“相对主体性”为标志的形而下层级,其标志是“前主体性”。庄子的“真”指向的即是这种前主体性的本真情境,其特点是“无物存在”。“真人”是寓于本真情境中的“人”,其特点是“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真知”则既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也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体悟”,而“人”在物我不分的浑沌之境中的本真领悟。
[硕士论文] 胡逸雯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充及其《论衡》在不同时代所受到的赞誉和诋毁,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波浪式的痕迹。封建统治思想加强,社会安定统一的时候,王充的思想就会受到压制,反之当统治思想受到挑战时,学者们又从《论衡》中吸收思想,进行批判。虽然有褒有贬,但从总体上看,《论衡》在封建社会还是人们口中的异端思想而受到贬抑的。
  王充的天人思想在王充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他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建立自己思想的重要基石。东汉时期的统治思想依旧沿袭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的儒家思想,这种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人之间可以有无形的感应,即通过气产生感应,这样就将天与人联结起来,认为君臣如果不按天的意志做事,天会降灾祸于人。而在王充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他认为天体运行、天象变化有其客观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否定“谴告”的说法。在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之后,王充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天人关系学说——天道自然论,这样就使得天人关系学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王充关于天人关系学说的新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也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思想形成的。他吸收了董仲舒关于“气”的思想,认为天与人的连结点是“气”,天施气于地而生万物,同时也生了人,天气发生变化,禀气而生的人和万物都会有所感应。同时他也认为这种感应是单向的,即天能感人,人却不能感天,因为“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①。
  王充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主要得益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王充在《论衡》中经常谈到天,因为当时“天”是科学家探讨的重要课题,又是哲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学说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表明了哲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其中“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本文就从探讨王充思想中的天人关系问题入手,对王充口中的“天”“人”这两个基本概念做出详细解读,同时对“气”是如何把两个基本概念连接起来也做出深入探讨。研究王充天人思想的文章有很多,尤以比较思想为最,本文建立在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对之前学者一带而过研究不够深入的思想内部矛盾问题做出详细解读,以及对王充如何破除“天人感应”思想的根基,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并重新构建自己的天人合一思想做出全面阐释。
[博士论文] 陈盟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郑玄不仅是两汉末期的经学大师,更是汉代经学的总结者。他遍注群经、群纬,旁及诸子之说,还包括了谶说、天文、律历等各种术数。郑氏易学是其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非专门以易学名世,却成为汉末三大注经派易学大师之一。其易学在不同时期的流传虽历经波折,但总体来说,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是历久弥深的。在《易》为众经之首,大道本原的时代语境中,郑玄对注《易》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作为汉代经学的总结者,其易学承续了董仲舒以来汉代经学天人相应,一体同构的语境,基于大宇宙视野对人所处世界进行探索和诠释;同时,相较于其他汉易名家,他的易学紧扣汉代礼乐文化的秩序、精神,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要评价郑康成的易学,必须置其于汉代经学的整体语境,以及郑氏经学研究的整体之中;同时,要认识、评价他的学术观念,学术成就,也应该很好地借助他最为重视的易学研究。
  第一章《<易>贯穿始终的学术人生》,基于康成一生的生涯回顾,以及学涯的简要总结,对康成易学做总体的认识和评价。在游学阶段,郑玄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后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毛诗》。在治学阶段,郑玄先注《易纬》为主的纬书,再注《三礼》(《周官》《礼记》《仪礼》),后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等,最后抱病注《周易》,易注成而人生终结。可以说,在《易》为汉代最高经典的背景下,《易》贯穿了康成一生。康成自幼浸润于易学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中,游学之初即先学京氏易,游学末段又学费氏易;治学之时先注《易纬》等,临终之时又注《周易》经、传。《易》在其心目中具有最崇高的学术地位,这又决定了他晚年用十余年之功来覃思养性,唯在即将辞世之际,才被迫匆忙作注。
  除了汉代经学大语境外,作为汉易最为明显的标志,卦气说是汉易基本语境,同时也是郑氏易学的基本语境。第二章《郑易与汉代易学、汉代经学的语境》,重在探讨汉代卦气语境、经学语境对郑氏易学的影响,以及郑氏易学对汉易卦气、汉代经学语境的学术回应与建构。郑易深受京房卦气说的影响,并运用所学京氏易卦气说对《易纬》诸篇作注;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其晚年为《周易》经传所作的注文中。在京氏卦气说和费氏古文易双重影响下,郑玄出于注经所需,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郑氏解易体例:郑氏爻辰、爻体、互体、连互以及往来、据承乘等爻位解易之法,郑氏易藉这些有特色体例而达到新的理境。康成治学生涯中着力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三礼”之学。他出于念述先圣元义的责任担当,在《易》《礼》相互融通的视野中对经学汉代经学语境做出回应。
  天人一体同构的大宇宙视野是自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开显奠定的,并自此以后成为汉代经学的基本特质。作为汉代经学总结者的郑玄接受了这一宇宙视野,并借着《易》的语境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诠释和构建,并把这一诠释经学的理境推进到了新的高度。这是第三、四两章着重论述的内容。
  第三章《太易说:经学语境中对宇宙本原的追溯》,论述郑氏通过太易说,对先于天地开辟之前的宇宙本原进行追溯与诠释。康成在《乾凿度》注中认为“太易”作为宇宙天地的本原,明晰了在太初、太始、太素作为天地本源的三阶段发展中,乾(坤)如何三画成卦的过程,并在卦气阴阳消息视阈中对其如何进退消长的机理做了阐释。尤有进者,他通过太易说的构建,也对四方(时)、五行在天地开辟之前的本然做了探讨,把四方(时)、五行的定位与乾(坤)三画成卦的过程统一起来:这正是他对汉代易学独特的新诠释和新贡献。康成还通过太易的本原之易的诠释,无形中也追溯了五常价值的本原。同时也使得《乾凿度》所论述的天地开辟之后五常价值应然,悄然之间接通了先天的五常价值本然。他凭借着对“太易”这一范畴的诠释与构建,进一步开显了经学层面上天道的意义之域。
  第四章《太一下行九宫说、太易说下的宇宙大化图景》,围绕着郑氏易太一下行九宫说和爻辰说,论述郑氏易所构建的天地开辟之后的总体宇宙图景。郑氏在太一下行九宫说中,明确太一(神)上承太易本原的崇高地位,在天地开辟后的世界中,为卦气场域的主宰。郑氏爻辰说是对汉易卦气说的深化和转进。爻辰说把汉易卦气语境中的十二消息、八卦卦气、四正卦、乃至六日七分等卦气说内容涵摄在其中,把卦气周流六虚、无所不在的特质,涵摄、体现在乾坤十二爻辰(律吕)的互动、生化之中。他以爻辰说的解易体例既总结了汉易卦气说,也对汉易卦气说进行了深化和转进。其次,他赋予这一阴阳消息的宇宙图景以时代价值的关怀。他以阴阳消息律动的方式,向上承接天道本然,向下接续人道的应然,昭示天道变化规律。
  第五章是《王道理想的重建》。王道的理想是郑氏易学,也是郑氏经学的学术旨归。郑玄的王道理想是基于经学语境中的宇宙图景和宇宙关怀而建构的。同时,郑易的宇宙论是对前人宇宙论的重构与深化。郑氏用他的宇宙图景的诠释、宇宙价值的关怀表征着其人文的关切。他构建了表征其易学观的郑氏“易三义”说,不但回应着宇宙关怀,同时更是诠释他心目中王道的义涵,蕴含着其经学的王道理想。“易三义”说也是郑氏“时措”意识的表达以及他对王道与时为变义涵的解读。他在三才视野中,通过礼乐文化的秩序,接天道本然以开显人文之应然,诠人文以接通、回应天道的本然,把天道的秩序与人文礼乐的秩序一体贯通起来。同时,他对应人文价值的应然以诠显天道层面的道德本然,构建其三才结构中人道的礼乐秩序。他以礼乐秩序来诠释王道,以诠释王道理想的方式来表达终极的人文关切。希冀后人能够继承王道的崇高理想。
  总之,汉代经学时代的独特气质对康成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学时代的大语境以及经学的宏大气象决定了他的崇高学术理想。同时,汉代经学经过长期地发展后,又有着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比如家法、师法的自我局限,今古文的对立等等。郑玄能够以其不凡的学术抱负而转益多师,广收博取,既能沉潜时代学术之中,又能超越其弊端之外,成为弥纶今古文经学的通经大儒。他的易学与其所处时代语境之间的共振共鸣,又以王道旨归而超越所处的时代,获得了“传易正脉”的美誉。
[硕士论文] 白发红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蔡元定是两宋象数易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他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由两点得以确立:一是对邵康节易学的传播居功甚伟;另一是提出“河十洛九说”,为河洛之学纳入儒门易学奠定了基础。蔡沈在易学史上主要以《洪范皇极内篇》名家,该书继承蔡元定遗志,并奠基于“河十洛九说”,所建构的范数学体系更是易学史上以《易》演《范》的滥觞。
  本文第一章以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为基本文献,考察蔡元定对邵子易学的疏释,以及由此形成的“加一倍法”。第一节主要介绍蔡元定以图式疏解邵子易学的大概,蔡元定的疏释化《皇极经世书》之繁为《皇极经世指要》之简,为后世入邵子易学之门者所必备的基础书籍。第二节探讨颇为著名的“加一倍法”,认为邵子、朱子、蔡元定的“加一倍法”各各有别,康节邵子的为“一分为二”的《先天图》卦变法,朱子和蔡元定探究的则是易学本原问题即伏羲氏如何画卦作易,区别在于朱子“一每生二”的“加一倍法”反映出了朱子理气观中理先气后的逻辑在先说,而蔡元定的“加一倍法”主要限于易学的范围,以之纳入汉易的相关内容。
  第二章以《易学启蒙》为核心文献,把蔡元定的“河十洛九说”放置于河洛学发展的脉络中,认为蔡元定河洛学处于河洛学的转折处,之前是刘牧的形态,之后是朱子的形态。第一节先行论述刘牧河洛学以及蔡元定对其的批评,蔡元定的批评集中于两点:第一点是无法从《河图》《洛书》诠释出伏羲氏画卦作《易》的具体程序,第二点是基于“图九书十说”的《洛书》与《洪范》无法匹配的问题。蔡元定通过对第二点的批判提出了“河十洛九说”。第二节认为朱子在蔡元定“河十洛九说”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崭新的河洛学形态,并与他的理学思想相关涉,朱、蔡之别也由此呈现出来。第三节认为《易学启蒙》集易图书学之大成,融通了周子《太极图》、邵子《先天图》、《河图》《洛书》,使得自陈抟以来分裂为三的易图书学再次成为一个互通的完整系统,也真正建立了儒学形态的易图书学。
  第三章主要论述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第一节认为蔡沈的范数学体系奠基于蔡元定的“河十洛九说”,由此更进一步得出《河图》《周易》为象学系统,《洛书》《洪范》为数学系统,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二→四→八的衍化模式,后者为一→三→九→廿七的衍化模式。第二节从理数关系、筮法、数图、对皇极的理解等方面呈现出了范数学体系的面貌。理与数的关系为数是表征理之工具性的概念,数本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第三节从源流方面揭示了蔡沈范数学继承的问题。它上接《易传》、《太玄》、《洞林》、《洞极》、《元包》、《潜虚》的传统,下开易学史上以《易》解《范》的学思谱系,以及《洪范》学史上“演范”一派。蔡沈的范数学使得象数易学进一步理性化,并将《太玄》-《皇极经世书》这一易学传统理学化,成为朱子学广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硕士论文] 雒猛飞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载是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崛起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关学”的创始人。“太虚即气”是张载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但张载本人对“太虚”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以及“太虚”涵义的多重性,再加上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张载“太虚”与“气”的思想作出不同的解释,比如有“太虚”是“气”的“唯气论”,“太虚神体”的“虚本论”,以及“太虚”与“气”的两层结构论等等,从而使得“太虚”一词成为张载哲学中最难把握的概念,并由此引发的“太虚”与“气”的关系也一直颇具争议。
  本文从佛老的盛行与儒学的不振,这一宋明理学崛起的思想背景出发,认为张载提出“太虚”外在的原因是为儒学造一形上本体的“道”,去反对佛老的“空”、“无”本体思想,其内在原因是儒学从先秦的人伦纲常道德领域、发展到汉代天人学说的宇宙生成领域,最后到宋代构建儒家形上本体的必然要求。但从张载的文本论述中我们看到他始终没有将“太虚”作为一个独立于“气”的“本体”概念得以清晰地阐明,而是一直在用“气”这一概念解释“太虚”。通过文本分析张载所说的气其实有两层涵义:“太虚之气”和“阴阳之气”。通过“太虚之气”与“阴阳之气”的“气”的两层诠释,阐明张载“太虚”与“气”关系不是简单的“太虚是气的本来状态”也不是“太虚是气的本体”,而是“太虚之气是阴阳之气的本体”。进一步通过张载的“人道本体论”——“太虚之性”与“阴阳之性”来反观张载在“天道本体论”中“太虚之气”与“阴阳之气”的“气”的两层划分的合理性。最后通过中国哲学发展的“本源论”与“本体论”的两阶段划分,说明张载提出的“太虚之气”这一“本体”虽然已经具有了超越性、抽象性的本体意识,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思辨性、纯粹性的本体高度,其把“太虚之气”仍然作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本源论”的色彩。从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史来评价张载,其相比之前的哲学家如周敦颐,他超越了“有生于无”的宇宙本源论,其主观上已经有了思辨“本体”的意识,想将“儒学”提升到本体论层次,但是与其之后的程朱相比其“太虚”与“气”的关系并没有很“圆融无碍”的达到形上、形下的这一体用本体论。因此可以说周敦颐、张载、程朱这一理学发展过程,也正是儒家的形上本体不断纯化,不断抽象化、其思辨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张载“太虚”与“气”思想正是处于中国哲学从本源论向本体论过渡的阶段,其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肯定张载思想对宋明理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其思想的不足。切不可用简单的唯物主义“气本论”或者精微的“本体论”甚至两层宇宙结构论去过度降低或者拔高张载本人的思想。
[硕士论文] 李腾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时”义观的起源开始入手,回溯到历史的起源去探究“时”义起源的时代背景与时代特色。从上古遗留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人”在历史起源中的突出地位,“三皇”传说中对“人”的能力的肯定让古人对于时间的感受总是浸润在人世间的生活情境之中。由于古人并没有把时间作为一个客体独立出去,而是把时间架构在人伦社会之中,这一“实用理性”的做法开启了此岸的“一个世界”。那么由此,古人对于世界意义的索求只能从以“人”为根基的价值范畴“时”来获得。
  通过对孔子和庄子“时”义观的研究,本文首先试图论证出孔子、庄子“时”义观所开启的意义世界:世界本来是无意义的,但人活着这一先在条件总是要求人们不断地思索如何活下去。孔子选择的是赋予世界以意义,并把这一意义架设到群体时空之中,让个体在群体中体会到生命的无限。庄子选择的是解构先王圣贤赋予世界的意义,在看到世界的无意义现实后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来安顿自己无常的生命。
  其次,分析出孔子、庄子“时”义观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孔子对于意义的赋予建立在历史时间之上,可历史时间强大的先设与权威又要求个体的生命对历史负责,使得个体的肉体与精神都笼罩在历史的压迫之下。庄子揭开了世界无意义的面纱,却又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与时俱化”的混世逍遥帝。
  最后,本文试图提炼出第三种“时”义观:给时间以生命。把个体生命体验到的世界意义赋予到个体的时间感知中,用来消解掉孔子“时”义观中所蕴含的历史先设和抵抗庄子“时”义观揭示出的世界的无意义性,以期实现个体的绝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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