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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李轶群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确立了4000年前的夏代开端,但是与5000年的文明起点相比,尚有1000年的历史隐藏在迷雾中等待我们去发掘。要还原这个时期的历史真相,就必须从五帝时代的研究入手。颛顼作为五帝时代承上启下的帝王,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研究五帝时代,颛顼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是古史微茫,史料乏征,拟通过梳理现存文献的方法,一定程度上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资料,尽量揭示神话传说背后颛顼的真实面貌。
  颛顼的族裔、地望与东夷、华夏、苗蛮、西南地区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我认为,颛顼应该属于华夏族。他与东夷的密切,是因为多种文献都记载他少年时期在东夷地区生活,被少昊部落抚养长大。而与苗蛮地区的关系在于颛顼的后裔流入南方地区与当地族群共同生活而被同化。与西南地区的关系则多出于当地人的“拉拢”。颛顼与它们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不妨碍他是华夏族群的事实。这一点,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的印证、以及颛顼出生地的研究可以得到证明。
  除以上内容外,本文重点探讨了“绝地天通”的背景、内涵。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当时人对自然现象的思考愈加深入,巫术活动由简单渐渐趋于复杂。而血缘氏族的解体,地缘部落的形成,也使得部落联盟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原有的“家为巫史”式的巫教活动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并不匹配。改变这种现状就成了历史之必然,颛顼承担起了这一巫教变革的历史使命。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垄断了与天神交流的渠道,只有他自己和黎可以传达天命,其他巫觋不得妄传。又命令“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以对民间百姓实行有效的管理。这次“绝地天通”,既是一场宗教革命,也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还规范了历法与农时。颛顼通过这次“绝地天通”,实现了对巫术活动的统一和整合,垄断了人神交流的渠道,从而确立了对部落联盟的有效统治。通过集部落联盟统治权与神权的于一身,颛顼强化了对治下各部落、氏族的统治,是黄帝以后部落大联盟的又一次跨越性发展。对于颛顼与共工之间的战争,本文认为战争的爆发既有氏族制度发展,氏族部落之间争夺资源的客观原因,也有双方作为巫师,争夺神权垄断的主观需要。
[硕士论文] 张文娟
考古与博物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学术界关于自然生态观的研究成果极少,已有研究亦多泛泛而谈,很多问题都有待解决。研究中国史前社会自然生态观,涉及到古文献、考古学、民族学、建筑学、史前宗教、宇宙观等相关课题。在此,主要采用二重证据法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先民怎样在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去认识生老病死和探天识地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态观逐渐形成体系,试图把握史前时期自然生态观在宗教体系下的发展状况,解析史前自然生态观的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回顾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阐释相关概念,并叙述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造就了人化自然,而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生态观念,则打开了人化自然的大门。
  第二章主要解析在维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先民如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自然生态观的发展、演变规律。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即:氏族社会(社会组织形态)、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与发展、居住形态、生活必需品的发展。
  第三章主要是以时代为主线,解析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古文化先民对生与死的认知。先民“事死如事生”,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古文化先民对“生死”的认知亦不同,我们可通过研究墓葬或与之有关的遗迹甚至是习俗,以获得史前时期先民的“生死观”。
  第四章主要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从五个方面解读新石器时代宇宙观,即:“八角星纹”内涵、“天圆地方”观念、猪母题的天文学阐释、漩涡纹的天文学意义、四时与四神。史前宇宙观对当时的祭祀占卜活动、政治文化都有重要影响。
  第五章将图腾崇拜置于宗教体系之下,但亦注意区别二者的异同,以便更好地解析史前时期宗教体系下的自然生态观的发展演变规律。图腾崇拜与史前宗教信仰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前宗教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成为上层人士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上层交流网亦逐渐形成,这为神权的发展及其与政权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章着重介绍史前自然生态观的作用与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即:史前农业与家畜饲养的发展;手工业取得进步;聚落得到长足发展;先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随着自然生态观的演进,改造自然的技术得以传承,人类终将踏入文明社会,并对后世哲学、天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自然界的“环境”与“条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生态问题。伴随着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人类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他们走出被动适应自然的历史阶段,开启利用与顺应自然的伟大征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从“附属”关系向与自然协调与适应的阶段迈进,可谓是“制天命而用之”。
[硕士论文] 侯峰涛
中国古代史 安徽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早期文明,甚至一度向文明时代推进,其中尤以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为典型代表。令人不解的是,正当良渚文化如日中天之时,它却突然的衰落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演进步伐也随之中断。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是良渚文化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以内部因素为主。
  大约在距今4500年,良渚文化进入晚期阶段,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稻作农业,其生产潜力逐渐衰竭,已经无力支撑社会文化的持续复杂化。良渚社会上层试图通过扩大财富经济与显赫消费的方式,来挽救日渐分离的良渚社会的做法也归于失败。结果,不恰当的政治、宗教行为,进一步损害了衰退中的稻作农业的生产能力,良渚社会的政治聚合能力持续丧失,分离倾向不断加剧。这时,自然环境的恶化使得原本萎缩中的稻作农业雪上加霜,周边文化势力的趁虚而入,也增强了良渚社会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于是,内外交困的良渚文化,最终没能完成社会的转型,在文明社会的前夜崩溃了,从而宣告了长江下游第一次文明化高潮的结束。
[硕士论文] 朱茉丽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异常激烈的话题无疑是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一时之间,各路豪杰不约而同地聚首于上古史重建的道路上。而在此过程中,无论旧古史系统的推翻者顾颉刚,还是旧古史系统的新证者王国维,抑或是史料重建派的傅斯年、史观重建派的郭沫若,都提出了自己的古史重建主张,而且均广为人知。而李济,这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基本范式的中国考古学之父在上古史重建方面的观念、方法和探索性贡献却鲜为人知。李济是由人类学转入考古学领域的,他用人类学的方法,综合文献所载旧材料、考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所得新材料、新知识,并将其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重新审视和研究。撰写一部新的中国上古民族和文明发展史,这一直是李济心中的梦想。在“百花齐放”的上古史重建探索之路上,这一梦想的具体目标和理路显得有些“孤独”。他推崇王国维,但其旨趣却与王氏貌合神离;他屡屡批评甚至讥讽“疑古”的顾颉刚,彼此的旨趣截然相异,但又异中有同;作为后来史语所“元和新脚”的生力和主力,他与傅斯年无疑是志同道合,但细究起来二人其实也是同中有异。至于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史观重建上古史的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李济一生较少评论,但分析其彼此旨趣,显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作为一个以考古名世的学者,李济在上古史重建道路上留下的成果确实不如他在考古学领域留下的多。就成果型态和性质上说,李济在上古史重建问题上的成就和贡献尚处在探索和尝试的阶段,从量上来看,其收获虽然不丰,但从质上来看,却水准很高。《中国上古史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两篇文献高屋建瓴,从理论、方法、材料各方面,对上古史重建问题作了全面考察。晚年主持编纂《中国上古史》及其为此而写的《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则将两篇文献的有关思考和主张付诸实践,并提出具体落实的办法和步骤。尽管未能最后定稿,但雏形已经弥足珍贵,它与前两篇文献一起,对中国上古史重建的指导性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博士论文] 廖国一
专门史 中央民族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珠江是中国第四大河,珠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独特、水资源十分丰富。珠江流域中上游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珠江流域中上游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地之一,该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的内容有4点:(1)本文研究的范围和内容;(2)本文研究的意义;(3)研究方法和问题的解决;(4)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
  正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珠江流域中上游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概况”。从珠江流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水系和七大区域等方面论述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上游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特征。
  第二章“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和分期”。把珠江流域中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漓江流域、柳江流域、郁江流域、黔浔江流域、左江流域、右江流域、红水河流域七个文化区,并分别从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发现概况、主要遗址等方面论述各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并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器物特征、碳14测定数据等方面材料,对各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分期。本文通过对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遗址的研究分析,阐述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特征。
  第三章“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阶段及特征”,把珠江流域中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分别论述了各阶段的基本特征。
  第四章“珠江流域中上游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由“珠江流域中上游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珠江流域中上游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流关系”两部分组成,分别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论述珠江流域中上游这一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商周时期文化的关系。
  第五章“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论述了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越南红河流域、海南岛诸河流域、桂南沿海诸河流域、珠江下游流域、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认为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差异性反映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特点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
  第六章“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论述了珠江流域中上游的采集、狩猎、渔捞经济形态的长期存在、稻作农业的传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以及喀斯特地形和海洋性气候对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说明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社会经济具有采集、渔捞经济的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与该区域的热带亚热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章的第三节论述了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内容包括墓葬概况、几种特殊的埋葬习俗及其内涵、原因等。
  第七章“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地位”,论述了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在东亚、东南亚的地位。
  结语部分涉及珠江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地位、区系类型等问题。认为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处东亚南部,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域延续了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传统,形成了与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不同的采集、渔捞经济为特色的文化区。
[硕士论文] 陈红
专门史 辽宁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是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辽河上游史前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编号:L06AZS001)的子课题,主要侧重于经济生活方面的研究。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辽河上游新石器一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专家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对该地区古文化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些综合研究中尽管涉及到经济方面的成果颇为丰富,但有关经济生活系统研究的专著尚不多见。为此,本文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总结各典型遗址出土的与经济生活相关遗迹、遗物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分门别类地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便给人们提供继续研究的基础。此外,针对新石器-青铜时代经济生活的主体--农业又展开进一步研究,运用西方考古学理论分析辽河上游地区农业起源及比重变化的动因。农业起源并非某个因素所促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促使本区农业产生并得以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压力、聚落及生产工具,然而这仅是诸多因素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其它因素将有待日后的研究。
[硕士论文] 都晓平
专门史 辽宁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是2006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辽河上游史前考古与文明起源综合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的是史前时期辽河上游地区文化交流方面的状况,主要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综述各典型遗址的发掘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史前时期本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之间交流状况进行系统的分析,各文化之间虽然存在传播的成分,但判定这种传播和交流的存在须遵循两个条件:第一要考察文化传播的路线,第二要考虑出土器物及连带物的关系。文章也分析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些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地理条件、文化产生的背景,然而这仅是诸多因素中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其它因素将有待日后的研究。在承认文化存在传播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借鉴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知识的分析认为本区域内各文化中所存在的那些相同或相似的成分,并非完全由传播得来,在很大程度是各文化在自身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明创造的结果。
[硕士论文] 高文虹
中国古代史 上海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崧泽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以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中层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以太湖流域作为中心地区,文化因素的传播范围较广,北到江淮东部地区,南到杭州湾以南,西北到皖西地区。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一谱系中,崧泽文化是史前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转折的时期,自崧泽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开始了逐渐复杂化的进程,社会成员之间开始出现贫富分化,不平等现象产生。 本文试在前人研究和大量发掘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以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为中心,对崧泽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首先联系当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气候特征,分析崧泽先民生存的环境并探讨其对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然后整理长期以来比较分散的各遗址的居址、壕沟情况,联系手工业、农业、渔猎的发展,分析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阐述其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聚落形态。之后结合其墓葬发掘材料,论述其埋葬中早、晚墓地的分区变化和墓葬对比的差异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社会状况的特征及转变,并关注男女性别构成在墓葬中的差异特征,探讨其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组织状况和构成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变化。 崧泽文化处于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作为二者的过渡阶段其社会性质由早至晚在逐渐演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家庭形式呼之欲出,氏族分裂已经开始,早期的氏族可能分裂为新的血缘团体,社会形态由母系向父系逐渐转变。完全平等的社会状况被打破,人与人之间出现分配差异,导致贫富差距出现并扩大,也许特权阶级并未完全产生,但等级分化已经很明显,社会形态由马家浜时期的平等时代步入了等级时代。崧泽文化即“等级社会”。
[博士论文] 马兴
中国古代史 东北师范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尧舜时代是上古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于尧、舜。司马迁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崔述在《唐虞考信录》中云“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资料表明: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尧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孕育期。尧舜时代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问题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尧舜时代,文字尚未形成,当时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西周以后,尧舜的传说逐渐见于文献典籍,后来这些典籍经历代不断加工改造,给尧、舜披上神话的外衣。尽管如此,古代学者还是肯定尧舜时代。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最后形成古史辨派。古史辨派视尧、舜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否定尧舜时代的存在。由此,中华5000年文明史被缩短。 笔者认为要正确看待神话、传说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传说中有“史影”,历史记载中有传说。我们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传世文献的可信度及价值的轻重。马克思指出了神话传说的历史意义,他说:“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切地反映了氏族制度。”。另外,考古发掘为研究历史提供了资料来源,如特洛伊城的发现,基本证实了希腊早期历史传说的真实性。上个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发现了陶寺遗址,陶寺遗址的相对年代相当于尧舜时代,这为研究尧舜时代提供了资料。基于上述事实,笔者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解读、阐释尧舜时代。 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即导言、正文和结语。 导言。首先,对尧舜时代的大背景作了交待,并就传说与历史、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做了界定。其次,回顾和综述本课题既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其研究的价值及不足。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明确本文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是有关尧舜时代传说的基本文献资料的分析及其在考古学上的推测。本章首先对先秦、秦汉关于尧舜时代传说的基本资料进行分析。其次,笔者就年代上相当于尧舜时代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展开讨论,涉及陶寺遗址的年代、分期及出土情况,并对陶寺遗址的族属进行推测。 第二章是疑古思潮及对其反思。本章首先论述古代、近代、日本学者和疑古派在尧舜问题上的看法。最后,文章对古史辨派的历史功绩作出评价。 第三章是尧舜传略。本章论述尧、舜的主要事迹,并考辨了尧舜的都城、葬地,同时论述尧舜的世系和后裔。 第四章是尧舜时代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本章主要围绕尧舜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展开论证。首先,从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建筑业等方面入手,考察尧舜时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其次,考察了尧舜时代的制度文明,如礼制、官制、法制、天文历法等。最后,分析了尧舜时代的精神文明发展状况,涉及陶文、绘画、音乐等。 第五章是尧舜时代的社会形态。主要考察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演进问题。首先论证了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为族邦联合体,然后运用社会进化论论证了尧舜时代处酋邦晚期,国家即将产生。同时,分析了尧舜禅让的性质。最后,论述了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 第六章是古代尧舜祭祀文化研究。笔者首先对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的祭祀活动作了简要回顾,并对每个阶段的尧舜祭祀特点做了分析。然后阐释了古代祭祀尧舜活动的分类和仪式,并简述历代对尧舜祠庙的修建、维护情况。最后,对尧舜祭祀文化的实质加以论述。 结语对尧舜时代研究进行总结,并就本文具有创见的主要观点作概括说明。
[博士论文] 韩宾娜
中国古代史 东北师范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中日两国在古都的形制和功能上,均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相似处。这一点,在中国的隋唐时代和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日本古都的迁徙,特别是从藤原京到平安京的转移过程,几乎均出于如何有效地移植隋唐律令制度,改变日本社会形态的根本要求而次第展开的。 有关日本都城的迁徙问题,日本学者曾经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重视角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曾对日本的迁都事宜有过相当的涉猎。但是,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对都城实体的缜密“复原”和迁徙路线的考证方面,至于对都城的迁徙与当时社会演变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几次重大的迁都事件与社会转型间到底有何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本身能给人们带来哪些连续、规律性的认识等问题,却少有论及。即使有所讨论,至多也只是停留在对古代迁都问题的断代认识上,其于近世、特别是对日本步入近代的象征性开端——东京迁都等整体规律性问题,尚未遑论及。表明这种研究,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大的规律上,还缺少突破性的建树。 实际上,日本历史上的迁都所关涉到的社会演进,集中体现在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和这两大转型中间的过渡变化上。这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次是以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迁都为重要标志的系列迁都行为,它使日本社会完成了古代·中世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确立过程;另一次则是从京都(原“平安京”)到江户的东京迁都,它使日本社会初步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并大体上实现了近代化。而作为两大转型中间之过渡变化的日本近世,则主要呈显为江户城在近世所蕴涵的推陈出新的全部可能性。由于内容和形式不可分离,因此,只有从“迁都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研究该问题,才能使以往不易解释或解释不清的诸如都城结构与都城机能的变化等问题,获得相对清晰的规律性认识。 本文结合东亚地区动态的国际关系背景,特别是日本对自身与中国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和梳理,指出:“日本历史上的迁都与社会转型”,反映了日本历史上两个主要阶段重大迁都事件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古代·中世阶段,中国隋唐时期的社会制度移入日本后,日本的都城无论是建制还是城市机能,均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重大转变,它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从氏族制度朝以“律令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蝉蜕过程;到了近世,特别是近代,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西方的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等,则在新都东京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反映出东京迁都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所具有的重要表征意义。上述流变过程,可简要梳理为以下几个部分:即1,早期采行中国律令制度的“藤原京”迁都——它成为日本朝律令国家体制变革的关键性标志,都城本身亦发挥了与律令体制相适应、相匹配的重要规划功能;2,全面展开中国律令制度的“平城京”迁都——它成为日本律令制度获得普及化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繁荣期;3,巩固律令制度的“平安京”迁都——它成为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定与衰落期;4、准都城“江户”的历史阶段——它成为日本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早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萌生的标志;5,东京迁都——它标志着“明治维新”给日本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日本的迁都与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的文明融会特征。由于日本在引进外来文明的同时从未放弃过自身固有传统,因此,迁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亦中亦日”或“非中非西”的社会形态变化特征,从始至终都呈显出十足的复杂性。因目前的中日历史地理学界尚无人从总体规律上对此问题作专门分析,所以,以“日本历史上的迁都与社会转型”为视角来系统研究之,或许会对学界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硕士论文] 石新影
专门史 安徽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本文在广泛搜集文献及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玉器是中华文明形成初期“三代”礼制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分别从这个时期吉、凶、宾、军、嘉五礼,分析玉器在礼制文明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从玉器的发生和演变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认为:玉器的产生及其演变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是一致的。 本文论述了玉器与中华文明形成之部分要素分析。通过考察玉器与生产力的发展、玉器与贫富分化、玉器与文字、玉器与原始宗教等的关系可以看出,玉礼器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要素逐步孕育和发展的过程,玉器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完全可以玉器和玉文化为特别要素,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完全可以玉礼器的整体形成来判定礼制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   
[博士论文] 百浪达
中国古代史 山东大学 2002(学位年度)
摘要:全文共分三章,其思路即主要篇章结构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第一章论述中斯两国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异同.作者了解到,中斯两国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的差别是各阶段的长短不同.第二章是关于中斯两国原始社会遗址中出土器物的异同比较研究.中斯两国始社会人类创造的器物中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祭祀用品、装饰品等.第三章是关于中斯两国原始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状况的异同比较.最后,在该文的末尾,从整个文章的总体角度出发,简述了对中斯两国原始社会比较研究的几点认识,同时建议(propose),在对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在南亚地区分布的原始人类群有关研究调查中,中国原始社会较完整的资料,特别是中国南方地区原始社会的资料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
[硕士论文] 邵凤芝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01(学位年度)
摘要:城堡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该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史前城址的介绍、分析,阐明史前城址与文明诞生的关系.文中介绍了目前已发现的五十余座史前城址的基本情况,并进行了区域性分析,总结了各个区域城址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古代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史前城址中形成的等级结构及城址中所产生的各种文明因素,并对与城址和文明有重大关系的良渚、山东龙山文化衰落及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博士论文] 杜家骥
中国古代史 南开大学 1997(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阐述包括皇帝(汗)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与清王朝的政治关系,揭示其家族因素给 清王朝带来的政治特征及诸方面影响.
[博士论文] 赵李娜
中国古代史 南京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太阳崇拜是史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信仰方式。本文选取新石器这个时段,以考古发掘作为基础资料、以历史地理为研究视角,对中国史前太阳崇拜状况表现出的区域性差异及其文化交流加以探讨,并对考古资料中所显示出的显性及隐性的日崇拜形式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解读。通过分区比较中国江、河两大流域中心区域史前社会中日神崇拜形式之异同,从不同角度理解这种原始崇拜的深层含义,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在彩陶上绘画各种纹饰以表示对太阳的崇拜之情,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太阳纹、鸟纹、涡纹和圆圈纹,鸟纹在彩陶上的出现是本区受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金乌负日”神话影响之结果,此后,鸟纹逐渐演变为涡纹,又到圆圈纹,其中所蕴含的太阳崇拜情结却未有更改。
   黄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大致可分西、中、东三部分,其太阳崇拜形式亦不相同。中部豫中一带是较早发生太阳崇拜的地区,贾湖遗址中出土的太阳契刻符号、骨笛、龟甲显示了贾湖人对太阳认知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原始科技因素。同地稍后的大河村文化继承了这种传统,其地出土的大量写实天体图像即为证据。西部的陕晋豫地区在仰韶中期庙底沟时期以“金乌负日”之彩陶纹饰显示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父权制行将确立,男性祖先崇拜渐至主要地位,“三足乌”神话就是这种变革下的产物。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盛行着以八角星纹为主的太阳认知和崇拜方式,绘有这种纹饰的彩陶随葬于一些有特殊身份的墓葬中,表明了八角星纹在此区的神圣地位;大汶口中期以来,海岱先民改造其原有的三足器陶鬻,以突出其鸟类的仿生意义,这是社会变革在器物上的物化投射:大汶口文化晚期,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海岱社会,本文考证这就是东夷神话传说中的集日、鸟、祖先崇拜于一身之祖神——“昊”,其动物原型应该是鹰鹗类猛禽,而龙山文化时期鬼脸足的形制也正印证了这种推断。
   长江中游地区的太阳崇拜呈现出多样和奇谲之态。接近上游的江汉两部地区以石板上的刻画图案显示先民对太阳神的无限膜拜。沅江中游地区的高庙文化以八角星纹、风鸟(双翼)载日、兽面纹等图像纹饰显示着此地先民对太阳的理性认知及感性崇拜,其地的大型祭祀遗址也显示了祭日仪式的神圣和专门化。八角星纹顺流而下,先是在洞庭湖周围传播开来,其神圣意义仍有延续,随后又传至下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纺轮上的涡纹和石家河文化中的某些文化遗物都显示出本地日崇拜形式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和借鉴。
   长江下游地区以河姆渡和跨湖桥文化为太阳崇拜最早之地域,河姆渡遗址中的艺术形象开启了此地崇日和崇鸟相结合的神话模式,将太阳及其相关意象施刻于纺织工具之上,具有交感巫术之性质,其目的是企图借助太阳神力而促进生产、以祈求温饱。新石器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日崇拜形式逐渐趋向一致,终于造就了良渚文化兽面纹之灿烂,其表达了良渚先民对于太阳神鸟(鸱鸮)的崇拜。
   诸如此上,可以对史前太阳崇拜得出初步印象:第一、从南北对比来看,江、淮流域日崇拜形式的艺术表现较早,而这些区域都是稻作区,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稻作农业之先民日崇拜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旱作农业发生较早,这应与作物生长需要的水热条件有些关联。第二,从东西对比来看,东部的资料比西部较为丰富,表现形式较为多样,这可能是沿海与内陆地区原始宗教氛围差异的典型反映。第三,从时间纵向来看,各地日崇拜方式大都是早期显性的意象较多,到中期以后逐渐转变为隐性,直至最终的地位衰落,意象隐匿不见,这些都与原始先民天文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关。
[硕士论文] 张玉玮
中国古代史 陕西师范大学 1999(学位年度)
摘要:唐代中兴名将浑(王咸),出身于蕃将世家,属于铁勒浑部人.自其高祖浑阿贪支贞观初年内属,浑氏家族先后九代人为唐朝政治、军事的巩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尤其浑(王咸),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参加安史之乱的平定,抗击回纥、吐蕃的侵扰,平定朱(ci)之乱,指挥奉天保卫战,挽救了大唐江山于即例之时,坐镇河中,守卫长安东边的大门,解除河北藩镇对唐中央的直接威胁.浑(王咸)一生,出将入相,征战不息,丹玄、肃、代、德四朝的重大战事无不有浑(王咸)的身影.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史家研究甚少,只有黎尚诚《唐代中兴名将浑(王咸)述略》(《西北史地》1986年第一期)、赵玉桢《论少数民族将领浑(王咸)对唐中兴的贡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一期)两篇,而对于浑氏家族的研究,除对其先系的考证外,尚未见到其他方面的论述.该文的写作意在抛砖引玉,使们们认识浑氏家族,了解浑氏家族对唐代的贡献.
[硕士论文] 贾志刚
隋唐史 陕西师范大学 1999(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唐史之学者都为唐后期的史料零乱而感到困惑,整理使之系统化也就被多数学人引为已任.在唐后期的职官制度中,正官的职级被使职侵蚀,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局面在继续扩大;外官兼朝职,武将兼文职的兼官制度,泛滥成风;职官制度经历着一次大的变化.而记录唐代典章制度的传世文献却在记录这次变化时,留给学界以无法言谕的缺憾.该文就是试图凭籍唐代墓志资料研究唐后期藩镇使府职官的先声.墓志是用来记录死者之姓氏族望、生平事迹及寄托子女亲戚对其怀念赞美之言辞.虽其中多虚荣溢美之处,但并非一无是处.在记述死者生前任官时,却是他种文献所不可比拟的.故以墓志材料为基本资料,进行研究尤其是研究职官制度是颇有价值的,得出的结论基本反映历史原貌.配合他种文献材料进行研究,既可互相对校,又可补史之不足.而通过细心收集,小心考证而得出的结论,有助于研究人员对其时历史更科学的认识.
[硕士论文] 曹印双
中国古代史 陕西师范大学 1999(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主旨:以墓志资料为暗线,以与墓志资料有关总是分析为明线,一方面说明墓志资料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对所遇到的问题作初步的解析.为推进学术之新知尽个体之绵力.通过上面简要介绍说明共计用碑志九十四通,提及初唐政治十个问题诸多方面,可见墓志资料的学术价值.对涉及的初唐政治集团、官制、军事外交战略、政治联姻、政治事件及事变、将相个体及世家命运等上述问题的思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层次认识集权体制特色,对今天推陈出新的民主制度提供一些反思的理性资源.
[硕士论文] 董运来
历史文献学 陕西师范大学 1999(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之正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隋唐五代时卜相之术的掌握者及求测命运者,指出这一时期掌握卜相之术的人包括帝王、朝廷命官、僧尼、道流、山人、一般平民、市井乡村的职业术士、处士等,和先秦相比,善卜相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具有大众化的倾向.由此可知,求测命运的人也当是遍布社会各阶层的.从文献资料来看,尤以士人为多.此部分还论及相士的模棱两可的滑头之语;第二部分卜相的用途,指出卜相之术被用来预知科名、禄位贵贱、生死寿数、婚姻、走失、疾病等;第三部分卜相与政治社会生活,指出卜筮和相术隋唐五代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占问最多的事是科名和禄位贵贱,这与此时科举制度兴起有较密切的关系;第四部分卜相之术的批判,指出笔记小说中的预言故事几乎全部应验,可分两种情形:一是本有先前预测而结果确实应验,二是本无其事而系有人附会编造.这两种情形的故事都在流传中被有意神化,人们津津乐道于神奇的故事,而越神奇的故事越不可信.卜者骗钱之事在笔记小说中偶有揭露.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有个别人能对预知迷信有较清醒的认识和批判,最著名者为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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