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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杨树森
英语语言文学 中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儿童文学在儿童心理成长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从多方面使儿童受益。近三十年来,国内不断引进国外一些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研究随之兴起。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文化因素;如何翻译作品中的文化因素是译者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儿童文学译品研究中,对文化专有项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基于艾克西拉提出的文化专有项理论,以《小屁孩日记》汉译本为研究个案。通过研究,旨在探讨儿童文学作品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研究过程中,作者采用统计分析与对比研究,在探讨作品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限制性因素。通过两种译文对比,提出文化专有项的最佳翻译策略,并对该策略的合理性进行必要阐释和辩护。
  研究发现,(1)在《小屁孩日记》中,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的选择因素主要有语言和文化因素、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2)在《小屁孩日记》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按照使用频率依次为音译、语言翻译、文外注释、同化、有限世界化、绝对世界化、自创、定译。(3)不同的文化专有项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研究还发现,文化专有项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表达。翻译专有名词时,语言翻译、文外注释和同化使用比例较高;翻译普通表达语时,语言翻译、文外注释和绝对世界化使用频繁较高。总体而言,异化策略的使用频率高于归化策略。儿童文学翻译者倾向于把传播异域文化,带给目标小读者新鲜的事物。
[硕士论文] 吴珂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对客观现实的审美体验凝结在作品中,撷取其审美的价值,反映出作家的审美意识,文学就是审美的。文学是对人生活、生命意义的叩问,生命是文学的永恒话题。生命审美就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审美意识。艾略特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并且擅用情感的态度去感知它,在文学创作这一审美过程中,表现出对生命的审美意识。运用文本细读法以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式对艾略特诗歌的生命审美进行分析研究。
  首先,从诗歌本身入手,分析艾略特诗歌中呈现的生命审美意识。艾略特诗歌中生命审美意识是逐步呈现的。从开始艾略特就认为生命永恒就是灵魂不灭,这需要通过死亡实现。但是现实中虽生犹死的生命状态打断了他对生命理想状态的追求。此后艾略特开始注入宗教因素,来寻找一条能够使生命从现实的焦虑状态脱离,到达理想境界的救赎之路。
  其次,文学创作这一审美过程基于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对艾略特诗歌生命审美的出现原因进行溯源。主要从宗教、创伤、文学传统这三个最主要的方面进行追溯。
  最后,艾略特诗歌的生命审美体现了生命的审美价值,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国的现代诗坛中的新月派、现代派、九叶诗派在对艾略特的接受过程中,受到了这种生命审美的影响,使各自的诗歌创作呈现新的面貌。
  艾略特诗歌的生命审美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对中国现代诗坛的影响充分说明了中国接受这种生命审美的可能性。希望这种对生命精神层面的不懈追求,能够唤起现代社会对生命真正价值的重视。
[硕士论文] 张丰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长久以来,比较文学中的接受研究常常聚焦在学者和作家身上,普通读者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接受状况一直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而随着各个网络读书平台的兴起,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欣赏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对于文学接受而言,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接受场域,这对于文学接受的主体、话语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与此同时,普通读者的声音也不再神秘,他们在这些崭新的接受场域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豆瓣网就是中国的普通读者接受外国文学的一个主要网络平台,它为普通的接受者们提供了一个相对严肃、平等的文学讨论空间。外国经典作品在这个平台上的接受呈现出了和传统接受不同的样态。这种体制外的言说空间为普通读者搭建起了交流、评述的平台,而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普通读者们在接受中的大量原始鲜活的数据也巨细无遗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文就基于对豆瓣网上外国文学接受数据的梳理,去考察中国的普通读者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接受状况。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在绪论中,笔者首先基于平时对网络上外国文学经典接收的观察而提出一系列设问,以此作为后文研究的基点,之后再介绍网络文化的兴起对文学的影响,阐述本文研究意义、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共分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梳理文学在网络上的存在概况,锁定豆瓣网作为研究对象,并介绍它的主要功能。第二章笔者将对从豆瓣网中收集的外国文学经典接受的数据进行整理,以表格的形式排列出作家作品的关注度、评价量、评价分数,随后罗列出普通读者参与讨论的一些热门话题和书评,最后再整理出笔者在豆瓣网中收集到的关于用户身份特征的调查。第三章主要是对上一章中收集而来的数据进行分析,讨论接受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带来的意义,最后再对未来文学公共阅读进行展望。
[硕士论文] 郭幸琛
英语语言文学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复仇是存在于人类发展历史各个阶段的普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经历过的各种苦难和磨练。千百年来,复仇在社会秩序和人类活动的构成上留下了深刻影响,在文学中作为叙事母题也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呈现。
  《宠儿》与《呼啸山庄》拥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复仇。两部作品中的复仇者,一个是被母亲杀死后重返人间的鬼魂,一个是无名弃儿,被收养后以山庄老主人死去的儿子命名。在这两部作品中,无论是母亲对女儿生存权的剥夺,还是给弃儿冠以逝者名字,都是对复仇者本身存在意义的否定。前者因为恨母亲夺走自己的生命,十八年后重返人间向母亲讨债,搅乱母亲的生活,后者因为恨昔日的爱人抛弃地位卑微的自己另嫁他人,恨昔日在呼啸山庄中少主人对其的刁难和侮辱,外出致富后重返山庄对恩肖、林顿两家人实施报复计划。在这两部作品中,莫里森和勃朗特都运用了多样的叙事策略,将复仇背后的共同原因和复仇手段呈现给读者,使文本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
  在本文中,笔者将运用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叙事策略是如何展现复仇主题的,探讨莫里森和勃朗特在作品中运用的叙事策略对小说复仇母题的推进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叙事技巧及其对复仇主题的推进效果。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包括作者作品介绍、文献综述、理论框架及选题意义。在《宠儿》中,宠儿对母亲塞丝的仇恨来自于母亲对其生存权的剥夺,来自于母亲的抛弃,是对人类自我价值的否定。与此相似,希斯克利夫回到呼啸山庄进行复仇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亨得利成为呼啸山庄主人之后对他的羞辱,以及昔日爱人的抛弃,践踏了他的尊严和价值。在本文之前,国内外虽然尚未出现大量关于《宠儿》与《呼啸山庄》中叙事策略的比较研究,但笔者认为,通过探讨莫里森和勃朗特如何在各自的作品中运用相似的叙事策略,将作品中共同的复仇主题更加立体化,能加深读者从叙事策略的角度对于两部作品的理解和欣赏。
  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笔者运用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重点从叙事聚焦和叙事时间两个方面探讨叙事策略是如何推进两部作品中复仇母题的发展。通过探讨《宠儿》与《呼啸山庄》中叙事聚焦的选择,发现在两部作品中,莫里森和勃朗特通过选择不同的内聚焦视角来展现故事,得以淡化其它因素,强化了小说中的复仇主题。通过探讨两部作品中叙事时间的时序和频率的相似之处,《宠儿》与《呼啸山庄》都采用了闪回叙事,将文中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的边界模糊化, 使文章更加具有神秘色彩,复仇作为文章的主要情节也在混乱的时序中得到发展和推进。《宠儿》与《呼啸山庄》中单一叙述的匀速效果、多重叙述的回旋吟唱效果和概括叙事的快速推进效果,使两部作品的节奏呈现出动荡又和谐的特征,而在这样的节奏中,作品的复仇母题也随之得到深化发展。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虽然《宠儿》与《呼啸山庄》讲述了两个不同的复仇故事,但是通过分析比较两部作品中叙事策略对复仇母题的推进作用,笔者发现,莫里森和勃朗特根据表达复仇主题的需要,将内聚集叙事、错乱的时序及侧重分明的叙事频率进行综合运用,从展现复仇原因、复仇手段等方面有效推动了作品中复仇的发展。
[硕士论文] 贺佳梅
英语语言文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通过对纳博科夫和艾略特的文学和非文学作品的细读,本文认为他们在各自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文学作品中既重视文本的形式,又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意识。张力由此形成。纳博科夫深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而艾略特是新批评的先驱。俄国形式主与新批评都属于形式主义,正是这条线索将两人联系起来。尽管形式主义理论尤其强调文本分析而不考虑文本之外的任何其他因素诸如作者的生平,写作背景和历史环境等,纳博科夫和艾略特从未忽视历史因素对于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正相反,历史因素反而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动力。纳博科夫通过追溯过去认为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元素,而艾略特在他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里全面阐述了他的历史观,他认为没有诗人可以独立获得自己的意义。另外,艾略特在文学作品中的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也体现出他强烈的历史意识。为了打破学界对于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只重文本分析忽视文本之外其他因素的这种误解,本文选取了纳博科夫的五部短篇小说和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通过分析纳博科夫与艾略特文学理论与文本实践的张力,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与非文学作品,认为他们文学影响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形式主义技巧和历史质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才是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能够经典的核心之处。
[硕士论文] 肖琦
英语语言文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指示语是语用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近年来,指示语的认知转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认知指示语的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出发,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框架,少有学者将认知指示语研究系统地应用于文学语篇的阐释机制中。因此为丰富该方面研究,本文以 Hewitt(1995)和 Stockwell(2002)提出的指示语理论为基础,结合 Segal(1995)的指示转移理论,构建认知指示语转移的多方向实现模式。前人对认知指示语的界定尚模糊、其类别多有交叉尚待厘清,本文尝试对小说语篇中认知指示语加以界定,并以小说语篇《逃离》为语料,探讨认知指示转移理论策略在小说语篇中的实现方式,以期深入地揭示小说语篇的文本特征、情节发展和主题。
  本研究基于Stockwell提出的六种指示转移分类,构建多方向认知指示转移模型,探讨其在小说语篇中的具体应用。研究发现各类认知指示转移在小说语篇中均有体现,并将六大类别下的次类别加以细化总结,以期更好地揭示其文体效果。通过对《逃离》中认知指示语的语用文体分析发现:(1)认知指示语在小说语篇中的转移具有方向性,感知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空间指示语和关系指示语的转移将读者推进到更低层面的文本世界,篇章指示语和复合指示语的转移将读者抽离到更高层面的文本世界;(2)指示语出现同时转移现象,不同类型的指示语会在语境下选择同时转移以维持或改变当前指示中心,达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3)指示转移对读者感知有积极作用。高层面向低层面文本世界的转移帮助读者获得小说人物的性格特点、情感态度的直接经验,感知故事情节发展以及礼貌。低层面向高层面文本世界的转移在帮助读者感知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向读者传递暗示线索,同时也作为衔接手段指出指示场边界;(4)指示转移对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逃离主题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揭示,其相互作用对主题揭示有积极影响。
  因此,对小说语篇中认知指示语转移的分析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研究既丰富了《逃离》的语用文体学研究,也为认知指示语理论应用于小说语篇分析以及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顺应了语用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新趋势。
[硕士论文] 尤微
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耽美”文学是近二十年以来风靡于网络的一种私人创作题材,以描写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的情感生活为主要内容,是活跃在年轻人中的网络亚文化重要也是颇受争议的一部分。但是,与其表现内容恰恰相反,“耽美”文学背后的创作者往往是非同性恋性向的年轻女性。对“耽美”文化现象的研究已有学者展开过研究,而针对耽美中女性写作的考察在文艺美学创作论研究领域内是一片空白。
  时至今日,耽美小说可知的作者及作品数量已经形成了一股爆炸态势,流行的表象之下是女性群体的性别意识的苏醒,她们通过不断的写作耽美来完成对传统权威话语的反制,并在全新的审美领域中掌握了自身的话语权。来自基于田野调查,笔者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网络“耽美”文学热现象背后的女性创作动力主要源自对物质化两性关系的反叛以及满足自身对同性爱这一敏感话题的好奇心,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她们也逐渐确定了能够自我完善的价值取向和自我保护的角色定位,呈现出后现代女性主义对话语权利的追求。
[博士论文] 梁青
中国民间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神话与政治的关系是神话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由于神话的题材、情节往往可以追溯到古代,一直以来对神话的研究都偏重于历史和文学方面,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关注到神话与政治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政治神话的专论,但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仍有不足。尤其是政治神话为了运用于政治活动,采取了怎样的建构方式,使用了哪些表现手法,其背后有哪些逻辑观念等神话的构成机制方面的考察还较为欠缺。
  本论以政治神话为中心,试图探究政治神话构成机制的问题,主要遵从两条线索。一是从政治神话相对于一般神话的特征出发,梳理政治神话在神系和情节上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些特征产生的原因;二是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对中日两国典型的政治神话进行比较,通过它们在神系和情节上的异同,找出政治神话建构的核心机制。
  结合这两条线索,本论首先对中日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神话——汉代纬书神话和日本记纪神话进行比照,将两者的神话角色和神话情节分类后逐一对比。一方面通过比较找出两者间共同的规律,最终得出一个可以剥离具体神话角色和情节,能够推而广之的政治神话建构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找出两者间的差异,并探究差异形成的原因,说明历史、文化背景如何对政治神话产生影响。
  全篇共分为序章、上篇、下篇、终章四个部分。
  序章除梳理相关问题的先行研究外,主要说明政治神话的产生过程,汉代纬书神话与日本记纪神话为何是中日两国典型的政治神话,以及两者在宏观上的特点。政治神话不是天然产生的,它是由原生神话历经发展,被改造甚至被创造出来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话语的运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汉代,伴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建立,历代的神话材料得到了充分的改造和利用,其中以各类纬书的运用最为突出;在公元8世纪初的日本,随着壬申之乱的平定,天皇有意识地开始运用话语来巩固统治,恰逢汉字从中国传入不久,记纪神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日本最早的一批文字书籍,其经典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上篇对汉代纬书神话和日本记纪神话中的神话角色进行分类比较,细分为七章。第一章对神话角色进行分类,后六章分别对中日神话中的始祖神、创世之神、治世之神、文化英雄、辅佐者和对抗者以及神话角色与机能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神话角色在系谱上的演变趋势,他们的神性逐步消退,越来越接近普通人。
  下篇对汉代纬书神话和日本记纪神话中的神话情节进行分类比较,分为两组共六章。前三章探讨神性运转系统,分别就创世情节、祥瑞灾异与托梦、咒誓以及五德终始与万世一系的情节进行分析,梳理了神性的源头、表达与转移的机制。后三章探讨神性在具体神身上的表达,分别对感生与神婚、受命与赐物、异貌等情节进行讨论,这主要是诸神在神性的获取和表现上的问题。
  终章针对序章与上下篇提出的问题,从宏观上考察了政治神话中神的身份与神话情节的建构机制,认为谱系的建立与情节上的距离控制是政治神话得以成立的关键要素。它们不仅在纬书神话与记纪神话中,在其他民族、其他时期的政治神话中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纬书神话和记纪神话成立的背景不同,两者的境遇与地位迥异,说明政治神话在具体表现上仍然受到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硕士论文] 王雪卉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电影《疯狂动物城》是2016年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动画片。该片一经上映,就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影片中的人物虽然是动物,却以拟人的手法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影片通过描写动物城中形形色色的动物和动物间的关系,折射出人类社会的真实人际关系。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理想化认知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定性分析和观察对比相结合的方法,以电影《疯狂动物城》中选取片段为研究对象,分析和研究了该影片对话中所体现的主要理想化认知模型及主要拟人际关系类型,分析论证了这些拟人际关系是否符合与之相对应的理想化认知模型。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1、影片中体现了哪几种拟人际关系?2、影片反映了哪几种理想化认知模型?3、影片中的拟人际关系是否符合与之对应的理想化认知模型?
  通过对影片的人物对话分析可以看出影片主要体现了三种拟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即女主兔子朱迪和其父母的关系,朋友关系即兔子朱迪和男主狐狸尼克的关系,以及同事关系即兔子朱迪和其它角色的关系。影片描绘的疯狂动物城作为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有其对应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同时兔子朱迪和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之间的朋友关系,兔子朱迪和其它同事之间的关系,均有其对应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研究还发现影片中角色通过对话体现出的具体的认知模型,有些符合其对应的理想化认知模型,有些却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与理想状态下的人际关系的差异。
[硕士论文] 于海涛
中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三部曲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对人在绝望境地中的自由意识和担当意识的呈现,以及对人面对自由时的两难选择的思考等,都折射出存在主义式的精神内涵。
  首先,“反乌托邦三部曲”中三个世界的运转法则像一道围墙将人困于其中,以“二二得四”为象征的极权主义将人从里到外纳入公式般的规划中,对人实行全面而精细的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其次,三部曲的主人公在对荒诞的体察中实现了觉醒,力图超越非人的现实,回归真正的自我,在生存抑或毁灭的选择中毅然走向悲壮的反抗之路,正是这种自由意识与担当意识恢复了人性的尊严,体现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最后,面对主人公的“异端”思想,三部曲的统治者们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宗教大法官”式的雄辩痛陈了自由带来的灾难,声称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消灭自由,力图从精神上瓦解主人公的反抗意志。这种统治逻辑实际上构成了对存在主义自由观的“反拨”,正是这种“反拨”造成了主人公反抗的全面失败。然而,主人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其反抗价值的消解,而是指向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义,它也并不意味着最终结局,而是将自由与希望之火传递给了文本之外的读者,激励读者于现实生活中认识到自由的价值,承担起自由的重担。这正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也是作品的现实意义所在。
[硕士论文] 孟凡萧
文艺学 聊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灵感问题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主要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文论家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或者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之中。这些零散的理论都与作家创作能力的来源息息相关。从灵感问题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地位的发展变化。在西方文论中,灵感理论散乱而不系统,虽丰富但不易总结,而且灵感问题较多涉及到人的非理性层面,人们用理性的语言难以将其表述清楚。因此,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家对西方文论中的灵感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建立系统的学说。本文选取西方文论中灵感理论的三位集大成者,通过对他们的灵感理论进行梳理,力图较清晰地展现出灵感理论发展演变的概貌,进而揭示出作者地位的发展演变轨迹。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从柏拉图的“灵感说”来剖析诗人的主体性:从“神灵凭附说”诗人代神言说,向下传递神的智慧。在这一传递过程中,诗人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处于神与人的张力之中;从“回忆说”诗人在爱欲的推动下对真、善、美的追求,描绘出诗人主体性的实现轨迹。通过对诗人主体性限度的界定,论证诗人的主体性在神与人的张力之中,诗人的媒介性正是诗人主体性的位置之所在。因此,此时诗人的主体性尚处于萌芽状态。第二章从康德的“天才说”来论证作者地位的变化。这一章首先分析了灵感理论在康德天才说中的体现,从中揭示出康德的天才说将诗人灵感的来源由诗人之外的某种超自然力量下降到人本身,这一转变,既体现了诗人主体性的觉醒,又将诗人从创作的附庸地位转变为创作的主体。然后通过论证天才的创造能力在人类有限的知性范围之内,进一步论证了诗人地位的转变。最后通过分析康德的有机整体观念和目的论观念,总结出在康德的天才说中,诗人的灵感虽然来自诗人自身,但是康德的最终目的是天才经由灵感把人由自然引向自由的境界。天才为艺术立法,展现了另一种完满的人生,另一种意义上带领人类上升。因此,在康德的天才说中,诗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自然和自由的张力之中,是在自然和自由和谐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彰显。第三章从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个方面来分析论证作者地位的转变。这一章首先分析了日神、酒神与灵感的关系。指出了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所构成的根植于希腊人自身的二元艺术冲动在驱使诗人进行创作方面看,都属于灵感的源泉,是在非理性层面对灵感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文章论证了日神艺术家创造美丽外观的过程就是诗人主体性不断生成的过程。然后又论证了酒神艺术家在破坏日神个体化外观的过程,就是对诗人主体性解构的过程。诗人主体性被消解之后回归了世界意志。也正是在世界意志的推动下,日神和酒神进入了永恒轮回之境,在永恒轮回之中,日神和酒神结成联盟相互协调提高,以创造出更有力的新生。诗人的主体性也在永恒轮回之中不断地生成和解构,在相互的协调中不断的进行超越。
[硕士论文] 杨运筹
道德-政治-法律哲学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罗马时代的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因其《希腊罗马名人传》、《道德论丛》涉及不少希腊、罗马历史掌故,向以史家名世。值得注意的是,对同为史家的前辈、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普鲁塔克颇不以为然,作《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一文对之进行针砭、挞伐。何以普鲁塔克会有此激烈的反应?他的意图和目的何在?另外,考虑到重视历史与历史写作的罗马语境,普鲁塔克的行为值得让人一探究竟。本文以《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背景与文本分析,试图获取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历史性认识和理解,把握《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一文撰作的旨趣。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介绍希罗多德及其《历史》在古代的境遇,借以说明何以选择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的恶意》的原因和意义。进而梳理希罗多德《历史》与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的恶意》的流传和研究现状。鉴于《论希罗多德的恶意》篇幅接近四十页(中文),在整个普鲁塔克著作中属于中长篇,其对希罗多德《历史》章节分析具体而微,因此对之进行章节划分与要义归纳。第二章主要讨论普鲁塔克(《论希罗多德的恶意》)著作的形式、结构、言说的对象,探究普鲁塔克的主要哲学思想渊源。其次,讨论普鲁塔克评判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原则和标准,即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历史》优劣的概论。第三章分析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起因的认识、理解,同时考察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探究的质疑和修正。而第二节讨论希腊文明的近东因素。因近年西方古典学就希腊文明的近东起源及近东影响有过激烈的争论,波纳尔《黑色雅典娜》、布克特《东方化革命》等都是极具争议的著作。第四章为战争中的希腊人。因普鲁塔克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斯巴达人(频率最高)、忒拜人、雅典人,批评希罗多德的历史纪事不实、战争中的希腊人并非怯懦,故首先考察希罗多德如何叙写及为何叙写这些希腊人,其次释读普鲁塔克的相关批评。第五章为结论。
[硕士论文] 陈山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童话这一文体在欧美一直处于创作的前沿,彰显出童话发展的脉络,也为中国童话提供了经验与启示。但如何看待西方童话的发展与转型,如何有选择地借鉴这些西方童话?这些正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本文通过分析对比西方传统童话与现代童话,主要包括儿童观与创作观,试图找出西方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转型的方式,进而总结出西方童话转型发展的经验,并为我们的童话创作提供参照。
[硕士论文] 阿拉坦吉格斯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满族和蒙古族的神话作品和史诗作品为文本,对两个民族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恶神形象进行比较,探明两者之间的关联及异同,在阐明其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探明两种文化在长时间的接触和融合中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满族和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恶神形象是其先民心目中强大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代表,在其发展过程中承载了各种社会因素。满族恶神耶鲁里和满盖与蒙古族恶神埃尔力克和蟒古斯都有渊源关系;蒙古族文学作品中的埃尔力克当为来自突厥创世神话中的埃尔力克形象;在满族和蒙古族的接触中,埃尔力克形象传入满族神话,形成耶鲁里形象;类似于满盖和蟒古斯的形象,在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中都曾出现过,其间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硕士论文] 王璟
广播电视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剧本里的人物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有时候甚至需要用公式来衡量人物每一步的变化和动作。虽然这样可能无法避免陈腔滥调,但人物是稳定而好看的。我们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物,让他们变得更加精彩,如何让人物在情节的推动之下发展互相作用,这是每个剧作者都要考虑的问题。在人物上的尝试比起剧情上的,难多了。人物弧光和人物塑造就是这样两个契合点,在钻研人物上,这两者不可或缺,尤为在女性为主导的剧本中。在女性主角的剧本中,女性诉求的欲望和女性内心深度的压力都能与人物弧光结合,恰如女性身材一样,女性的心路历程跌宕起伏,而人物的塑造上,更多采取的是压力状态下女性所作出的反应,通过动作和行为来反应女性的人物内在。在我的剧本《让我拯救我》中,人物自然而然是最重要的,双女主的剧本架构会决定主线由两个主人公一起行动,副线则各自有各自的引导,故事线主次清晰,。而慢慢写到最后,你会发现故事和主人公契合一致,你被你的主人公所引导,揣测“她”的想法,“她”的抉择,跟随“她”来决定故事的结局,作品在后期完全“活”了起来,成为一部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人物完美成功了。
[硕士论文] 金晓闻
文艺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3年一部小说《繁花》重新掀起了海派文学的研究高潮,这部定位于上海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人情世故写照唤醒了近年来有些“寂静”的海派文学研究。《繁花》中的流水席速写不禁让人回想起《海上花列传》中的“吃酒开票”;其中有关声色的摹写与新感觉派呼应;语言的亦古亦今有张爱玲的味道;人物从石库门、老弄堂的成长不禁让人想起十年前的《长恨歌》;而其结尾似有若无的悲剧意味也串联起这些海派作品的结尾——似乎不悲就不叫“海派”。因此本文欲梳理出海派文学的悲剧性的表现类型,并与相关悲剧理论作比较,以此尽可能阐述海派文学的悲剧性问题,以期为海派文学研究切入较新和较全面的角度。本文的重心便是探索在海派文学和悲剧性间能否有效地建立一座桥梁。此外,本文还需廓清“海派”和“海派文学”的定义,说明为何选取某些作品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及这些作品为何具有悲剧性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在本文的第一章解决。
  本文由三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厘清“海派”及“海派文学”的定义,勾勒海派文学发展脉络,解释选定的代表作品的缘由,解决本文依托的文本问题和概念范畴廓清问题。此外,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引出悲剧理论发展中的两大逻辑方向——理性角度和外在悲剧冲突的理论与非理性角度和内在悲剧冲突的理论,后者是论述海派文学的悲剧性的理论参考。
  第二章通过细读代表作品,分析、总结海派文学的悲剧性的诸种表现,探讨它们的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清晰地展现出海派文学的悲剧性内容的展现。
  第三章将会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引入相关悲剧理论来探讨海派文学的悲剧性的本质问题,包括悲剧性形成的深层原因、悲剧性研究带给海派文学的意义等。尽可能使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互相补充、互相提高,在新的角度深入研究海派文学,同时也尝试为悲剧理论的发展输入一点活力,
[硕士论文] 徐佳威
文艺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文化诗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究。格林布拉特称“文化诗学”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文化诗学以其方法论层面的实践性、适应性特征建立起了多元的批评图景。文化诗学强调重构历史文化语境,重视轶闻等非正统历史资料对文本的阐释的重要作用,重新诠释历史碎片中的文化图景。文化诗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尤其是与文化人类学具有亲缘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中常借鉴人类学的批评方法,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提出“跨文化诗学”,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也是文化诗学批评实践中常运用的方法,叶舒宪先生的“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及其“高唐神女”等的批评实践对此有所印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一书中,格林布拉特从创作主体角度提出了“自我塑型”,表示作家与文本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语境中进行的双向建构,这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作家在话语实践中实现主体地位的建构;第二个过程是在文本创作中完成对作家主体的塑型,萧红在其自传性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中实现“自我塑型”。巴赫金提出的“外位性”概念与文化诗学具有共生关系,外位性显示了作者在文学作品诸要素中的所处的特殊地位,为文化诗学的“作者”之维的研究拓展了思路。
  文化诗学认为文本的概念不仅限于文学范畴之内,而是拓展到存在于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化场域中的社会性文本,巴赫金的狂欢节研究即是典型。文学文本之间及其与社会性文本之间进行广泛互文,莎士比亚的剧作与马洛的作品产生互文,《红楼梦》中的“冷香丸”就是医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互文的结果。文本与历史之间相互交融,“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其方法论的切入点,冯内古特的成名作《五号屠场》充分揭示了这两个理论范畴的内涵。社会生活的所有艺术文化文本都蕴含着“惊叹”和“共鸣”的特性,只有通过接收者文化的阐释才能将其诗性品质引发出来。权力话语影响读者的审美内容,以此达到影响读者意识层面的目的,扫罗和大卫王的形象变迁即是由权力话语主导而成。人们道德价值观的转变影响阅读鉴赏活动中接受主体的审美变迁,与此同时文化阐释主体在阅读鉴赏活动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价值的影响,“耽美”“百合”等网络小说的流行对此有所印证。文化诗学认为审美体验在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交流和协调中得以实现,读者在阐释的过程中能够实现文本意义的重建,同一文本,不同读者的阐释也有所不同,针对春晚小品《捐助》的纷争恰与此契合。
[硕士论文] 刘珂
文艺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木心的文学史讲述集中体现在《文学回忆录》中。1989年至1994年,木心先生在纽约给陈丹青等人讲授世界文学史,陈丹青在这五年的时间内记录下五大本课堂笔记,《文学回忆录》正是在这五本课堂笔记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自出版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它既是文学史,又不仅仅是文学史,它包含了木心先生对文学的诸多主观看法。
  本文试从三大章来论述木心的文学史讲论方式: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方式之影响因素、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方式之具体分析和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方式之特点及意义。首先,关于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方式之影响因素,这与讲述主体与讲述对象都息息相关,木心作为文学史的讲述主体,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有一颗艺术家的“文心”,用“文心”来雕琢文学史,随之带出的是木心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这与木心多年的人生经历和阅读经验不可分割,木心从小生活在中西文化汇集之地浙江乌镇,形成了一种包容并蓄的世界观,这对木心以世界性的视野来看待中西文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随后在上海学习绘画的经历让木心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熏陶,这为他的感兴审美、印象批评奠定了基础;木心的留美经历让他完成了“飞散”身份的转变,形成跨越民族主义的视角。另一方面,听木心讲述文学史课的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一群留美的艺术家们,他们群体的特殊性也对木心讲述文学史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其次,关于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方式之具体分析,文学史的书写或多或少都有理论和批评成分的参与,文学家对于他所阐述、评议的文学的标准正是由其文学史观决定的,木心主要运用的是中国古典感兴式批评、尚友古人和西方的印象批评,重在主观的印象、感受、判断,不追求客观、全面、精细。文学史实只是用来说明他对文学的看法。他自述:“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而在对文学史史料的选择和梳理上,与传统文学史的涵盖范围也有很大的差异。此外,文学史观与研究方法,可谓互为因果关系,也可以说,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让文学史家形成不同的文学史观。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主要运用了对比等研究方法。最后,关于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方式之特点及意义,木心讲述文学史最大的特点在于阐述的主体性、极富优美性的语言形式背后是充满智慧的哲理,在传递其独特的文学见解的同时,体现了木心先生跨越民族主义的世界性视野,这对当今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硕士论文] 杨鹏妃
中国语言文学 浙江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身体不单是人类认知、解释世界的物质基础,更是神话形成初期人类想象和认知世界的客观对象。女性作为生殖的身体,其身体认知的对象化较早形成,并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从生育身体延伸到审美、性欲、道德等的身体想象和呈现。神话中的女性身体叙事在呈现人类对女性身体认识的同时,也在反映着他们在社会文化、审美情感、男性霸权等的情感与态度。因此,本文以身体叙事为切入点,以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希腊神话为研究范围,利用文本和图像的双向研究资料,探究女性身体在中希神话里的不同呈现,以及女性身体叙事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宗教崇拜、审美倾向和男性霸权。
  第一章主要论述在女性身体认识的早期,女性身体叙事在女性崇拜下呈现出两种偶像化的身体形象:图腾身体形态和人化偶像身体。第二章主要论述从图腾崇拜和强烈宗教意识脱胎出来的人们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创造开始发生关于身体之美的审美转向。身体美的叙事有三方面的体现:首先是中希神话身体叙事中的衣饰之于女性身体美的不同形式与内涵:前者是“人衣相合”,后者则是“人衣相分”;再次是身体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前者是阴柔弱美,后者是强健优美。在身体美与德的关系上,前者呈现身体美与内在德性的审美分离,后者则是身体美与内在德性的价值统一。第三章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探究神话中的女性身体在男性话语叙事中的异化,他们通过对女性身体肉欲化叙事来寻求性本能满足的同时,通过对其身体“祸水”的政治化警示预防策略和身体“贞洁”的性道德化抑制策略来减少和消解女性身体带来的对男性的威胁。最后一章,分析了女性身体意识在神话中体现的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由男性话语建构并通过规训过程实现,女性认同并按照男性所规定的准则认知身体的观念,主要表现为身体的归属意识和工具意识;另一种是在男性权力强压下,受到母权制余威和女性反压迫的心理影响而产生的女性自觉自主的身体意识。
[硕士论文] 刘冬薇
艺术学理论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自1895年诞生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早在二十世纪初,好莱坞就成为世界电影中心,掌握着塑造本国及他国形象的主动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经济为中心,同时包含了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整体形象,可以通过电影传达给观众。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传播媒介的更新,电影在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
  华人形象时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他们有负面的有正面的,有刻板的有鲜活的。近三十年来,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呈友善化趋势,笔者以这些积极的华人形象为切入点,对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分类归纳,在不同形象的对比中找到变化规律,并探究发生变化的复杂原因。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在时间轴上整理归纳美国电影所塑造的中国人形象的类型和变化,以80年代后的多元化形象为出发点,进而反观之前的银幕形象,比较不同之处,并以典型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
  第二章,从西方和东方两个方面分析华人形象变迁的原因。好莱坞电影的创作主体会不可避免地受当时政治环境、市场条件的影响,从而使华人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华人演员和导演为重塑华人银幕形象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也不可忽视。
  第三章,强调电影对树立国家形象的重大影响,探讨华人电影人通过银幕将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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