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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湖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移民的成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改变已经遍及全世界。随着新的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多有选择性的移民政策,从而在全球化过程中改变了国际移民的核心动力。新形式的相互依存以及双边和区域协定都有助于迅速改变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尽管跨越国界的人类行为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形态,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其社会影响带来了近现代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国外工作和定居为他们的孩子出生提供安全的场所,这使得国际移民这一重要现象影响了迁出国和迁入国。
  本文基于网络研究方法并结合全球移民数据集,直观反映了国际移民的现状,并丰富了现有的移民研究文献。文章主要从网络的视角研究了移民网络的结构及演化。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具有独特的结构,并对其他节点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节点可以有效识别移民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塑造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重要关系和链接来理解,本文定义完整的国际移民网络(CIMN)作为加权有向的人类迁徙图,以世界各国作为节点,而现有的链接描述了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迁移强度。本文分析描述了1960-2000年(每10年)国际移民网络的加权结构特征及其随着时间的演化,发现CIMN表现为拥有226个节点的巨大的联通网络,且在该段时间范围内,该网络同时表现出拓展性和集约性的增长,在国家之间新建立的链接数量增加了45%,而节点的平均强度则增加了近25%。本文还发现,CIMN表现出小世界的特征,它拥有一个较小且几乎恒定的网络直径,平均路径长度也在不断减少,但聚类系数则在增加。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移民关系对国家的重要程度都是一样的(国家间移民目的地分布不均匀,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吸收更多的移民),为了理解它们的骨骼结构和群体动态,本文提出并构建了top1目标网络和top1起源网络,即仅考虑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最高链接权重(也就是说只有国家j是国家i的最重要的移民国,国家i与国家j才有连接;否则国家i与国家j之间没有连接)。具体来说,本文建立了top1目标网络Top1D(只有国家j是国家i的top1移出国,国家i和国家j才有链接)和top1起源网络Top1O(只有国家i是国家j的top1移入国,国家i和国家j才有链接)。在1960年和2000年之间的每十年,每个top1网络覆盖了大约50%的完成移民网络存量。尽管重要,当前尚没有从最重要的移民关系来考察移民网络结构的学术成果。
  通过实现Girvan-Newman算法和比较大量的个体和群体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以此来确定群体结构和演化的群体top1网络。结果显示如下:
  (i)虽然80%的边每十年之间仍然存在,但是剩余的20%显示出其足够强的群体改变,即top1网络(起源和目标)表现的群体具有明确的结构和集群数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相反趋势;
  (ii)拥有越来越少社区的TOP1目标网络集中在发达国家,表现出更短的路径,并倾向于更先进的国家,而拥有越来越多社区的TOP1起源网络则集中在发达国家和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并呈现较长路径和更稳定的团体;
  (iii)仅少数国家对两种TOP1网络的社区演变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集团包括拥有最多人口的最大国家,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同时还包括西欧的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美国即使是迄今为止拥有最大社区的TOP1目的国,然而从TOP1起源国这一角度看则被英国所取代,美国在社区的规模方面只排第6位;
  (iv)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在移民的组成和数量上经历了重大变化。从移民的主要来源看,从以欧洲为主逐渐被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所取代,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非常稳定的社区结构的国家,成为亚洲国家的主要来源国。印度随着社区规模的减少,呈现出对南亚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最短路径。前苏联国家之间流动性的增加使俄罗斯在这两个top1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欧国家过去在移民输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殖民地数量的增加,其位置由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在这两种top1网络中呈现出对大洋洲和非洲的短路径。
  此外,虽然宏观结构(网络)的方法涉及较高层次的理论抽象分析,个人层面(国家层面)方面重点关注微观结构方法。聚焦于更完整的国际移民网络,我们也试图使用微观结构的方法分析网络。本文关注三元节点(三个节点)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体网络的构建块,它有可能揭示网络形成的过程,以及在理论上、实质上和形式上搭建国家行为和网络结构之间的桥梁,这是一个给定的有向网络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三元节点在国际移民网络的首次尝试。
  使用全球移民数据集[1],本文探讨了1960年至2000年每个十年间完整国际移民网络的微观结构以及路径演变,研究结果如下:
  (i)网络中的微结构不太趋于环状结构,可能更趋于一个星型结构,相交或传递。在所有五个网络中,零配置模型(003),单个有向边(012)和两个顶点(102)之间的相互连接占据最高比例,而比例最低的是由三元组030C所占据,后者表明,移民行动不倾向于循环结构。
  (ii)完整的国际移民网络是一个较低的动态网络,其中微结构的最高数量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相同的状态,只有少数的三元节点转化成不同的形态。此外,对于零配置模型(三元节点003),完整的图形(三元节点300)的稳定演变表明,变化更多地发生在没有完全连接的三元节点之间。
  (iii)该网络具有层层递进的演变路径,而非呈现跨越式的发展趋势走向,具有平滑过渡特征,尤其是节点数邻近的微结构的演化。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了更好的理解从1960年到2000年间的国际移民网络的结构和演化,相关结论对于管理和分析国际移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行政管理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廉政建设工作一直是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腐败等不廉洁的行政行为,侵害社会公共权力和人民公共利益,影响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弱化政府的公共威信力和公正廉洁的形象。我国对发生的廉政问题都是严厉处置,绝不姑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腐败等不廉洁的行政行为呈现出越来越隐蔽的趋势,预防腐败等廉政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阻碍。所以,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为我国的廉政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创新了预防腐败的方法。但目前我国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仍处在起步阶段,机制制度等不很健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不足。本文针对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关的原因分析,并在借鉴国外优秀成功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本文共由绪论、四章正文内容和结语三个部分内容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说明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内容。正文部分,第二章概述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相关理论,包括风险和廉政风险的概念、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内涵、创新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依据和意义;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现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第四章,从法律体系、监督体系、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国家廉政文化等四个方面,介绍了瑞典、新加坡、新西兰等国际公认廉洁国家,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功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和国外的经验启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三大点对策建议,以期对建设我国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提供理论帮助。
行政管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15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的论断,指出了治理为官不为的庸官现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近年来,庸官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庸官产生过程总结归纳出庸官生成的逻辑机理,进而探讨庸官治理的措施。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和事实资料,运用和结合案例分析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展开对于选题的论述。
  本文分为导论和正文四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学界对于庸官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理论依据和方法。第一章介绍了童名谦这个庸官样本案例,阐释了庸官的涵义及其表现和危害。第二章分析了庸官生成过程,具体分析了庸官生成的三种动因:个体内在因素、体制诱因和环境塑造环节;研究了庸官生成的两个机制:个人因素与体制根源的契合、行政生态常规化与个体习以为常;总结了庸官生成的两个表现:庸官不绝、庸风不止。第三章介绍了国内外治理庸官的经验和启示。第四章从过程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庸官的措施,要对内在驱动力进行正引导,使官员摆正为官的态度,增强工作素质并树立责任意识;要进行体制根源的诱导改革,引入竞争机制、确定绩效清单,厘清责任清单和能力清单,确定权力清单和能力清单;在环境重塑方面,需要努力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发挥民众的社会监督作用并加强媒体监督的力度,形成健康的行政生态。
国际政治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国际政治预测研究面临着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预测能力较弱,自然科学预测方法统治国际政治预测,学界对预测目标、准确度等问题存在长期误解,国际政治学科预测体系尚未建立等现实问题。国际政治学者们的预测尝试常常付诸东流,“预测困境”一说因此屡被提及。
  要跳出国际政治“预测困境”的窠臼,就必须首先明确国际政治预测的限定环境和影响因素,剖析现有预测方法及其哲学原理。国际政治预测环境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导致了国际政治预测的障碍与困难;而资料完备程度,预测方法选择,人员素养高低等主观因素,与预测事件的周期、预测对象的复杂程度等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了预测的实际效果。现有预测方法及其哲学原理长期处于自然科学预测屡获成功的阴影下,实际上成为自然科学预测的投射,形成了以还原论和决定论为哲学思想源头,以因果规律原理、类推原理和惯性原理为基本原理的预测逻辑,并造成了苛求极高的预测精度、痴迷于“预测即事实”等思维误区。
  大数据的超前技术方法和独特思维方式,在预测领域有着显著的优势。因此,将大数据置于国际政治预测问题中,进行一定的引申、验证和发展,从大数据的物质维度改善预测环境,从思维维度转变预测思维,从技术维度丰富预测方法,力求从根本上对国际政治预测完成解构与重构,以有效提升国际政治预测的准确度。
中外政治制度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国家构建失败是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近代德意志国家构建进程受到特定政治社会环境的塑造。德国国家构建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内部的政治统一。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强调协商与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建国尝试首先无法完成国内的政治统一,其次无法抵御来自国际社会的武力制约。其统一唯有通过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政治单位以战争形式达成。武力统一的政治遗产即旧制度局限性的扩张,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军事领域行政部门、战略决策部门的自主性膨胀。同时,针对国家的社会政治抗争又无法发挥变革国家政体安排的功能。国家政体中的责任政治缺失问题无法得到改正,这导致军事部门的自主性问题不能在制度层面上予以克服。这一系列的国家构建失败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最终使德意志帝国葬送在由其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采用因素与机制结合的历史过程分析方法,指出战争与抗争政治是解释德意志国家构建历史进程的核心机制。将战争理论、抗争政治理论作为建立德意志国家构建历史进程解释框架的主要依据。同时,在解释框架中纳入对机制发挥驱动或阻碍作用的其他必要因素以展开对德国问题的分析。在1871年之前的建国历程中,发挥统一功能的战争是德意志解决政治统一问题的关键。建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并以变革国家政体安排作为抗争目标的抗争政治是克服国家构建缺陷的重要机制,但由于受国家策略、政党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国际竞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一机制无法发挥变革政体的效用。
  国家构建过程中应该妥善地安排好需要达成的各政治发展目标的先后顺序。尤其对后发国家来说,国家构建首先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以实现并维持国内的政治统一。政权在国家构建过程中也应当重视提升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完善的责任政治。此外,政党制度建设也应该成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一环。
中外政治制度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策部署,是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李克强总理的多次批示要求表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近年来,随着区域协同发展共识的增强,京津冀三省市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签署了新一轮合作协议,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关系。
  行政协议是开展区域协作的重要机制,是地方政府之间为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自行政职权范围内就合作事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所签订的各种合作协议形式的总称,包括合作框架协议、宣言、纲要、备忘录等具体形式。这种机制在促进区域内部各城市间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共同利益、协调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区域有效整合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京津冀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可以尝试通过缔结行政协议拓宽京津冀协作程度,达到合作共赢。
  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目前为止行政协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章是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行政协议。主要论述了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内容以及与行政协议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是京津冀地方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历史、现状和问题。主要论述了京津冀行政协议的发展脉络、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是京津冀地方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该部分主要针对第三章提出的问题提出对策。第五章是结语和展望。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很多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但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进而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历程后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行和发展。这个独特性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外在条件表现为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内在条件则表现为资本。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兴起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自我超越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尖锐化的结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只有依靠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变革生产资料私有为制为社会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成、条件和命运,得出资本主义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向终点。但是,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又过低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相应地资本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然而,资本主义始终无法解决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在。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十分关注的一项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吸取营养。对古代廉政文化开展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本文力图通过对古代廉政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知识的梳理,提出适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实际的策略原则。本文首先介绍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背景、研究意义、国内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本文的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其次,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系统梳理了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和主要的廉政代表人物,从中找出适合当代廉政建设需要的部分,古为今用。再次,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进行总体评价,充分肯定其发挥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内涵丰富,里面的合理成分值得我们继承,但是在继承的过程中要敢于批判和创新。最后,概要分析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现状,指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通过探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借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积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导向、制度保障、依法治吏、营造氛围、严以修身五个方面入手,将古代廉政文化融入当代党风廉政建设之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新局面。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正式进入后冷战时期,开启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被两极压制和掩盖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矛盾被迅速释放出来,世界范围内开始刮起一股民族分裂主义浪潮,不少民族分裂分子借口“民族自决权”要求从母国分离出去,给国际秩序带来动荡。民族自决权也因此成为当代极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尽管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和阐述已经相当丰富,但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定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实体基于不同的目的依然对这一原则进行着不同的解释和运用。关于民族自决权是否已经过时?应该称之为民族自决权还是人民自决权亦或是国家自决权?自决权的主体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上是否应该进行内外划分?是否包含分离权?它是一次性权利还是永久性权利?等这一系列问题始终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理论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实践中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和误用问题,而大国借口人权对别国民族问题实施的干涉主义,也让民族自决权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之其对待民族自决权使用问题上的双面态度和双重标准,更是让民族自决权的行使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文章通过梳理和研究民族自决权有关理论上存在的分歧,结合国际实践中较为典型和富有争议的科索沃和克里米亚事件,分析民族决权在现实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强调在后冷战时期,须理性对待民族自决权,从国际法层面上完善和更新民族自决权的内涵,解决其模糊性产生的争议和滥用,同时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大国的霸权和干涉主义,建立稳定的国际安全机制。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自决权在当代与国家主权的对立关系,还必须要从多民族国家内部着手,整合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把自决权内化为自治权,有效消除少数民族的政治分离因素;通过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的融合;通过培养公民意识,弱化族际区分,强化国家认同感。
法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2011年1·25革命爆发五年多以来,埃及风云变幻的政治变革已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来,埃及联系欧亚非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地中海周围丰富的石油资源,注定了其传奇而诡谲的命运。二则,埃及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其波澜起伏的宪政发展历程当然受到后发宪政国家的关注。埃及的宪政发展历程是后发宪政国家宪政建设的典型代表,其表现出来的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主义的冲突、世俗法与宗教法的兼容、经济与政治的两难都是后发宪政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埃及作为典型特例极具研究价值。
  研究埃及宪政问题,不可避免要先介绍西方宪政主义的经典理论,宪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无可置疑的。此外,宪政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形式,是衡量现代国家的标准之一,是法学研究的必然课题。埃及宪政发展的困境,突出表现在伊斯兰宗教传统与西方宪政主义的矛盾之上,对此离不开对埃及近代史的考察。故将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文本研究的方法,从时间的维度以法国行政会议制、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共和制以及后穆巴拉克时期的顺序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宪政主义模式在埃及的实验,立足文本结合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因素的考察,探讨埃及宪政发展过程中有关组织架构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具体建设。正如前面提到的,埃及宪政发展的历程不仅对中东北非国家影响深远,对整个后发宪政国家的宪政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笔者将尝试从宪法移植与宪政本土化的角度,从埃及的发展轨迹中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甚至整个后发宪政国家的政治变革能有所裨益,这也是论文撰写的主要目的。
国际政治 电子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此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东部“民间武装”与政府军爆发大规模内战,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经济持续衰退,面临崩溃。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形式上的国内宪政危机演变为国际政治冲突,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为此,乌克兰急需采取措施稳定国内局势,加强区域安全合作以保障乌克兰国家安全。乌克兰作为重要的东欧国家,与东欧各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现实纠葛。当前,东欧区域安全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大国博弈的威胁。东欧区域安全有利于乌克兰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把乌克兰置于东欧区域安全框架中也有利于保障其国家安全与稳定。
  本文分析了乌克兰与东欧区域安全现状、问题及形成的动力,尝试以巴瑞?布赞所提出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东欧区域安全结构和及其结构变化对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影响。运用动力分析的方法考察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探讨了动力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乌克兰国家安全战略演变的意义。最后,从东欧区域性安全的视角下探求乌克兰国家安全问题,提出解决乌克兰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战略构想,以期为乌克兰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探索出一种新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主动或被迫地挤进民主化的大队伍中来。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民主的道路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以埃及、泰国、乌克兰为例,民主化进程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比较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民主理论的内涵,自此基础上结合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现状,客观分析西方民主政体的利弊。文章通过研究西式民主给埃及、泰国、乌克兰的带来的效果,继而对三个国家民主化道路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研究。最后得出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建设中的相关政策给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观的参考案例。
  本文一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论述了西式民主的内涵及其现实困境。通过分析典型发达国家政体,列举民主选举模式,进而评价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的局限性。第二部分研究埃及独立至今的四个历史阶段的民主化进程,并阐述其民主化进程当中出现的困境。第三部分分析泰国自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后至今的四个阶段民主化历程,并通过上述各个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阐述其民主化历程中的乱象。第四部分通过研究乌克兰独立后至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三个阶段的民主化进程,阐述乌克兰近30年的民主政治危机。最后一部分通过研究三个国家民主化进程当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并进行共同点的总结,得出只注重民主实现方式而忽视民主质量必然造成民主化进程迟缓,与第一章西式民主的弊端相呼应,进而强调了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中坚定自信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广东海洋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现代政党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呈现为突出的显性政治现象,并日益受到政党、政府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追本索源,腐败古已有之,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随,至今未能灭绝而成为世界性难题。究其根源,是客观社会形态的私有制和主观意识形态的私有观念。腐败与腐败现象直接危害着国家制度、社会风尚,侵蚀着政党和官员的价值观,败坏了社会大众的良德,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根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执政以来,始终旗帜鲜明,反腐倡廉,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力求从源头上根治腐败。但这并不是说党内不存在腐败现象,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其与此相适应的私有观念和国内外影响,必然映射到党内来,从而产生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并在一定阶段还很严峻。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反腐与倡廉并举,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机制、新举措,科学指导和正确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成效显著,因而系统研究习近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等方法将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来探讨。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包括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方法。第二部分是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背景,分别从从严治党、治国理政、治军强军、人心向背等四大背景,进行梳理概括分析阐释。第三部分是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来源,从纵向到横向、理论到现实立体化视角,论述了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借鉴,特别是对毛泽东等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以呼应深化改革治党治国治军的现实要求。第四部分是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运行机制、实施策略等五个方面给以系统整理和综合概括。第五部分是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治军强军、弘扬正气等方面的重大意义。第六部分是结束语,是对本文研究主题的全面性系统化科学总结。
政治学理论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廉政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总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在多种场合多次论述廉政建设,在不同的领域高压反腐、高调倡廉,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廉政的重要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央和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采取有力措施,创新方法手段,把廉政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学习习近平廉政思想,对于指导新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紧紧围绕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从厘清廉政思想概念入手,依次论述了习近平廉政思想的研究意义、理论来源与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概要了中央和各地各部门在习近平廉政思想指导下的生动实践。全文主要由四章构成。
  第一章:习近平廉政思想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本章首先对廉政、廉政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的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习近平廉政思想对于充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丰富中国共产党廉政思想,指导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习近平廉政思想的理论来源与形成背景。本章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廉政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阐述习近平廉政思想的理论来源;分析了“历史周期律”的警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这一形成背景。
  第三章:习近平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本章重点围绕意义、目的、要求、原则和举措五个视角阐述习近平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概括出底线思维、以上率下、继承传统、创新手段、表达简朴等五个基本特点。
  第四章:习近平廉政思想的生动实践。本章主要从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建立健全廉政建设的法规制度、切实加强反腐倡廉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廉政建设方式等维度阐述了中央和各地各部门在习近平廉政思想指导下的生动实践。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腐败程度或廉政风险程度是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科学评价、预测和防控廉政风险是有效遏制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前提,也是当前廉政建设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通过中国知网、维普和Elsevier等中英文数据库检索,研究区域廉政风险评价的同类成果还比较少。中国是灵活的单一制国家,对区域廉政风险评价分析具有较普遍性的意义。要科学评价区域廉政风险,如果采取传统的单纯定性或者基于单一数据笼统判定都具有较大局限性。本研究在理论方法准备、实地调研走访、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基础上,按照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与实证、预测分析与实证和提出决策建议等主要步骤,综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开展研究。在实证区域选择上,考虑到数据收集,以及十八大以来江西省多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尤其是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案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等因素,选择江西省进行区域廉政风险评价的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
  1.概念界定和系统分析。对廉政风险、区域廉政风险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区域廉政风险评价进行了硬系统分析(HSM)和软系统分析(SSM),建立了区域廉政风险评价的三维立体结构模型和软系统分析模型。
  2.构建区域廉政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区域廉政风险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腐败机会、激励保障、监督制约、惩治力度和区域环境”等5类客观因素;以及“重视程度、廉洁程度、治理效果和公众信心”等4类主观因素,初步建立了区域廉政风险评价指标草案。选择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社科院等10多个科研单位和机构的20多位专家进行德尔菲问卷咨询,运用信度、效度和Ridit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筛选,确定了包含2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区域廉政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3.区域廉政风险评价与实证。运用多种不同综合评价方法与只运用一种评价方法相比,数据利用更全面,评价更客观公正,结果也更接近现实。因此,基于MATLAB软件,首先,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评价(AHP)模型,通过聚类分析、幂法、相似系数加权等综合确定指标权重,明确了指标评价区间,对江西省2010年—2014年共20个季度廉政风险情况进行了实证评价。其次,分别运用模糊层次评价(FAHP)模型和灰色层次评价(GAHP)模型对江西省2010年—2014年各季度廉政风险情况进行实证评价。3种综合评价方法给出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主客指标走势较为类似,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对比相对较吻合,表明区域廉政风险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实证结果表明,江西省2010年1季度至2014年4季度的廉政风险先扬后抑,风险水平总体可控且处于较低风险区间。客观指标风险评价值高于主观指标,“监督制约”“区域环境”等指标风险评价值较高,需要引起重视。另外,十八大以后江西省廉政风险持续下降;中央和地方换届等政治周期对江西省廉政风险有较大影响;主要领导个人变动对江西省廉政风险短期影响不明显。
  4.区域廉政风险预测与实证。根据江西省廉政风险历史评价结果,分别运用灰色预测模型、BP神经网络模型和 SVM模型对江西省2015年—2016年8个季度的廉政风险趋势进行了预测。3种方法给出的预测结果均表明江西省廉政风险逐季降低。预测精度上,SVM预测精度好于 BP神经网络预测和灰色模型预测。
  5.基于因子分析和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提出区域廉政风险防控策略。对区域廉政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9个二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4个主因子。分别建立了区域廉政风险防控的“饮鸠止渴”“成长上限”“目标侵蚀”和“富者愈富”基模。提出了区域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以及江西省防控廉政风险的操作对策。
  本文研究源于参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2015)》,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统计与决策》《江西社会科学》《求实》等学术期刊上。
软件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系统是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平台的应用系统研究,通过基于3G/4G无线通讯技术的支持,实现移动通讯终端设备与后台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互和业务支持。基于安卓的移动警务信息系统可让一线的执勤警员和警务工作人员通过支持3G/4G网络制式的安卓系统手机安装本系统客户端,通过客户端提供的警务信息服务功能来为一线的执勤和出警工作提供数据信息服务。
  论文首先对系统所基于的移动互联网络开发技术进行了介绍,重点集中在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平台的开发技术方面,对Android系统应用程序开发的特点和优点进行了阐述。本系统从业务组织功能上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两方面,客户端的功能又需要服务器提供数据和功能业务上的支持。对移动警务信息系统来说,数据信息需要存储在服务器端,客户端不进行数据信息的永久存储。开发人员按照先服务器、后客户端的顺序进行系统功能的设计和实现工作。对服务器端的设计工作来说,主要在系统用户帐号管理、数据库管理和业务数据的分析、警务任务的数据支持等核心功能方面进行了介绍。而在客户端的功能实现和介绍方面,对客户端提供给一线警务人员所需要的任务接收、信息查询、信息上报等核心功能进行了介绍。在系统的安全保障功能实现方面,由于保密制度和安全方面的考虑,论文没有对系统采用的安全保障技术的具体实现方式进行介绍,只是对安全保障措施和手段在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没有对具体的技术细节进行透露。经过测试,系统在功能上已经可以满足目前交警与巡警执行一般性警务工作中需要的信息支持服务功能,但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进一步的应用和检测。而且系统在功能上还有继续扩展和可供完善的地方。
中共党史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腐败问题从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并且正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面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的严峻形式,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建国初期,中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领导全国人民对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贪污腐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本文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廉政建设上面临的严峻形势:从建国初的国情看,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展廉政建设、封建统治的腐朽思想根深蒂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对新政权进行猖狂的进攻等;从执政后的党情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缺乏执政经验、执政后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脱离群众、新党员人数剧增而普遍素质较低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促使中国共产党采取有力举措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有针对性的解决建国初期我国的腐败问题。由此,本文着重分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廉政建设开展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整风整党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新三反”运动等。通过对这些廉政实践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廉政建设方面的主要特点,以及这些廉政实践的历史意义。可以看出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齐心治腐,新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的廉政佳绩。最后,本文运用系统研究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以期通过上述分析总结出党在建国初期廉政建设的经验性内容,提出对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腐败是任何政权和政党足以致命的疾病,假如不积极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轻则腐化一个国家的风气,重则使一个国家解体。反腐倡廉关系到政权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虽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条件并未消除,腐败现象也并未消失,而其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却有了新的变化,使得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变得更为繁重。因此,探究反腐倡廉建设十分迫切,意义重大,有助于为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第二,为反腐倡廉提供具体的对策,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进行。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腐败问题进行一般的理论探讨,主要分析腐败的含义、特征与表现形式、腐败的根源和危害,反腐倡廉的意义,最后提出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
  在研究中,本人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方法:文献法、比较研究法、归纳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法。笔者通过各种途径检索与本论题相关的论著、论文,并对这些材料进行认真的筛选、整理。同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充分整合,并加以运用。通过归纳法和比较法对我国反腐倡廉的历程和经验进行总结。
  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腐败的定义、腐败的特征和表现形式、产生的根源和危害、反腐的意义、历史经验进行了阐述和总结。第二部分,探讨建国后我国反腐倡廉的历程和经验,第三部分,对于我国在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得到全方面的发展,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通过三十多年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国民经济迅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关于国有企业中贪污腐败现象的负面新闻屡见不鲜,国企高管纷纷落马,腐败案件不断增多且腐败金额巨大,在给我国国有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为基础,根据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内容做为理论支撑,详细的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贪污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方法,以综合归纳分析的方式对这一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着重在反腐败理论以及当前反腐败的措施进行研究,分析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国有企业管理中腐败的措施和对策。
  研究首先从前言和理论研究入手,对研究的思路、方法、框架及创新点进行理顺,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和腐败的概念、寻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收集文献资料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进程的三个阶段进行总结归纳,指出这三个阶段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所做的措施,并分别列出每个阶段国有企业腐败的代表特点。再次,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腐败现象具体表现及特征中,针对我国国有企业腐败现状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最后,通过对国有企业中贪腐问题原因的研究,本着“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核心理念,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对策。
  论文在对相关概念和主要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在总体上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进程和国有企业腐败现象的具体表现及特征,并重点从腐败形成机制(腐败动机、腐败条件、腐败机会)上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腐败动机是指促使国企高管腐败的主观因素和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管理者主观趋利动机以及社会文化、企业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促使国企高管“想要腐”和“愿意腐”;腐败条件是指国企高管“能腐”的前提条件,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政企不分,如通过行政审批权、干部人事管理权等给政府“设租”和企业“寻租”并促使政商合谋侵蚀国有资产提供了制度前提;腐败机会是指促成国企高管腐败行为“水到渠成”的关键因素,也是给国企高管创造“易腐”的契机。我国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存在很多漏洞(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对国企高管监督制度不健全及制度执行力不足等),且腐败成本较低,使得腐败发生的机会尤其高,这也是国有企业腐败形成的客观因素。
  今后对国有企业腐败的治理也要从动机、条件和机会等方面着手,主要从思想动机、文化建设、制度改革与完善等多方面探讨治理腐败的路径。
行政管理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使广大基层干部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增强为民服务、廉洁从政的思想和理念,始终做到爱民、为民、富民、安民,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夯实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在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依旧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改变的薄弱问题和现象。因此,在新形势下,深刻剖析当前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设性意见,更好的推动农村基层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在写作前选取对河南省直管县 H县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形成调研报告并以此作为论文导向。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对 H县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现状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同时结合一些资料的收集查阅,采用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分析方法,总结出当前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五个普遍问题:一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程度、素质偏低,工作不力;二是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教育被边缘化;三是农村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基层村务公开流于形式,财务管理不规范;五是村集体“三资”的管理不健全。从问题出发,分析了导致问题产生的五个原因:一是政绩观出现偏差;二是对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三是村级党组织建设滞后;四是监督缺位,监督机制不完善;五是村干部待遇低、任务重,心里难免失衡。在深刻分析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本文借鉴了 H县的先进经验,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二是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三是加强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四是加强农村“三资”的监管力度;五是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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