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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聂大富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是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饶勒斯和鲍威尔思想中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伦理社会主义指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伦理社会主义倾向指的是对伦理社会主义的部分认同或接受。论文在界定了伦理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倾向的内涵后,分析了三位理论家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的表现,并将他们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对比和评析,最后对他们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及其影响进行评价。
  论文选题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伦理社会主义在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影响突出。20世纪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它们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属性,淡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研究伦理社会主义倾向的相关问题,可以从宏观上把握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二是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对今天思考社会主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选取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作为切入点,可以在新的视角下探究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三是三位理论家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他们来自德国、法国和奥地利,这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在当时的欧洲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们恰好处在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向伦理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当时社会主义相关重大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受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思想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的伦理社会主义转向提供了理论和思想资源。
  伦理社会主义以唯心史观和主观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主义看作是所有人的道德追求,主张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主张改良而非革命;伦理社会主义有着抽象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否认或淡化国家的阶级性,主张利用和改造现存国家去实现社会主义。三位理论家的思想上之所以出现伦理社会主义倾向,主要是由于他们哲学观和思想方法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折中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部分接受了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在三位理论家的社会主义观中的具体体现是他们都强调社会主义作为某种价值追求,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进行批评,反对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追求正义的运动、一种法权关系的实现和合作制度的建立,认为社会主义无论从时间顺序上来说,还是从精神内容上来说,都是自由主义“正统的继承者”。饶勒斯将社会主义的起源归结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他试图在这两种思想之间实现调和,将两者结合成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道德,共和制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拓展就是社会主义。鲍威尔的社会主义观集中体现在他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上,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需要充分的经济条件;他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道德的目标,是人类共同生存的方式,必须维护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类的主要价值都可以得到充分实现。
  伦理社会主义倾向对三位理论家的策略思想产生了影响。伯恩施坦主张社会进化的改良主义,通过民主逐渐实现社会主义。饶勒斯在策略问题上虽然与伯恩施坦存在分歧,但他同样主张阶级合作,强调以民主渐进的策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鲍威尔对民主制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民主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可通过合法的民主手段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统治方式上,他承认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它的暂时性。主张通过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工作,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反对暴力占有企业、剥夺资本家。
  三位理论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伦理社会主义影响;试图从伦理道德层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论证,把社会主义视为对理想价值的追求;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自由,反对专制、暴力和强制;主张积极参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强调以渐进改良的方式逐渐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区别在于,伯恩施坦明显地更加偏向右派,他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最明显;饶勒斯则居于中间,试图调和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调和科学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鲍威尔基本上是一个考茨基派的中派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维度和价值多元性。
  对于三位理论家的评价,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哲学观和思想方法、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观和策略问题上都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如果从他们思想的实际影响和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出发,他们三人当时有的只是伦理社会主义倾向,而不是全盘地接受伦理社会主义。从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他们恰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即社会民主主义从偏向于马克思主义转向偏向于伦理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实质上,他们三人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出了一种折中主义和中庸的精神,试图在科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之间进行折中。三位理论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而言是一种温和化,一方面是为了论证他们当时所主张的改良策略,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注重文明的延续性,强调文化和道德进化的继承性。三位理论家的伦理社会主义倾向是为改良主义实践、渐进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辩护和论证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转型,还推动了社会民主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型。
[硕士论文] 毛嘉文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长久以来,人们为洛克政治哲学和神学的关系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是我们把握他的政治思想性质的关键。本文认为,无论从洛克政治哲学的问题视域还是从它的理论逻辑出发,两者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洛克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神学政治的独特的神学政治。
  第一章包含两节内容。第一节介绍几种解读洛克政治哲学的方式,包括自由主义的解读、斯特劳斯的解读、剑桥学派的解读和其他的解读,并简要评论这些解读。第二节介绍洛克政治哲学的问题视域,包括政治背景和思想脉络。政治背景包括宗教改革和英国内战。它们动摇了传统神学政治的根基,英国的政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为回答这个问题,卢瑟福通过解释《圣经》初步阐述了主权在民的契约论思想,但是对人本性的强调埋下了政治哲学从以上帝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转变的种子,反过来进一步吞噬了传统神学政治的基础。后来,霍布斯以唯名论彻底分离了上帝与人,从人类自身出发推导出为绝对王权辩护的契约论,几乎宣判了传统神学政治的死刑。按照霍布斯的逻辑,政治要么走向某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要么走向分裂。在霍布斯的强大压力下,洛克要论证人民主权的契约论,采取的策略是重新建立上帝和人类的联系。但是,不同于卢瑟福的《圣经》解释路线,洛克以人类自身理性为起点进入神-人关系。这使得洛克政治哲学的气质更加接近他的保王派对手霍布斯,而非同属议会派的前辈卢瑟福。
  第二章探讨了洛克的道德理论,这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首先,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解释了人类认知的起点、方式和范围,认为虽然人类能够获得有限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但这足以让建立以上帝的奖惩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成为可能。这套体系中,人类遵循“趋乐避苦”的天性,以带来快乐的东西为善,以带来痛苦的东西为恶。这一点和霍布斯如出一辙。但是,洛克加入了大能的上帝的奖惩之后,这套体系实际上变成了以上帝之好为善,以上帝之恶为恶。然后,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得知上帝的意志和法律。洛克认为可以通过自然法和《圣经》。这两种途径优缺点都很明显。一般而言,《圣经》通俗易懂,但是因为文字天然的缺陷也容易误读;自然法植根于人类的理性,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但是受理性的限制,获得的具体内容相当有限。因此,洛克强调信仰和理性的内在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
  第三章正式探讨洛克的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了一套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人类的善恶判断活动有了公共标准。洛克认为,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人类对上帝负有保存自身的义务,因为获得了生命权和财产权。在自然状态下,它们划出了人类自由的范围,自然状体中人类得以避免霍布斯描述的糟糕生活。虽然洛克描绘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还不错,但是因为人类堕落造成的物理缺陷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特别是在惩罚尺度上的分歧,所以人类同意让渡一部分的权利,建立政府统一执行。但是,人类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是不可让渡的,任何人或者机构都不能侵犯。总之,从上帝到人类到政府,这就是洛克政治哲学的逻辑结构。可见,洛克的政治哲学和神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以神-人关系为起点,试图通过建立政府回归这种关系,所以是一种神学政治。不同于传统的神学政治在实践中以教会或政府为中心,洛克的神学政治在实践中以人类为中心,通过理性和《圣经》去获知上帝的意志和法律,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约束政府权力的力量。
  第四章作为结语,简要讨论了洛克政治哲学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和启示。
[硕士论文] 杨秀林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的终结,标志着无产阶级第一次真正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从此,苏维埃俄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个时候的苏维埃还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社会主义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各项基础都十分薄弱,自身能力比较弱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几乎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追赶上的,完全不具备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能力。因为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本身生产力水平就极其低下,加之国内革命战争对俄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严重影响,这对于刚刚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苏维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变得更加艰难了。面对如此令人头疼的经济现实,列宁深刻认识到,要想促进俄国成功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基本国情,并积极主动地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文明成果。因为资本主义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其加以充分合理的利用,有利于提高俄国的经济实力,转变俄国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俄国更好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它也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有利于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势力向其发起复辟战争。虽然列宁的这一思想最终没有在苏维埃俄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深化,不过早期的实施为后来的新生的民族国家如何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历史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路摸爬滚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今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如此,我们的党和国家也从未停止过学习的步伐,也在不停地吸收和利用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而,正确认识和理解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于我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很好的理论借鉴和现实影响。
  本论文分六个部分对列宁这一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分析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思想的研究现状,并且提出文章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阐述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展开了叙述。第四部分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向资本家学习经营之道;开辟商品流通环节、活跃城乡经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第五部分中,笔者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评价,当然是以一种比较中肯的方式来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的,指出了其中的局限性,但明确其贡献是主要的。第六部分主要论述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实践价值。论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如何影响其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
[硕士论文] 杨梅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激进左翼”阵营中的一员,阿兰·巴迪欧不仅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更是当代欧陆学界“新共产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巴迪欧看来,哲学和政治之间存在着谜一般的关系,相互之间密不可分。他的著作《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探讨了哲学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哲学是由前提限定的,这些前提是真理程序或类性程序。这些类型包括科学、政治、艺术和爱,这四种类型共同构成哲学,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逐渐适应这些条件的变化的能力。因此,巴迪欧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而哲学是对诸多真理的把握。正是这种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怪诞关系是理解巴迪欧共产主义思想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理解巴迪欧共产主义思想的难点之处。
  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并且致力于世界上所有存在的类的平等而建立的真理程序。在巴迪欧看来,共产主义需要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状态、新的可能,而这种新的可能就是共产主义观念。另一方面,巴迪欧认为事件涉及可能性的创造,巴迪欧强调共产主义观念和事件两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期,在资本全球化急剧发展的当下,通过对巴迪欧共产主义理论的探究,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未来社会理想,以及后工业经济时代如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提供一种理论资源和现实途径。
[硕士论文] 赵恩爝
马克思主义哲学 北京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为掌控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把钥匙——理性,自此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理性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思潮,具体的表现在政治世界上,成为政治理性主义。上个世纪理性主义更是成为了一切“善”的政治的风向标,无论是英国经验论还是大陆唯理论都是如此。不仅我们的政治成就、政治美德是理性主义的,我们的政治问题也贯穿着理性主义的影子。伯克、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欧克肖特等哲学家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理性主义的表现,先后对政治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近代理性主义者信仰的理性背离了理性最初的怀疑精神,将政治活动程序化、机械化、标准化、量化,是对理性“形式”的空前追求,对逻辑演绎的过度崇尚。
  本文首先围绕理性、政治理性、理性主义、政治理性主义的概念展开。理性最初是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对“本原”的思考,在柏拉图这里理性发展成为了一种推理能力,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又具有了认知能力的新内涵,而理性主义正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基础上的一种思潮。理性主义思潮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产生了政治理性主义,它同肇始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政治理性并不相同。
  明确相关概念的涵义和特征之后,本文在第二个部分阐明了政治理性主义批判的缘起,并梳理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批判理论:伯克的有限理性政治观是源于他对理性能力的怀疑,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批判国家理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为基础的新型理性观,对于重塑政治理性观具有深刻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针对西方工业社会指出,政治理性主义的问题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引发对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问题的思考;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批判近现代的政治是无经验、反传统的教条式政治,并通过批判揭示了政治理性主义的技术理性本质。马克思不仅对政治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新型的理性观,因此相较于其他几位代表人物,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更加彻底。
  最后,通过对上述哲学家政治理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梳理,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总结了三点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第一,在政治活动中政治理性与政治传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需要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第二,运用理性的过程中,要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第三,“善”的国家治理需要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在治理国家时使理性与德性协同发力。
[硕士论文] 卢长瑜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经历了检验,也伴随着革命运动不断发展。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反杜林论》这篇著作中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杜林“假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全文主要针对《反杜林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力图从恩格斯是如何通过批判杜林“假社会主义思想”来论证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这一角度出发,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全文从批判杜林的思想出发,又不仅仅局限于批判,而是从批判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而对其科学性进行论证。全文主要包含四章内容,首先回顾《反杜林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然后阐述恩格斯从理论发展和对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相结合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后系统梳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最后总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对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现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指导作用。
[硕士论文] 王一喆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河南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这一古老的概念,便已然出现。从当时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都不同程度地阐释过这一概念。历史上这些仁人志士的光辉思想照耀了民主的前行之路。而到马克思这里,他辩证地扬弃了前辈们的理论成果,揭示出社会收回国家权力的规律,抒发了“真正民主制”的理想。他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在晚年总结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对未来的民主进行了展望。尤为重要的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共产主义的视野下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从而找到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的民主政治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民主理论,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解读很多,但对马克思个人的民主政治思想史研究较少。诚然,马克思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精华部分尽数包含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范畴,但系统研究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完整而深入了解马克思的民主政治思想显得尤为必要,有助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民主。
  论文主要有五部分构成:首先,阐述了马克思民主政治理论的提出背景和思想渊源。马克思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专制统治的历史大背景下,受到古希腊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等人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下辩证提出的。其次,阐述了马克思的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归纳总结了其阶级性、历史性、实践性、批判性等特征。再次,阐述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的辩证分析。马克思既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历史进步性,也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抽象性与虚伪性,阶级性与压迫性等方面进行了批判。再其次,阐述了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民主的展望。最后,论述了马克思民主政治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硕士论文] 叶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科学的总结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建设工作的理论内容与实践经验,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趋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建设理论体系。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与时俱进的结果,也是我国改革事业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成果。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研究思路、相关概念和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的论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历史承袭的视角考察了马克思社会建设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相关论述。第三部分沿着我国在社会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和在社会建设工作中的不足两条主线,就其思想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分析。第四部分用四个体系建设为主干,力图系统的表述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五部分阐述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概括论述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硕士论文] 李笑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浙江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康德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关系方面的研究存在着薄弱环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和道德关系视阈中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系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直接相关。可以认为,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缺失,既阻碍了学界对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全面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全面认识,也影响了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研究。此外,对政治和道德关系视阈中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也为人们从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政治哲学困境”中摆脱出来,提供有益启示。
  全文正文分由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基于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困境”的考察,阐明对政治和道德关系视阈中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即:要超越政治和道德悖反,就必须打破就政治和道德关系而研究政治和道德关系的“封闭方式”,把这种关系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考察。第二部分: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立论基础的比较,认为,康德政治哲学立论基础是先验的道德哲学;而马克思在批判康德政治哲学纯粹思辨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换了其中所蕴含的“实践”本体论意义的成果,将政治和道德关系置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第三部分: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政治和道德关系认识方面的逻辑思路比较,指出,康德政治哲学把政治和道德关系“形式化”,而马克思在批判康德政治哲学这种错误的过程中,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即紧紧扣住了道德与资本主义现实的关系,从而找到了政治和道德困境的现实根源。第四部分: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政治与道德关系认识方面的价值诉求比较,认为,康德的政治哲学是借助神秘的道德“目的论”为永久和平的实现作保障的,而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批判了康德政治哲学的乌托邦倾向,把对政治和道德悖反问题的解决视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第五部分:阐释了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比较对超越当代“政治哲学困境”的意义,即正确认识与处理政治和道德关系,必须基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必须以历史辩证法为指导。
[博士论文] 牟海侠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对正义的探求及追寻从未停止,正义是伴随人类社会而生的古老话题,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作为经久不衰的动力使得关于正义的思考常新。如何理解正义并用关于正义的思想改造现实社会,是哲学思想家们所探讨的重大主题。正如康德所言:“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①正义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如何理解正义并用正义理论指导现实的社会改造,构成了政治哲学探讨的主题。毋庸置疑,正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诉求,是关涉人类解放问题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阐释其正义思想的著作,但他在正义问题上确实有着独特的立场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是马克思全部哲学最为根本的主题和最深沉的价值关怀。通过针对传统哲学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开辟了解决正义问题的全新理论视野,颠覆了长期在政治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辨正义观,在实践的视域下实现正义观的重要理论转型。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正义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个体地位、利益分配、国家的法律和统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基于从个体角度就一定的衡量标准诸如劳动、能力、地位等来进行相关的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正义观的真正旨趣在于社会和个人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凭借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美好生活、共同福利,社会将最终完成对个体的重塑,使“现实的个人”得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由此,正义真正的主题在于追求人性的生成与完善,追求人之为人的崇高境界,坚守人之为人的准则和理想。
  马克思的正义观深受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正如王尔德所讲:“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②并根据德国社会现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在地位不对称的群体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交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定正式通过有无生产资料实现的,只有深刻的彻底的变革才能够克服这种对抗。马克思正义观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正义观,不同于思辨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从抽象的先验主体出发去解决正义问题,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主张通过变革现实生活秩序解决正义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不可能脱离道德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学说等关于人性和善的社会的一般性讨论,也就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等问题的诸多方面。同时,正义的实现必须借助现实的人民群众,作为摧毁资本主义固有秩序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取向,并因此而成为正义的主张者和践行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品格和共产主义眼界由此展现。
  本文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的正义思想进行梳理,分析了正义内涵的演变,探讨了思辨正义观的理论表现及其历史形态。着重研究了自然正义、情感正义、自由主义正义等一系列正义理论,从而厘清了正义的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了正义的实践转向和实践品格。马克思直接论述正义问题的论著虽然很少,但是对马克思一系列经典文本进行挖掘,依然可以发现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脉络,进而对马克思正义观深入分析。在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内容进行的概括中,本文着重强调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性前提就是对私有制的彻底颠覆,实现正义的首要条件即是消灭私有制;通过生产劳动这一人类最根本的实践解决物质资料的匮乏问题,是实现正义的主要途径;就理论形态而言,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正义观是一个复合的结构,是在应得正义理论之上的超越性正义理论;依据理论逻辑,必然提出根本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诉求。显然,实现个体之善和社会之善的融合,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乃是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真谛。
[博士论文] 王晓蓓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尝试做了一次比较性研究,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理论交锋:在同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面前,把两个思想家各自的主张和论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一个对话空间,由这样的比较出发,可以重新勾勒出马克思与阿伦特各自的思想体系。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将两个人的思想一分高下,而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劳动理论、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文本梳理,来尝试厘清二人思想上所对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想邀请所有人去思考和判断思考人在现时代的危机中的生存情况及如何维护其政治尊严。诚然,作者并没有将20世纪所有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做一个总结或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路径,而是选取了两个相差近百年的的思想家,讨论从他们在直面危机时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虽然不能给出明确的解决答案,但是他们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态度、对“政治”本真状态的消失的遗憾都让作者找到了将这两个人思想可以进行比较的理由。
  本文通过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即“政治的哲学”维度及“哲学的政治”维度来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阿伦特行动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马克思和阿伦特分别选择劳动和行动作为自己哲学的阿基米德点的时候,就决定了二者哲学实践目标的不同、实践路径的不同。一个是把劳动作为范式,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形式的批判,来实现全人类的救赎和解放;一个是把行动作为始点,通过对政治和德性的拯救,来实现人和世界的和解。
  从二者的哲学目标和哲学实现路径可以看到,阿伦特所坚持的并非是根本的方法,而是对现代性方向的一种修正而已,她认为政治行动才是可以获得人的本真存在的方式,人的最终理想目标是实现自由,阿伦特主张应该轨道古典共和的城邦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归家之路,与阿伦特不同的是,马克思创建了一种救赎的“政治”,一种解放的“政治”,一种普世的“政治”,马克思哲学所提出的这种“政治”解决之路是一条根本的超越之路。
[硕士论文] 张露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天津商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立承担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这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力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大量出现,经济危机反复出现。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成熟、完备,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相应改善。在这种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革命形势陷入低潮,革命重心向落后国家转移。恩格斯晚年看到这些变化,对他和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对比分析法系统的梳理了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它包括以下五方面:
  (一)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晚年恩格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实现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二)恩格斯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恩格斯晚年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主要集中于《<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俄国公社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本身并不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但是如果有了外部条件的帮助,公社就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他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俄国公社提供示范和帮助,是俄国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这不但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其他的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此外,晚年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跨越,但社会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
  (三)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探索。晚年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想主要集中于《卡冯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使暴力革命不再是最适宜的革命斗争方式。在目前形势下,普选权比暴力革命更适合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暴力革命这一手段的。
  (四)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一方面是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形式的思考,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恩格斯还指出,可以借鉴和改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制度,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另一方面,恩格斯晚年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专政后,必须尽量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也就是防止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五)恩格斯晚年主张用农业合作社引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要实行土地国有化,需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农业合作社的方式逐步引导小农、中农、大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还特别指出,他说的这些措施只是一些建议,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根据各国国情灵活安排这些原则。
  恩格斯晚年依据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对他和马克思早期思想作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这引起了学界的一些争议。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时,晚年恩格斯指出,暴力革命不再是无产阶级最适宜的斗争手段。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据此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称恩格斯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通过研究可发现,这是对晚年恩格斯的误解。还有些人以恩格斯晚年与《费加罗报》记者谈话的部分内容为依据,得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观点。事实上,只要认真研读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既不符合恩格斯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读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明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这将促使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努力赶超资本主义。我国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中要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农业改革中,要优化土地资源,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建设廉洁政府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
[硕士论文] 张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河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1883年到1895年,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年事已高的恩格斯独自承担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导师的重任。在这12年间,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等都有了新的重要变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一方面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并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另一方面基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使我们更进一步领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也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本文内容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此部分主要是分析了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是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时代背景。此部分重点分析了恩格斯晚年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第三部分重点研究了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着重介绍了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第四部分探讨了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本部分从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等方面说明其价值。第五部分为结语。本部分是对全文的概括,通过对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结,在历史的语境中进一步表达了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的勇气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凸显了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
[博士论文] 郝建国
中外政治制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传媒自由是从言论自由引申而来的一个概念。它以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意为传媒业脱离政治权力的束缚,按照自身运行的规则独立地生存于社会当中。对于传媒获取自由的方式,在西方学术界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政治哲学研究,出现在17、18世纪左右,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天赋权利,政府对言论自由或传媒自由的压制是剥夺权利、违背契约的行为。同时,传媒自由是人们在观点的自由市场获取真理的途径,限制自由也就是限制真理。因此,在人们被剥夺这种权利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政治斗争甚至革命的手段争取权利,或重新建立符合自由精神的政府。正是在这种抽象的自由哲学的指引下,传媒逐渐获取了自由;另一种范式是社会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初期,在抽象哲学向实证哲学转变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实践出发,讨论传媒获取自由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这种视野之下,市场经济逐步被发掘出来,被认为是传媒获取自由的真正原因。传媒业正是借此获得了经济独立,并且日益成长为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同时,还以庞大的受众群而掌握了舆论的力量,因此,成为制衡政府的第四权力。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性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哲学研究的本意在于突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和文化脉络,而社会学研究,是为了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进行连接,突出目前在西方方兴未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它们的核心都是自由主义,并在总体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普适性。不过,如果从目前西方和受西方国家影响的其他国家传媒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问题。比如,自由主义哲学和市场经济在英国却结出了公共传媒体制这样的奇异果,甚至在北欧还有补贴制度。而在二战以后,西方自由新闻体制的对外输出并非一帆风顺,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出现激烈的政治对抗和社会斗争。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西方自由传媒体制得以建立的基本动因和演变过程的理解还深陷在西方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当中。
  针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上从自由主义的哲学范式转向具有价值中立特点,能够从宏观角度和历史角度看待社会现象的系统理论范式。在系统理论视野中,传媒和政治将被看作是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社会子系统。传媒自由的过程其实是传媒与政治两个社会子系统的分离与调适的过程,即在社会总体变迁过程中,系统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环境而出现的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在这样的宏观分析框架下,本文认为,技术、市场和政治是推动传媒与政治分离与调适的基本动力。并历史地相继引起两者在文化、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变迁。结合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传媒业的发展过程,本文通过分析动力因素与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作用的方式与结果,阐释了西方传媒自由的实质和历史逻辑。具体而言,这个过程的特点是,技术首先引起了传媒与政治的文化分离,为西方国家在法律制度上确立媒体的独立自由地位奠定了基础。之后,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传媒与政治的组织分离,特别是日益强大的媒体垄断集团的形成使得媒体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某种转换。最后是政治或司法过程推动了传媒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第一个阶段是传媒体系自身原因引发的分离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市场体系引起的分离过程,第三个阶段则是政治体系内部通过间接的权力结构完成的对传媒体系的制度化分离过程。从15世纪末期印刷传媒出现以来,这三个阶段存在于每一种传媒与政治的分离过程当中,并前后相续,形成了现代西方的自由传媒体制。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不同传媒体制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在广电传媒的第三个分离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安排,整个传媒体制在总体上并无大的差别。
  总之,本文从西方传媒自由理念出发,借鉴系统理论对传媒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搭建系统分析框架,将抽象的自由哲学探讨转换成了分化视角下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其二,在历史维度中,将以往作为传媒自由基本动力,但彼此割裂的技术、市场和政治因素重新进行了功能定位,并以此厘清了西方传媒自由演化的内在逻辑;其三,将技术、市场和政治作为比较因素,对中西方传媒和政治关系变迁过程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对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有了重新的认识。与传统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正在于结合多种研究视角,尝试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技术、市场和政治三个因素的历史分析,将有助于破除传媒自由意识形态化的迷雾,较为清晰地反映出西方传媒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自然,这种分析对正在发展进程中的我国传媒业,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建构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博士论文] 刘红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东南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晚近以来,政治哲学开始在西方复兴,日益成为当代理论的热点问题,这既是对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等问题的回应;也是当代哲学自觉地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实践的结果。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回应和阐发。然而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西方学者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而在当代中国,虽然学者们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关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逻辑框架、边界和思路,而且还没有深入到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政治哲学,包括中国政治经验的哲学概括、研究构架、路径。因此,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地基和解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路径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论文提出,马克思以实践的总体性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立论根基——抽象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形成自己特有的逻辑框架和方法论特征。
  以人性的抽象假设为前提,追求最符合人性的合理社会政治秩序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主题。西方政治哲学或以人的理性或以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人的本质,以此为基础,提出人类合理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马克思否定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固定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人的本质是在具体的社会的历史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只有从实践的根本特征中,才能理解人性,阐明人的本质。马克思超越传统人学观的根本要点在于实践的总体性的观点的提出。马克思在说明人的存在方式时,总是从实践的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综合角度——即总体性去理解。
  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感性活动,只能总体性地理解,片面地夸大客体的方面或主体方面为抽象的绝对,都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思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存在论的话,其根基并不在于一般地坚持自然对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和先在性,而在于自然范踌得到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理解,得到实践的理解,并且在“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中得到理解。这种实践观坚持一种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总体性,不是把实践某一方面夸大为对实践的整体理解,而是在主客体辩证的历史关系中来理解,来把握整个社会历史性的存在。
  马克思把实践的总体性归结于实践的具体的总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当论及实践的具体的总体性时,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实践,认为实践是与历史相联系的具体实践,是作为过程和总体环节中的具体实践,而不是抽象的个体实践;马克思所谓的实践的社会性指的是每个人的实践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作为总体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只有在与社会相互联系中,个体实践才成为现实;实践的历史性指的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必将不断超越和否定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异己状况,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完善和发展。
  以实践的总体性为基础,马克思总体上地实现了对西方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以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抽象人性假设的批判为切入点,把“现实的人”的具体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政治事实,以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作为推动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的现实途径,人的解放历程就是人类不断超越和否定施加在人类自由发展的枷锁的实践历程,就是不断在否定人的抽象性存在的过程中建立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历程,人的解放的实践历程和人类解放的社会实践历程是相互建构的。由此,实践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未完成性把政治哲学的事实与价值、政治哲学的实然与应然通过实践联接起来了。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实现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统一的基本途径。因此,实践的辩证法所蕴涵的实践的辩证运动原理即实践的总体性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路径的逻辑基础。
  实践的总体性所蕴涵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使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建构政治哲学的理念的实践建构主义;以历史主义的逻辑作为价值标准的历史主义;以共同体作为政治哲学的价值实现方式的共同体主义。这恰好跟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思维方式上的理性思辨主义、价值标准上的普遍主义和立论基石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实践的总体性为逻辑基础和方法论根基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当代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流派——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超越;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于我们反思实现人类解放的不同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博士论文] 吴国富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南亚地区毛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南亚地区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南亚各国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发展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南亚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至在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产生了主张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和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毛泽东主义”派别。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辩论和大分裂,激化了各国共产党内有关不同革命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并导致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中的毛主义派别最终分裂出来。它们纷纷单独建立了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毛主义),坚持武装斗争道路开展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人民战争”,被人们称为毛主义运动。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南亚地区毛主义先后经历了高潮、低潮、复兴和整合的四个阶段,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南亚地区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当前的南亚地区毛主义,有完整而系统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和政治斗争目标,制定了有效的革命战略路线和现实政策,建立了严密的政党、军队和各类群众组织,还拥有以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为依托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
  人们习惯称谓的南亚地区毛主义,实际上是南亚各国共产党中的毛主义派别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异域解读和革命理论的本土建构的结果。在它们的眼中,马列毛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马列主义是基础,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南亚地区毛主义强调,毛泽东主义在理论上阐释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因而对于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南亚各国来说,坚持毛泽东主义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南亚地区毛主义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南亚地区毛主义的最高革命纲领;而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则是开展并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障碍和开辟道路。在取得政权的革命策略上,南亚地区毛主义主张开展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持久的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同时,它们并不拒绝在有利条件下和政府谈判,通过议会选举,和平民主地取得国家政权。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的任务是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基础。由此可见,南亚地区毛主义是发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潮和流派,是南亚地区正在兴起的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后,南亚地区毛主义一方面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在结束十年之久的“人民战争”后,通过议会选举的道路对国家政权展开争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也正在进行着艰难的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则宣称正在为发起“人民战争”而进行着各项准备;孟加拉马列毛主义共产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也迈出了新步伐。另一方面,南亚地区毛主义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是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下,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加强了对南亚各国毛主义的有组织的清剿行动,从而使南亚各国的毛主义面临着生存危机,其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其次,是新的发展困难使南亚地区毛主义原本存在着的诸多矛盾日益被激化,特别是党内存在着理论与策略的分歧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组织分裂的危险;最后,为了有效应对新挑战,南亚地区的毛主义政党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和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与政策,克服过激的理论与政策,努力争取中间群众,以期摆脱面临的生存危机,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南亚地区各国毛主义的未来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南亚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能否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其有利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理论与策略的正确,并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这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
  
[硕士论文] 张海杰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天津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政权风雨飘摇、经济贫穷落后、政府贪污腐败的内忧外患的窘境,对内受军阀的封建统治,对外受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人民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与自由。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愿望就显得格外的迫切。所以,对于流入中国的一切思想流派,人民都作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与办法。但个人由于所处环境以及所受教育不同等因素的影响,所选择的中国发展道路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就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之间的大论战,由于张东荪一个简短时评引发的这场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自然会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本文也力图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发表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新想法。
  本文主要是从罗素访华说起,直至基尔特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引发了张东荪等人与陈独秀等人之间的论战。围绕论战的起源、背景、具体过程、双方主要代表观点以及论战对中国的影响,详细阐述20世纪20年代的这场论战,以最大的限度还原历史真相。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这场论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硕士论文] 朱大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国家生态危机频发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相互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左翼学者对生态问题现状、根源以及解决途径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发现。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异化现象等内在问题矛盾,另一方面也对未来的绿色理想社会进行了规划和构想。生态社会主义追求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并以其为背景和条件考察人类的生产活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下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地学习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经验,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然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中,其理论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生态社会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其中有价值的理论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综述、本文的研究方式思路及创新之处等等。第二部分介绍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条件、发展历程和理论渊源三部分内容。概述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它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以及马克思生态思想、生态学、系统论等等理论渊源。第三部分阐述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异化现象的批判,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追求绿色的理想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方及式途径的变化等等。第四部分主要是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剖析。分析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它的理论思想进行辩证剖析,例如它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问题,但是对未来绿色理想社会的规划却仍有不实际性,它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和重要性,但却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其他一切问题等等。第五部分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生态体制、提高人民环保意识、推动环保立法、树立绿色健康消费观等等。
[硕士论文] 高超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日本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自身在日本政治实践中的反思,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时代特征的不断变化发展,对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进行探索与重构,形成了日本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重构体现出日本共产党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日本这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本文将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作为研究主线,系统地对日本共产党战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进程、重构后的基本主张、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两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论述了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
  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了在战后初期、70-80年代、苏东剧变后三个不同阶段中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重构进程。第二章详述了日本共产党重构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主张,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日本共产党对当代世界政治结构的重新解读,对日本共产党关于世界政治集团的划分、苏东剧变的反思、资本主义危机认识以及帝国主义的新观点等内容进行了归纳和详述。第二节是日本共产党在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抉择,主要阐述了日本共产党的多数者革命论与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第三节是日本共产党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主要有对两阶段的重构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通向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第三章评述了日本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结其探索和重构的特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本文通过系统研究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进程、重构后的基本主张等,深入探讨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重构及其当代价值。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重构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倾向,但必须认识到日本共产党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日本共产党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实践斗争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不断探索,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因此对日本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重构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客观地历史地进行评判,发掘值得借鉴的有价值的内容和思想。
[博士论文] 李东旭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中具有强大解释力的一个词语,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一系列交往困境,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在当代语境中对人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做深刻的哲学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本文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入手,系统地阐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及其特征,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生成的动力机制和维持机制。社会资本的生成离不开人的交往实践,交往实践是社会资本生成的前提和基础,交往中形成的社会信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核心,制度则是社会资本维持和发展的保障。其次,本文对社会资本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社会资本既在市民社会中生成,又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黏合剂。社会资本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社会资本超越了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二元对立,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自身的发展目标;二是促进了市民社会自发社会秩序的形成。再次,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对民主的价值追求。社会资本为民主的运转提供了公民参与基础。一方面,社会资本内生的社会信任有助于转化为政治信任培养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渠道,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合作意识和妥协精神,培育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同时社会资本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平等的诉求,也进一步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激发了公民的参与动力,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最后,本文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作用,认为关系与利益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生成的两个维度,并提出了扩大交往、构建市民社会、完善制度设计等路径,以此来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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