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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刘飞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自进入现代之后,尤其当今时代,面临日益严重的价值危机,尤其表现在伦理价值观方面,人类价值观的根基问题由此凸显出来。从唯物史观可知,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它属于人自己与外界之间的“历史性”头脑的东西,而缺乏存在性根基,这是人类价值危机的根源,也是有关人类伦理的根本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即需要有对这“历史性头脑”的自我觉察、自我认识,而人类古往今来对于我是谁迷惑不解,那个进行自我认识的主体即是自我认识的对象,因此自我认识最难认识,尽管“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响彻古今中外,人类依然对此模糊困惑,这即需要研究人自己,由此对“认识人自己”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探究的理论需求即凸显出来。
  “人自己”是什么,区别于“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人类“自身存在与生存”之奥秘进行探究的问题,牵涉到对人自身存在与生存之所由的本体性参究。本文基于古希腊哲思传统,从作为古希腊哲学基本主题的本性出发,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即是认识自己的灵魂开始探索,是一个自形而下返观形而上、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统一于人之关系与生活的自我觉察的沉思探索过程。笔者将这过程分为三阶段,由此构成“认识人自己”的层次结构,而作为本文论述的三大部分:关乎形而上的“人的本性”部分和关乎形而下的“人的自我认同”部分,以及作为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相关联的统合部分“人的功能中心”。本文第一部分是“人的本性”,从本性和灵魂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探究出发,经由对灵魂内涵的深入挖掘,牵涉到人的本性的根源,最后揭示出与灵魂本质运作相关的德性是人的本性的核心,并且就哲学和伦理学而言,德性即是人的本性,是人存在的本质。本文第二部分是“人的功能中心”,德性即是通过人的功能中心的健康运作而发挥作用的,它是灵魂这生命空间形式与肉体统合的关键所在,牵涉到灵魂本质运作的推动与有机体功能发挥的衔接与关系问题,主要论述人的功能中心的哲思基础、生成内涵和机能,以及人的功能中心的运作及其机能的紊乱失调,这牵涉到德性缺失的本质、内在形式以及主要表现和内容。本文第三部分是“人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认同的基础与灵魂及其本质相关,牵涉到人的德性失落,人的自我认同即从人的功能中心构建起来,并着重论述由此构建起的典型的九种自我类型,对它们德性缺失的自我状态及其相应的基于自我觉察的自我转变,进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展开阐述,作为回归人的德性生活状态的必由之路,以应对当今人类的价值危机。
[硕士论文] 张尚原
外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值得学界对此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依据对立的激烈程度将对立区分为“相关者”对立、“相反者”对立、“具有和缺失者”对立以及“肯定和否定”对立四种基本形式。亚氏认为,这四种对立之间不存在彼此转化问题,但在“相反者”对立和“具有与缺失者”对立自身中,分别存在着双向转化和单向转化的可能。亚氏根据对立双方的主体、转化和依存情况区分前三种对立,并依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区分了前三种对立与第四种对立。亚氏认为,“肯定和否定”对立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它只存在于判断之中。黑格尔曾对亚氏的矛盾律进行过激烈批判,这是由于黑格尔没有分清亚氏矛盾观与其自身矛盾观所致。黑格尔对于亚氏辩证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亚氏目的论中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的合一上。亚氏虽未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这一组合范畴,但对“对立”和“统一”思想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亚氏出于回应柏拉图哲学、架构自身哲学以及创立形式逻辑的需要才没有将“统一”范畴作为重点来研究。亚氏通过研究希腊语法,从讨论一般与个别关系中衍生出他的实体论,并且将对立统一思想运用到各个领域的研究中。亚氏搜集广泛的经验素材,进行深入的逻辑分析,使得他的对立统一思想拥有超出前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硕士论文] 申平平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幸福一直以来是个永恒的话题。古往今来,人人渴望幸福,寻找幸福,对幸福的追求也从未停止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人在享受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工作生活高效便捷的同时,却依然感觉不幸福。“有发展无幸福”也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民生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的幸福并不仅仅与物质生活是否优渥有关。那么,幸福的内涵是什么?幸福实现的条件有哪些?实现幸福的过程中人们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人们又应该怎样做才能构建科学的幸福观呢?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代中国亟待获得解答。
  对幸福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当之无愧是对幸福观论述最为深刻和系统全面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他对梭伦、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人的幸福观既加以批驳,又继承其精华推陈出新,构建了更为科学、圆融、客观的幸福观,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研究深入、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幸福观理论体系,领越幸福观研究的理论巅峰。他的伦理思想体系源于对“幸福”的追问,最终又以“幸福”为落脚点。他将幸福定义为一种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是一种最高的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方可谓幸福的主导,幸福在于一生不断地行善,又需遵循公正、中道、友爱等原则,还要以适当的外在善为补充条件。在所有人的业绩中,哪怕是丰功伟绩也不能与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进行比较。因而,人们想要实现幸福,必须培养自身优秀、高尚、卓越的德性,充分运用德性指导现实中的实践活动。在当今社会,人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为人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提供科学的参考。
  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意义。
  第二部分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依托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以透过真实的社会图景考察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生成。时代背景主要通过解析亚里士多德坎坷曲折的生平和他所处的古希腊特有的城邦社会这一社会大背景来进行阐述,同时通过解读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幸福思想明确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第三部分从幸福的内涵、幸福实现的条件、幸福实现的原则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主要内容。
  第四部分品鉴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首先从整体上把握了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地位,之后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价值并指出其缺陷,劝导人们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正确认识其价值与缺陷,从而挖掘其借鉴价值,以获得对今人更多的有益启示。
  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
[硕士论文] 吴宝祥
外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数理逻辑出现之前,亚氏三段论历经2000多年都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正文的第一部分用简洁的语言勾画了亚氏三段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段论的内涵、表述、分类,以及不同三段论模式之间的转化关系。随着逻辑与数学思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三段论理论也发展出了新的内容。第二部分从自然语言的量化现象说起,用模型论的方法解释量词的逻辑涵义,给出了量词的形式定义,借用数学化的语言研究了量词的各种性质——单调性、对称性等等。这些性质与三段论推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利用量词的某些性质,再结合量词与其否定之间的运算关系,可以证明所有的亚氏三段论都为有效式。不仅如此,事实上,满足特定性质的量词都适用于这些推理模式。最后一部分则是从及物动词的角度,借用了Hartmann的研究成果,从自然语言中截取了关系三段论片段R,以p、l、r、t、c等字符为初始符号,结合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形成合式公式。之后以模型论的内容为基础,给出了对应的语义解释,也给出了系统的推理规则,最后讨论了片段R的完全性问题。
[硕士论文] 徐思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西安邮电学院;西安邮电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宇宙是和谐而有秩序的整体,是中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共同的思想理念。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主流学派儒家的创始人,他的“和谐”思想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把天地人看作为统一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出“以仁为本”的思想理念,并且以“礼”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从而建立一个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的大同社会。孔子从这一理念出发,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要求人们遵循礼制,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也要经常性的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努力以君子作为学习的榜样,取长补短,保持中庸的人生态度。而毕达哥拉斯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提出“和谐”概念的哲学家,第一次揭示了“和谐”的内涵,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建立在数的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数的比例构成的,自然界的和谐体现在宇宙天体的运行都合乎数的比例,社会的和谐也是以数为内在力量的,寻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看重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在个体方面毕达哥拉斯看重灵魂,看重音乐对灵魂的洗涤作用。
  孔子与毕达哥拉斯是属于同一时代而不同世界的著名哲学家,他们是不同文化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分析孔子与毕达哥拉斯两者的同与异,目的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而和谐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即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本文通过阐述孔子与毕达哥拉斯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主要内容,对比孔子与毕达哥拉斯在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中的和谐思想,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积极启示。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和频繁,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只关注自身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关注所处的整体大环境的发展状态。和谐社会的建设,要以和谐文化作为支撑,不仅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吸收、借鉴西方思想当中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弥补不足,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发展,促进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对后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孔子和毕达哥拉斯进行有关“和谐”思想的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吸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的而不足的方面,从而促进全面性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有助于全方位的形成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更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硕士论文] 魏淑英
外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责任理论中,自愿问题是道德责任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大伦理学》与《优台谟伦理学》中通过考察自愿与欲望、选择和思想的关系来直接定义自愿,认为自愿是合乎思想的。但在这两部著作中,思想的含义是不同的,而且,无论采取哪一种含义,这一结论都是成问题的。可能正鉴于此,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直接从考察不自愿的条件入手来考察自愿。他指出,不是由于外力,并且行为者对行为具有完全的知识,这样的行为就是自愿的。反之,则是不自愿的。如果根据自愿对行为者认知状况的要求,那么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处于无知的行为与不能自制的行为并不是自愿的,这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悖。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自愿的界定与论证,我们不仅需要厘清自愿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而且需要解释不能自制者的行为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如何是自愿的。
  行为本身是复杂的,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优台谟伦理学》中都对混合行为的自愿问题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深究判断混合行为是否自愿的标准,而是转向讨论对行为的道德评价和行为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方面。行为的自愿性要求品格的自愿性,但就品格的形成方面而言,由于品格是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是非观念大多是在儿童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所以,品格并不完全是自愿的。如果品格不完全是自愿的,那我们便不必为出于品格的行为负责,这不管在道德责任的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显然都是不恰当的。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我认为如果将亚里士多德区分处于无知与出于无知的初衷考虑在自愿的定义内,也就是说,如果行为者的无知是由行为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即使行为者对行为的具体情况是无知的,这样的行为也应当被视为自愿的。若如此,处于无知的行为与不能自制者的行为便不会对自愿的条件构成破坏。对于品格的自愿性、道德责任与品格的形成理论之间的冲突,本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品格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从被动接受的过程到理性选择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品格就是自愿的,行为者应当对其负相应的道德责任。故作为道德的主体,我们不仅应当为我们的行为负相应的道德责任,而且也要为我们既有的品格负相应的道德责任。
[硕士论文] 杜阳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孟子和柏拉图同处于轴心时期,都面对着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杀伐不断的斗争局面。所以他们都以对“善”观念的思考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希望通过“善”观念构建起新的和谐国家。他们对“善”观念有许多共性的思考,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有很大差异,这些共性和差异使得二者关于“善”观念的学说具有强可比性。柏拉图将“善”观念划分为两个层级,孟子则将“善”观念奠基在人性论的基础上,二者“善”观念的内涵有重合也有差别。“善”观念的内涵又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构想,所以,对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找到轴心时期中西方不同政治走向的起源,更可以看到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下,东西方思想家构筑的理想世界的异同点。
  第一章从整体上介绍了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理论基础。孟子和柏拉图都以对“善”的观念的阐发作为其思想的核心,二者阐释“善”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柏拉图用理念论奠定了“善”观念的两个层级,并且以“分有”模式贯通起两个层级的“善”观念,使得他划分出的“两个世界”因为“善”观念而有了存在意义。孟子用“性善论”将“善”观念奠基在人性内部,认为“善”是“仁义内在”的德性人格,也是人性的唯一特性。因此,孟子认为善性的表现形式便是人际交往,善性在人伦日常中才得以展现,并且要以“求其放心”、“反求诸己”的方式存养善性仁心。
  第二章详细对比了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内涵。孟子和柏拉图都对“善”观念进行了描述,虽然他们都没有给出“善”的精准定义,但是对“善”观念的内涵有着明确的阐释。孟子从人性论角度出发,认为“善”观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善性人人皆备,善也就是人的“良心”,也是“天之所与我者”。柏拉图则从“理念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善”观念有个层级的含义,理念世界中的“至善”认识的对象,又是给予人认识能力的最高理念,也是可见、可知两个世界共同的本体和存在依据。“可见世界”中的德性善则相当于孟子所说的人的善性,这一层级的“善”是对“至善”理念的模仿,虽然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先天具有,但是并不是灵魂的全部。在“德性善”这一层面上,孟子和柏拉图的“善”观念有着较强的可比性,所以该章第三节就从“善性”的构成理沦、来源、涵养方式等三方面对孟子和柏拉图二者的“善”观念内涵进行了比较。
  第三章从整体上对孟子与柏拉图“善”观念的政治哲学效应进行了比较。
  本章第一节就孟子与柏拉图“善政”观念进行了对比。孟子“仁政”设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都期望通过建立起“善政”国家,改变混乱的社会秩序,获得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只不过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人人发挥善性社会政治环境才会有所改善,所以提出了“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等“仁政”主张。柏拉图则从人的灵魂的和谐状态出发,提出了“正义就是做自己的事”这一“善政”主张。他认为“国家是大写的人”,国家的和谐稳定关键在于社会分工明确,并且通过“消除私有财产”使得所有人都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生活。本节的最后就从二者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社会秩序设置、教育态度等方面对孟子和柏拉图“善政”理想的异同做出了对比。
  本章第二节就孟子和柏拉图“善治者”观念进行了对比。孟子和柏拉图都希望通过“善治者”来带领国家走向“仁政”,并且相信只有这样的善治者才是最佳的统治人选,只不过孟子认为“善治者”是道德楷模:“仁君”,只有“仁君”才能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统治天下,爱护百姓。柏拉图则认为最佳“善治者”就是“哲学王”,他还阐述了哲学家成为“哲学王”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处于相同时代,相似的社会环境,两位思想家又有许多对“善”观念相似的思考,在思考中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差异。可以说孟子和柏拉图对“善”观念的思考贯穿着他们的人性论、本体论和政治设想,研究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异同点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李思文
外国哲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希腊的文化、思想、哲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成果。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哲学也得到了不少的发展,从古至今一直给后人留下了特别珍贵的财富,同时在哲学史上涌现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提出了很多深渊的哲学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凝聚成了古希腊哲学观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两位哲学家,他二人的哲学思想到现在还是后人一直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希腊三贤”就是指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巨大又缜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政治哲学毫无疑问是其哲学中最出彩的一部分,不单单是探索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最直白、最有条理的史书记载,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我们现在的文化历程给予了深厚远大的理论参考,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还是我们反思的焦点。笔者了解到,柏拉图对哲学的热爱如同他对国家的热爱一样,在他一生中一直试图将哲学的观点和政治思想相结合,他最大的期望是哲学家可以是政治家,政治家也同样可以是哲学家。同样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在继承柏拉图哲学思想上也提出了不同的哲学理念,但都对当时社会以及今后政治哲学的发展、走向和延伸起到了直接影响,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后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还是必须要回过头来查找资料,看他们二位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精粹,不得不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一直都是我们后人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值得参考的。他们二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柏拉图信封神秘莫测的绝对理念,国家成因是绝对的分工,由哲学王实行人治建立“贤人政治”,反对民主建立等级分明的理想国,实行共产共妻共子女原则,而亚里士多德推崇中庸之道,国家成因是“自然的生成”,由中产阶级实行法治建立“共和政体”,提倡法治建立松散自由的优良政体,保留家庭和实行私有制的原则。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从而进一步的阐述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简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及论文编排的结构。第二章分别介绍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两位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内容。第三章分别从五大方面比较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第四章内容是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第五章梳理和汇总研究结论。
[硕士论文] 杨凡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ανδρεlα一词是古典时期用来表示男子气概的常用术语,字面意思为“像男人一样”,引申义为“男子气概”,狭义上指代“男人的勇气”或“勇敢”。该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早期的古典作家笔下并不常见,且多用来表示与男性生理特征或与男性身体暴力有关的过度的男子气概。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该词大量出现,并具备了正面的内涵,多用以表示男性在保卫城邦的军事斗争中所体现的勇敢品质。在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中,ανδρεlα一词被大量论述,包括《拉凯斯篇》、《普罗泰戈拉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理想国》、《政治家篇》以及《法律篇》等,这些作品横跨柏拉图创作的各个阶段,ανδρεlα在柏拉图的修辞中被定义为“美德”,并且柏拉图多次强调这种与其他美德不同,ανδρεlα在哲学对话中体现着男子气概术语的矛盾性。
  本文从男子气概的视角结合话语分析的理论对柏拉图修辞中的ανδρεlα一词展开讨论。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对柏拉图之前的古典作家笔下的ανδρεlα一词进行梳理,并交代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男子气概术语内涵转变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分析了柏拉图如何在对话中对ανδρεlα进行定义与重新建构,ανδρεlα被纳入“美德”的范畴,该词已不同于早期古典作家笔下男子气概的术语内涵;同时柏拉图将ανδρεlα与“激情”(θμμοζ)进行区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性别内涵,雅典社会对于男子气概与大男子主义在术语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界定。第三章重点分析了ανδρεlα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力与等级的实质,柏拉图如何对传统的军事型男子气概进行贬抑,对不同政体下的男子气概进行不同的修辞表达,以及柏拉图如何将妇女、儿童、蛮族人、奴隶排斥在ανδρεlα的范畴之外,从而进行社会性别的建构。概而言之,柏拉图对话中ανδρεlα的话语演变,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雅典社会男性精英在民主政体混乱的情况下,通过男子气概话语的建构回到话语秩序的中心,并重新确立雅典社会男性身份的过程。
[博士论文] 何为
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西方古代传统中,友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更是理解何谓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问题的阐述最为系统。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宣称:“立法者关注友爱更胜正义”;“如果人们是朋友,就无需正义;倘若他们仅仅是正义的,则尚需友爱”。友爱被赋予优先于甚至取代正义的可能性,这样的提议或主张对于现代人而言显然是无法设想的。因为自亚里士多德,至多到西塞罗的时代之后,人们对待友爱的态度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友爱被降格到纯粹的私人领域,丧失了政治与公共维度;其次,友爱与德性之间的关联性已不再必然。伴随着其在政治世界中的话语权的丧失,友爱被逐渐边缘化。
  或许是充分意识到仅仅关注正义的现代政制未能从实际上实现良序社会这一夙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友爱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开始复苏。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的政治友爱理论,为维护政治统一以及消除政治纷争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学说指引—这一点受到现代政治理论的追捧。当代政治哲学家们发现,在最近四百年的政治传统中,尽管自由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所提供的政治方案并未有效实现良序社会这一夙愿;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在现代政治制度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只关注社会正义的概念,却忽略了公民友爱这一在古代政治传统中与正义同等重要的概念的作用和意义。换言之,光靠社会正义无法解决复杂多元和冲突易变的现实政治生活的诸多问题。鉴于此,无论社群主义抑或自由主义,都深刻意识到友爱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的基础作用,因此他们力图重建友爱与正义之间业已消失了许多个世纪的关联性。
  重新恢复对友爱尤其是政治友爱的关注的确值得肯定,但我们仍然有必要清楚地认识到亚里士多德为何如此关切友爱。总体而言,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重视友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正义在他那里被彻底地政治化了,亦即仅仅被视为政治活动的分析要素和对象。正义的政治化使正义作为一种完全基于数学形式而构建的原则,这种原则恰好支配了分配正义、矫正正义这类特殊正义,而后者又在城邦中占据了上风。这样的正义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以服从城邦法律为宗旨,而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政治生活之必要性的基础上的。相反,友爱既是德性,亦是自然情感;友爱不仅必要,而且美尚。友爱的情感自然能够使人类在不完全受制于生活必需的情况下结成共同体,从而促成城邦公民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就此而言,友爱与正义很大程度上就可被理解为爱与守法,就如同基督教的“爱”与“服从律法”之间的关系。
  作为友爱的典范形式,完美的德性友爱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理想型的社会关系状态,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意识并承认的那样,此类友爱世间罕有。冲突与内讧是城邦与政治生活中的普遍事实,因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需要或利益之上的。为了化解社会冲突,消除城邦内讧,友爱被迫像正义那样去“思考”。政治友爱就是这一朝向或接纳政治生活之局限性的产物。然而,无论政治友爱如何重要,它并不能神奇地解决政治社会的冲突,因为它本身就倾向于冲突、猜忌和不信任。友爱自身是成问题的,它不仅是促成更大的城邦公民间合作的动力和手段,也是各式各样的政治纷争和冲突的来源;它既对人类生活朝向幸福这一终极目的迈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也是较为脆弱的—因为它内在的是一种情感,与强制无关。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的政治自然决定了人必须在城邦及其礼法之下生活才能成为最好的动物,倘若脱离城邦及礼法,就会堕落为最坏和最残暴的动物。因此,人被视为介于神与兽之间,具有好与坏的二重性。
  友爱无法取代正义,就其体现为理想的社会关系的德性友爱而言,它无法在现实的城邦中存在,而就其作为消除城邦内讧的政治友爱而言,又恰好反映了普通的政治生活的事实。然而,对德性的友爱之理想的追求必不可少:一方面,小到两个独立的个体,大到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倘若彼此之间缺少互惠的善意,缺少对德性的倾慕,都将是不稳定和易于解体的,即便那种基于亲缘和自然而构建的友爱共同体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另一方面,关系越亲密,对正义的要求就越高,换言之,较高的正义要求势必需要更多的德性,如果缺少必要的德性,不义的情形也就愈发严重。即便完美的德性友爱无法普遍存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应当在私人朋友与同胞公民中间尽可能地关注并培养德性、信任与利他式的关心。
  就友爱与正义都体现为对于他人的善而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代表了人类生活的两个面相。友爱并非正义与法律的替代物,它们既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普遍要素,也为人类的好生活与幸福提供了不同但却互为补充的视角。从正义和法律的视角出发,它能够使我们像其他相对陌生的人看待我们那样去看待我们自身,而友爱则能使我们像我们看待自身那样去看待其他熟悉的人。
  亚里士多德最终表明,从实践政治理论的角度出发,立法者关注政治友爱比仅仅关注正义可以更好地实现正义的目标;此外,对友爱在整体上的严肃关切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这一切将最终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幸福与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一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硕士论文] 刘旻绮
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希腊哲学中,灵魂观一直穿梭其中。从现代的角度研究灵魂观,对理解西方哲学,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灵魂观的建立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不仅具有精神的意义,而且具有物质及其运动的意义,有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意义,还有认识论的意义,以及其他方面的意义。从《荷马史诗》到泰勒斯;从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灵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柏拉图灵魂问题的探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柏拉图认为灵魂必定曾经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生活过,见识过完美无缺的美和善,所以当它投胎到肉体中以后,现实世界里残缺的美和善会使它朦胧的回忆起那个理想世界,由此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有着不同的来源,肉体会死亡,而灵魂是不朽的。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缺失,由信仰缺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认识到信仰重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对信仰进行重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写到“我们的灵魂原本高居于天上的理念世界,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作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但是后来灵魂附着于躯体之后,由于受到躯体的干扰和污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只有经过合适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所以本文将从人类自身出发,探讨人存在的价值,从而引出了灵魂观对于人生价值的重要性,进而将柏拉图灵魂观运用于信仰重塑。
[硕士论文] 徐东平
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洞喻”。通过“洞喻”的描述,分成了洞穴内与洞穴外两个世界,即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洞穴本来就是囚犯们生存的环境,他们生活在此是很自由的,这与洞穴中的光和影像是分不开的,光和影像就是囚犯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即就是他们的“真理”。洞穴里的“火光”只是意见,是人为造成的结果,但这些意见确实是洞穴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洞穴的囚犯们存在的根基,囚徒们愿意相信这些意见,一旦某个囚犯转身看到了火光,是有人故意为之,那么,囚犯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他不在相信这些意见,这时他就要走出去,寻找真正的真理。必然面临着转身,即灵魂的转向,但走出洞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经过教育,灵魂转向才得以可能,灵魂转向的技巧就是教育,教育就是要求人们追求的激情和欲望听从理性的指挥命令。教育解除了囚犯的枷锁,使他们获得自由,并试图想法设法地促使灵魂转向。教育的过程就是要使心灵远离感觉世界,使可见世界转向理念世界的过程。获得解放的囚犯(或哲人)走出洞穴,到底走进了什么样的地方?通过“洞喻”与另两个比喻即“线喻”和“日喻”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得出结论是可知世界或理念世界,理念世界的建构与“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这三个比喻是相关的、密切的、分不开的。理念世界中有诸多理念,其中最重要、最高的就是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原因。洞内世界与洞外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把他绝对的区分开,洞穴就是一个整体。
  走出洞穴的囚犯,来到洞穴外的理念世界,当他获得善之后,他必须折返回到当初生活的洞穴里,去教化洞穴里的其他的囚犯,这次下降也是不容易的,经过艰难的灵魂转向去到了理念世界,同时在回到之前的那个世界也是很艰难的,他已经习惯了外面的生活方式,现在下降回到洞穴,已不习惯洞穴里的黑暗了,他的眼睛有可能被灼伤,还可能被其他囚犯杀死,是冒着很大危险的,明明知道危险,还要去做,正体现了哲人的情怀,所以,回到洞穴的囚犯也要慢慢的适应,当他完全适应了,也就达到了哲人王的统治了。整个“洞喻”的过程就是如何成为哲人王的过程。“洞喻”对整个西方都有深刻、重大的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黑格尔等。
[博士论文] 丁万华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对幸福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人,其《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两部著作,更是被看成是有关人类幸福的实践科学。
  亚里士多德以灵魂论为基础,从人的理性功能出发,论证了幸福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并依据潜能和现实理论,指出幸福不仅仅是拥有德性,更重要的是德性的实现活动,而且要持续一生。他把幸福划分为两种,即沉思的幸福与德性的幸福,并认为沉思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是最类似于神的幸福,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而属人的道德德性的幸福是第二好的,但却是大多数人可以实现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探讨,是以属人的幸福为核心,围绕着如何实现道德德性的活动而展开。他认为,德性幸福的获得必须以中道为原则,因为与情感和实践相关的道德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中道之中。对中道的正确把握,需要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实践智慧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没有实践智慧也就不可能有幸福。亚里士多德又指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趋于城邦的生活,公民的幸福只有统一于城邦的幸福才可最终实现,从而完成了其幸福理论大厦的构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尽管历经几千年的洗礼,但至今依然具有现实的价值,为解决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博士论文] 徐琪
外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奥古斯丁友爱共同体的论述,试图回应在友爱逐渐边缘化的现代社会中,如果通过新的友爱模式重塑自我与共同体。通过审视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友爱和奥古斯丁友爱的异同,呈现后者对前者的延续与断裂。不同于古典哲学基于人的自觉之善为前提的友爱观,以及将友爱视为政治共同体联结纽带的正面意义,奥古斯丁友爱观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人性的根本之恶出发,在以对话性的“你”为指向的“自我—他者”关系中展开,使得友爱摆脱了在古典哲学模式中只能作为一种自我关系的异化而存在的命运,摆脱了友爱只是自爱的延伸本质,真正成为一种自我与他者(上帝)的关系,一种“与自身保持一致”的自爱;正是因为这一绝对的他者——“上帝”打破了古典哲学对人的自然秩序的规定,被古典城邦共同体所遮蔽的人的内在“自我”真正被挖掘出来,成全了丰富而独立的自我。相应的,奥古斯丁认为,友爱如果不以上帝为指向,失去上帝之爱的维度,必将失去对善的自觉意识,从而导致个体羞耻感的丧失乃至共同体羞耻感的集体丧失。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以善为联结机制的友爱政治共同体将失效,友爱非但不能成为古典城邦共同体团结的纽带,反而会成为分裂的因素,导致恶的滋生。
  奥古斯丁对友爱的辩证理解,使得友爱不能用古典抑或是现代的话语体系进行完全的通约,并成为现代性思想的萌芽。友爱也不再是政治统治之正义性的自然法基础,而反过来成为对抗源于骄傲的统治欲的一种平衡性的力量。他的友爱也基于“人性的软弱”而成为一种必须,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哲学友爱而具有神学意义的社会生活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也完全不同于立足于自然正义之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跳出了常规的世俗政治的维度,将政治与超验的上帝之维结合,由被抛入的被动的同在进入自主性的共在境界,从而真正还原政治作为人类美好生活的根本任务。这一完全不同于古典哲学的政治思想也成为了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现代性的重要一环。
[硕士论文] 任梓远
伦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柏拉图的《美诺》,来厘清苏格拉底命题“德性是知识”的来龙去脉。在《美诺》中,苏格拉底首先通过“德性是什么”这个问题让美诺认识到他之前对德性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苏格拉底的驳难,正确认识德性的方式应该像苏格拉底一样承认对德性无知,重新思考真正的德性是什么。接着,苏格拉底利用假设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德性是知识”,并且同时假设“德性是善的”,经过一番论证,苏格拉底建立了三对关系:德性和善、有益和善、有益和明智,通过这三对关系苏格拉底呈现的并不是“德性是知识”,而是命题的另一种形式:“德性是明智,或者明智的一部分”,这才是苏格拉底命题的真实面貌,他想告诉对德性的理解离不开对“什么是善”的思考,明智恰恰是一种行动的品质,它能够在行动中把握善和有益。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人在德性问题上始终是无知的,所以认识到“德性是明智”并不意味着已经获得德性知识,它仅仅是一个真实意见,这就要求人们始终省察自身的德性观念,过一种省察的生活。最后,苏格拉底令人意外的试图推翻“德性是知识”,而建立另外一个命题“德性是真实意见”。由于德性的含义转向了政治德性,所以这一部分苏格拉底并非要推翻之前的命题,而是有意呈现政治德性的本质,政治德性作为真实意见虽然是有益的,但是它永远达不到知识的稳定性,要时刻接受知识的检验。
[硕士论文] 程兆敏
教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古希腊“三哲”之一,柏拉图的思想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法律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并在这些学术领域做出了拓荒性的历史贡献。柏拉图的这些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体现于其宏富的著作之中,这些著作的集大成就是柏拉图成熟时期的作品——《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教育看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并将教育当作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根本手段,构建出了极具国家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体系。
  柏拉图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教育思想体系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哲学观以及维护奴隶主贵族专制统治的国家主义社会政治观的理论基础之上。柏拉图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来源比较复杂,既离不开柏拉图一生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奴隶制由盛趋衰和剧烈的变革;也与他的阶级出身及其所受的教育和政治影响,特别是他亲身经历的政治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还受到当时斯巴达偏重于“公民受制于国家”和雅典注重于“培养完整的人”的两种不同教育实践经验的直接影响。
  依据等级制的人性论假设,柏拉图将教育对象严格限制在广义的护卫者阶层范围之内,以此为基础将教育目的划分为两个层级,其初级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城邦护卫者,高级目的是培养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家—国王”。在柏拉图看来,这一教育目的的达成需要经过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教育训练过程。依据年龄顺序、教育内容层次不同,柏拉图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主要通过音乐教育和体育使护卫者达到感性认识;高级阶段主要通过几何、算术、天文、音乐、辩证法等的学习使护卫者达到理性认识,再附之以相应实践磨炼使护卫者最终成长为最高统治者。在此过程中,柏拉图强调要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统一规划和全面管理教育活动,借助美德教育和法律制度两种手段规范教育实践,同时发挥启发引导和强制灌输双重教育方法的功效,以此来保证国家主义教育目的的实现。
  综观柏拉图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全貌,其所体现出的立国兴邦的教育功能观在增强国家力量与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全面和谐的教育内容观在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展与实践方面、终身发展的教育过程观在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仍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大力实践。与此同时,受维护奴隶主贵族专制等级社会的建构初衷以及为培养城邦最高统治者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设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柏拉图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还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极权主义的理论渊源。
[硕士论文] 冯沫力
外国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柏拉图出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四年,战争消耗了雅典大量的军力财力,最终雅典宣告失败。由于战争过程中雅典民主制度暴露出的诸多缺陷,恩师苏格拉底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抱有政治理想的柏拉图开始了思考这所有的一切,通过外出游学、开办柏拉图学院等一系列行为,对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法律和习惯进行考察,并且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柏拉图以理论或思辨哲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哲学,其以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便是这一点的集中体现。正义理论作为柏拉图思想体系的核心,经过《理想国》等著述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晦涩却又明晰地表达了其政治哲学观念。
  本文主要研究柏拉图的正义理论。通过对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笔者试图以柏拉图之前的正义理论、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以及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为研究顺序,从三个维度研究开展其正义理论研究。
  本文的第一部分研究柏拉图之前的早期正义理论的演变。从神话正义到自然正义的演变,本文对正义词源的提出作整理和分析,正义代表公平、公道、秩序、良心,是自由、安全、法制和共同幸福,让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讨论的正义观作具体分析,通过对戏剧中人物所提出的正义观的反驳,以及分析如何实现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城邦正义的实现需要城邦中三个组成部分:生产者、护卫者以及统治者在各自位置上,各司其职,相互不干涉。个人正义需要人的灵魂中的三个组成部分:欲望、激情和理性运用四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来使其三个部分相互发挥作用来实现自身的正义。通过研究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关系,总结柏拉图的正义观念,然后分析研究柏拉图如何建立正义的国家,提出哲学王的统治、公有制度以及公共教育来维持正义的国家。
  第四部分对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做评价以及通过列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罗尔斯的思想来揭示柏拉图正义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柏拉图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起着重大作用,他的正义理论可以算是正义理论研究的源泉,后世学者研究正义理论时,大部分都会回到柏拉图时期。最终阐明柏拉图正义理论给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所带来的启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正义将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具有共通性的价值规范,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保障自由、人权和崇尚正义的社会,正义的实现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的价值,保持社会的价值,为一切好的可能提供基本条件,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社会所带来的福利,享受公共的美德。
[硕士论文] 卫苗苗
外国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希腊化时期政治环境的巨大变革,希腊人陷入焦虑之中,而此时的哲学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转向,成为了一种生活哲学,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以及怀疑主义学派便应运而生且占有主导位置。因此本文试通过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对于心灵疾病治疗的误诊入手分析希腊化时代背景下心灵的“焦虑”与“烦扰”的来源,并由此来引出怀疑主义学派对希腊化时期人们所面临的心灵疾病的诊断以及治疗。同时论述以及简要评述怀疑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基本论式对独断论的有效驳斥进行,从而把握其哲学理念的整体框架并借以回答独断论者对怀疑主义学派的诸多质疑。
  首先,本文将对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针对当时希腊人“焦虑”的心灵疾病的治疗进行简要介绍以及分析,从而阐明他们对心灵疾病治疗的“误诊”之处,继而与怀疑主义学派的治疗方法做以明确的对比。本文将阐明伊壁鸠鲁学派的主要治疗术及错误,即他们认为人们一切的精神痛苦与疾病都是源自于对错误信念的持有,在一定程度上对独断论进行了驳斥,然而却错在将治疗的希望寄托于创造所谓的真正的“真理”或“信念”;以及斯多亚学派在针对治疗时由于对理性的极度崇尚而错误地陷入了独断的境地,从而导致了心灵疾病治疗的失败;相比较而言,怀疑主义对心灵疾病的诊断则是认为一切精神苦痛的来源既不是没有遵循理性的知道亦不是持有错误的信念,而是“信念”在根本上就无理由存在。
  其次本文将详细阐述怀疑学派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术对心灵疾病进行诊疗时所运用的基本原则与论式,即埃奈西德门的十式以及阿格里帕的五式。通过对其主要论式的分析阐述以及其对独断论者的驳斥,厘清怀疑主义学派精神治疗的“医理”。
  最后针对独断论对于怀疑论者提出的“怀疑论者自身何如生活”这一质问,通过驳斥独断论认为怀疑主义自身独断的命题以及怀疑主义自身的生活原则的阐述,证明怀疑主义这种不持有任何信念的生活并非独断论所认为的无法进行,从而反驳并消解了这一质疑。
[硕士论文] 胡志芳
外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孟子被称为中国的“亚圣”,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两者德性思想是中西方德性伦理思想的起源,对当今时代建立合理的道德价值观有重要意义。两者在德性伦理思想上都有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分三章对两者德性伦理思想进行比较。
  第一章主要比较两者德性伦理的思想来源。两者都是以战乱年代为背景,且两者的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但两者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和中西方的传统思想理论倾向不同,亚里士多德主要继承和发展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和柏拉图理念论,而孟子主要发展孔子的仁、义、礼的思想。
  第二章主要比较两者德性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本章分别从理论根基、德性内涵、德性的实现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思想来自于他的灵魂说,以灵魂的理性和非理性部分相应的形成两种德性,即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构建了德性二重论,伦理德性主要靠习惯熏陶,理智德性主要靠教导学习而来。孟子德性伦理思想根源于他的性善论,人性本善,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心,由此德性也就由仁义礼智组成,构建了德性一重论,人们通过扩充四端之心培养自己的德性,反求诸己,注重自身的内在修养,把失掉的良心本心找回来。
  第三章主要探讨两者德性伦理思想会通的现代价值。亚里士多德继承西方理性思辨的传统,重在理性思维,孟子继承儒家仁道主义的传统,重在感性情感。将两者德性伦理思想相结合,培养自己的仁义礼智四德,养成良好习惯,同时不断学习知识,提高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获得明智和智慧的理智德性。在理性指导下,发展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道德情感,提高自身的内在品德修养,树立合理的道德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以获得幸福。
[硕士论文] 肖俏
哲学·外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聆听《巴门尼德》的电闪雷鸣,关键在于理解的基础上,这种理解源自于思想与思想的对话。通过戏剧化舞台的构建,听者置身于思想之中而产生出某些困惑并自然地提出困惑等待哲人的解答,哲人尝试进行一种可行性的解答使得听者陷入了自身思想的困惑之中而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哲人则继续带领着听者逐步逼近自己思想的深渊并且直面深渊,听者在深渊中沉陷并且努力的挣扎,于是哲人引领出一条走出来的方向,引导着听者孕育出自己思想的果实,听者开启了自我复归的道路。
  戏剧舞台中心虽然不断地转换,但是使得听者的数目不断增加,听者有幸能从对话的双方解脱出来,冷静地考察自己和对话者之间思想的困境和可能性。柏拉图在《巴门尼德》中再次展现出了“助产术”的绝妙,苏格拉底和广大的听者在巴门尼德的步步诱导之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无知,并且在思维训练之下自己解答出了自己思想的困惑,从而走上了自我实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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