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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闫现霞
中国语言文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称谓是人和人之间由于亲属或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而被赋予的称呼和名称,它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特定身份和地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大量记载人物称谓的古代典籍,不仅全面载录了春秋时期乃至三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多种称谓,而且还提供了先秦社会生活、典章制度与礼仪规范等重要的文献资料。《左传》中人物称谓的表达丰富多样,除了显示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之外,还有标志社会地位、职官身份等内容的社会称谓。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称谓的使用不一样。即便是相同的称谓,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所代表的涵义也有所差别。因此,将《左传》人物称谓放在具体的语言交际场合进行系统地研究,有助于读者明了其中的人物关系,更有助于揭示其所体现的交际原则和社会文化。
  本研究以《左传》中出现的人物称谓为研究对象,分为三个章节进行讨论。前两章是对《左传》人物称谓进行分类研究。按照称谓的适用和功能,本文把《左传》人物称谓划分为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两大类。亲属称谓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包括血亲和姻亲,反映的是宗族内部的亲属关系和家庭形态。社会称谓则是在亲属之外与其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人们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身份尊卑以及与自身关系的亲疏来选择使用“自卑而尊人”的敬称、谦称等礼貌用语,或者采用感情色彩较少的称名等习惯称谓。周代是礼俗的大成时期,周人制定了一系列礼乐制度,把国家纳入礼治的轨道。在婚姻制度方面,表现为婚姻形态的牢固性和婚姻制度的规范化。在族群之间的交往与斗争中,周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制定了“同姓不婚”的原则。同时为了增加婚配资源,加强周民族与其他异姓民族的团结,开始盛行媵婚和姑舅表婚。另一方面,周代去原始社会不远,还残存了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群婚的遗迹,如收继婚、抢婚等原始婚姻形式。在姓氏制度方面,则形成了特有的“赐姓命氏”制度。周天子通过赐姓来确立宗法组织,分封诸侯,同时对血缘关系作出标识。宗周政权确立后,诸侯国君为了便于统治国家,继而采用“命氏”的办法对同宗子弟或卿大夫进行封赐,即所谓的“诸侯立家”。此外,周公还制定了谥法制度,使定谥这种特殊的人物评价方式成为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谥法制度在春秋时期得以完善,对统治阶级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很好地维护了封建等级和社会礼制,显示了称谓的巨大社会功能。
[硕士论文] 张巧巧
历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鉴于《诗经》记事的模糊性,以及“惟《雨无正》为难晓”的特殊性,历来关于《小雅·雨无正》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博简《孔子诗论》及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决《雨无正》相关争议提供了新史料,前贤对此也有相关论述,但多散见于文章著述中,不曾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重新系统地解读和研究《雨无正》,发挥《雨无正》的史料价值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雨无正》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及主旨都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自汉以降《雨无正》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新出文献,对各类观点逐一进行评述,得出:《雨无正》当作于两周之际携王与平王“二王并立”,即西周灭亡(前771)至携王二十一年被杀(前750)之间,并且当接近于“周亡王九年”(前762);篇名为隐喻法,“雨无正”就是“雨无当”,即雨下得不合适,以此来隐喻携王统治不当;作者为携王身边的近侍之臣,目睹携王政权的腐败统治,不禁痛心指责为非作乱的朝中佞臣。
  其次,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八简有关《雨无正》的记载,体现了《诗论》作者浓厚的尊王思想。同时,将《诗论》与《毛诗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者在论诗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别;但《诗论》逐渐脱离春秋时期“断章取义”的用诗方法,开启了以“阐释作品主题为宗旨”的诗学研究,对《毛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本文以“诗史互证”为指导,充分利用《雨无正》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来论证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的史实,得出两周之际不仅存在“二王并立”现象,而且携王与平王并立时间为幽王去世(前771年)至携王二十一年被杀(前750)之间。
  最后,据《雨无正》所载,天灾严重、犬戎壮大及入侵是西周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周封建社会自身的衰落。此外,本文以《雨无正》为基本史料,结合同时期的作品,探讨两周之际的思想观念,如政治观、宗法观、天命观等,以期丰富两周之际的研究。
[硕士论文] 宁鑫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五诰》可以观仁”是《书》教“七观”说之一。“七观”说是秦汉时期对《书》教传统的总结。形成于周秦时期的《书》教传统在两汉及以后中国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教化作用。“《五诰》可以观仁”说是儒家仁学思想与《尚书》中周初政治思想的结合。对“《五诰》可以观仁”说的研究是《书》教思想、《书》教传统研究的一部分,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
  本文从仁学思想出发,将《五诰》中的仁政思想归结为明德、保民、慎刑三类。德在商代已经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出现,到西周时期周人将德与“天”相联系,把商人对“天”、“上帝”的宗教性崇拜转化为政治家的对修养的追求,开创性的提出了明德的政治思想。“保民”思想是小邦周反思大邑商灭亡的教训,认识到民众对于永保天命的重要意义后,提出的政治思想。周初统治者吸取了商末刑罚混乱,用刑从严的教训,提出刑罚的目的在于让平民得到教育。统治者应当以德施刑,谨慎地应用刑罚。
  以《书》赞治,以《书》为训,以《书》为教的传统贯穿周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书》学文献。本文稽考其中与“《五诰》可以观仁”说的相关部分,按照明德、保民、慎刑三类,选取应用传播较广的治政原则,加以整理分析,以期厘清“《五诰》可以观仁”说的历史价值。同时为探究《书》教传统的内涵提供依据。
  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五诰》可以观仁”说予以概念层面的疏解。首先介绍《五诰》之概念及“《五诰》可以观仁”说的源起与发展;其次对《五诰《分别作以写成背景及内容的简介;最后对“仁”从字形到字义进行解释。
  论文第一章具体探讨《尚书》学史上考释《五诰》之著述中所体现的“明德慎罚”的“德”“罚”相济的辩证思想、“惟命不于常”的忧患意识、“无彝酒”的酒政思想、“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殷鉴思想、“复子明辟”的政权迭替思想、“庸庸祗祗”的举才思想及“无遗寿耇”的礼贤敬老的思想。
  论文第二章主要论证《五诰》中所体现的“保民”思想。具体的则主要从“顾畏于民碞”“不敢侮鳏寡”,“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作新民”等四节来考论《书》学史上《五诰》之论述所体现的仁学思想。
  论文第三章则从“慎刑”的角度考论《五诰》的仁学思想。论文主要从“若保赤子”“义刑义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敬明乃罚”刑罚思想的层面讨论其“仁”的思想。
  论文最后一部分为结语部分,依据论文正文大量文献的支撑,我们可以验证《尚书》学史上的《五诰》及对《五诰》的疏解都与仁学思想紧密相关。
  对“《五诰》可以观仁”说的研究有学术、社会两方面的价值。《五诰》中体现的治政理念,可以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提供借鉴。将“《五诰》可以观仁”说与当代治国理念相结合,可以体现其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张乃夫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外交是历代王朝统治事务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延续500余年的重要王朝,外交活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殷商时期外交制度史,对认识殷商王朝与周边方国间关系、殷商国家政权、机构形式,乃至我国古代外交制度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本文尝试从历史学、社会学及外交学的视角,以古籍文献、甲骨卜辞、考古出土材料等为依据,结合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殷商外交制度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主要就殷商时期各方国邦族地理位置,殷商时期外交对象,殷商时期外交的决策、执行与机构设施、工具,殷商时期外交的主要形式等诸方面做了详细地考察。同时,证实了殷商时期存在外交的必然性,以及殷商时期处于方国联盟向分封制过渡阶段。最后,结合殷商时期外交方式——会、朝、贡、册封、和亲以及外交活动的礼仪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殷商外交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征。进一步得出了殷商外交制度三个特点: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平等性。
[硕士论文] 李丹平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何休是东汉晚期著名今文经学家,在汉代今文经学发展史上与董仲舒首尾呼应、前后相照。其《春秋》学著述有着庞杂的理论体系,在学术交锋中与郑玄齐名。后世学者从各自治学门径出发,对何休学说思想多有思考和论证,既有支持和发展其学说者,也有反驳和抨击其思想者。出于对何休学术及其思想的浓厚兴趣与关注,本文试图从“齐学”的角度整合其所有的《春秋》学著述,首次在秦汉“齐学”流变的大视野下,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今文经学大师何休的所有《春秋》学成就,以此探析其整体的《春秋》学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何休为人及治学颇具鲁人气质。其出生于鲁国故地,对《三坟》、《五典》等古籍文献多有研究,又能全面掌握儒家经书内容,达到“精研六经”的水平。作为立场坚定的《公羊》学者,何休深感振兴《公羊》学的困难,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忍耐力总结和完善了《公羊》学说。其学习西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治学态度,深居治学十多年,在治学内容上不断钻研《公羊》学深义,在此基础上写作完成《春秋公羊传解诂》。
  同时,何休兼有齐学通变、多智的性格特点。《公羊》学是两汉显学,属于典型的齐学。何休在成人和师承上深受齐人、齐地的影响。其师承齐学大师泰山羊氏,思想主张中明显体现着齐学主变、兼容的思想内涵。何休在经传合本的基础上注解《公羊》经传,对《公羊传》经传文所用《春秋》经文异文以及《公羊传》传文齐语都有深刻理解和发挥。其发挥《春秋》“三世说”与“王鲁说”,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灾异说、谶纬说、兵学等来注解和阐发经传文,都是符合齐学特质的内容。同时何休并不是简单的征引、吸收其他学者的思想学说,其自身的学问也体现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与变革精神。其关注现实政治,体现着现实的人文关怀。一方面,他发展《公羊传》本身以及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解释的《公羊》传义,进一步归纳和阐发《春秋》之中的义例,逐步建立起更为系统的《公羊》思想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创新了《春秋》经义。另一方面,又能够着眼于汉代史事,以《春秋》辩驳汉代具体事件,深刻发挥其中蕴含着的《公羊》义理。以此在很大程度上直面东汉末年深刻的社会现实危机。
  何休写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这“三阙”的主旨是为了坚守《公羊》阵地。其在今文经学立场上,或维护《公羊传》文本,或是批驳《左传》、《穀梁传》传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以某些合于逻辑思维的方式进行推理论证,从而形成和完善其整体的《春秋》学观点。何休作为颇合齐学特质的鲁人,其正是在这些坚持、质疑甚或是否定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自身整体的《春秋》学思想与体系。
  何休的思想学说,特别是其齐学《春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末同时代的郑玄对其“三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东晋范宁则对其某些学说进行了征引。到唐代,《春秋》三传注疏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何休的学说思想,正是通过这些注疏得以保存至今,特别是其对徐彦、孔颖达和杨士勋的注疏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何休学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沉,终于在清代常州学派的阐发下重新被重视起来,使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并产生重大影响。其“张三世”等理论更被引用和改造,成为晚清仁人志士改造社会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硕士论文] 张雪娇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度,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酒,作为我们人类饮食的一部分,也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在我国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礼仪中都离不开酒,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酒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管理酒的相关事宜的产生。
  西周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稳固政权,更好的治理国家,借鉴商亡的历史教训以及天命与祖先的要求,颁布了相关的禁酒令,严格控制人民酗酒,以此来约束民众。而酒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饮品,在日常和祭祀礼仪中都要用到酒,并不能完全禁止,于是,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管理酒的职官,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于酒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同时设立了专门掌管饮酒之礼的机构。酒官出现后,官职大小的等级制度也有着相应的规定,各级官员有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掌管酒和用酒的各个相关方面。
  酒在先秦时期的祭祀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西周祭祀天地、先王、祖先和社稷都离不开酒。酒在周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酒政成为后代人深入了解周代礼仪、制度、文化的有效环节,是周代礼仪制度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周的饮酒礼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统治,安抚民众,同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酒的出现,酒器也产生了。酒器同酒文化紧密相连,也是相关酒文化不断发展的载体和重要构成部分。各个时期的酒器,向世人传递着各个时期的政治内涵,体现出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
[硕士论文] 安然
中国古代文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蔡邕是汉末的文坛大家,自小研习经学,“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①其文创作广泛,文体众多,具有捃摭经史的特征,《左传》作为古文经之一,在蔡邕文中频频出现,这与蔡邕的创作思想,经学造诣,时代特征等密切相关。同时,蔡邕大量引用《左传》也是东汉《左传》学内容的一部分,故本文从蔡邕引《左传》这一微观视角入手,以期探求蔡邕引《左传》的典故出处、蔡邕用《左传》的特点、蔡邕的《左传》观、蔡邕与《左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都可为研究蔡邕经学思想以及东汉《左传》学内容提供可靠的材料。
  本文主体部分共分四章:
  第一章:对蔡邕引《左传》的典故出处作初步的梳理统计,将典故分为语典和事典两个部分,分析每条典故在蔡邕文中的所用之义。
  第二章:论述蔡邕在引《左传》时表现出来的特点,先是从整体上对蔡邕引《左传》进行量化分析,然后从文体上分类,分别探讨蔡邕在碑铭文、论议文和辞赋中各自展现出来的独特特点。
  第三章:在具体考述完蔡邕征引《左传》内容的基础上,论述蔡邕文征引《左传》的原因,这与蔡邕是古文大家,研习《左传》、与《左传》思想的契合以及《左传》等古文经的兴起都有很大关系。
  第四章:分析《左传》对蔡邕的影响以及蔡邕对《左传》的作用。蔡邕是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其相关成就与熟悉《左传》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蔡邕在《左传》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左传》与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左传》的影响,提高了《左传》的地位。
[硕士论文] 燕泽群
历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普遍实行贵族集体政治。公室子弟是贵族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在史料中有公子、大子、小子、国子等不同的“某子”型称谓。本文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世史料与出土史料,坚持史料排序的原则、运用事物发展的观点,讨论了这些称谓的具体适用情形。
  “公子”一词用于称呼诸侯国君的儿子和兄弟,诸侯国君的同母兄弟在史料中可以被尊称为“兄”或“弟”。“大子”和“小子”是诸侯国法理继承人的专属称谓,“大子”体现了继承人在公子群体中地位的优先排行,“小子”体现了继承人在诸侯君主序列中处于晚辈。“国子”最先用于称呼周王的儿子和兄弟,对应着同姓诸侯和王室卿大夫,后来成为诸侯国公卿大夫子弟的称谓。论文认为,“公子”、“大子”、“小子”等称谓在春秋时期已实际使用。“某子”型称谓中的“子”字应该首先从贵族血缘角度进行理解,将“子”字释读为“血缘后代”,这是周人宗法制度“亲亲”原则的体现。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发展,一些宗族内的亲属身份称谓转化为政治上的等级身份称谓。公子、大子、小子、国子等称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词义扩展现象。
  公室子弟在诸侯国国都的居住地比较固定,围绕诸侯国君形成宗族式的聚居。春秋史料中东宫、西宫、南宫、北宫四个宫室均有出现,表明当时存在着以方位词命名宫室的习惯。东、西、北宫的用途多样,而宫室名可以作为公室子弟的代称、也可作为公室后代的姓氏。东、西方位宫室的命名和用途可能与先秦时期尚左、尚右的礼俗有关。除去礼仪活动,公室子弟生活空间的外延较小,这在先秦流传的故事中有所体现。
  公子、公孙等公室子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参与国君继承、祭祀、战争、盟会。宗法制度向卿大夫等级的延伸、天帝的信仰和感知向诸侯国层面的下移,同样是诸侯国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增强、周王室地位日益衰落的重要表现。某一诸侯国的公子、公孙可以在其他的诸侯国担任职位,这是战国时期游士制度的起源之一。整个春秋时期,公室子弟的政治参与度在降低,这体现了宗法制的削弱和君主“尊尊”原则的巩固。
[硕士论文] 李志宏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中心论题是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探讨先秦秦汉时期法家学派的产生、存在与消亡问题。法家学派的产生与战国时期君主专制加强有密切联系。礼崩乐坏意味着贵族制的衰落,而法的兴起则与平民社会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秦、西汉中前期皆为法家政治。法家流派的消亡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范围主要是西汉中期,即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其思想背景是,秦汉大一统王朝出现后,单单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法家学派是其牺牲品之一。独尊儒术后,法家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已无立足之地。但在现实政治中他们仍有势力,盐铁会议上桑弘羊虽有符合实际的主张,但名义上仍受到打压,盐铁会议可以算是法家学派的最后一次发声,宣帝提出“霸王道杂之”,表明“霸道”的存在仍有正当性,且宣帝由于其个人经历及性格,重用文吏,但儒家势力已成燎原之势。自元帝始,儒家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法家学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家学派的存在与平民社会相始终。法家衰亡,儒学复兴,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思想层面的问题,这种思想流派的兴潜其实是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自战国开始,直到西汉中期,中国实为一崇尚功利而务实的平民社会。自武帝开始,儒学成为官学后,诸子学衰亡,禄利之路使然也。西汉后期,读经成为风尚,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累世读经就可以累世做官,做官逐渐变得有世袭性,社会变得有世袭的等级性,从根本上说,儒学塑造了世家大族,儒家与世家大族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西汉后期已见端倪,一入东汉更是大白于天下。东汉,世家大族支配了社会,平民社会结束。
[硕士论文] 周家琛
中国史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尚书》学在宋朝进入一个繁盛时期,不仅相关著作大量涌现,注解体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在这个科举大兴、私学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又加之雕版印刷术日益成熟,为方便学子研习经典,“句解体”这种注经体式应运而生。朱祖义的《尚书句解》便是这样一种专门为初学者研读《尚书》而作的通俗性读本,此书以分句离析、兼注兼译,并附有音释的方式来疏解文意,使原本诘屈聱牙的《尚书》文句变得晓畅明白、童蒙可读。
  而关于作者及该书创作时代,既往学人一遵四库馆臣之说,以为朱祖义为元人,《尚书句解》当成书于元延祐之后。然而,经过后来学者的考察可见,朱祖义当为宋末元初时人,而其著《尚书句解》当是成书于宋末。元敏德书堂刻本很可能是据宋坊刻本翻刻而成,而这一版本也当是现存最早且最优的传世完本,之后的《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都是来自此本。
  同样,与以往所认为的朱祖义此书以蔡沈《书集传》为宗不同,《尚书句解》实则是节略夏僎《尚书详解》、陈经《尚书详解》以及《尚书孔安国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而来,其中又是以夏僎《尚书详解》为主要节略底本,而且朱祖义在引述这些前人的注解之时,基本上没有说明来源,则可知此书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而是专门为童蒙学子备业科举而编著的。
[硕士论文] 秦军师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宋史·仪卫志》是概述两宋时期仪卫制度的专志,对了解宋代仪卫制度的基本状况及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宋史·仪卫志》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一部分对《宋史·仪卫志》的考辨,主要从史源及相关背景、正误、史料剪切方式等方面,进行逐条辨析。同时亦对其他相关记载的错误进行纠正,并探讨其承袭关系。经考证,如《宋史·仪卫志》序言所称,其史源主要集中于宋代的国史、会要、礼书。
  第二部分对《宋史·仪卫志》的编撰探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具体的文字编纂;二,整体的内容编排。其编纂主要采用照录原文、删繁就简、整合概括、改写旧史等手法,其中照录和删减的手法运用最为广泛;其编排方式主要有依旧史设标目、调整编辑顺序、归并原有史实等;三,以《宋史·仪卫志》对宋代卤簿的记载为例,从“制礼”和“行礼”两方面探讨其编撰成败。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宋史·仪卫志》的价值和缺陷。首先,从系统的史实记载、保存稀有史料、后世著作的史源等方面论述了《宋史·仪卫志》的史料价值。其次,从编修错误、南宋史实简略、史官评述不足等方面分析了《宋史·仪卫志》的主要缺陷。
[硕士论文] 赵曜
哲学 湖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大爆炸,产生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而儒家与法家在这场跨世纪的大辩论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财富,结合王霸之辩的优秀成果,吸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前人的优秀思想,发掘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的政治哲学,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王霸之辩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和概念,承载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结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具体的概括与直接体现,儒家提倡王道,法家尊崇霸道,一个提倡道德政治,一个提倡法治政治,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霸之辩的政治争论其实也一直是儒家的论证中心和焦点,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是在王霸之辩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不仅仅是儒家与法家的争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儒家开篇,历经儒墨之辩、儒道之辩、儒法之辩,百家争鸣,最终这场世纪大辩论也已儒家为最终结果。相对与霸道思想,王道思想有着自身的价值体系和信念追求,王道为最高的政治理想,以仁义道德为手段,试图建立一个人皆尧舜、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先秦儒家的理论发展以王霸之辨为中心展开,提出了理论政权合法性的天道观、历史文化传承法统道德的历史观、现实可行性的人性论等理论依据,进而论证王道思想的合理与合法。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王霸之辩这个政治范畴当中进行和开展的,王霸之辩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王霸之辨对当代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王道思想对于当今时代重塑道德伦理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而王霸之辩法家的思想,如法本国固、依法治国等思想对于当今的中国也是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的。
[硕士论文] 向丹丹
漢語言文字學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是对清人陈澧点读批校的南昌府学本《周礼注疏》进行整理与考证。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陈澧与《周礼注疏》以及相关研究现状;整理部分,分为陈澧据阮元《校勘记》的校勘内容和陈澧未据阮元《校勘记》的校勘成果两方面,并做简要考证;研究部分,对陈澧校勘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并讨论陈澧校勘与“毛本”的关系,说明汲古阁本的有可取之处;结语部分,总结陈澧点读批校的特点。
  陈氏对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有完整收藏,现今被列为中国古籍善本之一。陈氏从癸丑(1853)至同治二年(1864),用十余年时间将所藏《十三经注疏》读毕,在晚年著《东塾读书记》。《周礼注疏》是陈澧在四十四岁即以后三年读毕的经书。通过整理是书,本文整理、迻录的陈澧批校约五百处,以吸收阮元和毛晋的校勘成果为主,其本人稍有发挥。其中有约360处的内容是据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迳改、删补,约126处的内容包括毛本已有的成果和陈澧本人的批注与校勘成果,包括对“阮校”的校勘,对经注疏文字的校勘,对注文疏文的梳理释读等内容,体现了陈澧治学不墨守成规的精神。经过考证,陈澧的一部分校语与孙诒让《周礼注疏校记》有相似之处,可知在孙氏之前,陈澧已作出类似校勘成就。
  此次整理与研究,是对整理陈澧所藏阮刻《十三经注疏》古籍善本的尝试与探索,也是与国家再次启动重新整理《十三经注疏》的学术动向相契合。
[硕士论文] 陈斌
中国近现代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37年7月,日军先在中国北部挑起“卢沟桥事变”,掀起全面侵华战争。一个月后,日军又将战火引向南方,挑起淞沪战争。日军从登陆之初就开始了对中国军民的大屠杀。上海沦陷后,日军开始追击南京,沿途的屠杀进一步扩大。追击中,大规模的屠杀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都要“上演”,京沪铁路沿线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重要城市无一幸免。日军屠杀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战争初期江南战场的形势随着日军侵华而改变。日军从一开始的“速战速决”战略意图转变为着手歼灭国军之有生抵抗力量。日军在上海和南京的战略选择过程,实际上决定的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战役,而是整个战争的走向。中国军队的应对则关系到抗战的全局。从淞沪抗战的坚决抵抗到南京保卫战的溃退,最终导致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和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南京大屠杀是从上海开始。日军从上海到南京这条路上,奸掳焚杀的暴行,其严重性,实不下于南京。京沪沿线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城市都发生了严重的屠杀事件。而战时日军官兵日记等战场记录,是源自加害一方最为直接的证据,同时也是证明日军大屠杀等暴行最为直接和可信的依据。这些日军官兵在战斗间隙中留下的文字记录意义重大,主要是这些都是出自加害者的当时、当地、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将关于战时的经历、感受和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这无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场战争。
  其实,日军在上海和南京的屠杀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屠杀的发生与日军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命令息息相关。“给养就地征发”是日军在淞沪战役之后向南京进击的过程中实行的从中国平民手中掠夺物资的一种战争政策。为了解决补给的问题,日军上层将这种政策作为命令向下传达。在上层命令的“掩护”下,日军上层放任官兵肆意抢劫,从征粮发展到抢劫、强奸、杀人无所不为。日军在战时还颁布了“屠杀令”。“屠杀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日军在上海到南京途中及在南京城内屠杀了数万俘虏。更为恶劣的后果是,在上层命令的授意下助长了普通士兵的滥杀。日军在江南的大屠杀包含很多复杂的因素,而日军的战时机制是重要因素。
[硕士论文] 魏涛
中国古代史 聊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邾国是位于今山东省济宁、枣庄一带的中小诸侯国家,属于东夷族,是山东境内仅次于齐鲁两国的中等诸侯国,其历史悠久,有史料记载可追溯之西周初年,终春秋之世乃存,战国时代尚延续二百余年。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有关邾国历史的记载鲜见于世,又因异族小邦在历史上长期被忽视,今天学界亦鲜有人问津。根据《左传》《世本》《路史》等典籍记载,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可证邾人祖先为陆终氏,及邾国先民是从沂蒙山区迁徙到此;历史上的邾国曾存在过多种称谓,“邾”、“邾娄”、“邹”,是语音问题导致的叫法不同,皆是指邾国。对文献中有关西周初年,邾国为周武王所封问题提出质疑,加以考证,邾国乃周公东征之际,或因邾国有功于王室,得到了周公或是周平王的封赏,在故土重新建立国家。
  本文以西周时期,邾国“三分”后母邦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对春秋时期邾鲁两国的外交关系进行研究,并以邾国的外交方略,将此时期邾鲁外交分为三个阶段研究:第一时段以邾子克至邾文公时期止,为邾鲁两国暗战时期;第二时段是邾定公、邾宣公统治时期,为邾鲁两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的持久拉锯战时期;第三时段起于邾悼公时期止于邾隐公时期,为邾国衰落,鲁国大肆攻伐时期。由邾鲁外交关系可看出,邾国春秋时代由盛及衰的趋势。至战国时期,邾国历史鲜少见载于史料,有史记载的仅有太子何、邾娄考公、邹(邾)穆公三位国君,邹(邾)穆公时期曾出现振兴局面,但最终被楚国灭亡,迁其君于楚国境内,即今湖北省范围内。
[硕士论文] 王留晴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周驯》中的主要人物,昭文君和共太子的关系并非传统训体中所代表的父子关系,而是分属于两个同姓诸侯国的叔侄。在这种情况下,《周驯》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属于历史事实,《周驯》是否属于“实录其事”的史料类文献就值得商榷。通过对《周驯》内容和传统文献的考证对比,可以发现《周驯》有很大可能性并非“实录其事”,但《周驯》与史料中的昭文君在治国策略方面一脉相承。
  周驯作为一种训体,其主要人物是周昭文君和共太子,内容涉及了周昭文君对于共太子各个方面的教导,立足在共太子所面临的困境,集中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为君之道,第二,如何保位,第三,如何纳士,第四,如何扶民。其中立嗣是《周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周驯》明确指出“置嗣无宜,以贤为宜;立后无正,以贤为命”,主张以贤立嗣。传统诸子百家中的尚贤原则,多是立足于下位者,国君尚贤的表现只是选贤任能,对于国君需要具备何种“贤”并未进行深入论述,代表的是臣属对于国君用人方面的要求。《周驯》则立足于国君,对国君的“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以“承国主者,其胡可毋某某”为主题对“贤”进行了条理清楚的量化分析。除此之外,《周驯》还以立嗣为切入点,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进行研究,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君对于国家各个方面的独特理解,在立场上体现了国君对于臣属的看法。
  秦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君主专制强化,嫡长子继承制因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君位继承更多得侧重于嫡长子的身份,选贤更多得适用于选拔官员方面,而明确提出选嗣以贤的《周驯》逐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硕士论文] 赵华莎
专门史 中原工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周时期是华夏文明和华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武王克殷后为拱卫王室实行分封制,以藩屏周,打破了夏商时期方国林立的格局。晋南地区位于中原文明与戎狄文化的过渡地带,在大国争霸、政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晋南地区的政治格局变迁,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为选题的缘由及研究意义,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阐述了方国、族群的概念以及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介绍了两周时期晋南地区第一次政治格局的变动。商末分布在晋南地区的方国有鬼、羌、亘、基、井。周灭商,实行分封制度,在原有地望上建立同名异姓的封国,如唐、霍、虞、杨、贾、韩、魏、郇、耿。这是晋南地区第一次政治格局的大变动。
  第三章论述了春秋前中期晋国内部的政治格局的变迁,曲沃代翼事件出现后晋君打击公族,导致异姓卿权政治的形成。同时在晋武公三十九年(前677年)至晋景公六年(前594年)年间,晋大肆兼并周边的封国和族群,其土尽归晋所有。晋与戎狄通过联姻、和戎、战争方式相互影响,加速了华戎族群融合的进程。这一时期是晋南地区第二次政治格局的大变动。
  第四章探讨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晋南范、中行之乱和韩赵魏三分知氏,晋国灭亡。战国时期,晋南地区被韩、魏二国分而治之后经秦国对韩、魏的兼并战争纳入到秦国版图。这一时期主要考证韩、魏的迁都与灭亡,这是晋南地区第三次政治格局的大变动。
  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两周晋南地区的三次政治格局的变迁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族际交流和族群整合,也促进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博士论文] 乔传宁
中国古代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周秦时代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分析也是学者努力的方向。华夏民族经由历史的长期融合、交汇,至西周时初成雏形,再经由春秋战国时期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潮流,秦统一以前便形成了华夷四方格局的民族分布形态。秦的统一将华夏民族融合推向新的高度。这是对周秦时代民族演变的简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华夏民族演进过程恰恰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变动同步。政治的强劲动力代表着国家形态的演进,而民族大认同的节奏正是这条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支点。所以,国家形态的变动必定与民族大认同休戚相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周立国以后,以分封制和宗法制构筑了横向的地缘政治和纵向的血缘宗法政治体系。并且,周初分封将周部族、先代部族、殷遗族众、以及众多蛮夷戎狄都划在周政与周制的圈子里。这是一场基于族群认同矛盾的政治谋划。同时,这场政治谋划又奠定了族群分布形态的初步格局。以后的族群认同和分布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新的高度。周统治者构筑的这个体系从稳固地维护王室政治到春秋时期渐趋崩溃,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严格来说,这个历史的渐进过程从西周中后期就已经显现出来。而周初封建所构筑的宗族权与君主权合二为一的态势也在这种演进中失衡,君主权力逐渐彰显。虽然后世文献记述中夹杂着对西周后期诸王“暴虐”的声讨和大厦倾覆的谴责,但王权的彰显又以对非华夏族群权力的“让渡”争取到更多的政治实惠。这又是新的政治生态下的族群认同。
  周初分封是一个具有政治统治目的的设计,奠定了后来诸侯方国的政治格局。而且,为了维护这个以王室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周统治者还作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上的规划。如策命赐物、朝聘盟会、爵制和服制等。这些制度上的规划支撑的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宗法政治共同体社会,包括周王室、同姓和异姓方国甚至土著族众都在这个宗法政治共同体内。这些不同族群在分封制的推动下,形成了共尊周室的政治层级形态。随着宗法制的衰败,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也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消亡、消解,而是意义指向的转变。这些制度设计多被新的权力主体垄断。在话语权转移的时代中被作为新的权力逆袭的工具。当一向被视为蛮夷戎狄的秦、楚、吴、越在霸政争夺中纵横捭阖时,他们除了得到了霸主的头衔外,也逐渐在族群身份上进为华夏,达到新的族群认同。
  血缘宗法政治体系的崩溃就像一场瘟疫一样在侵蚀了周室大厦的根基以后蔓延至诸侯方国。于是,诸侯方国出现的嫡庶权位之争将周政框架击得粉碎。变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变革体现的是诸侯方国政治一体化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又是通往中央集权化的重要阶梯。变革的历史效应一在打击宗法贵族,一在开疆拓土。无论哪种历史效应,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诸侯国君主权力的彰显。并且,这个路径又将族群认同理念推向新的高度。在减少了血缘宗法政治对族群认同的羁绊后,族群认同便在理念上和具体实践上逐渐突破。引戎狄以入华夏政治便几乎成为诸国奉行不二的行为准则。
  周秦时代政治变动的总趋势是由血缘宗法政治向以郡县制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转变,郡县制是中央集权化的典型体现。而郡县制的推行既包含地域的因素又包含政治的成份。在历史时期的开疆拓土中,众多华夏与非华夏族众被纳入地方行政区域的制度化管辖中。这最有力地推动了族群认同。
  从分封到郡县,周秦时代政治变革虽然有不同表现形态,但都可以认为是族群认同的基点。这其实也是国家形态与族群认同同步演进的表达。从政治变动的视角对华夏族群认同进行研究是切实可行的。
[硕士论文] 张曦赟
社会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管仲作为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管仲的思想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法治思想、富民思想、礼义思想、民本思想等众多的思想。管仲生活在春秋时期社会大动荡和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当时又处于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激烈交流和碰撞的时期,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对当时社会治理的思考有着很高的深度和广度。管仲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想都体现出了管仲对于社会治理体制思想的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其中法治思想、富民思想、礼义思想、民本思想等众多的思想都对当今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有着非同寻常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管仲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对于今天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管仲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尝试通过对管仲在各方面的思想进行梳理,研究管仲社会治理思想。一方面,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探索和了解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的内容,梳理和分析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的特点和不足,阐释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产生的个人原因和时代背景,对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有一个综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另一方面,采用历史比较法对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和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时代要求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研究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当今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是否相适应,来探索和发掘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中对当今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益的部分。通过探究管仲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核心和精髓内容,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髓部分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深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硕士论文] 李鑫
中国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叔虞立晋到静公迁为家人,晋国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叔虞初封,盛况空前,燮父改唐为晋,随后晋国逐渐沉寂,湮没于历史中。西周末年,平王东迁,文侯有矫辅王室之功,晋国遂显于诸侯。武献而后,晋国开疆拓土,以至于文公,开创不世之业。文襄霸业,晋国立威诸国,一时风头无两。其后,晋国国力渐弱,悼公继立,复先祖之业,重建霸权。奈何晋国颓势已显,此后晋国国力山河日下,终是无力回天,为韩、赵、魏三家所灭,成为历史的专有名词。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晋国对先秦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是先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晋国经济制度与思想是晋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国的土地制度、商业制度、手工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晋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晋国的经济思想是晋国由晋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它与晋国的经济制度互为依仗,推动着晋国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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