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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陈仁杰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性背景下,道德和价值的失落成为西方人文思想界绕不开的重要问题。而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现代新儒家这一思想流派应运而生,现代新儒家力图通过借助西方的科学理性文化以解决中国文化在知识论方面的不足。并同时通过重拾中国传统的功夫体验文化来弥补西方文化在修养论上的缺失。徐复观便是新儒家在这一问题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徐复观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人性论上。他通过梳理中国思想史的方法来归纳出中国人性论的根本特征,即内在价值论,并由此来回答中国文化是什么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有何贡献与价值的问题。徐复观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论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来重新思考儒家内圣外王的重要问题。
[硕士论文] 高雯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牟宗三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师承熊十力并继承和发扬了其师的哲学思想。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最后发展到举世瞩目的程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具有创新的划时代意义。他的哲学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之上,在民族危机中找寻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出路。本文试图分析《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尤其是以怵惕恻隐之仁为核心的思想,明晰在牟宗三哲学视野下的人性论,唤醒人之价值意识、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方法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即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在梳理观点之后,寻其所用,分析其思想的局限部分后找到思想的积极意义,希望通过浅显的研究能够给予当今社会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硕士论文] 李佳琦
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志扬的偶在论思想前溯中国失重的苦难记忆,后接中国现代哲学的建立。自张志扬进入哲学的思考以来,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苦难记忆真实还原,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缺失,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缺“真”的弊病,直指中国缺乏个体的真实存在。为了建立中国现代哲学,张志扬从西学出发,寻找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同一的裂隙,在现代社会陷入虚无主义时,防止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两极分化,拓展人类两难生存境地的偶在之处,建立个人或社会的自律原则或自律机制。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张志扬偶在论思想,按照张志扬问题—探究—出路的方式为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寻找出路,也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立不断地进行方法的验证。
[硕士论文] 张收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冯友兰是中国现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现代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冯友兰的哲学按照他《人生哲学》中“损道”、“益道”、“中道”的标准来划分,可以看作是一种中道哲学。中道哲学的思维体现在冯友兰的哲学以及哲学史体系中,而且贯穿其哲学生涯的始终,对冯友兰整个学术活动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新旧观、中西观、变化观、方法论、境界论等,可以作为系统探究其中道哲学思维的基本路径。对冯友兰中道哲学思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系统了解,同时会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方面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硕士论文] 王春玲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胡适和李达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传播和研究女性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学界对二人各自女性解放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还少见对比性的研究。本文以此为突破点,对胡适和李达的女性解放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阐述了他们女性解放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相同点、不同点以及二人女性解放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
  胡适和李达生活在旧文化与新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他们在女性的婚姻、教育、精神解放等方面都有破旧迎新的特点,如鼓励女性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唤醒广大妇女为自身解放而抗争等。他们的女性解放思想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的进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局限性,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博士论文] 修文举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的易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上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的易学研究、新儒家的易学研究以及“科学易”研究。本文主要沿着这三个方向,对哲学与易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研究范式、研究体系进行探讨和挖掘,并试图探析出易学发展对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作用和影响。
  全文共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的易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得到深入的研究与广泛的传播。郭沫若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研究易学中的社会历史问题,其后,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研究易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易学的研究打破了固有的研究范式,为易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第二章:“现代新儒家的易学研究”。本文的新儒家易学研究主要以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和成中英等学者为代表,从熊十力的“生生之谓易”思想、牟宗三的“从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阐释研究体系、方东美的“易的本体生命哲学”,以及成中英的“易学本体论与太极创化论”等几个角度进行研究。现代新儒家对易学的本体论、易学哲学体系以及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
  第三章:“科学易与中国现当代世界观的理性化”。“科学易”致力于以科学方法和理论解易,从易学的科学阐释、易学的数理逻辑建构、易学的现实应用等方面建构“科学易”体系。同时指出现代科学易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不足之处,并探讨今后深入研究的可能思路。如加强哲学辩证方法的研究,以解决“科学易”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汲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及在技术上的应用和突破;发挥创造力和直觉;在科技发展中“易”的自然法则和道德框架的介入等。
  第四章:“易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主要从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入手,探讨易学的合理内涵与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系。试图析出易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及建构的有用因素。
  本文力求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的易学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它们之间的相同、不同之处进行比较研究;其次,对20世纪“科学易”的研究成果进行提炼,将其融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之中。再次,尝试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学和科学对易学的研究于一体,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易学体系,进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硕士论文] 孙韬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牟宗三的易学思想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贯穿了牟宗三哲学体系中易学思想的始终。牟宗三对汉、晋、宋代的易学研究;牟宗三对清代焦循易学的研究;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史中易学思想的梳理;牟宗三的终极关怀道德的形而上学中的易学思想;牟宗三的《周易哲学演讲录》中的易学思想总结;牟宗三与其老师熊十力易学观的比较;通过对以上牟宗三易学思想的全面总结和系统的梳理呈现出了牟宗三在象数、义理、用西方哲学视角审视易学、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多个维度的易学思想以及对中国哲学现代化和未来发展的启示。
[硕士论文] 刘纯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近代中国,胡适是蜚声文坛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自幼在家攻读“程朱之学”,遍览诸儒的论著,这构成了他的传统儒家文化背景。后赴美留学,吸收了西方先进观念,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这样,东西方文化在胡适的思想中发生激烈的碰撞,他归国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于是他紧紧抓住时代的主题,以哲学为起点思考人生的切要问题。在胡适看来,哲学与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通过对人生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人生精神。
  胡适对人生精神的思考是以批判否定旧传统、旧思想,弘扬自由科学新思潮为起点的,广阔复杂的时代背景促使胡适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建立起独到的人生精神,本文力图对胡适人生精神产生的各方面背景进行研究,进而对他的人生精神进行系统分类梳理,并探索分析其不同观点中存在的冲突与融合,挖掘其论述的评价和影响。
  第一部分对胡适人生精神产生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包括时代背景,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在动荡中爆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风;自然科学背景,即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西方哲学思想背景,即杜威和赫胥黎的哲学思想对胡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即传统儒家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部分对胡适人生精神主要观点进行分类梳理,并探究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三种人生精神:个人主义人生精神、“大我”人生精神和科学的人生精神。个人主义的人生精神表现为个性的独立与尊严、自身的充分发展与积极有为、容忍与自由的精神以及“为人”与“为己”的结合;“大我”的人生精神提倡个人作为“小我”要有对社会这个“大我”的责任感;科学的人生精神注重突出要学习科学的知识和拥有科学的态度及精神。本文分别对这三种人生精神的产生、主要观点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矛盾和融合两方面,矛盾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小我”与“大我”的矛盾,而融合则体现在“小我”与“大我”是从个人到社会的扩展,从对自我的改造到对社会的改造的扩展,其本质上是一致的、融合的。
  第三部分聚焦胡适人生精神的评价和影响,从胡适的人生精神在当时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五四”时期,对人生问题的研究也是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各个哲学家的著述到热烈开展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都将人生精神的讨论作为主题。胡适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和批判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个人自由、社会责任和科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人生精神,他关于人生精神的独到观点和他所在的这场个性解放运动相得益彰,对当时和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今天仍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借鉴之处。
[硕士论文] 杨栎群
中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钟泰(1888-1979年)是“五四”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其《庄子发微》是其晚年的重要作品。晚清之际,儒学面临被批判与否定的时代讨伐,钟泰痛心儒学不兴,以道自任,会通儒道,因此其《庄子发微》呈现出浓郁的儒学化色彩与较为鲜明的时代印记、以及强烈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第一章主要研究钟泰的学术生平与《庄子发微》的成书背景和基本特色,以及钟泰会通儒道的时代动因。第二章主要研究钟泰对庄子之学的源流归属与其引儒解庄的诠释范式,尤其是引《孟》证《庄》与以《礼》证《庄》等别具特色的诠释范式。第三章主要研究钟泰《庄子发微》的儒学化倾向与崇儒旨趣,揭示钟泰眼中的《庄子》与孔子、老子和《周易》之内在关联。第四章主要研究钟泰妙释《庄子》而阐发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其隐藏在《庄子发微》中的人生境界论、人生修养论与人生价值论。
  《庄子发微》作为钟泰毕数十年之力的重要著作,寄寓着钟泰续接与振兴中国传统哲学的孤往精神与文化担当,以及其隐藏其间的儒家思想之新见。从庄学诠释史的维度看,《庄子发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予以必要的关注与研究。
[硕士论文] 任晓平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通过历史研究及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宗教、各思想传统以及现代思潮诸流派进行交流对话。他认同儒学的宗教性,并致力于儒学宗教性的研究,多方面揭示了儒学的宗教性,认为“对宗教一定要敏感,要了解宗教,对生态环保、对天地万物有关切。”①杜维明并非从“制度仪轨的层面而是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层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的”②,这是因为“儒家是突出社会伦理的教育思想,做人的道理,生命的学问,生活的方式,体现人文精神的信仰。”③他把儒家的人文主义定义为精神人文主义或者是包容的人文主义,在儒家那里,一方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同时还要和天道相辅相成,即一方面和自然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要和精神领域保持联系。人作为宇宙的高级存在,是其个体性和社会性通过不断互动交织而形成的,杜维明作为儒家学说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忠实倡导者,从个人、自然、社群以及天四个侧面探讨了儒学的宗教性,并且在不断学习中检视并修正自己的观点。
  杜维明的儒学宗教观是在不断地检视与反思中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孕育时期、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及成熟时期。他主要从儒家精神价值的四个层面阐述儒学的宗教性,即自我与个人的主体性问题、群体、自然以及天与天道。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的阐述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在于他分疏了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但是,其宗教观也存在极大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内在超越”的困难和“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的困境。概而言之,要以开放发展的心态来探讨杜维明的儒学宗教观。
[硕士论文] 杨伟荣
马克思主义理论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者”和“旧士文人”的双重身份曾一度让瞿秋白倍感撕裂与苦痛,由此产生的疏离情绪成为瞿秋白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标签”。这也是导致“悲剧性命运的书生领袖”这一论断成为瞿秋白研究难于突破的窠臼的重要原因。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结合,通过哲学中关于“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思维分析“疏离与亲近”、“幸福与不幸”的关系变化时便会发现,恰是某种强烈的疏离情感及其曲折转化,使得瞿秋白传统的人生观、苦乐观在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之后呈现出别样的幸福追求和人生气象。因此,“疏离”作为一种变化的心态,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为瞿秋白的一种状态定位,而非简单的身份定位。
  瞿秋白疏离之不同,在于他不仅与人、与世有着强烈的主客疏离,且在自我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疏离。前一种主客间的疏离主要贯穿于瞿秋白早期的人生观轨迹之中,加之传统士阶层身份潜在的文化本性,使得瞿秋白早期的幸福观坐落于儒、释、道三维之间,形成极具中国传统幸福意蕴的圆融形态。后一种自我疏离则主要体现在主政与从文的双重身份之间,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旧士文人”的二元人格之间的或即或离。瞿秋白希望通过对自我疏离的意识性转化,来实现一种内在的统一和平衡,也正是这种受中国传统文化本性影响的统一和平衡方式,突显了瞿秋白作为一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其幸福思想和理念的独特表达。当然,其中的理想追求与实现路径在现代人看来或许存在诸般不合理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瞿秋白这种欲亲近而不得,继而在疏离中不断寻找再度亲近之法的幸福追寻理路,的确赋予传统的“疏离型”幸福以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这一丰富和发展为当下“疏离型”幸福的生态转型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与指导。而“获得感”理念的提出以及对“意义获得感”和“实在获得感”的双向把握,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背景下对“疏离型”幸福做出的一次新的诠释,也正是这种诠释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积累和实践的开展提供深刻的内容指向与方法导向。
  因此,“疏离型”幸福不是某种特定的幸福思想,因为它没有约定俗成的内容和方式。“疏离型”幸福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幸福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疏离情感的幸福型表达,它蕴含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传统中国人的弹性追求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赋予新的特质。从“肯定与否定”的哲学方法论切入幸福的问题研究,才得以用“疏离与亲近”的辩证关系引证瞿秋白“近而不得,离又不忍”的幸福存在特点,即对“疏离型”幸福这一中国传统幸福形态在瞿秋白身上的特殊存在进行系统概述。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与熏染使得瞿秋白身上的“疏离型”幸福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化,只有系统回顾这一变化历程、总结瞿秋白幸福思想的实践启示,才能聚焦于“获得感”语境下“疏离型”幸福生态转型的现实问题。这一逻辑顺序即构成了瞿秋白幸福思想探究的整体脉络。
[硕士论文] 刘子清
中国哲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对生命哲学的研究曾风靡一时;作为这一时期代表人物的方东美,其思想融摄中西,会通儒释道,不仅在当时产生强烈反响,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也有突出贡献。
  本文从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入手,从境界论角度审视其生命哲学,提出方东美的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哲学,其生命哲学追求的是“神明之境”。“神明之境”是超越任何文化、宗教界限的宇宙最高精神境界——“爱”。文章首先分析了方东美生命境界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既有对西方生命哲学(如尼采的“生命乐观主义精神”、伯格森的“时易”、怀特海的“机体主义”)的批判与吸收,又有对中国传统儒、道、释三家(如《易经》“生生之德”、原始道家“形上学”、华严宗“一真法界”)的开发。方东美从中国哲学的通性中提炼出包含旁通统贯论、中道论、人格超升论三个内在原则的“广大和谐之道”,认为“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是提升生命境界的基础,他所说的“广大和谐”就是指事物在机体中不断提升生命精神,淡化小我的内在冲突,参与到机体的大和谐中,各个机体的和谐共生又构成无限宇宙的广大和谐性。
  宇宙生命永不止息的创造力正是一种和谐结构的体现,处在这种结构中,就要求人格的不断超升而达到宇宙最高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上方东美批判了基督教的“疏离”之路,遵循了华严宗的证悟之路作为人格超升的路径,即以菩萨为借境,自力证悟。要说明的是方东美并不是在宣扬宗教信仰,只是以华严之路为方法援引,他强调的是对生命无限动能的笃信,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就能面向光明,在光明的指引下层层提升生命精神直到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就是方东美所说的“神明之境”。他将“神明”的本质解读为“爱”,是不夹杂任何情感的爱,是对一切生命的爱乃至于对承载生命的“器世间”的爱,是赋予万物蓬勃发展以内在潜能的爱。
  最后,本文从生命境界的高度解读方东美的科学观。方东美以生命为本体,从生命境界的高度对近代的科学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提出“高尚的科学”要处处表现人类的伟大心灵。方东美认为,要避免理性的运用所带来的矛盾,就必须以生命为本体而把理性只限定为工具来使用,甚至于在必要时剔除掉其中伤及生命本体的部分,如此才能使科学处处表现人类的伟大心灵,而成为“高尚的科学”。
  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其弟子们正以自由创新和包容开放的精神气度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继承他兼容并蓄的治学方法,就是对方东美生命精神的延续。
[硕士论文] 赵霞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钱穆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极大的敬意,被他的学生余英时称为20世纪国学界的一位“通儒”。当时社会政局不稳,人心飘摇,知识分子深受影响,爱国情感高涨。钱穆运用哲学思维、史学观点比较分析中西思想文化,激发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保护,为救亡图存寻求新思路、新方法,为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化提供了广泛的视野。
  本文通过梳理钱穆作品中蕴含的和合思想,分析探讨了钱穆和合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文化氛围,以及钱穆和合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及现代文明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全面分析穆和合思想,从地理环境、文化熏陶、个人经历等方面认识钱穆和合思想的萌芽、形成及发展,并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基源问题研究、文献分析研究等方法,梳理总结了钱穆和合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又通过分析钱穆《晚学盲言》等一系列著作中的思想观点,结合当代社会暴露的矛盾问题,来概括钱穆和合思想的基本内容。通过对钱穆著作的解读,可以得出钱穆对中西方文化没有优劣之分,而是“和合性”与“分别性”所占比例、表现方式不同。借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道德,借鉴其和善谦卑的处事态度,探寻钱穆和合思想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道德、对自然的保护的思考以及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作用与重要意义。
  钱穆一生博学广识,谦逊守礼,是一位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文化多元性,对中国古代儒理思想、史学文化、西方文化等都有深入研究。他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思想的内在特征与和合意蕴,弘扬传统道德。因而全面分析钱穆的和合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自然经济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增进各国交往及友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博士论文] 黄泰轲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之生命,最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精神生命方面的安顿与自然生命方面的满足。这两个问题均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即形成“生命的学问”。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两个问题尤显突出: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一再否定使得中国人常怀价值迷失之痛;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乱及社会的动荡,民主、科学进步的缓慢,使得中国人常有生活贫苦之感。牟宗三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状态描述为“失根”与“挂空”。所谓“失根”,即指生命没有主宰;所谓“挂空”,即指生命没有依靠。这样的生命不能立起、不能充实、飘荡疲软、苦不堪言。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之一分子,青年时代的牟宗三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生命之“失根”、“挂空”之苦。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牟宗三“证苦、证悲、证觉”,建构了体系庞杂的“生命的学问”。首先,他认为,忧患不安、折腾不已的生命先要得以贞定,酒色财气、逻辑数理、宗教信仰等均不能贞定生命,只有仁厚宅心才能使生命清净、安宁,寻得仁心,这就为生命“置了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就在于为生命“置根”。包括儒释道三家在内的中国哲学重视道德性、主体性,其关注的重点落在人之道德生命上,这就抓住了生命的根本。第二,重视了人之道德生命方面的安顿,同时也不能轻忽人之自然生命方面的满足,生命不仅要“定”,还要有“动”,否则,就是死寂的、干枯的、冷涩的。这就要求向内向上走的生命同时也能向外向下开。只有物质世界丰富充裕,人之自然生命才丰满充实。必须承认,西方文化于此处见长。但是,西方人紧紧贴在物质一层而益起争夺之心,最终,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毁于战火而不保。这表明,人之自然生命或物质文明需要德性的提厮。中国于事关物质文明之创造的民主、科学上落后于西方,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而“让开一步”,仁心自会坎陷开出原本即是其内在要求的民主与科学,这是一个“无而能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自然生命方面的欲求能得以很好地安顿。第三,以上所说的是人之道德生命的安顿和自然生命的满足之关键何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道德生命与自然生命得一和谐,这即是康德所谓的德福一致问题。康德通过设准上帝之存在来保证德福一致,这是靠不住的。佛教的圆教思想为我们解决德福一致问题提供了思路借鉴。通过“诡谲的即”,我们能把德与福联系在一起,从而走向生命之圆善。生命之圆善还不是生命之圆成。因为,促成生命圆善的仁心一直处于“提起”的紧张状态,只有它“放下”,有“尧舜事业如太空中一点浮云”那般的闲适感、自在感、愉悦感,又经过一“有而能无”的过程后,生命方能“成于乐”。
  作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牟宗三的“生命的学问”是二十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其实都是在回答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所面临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在与其它的伦理思潮的激荡过程中,我们能发现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的价值与局限:它为意义迷失的中国人寻得了一条出路,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它过重过久地停留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上,追求生命形式义、普遍义、超越义之精彩,因而,相对来说,缺乏对生命当下声息、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关照。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的价值与局限意味着它需要得到继承、批判与发展。台湾“鹅湖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或在重主体性、重道德性等方面继承、光大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或在“生活世界之实在性”、“历史社会总体之实在性”等方面批判、推进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我们认为,继承和发展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需要在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动及与政治、经济互动这两个方面着力,而这也是“后牟宗三时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博士论文] 刘胜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和合学分为狭义和合学与广义和合学。狭义和合学乃是张立文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基础上,针对现实世界的冲突与矛盾性,而提出的一种应对现实问题的新的理论体系。广义和合学则是指在狭义和合学探索的基础上对其所未能深入研究的课题,进行相关的和合学研究,比如和合翻译学,以及符合“和合生生”精神的一切理论探索。与此对应,和合学的研究也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张立文先生和合学的理论阐释与澄清;一类则是依和合学精神实质进行拓展性和创新性探索。本论题的研究就属第一类。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试图澄清张立文先生创立和合学的思想路线、理论精髓以及精神旨趣,并在此过程中随文阐释这种和合学如何可能,其理论边界与理论特色是什么等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的研究必然要从此课题的其它关注开始,也就是其他学者如何看待与评介这样一种新生的理论体系—和合学。这就决定我们要综合地分析与评估其他研究的水平,包括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边界等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体现于第一章中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一节。
  在摸清了他人研究的边界—已探索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未探索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之后,我们则需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张立文先生为何要去创立和合学。从张立文先生的著作以及和合学所可能发生的实效出发,我们认为张立文和合思想的缘起应当与两种因素有关:一是面对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部分文明冲突尤其突出的情况下,张立文先生的忧世情怀与救世自觉,使其需要从所有的思想资源中进行甄别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二是为了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议,张立文先生需要在解决冲突世界中的各种冲突的世界性、历史性、思想性的重大课题的基础上,澄清中国哲学的哲学功效与思想魅力。
  既然有了创立理论的自觉与需求,那么张立文先生需要怎样的思想方法来驾驭以往思想资源以及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则由“张立文和合哲学方法论研究”一章进行相关的澄清。在此章中,我们首先耍澄清张先生如何“诠释与批判”以往的思想方法;其次,就要揭示与阐明创立和合理论体系的“和合方法”是由三个部分构成,即“生生法”、“创新法”与“意境法”。
  动机与方法皆已澄清,那么和合学的理论体系到底构造了什么呢?为了阐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和合”以及通过“和合”为何能够构建出“和合学”;其次,才能揭示和合学如何讨论我们的世界,即和合世界观。和合世界观是极富创意的世界观,认为我们的世界由生存世界、意义世界与可能世界所构成,而在和合精神指引下,成为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与和合可能世界。这三重世界观旨在解决“人如何存在”、“人为何而活着”以及“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三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合学提出了“五和”—和生、和处、和立、和达与和爱的基本原理。进而从和合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和四种合哲学两个方向讨论了和合学的精神如何落实的问题。
[硕士论文] 来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高清海先生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哲学家,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哲学观念的变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同时,高清海先生的哲学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哲学研究的主题体现在人身上,哲学就是认识人的学科。高清海先生有关“类”的概念实质上是对于人的探索,是一门如何认识和理解人的学科。本论文的切入点主要是研究“类本性”的逻辑概念以及其形成。再进一步探讨了“类”概念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内涵。文章主要部分分析了“类”概念的基本层次,分别从逻辑学、生物学、社会学以及哲学入手,一步步解读类哲学理论,认知人本身。随着对类哲学的思考深入,继而从其思想基础和来源来加深理解,主要包括了《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类本质”的解读。高清海先生的“类”思想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它与众不同的逻辑将人类的思维与人的思维结合在一起,而处于思考范畴的人则审视了“阶级”的存在,并且是一个真正的人存在的存在。即人是拥有双重生命的存在,是从群体本位、个体本位到类本位的不断发展演变中总结出的真实的本质,是类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属性。不同于动物,“种”是动物最原本的属性,非人工的自然特征。基于“类”探索人类的真实存在,并使人性的本质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高清海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形成了“类”思想,对人有了新的认识,发掘了人的本质。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
[硕士论文] 黄征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牟宗三先生作为第三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为解决中国文化如何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良知坎陷说。良知坎陷说以儒学为基础,以两层存有论开设广义的道德形上学,又以良知坎陷沟通两层存有,使得广义的道德形上学兼有道德与知性。良知坎陷说不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又揭示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潜能,是一项极富开创性、建构性的文化探索。《周易》是牟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其《全集》由《周易》始,以《周易》终。《周易》作为儒家传统的宇宙论的道德论,也是牟先生道德哲学的重要一环。探究两者的相关性为良知坎陷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理解良知坎陷说的发展与内涵;同时申发了牟先生的易学思想,有利于牟先生学术整体性的研究。
  牟先生易学观与良知坎陷说的相关性表现在:一、良知坎陷说中“坎陷”一词源于《周易》,良知坎陷说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的改造,更是对《周易》的改造;二、《周易·坎卦》中的诸多义理被良知坎陷说借鉴、发挥;三、牟先生认为《周易》既有实在论的价值论,又涵有实在论的知识论,这是良知坎陷说沟通两层存有论的前提;四、《周易》也是良知坎陷说道德形上学的基础,它价值世界的观念被良知坎陷说继承;五、《周易》“知几”的观念可以作为良知坎陷的开始,“继善成性”的观念指向良知坎陷完成;六、《周易》重智的传统与良知坎陷说开发知性的目的相合。
  良知坎陷说与《周易》在内容上直接相关,良知坎陷说以《周易》作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基础,良知坎陷说继承和发挥了《周易》的知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因而两者的关联不是部分的契合,而是整体的相应。根本上而言,良知坎陷说是对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改良,它的源头就在于《周易》。
[硕士论文] 赵振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理性意识逐渐形成,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各个领域的自由观念,这就推进了国内自由观念的演变。
  自由观念作为人们考察社会现代化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其演变与现代化发展状况紧密相关。总体来看,国内自由观念演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相互适应、相互联结,其演变能够透视出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同时自由观念还能够反映出人对自由发展的要求和意愿;国内自由观念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其演变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内自由观念不断消解、融合、重构东西方自由思想的精髓,形成中国特色的自由观念。
  国内自由观念在演进过程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第一为适应性,国内自由观念在多个领域内相互适应、共同发展,尤其和权力观念相互融合;第二为关联性,国内自由观念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关联,一方面国内经济的涨落状况影响着国内自由观念发展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环境的严松状况影响着国内自由观念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国内自由问题的争鸣;第三为阶段性,国内自由观念演变能够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阶段和人们对自由观念的关注程度。因此,厘清国内自由观念发展的大体脉落和演变逻辑,有利于人们考察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状况,进一步把握未来社会思想发展动向。
[硕士论文] 曾坤香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这是一场上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下至普通工人、农民的一场群众性学理论活动。它正好贯穿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主体之广泛、自觉性之强在中国哲学史上至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一定阶段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层面上的一种尝试与探索。
  这场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五个:扫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文化水平;主人翁地位的激励;“大跃进”经济建设举措的呼唤;毛泽东对哲学的重视与大力提倡;以及人民内部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场运动经历了初步提出、逐渐巩固、持续上升、汇成高潮、快速消退等阶段;工农兵学哲学的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毛泽东哲学著作、毛泽东语录、哲学工作者编写的通俗哲学教材等,其学习的重点在不同的阶段又有所转移;工农兵学哲学的积极意义: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理论思维水平,提升了工农群众改造世界的能力,激发了工农兵群众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热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做了有益探索;但是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也暴露出了政治化、片面化、碎片化、庸俗化、工具化等局限。通过这场运动也给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一些启示。
[硕士论文] 李腾飞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和完成者,牟宗三和费希特的哲学体系显示出了类似的存有论架构,即包括存有学和自我意识理论两个部分的“两层存有论”。本文将系统的展示为两位哲学家所共同分享的这一理论架构,并探讨这一理论模型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的主体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我之结构”。费希特的知识学是知识凭借其自身对其本源和统一性的彻思。耶拿时期的费希特运用反思和抽除的方法,对人的意识活动展开了先验还原,最终获致了意识的最高原理,即作为自我意识的本原行动。在此基础上,费希特进一步推导出自我设定非我的第二条和自我、非我相互限制的第三条原理。自我和非我的相互限制展开了自我无限性和有限性相互交涉的游戏,奋进以及绝对反思则是这一交涉之根据,在绝对反思里,我之结构展露无遗。
  “第二章绝对和绝对知识”。与前期哲学不同,晚期的费希特哲学不再以自我意识为最高原理,而是进一步探入了它的基础,即纯粹活动之有。作为绝对的存有为自我意识奠基,自我意识与绝对相关就是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与存有为主题词,费希特完成形态的知识学确立了一种两层存有论式的架构——关于存有和真理的存有学以及由自我意识作为核心的现象学。
  “第三章本源和无执的存有论”。牟宗三的哲学体系是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的两层架构,于此对应,则为关于意识之作用层和作为本源的存有层的区分。借此区分,牟宗三直接去思考作为本源的存有,智的直觉则是其展露存有之工具。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里有道家、佛家、和儒家这三种递进之形态。三种模式的智的直觉之递进展现为向存有面之无限涵括的整体性和自身创造之动力面的开拓。最终,寂感真机作为圆满形态的智的直觉不仅是作为万有之整体性之性体,也是从整体性之本源发生之心体。
  “第四章过渡——执的存有论的展开”。依靠智的直觉,牟宗三获得了存有论的第一原则,以此为基础,关于自我意识的执的存有论就可以建立起来。由于心之本质是彰显和形著作用,形著是对性的彰显,这一过程包含本现和显现两个环节。本现并非显现,作为本现活动的存有还没有公开出来,只有通过自我意识,存有才能被打开,从至深至秘的不可见中绽出而为可见。自我意识并非无根,它是存有出于爱和应当而显现的原现象。作为原现象,自我意识并不是心体之一模态,而是心体之曲折、坎陷、投映之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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