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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杨柳青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王船山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之一,因其思想精妙深邃、气象宏大而被世人尊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在留存于世的众多思想著作中,其庄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主要集中于《庄子通》、《庄子解》二书,其余庄学碎语散见各类著述。本文以王船山庄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将王船山在《庄子》接受方面的论述与其所处易代之际的时代背景、特殊的遗民身份以及坚定的儒家立场相结合做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独具魅力的解《庄》特色。本文包括绪论和四章正文内容。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主要分析了目前学术界与王船山庄学思想相关的研究现状,并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介绍王船山生平,探寻其庄学思想渊源。首先梳理了王船山的生活经历和存世著作。其次,发掘船山在明亡之后选择“隐居立言”主要原因在于士大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最后,重点分析了庄子的历史定位以及船山与庄子的精神共鸣,“人格认同”与“现实驱使”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船山解《庄》的内外动因。
  第二章论述王船山就思想深度、行文风格以及前后文章的精神契合程度所展开的对于《庄子》内、外、杂篇真伪情况的辨析,以及影响其得出“内篇为庄子亲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且杂篇价值高于外篇”这一最终结论的因素。
  第三章的研究重点在于探寻船山庄学在思想性方面的闪光点。第一节从船山对“逍遥游”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揭示其“庄儒互通”的解《庄》特色;第二节探讨的是王船山对庄子有关“本体”问题的理解;第三节探讨的是船山在不同语境下对待庄子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
  第四章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船山解《庄》之特色,揭示其阐释依据,总结其对《庄子》内篇精神特质的归纳,凸显船山庄学思想在方法论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前世之功。
  总而言之,本文重点从船山解庄的精神特质和方法论的角度展开研究,在此过程中紧密结合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深刻理解船山的身世处境与遗民心理,寻找船山与庄子的共通之处,以期为船山庄学的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硕士论文] 王志红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廖平是晚清民初的经学大师,一生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学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做出了突出贡献,可谓一代思想伟人。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易学方面,因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廖平经学的学人并不算少,但往往大都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思想的梳理与论述上,对于廖平的易学则甚少有学人进行论述与研究,因此,选此题目也正可填补此学术界空白,以使得对廖平学术的研究更加全面。本文把廖平的易学按时间顺序分为早中晚三期,他早年以治春秋学与礼学闻名,到中晚年才开始潜心研究易学,因此把他的易学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也只是就其一生所治易学的不同时间段与主题而言,在这三个不同的时间段中,其易学所关注的主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的早期易学要到他的经学第三变开始为止,也就是大概到1899年左右,这个时期他的《易》类著作明显增加,可以说他一生中大部分易学著述都属于此时期产物。在这个时期,他的易学观基本成熟,主要是认为《周易》古经乃孔子所修,《易传》则为其弟子所传师说。此时期,他擅长以义例来解说经文,主要的易例有中和例、生行例、贞悔例、反覆例、尊卑例等十数种。廖平中期的易学是他经学第三变“古大今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早期易学注重易例的发明不同,其中期易学开始从文本解释转到对现实的关注。此时期他为了完善自己经学第三变的理论,主要用制度建构的方法来重释《周易》的经文,他在建构《周易》新的世界图景时,大量运用了各种典礼制度来作为自己的材料,如九州四岳制度、大一统制度、通三统和张三世的经制理论等,因此把此时期他的易学称为制度易学。廖平晚期易学上溯到天人的高度,在其经学早期阶段,廖平经学注重对《春秋》和三《礼》的研究,但是越往后,他就越注重《周易》,到最后一变,《周易》的内容甚至占据主体地位。这种转变其实与廖平经学研究的重心转换有关,他经学后三变的关注点始终在天人学之上,即以人学推天学,落脚点在天学上,所以传统言天道的《周易》就自然成为了研究主体。当然,虽然其晚期易学都是在讲天人学,但侧重点却仍有不同,易言之,对应于其经学四变和五变的易学重在人天对比,说天学者多,易学在他的天学体系中,地位最高,属于形游飞升阶段;而对应于六变的易学则是天人合发,注重天人合一,主要是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来附和解释《周易》的经文卦象。
  廖平的三期易学其实还暗含着另一条更为隐晦的线索,他的早期释例易学在发明易例时侧重于社会伦理方面,尤其注重对家庭伦常的义理义例解释;而中期制度易学,则由家庭和伦理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注重对政治制度的建构;其晚期易学则超脱人学而达至天学,注重对天道秩序的理解与发挥。最后,结语部分则是对廖平易学的评价,以及其可能会对现当代易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硕士论文] 刘淑君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李光地既是清初官方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精研易理的易学家。他的易学专著《周易观彖》与《周易通论》,不仅根据古经文体例对具体卦爻辞进行阐释,也有专门对易学问题深入认真的思考。经由李光地主编的《御撰周易折中》融合不同时代的易学思想,是能够体现清初官方易学最高水平的大成之作。本文从以下四方面讨论李光地易学哲学思想。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李光地学《易》渊源,先探讨康熙帝对其易学思想的影响,二人将具体的数学知识与易理结合,制作出大量易图。受家学启蒙,李光地以程朱、蔡清、林希元为主要学习对象,入官场后结识了许多贤人名士,对其易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是顾炎武与梅文鼎。第二章探讨了李光地的易学基本观点与特色,他以“四圣作易”为基础,通过折中程朱易学、折中汉宋之学、折中《易传》与《中庸》,表达自己的易学立场,完成了对诸家思想的贯通。
  第三章进入易学象数部分的探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历法、数学等知识。李光地以此结合《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中传统的数学知识,重新诠释河洛之学。他认为五、十为河洛之中数,意味着人在天地之中,应当立人极。他以阴阳解释先后天八卦,结合《周易》的卦爻辞与《说卦传》讨论了先后天卦序、卦位的合理性。对于先后天八卦之学,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中庸》诚则明、明则诚的两个不同进路贯彻到八卦心学之中,认为先后天八卦序位代表的是如何由诚明之学上达天德的路径。
  第四章探讨了李光地的义理之学,他以太极为性,将复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追求;太极之性下贯到人事则为气化流行的变易观,其中解释了他对阴阳动静与鬼神的理解。乾坤作为六十四卦之统领,李光地以乾为心,坤为体,认为乾坤是诚明心学之源,将《周易》的宇宙论与《中庸》的心性论结合,阐明了《中庸》高度凝练的心性理论背后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也揭示了《周易》宇宙论中万物所昭示的心性之德。最后,李光地将阴阳之消息贯彻于《复》、《离》、《中孚》与《无妄》四卦之中,细致与深化了心学之理,与乾坤之功夫相呼应,最终贯通了《中庸》与《周易》的心性思想。
[博士论文] 冯宁宁
中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张岱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并通过阳明后学的重新理解与阐发,进一步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集中体现于《四书遇》一书。《四书遇》是阳明学影响之下的注解《四书》之作品。在《四书遇》中,张岱主张作为本体的“性”为无善无恶而又为至善,以“真情”为人之性灵,并认为“性”与“情”在本体意义上是两相同一的。因此,他一方面强调“情”的合理性,以此来张扬个体的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率性而中”,要求“情”的表现须合乎“性体”之本然。“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在张岱那里是可以两相并行的,而作为两者之间强大张力的内在制衡,则是“诚”。可以说,他既顺应了阳明后学所带来的思想解放风潮,又批判了情欲解放对道德观念的冲击。此外,他对阳明后学的反思还体现在其对工夫疏旷与讲学盛行的批评与对治之上。张岱对阳明后学的继承与反思以及对朱子学的回应,既有作为思想家于阳明后学理论内部自我修正的一面,又有作为史学家对阳明后学流布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进行剖析的一面。张岱的哲学思想,实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王学内部对其末流弊病进行自觉反思并试图在某种新的视域之下重新整合朱、王的时代思潮。
  张岱身处明清嬗代之际,其《四书遇》广引晚明学者之学术观点,保存了大量晚明时期的思想资料,具有高度的思想史-哲学史价值。其本人的哲学思想,则继承、体现了晚明情欲解放、三教合流、崇尚博洽的时代特点,同时又对王学末流之弊在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性反思,而要求批评玄虚、崇尚实学、贯通经史,实现出学术有利于世用的根本价值。这一学术的价值取向,已然蕴含清初学术转向之端倪。因此,就张岱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对研究明末阳明学的理论形态、社会思潮、学术状况诸方面,都具有推进与深化的作用;对明清之际阳明后学的延续与裂变,以及明清易代之剧变背景之下,其时代思潮之深层的连贯性以及时代学术风气之转变,亦具有积极意义。张岱既是明代遗民,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其哲学观念实为其遗民心态与行为的思想支撑,又为其文学与史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内蕴。
  作者以《四书遇》为中心,超出学术界通常将张岱视为文学家、史学家的一般视域,而从事于其哲学思想之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并将其置于明清之际的独特时代语境,在充分揭示其哲学思想的同时,力图呈现其多重身份之间的内在张力,而见其多元思想之内在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则是作者试图达成的基本学术目的。
[硕士论文] 杨钦
中国哲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与爱国学者,他在对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揭露与批判了郡县制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进而对清兴明亡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并从制度和思想两方面提出了分权众治的具体改良方案。
  明末清初,一方面,我国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新兴市民阶级不断生长;另一方面,王朝更迭、异族统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盛极而衰,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清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揭露了郡县制的弊端、分析了君主过分独断专权的危害,并汲取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德治思想和以德抗位的精神,系统提出了以“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为核心内容的分权众治思想。
  顾炎武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两种行政制度,郡县制与封建制各有优劣,而在他所处的时代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君主过分独断专权。因而,顾炎武一方面主张对郡县制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体制进行调整,合理配置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君主权力与百官权力,并赋予普通民众一定的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分权众治以矫正过度集权之弊;另一方面,他继承了儒家德治教化的传统,将思想教化放在与制度保障同等重要的位置,以正人心厚风俗,为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打下基础。
  顾炎武对君主专制弊端的揭露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秦汉以来正统思想的突破,体现了明末清初社会各领域的变化与趋势,其政治思想中包含着的地方自治倾向对晚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其理论本身仍是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汲取顾炎武政治哲学中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摈弃其消极和负面的思想因素。
[硕士论文] 申健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是清初理学的重要代表。二曲理学以一念思想为核心。“一念”源于佛学,经王阳明、王龙溪、刘蕺山等心学一脉几经阐发,逐渐成为明末清初儒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二曲吸收前人思想成果,认为“一念”既是天道运行中永恒价值的体现,也是人心具现时的瞬间发显,亦天亦人,亦理亦心,亦虚亦实,亦本亦末,亦体亦用,亦久亦暂,由此形成其本体、知行、工夫三位一体的一念之学。
  首先,二曲将“一念”视为本原本体的流行,心意知物的一贯,并与传统理学的“天道→性理→心知”逻辑对接,形成“天道→性理→心知→一念”的更为细腻严谨的本体图式。其次,二曲以“一念”联结体用和知行,从“一念”的后天经验性论证体必达于用、知须见于行,从“一念”的先天普遍性证明用必依乎体、行必据乎知,二者合一论证一念对体用知行的统一作用。最终,二曲以“一念”贯通修养工夫,提出一念修敬,一念主静,一念慎独,并以一念万年,即一与多、常与变、本与末,明辨义利、善恶、复性,揭示出一念与工夫的密切关联。
  二曲以个体自发自觉之“一念”沟通先天虚灵的良知,避免了一谈良知本体便脱离日用工夫的空疏,是阳明心学的又一次发展。二曲将“一念”与居敬、主静、慎独、格物相结合,要求实学实效,良知物理缺一不可,以陆王本体导程朱工夫,以程朱工夫补陆王本体,促进了程朱陆王心性之学的融汇与互补。清初学术以实用实学为普遍诉求,义理学主动自觉向功理学、形而上学主动自觉向形而下学过渡。二曲的一念之学正是清初理学实学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现代学者多以“悔过自新”、“明体适用”概括二曲理学的特点,但是所论主要在二曲理学的“适用”层面,对“明体”层面探析不足,对一念思想关及甚少。以一念思想为核心探讨二曲理学的特点,反映其理论高度,总览其学术格局,是对学界研究的补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清初理学有“主义(义理)的运动”。
[硕士论文] 陈子暄
中国古典文献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戴震孟学著作主要有《原善》三卷、《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下文简称戴震孟学四书)。戴震孟学四书在思想内容上,前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特别是对程朱理学态度的转变,反映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到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近年来,学界对戴震孟学四书多有关注,但大部分学者主要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研究重点,对其余三部著作一般只是简论其共性,较少梳理相互间承继与发展的关系;主要阐释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很少揭示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怀疑到批驳的嬗变过程。
  本文以戴震孟学四书为研究对象,拟取理气论、人性论和理欲观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对比分析,探究戴震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
  戴震坚持理气一元论,将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道”解释为物质性的阴阳二气不断地变化运动,气为道的本体,或曰“气化即道”。戴震认为“理即条理、分理”,理只是源于客观事物的具体规律,持气化为物的自然观。戴震视阴阳二气为本原,将理规定为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并表现为各种事物的客观规律,即“就事求理”,否定理学家的理本论观点。“气化即道”、“理即条理、分理”、“就事求理”体现的是戴震对程朱“理先气后”、“理主宰气”思想的彻底颠覆。从戴震孟学四书的发展脉络来看,戴震在《原善》中初步显示“气化即道”的唯物自然观,并提出了理即“条理”。在之后的孟学三书中,首先是强化“气化即道”的气本论思想;其次对“理”作为客观规律的含义进行了丰富和扩充,并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明确提出“理”为“分理”的理论;同时揭示宋儒理气二元论的本质,并对“理先气后”的学说进行批驳。
  戴震坚持性一元论,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本于物质性的血气心知,认为人性“分于阴阳五行”,正因为有所分才有所别,故曰“性以类别”。戴震强调才是性的外在表现,提出“性不同呈乎才”,实则是对程朱“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的理气二分和性二元论的直接否定。戴震坚持“心”对客观事物具有认识作用,认为人性本善的原因就在于人的认知能力,是对血气心知之性中“心知”的拓展——“知即善”。就人性论而言,戴震自《原善》起对人性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无论是人性“分于阴阳五行”、“心知”的认识作用,还是“性不同呈乎才”,戴震在《原善》中都已经予以了认真地分析,但对程朱理学人性论的态度不明朗。在之后的孟学三书中,戴震所做的工作:一是不断深化自己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血气心知”理论更加系统;二是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充分论述了“心知”的重要性,增加了对“才”的相关论述;三是采取分章论述,对文章内容进行分类提炼整合;四是对宋儒性二元论思想产生的根源予以揭示,并竭力批驳其性二元论。
  戴震通过对《中庸》“率性之谓道”的阐发,表达人欲根于人性的思想,批判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说;在肯定欲望合理性的前提下,强调对欲望限制的必要性。戴震受《大学》“絮矩之道”的启发,提出“以情絮情”学说,将人的情感与人际交往紧密联系起来。另外,戴震将社会道德规范的理与人类社会活动紧密关联,并通过引入自然与必然这对辩证统一的概念来论述理欲的辩证统一,提出“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统一”观点,揭示宋儒“存理灭欲”学说的本质。戴震理欲观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原善》明确了欲源于性的观点;之后的孟学三书中,戴震一方面不断强调根于性之欲的合理性,同时明确理欲统一思想,指出人道之理是源于对各类人伦日用的井然有序,否定了程朱将理和欲绝对对立的学说,对宋儒存理灭欲之说予以全力批驳。
  通过对戴震孟学四书的梳理和对比分析,可以清晰感知戴震的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都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深刻和完善的过程,旨在揭示戴震对程朱理学由纠结、怀疑发展到彻底否定和全力批驳的心路发展历程。
[硕士论文] 易涵琪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黄宗羲民本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的精华,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黄宗羲在继承发扬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民本管理思想。政治上,倡导“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客关系;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民本”新主张;教育上,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通过政教结合发挥学校作用提升学校地位来限制君主权力;法治上,反对“一家之法”,倡导“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黄宗羲肯定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缓和阶级社会的矛盾具有进步性。但是,黄宗羲所处的时代,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他把实施“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封建统治者,缺乏推翻封建皇权的勇气,因而其政治主张在当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带有理想色彩的超前方案,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黄宗羲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具有拯救人民和国家于水火的牺牲精神,其民本管理思想对民族精神的构建产生积极的影响。深入研究黄宗羲民本管理思想并应用于我国现代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对于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促进现代企业的发展具有其当代价值。
[硕士论文] 李轶岚
中国哲学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之际,被誉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顾炎武,不仅深切考察社会,而且研究、评判古籍文献,留下的许多宝贵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改革产生十分有意义的影响。他十分看重“天子”这个政治主体在治理国家时的影响,并深刻认识到郡县制国家中政治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顾炎武从历史与现实两者间揭露了中央集权对社会治理所产生的弊端,于是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与郡县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主张。并且,顾炎武认为国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分天子之权”政治思想的提出,在国家内部消化,采用权力下放,地方上分工分责,来充分发展治理的功能,可以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完善。
  顾炎武对君主集中所有权力于一身,并且用刑法和胥吏去管理臣民这样的君主专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顾炎武认为君臣民三者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他提倡人民要在政治制度中的要享有合理权力。顾炎武大胆地提出“宗子辅人君之治”的政治思想,因为他发现官爵等等官职设置在社会治理中的局限,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部分,并期盼用这样体制来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完善,从而弥补君主政治行为上的不足。
  如何使得国家的政治体制实现真正的平等?顾炎武“分权”的思想和他理想中国家制度体制蓝图,成为顾炎武政治思想中的关键内容。“分权”思想的提出,他理想中的政治即是“众治”,顾炎武把“众治”和“独治”相比较,阐述了“众治”的内涵,第一,否定郡县制所带来的“独治”;第二,把道德教化、风俗传统两者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来,相比于刑法,这两点更加重要一些。为了使的“众治”思想可以施行,他提出,普及“选举、风俗教化和请议”通过这三个举措,即使他理论上是给予民众去参与政治,但事实上大部分民众都很难参与进去。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顾炎武“众治思想”的影响范围十分有限,他的政治哲学书针对明清时期的政治状况所做出的思考,距今年数久远,但他仍然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和深刻的去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并使我们更加全面的去思考当下我们面临的政治问题。
[硕士论文] 方迪盛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夫之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哲学思想广博深厚,特别是其辩证哲学思想中暗含了许多权变管理思想,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文通过文献法、分析法以及综合法,将王夫之辩证哲学思想中有关处世为人、社会变化发展、治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归结为“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其主要发现是:
  首先,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激起了王夫之对权变管理的渴求。其次,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周易》“阴阳”管理思想以及儒家“经权”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以礼制变”的权变管理原则和标准。再次,王夫之将“礼”贯穿到权力的行使、法律的制定以及义利的冲突中,以此解决管理中所遇到的矛盾,彰显了王夫之权变管理理论特色。最后,由于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中过多注重“礼”的作用,其明显含有泛道德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行使权变管理时有其局限性。
  总之,“循礼之经,行礼之权”是王夫之权管理思想的核心。要想其思想在实践中运行有效,则必须达到以“礼”为原则和标准。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为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管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我们应该辩证看待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与时俱进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博士论文] 张震
哲学;中国哲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船山自《易》开出了“盈天下皆‘象’”和“天下莫大于‘象’外之道”的哲学思想,实质上是将《易》的“象思维”扩展到整个本体论、人性论和经典诠释的视域当中。而他治“象”最为复绝之处即在于其“乾坤并建”、“错综合一”的“两端一致”论。由此执两端之法深化和推进了理学的“道”与“器”一体、“本体”与“工夫”不二之思想,将此阐释为幽与明、藏与显的两个面向,而在逻辑上连接此二端的“际”即是象。船山先生精辟地指出了所言之道皆为“象之道”而非“道之道”,所说之体皆为“日用人伦”之体,同时,圣人所治的载道之器皆为“尚象之器”,而非随时朽坏之物。因此,理学所强调的依人建极之天理皆由“象”所著,“象”显天地之造化,则“天地之体,象无不备”。
  在此阐释视域下,张横渠的太虚本体之气虽然是清通不可象的,但从一开始就已经“具足法象”,是不可象却“即在象中”的大象,所以“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由此,人则可以通过“体诚”而“可象”,能够“想其象,而指其本体”,换言之,之所以能够指示本体,在于可想“象”、言“象”、体“象”、观“象”。象的根本意义一方面是将“至微之天理”昭显出来,使之成为至著的无蔽;另一方面又使得日用之伦有理所依傍,使之日新富有,渐近于仁体。所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无非“象”而已。因而“圣人体天之法象以为德”,而“天理存于用而用之咸宜,德之至矣”。
  船山对横渠和濂溪之学最为重要的推进就是他以“并建”和“错综”之“象”论及本体生化的“动力学”基础,因为在王船山的视域中,即便是至微之“几”,也是在阴阳不断互相摩荡中变易着的。乾与坤总是相偶共在的,否则就等于泯灭了“时”,相当于在“时”之外另立了一虚无之本体。所以在船山看来,儒家的“立教之本”即是“阴阳已分、刚柔成象之体”,此体为必有之实,其不昧阴阳之象,在阴阳相成相反的“时变”中日生日成。象由时成,时由象昭,象思维本身就是时间性的,任何企图在“时”之外立一超越之本体的皆为虚妄之说。
  象对时的昭明对于船山“日成”的人性论有着根本意义。人“循天象而著发”道体,因其具足“成事之象”而见于事物、著成法象。著象和成事的过程即是象自身生成富新的历程。人之为灵,其虚者成象,而其实者成形,是“思—躬”着的主体,因而必须在“用”中“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在船山看来,唯有在躬行当中方能见象,在“征象”中“以爱人制事”,见诸灵明,性才可以在心中自喻为仁义之名,人才能够真正有感而动。更重要的是,“象”还为主体间提供了相互“酬酢”的中际,使人与人之间既有了对话的共通“标准”,亦由于象言的非概念性和开放性,使得不同境遇中的人又保持了其各自独特的存在特征,实现了殊与一的两相不悖。
  不仅如此,王船山作为“立教之本”的象仁与象道之进路拓展到了其他“五经”之教中。《诗》之比兴际于幽明而象人心;《书》之政事以明言圣王之治和彝伦攸叙之道而征发天理于微;《礼》以其威仪之象定其命而缘仁明道;《乐》用其自然之律动来移易性情而鼓舞以迁于善,象德无碍;《春秋》以其“诛意”之名言像“续王道之绝”的不亡之道心。在船山先生看来,此五者之教的要旨亦在于“通彻幽明”,其皆无非“自微之显”或“推见至隐”的“显诸仁、藏诸用”的两端一致之言而已,与《易》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易》象为其他“五经”提供了最根本的诠释方法和视域,而“五经”为《易》提供了具体的现实之文本。一言以蔽之:“象彻两间”,凡“际”皆象也。道器之际、幽明之际、天人之际、时之际、人之际,皆在象的隐且显的两端一致中。
[硕士论文] 陈箬涵
中国哲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之际,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统治黑暗腐朽,外族侵略不断涌入,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疾苦。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作为当时的思想家,王夫之虽悲愤不已却依然坚持并致力于探究其内在原因,用尽毕生心血寻找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道,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对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明朝晚期,封建统治制度极其腐败,清兵入关又带来激烈的民族矛盾,都促使王夫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一方面,他对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入思考,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通过对三千年中国政治史的总结,他又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来维持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崇德重法为核心,组建了他的政治观、道德观以及法制观。本文首先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产生背景及思想来源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揭示了其思想产生的过程。然后,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道德、法制和政治经济三个方面阐释了他庞大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并进行了深入论述。最后从进步性和局限性以及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对其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论述了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健全的法制以及公民的整体素质都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键因素,各阶层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也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积极倡导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思想家的思想精华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硕士论文] 李格非
中国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刘蕺山是宋明儒学的殿军,他对过恶的照察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主要通过将过恶问题置于蕺山思想的整体框架下来考察蕺山在该方面论述之独特性,并阐明这种在过恶问题上的独特理解对其工夫论的影响。
  在第一章中,主要考察蕺山哲学中关涉到恶的根源问题的两个前设性问题。第一节主要讨论蕺山的理气论。在蕺山那种被学者称为理气统合的论调下,恶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变得异常紧迫,由此突出蕺山恶之根源问题中的疑点与难点。第二节主要论述蕺山对“意”、“念”这对概念的特殊规定,并证明在蕺山那里,意、念并非超越与经验的两层关系,而念本身即是恶,决不可有。
  第二章将就恶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第一节论述蕺山思想中的“妄”概念,指出妄是诸种过恶的最初之机,是一元善性最初的自我偏离,并就与妄相关的“独体”概念说明妄这种恶的隐微性。第二节主要论述蕺山的“习”概念,并通过明代气论学者中所用的水冰之喻对勘程子等所采用的泥沙之喻来凸显蕺山对“习”概念的惯习义的偏重,由此对蕺山否定善习具有最根本的善性的论述有一解释力较强的说明。
  第三章将以《人谱》为主要考察对象,详述蕺山对恶的根源下衍生出的种种过恶现象的体察。第一节将《人谱》置于劝善书这一明清之际较为盛行的著述体例下,将其与《功过格》《自知录》等进行对比,凸显出蕺山《人谱》尤其是其中《纪过格》部分的独特之处。第二节主要就《纪过格》等文字中所列举的诸条过恶项目进行剖析,说明蕺山所以选择这些过恶条目的思想史依据与时代背景等。
  第四章主要联系前三章所述蕺山对过恶的独特体察,来探索此种过恶观念在蕺山工夫论方面的影响。第一节通过从过恶隐秘性和累积性的角度考察蕺山“静存之外无动察”这一工夫宗旨,与朱子中和说相照应,梳理出这一工夫宗旨与蕺山理气论的内在联系,指出蕺山对“动察”与“省察”的区分使用,最后确定此宗旨意谓静存工夫之后动察工夫可不必有或必不可有。第二节则主要处理蕺山晚年对阳明“辩难不遗余力”的文字中于阳明良知学说的批评,指出蕺山本人对良知的理解与阳明并无不同,即便如此他仍然拒绝以致良知为工夫宗旨,其关键在于对过恶根源的领会使得蕺山欲就根源处消除过恶萌生的可能,即所谓“占先手”,故工夫结在主意中而不在致知。
[硕士论文] 王志华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船山,尽管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他自觉地继承了宋明道学的思想遗产。这种继承的自觉性首先源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明末清初”看上去与以往的王朝更替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特殊性,①然而对士大夫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船山曾将这一时代的特色概括为“海徙山移”,既凸显了时代的动荡不安,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家国命运的深层忧虑。能使船山对“礼”进行深入的关注,除时代背景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明道学的理论资源。与作为清初三大家其他两位的黄宗羲、顾炎武相比,船山对于宋明道学的阐发使得他的特殊性得以彰显。船山对自朱子以来地位就已经超过“五经”的“四书”给予了很高的重视,②不仅在对经典进行诠释的方法上有所表现,在整个义理层面的回归上也有所体现。可以说,船山对于时代问题的关注,已经转化为他对道学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对道学基本问题的重新解读,才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其实,在对宋明道学基本问题进行新的阐发过程中,就已经贯彻了船山思想的主旨,即对功夫践履之“实”的关注。在哲学层面上他对张载“气学”进行了新的考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实”的观念。理论上对“实”的重视,反映到现实中,必然要反对、拒绝那种空灵、虚幻、不实的风气。能够起到对这种风气进行矫正的作用,最有效的媒介便是“礼”。“礼”所具备的践履实在性,在现实层面上可以直接革除明末尚虚夸所带来的风气弊病;在理论上又可以上承儒学的基本精神,对宋明道学的理论缺陷与不足进行补正。对于“礼”的重视,使得“礼”在船山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一种枢纽性的作用,从而将宋明道学所重视的“存(天)理”转化为他自己的“遵礼”系统。换句话来讲,他因为要提倡“礼”的践履性与实在性,这就直接决定了“遵礼”体系的产生。对这一包含多个层面、多个环节的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复杂的转化过程的呈现,便形成了他的“遵礼之道”。
  受道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船山对“遵礼”系统的考察是从哲学层面开始的,即他所继承张载思想中的“气”,用道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气之)天理”。然而,与道学家不同的是,船山并没有一味地强调“以理胜气”,而是将“理”的作用落实到了“气”的优越性上。也就是说,他不再像道学家那样过分、片面地强调“理”对于“气”所具有的合法性,而是将这种合法性转化落实到“理”对于“气”的有效性的考察上。而“理”的有效性问题就是现实中“礼”的践履性问题。这就直接决定了在整个“遵礼”的系统中,哲学形上层面的考察不再具有独立性的地位,必须被放到“礼”的伦理背景中来加以考察才能得到把握与理解。“气”的实在性根基就是为了奠定“遵礼”的践履过程能够得到有效运转的基础。在这一前提下,船山进一步展开了对“遵礼”体系的考察,分别从理由理据、贯彻原则、德目条件、实践措施、价值指向五个方面进行了阐发。船山所处明清之际的特殊社会背景,对其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刺激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他要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反思,从而提出了“遵礼”辨人禽、防夷夏的主张,以此实现挺立人道的目的。“遵礼”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功能与效果必然要体现在多个层面。如何使得遵礼可以在容纳多层面的同时还能保持其整体的统一性,这就需要有一贯的原则贯彻其始终,以作为遵礼运作进程中的指导方针。为了确保礼在现实践履过程中的有效性,船山对遵礼原则进行了讨论。对于“礼”的践履而言,其可能性与必要性还在于遵礼主体有一定的内在德性基础。只有具备一定道德自觉感与道德意识的人,才可能主动地践履“礼”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使“礼”成为生命状态得以表达的一种形式。对遵礼策略的考察,其实也就是对遵礼实践路径的解决,为遵礼的现实践履提供措施上的保障。遵礼体系最终所要归向的价值与意义,构成了对遵礼旨归的讨论。可以看出,“遵礼”系统内部的五个环节之间实现了有机的协调,这将有利于促进“遵礼”在从个体心性修养到社会风气转变再到国家政治治理的整个践履进程中逐渐展开。充分地显示出“遵礼”系统所具有的伦理价值。
  对船山“遵礼之道”的考察,实现了学术界现有研究船山礼学思想的视角转换,在“遵礼”的视阈中将礼的理论价值转化为动态的实践价值。对船山遵礼之道的探究,超越于以往的抽象思辨活动,从理论考察上升为一种实践智慧,从理智德性转化为实践德性,使哲学的探讨能够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传统对船山礼学思想的考察侧重于伦理的理论层面,遵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伦理实践的品格,从静态的考察提升为动态的实践运用。此外,重视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两个结合,即固有文献资料与文化诠释的结合,哲学形上的构思与道德形下的建构相结合,更加重视在道德建构视阈中的理解与解读。船山遵礼之道研究的展开,从理论层面上来讲,有助于开拓礼学思想研究的新转向,进一步发掘礼的独特价值,丰富并发展船山礼学的研究内涵,拓宽礼学研究的新视野。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可以避免现代社会只强调法制的预防与约束而忽略道德的引导与提升的缺陷与不足,为现代公民人格的塑造与形成提供一种传统的借鉴标准。同时还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方针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以挽救当代社会的道德滑坡与道德失范。
[硕士论文] 张鑫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姚配中为清嘉庆、道光时期易学家,著有《周易姚氏学》、《周易通论月令》和《易学阐元》。他继承乾嘉学派的致思理路与治学方法,在易学研究上,推崇汉儒学说,博采众家之长,注重考据训诂,讲求言出有据。其易学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接续前人有关“元”的思想,构建起了系统的《周易》“元”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易学象数学的阐发和经传解读,显示出据义理而用象数,由象数以求义理,义理与象数互相发明的解《易》理念。本文从以下方面对姚配中易学思想展开研究:
  绪言部分简要介绍了姚配中其人与其易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了学界对其易学思想研究的成果,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与意义,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部分介绍了姚配中的基本易学观点。首先,对于易之范畴,姚配中认为除《易》之书外,天地自然亦为易,而且是最先存在的易,《易》书为圣人效法天地自然之易而作,《易》既成书,君子便应参效卦爻象与卦爻辞,谋求与易道的契合。其次,关于《周易》作者,他认为画与爻的区别为圣人作《易》的分界线,伏羲作画,创制八卦并重为六十四卦;文王演画为爻,定卦名,系以卦爻辞;孔子作《易传》。再者,对于《周易》之称谓,他认为“周”为周流普遍之意,“易”字除了象征日月阴阳和凸显坎离两卦外,还兼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有天道之周流而后易道方显,故日“周易”。最后,对于《周易》的性质,他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同时圣人又寓道于卜筮,借卜筮而行教化。
  第二部分对“元”理论的构建加以阐释。“元”理论作为姚配中义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从三个方面展开构建。首先,姚配中认为“元”作为宇宙的本原与本体为合和之气,又可以太极称之。“元”分化为乾元与坤元,乾坤二元化生出阴阳二气,并主宰着阴阳二气流行变化,生成天地,交感为和合之气,化生万物。就“元”与乾坤二元的关系而言,乾元藏于坤元之中,即乾元合坤元为“元”。其次,他以数为中介将“元”与卦爻画联系起来,“元”为气之始,气的流行反映为数的变化,圣人观数之阴阳变化,作画演爻,七八为画,九六为爻,画变成爻,爻极则化,六十四卦卦爻画即为“元”气之流行,由此,“元”同卦爻画的生成关系得以说明。最后,姚配中透过区分“元”之未发与已发,对“元”在爻画中的位置作出说明,认为未发之“元”伏于初下即中宫,已发之“元”周流于六十四卦,其中,乾元又托位于五,坤元托位于二,乾坤二元统御全部阴阳爻朝向当位变化,卦终成既济。
  第三部分论述姚配中的易学象数学与解《易》方法。从形式上看,姚配中立足“元”理论中的宇宙论思想,从卦之所来、卦之当去及卦之实然状态三方面对卦爻画加以分析;从内容上看,他主之以象数,同时辅之以训诂和史事,揭示《周易》本旨,阐发思想内涵。他视之正、升降、互易均为化,通过“爻画变化”取得动态之象,又综合运用当位、失位、承、乘、据、应、互体、旁通和伏等体例分析爻位关系取得静态之象,由象以释辞。其采用的训诂方法表现出强烈的象数化倾向,一则是为辅助“元”理论,一则旨在通过文字的象数化弥合象辞之间的缝隙,对以象数解《易》的合法性作进一步说明。在以史解《易》方面,姚配中通过征引史事和古代礼仪制度对象和辞作出解释,使得抽象的易理形象化。
  第四部分论述了姚配中易学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受时代影响,姚配中在其易学中表现出相当程度欲匡扶人心、拯颓救弊的经世思想。在个体追求上,通过借爻画当位、失位和卦成既济作比,他认为人性虽有善恶之分,但在性之上更有至正与至善之命,每个人都应当自觉接受礼乐的教化,化欲为情,变恶为善,以正自身之性,最终复归本然之命。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上,他主张君主应当效法乾元,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修养德行,选拔贤臣;太宰则应效法坤元顺承乾元,安守本分,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采取礼教为主,刑罚为辅的方式管理百姓。
  结语部分对姚配中易学思想进行总结,论述了姚配中易学的贡献,对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评价。
[硕士论文] 商雏清
法律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代处于中国帝制时代末期,专制制度在皇权空前强化背景映衬下愈发显得日暮途穷,传统中国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及其衍生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设定受到新要素的冲击。空前强化的皇权制度伴随着时代进程愈发无力,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强烈冲击了儒家传统观念,促进了新兴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存在变化催生了反抗专制、背离传统的启蒙思想萌芽。这缓慢而无声的变化正昭示了明代在传统体制中迸发新要素的特点和其作为过渡阶段的重要价值。
  本文将以丘濬和黄宗羲法思想比较为切入点,理清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尝试分析其原因,在理论高度运用现代法学范式对丘濬与黄宗羲法思想的异同解析。
  正文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二人生平及其主要著作情况。第二部分将从二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时代背景主要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方面内容,并从二人因经济发展程度相近所带来的相似性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具体分析二人思想差异性。第三部分讲述二人法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则。丘濬法思想基础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礼制等级思想、“德礼政刑,本末兼该”的理论和“义利并重”思想。黄宗羲以人性恶的设定、公私分明的观念以及工商皆本的思想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原则。第四部分将列出二人限制专制权力的法思想,从中分析出从丘濬维护正统到黄宗羲怀疑、揭露、批判专制君主为核心的专制制度,这种转变正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在猛烈批判专制统治时,黄宗羲表现出了试图将政治与伦理进行分离的倾向,从而使其思想与丘濬的传统儒学政治伦理不分的思想相区别。第五部分列举了二人对人治法治观点,从丘濬兼顾人法和黄宗羲法在人先的不同态度归纳二人对人治法治关系的认识差异。第六部分丘濬黄宗羲的法思想是对当时时代法律问题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他们二人的法思想从性质上说仍然是传统儒家法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组成要素也没有脱离儒家传统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其思想一直未得到统治阶级的真正重视,沦为士大夫文人的纸上谈兵。
[硕士论文] 李政勋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其学术思想历来为人重视。黄宗羲的易学思想是他经学思想的关键部分,深入认识其易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黄宗羲的整个学术体系。本文是对黄宗羲易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引言简要介绍了黄宗羲的生平事迹,古今学者对其易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以及笔者现阶段对其易学思想进行研究的意义。
  第一章内容是总论,主要阐述了笔者对黄宗羲易学思想逻辑演进的总判断,之后三章为分论,将以总论提出的线索进行展开论述。笔者认为:黄宗羲易学思想以《易学象数论》作为核心线索,以“批判——建立——继承”的逻辑体系作为阐述理路。
  第二章内容开始为分论,首先论述了黄宗羲以“义理为主”的治易立场和“去道改术”的批判理路,他站在义理派的立场上批判了汉宋象数易学体例。黄宗羲去除了道教杂入儒家《易经》体系的“河洛先天”之说,改造了汉儒治易倾向术数的“淫瞽方技”之说,确立了自身儒家义理派的治学脉络。
  第三章,黄宗羲又以“人事为主”的义理观和“事融理象”的建立理路,建立起了自身的易学体系。他否定了程颐等传统义理派使用抽象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天理”治易的方法,而代之以自己所主张使用具体的、历史的、经世致用的“人事”治易的方法,他以“人事为主”的“义理”取代了程颐等人“天理为主”的“义理”。黄宗羲在“人事为主”义理观的基础上,用“人事”调合了传统“义理”和“象数”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融合“义理”和“象数”的目的,“事融理象”成为他建立自身易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四章,黄宗羲以“崇尚天道”的人事观和“唯物科学”的继承理路,继承了诸多如“太玄”等与《易经》相关的仿易体系。黄宗羲本人喜爱天文律历等“天道”之学,在应用具体的“人事”注易时,黄宗羲倾向于“天道”之学对“人事”的启发作用,因此黄宗羲对那些与“天道”之学牵扯甚深的仿易体系便有一种继承的思想。黄宗羲虽然决定继承这些仿易体系,但是他自身“义理为主”的治易观和“人事为主”的义理观决定了他对仿易体系的继承不可能是唯心的、神秘化的,于是“唯物科学”的继承态度就成了他对待这些仿易体系的内在理路。
  第五章内容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反思。笔者认为:黄宗羲整个的易学思想具有内在逻辑性,在一系列批判、建立、继承的过程中,黄宗羲确立了他易学思想的历史定位。“义理为主”确立黄宗羲易学思想属于儒家宋代义理派的思想定位,“人事为主”更进一步,确立了黄宗羲易学思想属于宋代义理派中气学派的思想定位,“崇尚天道”则最终确立了黄宗羲属于气学派中善言天文律历等“天道”之学的思想定位。依据此历史定位,我们看到黄宗羲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治易理路,又发展创新了自身独特的易学体系。他切近于“人事”的易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其师刘蕺山“离气无所为理”的理气思想,另一方面又为后世探讨汉宋象数易学源流以及使用具体事物注易等关键问题上开启了新风。当然,黄宗羲的易学体系亦有缺憾。他过于切近“人事”的思想虽然让《易经》重新回归民用,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轻视了对传统抽象理论的思维概括,对事物之间共通道理的阐述稍显不足。
[硕士论文] 李丹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之际,政权更迭,社会动乱,残酷的现实让生命的光泽黯然失色。身处这一时代中的船山,因其自身的深刻经历,对生命有了深刻体悟,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生命观。
  学术界关于船山生命观的研究,主要从“性命之源”、“物理人事之变”、“得失吉凶之故”等角度展开。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船山生命观提供了前期研究基础,值得肯定。但学术界关于船山生命观之生命生成、生命流变以及生命归宿三个层面,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研究的缺憾,为我们深入研究船山生命观提供了契机。
  研究船山之生命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这项研究可以为开创新的学科建设提供一种思考方向;从实践层面上来说,对船山生命观的研究,有助于大家珍视生命,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我们将采用文献法、比较法、文献诠释等基本方法,将船山生命观逻辑地展开为生命生成、生命流变和生命归宿三个层次。
  “生命生成”主要探讨生命的起源,将“气”作为生命之性命之源,认为生命的本原在“气”。“气”自身内部即涵有阴阳二气,二气交感而生“变”,“气”之理因“气”之变而得以显发。在“气化”的整个过程中,人因为禀承了“清气”,所以能继天之善,进一步成为万物中的灵秀者。
  紧承“生命生成”的是“生命发展”,“生命发展”在生命的流变中展开。生命的流变即生命的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命流变的整个过程,也就是“气化”的过程。易言之,“气”本身不是静止不动,是生生不息的,“气”的生生不息就是“气化”;那么由“气”所产生的生命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同样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就是“生命流变”。
  船山主张理在气中,所以他同样认为,“气”在形成生命的同时,也将“理”赋予了其中;生命流变的过程,就不仅仅只是“气化”,同时也是“理”在起作用。就人而言,“理”就是“性”。人之所以不同于或者高于万物,就在于人对“性理”的自觉把握,这一自觉把握的过程就是人不断向善的过程。即是说,人有仁义之性,人有向善、求善之心。对于善的不断把握就形成了“生命归宿”,终是形气离叛,散而全归太虚。太虚之气自足自化,气始终恒一,并无增减。所以,人之形气离散,只是复归太虚,而不是消散归于虚无。因为气散归太虚,气始终是一气,随着气的屈伸变化,气永不停息地生化着生命。
[博士论文] 黄亮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思想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探讨。本文主要探讨曾国藩的哲学思想、学术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
  在哲学思想方面,本文主要探讨了曾国藩的天命人事观与知行观。曾国藩虽然宣扬“畏天知命”,但他更注重的是人事、人力;曾国藩的知行观是以重行为特色的。
  在学术思想方面,曾国藩以宋学为宗,不固守程朱,而是主张调和汉宋、兼采各家之所长。曾国藩的学问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这种重在经世的学风对后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伦理思想方面,曾国藩意图通过整顿封建道德挽救统治危。为此,他大力提倡忠、勤、恕、诚等诸德,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
  在政治思想方面,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两手并用,一面鼓吹礼治,一面采用法家思想进行铁腕镇压,后一手是主要的;在对外政策方面,曾国藩经过反复权衡,主张妥协退让,以求“中外相安”;为了实现国家的“自强”,曾国藩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在政治上取得的事功与其对人才的重视密切相关,他在人才的选用、管理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曾国藩的思想总体上呈现出兼容性、开放性和落后性等特征。正是由于曾国藩思想的兼容性和开放性,曾国藩实现了中国传统封建士大夫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
  不可否认的是,曾国藩的思想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与落后性。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曾国藩思想的确比较开放、进步,但这种开放与进步是有限度的。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曾国藩始终是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为宗旨的。因此,曾国藩的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保守性、落后性,甚至有愚昧、糟粕的成分在内。虽然如此,曾国藩思想仍然具有超越时代与阶级的有益成分在内,曾国藩对忠、勤、恕、诚等传统诸道德的阐释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总之,曾国藩思想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对其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博士论文] 夏亚平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整个宋明新儒学根本思路就在于为现实人文世界的伦理道德并其产生的政治、历史文明找寻到宇宙本体论上的终极依据,以与具有精密庞大的宇宙本体论体系的佛、道思潮相抗衡。船山同样秉持该思路,力图为儒家之人伦道德建立起宇宙本体论上的依据。船山通过对于《周易》尤其是《易传》的诠释,把“道”这个概念诠释成为了具有宇宙终极本体意义的概念。“道”就是“太极”,由阴阳二气组成,组成道的阴阳二气并非相互隔绝,而是相互作用,絪缊摩荡,在这个过程中“成万物而起万事”,因此,宇宙万物实际上是“道”(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道”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因此具有生生之德。因为阴阳二气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所以“道”是理气混沦的本体,理在气中,不存在一个虚托独立的理。船山常以“天”、“道”并称,以“天道”来指代作为宇宙最高本体的“道”,因此船山这种以“道”为最高本体的本体论可以称之为“天道本体论”。
  “天道”是如何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历史文明所贯通的呢?换而言之,“天道”与人是如何交汇的?我们由此考察了船山“性”的概念,并由此引出了船山的心性修养论。船山认为,“天道”与人交汇的枢纽就是“性”。性是“天人授受之总名”,在天为道,人受之则为性。当“天道”生化人之时,人得天之道以为性。人性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人性是“继善成性”,继承大全之“道”中之恰到好处的一份理气所凝结而成的,人性中这个“恰到好处”的理就是所谓的“仁义礼智”。人性必须不断发展扩充,否则就意味着性命的终结,因此性是日生日成的。人性要不断发展扩充,就必须要不断吸取外界之理气,与外界人物发生理气的交换,这就是所谓“同异攻取”,这个同异攻取动作的倾向与趋势就是情。人性固然需要情驱动才方能得到发展扩充,然而情可能为物所引,离开性中之道德规范独自行动,导致恶的产生。人与万物一样,同样是天道之理气所生成,因此人与万物是相通的,人性与外界人物必然发生感应,人性一旦与外界人、物相感,则产生知觉灵明(情),发用流行而为心,心因此既函有性,又函有情,修养的关键就在于修心,用心来觉察情是否符合性中之道德规范,并纠正之。
  船山的心性修养论实为一“道——性——心”的三层架构。船山通过此一结构,纵向打通了“天道”本体与人类心性修养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其“内圣学”体系。儒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整个“内圣学”的结构还必须“明体达用”,展开为“外王学”领域的人类政治、历史之学,这也意味着船山的政治论与历史论是从这个“道——性——心”的三层结构引申而出的。
  根据“道——性——心”的三层结构,“道”的本体是无心的,而人则有心。也就是说,“天道”的意志必须通过人的意志来表达,因为人是天地之心。人民的共同意愿,就反映了“天道”生化之道。然而,把民意看成是天意,还必须谨慎鉴别。在船山的心性修养论中,情是既可以为功,又可以为罪的,其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性”中仁义礼智之理。这一点反映到政治论中,也就意味着所谓民意民情,既有可能符合“性”的标准,反映了天道化生之公,又有可能违背“性”的标准只是“民之私”。而“君”的出现,则是要代表这个人民的公意,也就是代替“天道”来治理人民,“臣”则是分担“君”的治理任务。君主的行为要受到天的限制;而臣要奉君为尊,自然受到君的限制;人民则要受到臣的限制。而又因为民意实际上代表了天意。所以君主实际上要受到民意的限制。这其实是一种“天(民)——君——臣——民”的“环相为治”的模式。这种“环相为治”的模式保证了权力谱系的每一级在出现错误时都会得到有效地指正。民意代表着天意,因此,“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所谓的公欲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私欲的基础之上,公欲就是天下之公理。若是人人都能够得其私,每一个人的私欲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都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是天下之大公。此为船山王道政治论的基本思路。
  船山的历史论同样从其“道——性——心”的“内圣学”结构引申而出。天道生化人,人有心有为: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道”进行改造,运用聪明睿知对“天道”进行统合敦化,崇德广业。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不断地把“天道”转化为“人道”的过程。然而,推动人类改造天道的动力,也就是历史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情”。根据船山的心性修养论,情是既可以为功,也可以为罪的,判断的标准在于“性”。人类之所以有独特的历史文明,乃在于人性之独。因为人是“继善成性”,继承了天道中恰到好处的一份理气而生,因此,人性中先天含有“仁义礼智”之理,这是人禽之所以有别的关键所在。当推动历史的情欲的合力符合人性中“仁义礼智”之理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处于“治”的时候;反过来,若推动历史的情欲的合力违背了人性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处于“乱”的时候。当推动历史的动力——情符合人性的标准,那就是“以夏变夷”,反之,就是“以夷变夏”,因此,在船山这里,夷夏之辨就是人禽之辨,这也是船山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夷夏之辨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整个船山哲学体系以“道”为终极本体依据,并通过性的中介作用,为属于人类所特有的修养论体系寻找到了天道本体的终极依据,建立起其“内圣学”体系,并且将此“内圣学”体系十字打开,展开为“外王学”的政治论、历史论体系。因此我们把整个船山哲学体系称之为“道”学体系,“内圣外王相通”与“道兼体用”是其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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