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获取范围
  • 1 / 9
  (已选择0条) 清除 结果分析
找到 177 条结果
[硕士论文] 文鹤立
人类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发展研究中,应该如何理解少数民族的“发展”?多数研究集中于分析发展项目所导致的问题。然而,本研究认为应该以整体的视角理解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发展问题陈述。
  基于国家与地方的发展规划历史,本研究使用“嵌入的社会逻辑”理论及“家园”的概念来理解地方少数民族对于发展的观点,发展的实现条件与逻辑,发展的产出,来解释为什么国家的综合式发展很难完整实现,同时反思人类学家在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观察丙盖村阿昌族村民的生产与消费,本论文发现他们尝试通过房屋的建造来建构自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地方之间的逻辑的对抗,比如建房就体现了政府与地方少数民族逻辑的交汇。但是,当政府尝试实现其综合式发展的观点时,地方村民却将国家发起的发展项目看作一种实现他们自身想法的机会,即成为“能干人”的特性的投资。因此,发展项目应该通过国家与地方之间逻辑的交汇来理解与评价,而非以简单的、依据国家标准的统计成果来理解。
[硕士论文] 金晓华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草原牧区水环境变迁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伴随着世界各国水环境问题的研究的增多和环境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逐渐完善,草原牧区水环境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趋于开阔。该论文以乌拉特前旗A嘎查(按照学术论文有关要求,均采用拼音大写字母代替具体调查地地名,以下部分中同上)及周边的W湖(按照学术论文有关要求,均采用拼音大写字母代替具体调查地地名,以下部分中同上)为以例,研究了牧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水环境问题及变迁,对当前人为的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导致水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的应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该论文通过采访当地牧民,收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调查地概况,梳理了水环境概念及内涵和蒙古族水文化概述。同时介绍调查地水环境现状,对A嘎查牧民与周围水环境变迁进行分析,发现当地水环境变迁趋势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水环境变迁和水污染成因与后果,讨论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发掘草原牧区水环境文化与生态保护知识等议题,由此提出保护水环境安全的相关对策。
  该论文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优势,有所克服自然科学研究脱离人文因素的局限性,较为深入研究草原牧区水环境变迁问题,探索复合视角下的水环境问题解决途径。在水环境问题治理方面,尤为注重分析本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牧民参与的重要性,因此对牧区水环境问题的应对与治理而言,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
[博士论文] 王默
民族学·民族社会学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青海河湟地区地处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重合地带,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聚居的地区,也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因此,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缘特征,使其在历史更迭、民族迁徙、文化碰撞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格局,也成为了各种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台。在这些文化特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存在于此的多样性形态最为丰富集中、积淀最为深厚、对区域中各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信仰文化。因此,以该地区的多元信仰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是对中国多民族、多信仰文化这种复杂民族结构和文化模式能够和谐共生的最佳诠释和注脚。
  多元信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单线过程,而是信仰文化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充分互动交融后的结果。信仰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互动,影响着族群间的族际关系以及族群间的边界与认同。反之,族群间的交往互动行为,也造成了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状况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多元信仰文化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族群间的互动行为也在影响和改变着部分信仰文化原初的内容与形态。不同民族之间积极、频繁的交往互动则是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关键过程之一,与时俱进则是这一互动过程中对信仰文化的基本要求。
  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区多元信仰与族际互动问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呈现出在中国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之间的互动情况,分析了信仰文化互动与族际互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族际交往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问题。阐释了多元信仰文化对乡土社会中村落秩序的维系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从而揭示出乡土社会内在的生存逻辑和运行法则。同时提出当前信仰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力求明晰一个关乎处理现实生活中国家、民族和多元信仰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实践性问题。纵观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首先,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信仰长期并存于河湟地区。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从这几大制度化宗教和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形成过程、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化宗教在这里的具体生存情况,以此来解释这一区域的制度化宗教不但种类多样、历史深远,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同时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河湟地区汉、藏、土族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分类和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主要信仰,分类为原生性的民间信仰、创生性的民间信仰和融生性的民间信仰三大类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信仰中杂糅了他文化、他信仰中的因子,这些信仰文化因子中,既有民间信仰文化的因子,也存在着制度化宗教的因子。
  其次,对多元信仰文化互动过程中媒介、空间和仪式三个重要的基本属性作为研究中的一个侧重点。通过详细诠释这三个构成信仰文化的关键因素,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这种桥梁是如何对族群间的互动行为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信仰生活中族际互动中的具体仪式活动、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深描研究,来勾勒出信仰活动中族群的互动行为及其表现,解释信仰文化在族际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信仰行为的约束下,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互动行为的行动逻辑和内涵。
  再次,透过对历史记忆中的民族边界的探寻和追忆,加之对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下影响族群边界的普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族群互动中族群的边界是如何维持和重构的,以及多元信仰文化对族群边界的维持和重构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着重强调了族际互动中的宗教信仰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文中探讨了信仰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两部分,分析出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生存空间存续的内在逻辑。阐述多元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究竟是如何发挥自身的功能,从而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进行维系和治理的。最终,将落脚点着眼于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背景下,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寻求解决困境的办法和路径。
  最后,通过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总结,进行再次的探索思考,提出了多元信仰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共生互补、文化共享的关系。多元信仰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信仰文化其内部存在着可以沟通、对话的机制和可能性。在多元信仰文化普遍存在的今天,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的最终形态应该是在互动和交融下形成新的信仰复合体。这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地区争端等问题的最合理有效的机制和途径。
[博士论文] 李娟
民族学、民族社会学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到网络传播,媒体是个体与他人和社会联系的工具,从而深深地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21世纪以来,以手机、网络、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大举入侵兰州市回族社区,改变了它的社会文化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兰州市回族民众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和方式,也重塑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本论文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传播学的量化研究两种主要方法,剖析新媒体影响下的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论文主要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本文相关的概念、研究方法,并梳理与本研究相关的媒体人类学、民族社会学和传播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有效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兰州市回族社区媒体的发展和使用基本情况。依次分析了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和生存现状。重点了解兰州市回族民众新媒体接触和使用基本情况、本土伊斯兰新媒体的发展现状以及不同回族群体新媒体使用的差异性。第三部分依照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从宗教、人际交往、婚姻、家庭、消费生活五个维度详细描述新媒体影响下的兰州市回族民众日常生活,并尝试在本论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理论提升部分,尝试对新媒体与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变迁的关系进行剖析,分别从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空间、权力、现代性、全球化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集中表达了全文基本观点,认为新媒体是兰州市回族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器,是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通过上述对新媒体影响下的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新媒体以其特殊的传播方式融入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能够撬动其变迁的支点之一,这是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充满了新媒体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各种对话和互动。首先,新媒体时代,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空间由本土生活空间和网络生活空间两部分组成,这两个空间存在着交互、替代和衍生的互动关系,而兰州市回族民众对于新媒体的创造性使用,使得他们不断解构和重构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及日常生活。其次,新媒体既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性的标志。新媒体影响下,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元素力量不断增强而传统性元素力量不断削弱,但这并不代表着传统元素将逐渐被现代元素所取代,而仅仅意味着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日常生活中传统性元素呈现方式的变化。再次,新媒体语境下的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博弈又互相影响,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润物无声,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推动着兰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的变迁。在这一新的权力结构下,回族民众不是沉默、被动和软弱的他者,并没有被动接受来自媒介的权力安排,而是主动抗争自身认可的位置。最后,在新媒体带来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股力量交织碰撞下,兰州市回族民众缓慢而深刻地演绎着其日常生活变迁。
[博士论文] 屈罗木图
民族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盟旗制度”是清代蒙古史以及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某个盟为案例对盟旗制度及其发展演变情况进行探讨的研究著作比较少见。同时,盟旗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在这一领域做出些许贡献。
  清代的乌兰察布盟由四子、乌拉特、茂明安、喀尔喀右翼四部组成。到17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一个盟。该盟因会盟于四子王旗的乌兰察布地方,故称为乌兰察布盟,是清代内扎萨克蒙古六盟之一。乌兰察布盟位于内蒙古西部,东接锡林郭勒盟,南与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毗连,西同阿拉善厄鲁特旗相邻,北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及赛音诺颜二部交界。大体相当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固阳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中、后三旗、五原县,以及杭锦后旗等旗县的部分地区。清初,乌兰察布盟地理位置举足轻重,为以后招降漠北喀尔喀,征服准噶尔汗国,屏藩朔漠,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从清代乌兰察布盟所属六札萨克旗的设立、游牧地界的划定和不同时期各部会盟情况,以及盟旗制度等几个主要方面入手,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喀尔喀右翼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茂明安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蒙古文)》、《杭锦旗札萨克衙门档(蒙古文)》、《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行辕档》,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阿拉善札萨克衙门档(蒙古文)》以及新近出版发行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蒙古文)》等大量档案文书和《清实录》、《王公表传》等基本史料为支撑,结合传统文献、方志游记、调查报告,并参阅前人著作,力求以新的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对清代早期乌兰察布盟形成过程以及社会历史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旨在展现清代盟旗制度的发展完善的过程。
  全文由以下四章组成:
  第一章,四部附清及六札萨克旗设立。包括四子、乌拉特、茂明安、喀尔喀右翼部源流,归附爱新国/清朝,以及札萨克旗的设立等内容。
  第二章,六旗游牧界厘定。划分游牧界是盟旗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章通过对《大清一统志》、《蒙古游牧记》、《大清会典事例》及清代扎萨克旗游牧图等文献,以及现存的原始档案资料所记载清代乌兰察布盟六旗游牧界,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考证了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之前的六旗游牧界四至八到,及会盟形成之后的疆域全貌。
  第三章,清代乌兰察布会盟的形成。本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时期四部会盟情况进行梳理,并利用档案中的新发现对清代乌兰察布盟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作了考述。
  第四章,清代乌兰察布盟管理体系。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对清代乌兰察布盟的盟-旗-苏木三级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出盟旗制度特点以及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结束语,对全文的主要收获及创新点做了归纳,对不足及今后的研究做了展望。
[硕士论文] 李智那
中国少数民族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中期,一部分朝鲜人移居到东北地区,以“朝鲜族”的身份生活。移民初期,他们虽然迁移到东北地区,但并没有被民族同化,仍然以朝鲜人的身份生活,处于社会最底层。其中一部分朝鲜移民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免遭中国的压迫、改善贫困生活状态,归化入籍,这导致在满朝鲜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民国时期,日本为了掩盖其侵略大陆的本质,借保护朝鲜人的口实,于1907年,在龙井村建立了“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此后,日本利用“间岛问题”,缔结了“间岛协约”,并设立“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扩张了其在东北的势力。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两国在外交上针对朝鲜人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并且因为日本人想要利用朝鲜人扩张其在东北的势力的原因,中国从之前怜悯并且帮助朝鲜人的态度转换为厌恶的态度。特别是“三矢协定”为中国官员可以在没有日本的干涉下管理朝鲜人的权力提供法律根据以后,张作霖政权开始对朝鲜人实施排挤行为,并限制了朝鲜人的归化入籍。
  1931年,日本借着九一八事变建立了“满州国”,这使得在中国和日本中间处于复杂和较低社会地位的朝鲜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37年治外法权废止之前,朝鲜人受日本大使馆、日本领事馆和朝鲜总督府等支配。他们赋予朝鲜人“治外法权”,认可朝鲜人相比其他民族,有着“特殊的地位”。以此来达到统治朝鲜人的目的,并企图通过直接统治朝鲜人来有效地打压抗日武装运动。1931年,日本为了向朝鲜人灌输“满州国”的国民意识,达到统治朝鲜人的目的,建立了“朝鲜人民会”。1936年,这个从安东地区开始的民会发展到约20%的在满朝鲜人加入的规模,成了较大的民会组织,对朝鲜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1937年,殖民体制渐渐稳定,日本废除了“治外法权”,将民会等各种亲日团体规整到了协和会。然后通过协和会对在满朝鲜人实施统治。协和会是一个维护日本统治的组织,以分会为主体开展活动,实质是想以日本人为核心,实现民族融合,但它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对立。此外,“满州国”为了解决朝鲜人的国籍问题,试图制定国籍法,但最终未能制定完成。这使得部分在“满州国”的朝鲜人希望通过完全成为“满州国”民来拥有更好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期待,以及亲日分子希望通过“治外法权”获得“日本臣民”的企图都化为幻影。
  “满州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独立国家的傀儡政权,它使得朝鲜人成为日本方便利用的一个民族。在废除“治外法权”之前,其他民族对朝鲜人拥有“特殊地位”持不满的态度,但事实上朝鲜人拥有的“特殊地位”却没有使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硕士论文] 卞成日
中国少数民族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1883年至1931年的时间跨度为限,以近代龙井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客观历史事实,综合利用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以纵向分段论述与横向专题研究为主轴,梳理龙井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与社会变迁,分析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与影响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因素,进而提出对当今龙井城市发展的建议。本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分析了国内外学界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在龙井地区能够建立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条件,并梳理了龙井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近代龙井城市发展的萌芽,即龙井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期。随着东北封禁政策的瓦解清政府开放了和龙峪,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中朝贸易的推动下,和龙峪开始走向繁荣。在日帝的压迫下,中日两国签订了《间岛协约》,在龙井村设立商埠地,加之,间岛地区第一个租借地的出现与宗教势力的侵透,拉开了龙井近代化的序幕。第四章是本文的重要章节,主要论述了近代龙井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在日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下,其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推动了工业、商业贸易与教育的发展,龙井迎来了城市发展的鼎盛期,成为了近代问岛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但城市发展过程中因未有具体规划,导致了城市空间布局散乱、功能区域划分不明确等问题的出现。最后在第五章得出结论,并提出城市发展的三个特征以及对当今龙井城市发展的建议。
[硕士论文] 王雪
文物与博物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族群迁徙是指一个族群整体或者以族群中的大部分为单位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迁徙。它既包括同一族群在本区域内不同地方之间的迁徙、不同族群在同一区域内的迁徙,也包括本区域族群向区域外地方的迁徙、外来族群向本区域内的迁徙。族群迁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原地区作为夏代族群迁徙与融合的重要场所,探讨该地区的夏代族群迁徙进程,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华夏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本文依据考古遗存,并与文献材料紧密结合,对中原地区夏代族群迁徙的态势、原因及特点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对本课题涉及到的时间、空间范围以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中原地区夏代族群迁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不足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分析夏代族群迁徙的态势。主要涉及夏族群的迁徙以及东夷族群、商族群和齐家族群的迁入等内容。夏族早期活动中心经历了由嵩山南麓向伊洛盆地的迁移,中后期随着夏政权的稳定和势力的加强,逐渐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张。东夷族和夏族在龙山时期交流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占据豫东地区,逐渐渗透入夏腹地。商族群从豫北、冀南地区迁徙到豫东西部和郑州地区,并扫清向西灭夏的重要障碍,最终灭夏,建立了商王朝。齐家族群的迁入对夏族群文化也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影响力较弱。夏代族群在向各个方向的迁徙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
  第三章主要对造成中原地区夏代地区族群迁徙的原因进行研究。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来看,族群迁徙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有自然原因、政治原因、军事原因等。
  第四章分析中原地区夏代族群迁徙的主要特点。此章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族群迁徙的特点主要有频繁性与留守性、与军事势力的强弱密切相关、比邻而居与交互式迁徙等。
  第五章是结语部分。对本文的观点和相关问题进行总结。
[硕士论文] 鞠治安
科学技术哲学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博弈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之一。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从博弈技艺到博弈论的进程中,本质上是从经验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艰难过程,即从“计”到“谋”再到“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蕴含着发展观、价值观、方法论、伦理观等一系列与“我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工具主义、价值主义、功利主义等一系列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厘清博弈的发展历程,对深入理解博弈的目的以及由此蕴含的哲学思想,对指导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是以博弈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导向。是在对博弈思想和博弈论的演化路径的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博弈思想的演化路径有:“计”、“谋”和“观”三条路径;而博弈论是建基于博弈思想上的,其内含的演化路径有:“逻辑演绎路径”、“归纳概括路径”和“信息介入路径”。在博弈论路径的演化进程中,内化着人们思维形式、认识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演变。论文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重维度对博弈论的演化路径进行哲学思考:认为认识从确定性向非确定性的跃迁,实质上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升华;方法从线性向非线性的突变,彰显的是从单一到整体的趋近;价值诉求从“自利”向“共赢”即是从单一的指向诉求向多重的和多维的诉求让渡。最终促使“老问题”得到“新生”,而“新问题”获得历史内涵和历史维度。
[博士论文] 王晓霞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以宁夏中部黄河以东秦汉渠灌区的回族为研究主体,通过历史文献、田野调查等方法,重点考察了该区域清代至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变迁的过程。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分析了该区域民族在区域生态环境、政治变动及时代变迁过程中的民族应对,以及宗教文化对该区域回族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等,最终探讨在复杂多变的大历史进程中,小区域历史中的一个族群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以此进一步揭示人类历史生存命运的复杂性与艰难性。
  居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的宁夏秦汉渠灌区,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王朝的“边地”,又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历史上诸多北方民族在该区域徙居,因此该区域历史上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于有黄河灌溉的优势,宁夏平原的农业开发又被历代王朝所重视,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回、汉两族为主体的民族分布格局。
  清代康乾时期是秦汉渠灌区回族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回族人口不断壮大,伊斯兰新教(哲赫忍耶门宦)进入宁夏,对该区域的回族社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同治西北回族大起义中,金积堡马化龙是宁夏起义的领导核心。最终,起义的失败成为宁夏回族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对整个西北地区回族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以后,在社会转型及商业潮流等影响下,该区域的回族逐渐复兴并再次聚居秦汉渠精华地带,总体呈现出复兴发展的面貌,回族商贸经济发展尤其突出。伊斯兰教该区域回族社会中呈现出格底目教派占据优势,哲赫忍耶门宦恢复发展,伊赫瓦尼教派迅速传播的局面。
  在时代发展与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秦汉渠灌区回族的社会教育及宗教改革开始向现代化方向迈进。抗战时期,回族表现出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与爱国热情,也表达出了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地区的民族政策实践,给秦汉渠灌区回族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希望。
  由此,本文也是一个通过区域“小历史”回应中国“大历史”变迁的个案研究,通过秦汉渠回族历史变迁展现区域民族发展的特性,也以此来体现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依据。
[硕士论文] 杨晓丽
区域文化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狄族是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非华夏族群之一,尤其在春秋时期,狄逼诸夏,横扫中原,造成“中国不绝如线”的危局,但同时它又被华夏诸国视为一支平等的政治力量,彼此间会盟、通婚不绝,可以说狄族与华夏诸国在此消彼长的冲突、碰撞与融合中共同主导着先秦时期的风云际会;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以文献为中心,执着于对狄族中各个支系的考证,时段上集中于春秋,从观念上看,认为狄人都是北方民族,与华夏文明差异巨大,因此造成对狄族的研究,认识上存在偏颇,缺乏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也没能够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把握狄族的内在关系和发展轨迹。本文以两周时期狄族的发展演变为核心,试图对狄人的来源、迁徙、内部关系和同华夏的关系做初步的探讨。
  除了绪论中对狄族相关内容作简要交代之外,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狄族展开讨论,狄族出现于史乘在春秋时期,彼时狄族势力已经强大到威胁华夏诸国,之前狄人必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清晰,有必要向前追溯。
  本文第一章对西周时期可以断定的狄人,周初分封给晋国的怀姓九宗和考古发现的佣、霸作探讨,怀姓九宗与佣均属“媿”姓(霸可能为媿姓),同为鬼方之后,但怀姓九宗成为晋国国民,佣、霸却为周王朝分封的狄人国家,存在这种差别的原因,本文认为怀姓九宗是先周时期即已臣服于周族的鬼方人群,而佣、霸是周初才迁封到晋南的封国。
  第二章是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狄族概况。春秋时期狄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以赤狄为主的,长狄附属于赤狄,而白狄与赤狄族源不同,互不统属。“狄”是狄人的自称,白狄拥有“狄”名号是由于殷周时期属泛鬼方联盟,后世“狄”之称号与鬼方有关,而长狄拥有“狄”之名号是源于赤狄;春秋晚期狄族基本被华夏诸国消灭,晋国灭狄最多,只有狄人建立的代国和中山国历经春秋到战国,但也最终灭于华夏之手。
  第三章是对两周时期华狄关系的探讨,西周时期部分狄人被纳入周王朝的政治体系,受到周王朝礼遇,其他多数狄人与华夏杂居群处,面对戎狄虎视眈眈的存在,周王朝对戎狄采取抚绥之策;春秋时期华狄关系以战争和冲突为主,狄族基本被灭;战国时期,游牧经济逐渐占领长城一线,在诸华打击之下一小部分狄人融入胡人,战国时期华狄关系出现了“狄祸”转为“胡祸”的新变化。
[博士论文] 玉努斯江·艾力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塔兰奇”,是对中国新疆伊犁地区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境内维吾尔人的旧称。塔兰奇,又译为“塔里雅沁”,系古突厥语,其产生与当时新疆地区的土地制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50年代,但其作为特定人群身份的代称却出现较晚。清朝统一新疆后,在重新组织分散在阿克苏地区的伊犁原有居民的基础上,招募天山南路各地维吾尔人,把他们迁徙至伊犁河南北两岸各地从事农耕,保障了清军的粮食供应并让其上交赋税,按准噶尔旧例被冠以“塔兰奇”一词来称呼。1881年,伊犁维吾尔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后,塔兰奇一度成为中亚部分维吾尔人的民族称呼。1921年按照塔什干会议的精神,中亚维吾尔人放弃了这一名称,恢复原称——维吾尔。20世纪30年代,即民国新疆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塔兰奇”这一名称具有了民族的含义,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实体,一直延用到1950-1952年开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中才被禁止使用。
  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围绕塔兰奇人的名称、准噶尔割据政权与天山南北的农耕人口、清朝平定准噶尔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首先就有关塔兰奇名称的几种观点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以及“塔兰奇”一词的词源进行研究;其次,就准噶尔割据时期天山北部的“塔里雅沁”“布哈拉人”“伯德尔格、乌沙克”等农耕人群进行探讨。第二章主要从军府制和清朝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清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实施的管理和统治方法、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等三个方面,探讨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塔兰奇人的司法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而勾画出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的全貌。第三章分三个部分对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进行研究。首先从伊犁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陕甘回民起义对固勒扎事变的影响等方面,对事变爆发的原因进行剖析;其次探讨固勒扎事变后建立的塔兰奇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部分结合相关文献,对塔兰奇政权的内部斗争以及沙俄侵略伊犁等对塔兰奇政权的灭亡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对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的研究,阐述塔兰奇人被迫迁往七河省的过程以及迫迁对伊犁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分析塔兰奇人迁出伊犁后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等问题。
  为系统阐述清代塔兰奇人的历史,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历史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吸收宗教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口述访谈法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对清代塔兰奇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塔兰奇人最初发祥地并不在伊犁,而是在今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一带;“塔兰奇”一名是对历史上被准噶尔统治者强迫从事农耕的部分维吾尔人按照职业认同模式贴上的一种标识。回屯是清政府的一个创举,在清代伊犁的各类屯垦形式中成效最大。就目前而言,伊犁河两岸大部分村落是从清代回屯屯区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是其发展模式的延续。新疆伊犁农业的开发史事实上是各个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部历史。
[硕士论文] 刘强
社会学;民俗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学术界对畲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畲族聚居地之一的安徽宁国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即是以宁国畲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探讨畲族民间信仰在畲族民众迁入宁国之后的变迁。传统时期,受到以汉族为主体的“夷汉”思想的影响,畲族民众在与汉族杂居相处的过程中,多是采借汉民族群众的民间信仰为本民族所利用,畲族民间信仰中较多地蕴含着汉民族民间信仰的因子。作为从迁入地带来的民问信仰,宁国畲族民间信仰同样内含着汉民族民间信仰的因子。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宁国畲族地区的政府为争取经济发展的资源而大力“复兴”畲族传统文化,使得原本处在“隐藏”或是消失状态的畲族文化又重新在畲族民众生活中“活跃”起来。民间信仰作为畲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活于宁国畲族民众的民俗生活中。无论是传统时期的“采借”还是新时期的“复兴”,宁国畲族民间信仰都是以当时的社会语境为基础而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的。
  本文在结构方面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其内容主要包括选题缘由、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为“田野点概况”,其内容主要包括畲族概况和田野点简介。
  第三章为“宁国畲族凸显性的民间信仰”,其内容主要是从祖神信仰、汤氏娘娘信仰及灶神信仰三个方面对畲族凸显性的民间信仰进行描述,指出宁国畲族凸显性的民间信仰处在一种式微的状态。
  第四章为“宁国畲族非显性的民间信仰”,其内容主要是从人生仪礼方面对非显性民间信仰进行描述,指出宁国畲族非显性的民间信仰在民众的生活中日渐消失,甚至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处在一种缺失的状态。
  第五章为“传统文化‘复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其内容主要是对宁国千秋畲族村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的梳理,指出传统文化的重构,势必会影响到畲族民众对民间信仰的重新理解。这些不仅表现在显性的民间信仰当中,也在隐性的民间信仰当中有所体现。无论是凸显性的还是非显性的民间信仰,笔者认为这都与宁国畲族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与民俗生活世界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联。
  第六章为“结语”。尽管宁国畲族民间信仰因为民众的迁徙、族群的互动和国家制度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而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然而,应该注意到,畲族传统文化的因子一直深藏在宁国畲族民众的血脉之中,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之下,其将会在宁国畲族民众的生活中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显现。
[博士论文] 龚成红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打拉池是甘肃和宁夏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回汉杂居村落。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角度看,这里地处西北民族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区——北部蒙古高原文化区、南部汉族儒家文化区、西部为多民族文化区的交汇之地,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典型地区。
  虽然打拉池是中国西部的一个村镇,但又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这个村落百年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西部乡土社会的变迁。这个村镇由权威引领至自主行动的社会变迁,其实就是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西北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
  本文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以社会史叙述为架构,对打拉池近百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信仰等层面的变迁进行考察,试图反映出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该村庄的变迁、转型及整体形貌。通过对打拉池村民百余年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婚姻、建房、丧葬的变迁进行挖掘和描述,以图探讨引起一百年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因。
  论文聚焦于两种权威力量,即国家权威与包括地方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宗族家长、宗教文化等在内的地方权威在社会变迁与民众互动中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支撑了地方社会的整合与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权威与地方精英权威表现出有效的社会控制与调适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地民众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对村落的百年变迁考察及微观描述,本文发现,村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庇护与被庇护”的民众与权威之间的依附关系。国家权威力量在打拉池的百年经济生活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百年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变量。这种力量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行政规划与政策的强制性等方面;而其他权威则是民众生存过程中面对各种生存压力与不定性而采取行动的决策群体,是民众自主性选择的具体体现;而日常生活中宗族家长权威与宗教文化权威也是民众寻求与家庭、社会、自然和谐的良好愿望与实现自主性的主要中介,村镇民众希望通过对各种权威力量的认同及依靠,使生活安定、家族兴旺、子孙发达等。正是这些权威力量形塑了打拉池的百年变迁。
  本文的学术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变迁因素及动力的探讨至关重要,是理解与阐释地方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切入点;第二,对地方村落小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反映大社会的微观案例。本文通过具有典型性的微观叙述上升到宏观层面,对韦伯的权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建构的“自我行动”逻辑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进而从文化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威庇护”模式;最后,本研究说明,文化资本与文化自觉为乡村社会民众从依附权威到自主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博士论文] 张峰峰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布鲁特为清朝对今柯尔克孜族的称呼,柯尔克孜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以前,柯尔克孜族曾被称为“坚昆”、“鬲昆”、“黠戛斯”、“乞儿吉思”、“吉利吉思”等,其祖先起源于叶尼塞河流域,在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西迁后,最终落居于天山地区,成为该地区的一支重要部族。天山地区的一些布鲁特首领,在叶尔羌汗国时期以及和卓时代,即于天山南路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布鲁特部落善于依附周边政权和势力成为其重要特点。
  乾隆年间,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伊塞克湖周围、纳林河上游、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费尔干纳地区以及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周围的布鲁特部落先后归附于清朝,清朝将其划分为东、西部,清朝官方将其中的十九个部落载入册籍。由于布鲁特部落数目众多、分布地区较广,不同部落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清朝的亲疏关系不同,乾嘉年间,希布察克、冲巴噶什、胡什齐、额德格讷、萨尔巴噶什、萨雅克等部与清朝的关系较为亲近,部分首领受到清朝重用,享有较高地位:如希布察克部之比阿奇木被授为散秩大臣和四品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之弟额森被授为军前侍卫,冲巴噶什部首领阿瓦勒被授予四品顶戴和普尔钱等。乾嘉年间,这些部落及其首领的相关事迹较具典型性,文章的前半部分即主要论述这些部落的主要人物和事件。
  嘉庆末年以及道光年间,白山派和卓家族后裔先后在南疆地区发起了多次叛乱,在张格尔之乱、玉素普之乱、七和卓之乱的前后过程中,皆有布鲁特部众参与其中,因而,文章的另一部分内容较多讨论此间布鲁特各部的角色和地位。这一时期,希布察克、冲巴噶什部的固有地位渐为式微,奇里克、胡什齐等部因帮同清朝平定叛乱,在诸部中占据重要地位。中亚浩罕汗国,自乾隆年间即欺凌其周边布鲁特部落,道光年间,迈玛达里汗即位以来,加紧了对外扩张,楚河、塔拉斯河、纳林河上游以及色勒库尔地区的布鲁特部落皆受到浩罕的统治,同时,和卓后裔的多次叛乱也皆与浩罕势力的支持相关,因而,在论述布鲁特诸部与清朝间的关系的同时,不可忽视浩罕因素的影响。东布鲁特(北方吉尔吉斯)诸部较之于其他布鲁特部落,具有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结成了松散的同盟,这较具典型性。19世纪40年代以来,东布鲁特各部逐渐受到俄国的统治,俄国通过广泛设立玛纳普,在伊塞克湖周围、纳林河上游的布鲁特部落中逐渐建立了统治,这也为其通过不平定条约掠夺清朝西北边疆的领土奠定了基础,分析东布鲁特与俄国间的关联,有助于理清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过程。
  该文在翻检清朝满汉档案文献、编年体文献、方志文献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外文文献的记载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清代新疆布鲁特诸部百年间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其中,布鲁特与清朝、浩罕、俄国及其与和卓家族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成为贯穿于文中的多条研究线索,也是所着力研究的问题。布鲁特作为清朝西北边疆的重要屏藩,国内外学界研究尚不系统,该文旨在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理清清代新疆布鲁特的历史脉络、论述前人所未能阐释清楚的问题,并由此对布鲁特在清代西北边疆的地位和角色做出进一步的评析。
[博士论文] 崔明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1我国的西北民族走廊汇聚了藏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处于走廊腹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体。从元代开始唐姓、汪姓、张姓、马姓、赵姓等移民逐渐进入当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与建构。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国时期,一部分唐汪人从汉族移民转变为穆斯林群体,唐汪人中开始出现族群文化差异。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政策使唐汪人内部各群体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为一个由汉族、回族、东乡族组成的多民族群体。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唐汪人开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体建构和地方事务的多民族共建。伴随着族群身份的变异,唐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群体形态。从汉族家族结构角度看,唐汪人处于“分而未离”的状态。唐汪的穆斯林“宗亲”是在历史变故、政策落实、宗教传播、族际通婚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家伍”。从回族、东乡族族属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体,处于从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过渡阶段”。在唐汪以外的东乡族眼中,唐汪东乡族是本民族内部具有自身特点的那种“人”。他们不会东乡语,有着“与众不同”的祖源记忆,资源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与自己大相近庭。这些状态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方面的两难选择。唐汪人内部各族群间不得不频繁地“越界交融”,出现“重家族,轻民族”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复合型”族群认同及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使唐汪人在生活实践与身份定性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双重困境。其实,唐汪人处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边界地带,其族群分化现象体现了多元文化空间中群体归属的多样化选择。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认同构建与外部边界划定,较少关注类似唐汪人这样的族群身份“越界”现象,这就形成了传统理论研究的中间地带。面对唐汪人内部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频繁的越界行为,我们如何清晰界定各个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学人类学应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族群?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释其群体状况的正当性及解释话语的创制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构的的“历史”原点。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历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时间的“历史现场”观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间、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内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具有情感联系、身份识别、认同建构、关系调节等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为了族群重构作用下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有时成为促进族群融合的“黏合剂”,有时又成为阻碍族群融合的“分离剂”。唐汪人通过操作祖源记忆与交往记忆等多种集体记忆来应对各种身份问题。祖源记忆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成为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交往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时的公共文化资源,创伤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也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唐汪人通过家谱、仪式、建筑、传说等记忆表征体现着族群分化与文化冲突的社会本相。他们通过模仿、改造、神圣化、结构化忘记等书写技术探索着对族群变迁的合理解释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结构隐喻各个族群间竞争与共享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自身历史出发的“移民心性”也成为历史再造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饱含了解释复杂认同和骑墙身份的民间智慧。这种民族历史地方写本启示我们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模式,反思文化与地理的时空边界视角对中心史观的转换意义。
  通过分析唐汪人元明两代的移民记忆,清季民国的变迁记忆,建国后家族、宗教、教育的发展事件和记忆资本化的实践,我们看到,唐汪人的身份变迁反映着以东乡族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转变的宏大叙事。从发展史角度看,东乡族就是由唐汪人这样的不同群体不断融入和重构后产生的民族。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样经历了更具政治意义的重构过程。他们都面对着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此时,历史记忆成为了民族认同建构的解释性工具,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参考。记忆的历史心性也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元认同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
[硕士论文] 崔苗苗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青海省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青海省各地区分布着80多万的回族人口。青海回族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宁地区、海东的化隆民和、海北州的门源,黄南州的尖扎,海南州的贵德。这些地区的回族的先民因各种因素,从唐宋时期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最早借助于丝绸之路的南道,这些回族先民乘着商路发展的便利条件进入西宁地区。蒙元时期在政府数次西征,蒙元帝国的建立的影响下,大量的中亚穆斯林因商业往来、传教而进入西宁地区,成为西宁地区回族先民。明清时期,回族或以军事移民的身份,或因商业贸易、或因避祸逃难等迁移到西宁。
  而海东、海北、黄南的回族多因避难逃荒、政府招民屯垦、经商、其他民族皈信伊斯兰教等方式成为当地回族。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迁入的回族组成了青海众多回族人口。
[硕士论文] 阴慧文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回族是山东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从山东回族的历史来源入手研究山东回族聚居区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对回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本文首先在宏观上论述元明时期进入山东的回回穆斯林,元代以军屯中的穆斯林落籍山东发展成最初的回回聚居区,明代主要以来自江苏、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中存在回族而在山东自发形成聚族而居的回族聚居区。其次在微观上以济南回族聚居区的发展为例,着重论述了历山顶、西关等几个重要回族聚居区的历史变迁。最后总括历史环境下的民族政策、以水运为主的交通环境、市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教各派别对穆斯林的影响是山东回族聚居区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教思想与儒释道文化的对话交流和回族重视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维系了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纵观山东回族聚居区的发展变迁,我们发现聚居区的规模经历了从小到大,分布从零星到相对集中的过程,聚居区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回汉聚居区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是山东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硕士论文] 刘晓倩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凯尔特人是铁器时代生活在不列颠的古代民族,建立了不列颠最早的铁器文明。公元前l世纪到5世纪初,罗马帝国入侵并征服了不列颠,在不列颠东南部建立行省。东南部的不列颠凯尔特人在罗马的统治下接受了罗马文化,并逐渐和威尔士、苏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人区别开来。罗马征服和罗马化给不列颠凯尔特人带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不列颠凯尔特人不但接受了罗马的物质文明,也接受了一部分罗马的宗教观念,行省凯尔特人和原生凯尔特人地区的隔离初步建立。5世纪罗马撤离后,不列颠陷入内乱,苏格兰人向南侵扰,东南部的不列颠凯尔特人为了反抗苏格兰人请来撒克逊雇佣兵,却被随之大批迁来的撤克逊人屠戮,压缩了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在凯尔特地区建立了凯尔特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凯尔特人文化有重要的影响作用。5世纪以后在不列颠逐步形成了凯尔特人区域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区域的对照,与罗马时期行省和凯尔特边区的地图大致吻合又有所不同,这些凯尔特地区与当代英国的民族构成地图一脉相承。在不列颠凯尔特人发展变迁的过程中,罗马征服和撒克逊入侵两次外族入侵对凯尔特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凯尔特人在被征服、被侵略时对外族文化的吸纳丰富了凯尔特文化的内涵。
[硕士论文] 海米提·那扎尔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注重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乡村社会,通过利用文献资料、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南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柯克亚乡阿克美其特村为例,对其在1949年前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变迁进行调查和研究,并试图提出一种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新思路和新认识,从民族学的文化研究描述本村塔吉克的人口、家庭、婚姻、经济、物质生活、宗教、人生礼仪与节庆以及教育的变迁,以便发现和解释其内在意义。
  1949年前,阿富汗的瓦罕地区迁入的塔吉克人用元宝购买维吾尔人居住的阿克美其特村以后,开始分散各大草原从事农牧生活。从此以后,两个民族农牧和物质生活的交换正式拉开帷幕。随着接触和交往的频繁,塔吉克人为了维持生存和适应社会环境,接受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和农业技术。
  1949年到1958年,国家政权在地方社会实行以后,本村塔吉克人的公民身份得到确认和村里设立最初的管理机关,从而村民摆脱了地方地主的欺负和压迫,生活得到保障。
  1958年到1981年,按照上级的安排,年轻人搬迁普萨大队与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23年过程中,村民和维吾尔族人各方面的往来更加密切。由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村民普遍使用维吾尔语,穿戴维吾尔人的服饰以及维吾尔人杂居生活。
  1981年到现在,按照政府的批准,村民重新回到家乡。为了改造生活环境,利用改革开放的号召和政府提供的资助,着手重建家园、畅通马路和水路等。随着现代性媒体和交通工具的普及,村民的思想意识开阔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这样村民单一的文化互动转变和进入多族群文化生存的环境,因此单靠维吾尔人生活的文化模式被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模式取代,倾向单一方向的文化涵化减缓和始终存在的文化维系进一步增强。
  (已选择0条) 清除
公   告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京东开具唯一官方授权的直营店铺:

1、天猫--万方数据教育专营店

2、京东--万方数据官方旗舰店

敬请广大用户关注、支持!查看详情

手机版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万方选题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