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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徐宇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汉末魏晋时期,灾异频仍,其中尤以瘟疫灾害为重,由于严重的瘟疫灾害影响,民间的鬼神信仰渐渐形成体系化、理论化的防疫除疫思想,这些思想在东汉时期的丧葬仪礼中皆有所体现,并渐渐演化成道教科仪之一,另外,道教中的终末论也由此产生。面对这种瘟疫肆虐的“末世”,虽然朝廷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安抚民众,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因此,汉末人民展开了坚持不懈此起彼伏的抗争。这其中,由于民间久已蛰伏的鬼神信仰,所谓“黄神”“黄天”等充满原始或者说早期道教色彩的起义开始爆发,终于,在汉灵帝光和年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起义,这场起义和盘踞于汉中的天师道割据政权一道,宣示了早期道教教团的诞生。太平道和天师道,二者皆因其与朝廷完全不同的处理瘟疫的办法而得到了大批民众的信任,拥趸无数,因而都具备着极为广阔而深远的影响力。其中天师道完成了地方政权的割据,创造了一个“民夷信向”的原始乌托邦社会;而以太平道为指导思想的黄巾起义深深撼动了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道教的嬗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渊薮亦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如何看待这唯一的本土宗教,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从处理瘟疫这一问题上来看,道教或者说道教教团具备比传统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更好的方法和效果,但在与汉王朝的较量中,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太平道很快败下阵来,民众拥护的汉中割据政权也只能投降曹魏的中原政权,江南地区的道教教团则从一开始就被主流政治所压制,到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也告失败。归根结底,是道教教团所组建的社会组织其成熟度不如已经发展了四百余年的儒家政治社会组织。自东晋以降,道教多作为主流政治和文化的依附而存在于历史记载中,如葛兆光所言,早期道教的发展,更多地呈现出一个“屈服”的态势。本文认为,这一屈服史更多地体现在环境的演变对道教教团兴衰产生的影响上,而瘟疫的爆发无疑是早期道教教团兴起的一大诱因。
[硕士论文] 刘祁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道教与儒学、佛教一样,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进而发展出各具特征的宗教形式。虽然学界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总的来说都仅仅局限于本国家或民族的道教研究,没有对共性的历史文化特征进行归纳。本文以七世纪上半叶的唐朝、高句丽、日本为研究主体,以道教的交流、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在东亚格局下考察道教交流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特点与地位。
  本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本论和结论。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二部分为本论,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一,对三国各自道教进行溯源,并总结其早期交流的特点。第二,论述七世纪上半叶唐朝与高句丽的道教交流情况。首先,分析唐朝与高句丽道教交流的背景;其次,对文献与考古中道教交流资料进行分析;最后,重点考察盖苏文在两国道教交流中的作用。第三,主要论述七世纪上半叶唐朝与日本的道教交流情况。首先分析唐朝与日本道教交流的背景;其次对文献与考古中道教交流资料进行分析;最后,重点考察圣德太子在两国道教交流中的作用。第四,主要论述七世纪上半叶高句丽与日本的道教交流情况。首先,分析高句丽与日本道教交流的背景;其次,对文献与考古中道教交流资料进行分析;最后,重点考察墓葬壁画在两国道教交流中的影响。
  最后部分为是结论,对三国交流过程进行总结并归纳其特点和地位。
[硕士论文] 王珊珊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太岁,也可称为岁星,是道教神仙谱系中重要的神灵之一。根据道教文化的阐释逻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命星君,太岁作为“值年神灵”掌管着人一年的命运走势、吉凶祸福,人只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会得到它的庇佑,这体现了道教太岁神劝人向善的社会正功能和积极价值。而民间又有“太岁当头坐,无福便有祸,无喜必有灾”的俗语,意为犯太岁之人一年运势凶多吉少,在健康、事业、钱财等诸多方面不顺遂甚至多灾多难,这则需要通过祭拜太岁的方式来消灾解难。拜太岁是道教一项重要的法事活动,此项活动的功能在于消灾除厄运、祈福保平安,对于个人而言,它可以帮助人修身养性、端正生活态度;对于社会而言,它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本文以松峰山海云观为例,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道教太岁崇拜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介绍道教文化在松峰山发展的历史文脉;分析松峰山成为东北地区道教圣地的原因;太岁崇拜及其宗教崇拜研究现状;松峰山海云观拜太岁的具体形式和祈福法会;以及太岁崇拜的当代的意义与价值,这里重点探讨太岁崇拜对个人关系、社会关系、传统道德及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硕士论文] 杨哲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之所以闻名中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仅在于其瑰丽浪漫的故事情节,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儒释道思想。在《西游记》流传的四百多年间,不少文人学者们都对其做了大量的点评和研究。其中关于《西游记》与道教关系的论文也有很多。《西游记》作为一部小说,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其中蕴含的道教思想是要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服务的,因此必然与正统道教思想有些差异。
  本论文对《西游记》中的道教思想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作者的最高社会理想与道教社会理想的同异,即对花果山的美好生活进行分析,并与道教的社会理想做比较;第二,作者理想的转变,即分析花果山理想破灭的原因,阐释西天取经的内涵。在封建统治之下,是不允许自由社会形态的存在的,所以花果山的理想注定不能实现,作者只能转而追寻其它的道路,但是作者受时代的局限,逃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桎梏,因此只能在封建主义之内,通过道教对佛教的借鉴与融合来寻求一条适合社会改革的新道路,即西天取经,但最后证明这条道路也是行不通的;第三,西天取经路上的磨难。首先分析了孙悟空自由观念的转变,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道路上逐渐改变了对自由的看法,接受了人间社会的仁义礼法,追寻到了另一种自由。然后是比较书中神仙妖魔与正统道教的同异,道教的神仙与妖魔即是善与恶的象征,但在《西游记》中这一点却不是一定的。最后阐述了西天取经的修道过程,西天取经即是行善济世的大功业,也是修心养性的问道之旅;第四,《西游记》中的修炼思想,即内丹修炼以及取经队伍与神仙妖魔所体现出的阴阳五行思想。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人修炼的都是内丹功法,书中很多诗词术语都反映了内丹思想。取经队伍是暗合阴阳五行的,书中不止一次用金公、木母、黄婆等道教术语代指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但对唐僧和白龙马的属性却没有明确说明,可见书中的道教思想并不严谨。神仙与妖魔也都对应着五行阴阳属性,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
[硕士论文] 王艺群
中国哲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是道教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助推了道教从民间宗教向神仙道教的转变,可以说,葛洪是魏晋以来的神仙道教最杰出的代表。他所作的《抱朴子内篇》,拥有很高的宗教哲学价值,首次完成了对神仙信仰体系的理论构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仙方法,推动了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葛洪的道教思想是道教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研究葛洪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掘神仙道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葛洪的道教思想围绕神仙信仰、修炼仙道、最终得道成仙的进程进行展开。葛洪整个仙道思想所表达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羽化成仙”,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可以突然实现的,而是要经历异常艰苦的修炼过程。葛洪坚信“从人到仙”的跨越式转变一定可以实现,这种打破生命的局限,战胜现实的苦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强烈的乐生主义精神可见一斑。并且要最终得以长生成仙,绝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上的证明。理论是基石,用理论指导行动,积极的投身于修炼,落实到具体才是修仙成功更重要的法门。因此,葛洪对前期道教的各类方术、修炼方法进行了归纳整理,投身于收集各种求仙方术,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独有的,以还丹金液为主体的修仙方法。“修德”与“修身”并重,严格进行修炼,做到了以信仰指导行动,以行动成就信仰。展示了一种对待生命本身的尊重与热情,和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
  在葛洪的修仙之路上,既有“受命所值”的修仙宿命,即世人有仙命是因为禀承了神仙之气,在胞胎之中就已注定。又有“我命在我”的命运超越,认为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宿命”与“超越”的悖论式命题构成了葛洪仙道思想的整体风貌。
[硕士论文] 程思尹
中国史·敦煌学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敦煌文书《洞渊神咒经》是迄今所见最早冠以“洞渊”之名的道经。《道藏》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存20卷,敦煌本《洞渊神咒经》所存经文系《道藏》本前10卷,另有2件为卷二十残片。本文在勘定该道经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背景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揭示出前10卷的成书不晚于梁末。而基于主神的变化与经文内容的分析,可知后10卷中至上神为元始天尊的卷品受到唐初北帝派影响,成书于初唐至唐末,晚于唐前成书的至上神为太上大道君的卷品;及至五代,这些经书汇为后10卷,最终形成20卷本《太上洞渊神咒经》。该经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祖先祭祀与自然崇拜,同时引入古灵宝经、早期上清经的斋仪、神灵体系,并借鉴佛经同类经典的劾鬼形式,完成其经教体系的构建。洞渊派神咒经典为唐初北帝派经典的造作提供了样本与模板,北帝派神咒经典显示出入唐以后洞渊派与北帝派合流的趋势。
[硕士论文] 周雷杰
中国史·敦煌学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区域道教研究逐渐成为当代道教研究的新动向,但兰州道教却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以兰州地区的四个重要道观——玄妙观、城隍庙、金天观和白云观作为典型案例,对兰州道教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梳理道观的历史沿革、规模建制、道派赓续,展现兰州道教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通过探讨兰州道观与当地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关系,揭示兰州道教的多重社会功能,其中玄妙观体现了兰州道教与全国道教长期存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城隍庙彰显了道教暗助王纲的重要价值,金天观兼具了弘道传教与文化守边的双重职能,白云观则蕴含了道观住持与地方势力的独特共存模式。这些探讨既有助于增强我们对兰州道教的认知,也能够引发我们对道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复杂作用的思考。
[硕士论文] 孙国洋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上承唐代道教重玄哲学,下启宋金元时期道教内丹心性学思想,在唐宋道教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道德真经广圣义》是杜光庭在唐玄宗《道德经》注疏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将玄宗皇帝《道德经》注疏中的治国修身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把《道德经》重新定位在“理国理身”的宗旨上,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
  杜光庭继承了道教传统,将“道”看作是生命的本源,认为人的生命是禀道受气而来,人要想获得生命的长存,必须保道养气。同时,杜光庭关注的不仅是人的肉体长存,而且更加注重追求人的精神超越,他吸收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强调返性、炼心,并希冀通过心性的修养,最终实现形神俱全而成仙归道的道教终极理想。最后,他在指出“理身”是出家人和世俗人应该共同遵循的修身准则之后,又将“理身”看作是“理国之本”,理国的关键在于理身,也强调应该依从“道”的清静无为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拯救人心,实现社会的太平。
  杜光庭沿用了唐玄宗“神道设教”的政治目的,不仅注重肉体的修炼,更是将“经国理身”归结为《道德经》的根本要旨。所以,其《道德真经广圣义》中的生命哲学在关注人的个体生命超越的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关注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定的情怀。
[硕士论文] 闫珂
历史地理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位于青岛的崂山道教曾于明清时期辉煌兴盛了数百年,在中国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至清末,由于清政府统治的颠覆,传统崂山道教失去了政治保护,加之其他社会因素的冲击和崂山道士自身素质的下降,崂山道教开始走向衰落。但细究其过程,却发现崂山道教的衰落并非趋于消亡,而是走上了一条世俗化、民间化的持续发展道路。通过与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的融合寻求生存发展之机,并成功地获得了地方认同感。
  本文第一部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究崂山道教的分布及选址原因,以及在近代的发展状况。考虑到青岛地区近代历史的特殊性,特分阶段对这一时期的崂山道教做了讨论。由于政治地位的丧失和崂山道士自身素质下降等诸多因素,崂山道教在近代总体呈现衰退趋势。从清朝末期到德占时期再到民国统治时期,崂山道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可见,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道教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从经济角度出发,研究近代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土地租佃关系以及民道之间持续不断的庙产纠纷。崂山道教明清繁盛时期积累了丰厚的实力,至于近代,这种经济优势依然没有丧失。崂山地产实力雄厚的道观把大部分土地租赁给当地的百姓,与当地百姓形成租佃雇佣关系。但也因为崂山道教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造成民道土地严重不均,以及民道对道观财产的觊觎,都导致民道纠纷问题不断,典型的有太清官的“伐山事件”,石门庙主人之争和常在庵庙产之争。
  第三部分从信仰文化的角度探究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崂山道教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世俗性渐浓。崂山道教通过村庙、脚庙等外延建筑深入民间世俗社会,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为道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舞台。道教庙会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商业功能等等,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崂山道教在近代的世俗化与民间化特征。
[硕士论文] 时彦茹
宗教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全球性环境问题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生态伦理被提出和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客观因素的。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是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在生态伦理的角度上提出和发展的命题,它继承了道教万物源于“道”、“三气”“五行”“八卦”的结构理论及有形皆有道性等道教主要思想,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地父母”、“崇道贵德”、“清虚自守”、“护生戒杀”为主要内容,道教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就自然哲学的角度上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就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提议,有力地支撑了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以其生存智慧阐述人与万物的相处法则,可以培养人们的慈爱之心和人文关怀的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宇宙的变化发展有其深邃的奥秘和法则,人们是永远都无法完全探秘到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应该自觉遵守自然发展的规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揭示了道教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处理原则,积极将道教伦理思想践行于实际生活中,道教文化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仍然彰显出其重要的生态伦理价值。
[硕士论文] 汪玉玲
专门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齐云山道教史的发展特征为切入点,结合中国道教史的脉络和齐云山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在充分研读《齐云山志》并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利用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学以及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齐云山道教科仪的基本内容和齐云山道教的总体特征,详细阐述齐云山道教在明代发展的盛况,并从徽州民俗文化和中国传统“孝”、“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齐云山道教对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文第一章概述齐云山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特点以及明代的道教政策。地理环境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明代皇帝崇奉道教是齐云山道教兴盛的重要原因,而新安理学盛行的儒风是齐云山三教融合和“文士宗教”形成的有利因素。
  第二章详细阐述明代齐云山道教的兴盛原因及表现。齐云山道教肇始于唐宋时期,后在民间玄帝、财神和忠义神信仰的基础上,齐云山道教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由于下层普通民众对自然灾害的无力抵抗和民众求子的夙愿,齐云山玄帝在民间拥有广泛的信仰团体,加上嘉靖皇帝在齐云山求子成功后,该山的道教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除了皇室的敕封和赏赐外,齐云山还有“江南小武当”之称。
  第三章论述齐云山道教的文化特征。从齐云山的宫观文化和道士修为来看,齐云山道教具有三教融合的特征;从齐云山道士的生平历史和道教洞天福地所扮演的角色来看,齐云山道教具有浓厚的“文士宗教”特点。
  第四章分析齐云山道教对后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齐云山香会和文学艺术方面。本文认为,齐云山道教在民间信众广泛,影响深远,尤其在清代,齐云山朝山进香活动甚为流行,体现出道教与民间信仰不断融合的特点。时至今日,进香活动仍在保留。齐云山留下了大量明代的摩崖石刻、碑刻、诗文、道教宫观建筑群以及道教音乐和道场,这些历史遗存对当今文学艺术、建筑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价值。
[硕士论文] 陈梅芳
宗教学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北宋时期的道教和唐代道教一样,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道教的发展和统治者的崇奉有很大关系。自宋太祖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推行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宋徽宗时期,一改之前三教并尊的局面,道教成为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是北宋道教发展的最高潮,道教得到了徽宗极大地支持,逐渐成为国教。宋徽宗作为道教徒,一方面自己虔诚的崇道,寻求精神慰藉;一方面又想不断壮大道教队伍,笼络人心,维护封建统治。
  徽宗崇尚道教必然会支持道教的发展,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崇道活动,宠信道流,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肆修建宫观,还非常重视道经的学习,增添道官、道职和道阶来提高道士的地位,同时还扬道抑佛,通过抑制佛教从而进一步确立道教的国教地位。宋徽宗选择崇尚道教不单单是因为徽宗自身喜好道教,其中还有北宋皇帝历来就有崇尚道教的传统、朝臣们的推动以及道教可以帮助徽宗安定朝堂内外等,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徽宗崇道与北宋的其他皇帝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他不但非常喜欢驱鬼、占梦、预言等之类的道术,并且还以道教为唯一信仰,对道家信仰非常虔诚,这是其他北宋皇帝跟他所不同的。
  宋徽宗时期是崇道的最高潮,对北宋当时的发展带来许多影响,不仅大大的促进了道教符箓派的发展壮大,推动了道教斋醮科仪的进一步完善。徽宗崇道直接影响着当时的选官制度、官员的晋升以及军事政策。徽宗崇尚道教的活动积极地搜刮社会财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硕士论文] 李瑜晗
哲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城隍信仰是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城隍神是城市民众的保护神。明代时期,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将民间的城隍信仰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对城隍进行封赐。作为全国三大都城隍之一的西安都城隍庙,其地位得到了提高,是掌管西北区域的城市阴间地方官。本文将通过西安都城隍信仰与整个明代社会背景的联系,并分析都城隍信仰、国家权力、社会秩序三个要素的关联性,了解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的特点,突出西安都城隍信仰在明代时期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本文主要通过四个章节对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进行探究。第一部分,主要讲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的主要内容和社会背景。通过对于城隍、城隍庙、城隍信仰起源等,来对城隍信仰相关的内容有全方位的了解。第二部分,论述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的主要特点。通过纵向将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与明代以前的朝代城隍信仰的社会地位分析比较,将明代作为时代背景,横向通过区域对比城隍信仰,将西安都城隍信仰同华南、台湾等区域的城隍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的特点。第三部分,概述明代西安都城隍信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分析都城隍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第四部分,总结城隍信仰对于当代道德等方面的启示。明代时期,西安都城隍信仰为成为国家统治阶级的助力,支配着民众的精神生活,为稳定和重构社会秩序提供了强大的力量。
[博士论文] 冯军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屋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历来享有“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天下第一洞天”等美誉,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王屋山道教碑刻共搜集整理122通,其中95通存于王屋山地区道教宫观内;另外27通碑刻已不存,但在清代人制作的拓片资料中可以查到。这些石碑的刊刻年代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其中唐代11通,五代1通,北宋11通,金代6通,蒙元时期34通,明代42通,清代17通。碑刻内容丰富,涉及到王屋山高道活动、宫观修建、朝廷活动等诸多方面,其中高道人物类17通,宫观修缮类46通,朝廷活动类45通,题记故事类14通,是研究王屋山道教的重要资料。通对碑刻资料的系统整理,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分析,可以看出王屋山道教经历了孕育成型、长足发展、全面鼎盛、逐步衰落四个历史发展时期。
  南北朝之前为王屋山道教的孕育成型时期。王屋山地处中原腹地,自然景色优美,文化底蕴厚重,修道之人在此活动频繁,采药炼丹、修身养性。先秦两汉时期,王屋山就是许多修仙之人所选择的修仙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更多的高道在王屋山修真,推动王屋山道教产生发展。
  隋唐、北宋时期是王屋山道教的长足发展阶段。朝廷在王屋山济水源头建庙祭祀,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主持王屋山道坛,玉真公主又来此学道,影响广泛。奉仙观高道贺兰栖真名重朝野,受到宋真宗召见。二鲁真人、燕萝子、杜光庭等大批高道在这里修道传教,共同推动王屋山道教迎来长足发展。李白、杜甫、白居易、文彦博等大批文人墨客来到这里寻仙访道,题诗作文,为王屋山道教增添了无限风采。
  金元时期是王屋山道教的全面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大批与元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来到王屋山兴教传道,兴建、修葺了阳台宫、紫微宫、济渎庙、清虚宫、太清宫、龙祥宫等大批宫观。王屋山道教蓬勃发展,并成为全真派的重要活动基地。全真派历代掌教基本都曾在王屋山活动,尤其是苗道一、完颜德明两位掌教就直接来自王屋山。朝廷频繁在王屋山举行隆重的祭祀,大量道教信徒前来王屋山进行多种宗教活动,王屋山道教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
  明清时期,随着道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的衰落,王屋山道教也逐渐走向衰落。但在这个过程中,王屋山道教也不乏亮点。朝廷对济水的祭祀日趋频繁,对王屋山的祭祀也屡有发生,使得王屋山道教有过短暂辉煌。总体上,道教与王权的结合逐渐分离,王屋山道教由原来的高高在上,逐渐走入民间,民间信众日趋增多。
  王屋山,留下了大量与道教相关的碑刻,或为纪念高道、或为修建道观、或为朝廷祭祀。王屋山道教碑刻资料犹如一本刻在石头上的王屋山道教史,记录着王屋山道教的兴衰变迁,见证着王屋山道教的辉煌历程。由于王屋山道教与中央政权密切的联系,这些道教碑刻中有许多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一通通碑刻向我们讲述王屋山道教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皇权与宗教的结合有了具体的认识。王屋山道教碑刻中不乏书法大家、文学名家的手笔,体现出很高的书法和文学艺术价值。碑文中对王屋山自然美景和厚重人文底蕴的描述,对我们深刻认识王屋山的厚重内涵具有独特的启示作用。王屋山道教碑刻蕴含的多方面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
  王屋山道教是中国道教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部分,几乎中国道教的所有重要发展历程在王屋山都有所体现,一部王屋山道教史可以称得上是整个中国道教史的缩影。王屋山道教史堪称为中国道教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之一。王屋山道教文化中所蕴含的尊道重生、洞天福地、和谐共生的等文化理念,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程旭川
宗教学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仁寿县有极为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在文化强县的打造中道教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多种因素制约,仁寿道教文化发展差强人意,发展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因而本文以仁寿道教文化为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首先结合文献查阅对仁寿的道教文化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清晰了解和认识了道教文化在仁寿的历史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走访仁寿境内的道教活动场所,对县内多个道观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引起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视,期待新时期天府仁寿的道教发展能够找准文化定位,让道教文化在仁寿重新焕发光彩。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中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以及当前国内外对地方道教文化研究的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具体内容,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二章介绍了仁寿道教文化的历史发展演变,从道教在仁寿兴起,按照朝代顺序对其道教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梳理。第三章是对仁寿境内主要道教场所进行的实地考察研究,通过收集整理相关资料,详细介绍了仁寿道教文化发展现状。第四章以实地考察的道观和历史遗迹为样本分析了道教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指出道教文化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县内多数道观硬件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道教人才培养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道教文化活动开展不充分。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认为社会各界应当协同关心仁寿道教文化发展,加强道教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道教人才培养及管理机制,积极开展道教文化活动。从多个方面入手促进仁寿道教文化的发展。第五章为文章结语,将文化建设和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认为应在新时期文化建设背景下,从全新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仁寿道教文化。
[硕士论文] 马梦彤
中国古代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诞生于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曾在西汉初期盛极一时,却在武帝推行董仲舒的新儒学后失去政治上的主流地位。毫无疑问的是,盛极一时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这一思潮,绝不可能一夕之间消失,它在社会生活上、思想文化上甚至政治上必定还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也会随之产生转变与发展。
  许多学者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理解为黄老道的思想理论,必须承认的是,这一时期黄老思想的主要传承者是方士,黄老思想与神仙思想的结合也是这一时期黄老道学发展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但这一点绝不是黄老思想在西汉中期以后全部的发展方向。同一时期,许多儒士也受到黄老思想的巨大影响,他们继承了道家思想中旷达的自然观,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时代选择薄葬;他们吸收并改造了黄老自然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和元气自然论,以黄老哲学中简约理性的思想去对抗繁琐虚妄的儒教神学,使被继承并改造了的黄老思想在东汉的社会批判思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黄老思想发生了向修道理论与批判思潮两个方向上的转变。
  黄老思想向神学迷信的修道理论所发生的转变,体现在它和神仙思想的结合上:老子的形象从长寿老人逐渐神化为神明,在东汉社会成为世人祭拜的对象;社会上养生风气和修道风气盛行,修道长生的方法与黄老怡神养生的理念也互相融合补充;对《老子》的注解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神仙学的内容,把充满哲思的道家典籍逐渐改造为修长生道的方法理论;《太平经》以黄老的自然论和修养论为基础,建立起早期道教的修道理论,这些都是黄老思想与神仙思想碰撞融合的表现。促成二者合流的原因,与黄老思想在政治舞台的失势、方士集团在武帝时期的壮大以及二者思想理论层面的历史渊源等都有关系。
  黄老思想向理性思辨的社会批判思想所发生的转变,体现在儒士对其自然哲学的吸收和改造上,也体现在士人在黄老道家影响下,以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去矫正当时奢靡虚妄的社会风气的社会现象。两汉时期的薄葬现象,以及王充、王符等人对黄老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以及元气自然论等的吸收和改造,体现出黄老思想成为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理论武器。
  黄老思想的这两种转变,有着相同的理论来源,却有着相反的发展方向,这与黄老思想既有客观唯心的理论框架、又有理性唯物的内在因素有关。向修道理论的转变,对早期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意义重大;向理性的批判思潮转变,解放了当时被经学禁锢的思想,促进了儒道的合流,也对魏晋时期的“玄学本体论”发生影响。
[硕士论文] 秦钰媛
翻译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部分道教经籍被翻译成英文。美国汉学家和道教学者孔丽维(Livia Kohn)创作了大量关于神秘主义、神话、道德和身体修炼的书籍,还编辑了很多概括介绍道教的综合书籍。其研究成果《宇宙与教团:道教的伦理维度》涵盖了她对道教社团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书后附有她翻译的11篇道教戒律文本。
  本文拟从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目的论”的角度探析孔丽维在《宇宙与教团:道教的伦理维度》中11篇道教戒律英译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严谨的道教学者,孔丽维深知中外文化之差异,在翻译道教戒律文本时,极其注意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误译,这对指导中国学者做好道教海外传播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章简要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介绍了孔丽维的学术背景和其创作的道教书籍。第二章系统介绍了翻译目的论的四个发展阶段和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三大法则。第三章结合法律文本特点分析了道教戒律的语言特征,并从目的论三大法则的视角通过实例论证了道教戒律英译文本中译者所采用的主要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本文在目的论三大原则的指导下系统分析孔丽维的道教戒律英译文本,旨在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道教研究的不同视角,也希望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典籍译介效果的重要性,对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国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许王彬
翻译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宗教,道教在西方世界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道教术语的翻译工作困难重重,需要解决诸多翻译问题。因此,汉英双语道教术语库的建设将会带来诸多益处,也将会为后续的词典编纂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本文是对《道教汉英双语百科》编纂任务的前期准备工作的项目报告,描述并总结了汉英双语道教术语库建立的原则与过程。
  本项目中,术语处理的指导理论为术语学理论,包括交际术语学理论及术语定名原则。其中,交际术语学理论用来定义并区别出本项目中中文道教术语的范畴,而术语定名原则用来制定英文道教术语提取的基本原则。如此,中英文道教术语的处理遵循了以下程序:术语提取、术语匹配、术语校对、建立道教汉英双语术语库。
  为了了解源文本的特点,本报告对汉语道教术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对结构特征的分析是从汉语术语的语法功能结构视角进行的;汉语道教术语的语义特征主要划分为单义性、一词多义和多词同义。同时,为了给后续编纂任务提供借鉴,本报告对术语库提取出的英文道教术语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所选英文材料采用的几种基本翻译方法分别为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直译、意译、借译。这些翻译方法的得与失在本报告中也做了简要的概括。
[硕士论文] 马芸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核心要旨是以《道藏》中的传染病资料为切入点,考察道教作为一门以医弘道的宗教是如何应对传染病的。所谓“应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道教如何解释传染病的染易,二为道教采取何种策略来治疗传染病。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做好研究“样本”的选择和确定,并与传统中医的相关论述做比对,以期更好地呈现道教在传染病治疗方面的特色。经过前期的资料检索和汇总,本文择取了《道藏》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疰病、传尸痨瘵、疟疾、瘟疫、癞/疠、狂犬病、寄生虫病、伤风感冒等。
  第一章对比了道教、传统医学对以上传染病作出的病因和病状论述。总体而论,道教与传统医学在伤风感冒和狂犬病病因解释基本相同,但在传尸痨瘵、疰病、疟疾、瘟疫、寄生虫病方面则出现了不少相异之处:传统医学以体质差异、六气、阴阳、纵欲、鬼邪为疾病递相传染之因;道教则将传染病之染易与劝善修身、果报、鬼、三尸九虫、气等联系起来,为道术治疗传染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疰病、痨瘵和寄生虫病的病因解释的考察为本章的重点。疰病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不少非传染病都被纳入到疰病的范畴中。道教以“注鬼”为其病因。此论曾盛极一时,宋元以后渐衰。痨瘵本为疰病中的劳疰、鬼疰、尸疰,而后随着人们医学知识的积累,体系庞杂的疰病被病证更加确切、传染性更强的痨瘵所取代,成为《道藏》论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这种变化有其渊源,文中亦一并探讨之。寄生虫病是考察传统中医与道教在虫致病论上的具体异同的重要切入点。道教的三尸九虫和“虫食人”的观点使虫致病论在《道藏》中有巨大的领地,其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富远超世医论著。此外,道医中虫既是病因又是传染媒介的观点也影响着世医。
  第二章讨论了道教医治传染病的手段和策略。传统医学为道教治疗传染病手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医治传染病的部分,道教与传统医学均采用了汤液、针、炙、沐浴等方法,二者差别不大。
  第三章专讲道教“神治”传染病的手段和策略。道教在这方面用力甚深,不断对其医药神系进行增删改订,对新进入道教的神明,还专门创造出与之配套的符咒之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北帝和天蓬是这些新医药神的“领导”。从《道藏》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新医药神大多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了,但只要他们曾经存在过,他们就具有历史价值。另外,道教还吸收了政府对医学的分科和管理制度。宋元医药符的分科情况与政府的医学分科相类便是例证。在第二、三章中,我们还将以传染病治疗为窗口,看到随着时间流逝,道门对传统中医的态度的转变——宋以后,部分道门中人在竭力想办法与医者“划清界限”。以传尸痨瘵的治疗为例,道士章云长等人一面贬低世医之医术、医德,一面借机抬高驱痨虫疗瘵法的优越性,以吸引人们前来修习。这与陶弘景、孙思邈等人亲近医学的态度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道教对传染病的病因论述和治疗方法,始终有医学面、宗教面的冲突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把握道教如何在不断吸收传统中医之元素的同时,又是如何努力发扬自身特色的,就显得格外有趣,也格外复杂。
[硕士论文] 于书坤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太平经》是道教的重要原典之一,它继承与发挥了道教的哲学思想,同时汲取与吸收汉儒学说。《太平经》思想是对汉代思想的一大反思,它所倡导的太平世界,是道教社会理想的成熟表达。《太平经》所倡导的太平道是世界和谐之道,它站在道家立场以广博的精神容摄众家之长,以天人合一的视角构建自然和谐、政治和谐、自我和谐的和谐观。本文以“真道”与“中和”为出发点,探析《太平经》“执一涵三”真道观的总摄力,“阴阳相须”中和观的汇通精神,以“真道”与“中和”的兼容精神为理论背景省思《太平经》和谐观的价值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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