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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逄大明
马克思主义理论 青岛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共同的精神支柱,建立起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便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定文化包含了恒定的道德理想、行为规范和思想信仰。抗美援朝运动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不仅被看做是一场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其本身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还具有重新塑造社会风气进而变革社会价值观的意义。当代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文献颇多,要从其根本上进行追溯的话,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所做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不应被忽视,具有变革和重塑社会价值观的作用。
  论文主要是通过发掘和论述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时事宣传教育运动、爱国捐献运动等社会实践活动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思想,阐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对建国初期社会价值观进行的变革与塑造的影响,进而总结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借鉴抗美援朝运动变革与塑造价值观的经验方法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价值观建设。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叙述了研究内容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源于参加“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的启发,并提出了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和自己的写作初衷。其次,分析了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状况、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以及该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抗美援朝运动与建国初期社会价值观变革与重塑。本章主要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叙述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并从思想层面阐述运动所孕育的价值观思想。
  第三章是抗美援朝运动赋予建国初期社会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首先,抗美援朝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其次抗美援朝运动所展现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次,国内抗美援朝一系列实践运动的开展与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精神层面上形成互动,塑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意识;最后,意在说明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与重塑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章是借鉴抗美援朝运动经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价值观建设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全社会动员方式推进、与具体的社会建设实践活动相结合、坚持以党的领导方式有序推进、注重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相互协调推进。
[硕士论文] 林冬梅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近代著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紧随中华民国的步伐成立,在民国动荡不安,文化交流频繁的社会环境中,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与特色,打破了出版界商务印书馆独占鳌头的局面,成为民国时期第二大出版机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至1937年中华书局迎来了鼎盛时期,此后,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国家出版政策的约束、人民阅读趣味的转移以及两大主要业务的萎缩,中华书局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对此,基于利用与改造的目的,在“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出版政策的指导下,国家对中华书局进行了适当的帮扶,并通过督促其整顿领导机构,实行内部改革;出版发行分工,组建“中图公司”;规划出版方向,实行加工订货等方式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与改造。国家的帮扶与初步改造对于缓解中华书局的困境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其严重亏损的局面。1953年中华书局申请全面公私合营,出版总署鉴于其合营的时机已然成熟,通过组建工作队伍、发动职工、清估资产、清理负债、确定股权、安置人员等,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全面公私合营工作基本完成,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全面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的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出版方向调整为“出版为主,专业财经”,并形成了“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特殊经营格局,经营状况上亦改变了多年来严重亏损的局面,逐渐转亏为盈。
  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保存中华书局之基业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失当之处。在改造过程中过于强调分工,对合作问题不够重视导致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相互推诿;中华书局在全面公私合营后被改造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古老的品牌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逐渐褪色;国家对中华书局出版方向的调整一波三折,但都不切合中华书局的实际情况,造成书局内部的动荡与混乱;私营出版人才被排挤和轻视,难以担当重任,使得新成立的出版社在出版工作上出现了不少问题。
[硕士论文] 罗睿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重点在于评述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和平学研究之发展,系统探讨大陆和平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推动该项研究的发展。同时,展望中国大陆和平学研究的未来,全面探讨其所面临的处境,并对和平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此外,通过对大陆和平学研究的阐述,希冀让更多的学者认识并加入和平学之研究,推进和平学的实践活动。
  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说明了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创新之处。在分析和总结学界相关研究情况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思路。
  正文共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和平学研究的背景知识。一方面厘清了由古至今中西方和平思想的发展脉络,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及其对当代和平研究之影响。另一方面,解释了和平、暴力、冲突、和解等和平学核心概念,介绍了和平学研究基本范式。
  第二章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间的大陆和平学研究状况,包括对该时期和平学研究的环境、内容、方法和价值作出评述。通过对不同论著的分析,从整体上把握该时期大陆和平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第三章为全文的核心部分。该章从基础性研究、“和平问题”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学教育等几个方面入手,对2005年至今的大陆和平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中认识大陆和平学研究的现状。
  在结论部分,本文总结了大陆和平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并就和平学研究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硕士论文] 李锐
世界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援越抗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第一次对外军事援助。这一行动单从字面上理解是中国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者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整个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是主要的。然而,在冷战两极对抗的国际背景之下,这次军事援助又不单单是中国一国的事,必然受到美苏两国因素的影响。美国因素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通过直接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从而介入其中。而相比之下,冷战的另一主角苏联则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参与其中。它表面上并未介入,因为它并没有直接向越南提供援助,因而人们往往认为苏联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其实不然,苏联只是在一开始没有通过上述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而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在整个进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是这场战争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苏联所发挥的隐性作用表现在,在中国援越抗法的缘起阶段,斯大林在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革命分工的建议,由中国承担起领导亚洲地区革命运动的任务,直接推动了中国领导人作出援越抗法的决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中国也征求了苏联的意见,用组建军事顾问团而不是直接出兵的方式来提供援助,以避免授美国以口实。此外,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在对待印度支那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从积极地援助变为积极地促和。苏联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积极促成了柏林外长会议的召开,并就中国参加之后在日内瓦举行的五国外长会议同美英法达成了协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在每一项议案讨论之前,苏联代表都要多次和中越代表进行磋商,并在发言中支持中越两国,在会议陷入僵局之际,苏联代表积极斡旋,促使各方最后达成了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火的协议。苏联的作用贯穿始终,成为印度支那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硕士论文] 赵洁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会道门由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秘密教门演变而来。“会道门”一词,是由民间“会门”、“道门”的称谓合并而来。山西省的会道门名目繁多、组织繁杂、由来已久,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基。据记载,黄天道最早传入山西境内,时间可以追溯到明代正德年间。山西会道门组织的传入时间、途径较为复杂,境内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会道门组织以不同的途径传入。各会道门组织通过派道首到各地“开荒”布道、回乡返乡办道等手段,采取“亲渡亲,友渡友”、亲友相串、邻里互传等方式,从河北、河南、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扩散传播至境内各地并在境内各地逐渐蔓延发展。明清时期会道门组织以反对统治者为目标秘密活动,民国时期其政治性逐渐凸显,至抗日战争时期寻求日伪、日军的支持,进行备案,获得合法地位,公开发展道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会道门组织敌视中国共产党,破坏性彻底,反动会道门甚至公开与人民政权为敌。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山西省的会道门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组织繁杂、分布广泛、名目繁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活跃着约150种组织名称的会道门组织,道徒约120余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2.5%,组织遍布山西绝大多数地区和县。在这些组织中,以一贯道人数最多,活动最猖狂,影响也最大。新中国成立初,山西各会道门组织活动极其猖獗,在全省各地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与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地主富农勾结,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残害人命,破坏生产,组织暴乱,企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严重威胁了全省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⑵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取缔会道门布告》、《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指示》的精神,省委、省政府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取缔会道门运动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山西取缔会道门运动是分阶段进行的,经过准备、“打头”、“挖根”3个阶段,有准备、有节奏、有步骤地对会道门组织进行彻底摧毁,消灭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山西取缔会道门运动意义重大,摧毁了会道门组织,解决了境内会道门问题,维护了社会治安的稳定;巩固了山西土地改革的成果,保障了山西境内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密切了省委、省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考验了全省公检法的工作作风、组织思想、业务水平,锻炼了一支纯洁而有力量的执法队伍。⑶山西取缔会道门运动取得了圆满胜利,成绩甚大。全省取缔会道门斗争的胜利是全党动员、准备充分、政策明确、步骤稳定、动作一致、宣传及时的结果。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部分党员干部麻痹大意、骄傲轻敌,省委、省政府政策上宽大无边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行动孤立无援,运动蓬勃进行时又有错捕错杀,取得初步胜利后骄傲松懈,致使会道门复辟活动屡有发生。总结取缔运动的成功经验和反思工作上的不足教训,对今天打击邪教、消除民众迷信思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刘桂生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客家地区主要指赣闽粤边的客家聚居地区。客家农村地区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客家农村地区在社会结构的演变是建国后全国农村地区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缩影。
  传统客家农村的宗祠理事(族长)身兼文士、地主、仪式主持等数重身份,在族产的存在、族规的制定与实施、政府和宗族的合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族长们掌握着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话语权,并对农村地区实施其教化的权力,在农业社会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维持着乡村社会的平衡。
  建国后,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宗族的族产被剥夺,政府加强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压缩了宗族组织在农村地区的活动空间,“文革”期间,原先的族长们被划入“五类”份子而遭到批斗,大量族谱资料被焚毁,宗族活动一时间销声匿迹。而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力则通过土改运动、农村公社化、农村各式组织的建立等措施不断得到强化。这一时期是客家农村地区传统宗族势力不断被打压、宗族活动空间不断压缩,而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力不断强化的阶段。
  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小农经济一度复苏,政府对农村的控制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大大放松。宗族组织在小农经济的复苏、政府对乡村控制力度的放松、宗族残存势力的存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复兴,宗族活动逐渐增多,但同时,宗族组织在新时期的复兴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宗族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客家农村地区一些商人开始发家致富,这些人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后开始参与到农村社会的管理中。商人们逐渐加大在农村地区的话语权,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同时也影响到了农村地区的风气,他们的地位逐渐凌驾于农村的宗族族长之上。而在传统农村虽然也有商人的影响,但这些商人并不掌握农村的主导权,掌握主导权的是行礼仪教化的宗族族长们。商人们给农村带来了资源,但资源不等于价值,资源流向之处并不一定能产生有益的价值。资源的流向与价值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割裂。资源是必须品,价值才是最终目的。
  客家妇女一直是客家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客家妇女地位的变化是观察客家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传统客家社会中,在宗族文化、社会生产等因素的作用下,客家妇女在家庭中有着较高地位的同时,在社会上的地位却较低。建国后,由于《婚姻法》等法律政策的颁布,客家农村妇女的地位一度得到提高;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生育的高压政策和传统生育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客家农村地区一度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弃婴潮,女性的社会地位再度遭受实质性的破坏;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客家妇女参加到社会工作中,其社会地位才得到真正的保障和提升。
  改革开放后的客家农村地区摆脱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摆脱了传统农村一直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伴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客家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旧有的社会秩序已经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客家农村地区面临着文化、观念上的转型问题。经过历代先人的努力,客家人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维持了乡村社会的平衡,现代客家人在转型期时面临着生产方式、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在转型期中实现新的社会平衡,是现代客家农村乃至全国农村地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硕士论文] 赵博雅
中国史 湖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婚姻,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的婚姻习俗作为人类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表现与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某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状貌,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持续变迁和进步。
  株洲,建国后因国家现代工业布局而形成的新兴工业移民城市,数十年间,快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天南地北生活习俗的产业职工群体。相对封闭的厂矿社区与相对开放的区域社会,经过政治力量、社会风尚的互融性整合,导致生活习俗层面的差异性逐渐减弱;婚姻习俗层面也出现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后大致趋同的格局;婚姻习俗文化的现代变迁轨迹依稀可寻;在此前提下,衍生出自身的某些小社会特点。
  对建国以来株洲婚俗的变迁状况分析,可以运用文献资料分析、田野调查法等方法,以民国株洲婚俗为参照原点,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株洲婚俗的演变状况,呈现近七十年株洲婚俗变迁的真实轨迹;同时亦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系统空间,与同时期全国、湖南省其他地市的婚俗做一横向比较,认知其变迁的基本特点及其变化趋势。
  民国时期,株洲严格遵循汉族社会的传统礼仪习俗,婚姻缔结程序分为议婚、定庚、纳采三个阶段,成婚仪式繁琐、复杂,婚姻目标明确,通婚圈范围狭窄、固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前所未有的变革,株洲婚俗文化也随时代、社会的变迁,经历了种种复杂而显性的变化。
  婚俗文化的变迁原因,包括了《婚姻法》的规约,厂矿企业的集中布局,工商业流动人口的聚集,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教育素质的提升,中西文化的日渐交流融合,社会开放性增强与多元价值观的流行,等等。
  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株洲婚俗的现代变迁,总体过程遵循着新旧交替、中西混融的路径方向,变迁内容反映出父母主婚权弱化、择偶标准物质化、两性的家庭责任平衡化、结婚年龄大龄化、生育观念多元化和离婚简单化、婚姻关系法制化诸多特点。
  从株洲婚俗的变革与传承来看,株洲的婚俗文化正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特征并存、形式多姿多彩的新格局。既部分保留传统的介绍人、择吉日吉时、宴请、人情攀比、闹洞房等习俗因素的内涵或形式,又生成出自主恋爱、自由择偶、单位组织介入、职业婚介所、旅游结婚、集体婚礼、彩礼货币化、证婚、婚誓、婚纱、钻戒,以及职业司仪主持、婚礼现场祝福、现场谢客、远亲送亲仪式娱乐性色彩等新风俗因子。
  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变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自有其合理性。被传承,是该习俗文化功能的生命力的持续绽放;不管是主动适应调整还是被动消失,变迁则是该习俗的文化功能的弱化或被替代。新婚俗现象的产生,一定是该文化事项能够满足人们婚姻生活的某些需要,对社会进步和家庭稳定构成,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习俗的成型、稳态,也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与检验,对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幸福产生消极的或负面影响的文化功能、习俗因子,也会被修正,乃至淘汰出局。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联系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正确对待婚俗变迁及其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硕士论文] 丁亮
中国近现代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建国初期麻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个案,试图通过书写一个县域的土改进程,描绘国家权力深入乡村以及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的状况,梳理该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变迁的脉络,分析土改对于传统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层次意义。
  在传统的麻城乡村社会,地方政府和家族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县政拥有管理各家族和社会团体的权力,不同姓氏的家族管理着数量庞大的底层农民,为数不少的寺庙、会道门组织也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农民和社会资源。麻城地区丘陵多,成片的田地较少,因此,家族和各种社会组织数量多,但单个组织的占田规模并不大。当地呈现出总人口很多、田地很少、民间组织不强大的社会状况。人地矛盾和家族矛盾突出,底层农民常为生存与地主进行斗争。由于缺少一种跨血缘的思想和组织资源,全县的贫苦农民并不团结,土地斗争的规模不大。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麻城地区进行土地革命,在改造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上进行了多次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麻城县委通过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整体性的调整。清匪反霸运动打垮了地主和民间组织,革命干部取代了以往的县长、区长,成为忠实执行上级政策的管理者,麻城社会的中间层被替换。为了改造最底层的农民,县委派出土改工作队进入每一个乡村,通过宣传阶级斗争和组织贫雇农,把大量最贫困的底层农民集合到了贫农协会之内。新政权通过开展贫农和地主之间的斗争瓦解掉原有的家族组织,通过田地分配将乡村社会变成一户一户的小农家庭。经过土地改革,麻城全县60余万农业人口相对平均地分配了84万余亩土地,36万余贫雇农翻身成了主人翁,平均每人分得1亩多的田地。
  土改之后,麻城原有的家族经济和家族组织彻底消失,形成了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模式,农民的分散性大大加深。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形成了新的阶级组织,新的乡政系统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相比于以往的乡绅,新的乡村精英对政权的认同度更高。在土改斗争中,宗族伦理难以延续,农民开始形成阶级观念和阶级认同,人们以阶级归属来处理自身的社会关系。在消灭家族和其他民间组织的同时,阶级认同将整个县城的农民整合成为一个整体,长期困扰麻城地区的各类社会冲突也不复出现。
  最后,本文试图思考土改斗争中麻城的乡村社会动员机制及麻城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土改干部善于从底层农民普遍性的苦的体验入手,将农民个体的矛盾归纳为阶级矛盾,迅速获得贫雇农的广泛认同。而麻城的土改斗争激烈程度相比于北方老解放区要轻,相比于南方及边疆则要重一些;作为老苏区,底层农民在土改前的犹疑程度会比其他地区重一些;在土改斗争中,麻城本地的阶级斗争是深入推进的,一些过火行为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纠偏。
[硕士论文] 贾晋瑞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大跃进”时期的山西农田水利建设,时间为1957-1960年。之所以选择以1957年冬季为起点,是因为多年来形成了每年冬春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惯例。
  选择该题来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农田水利建设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历来是推动农业生产和治国安邦的大事。二是由“大跃进”时期在建国以来山西农田水利建设史上的重要性决定的。旧中国农田水利经久失修,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为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鉴于解决自然灾害的强烈诉求以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从1957年冬季开始,一场席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运动逐渐形成。三是“大跃进”时期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此问题上做些有益的尝试。
  “大跃进”时期山西省农田水利建设虽然是在全国统一部署和要求下开展的,但深深地打上了山西的烙印。该省地处中纬度的内陆,加上地形、气候的复杂性,水资源贫乏成为山西省最大的资源劣势。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为了抵御旱灾,解决农田的灌溉问题。1957年秋,山西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为了减轻干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山西各级政府积极领导广大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旱保苗运动。随后,运动向更深层发展,逐渐转向了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大跃进”,其内容主要是打水井,以及兴修小、中、大型的水库。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势必碰到许多难题,如群众思想上的疑惑、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的缺乏、资金不足和物资供应困难等,都需要一一加以解决。
  “大跃进”时期山西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山西农业发展的需要,即使没有全国“大跃进”的背景,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也势在必行。这一时期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期间修建的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全国“大跃进”高潮的背景下,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也出现了不小问题,突出表现为盲目追求高指标,工程规模超出了当时山西省的实际能力,水利工程明显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留下了深刻教训。
  本文对“大跃进”时期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进行了考察,对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动态、组织动员、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取得的成绩和失误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试图理清事情发展的脉络,使人们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
[硕士论文] 路晓龙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解放战争后期,为了接管国统区,中共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干部储备。为了接管湖南,中共从华北各地抽调了一批干部,一面筹建机关,一面整训学习,并且随着战线推进逐步向南进发。长沙和平解放,对于能否实现这一点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几个人物,有程潜、陈明仁和白崇禧等人。程潜较为开明,对共产党并不排斥,只是对激烈的反传统和阶级革命有很深的顾虑,在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很快选择与中共合作。陈明仁对起义基本上也没有异议,只是权力欲较强,对起义后的个人前途很在意。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坚决反共,是湖南和平运动的极大障碍,但是即便精明如斯,还是被陈明仁给骗、给“背叛”了。长沙解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城市接管初期军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长沙市军管会成立后,厉行城市接管和革命军事管制。接管包括3个步骤,即接收、管理和初步的改造。中共在接管中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对政权机构和企业机构区别对待;二是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接管与自下而上清点相结合;三是接与管相结合,以期迅速恢复生产。接管的对象,除了政权各部门机关,还包括国民党政府公营企业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此外,依据具体情况中共方面还代管了部分财产。
  中共在对长沙的接管中,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渐进协商;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三是抑制有产者的倾向。对长沙的接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社会生产,更深远的意义则是预示着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席卷整个中国。
[硕士论文] 陈思
中共党史 安徽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及时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善于以党代会报告为主要载体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正是在不断的历史经验总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被不断的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日趋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日益呈现新景象。
  本文具体分为前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前言简要概述本课题的选题缘由、学术研究概况以及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正文以新时期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历史经验总结概述为切入,由四章组成,如下:
  第一章是新时期历次党代会报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进程,主要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总结的历史脉络。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入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创新总结。
  第二章是新时期历次党代会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总结的主要内容,详细论述了新时期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总结的主要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同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以发展为中心、促进其与改革稳定相结合。本部分是本文的主体。
  第三章是新时期历次党代会报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本特点,着重阐释了新时期历次党代会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总结的基本特点。即主题性、整体性、阶段性、创新性和实践性五个基本特点。
  第四章是新时期历次党代会报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意义,重点概述了新时期历次党代会报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意义。即党代会报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认清过去工作中成绩与不足的主要途径,是凝聚全党共识与统一思想的方法论武器,是实现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的重要条件。
  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了简要总结与回顾,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不足与提升空间。
[硕士论文] 王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任何一国的发展都无法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对1956——1966年的中国而言,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动,促使我们开始了中国道路的初步探索。一方面,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积极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展开了中国道路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双方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逐步展开争论。中共既捍卫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同时由于自身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是影响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深化对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认识,也可以为新时期中国道路的深入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本文总体上由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前言简要概述了本选题的来源和意义、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综述、研究重难点和研究方法等。
  正文由五章组成,主要从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索中国道路的背景、中苏分歧的产生与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开端(1956年——1957年底)、中苏矛盾的激化与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转向(1958年——1963年3月)、中苏关系的恶化与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曲折(1963年4月——1966年)、关于1956——1966年中苏关系影响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反思等五个方面内容展开,具体如下:
  第一章主要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索中国道路的背景。首先,从国内方面,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民的主观愿望等角度进行探讨;其次,从国外方面,主要从冷战背景下美中苏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我国独立自主的开拓外交关系进行分析;最后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转变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二章主要论述中苏分歧的产生与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秘密报告的刊载,使中苏之间关于某些问题的认识出现分歧,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从而提出“以苏为鉴”,并对中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调整,中国道路的初步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
  第三章主要论述中苏矛盾的激化与中国道路初步探索之间的关系。中苏之间矛盾激化,中苏分歧加深,中共由于强调自身道路的正确性以及对国际国内反修防修的反思,导致了中国道路的初步探索发生转向,中国道路初步探索走入误区。
  第四章主要论述中苏关系的恶化与中国道路初步探索之间的关系。中苏之间全面论战的展开,中苏之间围绕一些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中共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逐渐偏“左”,这导致用这些认识指导的实践也逐渐偏“左”,中国道路的初步探索面临艰难曲折。
  第五章主要是对1956——1966年中苏关系对中国道路初步探索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具体从正确对待和处理外部关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角度展开。
[硕士论文] 侯颖君
中国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建国初期,中国妇女受教育水平普遍很低,90%以上的妇女是文盲。在农村,妇女文盲占文盲总数的95%以上。妇女文盲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妇女各项权益的落实。为了提高妇女群众的文化水平,建国初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扫盲教育活动。
  然而在国家各项政治、经济建设任务繁重之时,费事、费力且见效较慢的农村妇女扫盲教育开展初期并不顺利。除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不重视,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束缚,家庭成员的牵绊以及舆论压力都给扫盲教育带来诸多困难。排除上述主观因素,客观上没有明确的扫盲领导机构、缺乏适合成年妇女使用的教材、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等问题也都制约着扫盲教育的发展。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扫盲教育仍旧逐步发展起来。各地的扫盲教师不断地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总结出了适合农村妇女学习的授课内容、找到了既能顾全劳动、也不耽误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寻到了适合成年妇女认知习惯与规律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党中央加强了对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后,扫盲教育从中央到地方确立起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农村妇女扫盲教育工作的指导,扫盲教育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在1949—1958年间,农村妇女扫盲教育取得丰硕成果。首先,扫盲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为她们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用先进生产工具,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扫盲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和时政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爱国意识与思想觉悟,使她们真正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心态与意识;再次,扫盲教育中的妇幼卫生知识给广大农村妇女和儿童的身体健康提供了保证,科学的卫生护理、接生法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促进了农村家庭的和谐发展。
  建国初期的农村妇女扫盲教育既有成效,也有不足,对这一阶段的妇女扫盲教育进行批判性的学习,能够为当今的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硕士论文] 宁英子
中国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无论在哪个时期,妇女总能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建国初期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新建设的问题,如何尽快的将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整过来,成为了国家的当务之急。那么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都加入到国家的重新建设中去。而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自然也成为了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不仅占人口数量一半,而且是尚未完全开发与利用的重要人力资源。要使妇女能够完全安心努力的进行国家建设,就需要对她们的利益进行保护。为她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她们毫无顾虑的进行生产建设。在建国初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政策与方针,对妇女的利益进行了充分的保护,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对妇女进行生产建设的教育,因此在建国初期,无论是在国家的哪一个行业,总能看到妇女的身影,妇女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国家对妇女力量的重视和肯定,点燃了她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和热情,这也就造成了那一时期“妇女也可以撑起半边天”的社会环境。而《中国妇女》作为当时的唯一一本全国性的刊物,对于妇女典型以及各行各业妇女事迹的报道也就成为了展现那一时期妇女对于国家生产建设中的作用的重要介质。妇女做了什么,怎样做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也都可以在《中国妇女》的报道、评论中展现出来,同时这种报道作为一种价值导向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硕士论文] 黑佳洁
中国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52年,新中国从国情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爱国卫生运动。山西省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也步入爱国卫生运动的行列。
  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山西爱国卫生运动发起的背景。介绍了建国初期山西传染病频繁出现,疫病流行过程中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诸多因素影响,社会状况每况愈下。山西政府在急需改善自身的同时,响应国家反对细菌战的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势在必行。二、三、四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主要介绍了山西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情况。第二章,论述了山西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系列的爱国卫生机构。从时间上,以1956年为界,将爱国卫生运动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反细菌战开始的防疫卫生运动,是爱国卫生运动的初始阶段;第二阶段是以除四害为中心的清洁卫生运动,是爱国卫生运动继续发展并走向高潮阶段。第三章从医疗防疫、清洁卫生、团结中西医三个层面分析山西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四章阐述了山西省通过大量的卫生宣传、有效的评比检查、不定期的突击运动,促使爱国卫生运动走向经常化、广泛化、稳定化的过程。第五章从取得的成就、经验、不足三个角度评价山西爱国卫生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山西地区涌现了大量的卫生典型,成为中央政府重建国民卫生思想的基石。另外,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因此,山西省作为华北地区的一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价值不容忽视。
[硕士论文] 陈姣荣
中国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评选劳模的做法制度化,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批模范人物。这些模范人物既是普通劳动群众学习的标杆,也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他们为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西省政府也召开了多次模范评选会议,表彰了大批模范,授予他们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等光荣称号,其中包括了不少农村女模范。本论文通过运用档案资料、地方书籍和田野调查资料,对农村女模范的产生、表彰、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第一章从法律法规、地方经济需求、社会宣传和劳模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女模范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建国后中央政府颁布与实施的法律法规、中苏女英模事迹的宣传以及劳模评选的制度化是女模范产生的外力,临汾县农业经济发展对劳力的需求是女模范产生的根本因素。
  第二章梳理了1950年代模范评选的标准和评选工作的开展,认为女模范是在政府和群众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生产成绩、个人品质和组织能力是评选模范的主要标准,同时,敢于向封建思想习俗作斗争也是妇女模范成长的特殊条件。
  第三章通过整理1950年代临汾县女模范的基本概况,总结了女模范获得荣誉的时间、担任的职务、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等方面的特征,认为她们出身贫微,童年就已参加劳动,且因积极响应党的政策而被推选为模范。
  第四章介绍了农村女模范集体劳动实践、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婚姻家庭生活。她们在集体劳动和社会活动中运用与推广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宣传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积极应对地方灾害。通过对她们婚姻选择和家庭生活的梳理,认为1950年代农村女模范在择偶和居住方面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夫妻、婆媳关系以相互协作为主。
  第五章总结了农村女模范的特征和社会影响。她们在社会实践和家庭生活中具有显著的特征,一是具有团结群众、乐于助人、“贤妻良母”等道德品质,二是经常参加会议,参与了各项社会事务。她们通过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实践为改变传统轻视妇女劳动的观念和临汾县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农村女模范通过劳动实践获得了应有的人格尊严,她们在参加劳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培养了自信心和自身的能力,感受到了劳动的乐趣,但身体的病痛是其最深刻的记忆。
[硕士论文] 黄煌
中国政治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地处贵州西北的几个县市,匪患一直都极其严重。面对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都采取了镇压措施,但在耗费了许多兵力、财力后,匪患始终不能根治。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预感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蒋介石在离开大陆之前布置好了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制定“应变计划”,贯彻“总体战方案”,成立“贵州绥靖公署”,“统一领导反共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样,黔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广大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的斗争。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黔西北地区的土匪构成主要是三种:政治性土匪,地方豪绅、恶霸等实力派所掌握的土匪武装和惯匪。
  为了根除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黔西北地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和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在友邻军区部队的有力协同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剿匪斗争。
  剿匪斗争前后经历了近8年的时间,终于把盘踞在黔西北地区的匪患问题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百姓的匪患问题得到根治,为经济和生产的恢复,人民的安定生活,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剿匪斗争初期所走的弯路,在剿匪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方针政策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解放军在剿匪斗争中形成的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等精神品质为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光辉榜样。
[硕士论文] 魏雪琼
专门史 安徽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对淮河全面系统的治理。作为长期深受淮河水患影响的安徽,亦是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治淮当中去。本文拟就1950年代安徽治淮为研究对象,结合报纸文献和地方档案,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建国初安徽治淮的兴起、经过及其效果。
  由于自然、历史和人为因素,淮河流域在南宋黄河夺淮后长期饱受水旱灾害之苦。明清和民国统治者相继采取了一些治淮措施,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反,淮河流域灾害却呈愈演愈烈之势。1949、1950年,淮河流域连续两年发生了水灾,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49年水灾之后,皖北行署即开始发动治淮,而1950年的特大水灾则更是催生了中央的治淮决策。至此,安徽治淮便由地方自发治淮转为由中央统一带领下的治淮。治淮工作全面开始后,国家采取以工代赈,在治理淮河的同时救济灾民,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但随着灾情的远去,治淮与救灾的分歧、治淮与农耕、副业生产的矛盾和工资少等问题逐渐凸显,民众对治淮的态度便随之由积极转为消极,这严重影响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而毫无疑问,治淮是不容耽搁的。在此种情况下,当局决定通过发动政治动员来调动民众的治淮积极性。随后,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基层政府,都积极投入到治淮政治动员工作中去。首先,通过诉苦、时事宣传等爱国主义教育,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此基础上,进而发起抗美援朝运动、立功竞赛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来激发民众的干劲,提高劳动效率。至此,淮河治理便走上运动化的道路,治淮工程即由单纯的水利工程上升为政治任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民众纷纷积极参与,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人愿意被扣上政治态度有问题的帽子。因此,治淮运动化成功地解决了民工动员困难的问题。但作为一把双刃剑,治淮运动化,在调动民众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和促进工程顺利建成的同时,也造成了片面追求工程进度而忽视了工程质量、管理和人员安全的问题。
[硕士论文] 蒋越
历史学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水利建设,是农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防灾减灾和发展农业生产,一直大力发展各类水利设施建设。“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更是达到顶峰,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出现了不一样的面貌,在“大干一冬春。基本根治海河”的思想指导下,河北省几十万民工顶严寒、冒烈日,在后勤物资保障匮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建成了十余座大型水库,上百座中型水库和不计其数的小型水库。虽然这些水库建设由于施工仓促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该地区的防洪除涝、农业灌溉及城市供水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而这正是当时的农民工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力拼搏的结果。在水库工地上,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机械设施的匮乏,很多民工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条件下,不仅要应付繁重的超负荷体力劳动,还要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教育等。在严苛的环境下,也出现了一系列基层民工逃跑、怠工、多占粮食的现象。面对水库建设工地上民工们的实际困难,各水库采取了自办工厂、超额配给粮食等手段试图缓解矛盾。通过水利管理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和基层民工的生活的展示,再现当时上级与下级的博弈过程,并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展现了“大跃进”时期水库工地民工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民工的行为寻求规律,思考如何处理上级与民众、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硕士论文] 张力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时期,围绕土地盐碱化问题,人们形成了包括引水灌溉、调整作物结构等一系列改良盐碱地的手段。受到技术、成本及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盐碱化土地的改良成效往往受到限制,迫使人们采取一些环境适应性的生产。其中,刮取地表盐碱土,通过淋齒、熬制等工序生产土盐、土硝等产品是较具特色的一种盐碱化土地利用方式,这种生产遍布于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
  土盐生产不仅是盐业问题,更反映了盐碱化地区人们平衡土地、水利和人口下的地区开发进程。以往的研究多从盐业角度入手,探讨土盐与国家盐业秩序的关系,而较少从土地、水利和人口方面对土盐问题进行关注,也鲜有对促使土盐屡禁不绝的生产主体进行系统考察。鉴于此,本文从土盐生产者一土盐户的角度出发,以山西中部为中心,梳理了1950年代被称为土盐户的这一群体的形成过程,考察了土盐户群体在1950年代国家动员下的转业经过,以探讨区域自然环境、国家制度与农民生计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山西土盐历史悠久,但1950年代的土盐户群体是明清以来在区域环境和国家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农业和盐业生产相互补充的生产群体。清末民初的土盐整顿过程中,这一群体因共同利益逐渐走向一起,形成了一股可能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力量。1950年代,国家在处理山西土盐问题的过程中,面对的正是这些“亦工亦农”的土盐户。
  山西中部滨河盐碱化地带的村庄里,以土盐户为中心,以刮土、帮工及运销等形式形成了一个将大量村民卷入其内的对抗不利自然条件的生产体系,而食盐和副产品卤水(可作为肥料使用)等对外的交换也形成了这些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更广泛联系。按照土改的一般逻辑,获得土地的农民理应投身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是1950年代土盐户转业的重要方向。但在上述生产体系下,国家对土盐户的转业工作困难重重。对土盐进行冲销的市场手段以及对土盐危害的宣传均收效甚微,最终在将土盐转业和政治宣传结合后,才以“爱国转业计划”的形式使多数土盐户放弃了土盐生产。这一过程中,传统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作用的自然环境因素逐渐被国家意志所代替,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然而,虽然一些地区盐碱化改良效果明显,但土盐生产并未就此结束。农业合作化以后,一些地区将土盐产品的重心转移到国家鼓励的农业肥料卤水生产方面,土盐生产以集体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也显示了区域环境对农民生计的持久影响。
  此外,国家以农业生产为方向的土盐户转业动员是1950年代国家对试图使农民在身份上和职业上相符、成为职业化农业生产者的一个缩影。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多元经营的生计方式以集体的形式仍然存在,但是这一努力形成的集体化下个体的职业化农民对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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