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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大连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21世纪,极端贫困与饥饿状况吸引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重中之重。饥饿问题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低收入及粮食短缺国家显得尤为严重,小规模农户占据这些国家总人口的70%左右。在非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造成粮食短缺的因素诸多,而农业部门的执行力度欠缺是导致缩减贫困和食品安全需求方面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环境与体制方面的挑战也对该地区的农业产量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坦桑尼亚人口约有4490万,目前每年仍以2.1%的平均速度增长(约每34年翻一番),预计到2050年人口数量将达到8980万。人口增长也将对贫困与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严峻的挑战。
  多年来,科学家、政界人士、公共社会活动家以及各种人类援助组织都致力于为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从发达国家生产和拥有的食品数量来看,坦桑尼亚和其他相对落后国家的饥饿问题并非难以解决。众所周知,全球的食品资源足以提供人类全部所需。食物的分配和财力的限制被认为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些因素致使贫困人群无从购买所需食物。转基因作物作为一项替代方案,被建议为解决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的一项具体举措。然而,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不断,人们意识到这一方案同样有利有弊。这意味着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将无法避免利益与风险的相关争论。很多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可以提供一种解决食品匮乏问题的方案(福利增加或生存权利),另一些人则更关注安全问题(安全价值或生命安全)。转基因食品的矛盾状况与利弊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从技术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在面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风险不确定条件下,应该根据什么样的伦理原则进行选择?或者说怎样的选择在伦理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文章认为,是否应该在非洲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应该考虑到非洲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和可接受性。简单地应用某种既定的规范伦理学原则,无论是义务论的还是功利主义的,抑或是商谈伦理,都很难解决非洲复杂的实际情况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尽管非洲国家尝试采纳转基因技术,但由于安全、伦理以及环保方面的原因,它们不得不持续面对社会对于这一技术过低的接受度。从2011年非洲发展银行(ADB)资助下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机构(2012)对非洲农业生物技术进行的评估来看,有关该技术的安全记录显示基因转化过程本身并没有对人类健康及环境构成实质性的风险。然而在非洲,对生物工程的误解以及相关知识或意识的欠缺却极为严重。复杂的法律法规体系等问题成为实际引进转基因技术的限制性因素。由于公众对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褒贬不一的看法,以及非洲国家在提高农业部门运用生物工程新工具能力方面的缓慢进展,我们有必要对转基因食品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所需的条件进行研究,包括坦桑尼亚公众对政府在处理转基因生物方面的信任度和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伦理问题。因此,本文的总体目标是对坦桑尼亚接受和采用转基因食品的实证与理论条件进行研究。
  本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对技术采纳相关的哲学及伦理理论进行综合性评述,并对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技术进行具体评价;2)运用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理论作为新的哲学进路对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技术进行考量;3)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确定坦桑尼亚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技术风险与益处的认知状况;4)在理论、实践和政策三个层面就如何提高转基因食品在坦桑尼亚的可行性及可接受性提供一些建议。本研究对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未来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一部分的主要研究发现总结如下:1)运用由康德提出并由汉斯·约纳斯发展的义务论思想来分析现代技术的风险问题是不够充分的。在评价这一理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适用性时,本文作者认为康德重视尊严,而人类首先需要生存才可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尊严问题不能优先于生存问题。非洲转基因食品关涉到生存问题。因此,康德理论和源于康德思想的约纳斯理论可能不是分析非洲尤其是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状况的最佳途径。2)研究还指出,由于功利主义试图将利益与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因而可能成为提升采用转基因食品的一个潜在因素。然而,笔者同时观察到功利主义测评方法基于利益及风险(包括未来未知的利益与风险)的评估并不全面。此外,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某些不确定性,但对于解决非洲的饥饿问题及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也存在着一定机会。3)研究进一步指出,技术的目标在于提高人类技能,也在于促进社会福利、民众参与度和民主选择的进程。哈贝马斯在其商谈伦理学中描绘了决定选择的理想条件。然而,他的商谈伦理学更倾向于描述理想(如无权威的对话)而非现实。由于他的理想与非洲的现实不相符合,这一方案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因此,这一理论似乎也不足以回答坦桑尼亚是否应当采用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主要研究发现显示,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依据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理论,通过对转基因食品的利益与风险、实施的切实可能性、经济能力、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技术以及技能方面的分析,同时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审思、中道、知觉等主要构成要素进行反思,能够针对提高坦桑尼亚转基因技术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构成性因素进行有效的评价。第三部分指出,坦桑尼亚对转基因食品(农作物和食物)的意识度达到49.1%,如文献综述中所言,这一比例低于加纳(64%)、肯尼亚(82%)和欧洲(84%),其中立法权威机构的意识度最高。相反,农民对此的了解度最低。结果进一步显示,在坦桑尼亚,例如教育和功能性活动等提升转基因食品技术采用的条件非常有限。本研究的另一重要发现在于,它为是否应当支持上述理论依据提供了实证层面的证明。坦桑尼亚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构致力于提高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化进程,本研究在如何处理信息匮乏、参与度、教育、性别和规则不明确等问题上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以期对转基因食品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提高有所帮助。
  鉴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技术风险与利益的认知的不一致性,笔者建议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其中,允许他们就非洲转基因技术进行开放性的辩论与探讨,这样做有可能提升该技术的可行性与采用。同时,笔者还建议非洲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在决定是否接受转基因食品技术前,就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主要评估性因素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其中包括对转基因食品利益与风险、实施的切实可能性、经济能力、技术及技能等方面的分析。因此,通过运用相关的教育、技能、知识参与到该技术中,并通过提升能力朝该方向努力,社会与个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与平衡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与利益冲突。因此,鉴于转基因技术在削减贫困、减轻饥饿、提高农业生产量和食品安全性方面对数十亿非洲人口尤其是对坦桑尼亚所产生的作用,笔者对该技术持赞同态度。同时,人类首先需要生存才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尊严不应放在比生存更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本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些哲学及伦理理论基础,从整体上为评价现代技术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具体层面又为转基因食品在非洲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运用描述性数据来确定坦桑尼亚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意识与观念状况,从而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增加了实证分析,为提升转基因食品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提供了必要条件。本论文进一步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为读者、学界以及包括政府和实践家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解,以便他们能够针对公众就转基因食品的观点和态度做出明智的决策。
  其次,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与提升坦桑尼亚及非洲转基因食品采纳性的坦桑尼亚政府和相关组织有必要对当代与下一代的需要进行评估,并对可能的替代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实现的方法可以是公共社会的积极参与,让公众参与到与转基因技术潜在利益与风险有关的治理议题中。
  最后,本研究针对在非洲如何提高公众意识、观念以及生物技术普遍管理政策的发展提供了策略性建议,有必要就坦桑尼亚转基因食品之于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进行适度的综合性伦理思考。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继续确保公众能够深思熟虑并卓有成效地参与以期推动转基因食品在坦桑尼亚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进程。
[博士论文] 朱雯熙
伦理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尽管研究亚里士多德“明智”思想的著作屡见不鲜,但大多数探讨主要围绕其思想的内涵、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其思想的发展等方面。德国技术哲学家克里斯朵夫·胡比希(Christoph Hubig)将“明智”置于现代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对其在现实情境下的范围和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审视,重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明智”概念,并构建了以“价值”为基础、以“不确定性”为对象、以“机构/组织”为责任主体的“明智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进一步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和工程伦理实践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文章从对“明智”概念的考察入手,从词源和思想源起两个角度对亚里士多德“明智”思想的形成背景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亚里士多德将“明智”归于理智德性,但它不同于技艺、科学和努斯,是一种关涉伦理德性的理智德性,具有向善性、实践性、权变性、经验性四个方面的特征。“明智”以“善”为终极目的、形成于共同体中的培养与教化,通过“实践中的考虑”得以实现。然而,在现时代的技术背景下,亚里士多德“明智”思想体系中的三大支柱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改变:
  首先,植根于西方社会传统的不同伦理原则对“善”的理解各执一词且彼此冲突。胡比希认为以某种个别的价值为导向或将某种善作为行为选择的独一无二的目的都会导致片面性。因此,他追问价值的本质,提出“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七条应对价值冲突的解决策略。根据不断发展的现实情况及其可能出现的结果,策略标准要不断更新,再在新的标准下达到“思考的平衡”,以适应新的、具体的情境。
  同时,现代技术复杂的系统形式、技术后果从“可控性”到“可能性”的转变使“实践中的考虑”陷入困境。对此,胡比希转向了对“不确定性”的反思,指出技术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客体要素在其功能实现的过程中有“失常”的可能性、主体要素的社会属性与创新思维导致“不确定性”和结构要素导致“不确定性”三个方面。他进而提出风险管理的九个步骤,并强调在各步骤中都要将“不确定性”作为“考虑”的对象。面对现代社会信任的丧失,他强调将“由外而控”的约束与“由内而发”的培育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相互认同,以此减少现代社会中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使人们逐步走出技术世界可能带来的“孤独”,走入相互信任的美好世界。
  第三,现代技术的系统化、专业化推动了伦理共同体的消解和技术、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此过程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凭借其专业知识和能力从各职业中凸显出来,成为责任中的“英雄”。对此,胡比希认为技术的设计和使用是个复杂的过程,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无法作为个体对其直接行为后果和角色负责任,应以机构和组织的共同体责任取代“英雄式”的个体责任。
  胡比希的“明智伦理”思想体系将技术伦理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它所呈现的缺点也证明了任何一种伦理学的建构都受到一定文化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吸收“明智伦理”思想中符合中国技术伦理学发展的部分,并用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调整和补充,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伦理观。
[硕士论文] 史婕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需要对身边的群体进行解释,使其具有意义。群体道德性(group morality)指的是人们对群体在道德方面的知觉,在社会交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社会知觉基本维度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从群体层面进行研究,且将个体知觉与群体知觉相联系的研究则较少。本研究基于过往的印象形成研究的理论成果,试图探究群体道德性对群体成员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对群体成员的印象和行为评价,并探究造成该现象的机制及缓解该现象的因素。共开展了四项研究。
  研究一包括两项研究。研究1a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群体道德性作为自变量,分为不道德、中性和道德三个水平,他人对群体成员的印象评价为因变量,研究发现他人对道德群体的成员印象更好,对不道德群体的成员印象更差。研究1b进一步验证群体道德性对群体成员个体知觉的影响,研究发现他人对道德群体成员的道德和能力评价都好于中性群体和不道德群体的成员。
  在研究一的基础上,研究二进一步探究群体道德性对群体成员行为的评价产生的影响。研究以群体道德性为组间变量,个体知觉的维度和正负效价为组内变量,他人对行为的评价为因变量。研究表明不道德群体的成员在进行正性行为或者负性行为时评价会低于另外两组,而道德群体的成员在进行正性行为时评价会高于其他两组,在进行负性行为时所获得的评价与中性组没有差异。
  研究三探讨了群体道德性对群体成员行为评价产生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群体实体性在群体道德性与群体成员行为评价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研究四探讨了观点采择在群体道德性对成员个体印象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启动观点采择的条件下,群体道德性对群体成员的影响会缓解。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群体道德性影响着人们对群体中成员的印象,群体实体性是群体道德性影响群体中成员印象的可能作用机制,且观点采择能够削弱群体道德性对其成员印象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该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硕士论文] 张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集美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升。随着人类中心思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深,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阻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生态文明是随着环境不断恶化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确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道德准则,这是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的要求。将生态文明和生态道德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概括,借助调查问卷对生态道德现状分析,剖析了当前公民在生态道德内容上,存在整体认知不足,践行度不够,生态道德意志薄弱的现状。以此分析制约生态道德建设的原因,从生态文明视域把握生态道德建设的必然性及可能性。而后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道德智慧、习近平相关生态思想指导,重新定位人与自然关系。从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和主体层面对生态道德建设进行路径分析。首先,不断完善生态道德价值理念。其次,从提升公民生态道德观、建设生态道德文化出发,加强生态道德的教育和生态道德的实践。最后将生态道德观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健全法律管理制度。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生态道德建设提供建议,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理论创新,也助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李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西安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P2P网络借贷是新兴的信贷模式,其特点是实现了传统借贷与互联网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借贷模式覆盖范围小的弊端。然而因国情不同,P2P网络借贷在我国面临诸多道德风险,特别是P2P网络借贷平台诈骗、跑路、经营困难以及倒闭事件频发和较高的坏账率,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因此,笔者将立足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维度,对P2P网络借贷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此次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予以阐述,在梳理和汇总国内外现有的P2P网络借贷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此次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提出此次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第二,从市场经济理论出发,分析了P2P网络借贷交易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市场交易的原则,并从道德的角度分析P2P行业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与义务。在此基础上对道德风险与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进行阐述后,提出P2P网络借贷的道德风险本质上是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实施对他人或社会利益不利的行为。接着指出了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突发性、普遍性以及客观性五大特征。
  第三,对国内外的P2P网络借贷平台运营模式与风险控制的措施分别进行了分析,并列举了国外P2P网络借贷平台主要的三种运营模式Zopa、Prosper、Kiva,以及国内现有的几种P2P网络借贷模式:信息中介模式、债权转让模式、担保模式、风险准备金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内P2P网络借贷平台、借款人与监管机构中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第四,从P2P行业的特性,社会环境以及对“人”自身局限性等层面对导致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形成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
  P2P行业中天然存在着由于信息不对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再加上在签订借贷合同,形成契约的时候,契约本身的约束力并不完全,这都会导致其行业存在不可逆的道德风险问题。自2015年以后,P2P网络借贷的监管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是由于人文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监管机构与平台内部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P2P行业道德风险问题依旧层出不穷。而相对于借款人而言,由于个体的差异,借款人作为独立的人,过分追逐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视了道德风险问题,同时自我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均有待提高,都有可能导致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触犯他人的利益,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根据前面对P2P网络借贷平台、借款人、与监管机构三者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与原因的分析,得出道德风险的防范首先要确定基本的理念与路径:制度是根本,教育为基础,自律是关键。因此从根本上完善P2P行业的制度体系建设,培育与建立行业信用体系。最后发现,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归根究底是人的原因,指出道德自觉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对个体的道德教育有利于其自觉遵守道德行为规范,而平台的道德自律更能从根源上防范平台跑路、非法集资等现象的发生。
  总之,从消极层面而言,完善防范体系、强化政府监管对于降低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从积极层面而言,提高P2P网络借贷从业人员自身道德认识对于防范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P2P网络借贷道德风险防范体系中,强化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特别是提高从业人员自身道德认识和素质将发挥巨大作用。
[硕士论文] 姚梦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古今中外学者对幸福探索和追求的脚步从未停歇,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类不断创造并实现幸福的过程。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幸福观及其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的探索和讨论,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出发对他的幸福理论进行探究,剖析和梳理马克思幸福观的本质内涵以及马克思幸福观在当下的实践意义,这对当代中国构建幸福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首先对幸福的内涵及特征、马克思之前的幸福观——理性主义幸福观与感性主义幸福观、功利主义幸福观与道义主义幸福观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马克思幸福观正是在批判地吸取前人幸福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其次立足于现有的文本著作,通过对马克思幸福观形成与发展历程的探索,更深层的剖析马克思幸福观的具体内涵。马克思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为职业理想,他的幸福观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人类的幸福是一种现实生活中自我生成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只有克服异化才能实现幸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幸福观的出发点,个性自由是追求幸福的最佳状态,人们只有在真实的集体中才能获取幸福。马克思还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新社会的建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再者阐述了马克思幸福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幸福观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坚持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劳动创造与生活享受的统一,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劳动始终是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根本落脚点,人的需要是追求幸福的内在动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追求幸福的终极目的。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幸福观的当代意义。
  研究幸福观,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幸福,把握幸福,进而促使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通过对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分析,克服了传统幸福观对幸福本质认识的抽象性、片面性,建立了科学全面系统的幸福观。深入分析马克思幸福观对指导人们实现幸福生活及人类社会发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席超
科学技术哲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纵观道德运气发展,从传统道德的否定到现代道德的肯定,道德运气理论研究曲折向前。传统道德认为,运气作为非必然性因素,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不应该被参与分析其产生的作用,更多道德实践的性质以及发展过程应该是免疫于运气而存在的。随着众多道德哲学家对道德运气的不断研究,运气对于道德的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
  基于威廉斯和内格尔对道德运气的正视和解读,发现并挖掘出道德运气在道德实践中的影响,两位哲学家不仅对道德运气进行了解读和分类,更是把道德运气和道德行为二者构建了紧密的关联,把道德运气参与道德行为之中所产生的影响从道德实践过程、道德实践结果和道德实践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网络规范作为虚拟社会的中道德实践主体的准则,对虚拟网络社会良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康德、威廉斯和内格尔等一系列哲学家都对运气做出了符合当时理论形态的运气观之说。基于归纳和演绎情形下,对不同哲学家的运气观和现代网络规范对接,汲取传统道德观中合理有效的思想,通过“旧时代”和“新形势”的错位分析,获取不同运气观视域下网络规范的具体表现形态,把运气观理论最优化。通过对传统道德运气观结合网络规范的具体分析,获取的是在未来时空下网络规范制定的走向和实施的路径。科技哲学对科技和人类关系“善”的期望一直都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道德运气的客观性和复杂性也对虚拟社会产生着极大的影响,为了规避道德运气对网络规范的颠覆,实现对网络规范的延续和创新,建立必要的规范秩序和崇尚善良意志的美德是实现网络规范和道德运气共生共赢的必要准备。
[硕士论文] 何祖龄
科学技术哲学 成都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自二十世纪初熊彼特赋予其经济学理论内涵以来,已成为各国发展的战略重点。技术创新强调的是新产品、新材料、新方法、新市场和新组织,在不断刷新着人类物质感官享受的同时,也不断加剧着人类生态环境的压力,造就了生态问题的迅速恶化。如何既享受技术创新给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不以牺牲或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是现时代亟待予以反思的重要课题。
  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个课题尤为亟待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和实现的现代化一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缺一不可,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此语境之下,本文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过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已有经验教训,对技术创新进行了生态伦理规制探讨。本文共分为6章,第1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与国外相关研究现状、选题的背景、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等;第2章厘定了技术创新相关概念,也就是什么是技术创新,什么是生态伦理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三阶段论(使用技术阶段、改进技术阶段和创造技术阶段);第3章分析了使用技术阶段的生态伦理规制,先介绍了使用技术的概念和特征,然后以核技术使用为例诠释了该阶段的生态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我们要勇于放弃和接纳,塑造使用阶段的生态责任;第4章解读了改进技术阶段的生态伦理规制,先介绍了改进技术的概念和特征,然后以工业制冷剂使用为例诠释了该阶段的生态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我们要敢于博弈与商谈,培养改进阶段的生态意识;第5章解析了创造技术阶段的生态伦理规制,先介绍了创造技术的概念和特征,然后以电动汽车研制为例诠释了该阶段的生态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我们要善于内嵌与融合,培育创造阶段的生态理念;第6章则对技术创新生态伦理规制与实现途径进行了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创新必定是融合了生态伦理的创新,必定会实现人与技术的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硕士论文] 徐蓉晖
马克思主义哲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含有道德维度这个问题,从第二国际开始,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不论切入点是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亦或是社会学,几乎都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之一,R.G.佩弗继承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结合元伦理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在总体上是相容的。佩弗从梳理马克思文本出发,将其中隐含的三个道德观内容——自由(作为自我决定)、人类共同体及自我实现展现出来,并据此判断马克思是一个混合义务论者。在考察了各种对马克思道德观做出的不同解释后,佩弗逐一批驳了马克思主义缺乏道德维度的论断。佩弗对将马克思视为反道德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道德相对主义者、历史主义者的观点进行驳斥,完成了对马克思道德观的辩护。佩弗运用分析的方法析清马克思道德理论中模糊的概念、论断,又结合元伦理学的方法给予马克思道德观新的解释思路,准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总体层面上道德的关系。
  佩弗在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合理地为马克思道德观进行了辩护。佩弗的辩护,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同时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韵价值维度。为我国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行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佩弗辩护使用的方法也上有欠缺、某些解释不够到位、缺少物质层面考虑,使得佩弗的辩护具有局限性。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佩弗的理论,并批判吸收。
[硕士论文] 罗雅婷
伦理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网络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社会的隐形社会,它不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满足话语权的平台,也让人们拥有了一种新的媒介权力形式——“第五种权力”,即网络舆论权。网络道德绑架便是利用网络舆论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引导公众舆论来强迫他人,最后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网络道德绑架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绑架者和被绑者,以及网络环境这三个方面,同时依据网络道德绑架行为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其归为对普通人的道德绑架,对公众人物的道德绑架和对公职人员的道德绑架。
  网络道德绑架是一种歪曲道德观念的现象,它的发生既与道德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人们的思维认知和社会整体环境有关,同时网络的虚拟性等特征又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并扩大了影响范围。网络道德绑架会出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绑架者自以为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却不清楚自己所做的本身就是一件不正义的事情,因此它往往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首先,网络道德绑架利用舆论去干扰他人自由意志,想要迫使他人做出某种行为,并且它所提倡的道德也违背了人是目的这一原则。其次,它过分地强调被绑架者所要履行的道德义务,却忽略了与此相对的道德权利,导致了伦理公平的破坏。最后,它不仅影响了道德功能的正常发挥,也冲击了法律的权威性。
  面对网络道德绑架,自律和他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伦理对策。一方面,道德绑架的行为主体都需要提高自律意识,绑架者可以学会换位思考,切勿轻易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而被绑架者要学会认清自己的道德权利和道德底线。另一方面,社会要加强道德体系建设,形成正确的道德共识,同时要探索新的网络公平正义观,树立责任意识。
[硕士论文] 高晨晖
应用心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网络道德绑架行为是指在网络平台上,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谭青必,2013)。网络道德绑架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现象,学界对于其成因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道德绑架行为的发生是源于人们对相关事件的道德判断。因此,了解网民对道德绑架行为的道德判断,是引导网络舆论的基础。目前对于道德绑架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现象的个案分析和相关理论的推演,尚缺乏实证研究证据(徐迅雷,2008;张立听,刘畅,2016;汪振军,韩旭,2016;刘从,谢耘耕,2015)。鉴于此,本研究在网络道德绑架的典型事例与理论基础上,结合道德判断的相关研究,以普通网民为被试,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探索网民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的道德判断特征:持不同道德判断的网民在认知和情绪上的差异;以及验证在高、低解释水平启动条件下,网民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道德判断的差异。
  本研究共有三个研究,研究一通过深度访谈法,试图了解网民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的理解、道德判断和判断原因;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借鉴林德的实验测验法,编制了网络道德绑架行为调查测验,探索被试对不同道德绑架行为的认知和情感差异;研究三在研究一和研究二的基础上,探索在高、低解释水平启动下,被试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的道德判断差异,以考察解释水平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道德判断的影响。通过上述三个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网络道德绑架行为是偏向于道德违规的道德两难问题。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持否定判断的网民显著多于持中立和肯定判断的网民。
  (2)网民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的认知分为积极类和消极类。积极类包含“事件有利结果”、“强者多劳”、“自我能力有限”、“从众行为”、“传统美德”和“公平原则”;消极类包含“不良影响”、“违背个人自由”、“道德制高点”、“目的不纯”、“方法不对”和“无相关性”。在道德绑架客体是公众人物时,“强者多劳”和“从众行为”认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判断的得分。在道德绑架客体是普通人时,“事件的有利结果”认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判断,“道德制高点”认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判断。对于日常情境,“违背个人自由”认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判断。
  (3)网民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的情绪体验主要有四种:“厌恶”、“愤怒”、“平静”和“愉快”。厌恶情绪体验的网民道德判断得分显著低于平静情绪体验的网民。在道德绑架客体是普通人时,厌恶情绪网民的道德判断得分显著低于愤怒情绪的网民;在道德绑架客体是公众人物时,愤怒情绪网民的道德判断得分显著低于平静情绪的网民。
  (4)高、低解释水平表征启动的被试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的道德判断得分无显著差异。两种解释水平表征启动下,被试均倾向于对网络道德绑架行为做出“不道德”的道德判断。
[硕士论文] 张宁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期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一道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哲学思想里一直有着对社会道德问题高度关注,这从他们所发表的一系列著述的时代背景、目标指向以及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道德光辉。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查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起源及历史嬗变,以其特有的科学的哲学思想,对各类旧有的伦理观进行了猛烈批判,并站在全人类的视角诠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内在本质,结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阐述了伴随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展的无产阶级道德观的真正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是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基督教神学道德观和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道德思想形成的背景和渊源进行了考察和总结,就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基于历史的观点探讨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并分析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对当今我国的道德体系建设的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每部分之间构成了紧密的联系。
  第一部分重点对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历史背景主要是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大发展,而同时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也开始日益突显,时代呼唤一种更科学、更“人性”的道德理论的出现,来打破传统道德观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传承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萌芽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脱胎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道德理念,扬弃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道德思想,并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总结与发展从而发展出的道德观。
  第二部分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的历史嬗变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近似的社会背景之中,都作为德国传统家庭的一份子,从小受到了基督教神学道德思想的影响,而在各自的成长经历中,出于对自身所处环境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先后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在这一过程中,两人自会面之日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对宗教道德观、德国古典哲学道德观、空想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分析和批判中,共同建立起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道德观。在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诞生起,它就始终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批判与道德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因此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不仅有道德观,而且其道德观点熔铸于其思想形成历程中,在其一生的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第三部分主要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具体内容和理论特性。作为历来就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或者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核心与基本内涵究竟为何?基于前面两个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形成的背景因素、理论渊源和形成过程的研究,该部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首先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道德观,其次它是关于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道德观,再次它是以人的解放作为发展目标的道德观;同时探究了该种道德观的理论特性就在于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道德观,表现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发展性。
  第四部分内容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在当前环境下,对我国道德体系建设的意义。在正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道德体系的基础上,必然对全面把握和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裨益。尤其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有了新的变化。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的理论指导上有着深刻意义。而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精神内核,对于正确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状,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时代意义。
[硕士论文] 李民娟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麦茜特独到的性别视角,不仅对环境史分析是独特而重要的补充,而且为环境史与环境伦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麦茜特以欧洲生态系统变迁的根源为代表,从生态、生产、再生产和意识角度分析当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从为生计到为利润分析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机械论自然观对自然开发起到的推动作用。麦茜特对环境问题的性别分析主要涉及环境哲学、环境史和环境伦理等领域,分别体现在妇女与环境运动、生态革命的理论结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层面。其中麦茜特将妇女在生态、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起点,并将生态、生产、再生产和意识作为分析特定时空生态系统的四因素理论结构分析,进而发展了在环境伦理下人与自然的新型伙伴伦理关系。伙伴关系伦理是对人类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观点的扬弃,并将二者结合起来阐述其发展的必要性。同时麦茜特还提出实施伙伴关系伦理过程中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产权运动和文化差异等导致的三个困境,为我们继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并从性别视角出发,揭示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忽视群体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故事应该重塑,而新故事的创作者就是我们。麦茜特从关怀女性到关怀弱势群体再到关怀自然,阐述生态危机的根源、现象和出路,为我们在环境哲学、环境史与环境伦理领域的深度研究与持续发展拓宽道路。
[硕士论文] 孟少杰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朱子认为,格物致知是道德实践的关键,是明善之要。而从王阳明到牟宗三,都质疑朱子的格物说对道德实践的必要性。尤其是牟先生,通过哲学化的分析,从本体和工夫的角度,质疑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判其为“别子为宗”,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朱子强调格物致知,没有“心即理”以及道德情感的自发义。因此,本文要研究格物致知的哲学意义,首先要回应以牟先生为代表的质疑,以使问题得以深入,其次要正面阐述格物致知的含义,最后要为其寻找本体上的根据。
  基于此,本文分以下三章来写:
  第一章,是对朱子学中的心、性、道德情感等问题的简单说明,同时也是对牟先生质疑的回应。文章认为,心即理、心具理,是道学家的共有表述,朱子对心的定位是通上下、统性情,存心与性善是一回事;同时,朱子所论的道体是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的,是存有即活动的;在道德情感问题上,朱子亦强调良知良能、恻隐之心等的自发性、醒觉性与明见性,这是儒学之基本共识,朱子亦然。由此进一步,朱子强调:在情感问题上要因情见性,情感自发只是本体之流行发用,要即用见体,要“全体大用”,道德情感之自发有时会受到遮蔽,因此需要格物致知。
  第二章,是从正面论述格物致知的内涵及其对道德实践的意义。首先,借助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方式,文章认为,康德所讲的从道德世俗智慧到道德形上学的过渡,就是格物致知的一个重要面向,即,从常知到真知,以其然求其所以然,以去除遮蔽与物诱,使得道德实践得以持久与规范,在朱子这里,主要体现在对“思”的论述。其次,是对格物致知的过程性分析,文章认为:格物和致知是同一个过程,无时间先后,致知是推及吾心本有之知;格物指出,推及良知的过程不是固守己心,因为本源上的万物同体,所以即物是自然性的,格物是必然性的。因此,对于草木之知和道德的关系,从本体上说,草木与吾心都是同此生生之理,这也是朱子哲学和康德的不同,即道德律(自由)和头上的星空(自然)有共同本体;从工夫上说,格草木可见大化流行,见物之所以为物,即此可穷理。最后,对于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朱子是讲真知必能行,这意味着,经思辨格物后,知行,真正为一本。在真知中,意志力薄弱、自暴自弃等问题会被不断消解,那为何还要讲知先行后?因为,“知先”代表的是“明体达用”;而“以知为行”是对行的取消,“以行灭知”是无体之用,皆有局限性。
  第三章,是对格物致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进行形上学根源的说明,同时以“至善”为线索指出了格物致知的“一本”所在。在形上层面,朱子讲“贞下起元”、“智体仁用”,而“智”可对应于知识、事实、存在等,“仁”可对应价值、道德、实践等。因此,朱子认为“冬裘夏葛”具有价值意义,道德之所以是可能的,并非源于我们对道德价值之喜爱,而是源于我们之生存本身,“智”意味着之世界之所是,即“智”除了认识、判断等,在儒家主要具有“存在”地位。因此,论仁、智关系,“贞下起元”,除了从认识论、工夫论等视角,还应从存在论来看,即,道德原则首先具备了“在我”之存在,不由任何主观态度、情感所决定。同时,这种存在与价值的同一,是本一,即,不可因朱子讲格物致知,就称其为“主智伦理”。“智体仁用”讲的是偏言之仁,而专言之仁则包括仁义礼智。所以,“贞下起元”所讲的“从存在到价值”不是一种外在的关联,而是有仁学本体上的内在统一性与必然性,也正是因为,仁在本体上的这两方面表述,格物致知可以定体。最后,指出了将本体理解为无善无恶,是体用的间断,是以存在取消价值,是将价值落实在了主体之判断,不合仁学本体之义。在朱子看来,至善本体是上下一贯的,至善之体有善之用,无恶之用,至善非赞辞,赞辞意味着本体只是设定;同时,无善无恶之体产生有善有恶之用,就为恶的存在,在本体上找到了合理性,这不合于儒家义理。在朱子等看来,恶只是过与不及,志于仁则无恶,志既是心灵之决断,又是本体在心中之体现、是必然。
  总之,格物致知代表的,是由至善本体发用的一本之学,是一个由孔孟而来的“没有十字路口”的大道。
[硕士论文] 段重阳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来理解的话,王阳明的思想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朱子理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知善知恶之良知”中,第二个阶段则开启了儒学中“向上一机”的究竟教法,主要表现在“无善无恶之良知”中。
  王阳明针对朱子建立在反思—规范的道德意识中的工夫论,提出了以随附性的道德意识为依据的“诚意说”,要求在当下一念的随附性意识中就能够直接地判别善恶,从而使为善去恶有着根本的明见性和驱动力。这是因为,阳明拒绝将“理”理解为先在或外在于现时的道德意识的行为规则,而是心体在具体的境遇中显现出的自然条理,从而深化孟子的“义内说”。而随附性的道德意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心体有着源初的道德感动和道德意识。当沉浸在源初的道德感动而来的一系列意识和行为之中而没有产生丝毫偏差的话,此时作为分别善恶的随附性的道德意识也就隐而不彰,“无善无恶”得以可能。
  “心体”和“良知本体”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人格存在和根本性的“能”,它能够在具体的境遇中生成意识和行为,并在此意识和行为中显现和改变着自身,即“人格生成”。阳明通过对“未发”和“已发”的辨析说明了“心体”和具体的意识行为之间的关系,即良知心体在所有或静或动的具体的意识活动中显现并生成着自身,“未发”之体和“已发”之中同时显现而一体并存,并拒绝在“已发”之外寻求“未发”。而“心体”作为人格存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表明了其理想的存在方式,并且在“立志”和“悟”中显现出自身,促使着人格的整体性转变和朝向此存在方式而生成自身。
  在“天泉证道”中,绪山和龙溪提出了依据不同的道德意识和行为生成理想的道德人格的不同路径,即分别依靠随附性的道德意识为善去恶而生成本体人格和依靠源初的道德意识进行道德实践而生成本体人格。阳明以“本体工夫”统合了二者,这也是“严滩问答”的主要目的,即本体“不睹不闻”而又“戒慎恐惧”。阳明殁后,其学产生分化。龙溪以“一念之微”深化了自己的工夫而得阳明学之正脉,双江念庵的“归寂收摄”和两峰师泉的“悟性修命”则偏离了阳明的教法,其根源在于不能真实地理解和信任“见在良知”,这是因为没有对“心体”的存在方式有着真实的理解,即不承认良知心体必须而且只能在具体的意识和行为中显现自身并生成自身。
[硕士论文] 赵田华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迈蒙尼德作为中世纪犹太哲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在犹太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其善恶思想及中道伦理思想。
  迈蒙尼德认为,总的来说,上帝才是最高的善,由上帝而创造的一切也都是善的。只是人们常常会以个人为尺度去评判世界,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于是,当事情与人们的评判结果不一样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恶的。人们要是能够对宇宙有一个整体把握,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份子,人们就会掌握真理之所在,就会懂得恶仅仅是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像天体、星辰、元素、矿物、动植物等各类群体中,并没有所谓的恶。受到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影响,迈蒙尼德进一步指出,恶是事物的缺失,是善的缺失。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对迈蒙尼德的“善”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迈蒙尼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在不同的语境中,“善”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迈蒙尼德的著作中,“善”主要有以下几种概念:第一,“善”就是指“生命”,即“活的”。在这种语境中,迈蒙尼德将“善”等同于“生”,即“活着”;因此,“恶”就是“死”。但是这不是以生理上的“活着”或“死亡”的状态来定义“善”的,而是以人的品德来定义的。第二,亚当犯罪之后所获得的智慧。迈蒙尼德认为亚当一开始就是具有最高的完善性的,这种完善能力是能够区别真假的,这才是人类最高的完善;但是亚当却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被剥夺了区别真假的能力,而只能分辨善恶。第三,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迈蒙尼德将上帝以下的存在物分为三类:脱离质料的存在,与质料结合但能够避免堕落的存在,与质料结合而且不断经历生命、堕落的存在。包含着这三类存在类型的世界才是完满的,也就是善的。第四,获取美德和终极目的行为。第五,“善是应用于我们的目标的一种表达方式”。本篇论文正文的第二部分正是在迈蒙尼德所描述的“善是应用于我们的目标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概念下来展开自己的观点的,并由此指出迈蒙尼德所说的人类要达到的四种完善。
  在《迷途指津》的最后一章,迈蒙尼德详细论述了人的完善的问题。他指出,古今的哲学家描绘并评价了四种假定的“人的完善”。第一种完善是人在财产方面的完善,这是最低级的完善。第二种完善,包括了人在身材和体质上的完善,这比第一种完善与人的关系更紧密。第三种完善是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它更接近人自身的完善。第四种完善是人对最高理智能力的拥有,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完善。第四种完善,就是本文所说的理智完善。理智完善使人不朽,它才是人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迈蒙尼德曾提出人可以实现“至善”,但是这所谓的“至善”并不是“理智的完善”,而是道德完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迈蒙尼德提出了实现至善的途径,即中道。迈蒙尼德认为人的每一种品性特征都存在着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都不是人应该追求的目标。人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两个极端的中间德性,即在两种极端之间保持中立,不偏向于任何一个极端。这就是“中道”。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实现道德上的完善。
[硕士论文] 杨雨晴
科学技术哲学 武汉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孟子与荀子分别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或出发点,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学说,其理论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性善论与性恶论并不像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纯粹的经验命题,因而不能在两个命题之间选边站,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因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都既可以找到正面事实支撑,亦可易如反掌地找到所谓反例。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把握孟荀人性论命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忠于原著文本,注重概念辨析与具体观念的梳理论证,运用逻辑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阐明性善论方法论与性恶论方法论的特点,论述了两个命题在属性上的差异,在思想上的区别与共同之处,在方法论上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通过以上论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孟荀人性论作为方法论的根本目的,是作为一个前提性的假设,通过人性假设,孟子和荀子都建立起合理的一套理论系统,以及丰富的思想观念,这是孟荀人性论方法论颠扑不破的理论意义;其二,通过借助康德的命题分类理论,阐述了孟荀人性论命题的性质类属——是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哲学命题,具有与经验命题、逻辑命题所不同的价值。这里也是对以维也纳学派为主的,西方逻辑经验主义者曾公开否定哲学命题及其意义的观点做一个回应;其三,孟荀人性论方法论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哲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当前社会部分领域的深化改革和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性视域的启示。
[硕士论文] 陈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西安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以OTO模式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提到,希望可以将互联网作为发展主体,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加快新兴消费模式的发展。由此能够看出,我国政府正在高度关注OTO消费模式,这也充分表明OTO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重要的是可以极大方便公众的生活。为了让这一模式发展得更快更好,国务院于2017年下发的相关意见当中第一次将OTO提升到了国家政策层面。但是在这一新兴行业风生水起时,电商平台出现了一系列阻挡OTO这种消费方式发展的情况,其中以伦理问题最为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之前有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本人将做以深层次的探讨。其中会以现有的研究资料,发展现状为基础,从电子商务的四大关联对象:交易平台、站内经营者、平台经营者、支付系统,根据我国电商现有发展的状况,找寻其所面临的现实伦理问题,进而从中得出相关的启示,总结出我国OTO行业中电子商务在面临伦理问题时所应该如何面对的诸类问题的相应举措。全文的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告诉文章选题的背景、目的以及研究的意义,文章的结构和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第二章,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详实阅读,针对电子商务的概念与类型、发展现状、主体多元化、形式创新延伸性、实体企业电子化以及实效型转变等进行各个层面上的系统论述,在已有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文章从最基础的电子商务相关概念、理论入手,对OTO模式下的电商平台伦理问题所出现的原由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多维度分析,之后对产生遗漏或者需要深化的问题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补充,以便总结出具有现实可操作意义的问题解决原则和建议性对策。
  第三章,从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两方面对OTO模式电商平台伦理问题分析,从网络经济伦理现状、网络环境污染严重、网络交易风险增大、网络数字化冲击加大、网络信任危机危害、网络企业伦理问题研究、隐私的泄露、社会公平的破坏、人的进一步异化,进行辩证研究。
  第四章,总结全文,OTO模式下的电子商务伦理问题的对策及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专门性法规建设。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外部监管体系、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及道德修养、共享大数据共创新生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必须依靠政府加强监管能力,提高公众与企业伦理责任意识,创新、普及技术,消弭风险与不公,做到共享大数据共创新生态。当今世界的发展是难以估量的,这样就要求我们要用辩证的视角去认真看待和剖析OTO模式下的电商平台伦理问题,通过对已知问题的详尽掌握,对未知问题的及早防范,这样便可以少走弯路,对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硕士论文] 王腾腾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标志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开始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万物皆数”,数据被认为是世界的本源。“数据足迹”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非常符合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因为“数据足迹”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第四世界”“数据世界”“影子世界”——大数据时代。
  本文通过对“数据足迹”概念内涵的研究,给大数据时代“数据足迹”做出了明确定义: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足迹”是对现实世界如实反映的“数据世界”,在“数据世界”里信息开放、共享成为时代主题,隐私不复存在,同时“数据足迹”作为连接现实世界和“数据世界”的桥梁,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让人无处遁型——从外在“纯粹”物理足迹到内在精神人格足迹都变成了“数据足迹”。“数据足迹”因为对现实世界过于真实地反映,在“数据世界”中颠覆了人们传统的世界观、伦理观,造成了对传统伦理的冲击和挑战,受到了传统伦理学的拷问。小数据时代,人类对象化世界是通过“‘纯粹’物理足迹”实现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足迹”作为对象化世界的方式成为“数据化”,在对世界数据化的同时改变了原本世界的构建方式,引发了现实世界中的伦理问题——影响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立、完整性。
  “数据足迹”作为一种全局的、普遍的技术手段连通现实世界与数据世界。“‘纯粹’物理足迹”是对世界的“符号化”;“数据足迹”是对世界的“数据化”。因此,大数据时代“数据足迹”范畴是世界“总体”,即“样本=总体”。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物理足迹”是对人的外在行为和社会环境的“符号化”,强调人性善恶;大数据时代“数据足迹”是对世界的“数据化”,涉及人的肉身和生理、自我意识、社会人格三个层面的问题,强调人格三重完整性。“数据足迹”恰恰在大数据时代碰触到了人的最深层底线,引发了三大科技伦理问题:第一,在未来人类还能保证自身的物种完整性吗?第二,未来科技发展,机器能否具有独立“人格”?第三,当科技与人类同时都具有了独立人格的时候世界将是什么样的范式。
[硕士论文] 孙丹
思想政治教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异单亲家庭数量不断增多,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其中,单亲家庭亲子关系的失衡已经成为影响单亲家庭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单亲家庭亲子双方的畸形发展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提升每个人的幸福感。因此,本文以单亲家庭亲子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对如何实现单亲家庭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思考。其在为实践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已有的家庭伦理思想理论提供发展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家庭伦理思想为根本指导,以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优秀家庭伦理思想和践行当代家庭伦理思想的基础之上来分析单亲家庭亲子关系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同时将“平等”这一家庭伦理原则作为指导单亲家庭亲子关系发展的总的精神内核。亲子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单亲家庭亲子双方共同参与、共同配合、共同遵守亲子关系间的伦理准则才有可能实现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本文从单亲家长和单亲子女两个维度入手,来对单亲家庭亲子关系展开全面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单亲家庭和谐亲子关系研究的伦理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部分;第二部分为单亲家庭亲子关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第三部分为构建单亲家庭和谐亲子关系的伦理思考即针对单亲家庭亲子关系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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