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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常轶群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恺撒《高卢战记》与《内战记》为研习古代罗马史的必读史籍,鉴于目前尚未见到将两书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现状,本文拟对《高卢战记》与《内战记》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揭示这些差异的深层次内涵。本文共由6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绪论。笔者在绪论部分依次对恺撤、《高卢战记》、《内战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概况进行梳理,阐明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第二至五部分为本文正文部分。第二部分,高卢战争为“外战”,内战为“内战”,从两场战争性质不同,高卢战争和内战期间,以及两“战记”创作之时,恺撒政治境遇的不同入手,探讨恺撒创作《高卢战记》与《内战记》目的的不同,两“战记”创作目的均具有政治性和宣传性,但具体指向各不相同。战争性质的不同是造成两部史籍各种差异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基于高卢战争与内战时间、覆盖范围的不同,从两“战记”的文本入手,探究两部史籍时间、空间、叙事内容,以及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第四部分,以作为战争主体的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两“战记”中,恺撒对形形色色人物的刻画。诸如,恺撒自我形象的刻画、对参战人员、非战斗人员等人物刻画的不同。第五部分,探究两“战记”真实性,考述两“战记”中未忠于史实之处,本部分还探讨“恺撒史学”及其相关问题,简要分析恺撒史学在罗马史学史上的地位。
  最后为本文结语。总结归纳前文所述内容。本文认为,差异性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前提。探讨《高卢战记》与《内战记》的差异性,目的是为了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深入认识两“战记”,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的恺撒。
[硕士论文] 赵李博望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到来,东北亚局势跌若起伏,西势东渐的局面也渐渐形成。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相碰撞使得中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通过效仿西方先进制度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并利用近代外交手段企图通过条约的法律约束力来争取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1871年9月19日《中日修好条规》和1876年2月26日《朝日修好条规》就是日本学习并利用近代国际法体制来实现对外侵略扩张的两次实例。《中日修好条规》使日本与中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并在东亚区域取得与中国同等地位。《朝日修好条规》则向朝鲜强加近代不平等条约制度并打开其国门,并且实质地冲击了长久以来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朝日条约同时也成为了中朝日三国近代时期关系史的开端,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对于朝鲜问题的矛盾冲突开始且不断升级。日本企图夺取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不断挑衅中国的宗主权,而中国则就中朝宗属问题不断调整对朝政策。此时的朝鲜处于社会转型期,军事方面新旧军队发生冲突所引发的“壬午兵变”以及思想方面开化派与保守派间对峙所引发的“甲申政变”都对朝鲜的转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上都是中日两国在朝鲜对抗的体现。最终,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矛盾激化导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自信心更加膨胀,日本成为近代东亚地区全新的强势力量。如此一来,日本的实力与地位逐渐上升,而中国与朝鲜则慢慢走向衰败。清朝的落后使其在东亚失去了主导权,此后不久,朝鲜更是成为了日本的囊中之物,近代东亚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宗藩体制被近代条约体制取而代之。近代东亚地区新的政治格局也就此基本形成。
[硕士论文] 杨舒雅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国一批爱国开明知识分子为抵抗外来侵略、探求强国之道,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新知识,编写了诸多介绍世界知识的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海国图志》传到朝鲜,对同样面临西方严峻挑战的朝鲜社会起到了较大影响。《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播,开启了两国向西方学习与社会变革的探索之路,揭开了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帷幕。通过《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朝鲜之传播的比较研究,对比《海国图志》在两国的传播情况和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分析产生不同社会影响的原因,得到《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朝鲜之传播的历史启示。
  本文全面地比较了《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播情况和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分析了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的差异性。主要阐述了“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的生平及其著作《海国图志》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地位和意义。《海国图志》在中国国内和朝鲜境内的传播情况的对比。通过《海国图志》刊行之初在中国国内传播的境遇和传到朝鲜后传播情况,比较在中朝两国传播情况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海国图志》在中国国内和朝鲜的社会影响的对比。通过《海国图志》对中国国内和朝鲜的对外观念、海防思想、近代社会变革思想的影响,主要梳理开启中朝两国“开眼看世界”思潮的产生;各自寻求变化而“中体西用”(中国)和“东道西器”(朝鲜)过程;求强求富进行各种变法和维新举措等内容,比较在中朝两国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通过《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朝鲜之传播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认识了《海国图志》对两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更深刻地揭示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两个封建国家在面临“西势东渐”大势时所做出积极回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及《海国图志》在其各自社会所引起影响的共同点和各自特点,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思考中国和朝鲜近代史的内在变化和对两国关系史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硕士论文] 王涛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后期,中朝两国为变革本国滞后的教育体制和培养新式人才的需要,统合各种因素,最终向经明治维新而“去中心化”的日本学习西技,以图自强、求富,进而掀起“以日为师”的赴日留学浪潮。此外,介于世界局势的变动,受西学思想文化影响的两国留日学生,开始与本国旧有的思想文化体制划清界限,积极同流亡海外的政客建立联系。他们在联络感情、笃学尚行、策划志节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以中国同盟会(1905-1912)和朝鲜学友会(1912-1931)为中心的留日学生革命组织团体,创办机关刊物,建立分支会,从而开展以留日学生群体为中心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但由于两国留日学生革命团体的成立时间、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不同,从而导致留日组织团体运动与本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存在差异。
  本文主要以中朝两国留日学生秘密组建的留学生团体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及与本国革命活动关系为中心而展开比较研究,力图从他们赴日留学的动因出发,探视留日动因的不同对后续秘密组建留学生团体和对日后本国革命活动所产生影响的异同。首先,对两国留学生赴日留学的时代背景和留学动因的分析论述,阐明两国社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的主要原因,从而分析青年学生赴日留学动因的异同。其次,主要对留日学生秘密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等留学生革命组织团体的成立过程、社会活动以及解体原因等进行相关论述比较,探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革命派留学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以朝鲜学友会为代表在日朝鲜留学生群体领导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朝两国留日学生所秘密建立的革命政党新亚同盟党,对日后两国革命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对近代东亚社会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最后,归纳分析两留学生革命团体对本国革命活动所产生影响的异同,尤其是革命派留学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日后的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给予以朝鲜学友会为中心留日朝鲜青年领导朝鲜民族独立运动提供帮助。
  中朝两国留日学生以中国同盟会和朝鲜学友会为革命活动的载体,通过理性的意志将革命理念付诸到本国革命实践活动中去,对推动东亚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硕士论文] 彭梦华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凯代尼艾联盟是以亚努什·拉奇维尔为代表的立陶宛贵族在第二次北方战争(1655-1660年)期间与瑞典建立的联盟。联盟的形成是以1655年10月签订的《十月宣言》为标志。波兰反瑞典入侵的胜利、立陶宛重回波兰—立陶宛联邦,标志着凯代尼艾联盟的彻底瓦解。凯代尼艾联盟的建立一方面使波罗的海完全成为瑞典的“内湖”,瑞典达到了其政治势力的顶峰;另一方面则打乱了波罗的海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瑞典势力范围的扩大引起了丹麦、俄国、荷兰以及英法等国的敌视。瑞典对波兰的侵略战争变为一场争夺波罗的海主导权的国际斗争。最终,波兰—立陶宛联邦成功地击退“洪流”,凯代尼艾联盟以失败告终。本文具体分析凯代尼艾联盟签订的背景和过程,着重探究凯代尼艾联盟所引发的东北欧各股政治势力的抉择与干涉以及凯代尼艾联盟内部矛盾冲突,以此揭示凯代尼艾联盟瓦解的原因。
  本文以凯代尼艾联盟为出发点重点探析联盟对波兰—立陶宛联邦恢复所起到的作用。论文由正文四个部分和结语组成。
  正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凯代尼艾联盟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凯代尼艾联盟前,波兰—立陶宛联邦面临着内忧外患。联邦内部,日益滋长的立陶宛分离主义势力、大贵族寡头政治的形成以及无法镇压的乌克兰哥萨克起义揭示了联邦衰落的趋势。乌克兰—俄罗斯联盟、瑞典入侵进一步加剧了联邦的外部压力。凯代尼艾联盟前,联邦对其内外部问题无能为力,联邦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凯代尼艾联盟的缘起及过程。在联邦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以拉奇维尔为代表的立陶宛贵族开始了自救之路。立陶宛贵族之所以选择与瑞典联盟而不是俄国是基于二者长期的政治、经济及宗教联系。战争对二者建立联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战争情况的恶化,立陶宛贵族选择与瑞典联盟。最终,立陶宛与瑞典签订了《十月宣言》,并组成了瑞典—立陶宛联合政府。
  正文第三部分从内外两方面分析凯代尼艾联盟瓦解的原因。内部,瑞典的税收政策、军队的暴行激发了立陶宛贵族与瑞典的矛盾,立陶宛爆发了反瑞典起义;外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重点剖析凯代尼艾联盟对波罗的海政治势力变化的作用。凯代尼艾联盟成立后,波罗的海成为瑞典的“内湖”,引起了其周边国家的觊觎,特别是俄国和丹麦。各股势力的攻击,削弱了瑞典的力量,也瓦解着凯代尼艾联盟。
  正文第四部分探析了凯代尼艾联盟的特征及影响。凯代尼艾联盟是立陶宛贵族化解危机的一种政治手段,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及宗教的影响。凯代尼艾联盟的失败则是联盟内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后,随着波兰宗教宽容政策的消亡和对立陶宛政策的改变,立陶宛最终成为波兰统治下一个普通的省。
  结语部分总结正文的主要观点,探讨了凯代尼艾联盟的建立过程,分析了凯代尼艾联盟瓦解对恢复联邦所起到的作用。
[硕士论文] 梁爽
世界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三十年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曾经被称为“德国人的创伤”。在1618-1648年这三十年中,德意志地区成为了各个强国之间解决冲突、争夺财富、谋取霸权的战场。尽管战争首先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诸侯挑起,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洲各主要国家都陆续开始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政,最终使得三十年战争由一场帝国境内的内战演变成了一场全欧性质的争霸战争。
  尽管这次战争给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在这一时期,帝国也呈现出了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在政治制度、军事和外交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政治制度上,战争使得近代以来就开始衰弱的封建制度进一步瓦解,首先是由14世纪以后的步兵革命所引起的军队规模扩大,使得军费数量大大增加,大部分贵族无力担负如此庞大的军费,因而导致军事力量向皇帝集中。同时战争也破坏了原来由贵族阶层垄断军事事务的格局,大量的平民开始进入到军队之中,有一些出身低下的平民因为较高的军事素养或者战功进入到贵族阶层之中,也是对贵族阶层的冲击。其次就是在战争期间,皇帝也开始试图集中权力,斐迪南二世自己俨然就成为了教皇一样的人物,他随意处置神职人员和教会的财产,并对不服从其命令的地方诸侯进行镇压,无论是对新教诸侯还是天主教诸侯,都显示出了他集凯撒和教皇于一身的景象,绝对主义也开始出现。
  在军事方面,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装备和资金需求的大幅度提升,使得后勤补给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三十年战争初期的劫掠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近代的税收制度开始出现。同时因为武器装备的革新,军队中各个兵种的比例也出现了变化:步兵中的火枪兵比重大幅度上升;炮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骑兵角色从战场主力变成了配合步兵作战,为了适应这一角色的转变,龙骑兵这一兵种开始成规模出现。
  在外交方面,由于德意志地区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欧洲各个强国也开始对三十年战争进行干涉,这使得这一场战争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内问题变成了全欧的国际问题。而从法国公开干涉战争开始,三十年战争也撕下了它最后一层宗教的外衣,国家利益成为了各国处理自己外交关系的最重要的准则。这次战争也使得德意志地区成为欧洲各国竞相博弈的战场,战争结束时,笼罩在德意志人头顶的外国势力的阴影比战争爆发前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也使德意志人明白,要确保自身安全,必须保证内部的稳定,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构想开始出现。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条约使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邦国主权逐渐明确化,同时也使得帝国的局势对于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硕士论文] 张静怡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拜占庭和保加利亚是中世纪巴尔干地区两个重要的国家。二者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早期拜占庭出于在周边建立一系列卫星国的考虑,对保加利亚以防御为主,多采用怀柔政策。到10世纪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拜占庭改变了以往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开始直接出兵征服保加利亚。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强化对保加利亚的统治。拜占庭的征服不仅加速了保加利亚的“基督教化”和“拜占庭化”,而且对拜占庭自身和巴尔干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10-12世纪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包括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的过程、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统治政策及其影响。
  正文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拜占庭对保加利亚政策转变的原因。拜占庭与保加利亚的早期交往以防御为主,多采用怀柔政策,但是到10世纪初,实力不断增强的保加利亚威胁到拜占庭的霸权地位,后者开始改变以往的温和政策,决心直接出兵征服保加利亚。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的过程以及取得成功的原因。拜占庭首先唆使罗斯攻打东部保加利亚,接着出兵从罗斯手中夺取东部保加利亚,未遭战争波及的西部保加利亚迅速崛起并收复失地。然而在皇帝瓦西里二世的带领下,拜占庭最终征服了保加利亚全境。拜占庭之所以能够成功征服保加利亚,是因为保加利亚的实力衰落、拜占庭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瓦西里二世的个人才能。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后实行的统治政策。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征服者瓦西里二世采取“宽容”政策。但是,瓦西里的继任者们并没有延续他的政策,转而开始强化对保加利亚的统治。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统治政策发生调整的原因主要有拜占庭军区制的衰落、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民族歧视。
  第四部分重点探讨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的影响。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并统治了160多年,这个过程加速了保加利亚的“基督教化”和“拜占庭化”,为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重铸增添了新的元素。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征服消耗了自身实力,也改变了巴尔干的局势,使其统一东地中海的梦想化为泡影。
[硕士论文] 罗嫒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二战后初期(1945-1950)美苏关系由合作互助走向冲突对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德国被同盟国家分区占领。美、英、苏在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达成了关于迁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境内德意志人口(Germanpopulation)的决议,居住在德国前东部土地和部分东欧国家的德意志人口被强制迁移,随之丧失公民身份沦为难民。东西占区未能形成统一的难民接收、安置政策,东欧德意志难民成为美苏政治角逐的对象和筹码,是战后德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和见证,从长远来看有助于西德战后经济恢复。
  本文拟通过探讨二战后初期东欧德意志难民迁移行动的促成因素、国际背景和历史影响,论述战后东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现代东欧国家建设民族国家的进程。围绕上述探究目标,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东欧德意志人口的基本状况,包括其来源、分布、数量及战争结束前的整体状态。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从移出地和迁入地两大视角进行分析,借助推拉理论研究东欧国家在驱逐德意志难民时的共性,进而探讨冷战背景下,美苏虽然意见不合,但仍同意迁移德意志难民的考虑。第三部分介绍东欧德意志难民在短时间内给西占区带来在住房、就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以及难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得以顺利融入西德社会,有效补充了西德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
  东欧德意志难民作为二战后初期强制迁移行动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在战争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下,成为东欧和西方国家转移国内矛盾的棋子。西德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逐步化解难民融入困境,并充分发挥东欧德意志难民的优势,促成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复苏,印证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趋势,预示了难民迁移现象与社会长效运转之间绝对存在的非对抗性发展关系。
[硕士论文] 程婷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二战时期英美建立的战时同盟通过战后一系列条约得以延续,但英美“特殊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国际形势与国家实力的变化等因素影响着两国关系。70年代美国在多极化趋势显现的背景下调整自身政策,东西缓和时期直接与苏对话减弱了英国在其中的沟通作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北约东南翼成员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国家间纠纷造成北约南翼的动荡,引发危机,其中以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在东地中海的争端为甚,塞浦路斯是两国争夺的焦点之一。英国持有两个塞岛的主权基地,是塞浦路斯国家建立的保证国,是塞岛问题管理的直接参与者。而美国作为西方联盟领导者与英国携手处理塞浦路斯问题。
  塞浦路斯问题是二战后出现并延续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它缘起于塞国两个民族的政权分享争端,加之两大民族与希腊、土耳其的种族、文化和情感上紧密关系及希土两国的历史上积怨和近代以来在东地中海的争夺使塞岛问题扩大化,塞浦路斯问题成为国际难题。70年代塞浦路斯冲突再起,时值北约南翼危机期间,危机的蔓延导致北约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冲突,战争一触即发。这引起以英美为首西方国家的重视,英国在与美国协商后采用外交手段积极协调,但英国影响有限,调解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其国内政治影响也不得不改变调解方式,以派遣特使、武器威胁和高层谈判方式参与调解这场塞岛危机。同时苏联试图介入此事强化了美国在北约联盟框架内协调各国的利益冲突想法,但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和英美分歧、希土对立的政治立场使危机调解进程变得异常艰难。
  此次塞浦路斯问题调解失败直接导致希腊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美国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暴露出70年代西方联盟内部的巨大政策分歧与矛盾以及美英对北约内部危机控制能力的不足。20世纪70年代北约南翼危机下英美参与问题解决的失败是二战后大西洋同盟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对西方联盟以后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博士论文] 吴博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从近代以来周边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干预历史来看,朝鲜半岛已经成为了各个大国用来进行博弈的工具,朝鲜半岛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地缘政治意义。无论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远东扩张政策”,苏联的“两大阵营”理论还是美国的“亚太政策”,无论是同朝鲜陆路接壤还是隔海相望,周边大国都试图想通过朝鲜半岛实现不同的干预目标。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如此重要,也说明了其地缘政治意义为什么比地缘经济意义更受到各个大国的关注。概括的说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同周边大国在国家战略的选择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意旨将朝鲜半岛作为一个研究案例,以历史的脉络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与事件进行梳理,再以“干预理论”的视角去进行分析与评述,通过借助干预的理想模型来对朝鲜半岛周边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设定的理想状态进行解释和分析,并阐述各个国家为达成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不同干预形式。
  文章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
  在绪论中主要对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以及研究方法进行阐述,并对国内外有关于干预理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周边大国同朝鲜半岛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性地归纳总结。在对干预理论的概述部分,本文从干预理论的概念、历史发展的脉络、干预理论的基本内容来构建干预系统,并对干预系统内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与互动的流程进行解释。
  正文部分首先从干预理论的视角去分析和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日本、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预行为,以及对这一时期各国战略冲突的原因进行解析。这一时期的国家行为范式实际上是一种霸权式的帝国主义体系,国际体系规则的制定被帝国主义国家完全垄断,在世界的主要领土资源被瓜分完毕且主权国家体系基本成型之后,列强之间的兼并模式又转化为竞争模式。
  在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周边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干预形式也有所调整,美国开始改变过去带有很大强制性的单方干预,转而开始借助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对被干预国家或地区进行介入。国联成立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但因其缺乏必要的普遍性和权威性最终被沦落为在英法控制下的凡尔赛体系工具。联合国除了维护世界和平和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功能之外,还将尊重基本人权和民族自决权列为了主要任务,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以便顺应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不过联合国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对朝鲜的武力干涉中,联合国就成为了美国的干预工具,并在随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中被更加充分地利用了。
  在进入到20世纪中期之后,美苏冷战的结束标志着雅尔塔体系的终结,一个一超多强的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了,这一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美国为主的霸权式干预体系,其霸权式干预战略的目标指向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保证其能够继续获得对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的管控力,这样才能创造能够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国际环境。随着主权国家的概念以及民族国家等国家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逐渐出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区别。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奉行了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以共同抵挡来自美国的强权干预。历经多届政府,美国不断调整其亚太政策,同时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和韩国相继成为了经济强国,俄罗斯也较为平稳的度过了社会制度转型期,中国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和外交上具备了更大的自主权,而朝鲜也在不断完善其核能力,希望借此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周边大国干预战略的影响下,朝鲜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
  在本文的最终部分通过分析当下周边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干预战略目标指向,同时结合未来朝鲜半岛可能会出现的不同状态,确定朝鲜半岛出现冲突的原因,结合干预理论的理想模型,为我国未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以及构建新型的区域秩序提供另一种可行路径的选择。
[硕士论文] 海明
世界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西伯利亚具有十分特殊地理位置,自近代以来,它在远东国际政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十月革命后,位于远东的西伯利亚出现了权力真空,控制了西伯利亚,就意味着在远东占据优势地位。因此,西伯利亚问题成为了当时远东地区国际矛盾的中心,它不仅关系到苏俄与协约国之间的矛盾,还包括协约国成员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日、英、法等国之间,矛盾重重,交错纵横,其中美日矛盾最为突出,形成了一战末期远东国际政治的中心。西伯利亚军事干涉以及事态的演变对一战后期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了亚太地区战后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论文对西伯利亚干涉的起因、协定形成的过程、出兵过程以及干涉的失败进行了详细论述。西伯利亚出兵从日本单独出兵干涉到美日联合出兵干涉、从美国拒绝干涉到主动提出出兵干涉、经历了许多曲折。西伯利亚干涉从计划到干涉失败,历时近八年,这留给我们很多思考。
[硕士论文] 杨简硕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拟以唐玄宗时期的入唐新罗僧人法号地藏的金乔觉为研究对象,以中韩相关的历史文献和本人所能查阅到的论文与著作等为主要依据,在结合学界前辈们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力争做到全面、系统地对金乔觉入唐求法的相关历史背景进行阐述,梳理金乔觉的入唐求法历程,对金乔觉与地藏菩萨、地藏信仰的形成等相关性进行分析,对金乔觉对九华山道场的形成及在不同方面的中韩佛教交流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进行总结并得出相关结论。
  本论文共分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其中,本论分为三章,包括第二到四章。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述选题的目的、意义,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学界研究动态,本选题的研究内容、范围、研究方法,相关概念解析。
  第二章主要论述金乔觉入唐求法的背景及在唐求法活动。本章主要由三节构成:第一节主要阐述金乔觉入唐求法的背景,该部分主要论述了金乔觉入唐求法前的罗唐关系和入唐求法期间的罗唐关系。第二节主要主要论述了便利的交通促进罗唐民间交流的增多,这也为新罗僧人东渡入唐求法提供了便利,同时,唐朝佛教的兴盛和向新罗的传播也成为金乔觉入唐求法的主要因素,这也促进了新罗的礼佛重僧倾向与金乔觉等新罗僧侣来华求法
  第三章主要论述金乔觉在唐求法与九华山佛教道场的形成。本章主要由三节构成。第一节主要论述了金乔觉入唐前的活动,包括对金乔觉的个人生平的辨析,分析金乔觉的入唐前的经历、入唐求法动机的形成等。第二节主要论述金乔觉在唐求法活动,包括金乔觉与化城寺的建立、金乔觉在九华山的佛法实践等。第三节主要阐述了金乔觉与地藏道场的形成,金地藏的特殊法号和地藏菩萨名字的巧合,当地僧俗就把金地藏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加以供奉地藏道场由此形成。金乔觉禅宗思想、佛学实践与佛教地藏信仰、九华山民俗文化的结合逐渐构成民间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九华山佛教圣地的形成与金乔觉对中韩佛教交流的影响。本章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主要阐述了明清帝王对九华山地藏佛教的扶持和九华山禅僧的宣传和践行与禅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九华山佛教道场的最终发展。第二节阐述了金乔觉对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影响,金乔觉对九华山的佛教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关于九华山的士人作品的涌现也从侧面反映了九华山佛教圣地的巨大影响力。随着中韩两国交流的加深,九华山、金乔觉也成为中韩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积极贡献的历史文化因缘和纽带。
  第五章是结论部分。对于第二至四章的相关内容进行总结,并得出相应结论即金乔觉不仅对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现代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由此可见,佛教交流能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隔阂,而金乔觉正是中韩佛教友谊的象征。
[硕士论文] 陈亮亮
世界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罗马城邦时期是小农经济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其历史发展趋势是小农经济最初虽然占主导地位,但不断衰落,最终被奴隶制代替。因此,小农经济的衰落和奴隶制的兴起是同步进行的,考察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对认识古罗马这个典型的奴隶社会的复杂性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罗马公社由氏族联盟发展而来,塞尔维乌斯改革之后,古罗马的公社发展为城市公社或城邦。古罗马城邦的历史,不仅是共和制由产生到发展,由完善到被帝制代替的历史,也是由小土地所有制到大土地所有制,由小农经济向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受土地兼并的小农经济因波提利阿法得以继续存在,但随着古罗马向外扩张和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小农开始破产,公民共同体开始瓦解,古罗马社会的经济基础最终由小农经济转变为奴隶制经济。这一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关于古罗马城邦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论述不仅符合古罗马的历史实际,他们以公社及小土地所有制为切入点研究古代奴隶社会的方法论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张盛楠
世界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期间,东方阵营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演变是其中之一。中阿关系从60年代的亲密友好,发展到70年代的交恶破裂,可谓是跌宕起伏。意识形态因素在中阿关系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阿因意识形态趋同而结成同盟,又因意识形态对立走向分裂。目前,学术界有关中阿关系的研究尚且不足。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结合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对中阿关系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探讨意识形态因素对中阿关系从亲密走向破裂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中阿因意识形态趋同结成同盟。1961-1979年,是中阿意识形态高度认同期。此时,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阿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第二,中阿共同反对南斯拉夫、苏联“修正主义”;第三,中阿都崇尚革命思想,号召“世界革命”;第四,中阿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内开展“思想文化革命”。60年代,中阿意识形态同一性中蕴含着差异性。在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背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及外交政策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为以后双方意识形态矛盾对立埋下伏笔。
  差异性与同一性是对立统一的。随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阿两党、两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做出不同判断,对各自信奉的意识形态做出不同选择。中国开始放弃传统外交观念,对外政策侧重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并逐渐摆脱极“左”思想,改变斯大林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阿尔巴尼亚仍固守冷战思维,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坚持斯大林模式不变。中阿意识形态呈现矛盾对立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主张在国际上联美反苏,阿尔巴尼亚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第二,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思想,阿尔巴尼亚持批判态度;第三,中国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粉碎“四人帮”,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的做法;第四,中国摒弃斯大林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阿尔巴尼亚仍坚守斯大林模式。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意识形态通过界定国家利益从而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阿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导致两国在外交实践中的尖锐对立。其中,双方围绕中南关系改善、中苏边界谈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对立最为典型。中阿意识形态对立瓦解了当初双方结成同盟的基础,致使中阿在外交上尖锐对立,再加之双方在经济、军事援助等方面的纠纷,中阿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由于学术界对中阿关系演变关注甚少,故本文的写作可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中阿关系演变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还有利于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正确认识中阿特殊关系。
[硕士论文] 周丹
世界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是罗马共和末期著名政治家。西塞罗生活的时代,罗马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力量博弈争斗,彼此制衡,派系斗争频繁发生。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主要表现为固守传统共和政制的元老贵族派和要求改革的激进平民派之间的争权夺利。代表贵族利益的西塞罗极力维护共和国的传统体制。然而,喀提林阴谋的发生,前三头同盟与元老院的对抗,凯撒与庞培的内战和独裁,后三头同盟的统治猛烈冲击并震撼着传统的共和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传统的共和体制,西塞罗不可避免地卷入派系斗争之中,并为之奋斗不已,最终导致了自己悲惨的结局。
  论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正文分五章论述了西塞罗在罗马共和末期派系斗争中的所作所为和影响。
  第一章简要介绍了罗马共和末期派系斗争的情况。共和末期,罗马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平民派和贵族派两个对抗的派系。贵族派代表传统保守势力,坚持维护传统的元老贵族统治。平民派则希望借助平民的力量与元老贵族对抗,对传统的共和体制进行变革。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平民派与贵族派之间争斗不断,频繁出现的派系斗争加速了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过程。作为此时罗马政坛的活跃者,西塞罗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些斗争,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章论述了西塞罗在挫败喀提林阴谋中的重要作用。出身于骑士阶层的西塞罗遵照罗马传统官职的晋升体系,成功地以“新人”身份当选为罗马执政官。然而,担任执政官的西塞罗却面临着平民派领袖喀提林阴谋武力夺取政权的威胁。作为传统共和体制捍卫者的西塞罗积极投身于挫败喀提林阴谋的斗争之中,四次在元老院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喀提林》演说。挫败喀提林阴谋后,又力劝元老院未经审判处死了阴谋分子。为此西塞罗获得了“共和国之父”的称号。
  第三章论述了西塞罗与前三头同盟的关系。西塞罗退任执政官后,罗马政局动荡不安。凯撒、庞培和克拉苏秘密结盟,代表平民派的利益与元老院对抗。西塞罗对凯撒的才华和能力颇为赞赏,但对凯撒为平民服务,与元老贵族对抗的所作所为颇为不屑。因此,尽管凯撒一再对他示好,他却不肯与之合作。对庞培,西塞罗先是与之亲近,但听说他与凯撒结盟,为平民派服务时,西塞罗非常不满。从总体上看,西塞罗对三头同盟先是断然拒绝,但随着政局变化和自己命运的多舛,流放归来的西塞罗逐渐改变了此前的排斥态度,开始接受他们的庇护。
  第四章论述了西塞罗与后三头同盟的关系。凯撒遇刺之后,罗马政局急剧恶化。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公开结成同盟,掀起了新一轮争权夺利的高潮。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他前后十四次发表《反腓力词》,淋漓尽致地痛斥了安东尼的政治野心。为了对抗安东尼,西塞罗说服元老院支持屋大维。然而,穆那提战役后,元老院疏远屋大维,将他推到了安东尼的阵营。后三头公开结盟后颁布“公敌宣告”,西塞罗遭到安东尼的追杀。罗马完成了从共和到帝制的过渡。
  第五章论述了西塞罗的历史地位。作为一名政治家,在共和末期激烈的派系斗争中,西塞罗虽然有过政治立场的变动,但从整体上看,西塞罗无疑是共和体制的捍卫者。他毕生追求的就是如何更好地维护共和国的传统政制,调和各个阶级之间、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残酷的派系斗争使西塞罗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并导致其在派系斗争中丧命。西塞罗还是古代世界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
[硕士论文] 孟令宇
世界史 河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风时代,僭主政治是一种普遍且重要的政治体制。公元前7至前6世纪,僭主政治在希腊半岛、小亚细亚以及爱琴海诸岛屿的若干城邦中均曾出现过。公元前7世纪末,萨摩斯僭主政治建立,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初结束,前后超过110年,这段时期也被称为萨摩斯的僭政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萨摩斯经济、城邦建设、文化发展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迅速发展。
  僭政时期,萨摩斯经济发展体现在农业、手工业、造船业等方面,生产技术进步,制作工艺水平提升,尤其是三桨座船的建造使萨摩斯海军实力大为提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海上地位。伴随着经济发展,民众对城邦建设以及精神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邦基础设施不仅应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还需具备防御外敌、丰富精神生活的功能。于是僭政时期萨摩斯大力推动城邦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其闻名于世的三大建筑引水渠、防波海堤以及赫拉神庙即建造于这一时期。在满足精神需求方面,萨摩斯亦取得了非凡的文化成就,雕刻、绘画技艺成熟,建筑装饰优雅美观,诗歌题材丰富,哲学思考更加深入。僭政时期,萨摩斯的对外关系也发生变化:对外贸易扩展,殖民活动增加,海盗活动频仍,外交政策灵活多变,僭主以利益为导向,与埃及由联盟走向分裂,与波斯从对抗转向臣服。
  总之,僭政时期是萨摩斯发展的黄金期,经济繁荣,实力强大,不仅闻名于当时,在古希腊发展史上亦有着重要影响。考察僭政时期萨摩斯的发展情况,不仅有助于了解萨摩斯在古希腊世界历史地位,对揭示僭政与城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借鉴作用。
[硕士论文] 李霞霞
世界史、世界上古史 辽宁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监察官是古罗马共和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建和职能的发挥对于推进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进而维护传统的优良美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监察官只负责公民普查,后来延伸到监督公民的道德、遴选元老、参与并监督国家财政活动和管理公共工程项目。监察官权力的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罗马共和生活中的重要性。监察官的设置体现了权力制衡的思想,这是古罗马人民的独创之处。这一思想为后世西方政治思想家们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本文从监察官产生的背景、设置的原则、竞选的条件、职权为切入点,着重分析监察官在古罗马共和体制中扮演的角色,力求深刻理解古罗马监察官制在古代制度文明中的作用,阐述权力制衡思想对近代西方国家监察制度的影响。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监察官产生的背景。该部分将从内外因两方面阐述监察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人口普查已搁置多年,此项工作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共和国初期,罗马四周强敌林立,执政官必须致力于战事,无暇顾及人口普查工作。第二部分分析监察官的设置原则及竞选条件。监察官一职的设置要遵循三个原则,包括民主选举原则、任期原则和同僚协议制原则。竞选该职的条件是候选人必须具有贵族身份、任职履历和高尚的美德。第三部分阐释监察官的职权。该部分将详述监察官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内的职能。具体而言,监察官的职权有公民普查、监督公民的道德、遴选元老、参与并监督国家财政活动和管理公共工程项目。第四部分分析监察官在古罗马共和体制中的作用。该部分将从政治角度出发,分析监察官在古罗马共和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监察官的道德监察权有助于预防官员贪污;另一方面,监察官在执政官的大权、元老们的智慧和公民大会的民主自由之间起着调和的作用。就制衡而言,两名监察官对国家官僚体系实行纵向的监督,但他们同时会受到同僚协议制原则的约束。第五部分论述罗马共和时期的权力制衡思想对近代西方国家监察官制度的影响。该部分主要从权力制衡理论着手,分析这一思想对近代西方国家监察制度的影响。
[硕士论文] 王傲
世界史 湖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罗马的传统多神教信仰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源头,在拉丁民族的宗教的基础上,还吸收了意大利其他民族(如伊达拉里亚人)的宗教和古希腊的宗教,在罗马共和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多神崇拜体系,拥有专属的神职人员和相应的宗教活动。
  罗马共和时期的宗教包括公共生活的宗教与私人家庭生活的宗教。其中,主要的公共的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节日庆典,对众神的供奉和祈愿以及占卜和神谕活动。宗教庆典是罗马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对众神的供奉关系到人们对国家的信心,主持这类宗教庆典和对神的祭典是国家官员重要职责,而任何国家重大事务都需要进行占卜或是询问神谕,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由此可见,在共和时期,宗教并不只是和每个人私下的精神生活有关,同时也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元老院和罗马的贵族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宗教,他们始终控制着宗教权力,并且坚决捍卫宗教的正统地位。
  这使得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都影响到了宗教。神职人员和官员逐渐腐败,并且怠慢其宗教职责;外来文化和宗教对罗马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贵族统治阶级过分坚持宗教的传统仪式导致罗马宗教逐渐僵化,这些因素的不断发展导致在在共和晚期罗马宗教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而与此同时,罗马社会的尖锐矛盾导致了不断的内部冲突,政治斗争的双方都利用宗教作为武器,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宗教的虔诚。而产生了信仰危机的宗教也难以维持政治的稳定,反而成为共和晚期政局混乱的原因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马共和时期的共和政治和罗马宗教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宗教为共和政府提供合法性,并且维护着政治秩序的稳定,而同时,因为宗教的重要性,以元老院和贵族统治阶级也努力捍卫罗马宗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在共和晚期,由于宗教出现信仰危机,难以为为政治提供合法性的支持,而混乱的政治局面使得罗马的贵族统治阶级也无法捍卫宗教的正统地位,反而互相加剧了彼此的危机局面,这一结局正是共和时期的宗教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结果。
[硕士论文] 邵文丽
历史学、中国史 新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佩切涅格人起源于中亚地区的康居人(kangar),生活在咸海和锡尔河中游之间的地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且流动性强。后因乌古斯人西迁,在九世纪上半叶被迫西迁到乌拉尔、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九世纪下半叶,遭到乌古斯人与可萨汗国的夹击被迫再次西迁,最终突破马扎尔人的防线,可萨汗国自此开始衰落,佩切涅格人的主体部分西迁到南俄草原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西迁后的佩切涅格人位于南俄草原与巴尔干半岛交界地区,基辅罗斯与拜占庭两大势力之间,占据瓦希商路,经常掠夺基辅罗斯到拜占庭帝国进行贸易的商队。他们参与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与基辅罗斯之间的战争,袭击拜占庭国家边境地区,发动佩切涅格战争,五次对基辅罗斯国家发动规模较大的战争,充当各国的雇佣军。由于第二次围攻基辅与佩切涅格战争的失败,佩切涅格人的主力基本被消灭。直到1122年,小部分佩切涅格人渡过多瑙河,一直打到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这是佩切涅格人最后一次侵掠拜占庭帝国,这次战争中佩切涅格人全军覆灭。此后,佩切涅格人逐渐消失,与周围其他族群融合。
  论文以佩切涅格人的活动为考察对象,探讨了佩切涅格人的族源、西迁过程、西迁之后佩切涅格人与以拜占庭帝国为主的巴尔干半岛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以基辅罗斯为主的南俄草原族群之间的关系,从中探索西迁的中亚游牧族群对欧洲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佩切涅格人的出现影响了拜占庭帝国政策的制定,扰乱了基辅罗斯商业的正常运行,改变了拜占庭帝国对基辅罗斯的策略。
[硕士论文] 刘佳楠
世界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二战期间,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援助了大量租借物资。其中,美苏两国合作开辟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空中走廊(英文简称为ALSIB,本文略为‘阿西空中走廊’)”共为苏联提供了近八千架军用飞机,占美国援苏飞机总量一半以上。苏联对租借飞机的利用状况良好,对提升苏联战时空军作战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航线运行过程总体呈现自然条件恶劣及美苏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特点。此外,阿西空中走廊加强了美苏之间的战时同盟关系,对战后美苏(俄)航空事业发展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近年来美俄民间合作开展了“重走阿西空中走廊”活动,某种程度上对当代美俄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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