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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李金秀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引入价值观这一特质,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层面入手,探讨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希望能进一步了解金钱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丰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
  招募130名18-27周岁的大学生参与实验,使用黄希庭改编的罗克奇价值观量表其中的工具性价值观部分,筛选出分别具有道德性价值观和竞争性价值观两种特征的被试各40名参与了两个2×2被试间设计的实验。实验一探讨了金钱图片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选取不同的启动条件以及不同价值观类型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被试在捐赠任务中的行为选择,将选择愿意捐赠的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指标;实验二探讨了金钱代币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不同的启动条件及不同价值观类型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被试在代币分配任务中分给自己的代币数量,并将其作为亲社会行为的反向测量指标。
  结果表明:(1)在捐赠任务中,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其影响的主效应均显著,金钱图片启动能减少被试的捐赠意愿,不同价值观类型对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启动条件和价值观类型对其影响的交互作用不显著。(2)金钱图片启动下,被试在词汇联想任务上的表现与其在捐赠任务上的选择相关性不显著。(3)在代币分配任务中,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其影响的主效应均显著,触摸金钱代币的被试会分给自己更多的代币,不同价值观类型对其影响有显著差异;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其影响的交互作用显著。
  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
  (1)金钱启动能够激发个体有关获得更多报酬的想法,产生利己动机。因而,金钱启动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态度,也可以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2)不同的价值观类型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具有道德性价值观的个体更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而具有竞争性价值观的个体更多的做出利己行为。
  (3)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受到金钱启动条件和价值观的共同影响。
[博士论文] 段仕君
政治学理论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国家建立“单位”制度的初衷在于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整合。通过单位制度,国家完成了早期的工业积累,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因此“单位”是观察中国“社会”的透镜。早期的单位研究着重于分析单位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形塑,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单位社会”。通过对“新传统主义”的反思,发现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在于:中国“社会”在被单位制度形塑的同时也将自身原有的一些特征融入到单位中,“社会”被“单位化”,“单位”亦被“社会化”。单位生产与生活合一的特点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相契合,单位人通过自己的社会行动将传统“乡土”的纽带关系移植到现代的单位制度中,建构了自己在单位中的“家”——单位“社会”,形成了单位意识。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制约着单位制度的变革,尤其对于那些“单位”氛围深厚的国有企业而言,单位制度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单位“社会”的重构。
  本文以某大型煤炭企业LA为例,重点分析了单位“社会”的重组过程。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从制度上改变企业办社会局面,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早期单位“社会”形成的前提。在研究中发现,即使企业而今从制度上实现了生产与生活的分离,但是单位人原有的“关系”仍旧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生产中,关系维持着单位体制的动员;在行政中,关系保证了单位人行事的“便利”;在生活中,关系维护了单位人的社会交往,克服了生活中的孤立。
  与过往相比,“关系”向“制度”渗透的方式由普遍性的“结构”转为了更为私密的“行动”,从频繁的日常交往变为了私人化的“来往”,与此对应的是对交往中“人情”原则的强调。这种“人情”的源头是早期单位人因频繁交往而形成的“自己人”的“情感”,但是当“人情”原则成为交往的规范之时,这种“人情”便与“情感”彻底分离。LA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单位人与单位“社会”关系的重构——单位“社会”的个体化。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个体丧失了对整体单位的归属,但保留共同的单位“身份”,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单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单位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在不断调适着个体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单位从出现到膨胀,再到转型式微的过程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诉求。单位,作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其本身就是一部国家史、一部社会史。只是在其历史中,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意义的对抗博弈,而是采取了互相融合的方式。LA个案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现代化的制度始终保持着一种包容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传统“血缘”纽带的式微,恰恰相反,早期的单位体制正是得益于此才能够完成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控制与动员。如何在单位制度变迁的今天保持并发挥传统“社会”的包容性,将是单位“社会”重组中的难点所在。单位社会的终结并不必然意味着单位人的“原子化”,但是如何将“个体化”的关系网络整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硕士论文] 孟亚丽
科学技术哲学 成都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网络游戏技术的日新月异,为人类提供了虚拟游戏空间,在游戏空间中,网络游戏玩家通过建立昵称、选择英雄角色、交友等行为构建游戏中的虚拟自我。游戏玩家的虚拟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一些游戏玩家将虚拟游戏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另一方面将游戏世界中的规则延伸到现实世界中,把现实世界作为游戏虚拟世界的补充。
  与目前社会对网络游戏的普遍否定态度不同,本研究从网络游戏中虚拟自我的构建角度出发,分析游戏玩家进入游戏世界建构虚拟自我的原因以及与他人在游戏世界的交往行为,探讨网络游戏世界中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的联系,通过对目前流行的网络游戏《王者荣耀》游戏玩家的深度观察和访谈,得出网络游戏中虚拟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认知世界的新工具、自我价值实现的新方式、追求自由的新方法。同时,不可否认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自我存在问题,但网络游戏为现实自我的探索提供了可能空间,因此要客观看待网络游戏,不能否定网络游戏的存在的合理性。
[硕士论文] 陈俊阳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豫中平原一个内部同质性较高、社区规范保存良好、村内联结纽带紧密又处于强邻之中的弱小自然村落H村为研究对象,从生产队长权力运作的视角切入,以“政策决策层-政策执行层-政策受众”间的政治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纵向考察了该村自入组到高级社后期整个历史过程,尝试解答H村何以能在合作化中前期取得显著的成功而成为一方典范这一问题。
  在典型塑造的过程中,生产队长权力运作的经验主要包括两大点:一是将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力进行有效耦合,进而激发出社区的生产活力。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结合国家政策要求与社区合作需求、结合政权意识形态与社区伦理规范及结合国家强制权力与社区群体压力此类的国家权力系统与社区权力系统的结合;而国家说服性权力与强制性权力的耦合及社区内职位性权力与专家性权力此类的“国家——社区”权力系统内部的权力耦合也为其所重视。二者是通过社区内部的权力内聚,增强生产队长对村民合作行为的调控力。在此过程中,生产队长牢牢把握住政治集权,在此前提下通过农副业生产上的某些制度性授权和私人性灵活放权,有效实现了村民权力与生产队长权力的平衡。同时,生产队长通过严以律己,在村庄产品与生产负担的分配中基本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并通过适当抚恤老弱,使自己的权力获得更高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支撑。这一系列的权力运作,其结果无不导向社区权力向生产队长的集中,使得后者拥有了更强大的资源、能力去调控H村村民互助合作的常态行为,从而维系了H村这一合作典型的持续良性运作。
  当政权在H村大举扩张其强制性权力的同一过程中,H村这一合作化典型走向没落。其间,生产队长曾试图通过权力收缩和权力沉睡来保护H村的正当利益,甚至在手中由国家授予的职位性权力被剥夺之后还尝试通过领导维护社区民众利益的“私分粮食”这一反行为来获得社区自下而上的社会授权,希图通过这种途径来重塑自己的社区权力,以此增加自己保护社区的能力。但随着国家强制权力的进一步扩张,生产队长的努力遭到失败,H村最终走向没落。
  如果要为该时期国家改造社会过程中生产队长的政治角色,“游移的砝码”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尝试:在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力能有效耦合的基础上,生产队长通过权力运作努力扩张自己的社区权力,以求国家权力与社区能力的平衡;在国家罔顾社区伦理规范而过分扩张其非理性要求时,生产队长则试图通过接受自下而上授权的方式重塑自身的社区权威,以增强调节、弥合国家权力与社区能力之间失衡和裂缝的能力,尽量保护社区起码水平的正当诉求。
[硕士论文] 张笛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上各种不公平事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诸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兴趣。本研究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采用实验法,在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和关系变量的基础上,探讨分配不公、社会价值取向、关系对不公平感的影响。
  结果发现,不公平感在不同程度的分配不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高度分配不公情境下产生的不公平感强于低度分配不公情境下的不公平感。将社会价值取向作为调节变量放入模型,发现社会价值取向对分配不公和不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与亲社会者相比,分配不公影响下的自利者的不公平感更强,但是亲社会者的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更大,自利者的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则较小。在不同的关系情境下,分配不公对不公平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弱关系情景中,分配不公影响下的不公平感更强。但在强关系情境下,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弱关系情境下,不公平感在高度分配不公和低度分配不公之间的差异较小。并且,本文认为关系与分配不公的交互作用对不公平感的影响要强于社会价值取向。
[硕士论文] 刘涛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成员历经心态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较多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目前的整体社会参与度较低,参与群体亦显示出差异性;低社会参与现象实际折射了目前存在的社会冷漠现状以及转型期社会心态和社会问题的变化。以往对社会参与问题的研究多从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差异进行探讨,认为个体社会参与的差异是由自身社会资本参与路径的影响所致,较少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讨价值观念对社会成员在社会参与差异中的分析,缺乏对社会成员心理因素的关怀。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黑龙江省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对哈尔滨地区的995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比线上和线下社会参与、社会参与行为和社会参与意愿,探析社会阶层、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阶层在线上社会参与行为中存在差异,上层群体比下层群体的参与行为可能性更高;同时在线下社会参与意愿中,阶层越高,参与意愿越高。而在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中,发现“权力距离”价值观对线上社会参与行为和线下社会参与意愿影响显著:当感知到社会中的权力距离过大,即承认权力的不平等时,将更有可能进行线上社会参与行为和更高的线下社会参与意愿;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则对社会参与意愿具有显著预测性,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社会参与意愿,当感知到社会中的集体主义观念较高时,个体社会参与意愿也更强烈。同时对社会阶层、文化价值观、社会参与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部分文化价值观维度能够在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中起中介效果,其中“权力距离”观念中介效应明显,具体来说,高阶层通过感知到社会中权力距离过大时,其线上社会参与行为可能性更高、线下社会参与意愿性也更强烈;同时“未来取向”和“人文主义”价值观亦能在社会阶层与线上社会参与行为中起中介效果。
  通过探讨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阶层的社会参与差异不仅仅受结构性资本的路径影响,个体的社会心态观念亦会影响其社会参与结果,可见对于社会参与的分析不能仅着眼于阶层本身,亦应关注社会变迁中社会成员的心态变化,尤其是“权力距离”观念背后所凸显的阶层意识及心态差异。对社会心态的关注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现状,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治理。
[硕士论文] 王洋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农业是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是一个国家强大和前行的根本和基础,从事这一产业的农民在技术进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是否一如既往的依恋土地,再次引发学界的思考。本研究以此社会变迁为背景,探讨老中青三代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观念、依恋情感和行为选择,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三代人之间对于土地价值情感的传承联系和差异变化。
  本文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对黑龙江省T村11位被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在对调查资料和访谈文本归纳、整理提炼后,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在土地价值观认知和土地依恋情感方面,老年人多持土地为本观,对土地的依恋性很高,土地给老年农民带来了安全感归属感;中年人多持土地致富观和土地保障观,对土地的依恋性较高,土地给中年人带来了保障和退路;青年人多持土地包袱观和土地保障观,他们对土地或陌生疏离或纠结迷茫。在代际联系和变革方面,农民对下一代的传递更倾向于“走出去”,下一代人给上一代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代际间对土地的情感越来越淡漠,但在观念上却产生了更新,中青年人对未来农业的发展保持乐观的心态并充满希望。在对农业劳动、农村社区和农民身份方面,老年人对农业劳动和农村社区的情感性很强,但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性弱,与此相反的是中青年农民,他们对农村的依恋性较弱,但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性却更高。
  本文认为更应该从开放的视角全面的认识农民情感状态的嬗变,在各种农业政策、措施给农民带来利益和好处的同时更应该着重关注农民心理的变化历程。
[硕士论文] 朴玉凤
应用心理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时间和风险是两个影响人们日常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延迟(跨期)贴现指的是个体对未来报酬的主观估计值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的心理现象,概率贴现(反映了风险态度)则是指当人们需要在几个具有风险性的选项中进行抉择时,人们倾向于降低对风险较大选项的估值的现象。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倍受全世界各国的瞩目,对跨国、跨区域文化的跨期和风险态度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本土的跨民族文化(汉族和维吾尔族)进行比较,对在行为实验中体现出的跨期和风险态度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由于维吾尔族民众的宗教信仰特殊性,本研究将宗教文化作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探讨,并引入了辩证自我、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情绪体验等因素,为促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沿线上各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往来和互联互通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哈尔滨工程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和绥化学院等的200名学生(100名汉族学生和100名维吾尔族学生)进行跨期和风险态度实验,并穿插进量表及问卷进行作答,所有实验和问卷均在实验主持者的指导下完成,并现场回收。所应用的量表及问卷包括:辩证自我量表、宗教原教旨主义量表和正、负性情绪量表等。运用x2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基于对所有研究变量的文献整理和理论分析,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1)在风险态度上,汉、维被试比较,汉族对损失相对更为敏感,更偏爱于风险规避;对于损失,维吾尔族则相对更加风险偏好。
  (2)在跨期维度上,汉族对短期的收益表现出了更大的相对预期正情绪,而对长期的收益表现出了更大的相对预期负情绪。
  (3)在面对获得或损失的情况下,受到维吾尔族文化影响的被试整体都表现出了比汉族被试冒险的倾向。
  (4)汉族被试整体表现出了比维吾尔族被试更高的辩证自我水平和消极情绪体验水平;而积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延迟贴现(获得)。
  (5)辩证自我三个维度(矛盾、认知改变和行为改变)在民族(汉族:-1,维吾尔族:1)对延迟贴现(获得)和概率贴现(获得)的正向预测中,具有中介作用。
  (6)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0,穆斯林:1)在宗教原教旨主义对延迟贴现(获得)和概率贴现(获得)的正向预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硕士论文] 张国锋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关系是探究中国社会的窍门,它嵌入于历史变迁中,因此把关系研究的眼光转向历史至关重要。本文尝试从社会史视角发现关系在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变与不变。依靠义务性赋予关系的力量,儒家传统得以回答秩序命题。伦理型文化使义务性成为塑造关系的主要力量,而家外互动和利益活动造成的结构性失序让关系人情化发展起来。自我不仅具有价值自觉能力,而且具有利益自觉能力,自我寻求有利手段广泛参与利益获取与竞争活动。自我主义以有力量的关系为工具设计行动策略,却以利益获取与竞争而非秩序维持为目的。自我主义让灵活的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成为必修课,进而突破封闭的亲缘和地缘类型,便于在流动性较高的家庭外部处理利益问题。自我主义与义务性的相互作用让关系的工具化使用大行其道。
  关系行动有两个类型,义务性是“行动因关系而发生”这类行动得以存续的基础,自我主义是“通过关系而行动”这类行动能够增殖的动力源泉。义务性和自我主义是塑造关系的结构性因素,这种双重性的视角更能理解关系具有的不同样态,也是解释围绕着关系的争论的有效框架。
[硕士论文] 周允惠
新闻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动画、漫画以及游戏在青少年群体中风靡,网络虚拟社区、漫展以及动漫社团的大量涌现,在青少年漫迷丰富的想象下,他们与动漫作品中的人物角色逐渐建立起一种虚拟的“对话”模式,对动漫角色产生一种近似于亲人朋友的观感。本文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配以对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漫迷的访谈,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借用霍顿和沃尔提出的拟社会交往理论,对南宁市青少年漫迷进行实证研究,探析其余动漫角色之间的拟社会交往,试图寻找到影响青少年漫迷与动漫角色拟社会交往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单向而虚拟的“对话”关系是否有影响到青少年漫迷日常的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
  从调查中发现,青少年漫迷与动漫角色拟社会交往受到观阅时间、频率的影响最大,即当青少年漫迷沉浸动漫中的时间越长,其对动漫角色越容易产生这种虚拟的社交感。同时,他们在与动漫角色之间所建立起的一种近似“友谊”的关系时,更倾向与去扮演着一角色,从而达到与角色的相互“对话”。在此过程中,青少年漫迷通过对角色的想象,逐渐在自己的脑海中建构起拟社会交往关系,并在“二次元”的文化语境下拓宽自身的人际关系。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荒唐”、“无知”、“疯狂”这些扁平化的的形象来看待“漫迷”这个特殊的群体。漫迷作为迷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动漫产业的重要消费者和阅听者。本文通过对青少年漫迷的研究,期以增进对这一受众群体的了解,以及对这一特殊的传播现象所承载的内涵和文化特征的理解,并希望对当前学界对于动漫迷群的研究从心理学、传播学两个维度提供一定的借鉴。
[硕士论文] 杨数红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出身于农村的流动摊贩是农民工群体中的进步阶层,但依然是城市社会的弱者。学术界大多从城市管理的视角对流动摊贩进行研究,却忽视了对他们本身的关注。作为城市外来者,流动摊贩在面对经营威胁及制度排斥等困境时,依然能在城市中发展立足,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生存逻辑。
  本文从嵌入性视角出发,运用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L区某流动摊贩的经济活动和行动策略的考察,探究了其背后的行事逻辑,并为该逻辑下流动摊贩在城市中的发展做了一定思考。经研究发现,流动摊贩在职业进入阶段,主要依托于熟人关系;发展立足阶段则通过构建群体内部关系来应对同类竞争;面对群体外部压力时,流动摊贩通过拉关系、贿赂等方式与城管建立关系,实现与正式制度的抗争,展现出一种对公权力的“抗争性政治”,而面对“街头混混”,他们只能妥协,体现了“弱者的逻辑”。
  通过对上述经济活动和行动策略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流动摊贩在城市社会的生存逻辑,即仍然遵循着乡土社会中传统的行事逻辑和规范,并以此实现在制度外经营的可能。他们的经济活动实际嵌入到了自身的社会关系中,但是这种嵌入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出身于农村的城市流动摊贩要想实现自身阶层的上向流动,除了寄希望于两代人以上的努力之外,还有赖于城市政府顺应市场规律、认清从乡土到城市或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型,制定系统的规章制度引导他们合理的发展。另外,通过从嵌入性视角探究流动摊贩的经济行动和策略行为,发现中国式关系中利用关系办事、差序格局等思想为嵌入性理论本土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硕士论文] 卢美锋
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对于组织情境中个体的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及其消极后果,研究者业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个体为了组织或其成员的利益而做出的不道德亲组织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UPB)则较少涉及。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个体的人际导向与其从事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上下属关系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共开展了两项研究以探讨上述主题。
  研究一讨论了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UPB)的关系。研究发现,人际导向、上下属关系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人际导向与上下属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不仅如此,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和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人际导向较高的个体在组织情境中会形成高质量的上下属关系,而出于回报或互惠的目的,这些个体倾向于做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
  研究二则探讨了道德认同对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和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关系中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二验证了研究一的发现,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和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发现,上下属关系在人际导向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人际导向经由上下属关系影响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间接效应仅出现在低内化道德认同和低象征化道德认同个体身上,而对于内化道德认同及象征化道德认同较高的个体而言,无论上下属关系质量的高低,人际导向的个体都不会倾向于从事具有不道德性质的UPB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人际导向是影响个体倾向于从事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可能风险。不仅如此,个体的人际导向是以上下属关系为中介从而影响着其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倾向,且这一效应仅出现在道德认同较低的个体身上。研究最后还探讨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局限性及未来发展方向。
[硕士论文] 苗纪良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内地,这就促进学者对边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那么在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边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聚焦到本土的中国边疆,东北边疆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形成的呢?
  因此,本文以东北“边疆村”为个案展开研究,从边疆建构的视角,运用民族志法与深度访谈法在东北“边疆村”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田野实地调查,以期探求东北边疆的具体形成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中俄两国边民出于对“生存理性”、“安全理性”的追求,在东北的边疆地域进行着互动的社会行动,在边民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塑了一个另类的社会空间——边疆移民社会,它向外界呈现出中俄混血的人口特质、混杂的饮食、异域风情的衣着和衰微的传统信仰等具体态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边疆移民社会中向他者呈现的移民文化逐渐被同化,日渐衰弱,为此,边疆社会的人民开始对传统移民文化进行现代建构,底层政府、民间精英、普通村民以及大众传媒等多维主体基于不同的目的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具体实践。多维主体在进行移民文化现代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是利用移民文化建构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文化边疆,它侧重于凸显边疆文化的异质性以及底层社会自下而上的边疆“再造”。
[硕士论文] 梁春晓
文艺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青年”是朝气蓬勃的象征,也是鲁莽浮躁的延伸,既是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概念,也蕴含着年龄特性和代际关系的深层意蕴。创新、积极、热烈、希望都是青年的代名词。随着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逐渐成为主流社会的研究对象,青年文化乃至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正经历着从被忽视到被关注的蜕变过程。
  亚文化作为小众边缘文化,已经逐渐引起社会重视。然而国内外对其进行的研究大都缺乏深入剖析,更为侧重对文化政治学视角中抵抗和收编的阐释,忽视了亚文化的审美维度和身份认同问题,丰富这两部分内容,是本篇论文的重要写作任务。
  本篇论文通过探究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理论的生成背景、亚文化的风格及其审美维度、亚文化的政治抵抗功能及其局限、亚文化与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问题,立体全面地展现赫伯迪格以及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加强我们对亚文化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弥补以往研究中忽视亚文化审美维度的不足;另一方面,为建构我国青年亚文化理论提供借鉴。其中主要涉及赫伯迪格青年亚文化理论的生成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理论背景,亚文化的风格及其审美维度——风格界定、风格构成和风格的后现代性转向,亚文化的政治抵抗及其局限——政治抵抗和收编理论,亚文化与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发展渊源、身份认同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及赫伯迪格青年亚文化理论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等内容。结语部分则通过梳理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理论对亚文化研究乃至伯明翰学派的贡献、存在的局限性和对我国亚文化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探讨赫伯迪格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功与过。
  之所以选择赫伯迪格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进行研究,是由于赫伯迪格对亚文化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其中所涉及的风格理论是亚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民族志调查、田野调查和“受众调查”等方法的使用也让它和只注重在书斋里进行符号分析的一般的文学研究区别开来。赫伯迪格的理论向我们传递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美学观,这种美学观最鲜明的特质就是兼具审美风格和政治抵抗,而抵抗与审美的结合恰恰是赫伯迪格青年亚文化理论的亮点。但是纵观国内外对赫伯迪格理论的研究,素材过于单一已经成为普遍问题,研究难成系统也制约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发展。这些研究现状恰恰为此篇论文的成文提供了必要条件。
  虽然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阶级结构的调整、性别的渐趋平等以及身份流动的加剧,赫伯迪格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似乎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纵观后期的亚文化研究,却很难跳出这一理论研究的框架,赫伯迪格的青年亚文化理论早已成为研究亚文化的必经之路。年轻人对个性和时尚的竞相追逐,再一次将青年亚文化研究推入大众视线。本文正是试图从赫伯迪格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展开分析,填补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不足、关注风格构成、聚焦抵抗收编、重视身份认同,以期建立更加完整的研究体系。
[硕士论文] 胡静瑶
社会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播媒介已大大地发生了改变,网络媒体占据了我们生活的重要地位,借助网络媒体,线上的虚拟空间得以建构起来,产生了明显不同于现实的“网络社会”——这是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自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网络社会”的概念,有关网络社会本质和特点的讨论就从未停歇,但网络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本文将从网络事件这一角度切入,关注在网络社会背景下,网络事件的传播及发酵过程,尤其关注事件中的传播主体:网络媒体、个体和群体的行动特点,以从中管窥到作为这些主体的行动场域的“网络社会”的本质与特点。本文认为,网络社会中的“媒体”、“个体”、“群体”行动的方式或逻辑都与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新的区别,从媒体行动的角度来看,网络社会可以被视为一个风险社会;从个体行动的角度来看,网络社会可以被视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从群体行动的角度来看,网络社会可以被视为一个后现代性社会。
[硕士论文] 徐嘉璘
体育人文社会学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向往幸福,向往幸福越发强烈使很多人已经将幸福作为人生的目标,并积极主动的去实现它。而休闲,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人类高层次的需求,它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那么如何利用休闲来提升幸福感已然成为社会和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利用包含“社会学人口特征背景”、“深度休闲”和“主观幸福感”三部分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其中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进行,按照7∶2∶1的比例在7个辖区投放350份问卷,2个县级市和一个县分别投放100份和50份问卷,问卷共计500份,回收471,有效问卷438份,有效率为92.9%,在对所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效度信度检验时发现,深度休闲和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效度分别为.872和.867,深度休闲和主观幸福感量表的信度分别为.909和.874,均符合研究要求。进而,对所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通过项目分析、因子分子、信度分析、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揭示了长春市休闲体育参加者的深度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同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收入状况的参加者在深度休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性别、年龄的参加者在深度休闲方面则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假设一成立。而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的参加者在主观幸福感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研究假设二成立。第二,深度休闲、主观幸福感二者之间相关系数为0.373,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且呈低度正向相关,伴随着深度休闲水平提高,幸福感也会相应得到提高,研究假设三成立;第三,通过构建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及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进行绝对拟合指数和相对拟合指数的检验,判定深度休闲中包含两个可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子,这两个因子分别为“显著的个人努力”和“生涯性”,进而可推论出深度休闲确实可以影响主观幸福感,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研究模型得到验证,研究假设四成立,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成立。
[硕士论文] 刘祥东
社会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信任(trust)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人们日常互动中,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础之一。信任问题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凸显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下,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或称原子化社会。当前,中国传统的信任模式正在从“亲而信”向“利相关”转向,而无论在哪种模式下,信任都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状态。在原子化社会中,对信任危机及信任建设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研究采用CGSS2012年数据库,以基于某类社会角色的信任对象为因变量,分为两大类:人际信任(普遍信任、特殊信任)与制度信任,验证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媒介源、亲友活动参与水平、组织参与水平、政治参与水平对信任的影响。同时,文中也检验了人口基本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资本属性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信任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列联表的变量描述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方法相辅相成以检验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如下:其他条件一定时:
  (1)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媒介源的个体,其普遍信任水平相对以非互联网为主要信息媒介源的个体更低。无论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媒介源,都不影响个体的特殊信任水平;(2)邻居社交频率越高/单日内非家亲联系数量越多,人际信任水平越高;朋友社交频率越高,普遍信任水平越低但特殊信任水平越高;(3)不同的组织参与对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具有不同的影响:积极参与官方组织、校友会能够显著提高特殊信任水平,群众组织与娱乐团体的会员消极参与则会降低特殊信任水平;积极参与官方组织能够显著提高制度信任水平;仅作为非官方组织成员且消极参与时,会降低制度信任水平;政治参与水平越高,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其他类组织参与水平不对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产生显著影响。(4)三组控制变量,即年龄、婚姻状态与城乡居民身份,受教育水平与人性善恶观,家庭年总收入、政治身份与工作单位类型,对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具有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解释作用。
  基于描述分析与假设检验,提高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可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考虑:加强网络信息监督与管理,尤其是内容真实性审核与内容传播、惩处虚假信息散布的个人与组织,制定并规范公平公正的互联网平台运营规则;促进个体性与公共性建设,一方面进一步发展民间-官方组织,另一方面培育个体的公民意识,使个体在道德与法律约束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公共性建设,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存量;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通过提高民众对政府的绩效的满意度来提升制度信任,调动个体、组织和政府在经济、文化、法律等多维度共同参与信任建设,削弱社会信任危机。
[硕士论文] 杨帆
新闻传播学;传播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河南人形象”问题受到了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媒体连续报道、社会公众获取和传递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息息相关。尽管大众媒体集中性报道河南和河南人负面新闻的情况已经不再,网络传播环境也打破了原有信息流动中地域化和国界化的限制,但网民群体互动中的河南人形象并没有得到质的改善。
  目前学界对河南人形象的相关研究多从传播者角度出发,思考大众媒介在“妖魔化”河南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而对作为接受者的社会公众或网民群体互动中的河南人形象关注甚少,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那么,网民群体认知中的河南人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呢?他们对河南人形象的建构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网络平台自身又在河南人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为了探讨上述问题,本研究选取天涯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天涯社区用户有关河南人的发帖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数据统计的结果和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索网民群体在互动中如何塑造河南人形象,从而归纳出网民群体互动下典型的河南人形象,同时也对这些形象的成因做出自己的思考。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不仅介绍选取天涯社区进行个案研究的原因,还交代了研究框架和数据获取情况,并主要从发帖时间、发帖人身份、篇幅、点击率和回复数、版块来源五个方面展示分析结果,同时也统计帖子内容类型和发帖人的情感倾向,从而总结天涯社区用户对有关河南人话题的讨论特点。第三部分以天涯社区用户发帖和回复的互动行为为背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帖子内容和评论回复进行详细的个案分析,从而对天涯社区用户互动中河南人的典型形象进行归类并指出认知偏见问题,另外也探讨了参与用户在有关河南人形象的互动中存在的三种非理性行为。第四部分从多个角度分析天涯社区用户中河南人典型形象的成因并对其反思,并尝试从网民、媒体、政府三个层面对重塑河南人正面形象提出建议。
[硕士论文] 刘鹏瑞
情报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网络环境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对政府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和引导策略的研究,成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明晰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以演化机理为基础和针对演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舆情引导策略,旨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运用信息生态理论构建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信息生态链,然后从链内演化和跃级演化的角度研究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针对舆情演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相关管理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为支撑,提出相应的舆情引导策略。最后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证实性研究。
[硕士论文] 赵海滨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我国的互联网事业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也迅速的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空间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基本社会细胞的农村家庭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家庭成员的季节性外流、传统价值规范的转变意味着农村代际互动的空间基础和文化基础发生了变迁。因此,学者通常将农村的人口流动和价值规范的转变作为研究农村代际互动的出发点,但对于正在形塑中国居民日常生活的新媒体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从互动论的角度出发,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和观察法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农村代际互动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主要包括新媒体环境下农村代际互动的现状和变化以及新媒体对农村代际互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代际互动提出了改善建议。
  通过对河南省林州市D村调查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农村代际互动表现为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一是在长期的代际互动仪式中形成的道德感——孝,对代际互动进行着维持;二是新媒体在具体的代际互动场景中的分离作用。具体表现为新媒体分层化倾向排斥着中老年人对新媒体的使用并进一步影响着与子女之间的交流,个体化倾向则使得家庭的交流空间转变为私人空间里的公共空间和深度私人化的空间。子代与亲代由新媒体形成的行为习惯具有工具理性的取向,使得互动内容产生了“技术规则”,导致子女与父母的互动呈现出低频率、短时段的特征;新媒体又满足了子代与亲代交往上的利己主义倾向使得正式仪式化的客厅时代向强迫乃至失败的互动仪式转变。新媒体对代际互动的分离使得代际互动的情感体验趋于下降,而孝文化则在新媒体的分离作用下维持着代际互动并使其趋于稳定。但是随着具体场景下的代际互动的情感体验的长时间累积,将会对“孝”的内涵进行形塑。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农村代际互动的现状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从中老年人、村庄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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