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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戴敏琦
应用心理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个体行为受到目标的驱动,这种目标指向性的行为所隐含的目标也会被他人感知。当个体感知到他人的行为信息,便有可能自动推断出行为隐含的目标,并自动追求该目标,即产生目标感染(Henk Aarts,PeterM,Gollwitzer,2004)。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用E-prime2.0编写程序,通过四个实验探讨权力感在目标感染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权力感对目标感染的作用中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实验一目的在于考察高、低权力感被试在目标感染效应上的差异,采用2(权力感:高/低)×2(目标类型:有目标/无目标)的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权力感和目标类型为组间变量,随机选取92名大学生被试参加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无论被试权力感处于什么状态,只有行为中隐含目标才能引起相应的目标感染;在有目标条件下,低权力感被试更容易产生目标感染。
  实验二旨在探讨高、低权力感被试在竞争与合作的目标感染上的差异,采用2(权力感:高/低)×2(目标类型:竞争/合作)的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权力感和目标类型为组间变量,随机选取64名大学生被试参加实验。结果表明权力感对目标感染的作用受到目标类型的影响,竞争目标下的高权力感被试倾向于竞争行为;在合作目标下,低权力感被试更倾向于合作行为。
  实验三加入被观察行为的对象群体身份作为自变量,探讨权力感和群体身份对竞争与合作的目标感染的影响,采用2(权力感:高/低)×2(群体身份:内群体/外群体)×2(目标类型:竞争/合作)的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权力感、群体身份和目标类型为组间变量,随机选取113名大学生被试参加实验。结果表明权力感、群体身份和目标类型间无显著交互作用;权力感对目标感染的影响与实验二一致;群体身份对目标感染的作用同样受到目标类型的影响,内群体身份增加了被试在合作目标下的合作行为,对竞争目标下的竞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实验四目的在于探讨归属需要在权力感对目标感染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单因素(权力感)2水平(高/低)的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权力感为组间变量,随机选取128名大学生被试参加实验。结果表明归属需要在权力感对目标感染的影像中起中介作用,即权力感越低,归属需要越高,越容易产生目标感染。
[硕士论文] 张丹妮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双加工模型认为亲社会决策受到由情绪启动的直觉系统和具有高度认知参与的推理系统共同影响。本研究通过同伴相似性影响情绪系统,通过认知负荷影响认知系统,使用独裁者博弈范式及其变式研究双加工模型对初中生和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及动机的影响。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选取初一年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采用经典的独裁者博弈研究范式,使用虚拟问卷来操纵被试和同伴之间的相似程度,使用数字记忆任务来操纵被试的认知负荷程度,以探讨同伴相似性和认知负荷对初中生和大学生亲社会决策中分配数量的影响,结果发现:
  1.在控制性别因素后,初一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的分配数量受同伴相似性的影响,相比低相似性同伴,在面对高相似性同伴时被试分配得更多。
  2.认知负荷对初一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的分配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在实验一的基础上,为了明确同伴相似性和认知负荷对初中生和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动机的影响,实验二以初一年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为被试,使用修改的独裁者博弈范式,设置无代价亲社会条件、有代价亲社会条件和纯自利条件三种条件。因变量为博弈中的动机,测量指标是被试利他选择或自利选择的百分比。通过与实验一相同的方法来操纵被试与博弈同伴的相似程度以及认知负荷程度,以探讨同伴相似性和认知负荷对初中生和大学生亲社会决策内在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
  1.在有代价亲社会条件下,在控制性别因素后,同伴相似性会影响初一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的利他选项的百分比,在面对高相似的同伴时,被试会更多地选择利他选项;不同年龄阶段被试利他选项的百分比有显著差异,相比大学生,初一年级学生会更多地选择利他选项。
  2.在纯自利条件下,在控制性别影响因素后,认知负荷会影响初一年级学生和大学生利己选项的百分比,当处于高认知负荷条件时,被试会更多地选择利己选项;不同年龄阶段被试利己选项的百分比有显著差异,相比大学生,初一年级学生会更少地选择利己选项。
  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
  1.在经典独裁者博弈和修改独裁者博弈的有代价条件下,同伴相似性会影响初一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及利他动机。
  2.在纯自利条件下,认知负荷会影响初一年级学生和大学生的自利动机。
  3.在有代价亲社会条件和纯自利条件中,大学生相比初一年级学生其自利动机更强。
[硕士论文] 范丽丽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为了探究当代国人的道德人格,本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探索浩然之气的心理结构,编制符合国人心理特点的浩然之气问卷,并通过自制问卷,调查大学生和公务员群体的浩然之气的总体特点以及人口学变量对浩然之气的影响,并试图探明浩然之气和责任感、心理弹性的关系。
  通过浩然之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果:
  (1)浩然之气是由真诚仁爱、豁达沉稳、英勇正义和意志坚定四维结构组成的。本研究编制的浩然之气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个体道德人格水平的工具。大学生和公务员的浩然之气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其得分是较高的,但仍有极少数个体的浩然之气得分较低。
  (2)大学生和公务员的浩然之气在性别、专业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真诚仁爱和豁达沉稳维度上的得分受到年龄、工作年限的影响。
  (3)大学生和公务员的浩然之气和责任感、心理弹性不仅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且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浩然之气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责任感和心理弹性也越高,而浩然之气水平越高的公务员,其心理弹性也越高,高低分组的责任感虽然不显著,但仍有随着浩然之气水平上升而增高的趋势。
  通过对以上这些结果的讨论,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浩然之气是由真诚仁爱、豁达沉稳、英勇正义、意志坚定这四种特质组成的人格结构。浩然之气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个体道德人格水平的工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圣人人格特质——浩然之气可以通过问卷来测量。
  (2)浩然之气是个体在后天的文化熏习与社会阅历中逐渐形成的,真诚仁爱、豁达沉稳的得分受到个体年龄、工作年限的影响。
  (3)浩然之气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尽责性与个体面对困境或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
[硕士论文] 王予灵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以来,智慧与生命意义均是哲学上的重要话题,半个世纪以来又先后被引入心理学领域,至今已成为积极心理学的两大主题,但对二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尚待拓展。理论方面,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柏林智慧范式、东方智慧思想均有与之相关的内容,但显得过于零散、不成体系;实证方面,皆为横断研究,二者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在研究工具和研究范式上也有较大的拓展空间。青年是智慧与生命意义的双发展时期,以青年为样本,既有利于厘清智慧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也能为教育实践提供依据。因此,本研究立足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聚焦于青年群体,通过横断(研究一)、追踪(研究二)及实验(研究三)数据系统考察智慧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研究一(链式中介)旨在初步考察智慧与生命意义间的作用机制。以最新编制的整合智慧量表、生命意义问卷(中文修订版)及本土化的生命意义源问卷为工具,青年为样本(含大学生和工作人士),通过问卷星收集有效数据617份。链式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意义认知”与“意义实现”在智慧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智慧不仅能帮助个体发现生命意义的来源,也可促使个体成功拥有此种生命意义源,并随之产生一种充沛的生命意义感。
  研究二(短期追踪)意在探索智慧与生命意义间的准因果关系。使用与研究一相同的工具在间隔6个月后对同一批被试施测,通过微信号及辅助手段匹配数据566份,其中530份有效,流失样本与保留样本不存在明显差异。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表明,智慧无法预测6个月后的生命意义感;相反,生命意义感(无论是拥有意义还是追寻意义)可以正向显著地预测6个月后的智慧。多元回归分析还发现:生命意义源也具有预测作用,社会关注(认知)、自我成长(实现)能正向预测6个月后的智慧,生活享受(实现)负向预测6个月后的智慧。
  研究三(日记操纵)旨在检验智慧与生命意义间的因果关系。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招募109名青年被试,研究整体流程为“入组初测→随机分组→四周正式日记研究→出组后测+补测”,最终有效被试93人。采用新开发的智慧反思范式,将被试随机分入智慧反思组、纯粹反思组和无反思组,通过四周的日记任务操纵智慧,考察智慧反思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日记任务有效地操纵了被试的智慧反思程度;智慧反思能有效地促进生命意义感的提升。
  最后,对智慧与生命意义“究竟孰因孰果”“缘何相伴相生”两大问题做了探讨,得出两个主要结论:(1)智慧与生命意义之间可能互为因果。(2)从心理历程的角度看,智慧者可以通过对生命意义源的认知与实现获得生命意义感;从人生境界的角度看,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下,不同水平的智慧对应不同深度的生命意义。
[硕士论文] 孔洁莉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信念是指个体坚信某种观点的正确性,并以此支配自身行动的个性倾向。落实至道德信念便是指个体坚信某些道德准则的正确性,乐于接受它,且能自觉地付诸实际行动的、稳定化的心理倾向,对道德行为起着支配作用。前人研究发现道德情绪左右着人们的道德判断与决策,进一步探究影响道德情绪唤起的因素便是下一阶段的研究思路。同时,个体作出道德行为后伴随的幸福感,在现有研究结果中是时隐时现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分离也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
  本研究以诚信这一道德品质为例,从个体诚信信念的角度切入,分为两个部分:一、形成诚信信念的测量指标,通过内隐态度测验与行为倾向测量的结合实现;二、探究高诚信信念组被试与普通诚信信念组被试在诚信实验情境中,行为表现与情绪唤起上的差异,借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孔颜乐处”现象的作出解读。具体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具有强力的预测作用。信念前测阶段,通过结合GNAT内隐态度测验和故事评定二者得分筛选出的高诚信信念组与普通诚信信念组,在之后的情境实验中,两组被试自行拿取的被试费与行为性质均存在差异显著。
  (2)是道德信念水平而非行为性质,对道德之乐的产生影响较大。结合前人构建的全面幸福感,在此基础上论证并引入了生命意义感上的两项指标和另外8种积极情绪,作为道德之乐(moral well-being=SES+SVS+PA+MLQ-P-NA-MLQ-S)的内涵指标。个体道德信念水平较高时,行为的差异会导致道德之乐水平的差异,信念水平一般时,行为的差异不会导致道德之乐水平的差异。
  (3)诚信行为会带给人们宁静、感激、希望和激励的积极情绪体验,避免罪恶感、神经质、分心和不爽的消极情绪体验;高诚信信念的人较之一般信念的人,作出诚信行为后更能感受到希望、感激、坚强和骄傲的积极情绪带来的力量,并唤起适当程度的紧张、恐惧、罪恶和羞耻的消极情绪来警戒自己,遵守自己处事的原则。其中,希望、感激和罪恶感为诚信之乐的最重要的情绪指标。
  (4)根据实验结果对“孔颜乐处”的现象作出心理学解读:“孔颜乐处”产生的前提是个体深谙成圣成贤的道德准则,并对这种准则抱持着极高的信念。可以说,若没有孔子对“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般的深刻信念,即便践行了相同的行为,常人也无法获得类似孔子与颜回的乐境。周敦颐对“孔颜乐处”是一种“道充身安”的解读,这种“身安”并非全然的“安心”,而是一直伴随着适度“警钟长鸣”的安心。
[硕士论文] 高宇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者发现人际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路人摔倒无人搀扶”到“遇人有难见死不救”,种种社会怪象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诚然,造成上述怪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际间信任的缺乏无疑是一重要影响因素。在人们的信任行为中,承诺及群体身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承诺对信任博弈中行为决策的影响及群体身份的调控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本文在研究一中利用信任博弈任务与投资博弈任务,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探讨承诺对普遍信任的作用,并且关注了承诺对信任的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风险偏好与社会价值取向对该作用是否有影响。
  本文在研究二中通过操纵承诺(体现社会规范理论的作用)与群体身份(体现社会认同理论的作用),以信任博弈与投资博弈作为实验任务,探讨社会规范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对普遍信任行为的共同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承诺可以促进信任倾向与信任水平,该效应不存在性别差异,不受个体风险偏好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2.在无承诺条件下存在群体内偏好效应;在承诺条件下群体内偏好效应消失了。
  3.当社会规范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同时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时,社会规范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硕士论文] 董舒琪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该研究采用EAST范式,通过三个实验探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的内隐态度。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在学习阶段,要求被试分别学会在表达不同态度(积极/消极、趋向/回避)的词以及不同颜色方框(蓝色/绿色)与不同按键(F键/J键)之间建立联结,进而将不同颜色方框与不同按键赋予不同的态度意义;正式实验阶段,在色框中呈现自我概念词、人体体型图或食物图,要求被试依据方框颜色作相应的按键反应,记录被试在每个实验的联结反应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数据。
  实验一探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自我的内隐态度。学习阶段中,被试需要学习建立表达积极或消极态度的词以及颜色方框与反应按键之间的联结,正式实验中,色框内出现“自我相关概念词”或“非自我相关概念词”。结果表明,胖负面身体自我高分组被试更倾向于对自我持消极态度。
  实验二探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体型的内隐态度。学习阶段中,被试需要学习建立表达积极态度或消极态度的词以及颜色方框与反应按键之间的联结;正式实验中,色框内出现“理想瘦体型图”或“正常体型图”。结果表明,高分组被试更倾向于对社会理想瘦体型持积极态度,而倾向于对正常体型持消极态度。
  实验三探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食物的内隐态度。学习阶段中,被试需要学习建立表达趋向态度或回避态度的词以及颜色方框与反应按键之间的联结;正式实验中色框内出现“高脂/高热量食物图”或“低脂/低热量食物图”。结果表明,高分组被试更倾向于回避高脂/高热量食物,而趋向低脂/低热量食物。
  以上结果提示,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自我持消极态度,这使其倾向于进行体型相关的上行比较,对理想瘦体型持积极认可态度,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对高脂食物的回避和对低脂食物的趋向。
[硕士论文] 许玲霞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处于自我损耗状态时,会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但也不是所有人的亲社会行为都会下降。因为,在自我损耗状态下并不意味着心理资源或者自我控制资源是完全耗尽的,当个体的自我损耗并没有耗尽所有资源,且还留有足够的自我控制资源可以去帮助他人时,个体自己的意愿或者人格特征等因素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出现。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亲社会行为下降的状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的研究多采用外在因素来缓解亲社会行为的下降,本研究从个体的内部因素着手,从观点采择和共情两个因素出发,缓解自我损耗状态下亲社会行为的下降。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来研究个体在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亲社会行为,以及通过启动观点采择和共情是否可以缓解亲社会行为的下降。研究一,通过划‘e’任务分别引发两组被试(共61人)的低自我损耗、高自我损耗状态,并通过捐赠任务来测量被试的亲社会行为,结果表明,高自我损耗状态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会有明显下降。研究二,通过划‘e’任务引发被试(共123人)高自我损耗后,四组被试分别呈现是否启动观点采择、共情任务(2*2),再通过捐赠任务来测量被试的亲社会行为,结果表明,(1)在高自我损耗状态下,通过启动共情、观点采择,从而提升被试共情和观点采择水平,可以缓解亲社会行为的下降;(2)在高自我损耗状态下,通过共情或者观点采择单一因素的诱发,与两者共同启动后的亲社会行为是无显著差异的。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可得出,个体在自我控制资源损耗状态下,容易导致自我控制失败,出现更少的亲社会行为。此时,通过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以及体验他人的情感,能够有效缓解亲社会行为的下降。
[硕士论文] 任相峰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均证实人的决策行为是由情景和人格特质所共同作用影响的,并遵从着一定的社会规范。本研究欲选用高低攻击特质个体作为被试,探究个体在面临不同提议者意图情景时,个体对公平这一博弈中的重要规范进行关注的表现。公平关注的表现可体现在行为和情绪上,行为上主要是拒绝不公平,情绪上表现为负性情绪的激活。在社会各类博弈中,接受者的利他惩罚行为和负性情绪激活均可反映出接受者对博弈中公平规范的遵守和关注。在实验一中,被试充当修订版Mini最后通牒者博弈中的接受者角色,探究高低攻击特质个体在面临不公平意图情景时,其行为上的差异。实验二中,被试充当修订版Mini独裁者博弈中的接受者角色,探究高低攻击特质个体在面临不公平意图情景中的情绪激活的差异。实验一和实验二反映出高低攻击特质个体在对面对利益相关的社会博弈中,对公平规范的关注。实验三中,被试充当修订版Mini第三方独裁者博弈中利益无关的第三者角色,探究被试在看到别人面临不公平提议意图情景的时候,是否还对博弈中的公平进行关注,其情绪和行为是否存在于实验一和实验二相似的差异。
  通过三个实验研究实验结论如下:
  1.社会博弈过程中,提议者意图会影响到接受者的公平关注行为和情绪。无论角色怎样转换,随着不公平意图程度的升高,其惩罚的力度越高,负性情绪的激活也越高。
  2.社会博弈过程中,当不公平意图情景直接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时候,被试自身的攻击性特质会影响接受者的公平关注行为和情绪。具体表现为,高攻击特质个体在不同的角色中均有高的拒绝率和负性情绪的激活。但对他人面临的不公平对待,低攻击特质个体个体会以更理性的态度对公平规范进行维护。
  3.社会博弈过程中,提议者意图对高低攻击特质个体的公平关注的行为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对情绪激活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利己意图情景和模糊意图情景中,高攻击特质个体的负性情绪激活程度显著大于低攻击特质个体的负性情绪激活程度,而在利他意图情景中,高低攻击特质个体不存在显著差异。
[硕士论文] 甘之怡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当今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通勤已经成为企业员工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拥挤的公共交通与道路状况给员工带来了不小的通勤压力,过高的通勤成本也导致了员工通勤过程中控制感的缺失。而通勤是由于工作产生的行为,这就使得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离职倾向和情感承诺等工作状态受到影响。为探究员工的通勤、通勤控制感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两个部分进行深入探索。
  第一部分是通勤控制感问卷的编制。首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归纳出通勤控制感的典型特征与表现。接着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来自武汉的108名全职员工与有通勤需要的高校学生为被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通勤控制感为单维度结构。然后以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北京、上海等23个省及直辖市的306名全职员工为被试,进行验证下因素分析,证实了通勤控制感的单维度模型,以及较好的信效度。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同样以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北京、上海等23个省及直辖市的306名全职员工为被试,探究员工的日常通勤行为、通勤控制感缺失对工作的影响以及通勤控制感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通勤控制感对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显著正相关,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在通勤成本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情感承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交通工具的舒适度与道路通畅程度与通勤控制感显著正相关,且享有弹性工作制的员工,其通勤控制感显著高于其他员工。基于此研究结果,笔者给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提供了合理的管理建议,帮助提升员工的通勤体验,有助于企业的人才留用,更好的长远发展。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引言:职业决策被定义为在特定职业类型之间做出选择的过程。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时总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对做出这种决定的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研究以马拉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格、职业决策与职业期望之间的关系,以及职业决策在人格与职业期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111名女大学生和158名男大学生参与了本研究。被试全部填写了人格测量问卷,一般职业决策和职业期望问卷。使用SPSS及其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研究结果发现,女性在外向性上显著高于男性。男性的管理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专业技能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其中责任心与宜人性呈显著正相关,责任心与自发性、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职业决策在人格与职业期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结论:大学生的人格影响他们的职业决策,进而决定了他们的职业期望。因此在分析他们的职业期望时,要兼顾考虑其职业决策过程和个性特征。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启示,局限和建议。
[硕士论文] 许露茜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依恋伴随着人一生的发展,不同的依恋类型决定了个体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和行为反应机制。与安全型依恋相比,依恋风格为不安全型的个体在人际关系处理,社会角色胜任和情绪情感体验上,多为消极的个人体验,不仅不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还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降低不安全依恋水平,转变不安全型依恋为安全型依恋十分重要。本文通过成人依恋访谈问卷选取一位不安全型依恋者作为被试,运用心理咨询的方式对其干预.咨询师主要采用理情行为疗法,配合人本主义和ACT疗法,干预结束后,对被试进行访谈和量表的测量,研究理情行为疗法的心理咨询在转变个体依恋类型上是否有效。本文测量工具为:成人依恋访谈(AAI)、症状自评量表(OQ-45.2)和人际问题量表(IIP-32)。研究结果如下:
  1)访谈结果的变化为:对父母消极的养育行为的评价更为积极;防御水平降低;矛盾焦虑型依恋水平降低,开始具备安全型特点。
  2)症状缓解主要表现为:主观困扰降低;人际关系得到缓解;但在社会角色上表现不明显。
  3)人际问题改善主要表现:报复心和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和距离感、社会抑制、自我牺牲四个因子分数大幅度下降;不自信自评分数呈现轻微下降趋势;支配和控制、过度屈从、过度需求自评分数无明显差异。总分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结论:理清行为疗法对不安全型依恋的干预有积极作用。
[硕士论文] 肖贝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证券公司经纪人由于高强度和不稳定的工作模式致使离职率一直居高不下,一定程度上对组织产生了负面影响,不仅会增加企业的人员招聘培养成本,也会影响企业的稳定运营。金融市场的低迷、经济收入的降低、职业目标实现感越来越低、心理素质水平不佳等种种原因都可能对员工的离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研和实证分析的方式探讨职业目标实现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共回收有效问卷380份,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
  研究结果发现:(1)证券经纪人的外在职业目标实现显著低于内在职业目标实现。(2)职业目标实现和离职倾向负相关,其中外在职业目标实现与离职倾向的负向关系大于内在职业目标实现与离职倾向的负向关系。(3)心理韧性在职业目标实现和离职倾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4)心理韧性在外在职业目标实现和离职倾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当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较低时,外在职业目标实现对离职倾向的作用不显著;当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时,外在职业目标实现对离职倾向的作用显著。(5)心理韧性在内在职业目标实现和离职倾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当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较低时,内在职业目标实现对离职倾向的作用显著;当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时,内在职业目标实现对离职倾向的作用不显著。
  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同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以及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建议,以期对证券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一些实践借鉴和参考。
[硕士论文] 林文静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制定某个长期目标后,几乎每个人都会时常面对那些使我们分心的诱惑。不仅是个人,对组织乃至国家来说,因诱惑而导致的背离长期目标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增强目标一致行动、减少目标背离行动,对个体、组织以及国家的成功都极具意义。
  目前关于目标一致行动和目标背离行动的研究大多在长期目标和短期诱惑的层面展开,就其机制已达成普遍共识,即人们通过自我控制过程回避诱惑、趋近长期目标。学界关于自我控制冲突的主流假设是基于两种竞争过程的结果,即双系统模型。这类模型通常认为自我控制通过两种对立过程展开,即控制过程和冲动过程。然而,Berkman等人(2017)提出了自我控制的价值选择模型,认为自我控制的成功或失败,是对决策选项相对价值评估的结果。
  本研究基于自我控制的价值选择模型,并从决策权衡的视角将背离行动的发生看作是短期诱惑与既定长期目标相冲突所引发的两类行动竞争与行动偏好反转,力图探讨价值评估对目标“一致/背离”行动选择的影响。此外,价值选择模型认为,个体在自我控制冲突或困境中,会基于任意数量的价值评估输入计算每个选项的主观价值,即认为决策者采用的都是基于选项的决策策略。以往跨期决策研究提出个体进行决策时不仅会使用基于选项的决策策略,同样存在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因此,本研究认为目标“一致/背离”行动选择作为一种跨期序列决策,也有个体会使用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而不是如价值选择模型所提出的所有决策者均采用的是基于选项的决策策略。
  研究一通过减肥/健身情境,请被试评价对健康、不好吃和不健康、好吃的食物的偏好。结果发现,一致/背离行动价值评估和即时/延迟价值评估均会对决策者的“一致/背离”行动选择产生影响,且相较于背离行动价值评估,一致行动价值评估对选择偏好的影响更大;相较于即时行动价值评估,延迟行动价值评估对选择偏好的影响更大。研究二采用基于Mouselab的“一致/背离”动态决策模拟实验范式,请被试在可得一定分数的噪音牌和会失一定分数的视频牌之间进行选择。该研究重复了研究一的结果,并发现不同的决策策略对“一致/背离”行动选择偏好有显著影响,相较于采用基于选项决策策略的个体,采用基于维度决策策略个体的背离率更低。研究三采用与研究二相同的“一致/背离”动态决策模拟实验范式,通过改变信息呈现方式来启动被试不同的决策策略。结果表明,不同的决策策略启动确实会对决策者的目标“一致/背离”行动选择偏好产生影响。具体说来,基于维度的决策策略启动组被试的背离率分别显著低于基于选项的决策策略启动组和无决策策略启动组,但基于选项的决策策略启动和无决策策略启动的被试背离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证实了研究二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聚焦于价值评估和决策策略对目标“一致/背离”行动选择的影响,揭示了短期行动与长期目标背离这一重要的现实现象,这为决策研究赋予了新的内容。此外,本研究基于自我控制的价值选择模型而不是普遍的双系统模型展开,结果支持了自我控制的价值选择模型,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延伸。最后,本研究采用“背离/一致”动态决策模拟实验范式来研究决策者的背离选择倾向,该范式较好地整合了动态情境下目标行动评估与选择的关键要素,可为该领域今后研究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张曦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接司法部“吸食合成毒品类戒毒人员戒毒动机激发研究”课题,拟通过对强戒人员戒毒动机现状进行评估,确立戒毒动机的基线水平及特征,针对性地开发可操作、标准化的团体辅导干预方案,并探讨团体辅导对于戒毒人员戒毒动机的干预效果。
  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法,用自编《戒毒动机量表》对湖北省3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共计798名戒毒人员进行调查,探讨戒毒动机基线水平及其特征。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选取24名戒毒动机得分较低的女性戒毒人员,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等组实验设计,对实验组12名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辅以提升戒毒动机为主题的团体心理干预,包括:角色扮演、自我对话、家庭作业等团体辅导活动,对照组12名戒毒人员只不进行团体心理干预,其他劳教活动正常进行。
  本研究结果如下:
  (1)湖北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动机水平总体偏高。且在悔恨情绪、认知调整、外部助推力三个维度上都有较高的水平,但确信感维度上得分较低。女性戒毒人员对自己能成功戒断毒品的自信心显著高于男性戒毒人员。有子女的戒毒人员在戒毒动机总体水平与其分量表认知调整与外部助推力维度总体水平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子女的戒毒人员。进所一次的戒毒人员在认知调整与确信感维度显著高于进所两次及以上的戒毒人员。
  (2)通过分析团体辅导前后测数据发现:对照组前后测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即被试在不经过团体干预的情况下,戒毒动机水平没有变化。实验组前后测差异显著,即被试经过团体心理辅导后,戒毒动机水平显著提升(p<0.001)。将实验组前后测的得分差异与对照组的得分差异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实验组的得分差异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即实验组的戒毒动机水平显著提升。综上所述,本干预方案能够较好地干预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动机水平。
[硕士论文] 周悦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基本的信任,但在互动过程中会发生信任破裂和修复。群体身份和违背程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判断理论认为,个体对组内成员的违背行为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然而害群之马效应认为,当组体内成员的行为态度超过个体的可接受范围时,个体对组内成员的态度会变得比组外成员更消极。信任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变化,初一年级是小学到中学的过渡阶段,其信任水平可能跟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初一年级的社会交往对象逐渐偏向于同伴,大学生逐渐开始独立,两个阶段的群体意识以及信任动态过程可能也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信任博弈任务探究群体身份和违背程度对初一年级和大学学生信任破裂和修复的影响,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本研究包含两个实验:
  实验一以65名初一年级学生,73名大学生为被试。二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违背程度2(重度、轻度)×年龄2(初一年级学生、大学生),因变量为建立和违背阶段的平均投资金额,控制变量为被试的综合信任水平。结果发现,初一年级和大学生的综合信任水平差异不显著,重度违背后,初一年级和大学学生信任均会破裂,而轻度违背后,初一年级和大学学生信任均没有破裂。
  实验二以30名初一年级学生,36名大学生为被试。本实验为二因素混合设计,自变量为群体身体2(组内、组外)×年龄2(初一年级学生、大学生),因变量为信任建立、违背、修复阶段的平均投资金额,信任修复的程度,信任修复的快慢。结果发现,初一年级和大学生的综合信任水平和群体意识差异均不显著;但是重度违背后,相比大学生,初一年级学生对组内成员的信任修复程度更好,对组外成员信任修复程度初一年级和大学学生没有差异;重度违背后,相比对组内成员,大学生对组外成员的信任修复速度更快,初一年级学生对组内和组外的信任修复速度没有差异。相比初一年级学生,大学生对组内成员体验到更强烈的背叛感和愤怒感,大学对组内成员的背叛感和愤怒感显著高于组外。
  根据两个实验结果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信任违背达到重度程度时,初一年级和大学学生信任才会破裂。2、初一年级和大学生的综合信任水平和群体意识差异均不显著,但是重度违背后,相比大学生,初一年级学生对组内成员的信任修复程度更好,对组外成员的信任修复程度初一年级和大学学生没有差异;重度违背后,相比对组内成员,大学生对组外成员的信任修复速度更快,初一年级学生对组内和组外的信任修复速度没有差异。3、相比初一年级学生,大学生对组内成员体验到更强烈的背叛感和愤怒感,大学对组内成员的背叛感和愤怒感显著高于组外。
[硕士论文] 何杰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20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的进步,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产品替代周期不断缩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变革和动态成为企业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企业内的各个单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因此,需要提高对员工适应性的关注。在企业内部,新生代员工大量进入企业,新思想与传统管理方式的碰撞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员工离职、跳槽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最大的压力。对于入职5年以内的新生代员工,处在从学校向公司的转型期,在这个不稳定的阶段,如何使员工更好的适应企业,从而有利于企业和员工自身的发展。纵观以往研究者对新生代员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新生代员工的特点与工作价值观,而对于新生代员工对于企业的适应性探讨的较少。
  鉴于此,本研究就新生代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在两者的关系中引入工作重塑这一中介变量,以探究主动性人格这一人格变量是否能通过员工自下而上的工作重塑对员工的适应性绩效产生影响。本研究选取入职5年以内的新生代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主动性人格量表、工作重塑量表和适应性绩效量表为研究工具,初步测查入职5年内新生代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工作重塑和适应性绩效的基本状况,运用统计学的方法验证主动性人格、工作重塑和适应性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入职5年内新生代员工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入职年限和职位级别的差异,但是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入职5年内新生代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对工作重塑和适应性绩效都有正向预测作用,工作重塑对适应性绩效也有正向预测作用。
  入职5年内新生代员工工作重塑在主动性人格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硕士论文] 郭凯娇
基础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组织办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伴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工作偏差行为——网络闲逛(cyberloafing)。本文旨在探讨自我控制的双系统(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的预测作用。
  研究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网络闲逛的定义,即个体在规定或计划的工作期间,员工有意的利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网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同时从个体的心理动机角度,按照个体的上网意图将网络闲逛行为分为被动型和主动型网络闲逛行为,并编制了信效度良好的网络闲逛行为量表。
  先前有关自我控制和网络闲逛的研究忽视了个体的冲动性对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由于个体的遗传、学习经验等差异,不同个体对同一刺激的冲动反应强度不同,因此本研究从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两方面,更精确地来探讨自我控制对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261名员工,来考察自我控制双系统的两个维度: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通过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冲动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更大。冲动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4,p<0.001),对被动型和主动型网络闲逛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8,p<0.001;β=0.33,p<0.001)。而控制系统对网络闲逛总分、被动型网络闲逛和主动型网络闲逛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为了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和避免被试的社会赞许性带来的结果偏差,本研究开创性的探究了网络闲逛行为的实验室研究方法,研究三采用准实验设计探讨了自我控制与网络闲逛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验共68位大学生完成了自我控制双系统的测量,一周后被试上课时在电脑上观看学习视频并回答问题,研究者记录被试的网络闲逛时长。结果同样表明冲动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有较高的解释力,而控制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的解释力甚小。在控制了性别、年龄、视频枯燥程度和视频熟悉程度之后,冲动系统(β=0.32,p<0.05)对网络闲逛时长有正向预测作用,控制系统对网络闲逛时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综上,本研究初步证明了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对网络闲逛有不同的影响,且冲动系统对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更大。
[硕士论文] Fadil
发展和教育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这项研究发现自恋可以影响年轻人SNS的发帖行为,以及自尊如何影响班达亚齐年轻人SNS的发帖行为。研究者的目标人群是来自班达亚齐大学的年轻人,年龄在15-4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8岁,女性为66.8%,男性为33.3%。数学与科学中的主要比例为20.8,人文与艺术中的主要比例为79.3。总共有400名参与者参加了这项研究。用于试点研究的仪器被发现是多维的。因此,ANOVA方法被选为评估中试仪器内部可靠性的合适统计程序。因此确定,如果最终采用的文书被证明是多维的,那么Hoyt-Stunkard方差分析也将应用于其仪器的海绵。Hoyt-Stunkard方法用于确定无限制评分项目的内部一致性。因此,将这种方法用于非累加李克特量表评分是合适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可能对发布行为有影响,但是不显着。显着影响是0.09>0.05,自恋可能会显着影响发布行为。显着影响为0.00<0.05,自尊和自恋对发帖行为无显着影响。显着影响为0.11>0.05,自尊和社会影响力不能显着影响发布行为。显着影响是0.18>0.05,自恋和社会影响可能会显着影响发布行为。显着影响是0.00>0.05。由于上述所有研究结果,本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应该为用户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自尊心,并鼓励他们与朋友进行良好的沟通。当用户发布自己的日常活动并成为爱人时,自恋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会让他们更容易使用SNS。最后,政府,家庭和老师应该有一个好的公司来安排年轻人使用SNS的时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是找出与成瘾行为有关的发布行为的目的。
[硕士论文] 叶萌
应用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移动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在工作-家庭领域得到了很多关注,通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确实改变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人们在非工作时间可以很方便地的使用通讯工具处理工作事务。许多研究者采取科技决定论的视角,认为通讯技术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却忽略了个体的能动性。
  本研究从人类能动性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与科技交互过程中的人类选择、自由意志和使用偏好的重要性。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的选择和管理通讯技术的使用。这种主动的管理更可能最大化的发挥ICT的积极效果,降低消极影响。
  本研究提出了“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策略”的构念,将其定义为个体为协调工作和生活需要,而主动对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进行管理的方式。这种对跨边界通讯工具使用进行管理的策略,一方面,从人类能动性理论角度来看,是人与科技互动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工作家庭边界的角度来看,也是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策略。本研究采用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策略的结构,编制测量工具。同时,检验了这些管理策略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具体效果。最后探究个人边界管理特征、工作相关因素、以及领域重要他人三方面对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策略的塑造和影响。
  研究一对来自不同行业的20名企业员工进行访谈,以及对173名被试进行问卷的预测。结果表明,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策略是一个包含时间策略、空间策略、人物策略和事件策略的四因子结构,即个体会根据自己个性化设定的时间、地点、联系对象和工作内容的紧急、重要程度标准,决定是否在非工作时间内使用通信工具处理工作。并且,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研究二中177名企业员工前后两次测量的配对数据表明,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策略对于个体的工作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它会给个体带来更多工作心理脱离,同时减少个体的工作生活冲突,带来更多的工作生活平衡满意感。
  研究三对来自全国各地的203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发现,个人工作生活边界管理偏好、边界控制感、全面生活观和家人期待等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策略有显著的影响。
  本研究对于工作家庭边界管理和通讯科技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探究这种主动的通讯工具管理方式对于了解人们是如何主动的管理非工作时间通讯工具的使用,塑造个性化的工作家庭边界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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