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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牛婷婷
艺术学理论 中国美术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六博又称“簿”,是一种主要流行于战国、两汉时期的博弈游戏,它不仅是一种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很喜爱的棋类游戏,还是一种在祭祀活动中担纲重任的重要器具,甚至成为两汉时期仙界图像中固定的表现内容。
  学界对博局图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学者们的关注点往往仅集中于博局图纹样的来源,却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有所忽略。其实,博局的文化意义相当复杂,短短一篇文章很难将其阐释清楚,因此,笔者将关注点集中于一点,即六博与占卜以及古代巫神观之间的关系上。任何事物只要与巫术扯上关系都会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但博局的发展似乎要更复杂一些,我们很难将它简单地划归为巫术,也很难将其上升到宗教的层面,而它的应用方式确实又与这些意识层面上的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其定位就变得尤为困难。
  本文将尝试从社会历史和博局本身的宇宙观内涵两个方面对六博进入神仙世界的原因进行分析,希望能窥得大概。
[硕士论文] 赵华
中国古代史 包头师范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才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出现了“人才盛世”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武帝人才思想的正确指导。本文以汉武帝的人才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深入和挖掘相关史料,对汉武帝人才思想加以研究和总结,力求做到使其研究更具详实与系统。
  本论文从这点着手,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意义,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引出本文的写作意义;第一章,探讨汉武帝人才思想的形成,主要涉及三个内容:汉武帝人才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以及汉武帝的个人因素,其中社会背景主要突出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恢复繁荣,制度变革势在必行,“儒道互动”到儒术独尊的转变;第二章,根据表格,从对人才的基本认识、教育培养、选拔及任用四方面着手论述汉武帝人才思想的主要内容,汉武帝认为得才者而得天下,国重才而贤能出,于是颁布求贤令建立太学,将教育、考试与选拔人才相联系,最终培养并任用了大批优秀人才;第三章,分析汉武帝人才思想的特点,即“王道思想”、“霸道思想”;最后,本文从汉武帝人才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进行了评价,以求得出可借鉴之处。
[硕士论文] 王启迪
中国古代史 包头师范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汉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处于封建大一统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统治者制定了适合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本文将两汉的民族政策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从两个时期不同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本文分为以下几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引言介绍民族政策实施的原因以及对两汉民族政策的研究现状,民族政策的研究意义和要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从历史沿革方面进行论述,介绍了少数民族的起源及发展状况,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第三部分论述了两汉的民族政策及对其进行比较。西汉的民族政策有和亲与军事征伐的民族政策,笼络怀柔的民族政策,开关互市的民族政策。东汉的民族政策有设置官吏进行管理的民族政策,“柔道”和武力统一的政策,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两汉民族政策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武力征伐后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两汉民族政策的不同之处有实施的侧重点不同,政策的主次不同,采取政策的原因不尽相同。第四部分论述两汉民族政策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两汉民族政策比较研究的总结和思考,归纳自己论文研究结论和不足之处。
[硕士论文] 闫瑞华
中国史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汉承西汉和新莽,在中央确立了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制。这一制度从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确立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始,中间经历了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的改名后正式确立为太尉、司徒、司空,至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被废除止,共存续了184年,几乎贯穿整个东汉王朝,共产生了225任、155位三公。其中太尉77任,66位;司徒69任,64位;司空79任,73位。
  三公作为中央职官的核心成员,地位尊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巨大。能够出任三公,可以说是人臣之极。在东汉,中央官和地方官都可以有机会迁任三公。就中央官来说,现任三公之间可以相互转任,而卸任三公也可以直接出任;太傅、将军等高级官员和相对低级的九卿及其下属职官也都是三公的来源途径;其他诸如司隶校尉、长乐宫和永乐宫官等也有机会迁任三公。就地方官来说,州牧、郡守、县令都有直接迁任三公者。除此之外,有个别者是以有爵无官的身份而迁任三公的。三公迁任途径的多种多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廷对于三公选任的不拘一格。
  纵观东汉全部三公的任命情况,与西汉相比,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趣或特殊的现象,显示出一定的特点。一是个人累登公台,少则两次,多则达六次。二是拜公封列侯者仅寥寥数人,这与西汉武帝以来的拜相封侯的“旧制”大相径庭。三是录尚书事,一些三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枢机构中。四是有个别三公被任命时并非正式,而是以他官身份代行公职,并持续到任职结束。五是在正常的三公任职体系之外,会因为某些特定事情而临时任命三公。六是累世三公,即三公的家族化,共涉及到23个不同的家族。
  三公地位无比重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皇权对三公的任命也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着各种各样的考量。如在征伐频繁的王朝初年和末年,三公多见因军功而任命者。此外,大部分时期选任三公的常态都是从经明、行修、有能之士中选拔。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态因素影响着对三公的任命,如阿附权贵、高訾买官、恢复旧制和稳定秩序的需要、带有人情色彩的回报或补偿、权臣当道等等。
  东汉对于三公的任命有一套流程,同样因各种原因而要免去三公之职时,也有相应的程序要走。相对于迁任的多种途径,三公的离任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因迁任他官而离任者,有薨于任上者,有因老病免官者,这几种情况更多的是由于正常的任命或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三公因灾异被免和因罪过被免则牵涉到的不仅仅是灾异或罪过本身,还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其中。除此以外,也有因其它原因而被免官者。
[硕士论文] 邵爱玲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汉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奠基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建立。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封建经济不断的繁荣发展。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并不断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儒家伦理纲常影响的渐进性,所以两汉时期受先秦思想的影响,社会大环境比较开放,女性并未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在实际家庭生活中有较多的独立性。本文透过家庭生活这个层面,对汉代平民妇女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首先,考察了汉代平民妇女的家庭角色转化及相应的权利。主要就在室女出生时的待遇、家庭身份与地位、受教育权、财产权和出嫁女为人妻(母)的家庭身份与地位、财产权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其次,论述了汉代平民妇女的婚姻状况。主要从女性婚姻对象的选择包括自主择婚和父母主婚两个方面,离婚、再嫁的普遍性和贞节观的渐变这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并分析了离婚、再嫁普遍性的原因。再次,探究了汉代平民妇女的家庭劳作与经济社会活动。主要探讨了家庭劳作中的中馈、女红、育子女、奉舅姑这几个方面;经济活动中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其他行业中平民已婚妇女的活动状况。另外,还考察了平民女性日常的社交活动。最后,阐述了汉代平民妇女的家庭关系。主要分析了已婚妇女在夫家的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叔嫂(妹)关系等,亦论述了汉代已婚女与娘家的关系,并指出了其特点。
[硕士论文] 董平玉
中国古代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张苍的一生,经历了周、秦、汉三代。受史料所限,后世对张苍的研究不多。而如果将他放在战国末到西汉初期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研究,则张苍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整个周秦至汉代的政治生态。本文围绕着张苍生活的百余年间展开,通过对张苍仕宦经历的梳理,展现战国秦汉时期的制度沿革;通过对张苍在经学、律历等方面成就的分析,彰显其在战国秦汉百年间文化传承中的杰出贡献。
  张苍历任柱下史、王国丞相、主计、御史大夫以及丞相,仕宦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他的这些经历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一时间的官僚制度及政治生态。汉初百废待兴,政治上依靠功臣和犬牙交错的诸侯巩固统治,而在爵禄、封地及名誉上的福利,也极大地巩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汉兴二十余年,到文帝时期,用人制度上由从汉初的从简、随宜逐步向平稳规制过渡,张苍任相反映出汉初少文多质的政治生态依然延续。张苍作为一个跨时代的学者,以其自身的文化造诣抚平了周秦至汉代的文化创伤。在文化传承方面,其在周汉之间的《左传》传承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汉初,他对律历及章程的确定和修撰,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虽然张苍最后因“五德终始说”所引发的政治斗争失去了官职,但是这并不能够动摇他在汉初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周秦以至汉代,官制多有嬗变,层累造成的官制变化扑朔迷离,从御史的变迁可以看出这一端倪。后代对张苍墓的多处记载,是后世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体现出对张苍这种形象的认可。
  总而言之,将张苍一生放在周秦至汉初大变化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则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文化传承都可从张氏一生的政治轨迹中得到展现。
[硕士论文] 郝巧峰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古时期的京兆杜氏家族是以京兆为郡望的士族。京兆杜氏家族绵延世代、经史底蕴深厚,世代具有很高的经史素养。而学术界对京兆杜氏家族文化及其中古学术贡献研究较少,从经史关系的视角探讨其家族的经学,更是少之甚少。京兆杜氏家族成员世传的家族文化传统,造就了其非凡的中古经史成就,这是同时代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
  京兆杜氏家族文化最初受到京兆地区文化的熏陶。其中包括很多京兆学人以及京兆杜氏家族的先人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佐证了京兆地区文化氛围浓厚,并且孕育了京兆杜氏家族的家族文化。京兆杜氏家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其家族文化传统促使家族由汉末时期的衰落到魏晋时期的重新崛起。而在中古时期京兆杜氏家族联姻中,选择的联姻对象基本为经史世家或者皇家,注重联姻家族的文化传统。此外,在京兆杜氏家族的政治仕途中,其家族成员不仅在仕途中熟读经典,而且在自已所任地方大力推行经学的发展。这些都与京兆杜氏的家族文化有着深厚的关系。
  京兆杜氏家族在经学整体衰落、史学虽从经学分离出来但仍受经学影响的背景下,其家族成员表现出了善刑律、崇儒博学的家族文化传统,其政论与史论,深受传统经学的影响,因而既反映了当时整个魏晋南朝经史时代之风气,又折射出其家族文化的个性。中古时期的京兆杜氏家族对中古学术多有贡献,其中包括:因杜预的经学成就,推动了汉唐官学《春秋》学由《公羊》学基本独尊向《左氏》学为主导的转换、河东经学的兴起以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经传诠释对汉唐经学的学术贡献。
  总的来说,中古时期的京兆杜氏在经史领域取得的成就,体现出受其家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京兆杜氏家族之所以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培育了数百位将相之才,与其家族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可以说是家族文化造就绵延世代的大族。
[硕士论文] 高美美
中国古代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女性财产权的真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其生活实态,进而反映整个社会风貌。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新旧制度相互碰撞的变化期,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使得女性的财产权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极具特色的女性财产权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历史传统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涉及了当时的文化思潮。本文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探究两汉女性的财产权,分析总结汉代女性财产权的特征及其成因。
  首先,汉代婚嫁奢靡之风开始盛行,获得嫁资是汉代女性最基本、最主要的财产权利。通过考察汉代的厚嫁之风,着重分析了嫁妆的种类、数量,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汉代女性的奁产权以及嫁妆对女性的意义。
  其次,阐述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权。根据汉代女性在人生中“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不同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论述不同家庭角色的女性在家庭财产方面的权利和地位。
  再次,阐述汉代特殊阶层女性的财产权利。通过对汉代下层奴婢的财产权和上层贵族女性的财产特权分别进行考察,更加立体地揭示汉代不同阶层女性的财产权状况。
  最后,分析归纳汉代女性财产权的时代特征和原因。鉴于汉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女性的财产权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亦从汉代的社会大背景、儒家理念以及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汉代女性财产权形成的原因。
[硕士论文] 张凡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孝,是中华民族亘古传承的美德。汉代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孝治理念,使原本属于家庭伦理的孝道扩展到国家政治、社会层面,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东汉光武中兴,继承西汉的孝治理念,着手对儒士阶层进行吏化改造,最终形成了士大夫阶层,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作为东汉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知识的精英阶层,他们以儒者自居,积极践行儒家的孝道思想,使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孝子贤孙,有力地促进了东汉社会的重孝风气。
  东汉在实施孝治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孝道,不仅《孝经》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教材,而且还出现至孝选举,官府通过褒奖孝行、惩罚不孝,扩大了孝道思想的影响范围。东汉家庭更是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孝德意识,使得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谨遵孝道,积极履行为人子者的应尽义务。
  就东汉士大夫的孝行而言,主要体现为对父母亲属的孝行,对非亲属师长的孝行和移孝作忠三个方面。东汉士大夫非常重视对父母的事生之孝,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孝行实践着对父母的孝道,特别是对于后母的孝养,不管后母严酷还是慈爱,士大夫都能事之如生母,显示了士大夫较高的道德品行。与西汉士大夫相比,东汉士大夫更加重视对父母死后的外在形式化的孝,“居丧过礼”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有意识的主动行为。同时,在忠孝关系上,到东汉末年逐渐出现了重忠轻孝的趋势,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忠汉之臣,有力地捍卫了国家政权。东汉士大夫的这些不同孝行表现,体现了士大夫行孝的鲜明时代特色,士大夫行孝的对象不断增多且行孝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随着孝与政治的挂钩,使得士大夫行孝目的的功利性加强。由于东汉士大夫对父母死后丧葬仪式的过度追求,使得士大夫的行孝行为更加极端化,导致社会上出现的愚孝行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后世士大夫的行孝标准。总之,东汉士大夫的行孝行为不仅对东汉社会乃至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硕士论文] 袁文博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时期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官员罢黜体制,合理的免官对于整个官僚体制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以往很少有学者专门对免官,尤其是免官的形式作出系统研究。西汉对官员的罢黜有着较为复杂的形式。从手段上可分为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行政手段包括罢免、降职、病免;司法手段包括下狱、处死。针对王侯这类特殊群体则有削地、夺爵,此外由于武将职位事毕而止的特殊性,也需要单独的一章进行研究。罢免因其对象的不同,其执行者也有所不同。病免,除史书中常见“病满三月免”,还有移病、谢病等不同,病免还与退休制度密切相关。官员的下狱有着特定的程序,在狱中能够受到特殊的优待,对他们的审判也有特殊之处。处死,既有正常司法程序的审判、行刑,也有超常规的直接行刑,甚至存在秘密处决和强迫自杀等方式。对西汉免官形式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西汉官僚制度,并对现在官吏治理起到借鉴作用。
[硕士论文] 李鑫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墨家学派诞生于战国早期,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极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初期的墨家发展迅速,成为与儒家分庭抗衡的重要学派,但在战国中后期,墨家由统一逐步走向分裂,但其学说却不断被其他学派借鉴和吸收。本文试图将墨家学派放置于整个战国时代政治、学术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探究墨学在发展、分裂、渐衰的漫长过程中与诸子学派互相渗透、濡染的状况与线索,进而窥探战国中后期百家学术交融的现象与潮流。
  文章首先阐述了墨学源起的三种说法,以此探究墨家学说的思想渊源。随后对《墨子》和《孟子》中有关儒墨论战的内容进行剖析,以揭示战国中前期儒墨两家对峙的激烈态势。然后探讨了墨翟死后的墨家分裂状况,一些墨者发扬墨学名辩思想,也有一些墨者赴秦国辅佐霸业。最后探究了战国后期墨学与诸家学说的融合状况,宋钘、尹文继承和发扬墨家思想;荀子一方面批判墨家,另一方面也将墨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为己所用;《礼记·礼运》则充分发挥墨家社会政治理想,形成影响深远的“大同”思想。
[硕士论文] 周莹
中国古代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20年,曹丕代汉称帝。221年,刘备以继汉自居。孙权在曹丕、刘备称帝后,面临着自立称帝,还是归顺魏、蜀的政治抉择。政权内部的不稳固和外部形势的危急迫使孙权放弃自立称帝。汉魏嬗代的合法性,以及孙、曹在建安年间陆续形成的婚宦关系又促使孙权向魏称藩,而非归蜀。222年,孙权成为魏属吴王,改元黄武。向魏称藩,并不是放弃帝业,恰恰是服务于建立皇权的终极政治构想。曹操废二十等爵、建立五等爵的政治举措,突破了汉“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不仅促成了汉、魏皇权转移,也为孙权作为异姓,却可以称藩王创造了体制上的可能。孙权向魏称藩,表面上臣服于魏,实是承汉末“郡国本位化”所造成的分裂趋势,借王国体制,将国内“任侠”“师友”关系,一变而为“君臣”关系,在封国内自成系统,完成了由汉末江东割据政权向王国政权之转化,使其合法化。向魏称藩,还有一层巧用,变“舍汉归吴”为“舍魏归吴”,消除了部属的名节顾虑,让我们看到了孙权为争取政权正统性所作的努力,完美的诠释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魄力。
  经过“黄武之政”七年(222-229)艰难酝酿,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开基建国,由魏属王国之吴王转化为吴大帝,才得以爬上权力巅峰。孙氏政权由吴王国升格为吴王朝。它是东汉政治分裂的结果,又是江东政治统一孕育新生皇权的产物。这七年有三方面内容:第一、孙吴两大军功受益集团——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渐趋融合,江东集团成为政权统治阶层。第二、消除以地方大族为首的山越与汉人联合反抗孙吴统治的动乱,加速山越汉化。第三、淮泗集团“尊汉派”人物张昭渐次被排挤出政治军事核心,栖身建业,在政治上再没有别的作为。前两个学界已有定论,第三点是论述的重点。
  孙吴皇权的法统依据在于孙氏集团的三次质变。与僭号称帝的袁术绝交,由政权体制外之非法组织,一变而为既存汉政权一部分,此其一;汉魏嬗代,向魏称藩,建立吴王国政权,此其二;黄龙元年称帝,建立吴帝国政权,此其三。
  孙吴宣扬皇权权威性与合法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利用符瑞和符瑞年号,二是否定汉魏嬗代合法性,三是宣扬孙权军功,四是表达天命意志。
  黄龙元年(229)孙权建号称帝,定都建业,开启了建业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后建业开始具备皇权因素。在此之前,孙吴政治中心历经多次变迁。建业从普通县级城市,先后上升为江边重镇、丹阳郡郡治、一国之都。都城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孙权最终选择定都建业,必定有多方面考量,因为它将影响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平衡国内两大地域集团以及皇权与地域集团的势力、镇抚山越是促使当政者定都建业的关键性因素,两者分别揭示了都城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和民族融合背景。
[硕士论文] 胡伟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硕士论文] 徐淼
中国古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秦汉时期的幽州,其民族、军事、地理等特色鲜明,尤其是作为边地,既是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边防体系的重要一环,因而本文以边地为视角研究幽州与东汉政治。全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创新之处。正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论述幽州与东汉前期的政治,重点论述了东汉政权初创时期的幽州及对幽州地区的军功阶层研究。第二章探究了幽州与东汉中期的政治。东汉中期,幽州作为边地行政区,王朝加强了此地边防建设,并采用羁縻与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以东汉时期幽州籍的三公九卿为探讨对象,边地幽州在东汉中期的政治发展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第三章主要探讨了东汉末期,政局混乱之下,以阳球、卢植、崔烈为代表的幽州籍官员活跃在东汉末年的政坛上及其后该地区逐渐分离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过程及原因。结语部分指出边地幽州与东汉王朝的兴起、延续、灭亡息息相关,幽州与东汉政治之关系的演进顺应了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趋势。
[硕士论文] 马东隅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寒门阶层代表人物之兴起对当时的军政局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自东晋末年起,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走向衰落,士族依靠父祖之资,“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既多不问政事,也缺乏实际能力,南朝统治者常将实际工作交付社会地位较低的寒门人士,以致实际军政权力逐渐转入寒门人士手中。寒门人士自身亦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努力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以企图挤入士族阶层。一些寒门人士还试图不断扩展自己的政治权力,以维护其财富。
  当然,宋、齐时期君王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虽皆引寒人参与政治,但不同君王对寒人群体的宠信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这必然导致各时期寒人群体的作用及其影响的差异。如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明帝等人,虽然皆大力拔擢、重用寒人,但他们“主威独运”,“权不外假”,寒门仅仅出纳王命,按君主的意愿执行,成为皇权强化的工具。而在宋前废帝、后废帝,齐东昏侯时期,或因其君主幼弱,或未能亲政,或不理政务,于时内廷之寒门人士操弄权柄,横行一时。
  宋、齐时期,中书舍人,典签等职权有所变化,其权力逐渐增强,寒门通过担任中书舍人、典签等参与政治。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寒门群体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后,无不试图挤入士族阶层,并进而争取免除赋役的特权。
[硕士论文] 张宇阳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随着北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激化及社会动乱日益加剧,间有失意的元魏皇族人物南奔萧梁寻求避难;举其大者:宣武帝罢黜六辅后,咸阳王元禧诸子南奔;孝明帝时,元叉专政导致元魏上层动荡,大批元魏皇族再次投梁;及尔朱荣入洛,发动河阴之变,屠戮元魏汉化公卿,北海王元详、汝南王元悦等又复南投。此外,也有一些戍守沿边交界州镇的元魏宗室人物叛魏入梁,这些南投的元魏皇族成为当时在梁之元魏亡人的一个特殊群体。
  对于元魏皇族奔亡人物,梁武帝.“方事招携,抚悦降附”,采取了诸多优遇政策,以致“位重任隆,击钟鼎食”。众多在梁元魏皇族人物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南方士族气息相通,渐与萧梁上层融合。
  由于萧梁中后期武力的丧失及南投元魏皇族的特殊身份,萧梁对元魏皇族人物之任用,主要表现在以其为将,用兵北方,一些人“数为将领,窥觎边服”;特别在北魏后期混乱状态下,以元魏皇族人物为“魏王”、“魏主”,助其师众以北伐。其中影响最大者为梁武帝遣陈庆之助元颢北伐。但是由于梁武帝藉降人北伐本为投机,而元颢又不甘为萧梁傀儡,与陈庆之貌合神离,终致丧师无成。后在侯景乱梁过程中,侯景对部分流滞萧梁之元魏皇族也加以利用,或封为王,委以三公之位,或策反他们叛梁助乱。这其实也表明了南投之元魏皇族与萧梁政权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离心力。
  入梁元魏皇族人物也有部分返回北方,其中雅化程度较高者,明显受到南朝学术文化风尚之熏染,其言行举止、音韵风采,无不为“朝野师模”,“后进所归”,成为南学北传之载体。
[硕士论文] 李丽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岭南[1]地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转折时期。而地处岭南南部边境即今越南中、北部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当时不仅被纳入到汉代中央集权的统治范围,亦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相互沟通的重要枢纽和桥梁,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即就两汉时期中央对该地区的经略管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社会发展,以及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等作尽可能具体的探讨,以期对该地区的发展脉络和封建化的进程,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交趾等三郡地区,虽然正式纳入到中央集权的范畴之内始于秦汉时期,但与华夏中原的交往交流却由来已久,是华夏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秦始皇时灭掉六国,天下统一,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岭南地区在历经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后,同样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范畴之内,但因秦国祚短促,中原大乱,岭南地区进入南越国赵佗的自治阶段。及至汉初,南越国与西汉中央政权的关系时合时离,仍未正式纳入到郡县制的体系内。因此,本文首先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并对南越国的文治武功作了尽可能深入的探讨。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实质性变化,开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年,武帝勘定岭南,统一南越,并相继在岭南设置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接着置交趾刺史部监察此地。从此,岭南地区全部纳入到郡县制的体系,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正式确立下来。西汉后期,地处今海南岛的朱崖、儋耳二郡因故放弃,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西汉末也进入地方官员保境安民的状态,总体而论,变化不大。对于这段历史,本文着重探讨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经略,包括海陆交通的开发,地方官员对州郡的治理,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内容。西汉中后期,交趾刺史的“不渡涨海”、州郡主要官员不常置以及尚未建立起“赋役”制度等,反映出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仍呈较为松散的状态,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和限制。但交通的开发、郡县的设置和移民的增加等,则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两汉之际,新莽篡汉,中原大乱,社会动荡,而交趾三郡却因交趾刺史、交趾太守锡光的保境安民和九真太守任延等励精图治,呈现出大治的景象。虽然建武中期交趾地区出现了反对赋役沉重剥削的“二征起义”但终被东汉政府镇压,且因政府政策的及时调整,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该地区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顺帝至灵帝时,东汉王朝逐渐腐朽,交趾三郡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民乱、兵变纷扰不断,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东汉末年士燮家族近半个世纪的保境安民,使交趾等三郡再次免于兵燹战乱,呈现出不同内地的相对稳定政局,使该地区仍能在天下大乱的境况中得以发展。此外,东汉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交州刺史和三郡官吏的持续性设置,更严密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的确立,法制建设的提升,以及人口的大量南移等,都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具体探讨,本文在第四部分作了全面的历史分析。认为地处中国南疆的交趾等三郡,早在秦汉时期已经逐步纳入到中央政权的郡县体系之内,并随着行政管理的不断加强,交通的开发,人口的南迁,封建制度的确立,使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从而大大推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步完成了封建化[1]的进程。同时,鉴于交趾等三郡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该地区已成为沟通中原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重要桥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但从两汉对交趾等三郡的经略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交趾等三郡的发展历程来看,曾出现过三次快速发展时期,即秦汉之际的赵氏南越国统治时期,两汉之际地方官员锡光等保境安民时期,东汉末年士燮家族的统治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中原大乱即秦汉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而在此情况下,交趾等三郡每每能够躲过战乱并取得发展,出现了不同于内地的大治景象。反观秦汉长期统一的历史时期,其三郡的发展却不明显。究其原因,与两汉政权对该地区的经略不力密切相关。如西汉初年对交趾等地实行的禁入政策(铁器、马牛等),西汉中后期的刺史监察“不过涨海”、州牧郡守不常设置,以及放弃朱崖、儋耳二郡的收缩政策,民无赋役政策等,都反映出对该地区经管的松弛和无序。东汉初年,交趾太守苏定等对该地区重赋盘剥,加上严酷的“越律”限制,成为“二征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顺帝以后政治腐败,对该地区的经济剥削不断加重。地方官员贪残成风,交趾等三郡民乱兵变此起彼伏,都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
  因此,我们对汉代交趾等三郡的发展变化的研究,一方面要认识到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其封建化的进程,都与中央政府的直接经略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到在特殊历史时期地方循吏在“保境安民”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地方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硕士论文] 马雨晴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形神观一直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中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随着两汉之际佛学的传入,汉魏南北朝时期成为了形神观讨论的重要时期。文章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重点以这一时期形神观的发展和转变为中心,探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围绕形神观的讨论有哪些内容,前后的历史发展中体现出怎样的演变规律。
  首先,汉代形神观的讨论是在先秦相关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神”一词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和西汉,东汉之后的哲学家们,大部分把“精神”简称为神。与“神”相关的亦有“鬼”、“灵魂”等概念表达。先秦道家和儒家对形神关系都有论述。两汉时期形神关系大体是从精气说的基础上展开的。精气说认为“气”是构成一切生命的元素,形成神主形从的观念;而发展到东汉则认为构成一切的基础是人的形体,以桓谭、王充等为代表。
  继两汉之后,以佛教学说作为切入点,探讨在二者的影响下形神观的新发展。由于佛教的传入,至南北朝时期,展开了一场关于形神关系是以形为主还是以神为主的思想争论,由此,形神关系转向了形神并重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一转变,奠定了魏晋南北朝“形神”关系问题发展的基本走向。
  最后,尝试着探讨从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神观发展的特点、规律及意义。从神主形从到神灭论,再到形神并重,形神观始终是在神相对形的关系中展开,是对神之于形的诠释和理解的逐渐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之大。这一时期的讨论承上启下,是中国古代形神观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硕士论文] 高亦
汉语言文字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又简称为清华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记录的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填补了语言学研究的许多空白。目前,清华简已出到第七册。关于一、二册的用字情况,已有学者做出过研究,而其他几册的用字研究尚无。清华简(三)主要分为《说命(上)、(中)、(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之集汤之屋》篇。清华简中所用的文字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文字有很大不同,给辨认、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清华简(三)中的文字虽然整理了出来,然而其用字现象仍然存在一些不明之处。有些文字跟专家释读出来的字是异体字关系,有些是同源字关系,有些则是通假字关系,这些现象可以统称为用字现象。辨明文字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清华简乃至战国楚简都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在分析用字现象时首先要明确异体字、同源字、通假字的定义,以便有一个清晰、科学的标准。
  异体字是语言中同一个词而造的且在使用中功能未分化的、同一个字的不同形体。判定时如果两个字的音义完全相同,只是形体不同,基本可以判定为异体字。而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准确把握战国时期文字的意义,故采用广义的异体字标准,不要求意义完全相同。
  由同一根词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因而有音近义通关系的词是同源词,其文字则为同源字。为方便归类与叙述,源字与及其派生出来的字之间的关系也归为同源字关系。通假字是本字与借字声母、韵部均相同或相近,意义没有关联的字。我们在分析时采取狭义通假字的概念,意义有关联的不属于通假字范畴。
  继而依照标准分析清华简(三)中存在的用字现象,分门别类。最后对用字现象做出一个总结。
  清华简(三)用字现象中,为数最多的是异体字,经过总结又可以分为造字法不变、改变构件形成的异体字,因造字法不同形成的异体字,只改变构件位置的异体字,因隶变讹变形成的异体字,增加羡符形成的异体字等几种。各类下还可以细分。其次是同源字,同源字主要分为增加形符的同源字,减省形符的同源字,改换形符的同源字,略为改动的同源字,形体无关的同源字,因假借或讹变产生的同源字等几类。数量最少的是通假字,我们把整理出的通假字分为一般通假字和用于人名的通假字。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些类别中,哪一种形成途径占据主流。异体字中数量最多是不改变造字方法的异体字,这其中又以形声字改换形符为主。同源字中增加形符形成的字数量最多。通假字方面没有特别的规律。
  通过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用字现象的研究,我们对其中的用字现象进行了分类,证实了已经出现过的异体字、同源字、通假字组,也分析了一些新出现的字组,并且对其中的规律进行了总结。这对于清华简、战国文字乃至整个古文字的研究都是有所助益的。
[硕士论文] 王越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袁术集团是一支活跃在东汉末年的重要军阀势力。袁术集团得益于袁术的名门声望,善于联合诸方势力,因而得以迅速崛起并具备了不可小觑的实力。僭号事件是袁术集团兴衰的转折点,袁术集团的瓦解是沿袭汉末流弊的结果。
  第一章主要论述袁术集团的形成与发展。第一节简述袁术集团崛起的背景。在东汉外戚和宦官初见交融的情况下,何氏集团击败董氏集团取得中平六年新君之争的胜利后,又陷入内部宦官势力与豪族势力的冲突。宦官和外戚的两败俱伤让本从属于何进的董卓与袁术袁绍得以崛起。董卓将袁术袁绍逼出洛阳,拉开了东汉豪族混战的序幕。第二节简述袁术集团的早期活动。袁术出奔南阳反抗董卓,袁术集团开始形成。依靠虎贲旧部和孙坚的依附,袁术集团势如破竹,连败董卓。随着董卓战略收缩和迁都长安,二袁走向失和。袁术拉拢孙坚公孙瓒陶谦,袁绍拉拢曹操臧洪刘表,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的对峙。袁术同盟先胜后败,封丘大战败于曹操后袁术彻底失去荆州,由此战略重心转向徐扬。
  第二章集中探讨袁术集团的僭号问题。第一节分析袁术僭号的背景原因。袁术转战徐扬后,逐陈温、驱刘繇、败刘备、联吕布、拢臧霸、掌八郡,跨徐扬豫三州迎来了全盛时期。实力强大和周边利好的军事形势使得袁术集团具备了僭号的资本。曹操南侵袁术入豫州,迎天子都许给袁术造成了沉重的政治压力,直接引发了僭号之策。仰仗亲信和部分依附势力的支持,袁术集团得以力排名士大族及孙氏的反对,通过了僭号之策。僭号事件实际上是东汉末年汉家观念衰落,代汉观念崛起和袁氏“政在家门”私家思想的体现。第二节叙述袁术僭号之后的军事行动。吕布和孙策的反叛打乱了袁术的战略布局,徐州和蕲阳两战皆败,袁术集团由此迅速转向衰亡。
  第三章着重论述袁术集团瓦解及原因。袁术北上青州受阻后道死江亭,袁术集团由此自我瓦解。第一节主要叙述袁术集团瓦解后其内部成员的走向。大致看来,其成员的归宿基本上就是名士大族多仰天子之威归顺曹操,其他诸势力多归孙氏。在孙曹两家之外,尚有袁术余部入山为寇,独立于江淮之间,形成了孙曹之间的缓冲带,使两家可以平稳发展。故袁术集团瓦解客观上促使了孙曹两家的崛起。第二节补论袁术集团瓦解原因。袁术集团成分复杂,内部倾轧严重,僭号分歧更加剧了各势力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孙策叛变。袁术集团在军政措施上有着严重的缺陷。不用质任和世袭领兵使得袁术集团饱受叛变之苦,临时征粮使得袁术集团多遭断粮之难。袁术自身的随意性和松散性使其自知其弊而不能改,最终导致集团的瓦解败亡,这是袁术性格的体现也是汉末弊政的延续。
  余论部分对袁术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新审视。历史上的袁术形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骄”“奢”“狂”“肆”四点。这是袁术豪族型侠者身份的体现,更是袁术身染东汉流弊的体现。可是袁术形象明显被妖魔化了。袁术虽骄横却知礼节,虽奢华却未如所书之甚,虽狂傲却一度忠保汉室。因史家偏见,历史上的袁术广受贬斥,这无疑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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