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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生就是对于每个人为了美好的诞生而分配的最平均最公平的一个旅程,我们常说我们的命运,一半在自己手中,另一半在上帝手中。因而在这世上很多人观念里都存在的一种顶点就是内心对某种无敌的神有着自己的愿望、顺应、虔诚,似乎期待它能给自己一个惊喜。在这种潜意识想法背后是一项真实的朝拜礼。它首先是人内在的委顺,是来自信望爱的祈祷行为,再具体化而成为朝拜。在各种教派活动里朝拜是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伊斯兰教是一神教,除了对造物主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他者崇拜。但是伊斯兰世界里麻扎朝拜活动还是很普遍的存在。这样的朝拜由人群、地理条件、生活条件等因素的不同而有着不一样的存在形式。新疆这个历经过多种宗教演变的地域,连州跨郡的麻扎朝拜也有着地方特色。在辽阔的巴楚大地上有着蕴涵着丰富而深刻历史意义的麻扎塔格区域,其包括吾库麻扎及周围的麻扎村。在巴楚的历史背景和唐王城历史基础上能很好地了解麻扎山由来历史和文化以及周围麻扎村庄的生活特点。
  本人通过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在麻扎村人们的生活点点滴滴上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心目中的麻扎定义、麻扎朝拜现状、他们的宗教观、他们的教育、生计方式、娱乐生活方式),也在巴楚的历史和有关唐王城的历史资料方面通过跟多个负责文化部门的联系获取了部分资料。本论文研究的是跟巴楚的历史结合围绕历史的唐王城以吾库麻扎和它同源共流的麻扎村为中心阐释出麻扎山的文化、生活及特点。
[硕士论文] 张红杰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社会,生态问题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之一。如今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拯救人类种族和其他地球生命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这涉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性格。人类的贪婪、无知、侵略和傲慢无礼所带来的生态问题,比起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地球更有害。所以如果要缓解并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单纯的通过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类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的转变,从关注物质利益转到关注生命的价值、人文价值,提高对生态的关怀。如果说新的时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蕴含着一种更宽广和深刻的关爱,那指的就是新时代中所包含着生态维度的新人文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寻找宗教中的生态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生态思想方面独树一帜,值得研究探讨。
  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强调了人、自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和谐统一,并且强调代际公平,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价值的平衡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伊斯兰经典《古兰经》和圣训在生态伦理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权力观等方面体现了生态美学的思想,从文本上阐释了伊斯兰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历史文化,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是在阿拉伯半岛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具有地域性的特点。阿拉伯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习惯法也为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教法学家和各地穆民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得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进一步人文化、完整化、系统化,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基督教、佛教的特点。伊斯兰生态美学思想的普世性和相融性,对阿拉伯世界、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伊斯兰生态思想,探索生态文化的内涵,从信仰的高度阐释当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思自身行为,为生态保护的实践活动提供文化方面的借鉴,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硕士论文] 李飞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里拥有漫长的城市发展历程,这与德里在南亚次大陆上的重要地位息息相关。德里的地位主要是由它在次大陆上的地缘位置决定的。除此之外,德里的地位也得益于其自身有利的建城、防御与生存条件。
  长久以来,德里经历了跌宕的历史命运。从史诗时代,经由拉其普特时代、德里苏丹时代和莫卧儿时代,直至近现代,德里的发展线索从未中断。莫卧儿人在德里的演进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沙加汗皇帝在德里建立了自己的新都——沙加汗阿巴德。这座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布局形态均深刻地体现了伊斯兰思想与印度理念的高度融合。气势恢宏的帝国建筑不仅是莫卧儿帝国财富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深度融合的精美之作。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沙加汗阿巴德无疑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政治结构为整个帝国的政治结构提供了范式,城中一系列的政治仪式不断地巩固并加强着帝国的统治秩序。官统经济和市民经济并存于城市的经济领域,其中官统经济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更是城市乃至帝国经济形态的集中反映。森严的政治体系和宽裕的经济实力共同孕育了帝国的统治文化,“文”与“武”相融合的文化内涵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生动地演绎了繁荣的帝国文化。
[硕士论文] 刘威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是对清初著名穆斯林学者、被称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译注家”之一的刘智所著《天方性理》中回儒会通问题展开的研究。本文运用文本诠释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拟在阐明刘智如何在《天方性理》的译著过程中,既准确地转述自身的苏菲思想,又巧妙地融摄了当时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理学,并藉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寻求理解和认同。首先,本文考证了刘智的生卒年,进而分析了《天方性理》一书的文本构成,意在明确刘智的时代特征、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并对以往刘智和《天方性理》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在第二章里,本文通过对“真一”、“数一”、“体一”这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阐释了刘智作品中真正要表达的伊斯兰教苏菲思想,而儒家理学的话语系统不过是作为载体的外壳。然后,通过比较周敦颐、朱熹、刘智对“无极而太极”这一理学命题的不同释读,表明刘智用苏菲思想对儒家学说的融摄,以及外来的伊斯兰教思想同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互益问题。刘智的著作确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内容和新境界,实是在汉语语境下对“中国哲学”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和补充。文章最后反思了被学界讨论已久的“以儒诠回”问题,并通过探讨刘智的思想和著作对“汉学派”和西道堂的影响而提出所谓“回学”这样的学术传统,使以汉语承载的伊斯兰教思想作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可能,并试图为中国伊斯兰教在汉语语境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探索出一条生存之道。
[硕士论文] 马元斌
传播学 南京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伊斯兰教在唐朝时期传入中国,距今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千年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穆斯林人口与日俱增,自身文化特征也日渐突显和成熟,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伊斯兰文化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长期以人际传播为主,即便进入大众媒体时代,伊斯兰文化也因种种因素的限制,未能利用最先进的传播工具进行有效传播,而是仅靠一些有限的纸质媒体进行内部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媒介加速更新换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时代,中国伊斯兰文化借助新型媒介在穆斯林大众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传播,但其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的新问题。
  本文以中国伊斯兰文化新媒体传播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出发,阐述了中国伊斯兰文化新媒体传播的现状,论证了伊斯兰文化新媒体的传播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传播策略。
  在新媒体传播下,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中国伊斯兰文化传播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大众媒体;第二层是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的团体和个人;第三层是以个人身份存在的伊斯兰教职人员、伊斯兰文化研究人员以及热衷于传播伊斯兰文化的民间自媒体人。中国伊斯兰文化新媒体传播媒介主要为伊斯兰文化网站、播客、相关APP和微信。中国伊斯兰文化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也产生了数字化、海量化、多样化、及时化的新特征;同时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也取得了传播群体扩大化、传播内容广泛化、传播活动密集化及发展前景广阔化的传播效果。总之,中国伊斯兰文化新媒体传播扩大了传播群体,满足了自身的传播需求,革新了传播内容,并拓展了的传播渠道。但在新媒体的传播下,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平台还不完善,传播技术还不成熟,传播信息杂乱并存在内容同质化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保障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有效传播,应极力提升传播主体的素养,加强伊斯兰教文化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建设,优化伊斯兰文化新媒体传播内容。
[硕士论文] Aizada Zhaparova
社会学 南京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Kyrgyzstan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populated with people of various religious confessionsthat coexist on one land.Most of the people in Kyrgyzsta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traditionally Muslim ethnic groups, such as the Kyrgyz's, Uzbeks, Tatars, Tajiks, Kazakhs.
  Due to the outflow of Russian and the influx of refugees, high birth rates in Muslim ethnicgroups, the percentage of Muslim population is growing.In the states of the Central Asia, as ithas historically developed, Islam holds sufficiently extensive part of everyday life.Islam is in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f the CIS so systematic that we can identify it as a factor.This factoris present in almost all spheres of human activity, especially in politics.So, against the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Asian CIS states, we can talk about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The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Kyrgyzstan, movement indefining the essenc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Islamism".The objective of thiswork is also to define the role of the Islamic factor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of the CIS.
  As the tasks of the research is put the allocation of basic socio-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ofthe birth of movement with Islamic slogans, strengthening its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people and to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as a whole and the forecast of thefurther development of Islamic extremism.
  
[硕士论文] 胡思远
历史学·专门史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至迟在10世纪初,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传教活动已从中亚进入我国西部边陲,乃揭开了其在中国传播的序幕。康熙十三年(1674年),苏菲嘎迪林耶教士华哲·阿不都·董拉希从海路抵广州,后传教于两湖、陕西、甘肃等地,授以“三门”徒,为该学派于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发展中,嘎迪林耶于西北地区逐渐形成大拱北、杨门、国拱北、九彩坪、灵明堂、文泉堂、香源堂、齐门、阿门、通贵等支系。
  嘎迪林耶自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不断加深,使其与其他苏菲学派有着明显的差异。嘎迪林耶在学理、思想及修行礼仪上,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禅宗思想的影响而产生变异,遂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苏菲学派中颇为独特的一派,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而变异之后的学理、思想和修行礼仪、文化特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碰撞的产物。
[硕士论文] 赵龙
民族学·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北庄门宦于十八世纪末始传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因始传人哈木则-马葆真提出的“中正”宗教思想得到其他门宦的认可,发展较为顺利。十九世纪由于“老人家”家族成员在军政界的发展,北庄门宦迎来第二次发展较快时期,教徒人数迅速增加。改革开放后的舍木松迪尼-马进成“老人家”时期,是北庄门宦史上最稳定、和谐的发展时期。进过三次发展高潮及六位“老人家”的苦心“经营”,北庄门宦已发展成为临夏地区较有影响力的门宦之一,教徒遍及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地区,人数近20万。
  国内对于门宦的研究已卓有成效,但对北庄门宦的研究只涉及到其发展史、宗教思想等领域,对北庄门宦“老人家”的研究更少,仅仅涉及一些生平事迹而已。本文从北庄门宦“老人家”的社会作用研究出发,收集史料,寻找当事人做田野调查,对“老人家”这一在外部看来较为神秘的宗教领袖作出新的解读,阐述他们时代责任的转变。本文对“老人家”的社会作用及门宦发展前景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应尽可能的发挥“老人家”积极的“正能量”的作用,为多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力量,而门宦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表现形式,他已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门宦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应该发挥其社会功能中积极的一方面,为民族地区的建设作出贡献。
[硕士论文] 王津捷
民族学·民族社会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西关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由乡村到城市的变迁导致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继而导致文化其他层面诸如婚姻、家庭形态、居住模式、人际关系、民族宗教习惯、民族心理、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西关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同时民族宗教习惯对社区具有整合作用,最终结果是西关村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提升。本文用西关村的个案来证明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理论,为充实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和文化类型理论增加了一个民族志证据,并为其理论增加心理层面的探讨。
[硕士论文] 马斌
哲学·外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伊克巴尔认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宗教经验的有效性辩护,他的认识论是包含“感觉”、“理性”和“直觉”为一体的统合认识论(Unification Epistemology),他既不是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也不是直觉主义者,因为他没有贬低其中任何一种认识能力,而是主张这三种认识能力各司其职,分别用于不同的认识对象,只不过直觉经验具有认识整体的优势,或者说是认识本质的优势。伊克巴尔直觉经验的思想渊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直觉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回应,即主张科学实证不是人类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在这一方面他尤其继承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思想;其二是传统的伊斯兰苏非主义学说,伊克巴尔为宗教经验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苏非主义的神秘经验辩护。伊克巴尔的直觉经验建立在他的时间观念和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之上,他将时间区分为“真正的时间”(the real time)和“序列时间”(the serial time),序列时间只不过是真正时间的碎片化。真正的时间是直觉经验的场域,而康德的认识论只在序列时间内有效。人类的理性是可以超越序列时间,在真正的时间那里认识无限的,这个过程具有:明确性、直接性、不可交流性、整体性、客观性和脱时性等特点,这就是伊克巴尔的直觉经验,直觉经验在本质上是超越的理性。伊克巴尔的直觉经验同西方哲学家们的直觉概念有所不同,伊克巴尔直觉经验的认识对象主要是真主;它需要一定阶段的修道才可以达到;而且它是被动的。在现实生活中伊克巴尔积极倡导建立在感觉和理性之上的科学,他认为是伊斯兰教孕育出了西方现代科学及其方法,因此穆斯林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本质上是找回伊斯兰自己的传统。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直觉经验是我们认识真主的途径,两者并不矛盾。像科学一样,通过直觉经验得来的宗教知识也是有效的,真实的,也属于我们的知识范畴。通过说明直觉经验的有效性,伊克巴尔进行了伊斯兰的知识化(knowledge-ization of Islam),完成了他对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
[硕士论文] 王风娇
民族学·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回族是以伊斯兰信仰为本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回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中,各种仪式文化具有独特且多样的内涵,需要学术界挖掘研究。回族的“尔麦里”仪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众宗教信仰行为的文化符号,也是其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相结合的一种外在表现。作为回族仪式中的重要内容,“尔麦里”贯穿于回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回族社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发挥着历史性作用。通过对回族“尔麦里”仪式的研究,不仅能够从社会层面去了解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内容,还能从深层次的心理层面把握信教民众的信仰行为和心理表现。对于民族学研究来说,解读“尔麦里”仪式,是一个从全方位了解回族传统文化的具有综合性研究价值的重要文本。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是人口较多,分布最广,呈典型的大分散、以一定地域相对聚居的分布格局。回族分布于全国各省,并集中聚居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汉语是回族的通用语言,不同地区持不同方言。平罗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距首府银川市58公里,是石嘴山市唯一的建制县。东衔黄河水,西依贺兰山,具有回、汉、蒙文化底蕴。平罗县统一村位于平罗县东部,是一个传统的回族村落,正处于乡村城市化发展的过渡时期。通过对统一村的田野调查,能够从整体上加深对“尔麦里”仪式的认识。本文通过对统一村自然空间、社会环境、宗教氛围等人文地理概况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该村“尔麦里”的过程、类型以及教派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历史和现实处境,对“尔麦里”仪式中的各种象征进行深度的阐释。同时,探讨了“尔麦里”仪式在回族社群中所发挥的精神慰藉、强化族群认同、文化濡化和教育等功能。最后,通过对“尔麦里”仪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做一分析,以便对我们对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有所认识。本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回族“尔麦里”仪式进行全方位解读,不仅有助于全面展现回族的社会生活,了解回族文化的系统,也对丰富此类研究内容和展开地区比较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硕士论文] 宋宗澳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框架,分别从支配结构、城市类型、法律结构等方面揭示出伊斯兰教的社会经济实质上是政治资本主义;尝试阐明伊斯兰教伦理与政治资本主义之间隐含的关联,并在因果多元论视角下考察宗教伦理对伊斯兰社会政治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维持所具有的因果重要性。根据韦伯的资本主义类型学,通过对政治资本主义和理性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层面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本文得出:理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而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则在于汲取和消耗社会财富。正是这种本质差异影响着东西文明在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最后,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韦伯的历史观和因果多元论视角,尝试解释不同的宗教伦理分别对两种资本主义之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硕士论文] 王燕
公共管理 新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新疆渗透蔓延,他们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企图以极端的方式达到其推翻世俗政府,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目的,对我国国家安全和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谐的民族关系以及正常的宗教活动都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影响。
  为有效遏制并严厉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本文从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论研究入手,探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新疆快速蔓延的表现、原因、途径及危害,结合当前新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国内外趋势,从加快对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进程、保持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高压严打态势、加快新疆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建设、继续推进民生工程、开展多边国际合作六个方面提出遏制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策和建议。
[硕士论文] 罗晨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想要深入理解伊斯兰教不但要研究其礼仪规范和政治形态,从教义和宗教哲学层面的研究更是基础中的基础。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从西方哲学、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共通的源头上去进入,来窥看这个有着将近16亿信徒的重要宗教的思想奥义。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之后,经过漫长的哲学史进程,黑格尔重新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对伊斯兰教进行了精彩的解读。黑格尔在他庞大而精致的哲学体系中,在绝对精神概念的进程下理解宗教概念,进而理解各个具体宗教。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起被归入崇高宗教阶段,并详尽分析了崇高宗教概念的普遍规定,就上帝(安拉)与世界的关系,上帝(安拉)的神圣目的以及崇高宗教中崇拜的恐惧意识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黑格尔认为伊斯兰教由一种抽象的观念支配着,这种观念促使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以极大的热忱去目标建立一种抽象的崇拜,而这种对抽象思想的狂热会否定那些已经成立的现状。他也同时肯定了伊斯兰教的这种狂热使之达到了一种宗教上最大的崇高能力,并使得伊斯兰教有能力解脱掉诸多琐碎的利益和尘世的限制。
[硕士论文] 魏森
外国哲学 宁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苏赫拉瓦迪对有关哲学方面的论证,主要是以光照为基础的知识。在他的知识论中,光成为了知识的实质,因此需要认识光的这种实质。获得这种光照知识的关键在于某种特殊方式的实现,苏赫拉瓦迪将这种临现的方式视为对自我的一种特殊认知。“自我”的知识作为一种神圣的实质授予我们,是神圣知识的基础。真主因此成为了有关自我、光、呈现以及知识相互统一的焦点。苏赫拉瓦迪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知识论观点涉及功修实践领域、纯粹哲理以及智性直觉,并且获得关于“自我”的光照知识是需要通过苏非神秘主义道路实现的。因此,“自我”如何认识其自身是苏赫拉瓦迪哲理性认识论的主题。
  通过对苏赫拉瓦迪观点的讨论,知识不仅是某种理论上及实践上的认知,更多的则是直觉及自身觉察的结果。他认为虽然很难实现对自我认知的超越,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实现内在的超越性,并且通过光照的揭示所获得的知识不同于感性和直觉的知识。他将光照的知识视为真正的知识,坚信人们只有通过直接的体验能够达到洞见真理的状态,这种体验需要直觉的知识与抽象概念性知识相结合。
[硕士论文] 刘子燕
国际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一直是影响中东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伊斯兰教发展历程中,乌里玛阶层这一宗教实体在先知去世后成为了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古兰经》和“圣训”解释和传授的唯一合法权威,并享有“先知继承人”的美誉,在宗教和世俗政治领域都有巨大影响力。因此,对中东主要宗教伊斯兰教的研究,必少不了对伊斯兰教“宗教代言人”乌里玛的研究。
  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和经济上看,埃及在中东地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埃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东政治经济的走向。而埃及又是逊尼派乌里玛占主导地位的主要代表国之一,埃及的爱资哈尔,不仅是逊尼派最著名的学术中心,又是盛产埃及乌里玛的主要基地,在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爱资哈尔内部的变化是我们考量埃及乌里玛社会地位变迁的一个重要参数。对埃及宗教的研究必少不了对逊尼派乌里玛和爱资哈尔的认识。
  在埃及,逊尼派乌里玛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本论文拟从分析逊尼派乌里玛在埃及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整体状况出发,得出乌里玛地位变迁的特点。
  本篇论文共四章,第一章介绍伊斯兰教逊尼派乌里玛阶层的整体概况。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把埃及乌里玛置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法国占领时期和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的框架内,在这个埃及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过渡期里阐述乌里玛阶层在政治、司法、宗教、经济和教育领域内的状况。最后,第四章为结论章,总结出乌里玛阶层在上述时期内权力地位的变迁过程,并得出结论:总体来说,逊尼派乌里玛往往对政治持一种顺从态度,他们不仅是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一个纽带,更是统治阶层冲突的调解者和润滑剂。从奥斯曼到阿里时期,乌里玛在政治上不断被边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只要社会现实需要,乌里玛总能展现出影响埃及政局走向的实力,他们始终都是世俗政权获得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硕士论文] Fatquri Bin Buseri
宗教学 南昌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世间的宗教与信仰是引导其信徒通向幸福生活的信念与法则。宗教信仰能够存续至今并蓬勃发展,是由于传教士们从事的传播活动。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上的宗教之一,也经历了传播到中国的过程。据记载,公元651年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委任萨阿德·伊本·瓦古斯在广州通过与永徽皇帝(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外交活动传播伊斯兰教。永徽皇帝允许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因此自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在中国逐渐壮大。这已通过广州怀圣清真寺的文物遗迹得到了证实。
  伊斯兰教传播的进程并未停止在中国,之后伊斯兰教继续传播到了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历史记录显示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是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华人推动的。有趣的是由华人推动的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其出现的时间,按史料记载,发生在13世纪的中国明朝时期。最初,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并不是明朝的计划,明朝的主要目的是同亚洲和非洲的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为了执行明朝的外交之旅,在航海家郑和的率领下,他的舰队停留在印尼足有七次。这是由于印尼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缘故。
  在13世纪,印尼因其作为世界航运枢纽的地位而聚集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这使得郑和对与满者伯夷帝国的交往发生了兴趣。与满者伯夷帝国的外交活动造成了文化渗透,因为当时多数的印尼人口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郑和通过创建华人穆斯林社区、提供农业和木工技术教育的方式进行文化输出,通过融合宗教元素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教。
  缓慢而确实地,郑和以文化输入的方式传播的伊斯兰教很容易地为印尼当地人所接受,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有许多印尼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从带有中国建筑特征的清真寺遗迹中,我们能够发现郑和的领导作用存在的证据。
[博士论文] 庄子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伊斯兰建筑是伊斯兰文化最直观、最久长的物质载体,它反映的是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对外征服的历史,是阿拉伯民族同其他民族传承与交融的过程,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获得胜利的证明,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意蕴的抽象表达。
  伊斯兰建筑的主要代表为清真寺、宫殿和陵寝,其中清真寺为其最高成就。以清真寺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建筑虽然形式多变、艺术元素纷杂,但始终没有脱离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范畴。透过伊斯兰宗教建筑中来源多样的艺术元素,我们看到的是伊斯兰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阿拉伯人的善学善用,是伊斯兰文化的“尚学”精神,是对伊斯兰教信仰核心的述说。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为研究依据,以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和发展观为观察方法,以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侧重运用哲学的研究方法,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伊斯兰宗教建筑同伊斯兰宗教及伊斯兰文化相依相生的关系。经本文研究可知,伊斯兰宗教建筑是对被征服地建筑艺术继承和发展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深受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作为伊斯兰文化物质载体的一部分,伊斯兰宗教建筑反映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和主流文化。
[硕士论文] 刘江
国际政治 江西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多元文化主义是二战后一系列历史运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普遍的人权、非殖民化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多元文化主义有不同的类型,如自治论者的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后族裔和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三种类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各持己见。
  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历经萌芽、确立、高潮、转型等不同的阶段。处理波兰退役老兵问题是其萌芽阶段;种族关系立法是其法律之柱;多元文化教育则是其重要舞台,同时还涉及反种族主义等。进入21世纪,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迎来了其转型阶段,提出社区融合政策。
  英国穆斯林的人口构成较为复杂,其在英国的分布与移民英国的目的有着直接的联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治下,英国穆斯林在教育、就业、婚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不利处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英国穆斯林还面临认同问题,伊斯兰恐惧症和憎恨型犯罪增多等。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英国穆斯林的处境。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重视群体,忽视个人,最终限制了穆斯林的自我发展。同时,如何处理差异与共性的平衡也是政策面临的难题,差异与共性的失衡恶化了穆斯林的处境。此外,政策还存在一些短板,致使部分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一些法律得不到实施、某些政策得不到改善。
  21世纪初,英国发生的一系列暴乱促使英国政府着手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进行调整,社区融合政策应运而生。社区融合政策旨在通过族群间的直接接触加强彼此的了解,消除紧张状态,其中青年人和代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社区融合政策,穆斯林积极配合,并努力参与其中。
[硕士论文] 索南卓玛
政治学理论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中亚地区也深受其影响,安全稳定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伴随着伊斯兰教复兴,宗教极端活动在中亚五国迅速传播起来,并与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不仅对中亚地区造成强烈的冲击,对我国新疆的安全稳定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鉴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新疆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安全都有着极大的威胁。因此,面对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与挑战,如何推进新疆安全稳定与长治久安是新疆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本文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研究的重点和创新点。
  第二章从核心概念入手,对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了阐释。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溯源。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开始入手,说明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过程;第二,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新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三,分析了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新动向。从中亚各国领导人对伊斯兰教的感情变化、伊斯兰教信教徒的知识化、年轻化、大量非政府宗教团体修复并新建宗教设施,对群众社会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加快与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联合趋势,以及迅速向新疆蔓延等几方面阐述。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新疆安全稳定的冲击与挑战。包含了五个方面:第一,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借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导致伊斯兰教发展道路偏失,文化安全受到威胁,这也给国家安全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第二,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刺激诱发我国“三股势力”抬头;第三,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极端分子实施的境外暴恐活动危害到新疆乃至我国内地;第四,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境内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图谋分裂中国;第五,阻滞了新疆的能源大通道建设及外贸合作。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新疆渗透和蔓延的原因。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从地缘联系、跨界民族、国际环境、互联网等方面分析了外在原因;从新疆经济发展、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切入分析了内在原因。
  第五章主要阐释了面对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和挑战,如何推进新疆安全稳定和长治久安提出了有效建议。在政治方面,提出学习好运用好“五把钥匙”的理念,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健全法制,建设法治新疆;在经济方面,做好民生建设为新疆安全稳定奠定基础,大力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升与中亚经济合作水平。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仅要防范和抵御“三股势力”的渗透,更要大力建设新疆文化产业,重拾文化阵地,构建新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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